从新自由主义到后自由市场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张  猛 张  扬 张  敏

一、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已经十余年，世界政治与经济没有像前几次危机之后那样快速回稳，反而出现诸多矛盾向纵深发展的趋势。从2011年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城市运动，到2018年底由法国蔓延到多个西欧国家的“黄马甲”大骚乱，以及2019年3月发生的令人震惊的新西兰种族主义枪击案，曾经长期保持稳定的发达国家正面临社会局势加速恶化的严峻形势。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仍在酝酿，欧洲正经历英国脱欧与欧盟内部分化、多国右翼党派崛起、快速伊斯兰化等考验。在大西洋对岸，美国不再以“自由贸易秩序维护者”自居，开始实施“美国优先”的行动纲领。美国政府不断打破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秩序体系，退出了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协定》、《中导条约》在内的重要国际合作机制，颠覆了美国苦心经营的国际形象。美国国内的政治分裂也日趋表面化，政府关门的时间刷新历史纪录。美国与欧盟等多个重要贸易伙伴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经贸纠纷，并上升到政治博弈层面，美国和中国长期以来的分工合作关系遭受挑战，世界秩序的根基正在被动摇。

当前世界出现的种种问题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密不可分，同时也和美国作为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政策突然转向有直接联系。新自由主义在观念上虽然已被扬弃，但既成体系依然发挥主导作用，长期积累的矛盾难以得到缓和。美国正系统修改由美国自己长期确立的国际合作体系和准则，加剧了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演化更替，必然引起世界格局的深刻变迁。本文将重点探讨新自由主义陷入“超卖”与美国资本主义步入后自由市场阶段的历史演进、现状发展，为当前的全球变革提供背景性分析。

二、新自由主义“超卖”的形成

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人类的社会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演进更迭，即便是在同一种社会制度内，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已经发生了多次深刻变革：从生产方式和技术上看，资本主义经历了工场手工业、以蒸汽机的应用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气时代为背景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以信息技术为主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从资本及其组织形式看，经历了自由竞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等不同形态；而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看，则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个阶段。每次新体系的引入都在一定时间内为资本主义带来了活力，但终究无法消除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随着矛盾的积累，必然再次出现无法解决的系统危机。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美国爆发历史上堪比1929年大危机的金融海啸之后，全球新自由主义进入尾声，即便是在西方国家主流学界，公开宣称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也已经极为罕见，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更是断言新自由主义已经终结。但新自由主义并没有终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家更为准确地提出当前处于新自由主义“超卖”(oversold)阶段。[1]由于IMF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被认为是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工具，所以IMF学者的观点引起了较大的关注。

（一）资本主义的演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建立

马克思在19世纪就已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单个资本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必然对工人实施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工人缺乏消费能力，反过来会阻碍资本的积累，造成“一方面是失业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失业的工人人口”。[2]1929年的大危机成为古典自由主义终结的导火索，一方面工厂需求不足、存货堆积，只能解散工人、停止生产；另一方面，由于工人普遍失业，社会整体上丧失了购买能力，加剧了产品过剩。两方面因素同时出现，使这次危机无法自我修复。古典自由主义奠基性原理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被事实证伪。显然，过度压榨工人阶级造成社会消费能力不足，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二战后垄断资本的实力增强，资产阶级认识到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的问题，从大资本和国家两个方面对旧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进行了改造。福特汽车率先实施了“一天五美元”政策，大幅提升了工人的工资，让普通工人也能购买他们生产出的更为昂贵的产品，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业升级；同时，倡导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经济理论，政府支出有效地弥补了“有效需求不足”缺口。资本主义再次迎来了黄金期，推动了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催生出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以至于“无产阶级”这一名词的含义也变得模糊。随着政府建设的饱和、债务的上升、工会力量的日益强大、发展中国家实施工业化政策、海外市场分割、资本的回报率降低，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潜力释放殆尽，“滞胀”成为这一阶段的新名词，发达国家的生产过剩无处纾解。

