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与 “一带一路”

陈  晋

三线决策：从重点抓手到全局方针

2001年 3月，有位学者为新出版的《彭德怀在三线》写了篇书评，寄给北京某报，责任编辑大概是位年轻人吧，提笔就把文中的“彭德怀在三线”改为了“彭德怀在三八线”。看来，在他的记忆库存中，搜索不到“三线”这个主题词，觉得是作者出现了笔误。

时光倒退半个世纪，三线却是一个实实在在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主题词。何谓三线？按毛泽东的构想，简单地说，就是东部沿海边疆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西部内地纵深地带为三线。何谓三线建设？就是加强三线地区的国防和经济建设，把东部沿海的一些工业转移到西部，改善沿海与内地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

正式部署三线建设，是 1964年 5月间的事情。毛泽东作战略决策，一贯特点是善于找抓手，突出重点。搞三线建设，他反复讲四川的攀枝花，即为一例。1964年 5月，毛泽东先后在南京、蚌埠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谈到国防建设时，他说：

【“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

这是正式文献中能够查到的他第一次谈到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

毛泽东看重攀枝花，是因为那里有世界藏量数一数二的钒钛铁矿，地理位置也符合要求。为推动三线建设的决策，他紧紧抓住攀枝花钢铁基地不放，还说了一些很富个性色彩的话，来表达急迫心情。

诸如：

【“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觉”；“北京出了问题，有了攀枝花我就不怕了”；“攀钢建设不是钢铁问题，而是战略问题”。】

这些个性化语言产生的感染力和动员力，在中央决策层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立竿见影。

1964年 5月 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三五”计划方针。他说：

【“昨天在主席那里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搁了时间，将来不利。要把西南这个战略方面打通。要搞成昆铁路，搞贵州的煤，搞西昌的铁矿和钢铁厂，以这个为重点，其他的都可以慢搞……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讲到这里，其他与会者纷纷插话。罗瑞卿说：“主席说到西昌开会。”邓小平说：“他说，大家如果不赞成，到成都开会。”周恩来说：“他还问汽车通不通。”彭真说：“一个是到那里开会，一个是把工资拿来搞攀枝花。”李富春说：“是个大家下决心的问题”。在李富春谈到三线工业布局要重视攀枝花时，大家又分别插话。刘少奇说：“现在不着手搞三线，时间来不及了。”邓小平说 ：“先搞攀枝花。只能打歼灭战。多少年没有解决问题。现在是逼着我们先把西南的搞起来。”周恩来说 ：“里头有战略问题。”】

三线建设战略就这样在中央决策层形成了共识。

当然，具体落实这个战略部署，则需要理性和客观。对此，毛泽东同样是先拿攀枝花说事。他讲：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毛糙”。要做到不“毛糙”，就需要确立合理的建设方针。毛泽东作决策，抓攀枝花这个重点，是为了推动三线建设这个全局，而三线建设这个全局，又属于“三五”计划这个更大全局中的重点内容。这样一来，要确立合理的三线建设方针，就必须融进对整个国民经济建设方针的思考，进而触及到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有三个观点，非常明确。

一是搞经济建设，必须适合中国国情，按规律办事。

1964年 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我们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要改变计划方法，考虑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为此，毛泽