为回应本国大资本的需求，英美两国率先导入了新自由主义制度，美国在建立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方面起到主导作用。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复杂、模糊的概念，[3]新自由主义一般被认为是一套经济理论，“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是其简明的政策诉求。新自由主义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但全球化只是新自由主义为垄断资本营造赢者通吃环境的副产品，真实目的是为资本创造更大的舞台；新自由主义还是一套社会管理机制，正如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资深教授劳伦斯·布施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采用了一整套强力的手段（以一套指标体系引导资源配置），把控制延伸到非经济部门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改造着整个社会的各个行业，以至于像大学这样的公共机构已经严重偏离了既有责任。[4]与新自由主义者声称的相反，新自由主义是事实上的反市场主义——发达国家的政府与企业实现了一体化，虽然打着市场旗号，政策实际上是帮助大资本压制小资本、富国抑制穷国。[5]

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次重大演化。此前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是生产性积累。新自由主义制度下，资本增殖的方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生产性积累框架下，工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资本通过雇佣工人创造剩余价值实现增殖。[6]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增殖方式更加复杂、高效：一方面，通过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构建了全球生产网络，结合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大资本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主导全球财富乃至权力的再分配，生产越来越转向发展中国家，而利润则流向发达国家。[7]另一方面，通过对各种资产的货币化、资本化、证券化，金融资本实现了对产业的控制，并建立了更加高效的资本增殖方式：之前生产一件衬衣利润如果是2元的话，至少需要生产5000万件衬衣才能获得1亿元的资本增殖，而现在通过对土地、矿产、企业股份的资本化运作，在资本市场和金融创新的推动下，能够更快地获得更多的资本增殖，典型例子如特斯拉(Tesla)和亚马逊(Amazon.com)，新的估值方法让其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把市值做到数千亿美元。新自由主义下，发达国家的大资本可以很大程度上不依赖本国工人劳动和消费也能做到资本的增殖。资本看中的不再是人，而是地下的资源，资本在全世界配置资源并将之资本化，对土地上的人则实施“驱逐”。[8]

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任务是为资本增殖服务，新自由主义服务于大资本，通过构建金融霸权使掠夺性积累在市场制度的外衣下死灰复燃，还原了罗莎·卢森堡发现的资本主义历史上两种积累模式（即生产性积累和殖民掠夺），[9]因此新自由主义也被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具有“新帝国主义”色彩。[10]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掠夺性积累与生产性积累协同，强化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新自由主义推广的整个过程中，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实现有效增长，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二）新自由主义“超卖”的成因

“超卖”是一种主流思想已经失去了多数人的认同，不再具备合法性基础，但尚未有新的思想取得主流地位，以致既有的体系依然被沿用、固有的利益格局依旧被维持的状态。“超卖”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超期服役，即尚未出现能够取得广泛认同的新思想获得主导地位；二是具有影响力的既得利益者通过各种手段对原有模式进行修补和强化。“超卖”阶段是一个不稳定的阶段，各种新的解决思路和政策将不断交锋，对世界经济产生相应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陷入“超卖”有几个重要的原因。首先，新自由主义无法根治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所谓带来经济增长只是其赢得支配地位的政治口号，无法兑现。[11]IMF的研究指出，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人们针对新自由主义的作用，已经得出三个共识性结论：一是从广泛的国家看，新自由主义难以带来更大的经济增长；二是分配不平等是新自由主义的必然产物；三是不平等问题还伤害了经济增长水平和可持续性，而经济增长恰好是新自由主义所声称的单一目标。[12]包括阿根廷、俄罗斯、土耳其、希腊、埃及等众多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曾因导入新自由主义使经济和社会遭遇重创，[13]很多国家至今未能恢复。发达国家也未能幸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伴生，2018年年底“黄马甲”运动的导火索正是法国推行了“过时的新自由主义议程”。[14]

第二，新自由主义长期运转下，资本过剩取代生产过剩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源头。新自由主义刚刚导入的阶段，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实物黄金脱钩，信用货币在全球取代商品货币，美元成为主导世界贸易的主流货币形式。[15]与此同时，大量金融工具被创造出来，使各种资产货币化，金融霸权牢牢掌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手中，资本通过金融手段实现自身积累的条件具备了。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反映了新自由主义金融安排的性质与目的——不具备购房能力的居民，被金融“垫高”带入房地产市场，随即债务被打包成金融产品来容纳涌入金融业的过剩资本——开发次级债抵押贷款的重点“并不是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而是为了满足投资者对资产支持证券的需求”。[16]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说明这一资本增殖模式已经饱和。全球经济畅销书《灰犀牛》指出，金融危机是当前看得到却无法防范的两大威胁之一（另一威胁是全球变暖）。

第三，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已经崩塌。一方面，要素的流动过快，原有社会秩序没有足够的时间调整适应。各类移民限制减少，文明冲突在发达国家内部逐步形成激化的趋势。另一方面，贫富分化造成社会矛盾一触即发。新自由主义未能带来真正的经济增长，却能快速造成国内阶层间和国家间的两极分化，终结凯恩斯主义时期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回到大危机之前的贫富分化格局。[17]事实也如此。2015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的社会总财富超过社会财富总量的50%，与1929年大危机前夜一致，而在凯恩斯主义末期的1976年，这一数字仅为24%。[18]特朗普的最大支持力量是部分美国底层民众。美国未受大学教育的群体是收入下降最快的群体，他们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的“输家”。这些结构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将动摇资本主义政权的统治根基。

新自由主义进入“超卖”阶段对世界影响巨大。在经济上，金融风险加大，世界经济的增长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可持续；在社会上，贫富分化严重，以劳动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普通民众生活恶化，维持社会繁荣稳定的中产阶级数量快速下降，发达国家的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创下新纪录，目前已经突破3亿；[19]在政治上，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与西方形式上的民主制度结合，通过互联网等新型媒体的传导，民粹主义盛行成为必然。从历史和现实经验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通过一系列手段把本国矛盾输出转嫁，[20]给世界秩序带来负面影响；同时，不同国家和群体也会为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做出种种努力与既得利益集团斗争，成为改造世界格局的力量。

三、美国后自由市场的形成

美国是新自由主义全球滥觞的倡导者、最大的推动者和最大的获益者，同时，新自由主义政策对美国自身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凯恩斯主义时期，经济运转主要以国家为单位，这种模式下的增长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普遍达到饱和。此后的新自由主义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美国成为维系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国。美国在贸易上的系统性逆差和金融领域的美元强势地位，使世界经济一定程度上对美国产生依赖，有利于美国资本的输出。美国在科技领域建立了条件苛刻的知识产权壁垒，保护了美国的长期垄断优势。美国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获得丰厚的利润，在各主要产业取得优势地位，对国内市场的中小型企业形成挤出效应，美国市场环境发生深刻改变，进入了后自由市场阶段。美国政府既要为垄断资本提供制度环境，维护其长期垄断优势，确保美国的国际霸权地位，同时也要应对国内的两极分化和政治分裂、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一）美国形成后自由市场的基础条件

资本主义的发展存在内在的、无法克服的不平衡性。马克思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21]】

历史上，生产过剩曾导致资本主义大危机和随后的大规模战争。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放弃凯恩斯主义导入新自由主义，到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较长时间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能够维持发展，暂时摆脱了资本主义不平衡性的困扰，没有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对此美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通过印发美元、扩大贸易赤字、信贷消费等方式吸收了很大一部分世界经济不均衡。当别国发生经济危机时，美元是最佳的避险货币；而当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随即出现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体现了世界经济与美国的联系及对美国的依赖。美国保持贸易赤字是维系全球市场相对均衡发展的重要条件，美国因此也获得了铸币红利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国的逆差是系统性逆差，体现的是美国与世界经济的特殊关系，与具体哪个国家获得了顺差无关。纵观整个新自由主义阶段，美国一直采用逆差政策(如图1所示)。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期间构建的金融核心加固了沃勒斯坦所描述的世界体系，强化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22]美国企业背靠美国市场和美元，在国际市场中独具优势。

图1美国系统性逆差与新自由主义发展同步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在新自由主义盛行之前，美国一直漠视知识产权，甚至直到1980年才有了正式认定的知识产权审理程序。[23]伴随新自由主义转向的是知识产权制度转向：从对发明者的利益激励，快速转化为保护美国跨国公司竞争力的工具。[24]1988年，美国通过《贸易与综合竞争法》首次把贸易与本国知识产权挂钩，1989年出台的《特别301报告》允许美国根据贸易伙伴的知识产权保护情况实施单边制裁政策。借助世贸组织1994年通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使知识产权保护成为世界通用法律，知识产权成为维护美国技术产业商业优势的武器。知识产权壁垒的建立是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再度强盛的理由之一。[25]正如在医疗领域，药物的专利保护影响人们获得药物一样，苛刻的知识产权壁垒限制了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复杂的专利丛林给新技术普及和新产品开发带来高昂的成本。现行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非无差别地保护知识，而是一套针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特点制定的经济保护体系，这套体系使一般发展中国家再也不能按照美国的历史经验实现自身的发展。[26]

推行新自由主义使美国的地位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便于美国资本进入全球各个彼此之间相对封闭的市场，配置资源，获取利益。使用制度手段有效保护自身的竞争力，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学习和跟随性创新，利用多重优势消灭潜在竞争者，是美国能够长期保持并拉大优势的关键，这些条件为美国进入寻租驱动的后自由市场阶段奠定了基础。

（二）美国后自由市场阶段的主要表现

纽约大学客座教授、世界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詹姆斯·诺尔特(James Nolt)指出，美国现在所处的后自由市场阶段呈现明显的反竞争特点，美国的后自由市场的核心特征是垄断方式的演化升级：在国内市场，越来越庞大的垄断资本学会了如何利用垄断优势扼杀本土初创企业；在全球市场，美国的领先行业基于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强制建立起唯利润导向的商业模式，把生产环节外包给海外企业，通过高价产品获得收益，开发出了后工业租借主义的新形式。[27]

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竞争必然走向垄断的一般规律。美国硅谷企业家、《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从实践中也发现“竞争和资本主义是对立的”。[28]美国的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阶段，不仅对市场和资源的垄断大幅增强，对创新活动也实现了“创意垄断”。[29]美国科技巨头已经掌握了利用垄断优势合法地抑制竞争的方法，最近十年来几乎再也没有新的、非常有影响的技术公司在美国出现。一方面，大型公司凭借资金优势收购初创科技企业，掌控新技术和新市场，如脸谱公司(Facebook)于2012和2014年分别收购照片分享移动社交软件Instagram和移动即时通讯软件Whatsapp，谷歌(Google)于2005和2006年分别收购名为An-droid的移动网络软件公司和Youtube网络视频公司，亚马逊于2009和2010年分别收购鞋类电商Zappos和婴儿护理专业网站Diapers.com的母公司Quidsi；另一方面，对不接受收购的公司，直接采用复制商业模式的方式，在自身优势平台的帮助下打垮潜在的竞争对手，如照片分享移动社交Snap公司拒绝脸谱以30亿美元收购之后，脸谱收购了功能相近的Instagram之后，在脸谱平台的帮助下，6个月内其用户人数超过Snap。消费评论公司Yelp拒绝了谷歌的收购要约后，谷歌创办了类似的Stoppleman，利用谷歌的搜索平台优势，让Yelp难以获得新客户——处于后自由市场阶段的美国已经不再具备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创业条件。[30]

美国政府与美国大资本关系异常复杂密切。美国政府为垄断组织承担了研发成本和风险，而且事实上美国的法律制度对垄断行为相当宽容。以半导体行业为例，美国除了提供巨额研发资助之外，还促进产业联盟、企业合并获取垄断优势。硅谷的体制实际上是一种长于开发、短于研究的体制，而美国政府才是硅谷最大的风险投资者和最有力的战略设计者。[31]从英特尔芯片到苹果手机，再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猎鹰系列火箭，核心技术都来自于美国政府控制的机构。美国对于反垄断的认定标准不断改变，越发有利于维护垄断组织的利益。1982年、1984年修改的《横向合并指南》不再强调市场集中度，内在的经济学思想也从哈佛学派过渡到芝加哥学派。[32]

后自由市场所描述的是美国整体市场环境，不只针对高科技产业。美国的初创企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农场处境艰难。1980年，成立5年之内的创业公司占美国公司总数的12%左右，美国金融危机爆发10年后，这个比例下降到不足8%。[33]随着产业外迁，居民收入相对下降，服务本土市场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更难以健康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家庭农场的处境不断恶化，尽管美国对农业实施巨额补贴，但这些资金主要支持大型垄断企业和大农场，中小型农场受到产品价格下降、贷款利率上升等问题的困扰，美国农业人口自杀率大幅超过其他产业。[34]

美国进入后自由市场阶段有利于大资本，但对于资产阶级整体而言，利益分配并不均衡。在美国金融危机期间，政府的巨额救助和税务减免均惠及垄断资本。偏袒政策增加了社会张力，在2009-2011年的初始恢复期，收入最高的7%顶级富豪家庭平均净资产增长了28%，而其余93%的人财富下跌了4%。[35]

四、当代资本主义演化背景下的国际变革

资本主义在其两百多年的历史中不断演化更新。事实上，马克思所在那个时代的野蛮资本主义、旧殖民主义已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灭亡了。资本主义不断创造新的模式和思想来应对一次次危机，暂时性延续了和客观上丰富了资本主义，并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尽管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从未被根本消除。当前新自由主义进入了其生命周期的尾声，美国的经济体系也悄然发生了质的变化，给全球化发展前景带来了不确定性。制度和环境发生变化会制造赢家和输家，引起各利益攸关方的多重博弈，加上中国崛起等因素，未来的世界格局势必发生重大变化。可以预见通过构建超级新自由主义、推销逆全球化规则、发起贸易冲突以强化美国和发达国家狭隘利益的举措将给世界经济秩序带来冲击，而中国等新兴大国致力于探索人类未来发展路径，将成为不断推进全球变革的新力量。

（一）从新自由主义“超卖”到全球市场的分化

国际上新自由主义的利益格局依然存在，美国在现有体系内的超然地位仍旧维持，“超卖”虽然处于生命周期的末端，但生命力依然顽固，因此这一阶段在时间上未必短暂，对全球经济影响较大。正如否定之否定规律所揭示的那样，在西方国家主导下，新自由主义在初期推进了全球化的大发展，而在新自由主义“超卖”阶段引发的反而是西方逆全球化连锁反应。发达国家着力修补新自由主义体系的破损，甚至在局部构建更高级别的新自由主义秩序，以谋求利益的延续。本着这一目的，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合作在加强，以重塑金融核心地位和金融秩序，一系列具有更强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国际合作措施被陆续推出。加强版的新自由主义不是推进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导致全球市场的分化、割裂，甚至对峙。

西方国家金融霸权得以巩固和加强。美元为基础建立的世界金融资本秩序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西方国家从次贷危机中吸取了教训，在量化宽松接近尾声之际，于2013年签订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六方货币互换协定，包括美国、日本、英国、欧盟、瑞士、加拿大。货币互换协议规定其中任何一方出现资本短缺时，都可以用其他五方的货币来补齐，利率采用未发生资本短缺国的利率。该互换协议是对原有金融资本制度的改进，一方面强化了西方国家的金融稳定性，调整重构了世界体系的金融核心；另一方面把其他国家置于半边缘、边缘的位置，孤立和抑制中国、俄罗斯等独立于这套体系、能用本币实施资本化的国家。[36]

全球贸易规则正在发生改变，全球市场被分割。2017年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但美国进一步推动新自由主义深入发展的方向更为明确，2018年10月1日《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exico-Canada Agreement，USMCA)代替了运行2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其中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超过TPP，新增非市场经济国家自由贸易协定条款(第32.10条)，实质上是要求墨西哥和加拿大在与中国等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谈判之前先取得美国同意。[37]今后如果以USMCA为基础开展与其他国家自由贸易谈判，就能迫使相关国家必须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在日本和澳大利亚主导下，11国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欧盟与日本在2018年7月也迅速签订了经济合作协议，涉及99%的双边贸易。这些贸易协议均未包括中国、俄罗斯等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全球市场将在不同规则下运转，而原本具有基础意义的WTO等国际组织地位将相对下降。

需要指出，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积极推动签署上述贸易协议，是为了在划定区域内建立有利于本国资本的空间，锁定资源与市场。事实上，发达经济体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推手。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统计，二十国集团(G20)中8个发达国家(即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从2009年到2018年10年间，总计实施5310项贸易保护措施，同期G20中的11个新兴经济体(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总计实施了4766项，发达国家平均数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多230项，美国和德国发动的贸易保护和反制措施总数大于金砖五国的总和。[38]

（二）“美国优先”与全球经贸冲突

美国资本在单向有利的条件下从世界市场获取垄断利益，并把可外包的产业向海外转移，然而新增部门难以弥补工作缺口；[39]原本能吸收大量劳动力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受到国内大资本的压制处境艰难，造成大量普通民众难以获得充足、体面的工作机会，创业机会匮乏，中小城市和旧工业区凋敝。后自由市场阶段的美国社会积累了巨大的矛盾，政治上也出现了分裂的迹象。美国在这一阶段发起了更为频繁猛烈的贸易摩擦，一方面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和转嫁成本，另一方面是为了长久维护美国资本的国际垄断权力与利益。美国的这一整套做法系统容纳于特朗普总统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框架内，某种程度上迎合了美国社会的需要。“美国优先”通过贸易保护和税务补贴手段，促进制造业回流，本质上是过时的、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的翻版，难以产生实际效果；“美国优先”还蕴含着政治化的经济冲突理念，将破坏世界经济秩序。“美国优先”是美国后自由市场阶段的政策工具。“美国优先”不仅是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政策，对世界产业布局、利益分配结构也有潜在的重大影响。全球生产网络已经建立，商品制造过程被分解为分散的环节，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区位进行生产，形成众多国家/地区参与的国际分工体系。美国跨国公司是国际分工体系中最重要的组织者和最大受益者。美国国内经济增长速度只有2%—3%的水平，但美国大型公司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此，[40]是因为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配合跨国公司在全球经营获利。[41]新进口替代政策不仅会因为违背比较优势难以建立自生能力，而且本身就与美国更深层的利益相抵触。

“美国优先”是一种舍本逐末的政策，选择性忽视了美国国内问题的本质，因此也无法化解美国社会的激烈矛盾。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发展基本稳健，以不变价格计算，2018年美国GDP和人均GDP分别是1980年的2.75倍和1.9倍，但劳动者中位数收入基本没有显著变化。[42]2018年美国人均GNI高达6.25万美元，[43]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联合国相关调查显示，美国的贫困率和社会不平等程度非常高，每8个美国人约有1个生活贫困，贫困人口中一半是赤贫。[44]另外，美国的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都显示美国社会存在巨大的财富与机遇不平等。[45]美国的社会矛盾是严重的分配不公造成的，而不是表面上的制造业比例下滑。如图2所示，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经济发展的成果被最富有的人独占，后自由市场高度垄断固化了这一格局。美国财富分配如果能合理调整，会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市场需求和社会活力。

“美国优先”对于本应平等的国际社会而言意味着矛盾和对抗，加剧了经济强国之间的激烈竞争，美国维护经济霸权的意图明显。随着信息技术、新型制造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制造业效率已经达到空前的高度，现有几大工业国（如美国、中国、日本、德国、韩国、英国、法国等）凭借各自的优势，几乎包揽了世界主要制成品生产。美国制造业难以增加竞争优势，美国政府只能通过非常规手段改变竞争局面。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先后对钢、铝、汽车等进口产品实施调查和保护，和欧盟、中国等重要国家和地区发生贸易纠纷，其中，中美贸易战尤为引人注目。在后自由市场阶段，美国社会和垄断资本的利益与全球发展之间存在明显冲突，贸易争端仍将频繁发生。

图2美国收入前1%和后50%成人收入份额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世界不平等报告2018》，wir2018.wid.world。

二战以后，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一直大幅领先其他国家。20世纪80年代，日本曾在经济总量上达到美国的60%，触发了国际政治学中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美国以贸易逆差为借口，通过贸易战和汇率武器，使日本经济从90年代开始一蹶不振。[46]但今天的中国与当时日本的情况具有本质的差异，日本以出口导向为战略，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且日本的政治不独立，美国有众多政策工具打击日本经济。当前中国的GDP超过了美国的6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总量不低于美国。中国零售市场总额基本与美国的规模持平(见图3)，庞大的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中国市场没有西方国家常见的、隐蔽的市场保护措施，在开放的领域真正给予外国公司国民待遇，这对西方跨国公司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中国与日本当年单向的重商主义贸易策略完全不同，美国很难违背自身利益，对华实施经济封锁，中美贸易战与20世纪的美日贸易战不具有可比性，结局也将完全不同。

长期以来，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不断积累，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经济停滞；财富加速向少数人集中，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人类一致行动应对全球气候、环境的挑战缺乏有效推动。应对这些问题，需要新的思维。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希望，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二战以来最重大的发展机遇。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部分发达国家一起，致力于探索人类未来发展路径，将成为不断推进全球变革的新力量。因此，中国不会在贸易战中遭受孤立，反而会得到更多的国际伙伴的支持。

图3中美国内零售总额变化对比

资料来源：WashingtonPost，2018-01-12。

五、结语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观察世界格局的变化，可以把资本主义演化的阶段、特征、趋势研究作为一条主线。当前资本主义处于一个极端不稳定阶段，美国也处于政策转向的重大窗口期，两种因素叠加，给世界经济格局带来变数。但现在就宣布一个时代已经完结可能为时略早：新自由主义的“超卖”意味着旧格局仍将在惯性推动下前进，未必很快解体；美国的相对实力虽然下降，其在世界经济中的超然地位依然存在，所以对美国发动的贸易争端必须要认真应对。全球市场的分割与国家之间的经贸冲突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常态，随着矛盾的加深，这种状态将导致国际经贸合作陷入困境。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全球很多国家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和改革。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全新的角度展示了促进国际社会一致行动和协同发展的新道路。2018年3月，作为西方七国集团成员的意大利率先与中国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标志着中国的努力正在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同。当前中国一方面要积极应对现有国际环境带来的挑战，坚定推进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应以马克思主义宏大视野，思考人类未来命运，深化理论探索，为全球变革贡献中国智慧。

注释：

[1]Boas，T.C.and J.Gans-Morse，“Neoliberalism:From New Liberal Philosophy to Anti-LiberalSlogan”，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44，no.2(2009)，pp.137-161.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9页｡

[3]Boas，T.C.and J.Gans-Morse，“Neoliberalism:From New Liberal Philosophy to Anti-LiberalSlogan”，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44，no.2(2009)，pp.137-161.

[4]L.Busch，Knowledge for Sale:The Neoliberal Takeover of Higher Education，Cambridge，MA:MIT

Press，2007.

[5]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季海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6]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0-590页｡

[7]关雪凌、张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是如何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跨国公司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3期｡

[8]详见萨斯基亚·萨森:《驱逐:全球经济中的野蛮性和复杂性》，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年｡

[9]刘珍英:《掠夺式积累:新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2月22日｡

[10]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1]D.Harvey，“Neoliberalism as Creative Destruction”，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no.610，pp.22-44.

[12]Boas，T.C.and J.Gans-Morse，“Neoliberalism:From New Liberal Philosophy to Anti-LiberalSlogan”，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44，no.2(2009)，pp.137-161.

[13]林书友:《那些年被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坑过的国家》，观察网，https://www.guancha.cn/LinShuYou/2016_06_12_363583.shtml｡

[14]吉迪恩·拉赫曼:《政治金童马克龙神话的破灭》，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0636?full=y&ccode=2G178003｡

[15]赵燕菁:《货币、信用与房地产——一个基于货币供给的增长假说》，《学术月刊》2018年第9期｡

[16]萨斯基亚·萨森:《驱逐:全球经济中的野蛮性和复杂性》，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3页｡

[17]D.Harvey，“Neoliberalism as Creative Destruction”，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no.610，pp.22-44.

[18]邹蕴涵:《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五大趋势》，国家信息中心网站，http://www.sic.gov.cn/News/456/8371.htm｡

[19]《世界就业和2016社会前景趋势报告》，国际劳工组织，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443510.pdf｡

[20]董筱丹、薛翠、温铁军:《发达国家的双重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转嫁》，《红旗文稿》2011年第21期｡

[2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8-279页｡

[22]温铁军:《全球资本化与制度性致贫》，《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23]熊洁:《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一项研究评估》，《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2期｡

[24]张猛:《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46-47页｡

[25]刘银良:《美国专利制度演化掠影——1980年纪略》，《北大法律评论》2013年第2期｡

[26]张夏准:《撤掉经济发展的梯子:知识产权保护的历史教训》，《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第6期｡

[27]James H. Nolt，“The Myth of Predatory China”，https://www.chinausfocus.com/finance-economy/the-myth-of-predatory-china

[28]彼得·蒂尔、布莱克·马斯特斯:《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高玉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40页｡

[29]Jonas Andersson Schwarz，“Mastering One's Domain:Some Key Principles of Platform Capitalism”，inSin-dre stgard and Helene Melseth Flaaen，eds.，Future Platforms for Independent Journalism:Tinius Trust Annual Report2015，Oslo:Tinius Trust，2016，pp.65-67.译文《通往极权之路——平台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唐斌斌译，来自“社论前沿”微信公众号第S595次推送｡

[30]Timothy B.Lee，“The End of the Internet Startup”，https://www.vox.com/newmoney/2017/7/11/15929014/end-of-the-internet-startup.

[31]周建军:《美国产业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从产业技术政策到产业组织政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年第1期｡

[32]李兆阳:《美国横向合并理论发展研究——以经济学理论的演进为背景》，《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33]Tyler Cowen，The Complacent Class:The Self-Defeating Quest for American Dream，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17，p.64.

[34]参见英国《卫报》文章:Debbie Weingarten，“Why Are America's Farmers Killing Themselves?”，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7/dec/06/why-are-americas-farmers-killing-themselves-in-record-numbers｡

[35]Richard Fry and Paul Taylor，“A Risein Wealth for the Wealthy:Declines for the Lower 93%”，Pew Research Center，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3/04/23/a-rise-in-wealth-for-the-wealthydecliesn-for-the-lower-93/.

[36]温铁军:《新一轮全球金融资本危机和大豆问题》，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7452?archive。

[37]陈永健:《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美墨加协定〉:〈美墨加协定〉有哪些新内容？》，香港贸发局网站，https://hkmb.hktdc.com。

[38]转引自:张宇燕:《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发展2019年度报告》，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19年。

[39]王俊、苏立君:《互联网资本主义下西方国家去工业化的强化趋势及就业问题》，《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2期。

[40]刘世锦:《经济转型的六大关键问题》，搜狐财经，http://www.sohu.com/a/247300343_313170。

[41]一位硕士研究生非常敏锐地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详见诸葛海静:《美国股市能反映实体经济变动吗？——基于美国跨国公司财务结构》，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工商大学，2013年。

[42]数据来源:https://fred.stlouisfed.org/。

[43]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www.imf.org。

[44]联合国考察报告:《美国贫困率和社会不平等令人吃惊》，《联合早报》2017年12月17日。

[45]详见詹姆斯·斯通:《美国社会经济五个基本问题》，忠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

[46]冯昭奎:《美日经济摩擦及其在亚洲的争夺》，《美国研究》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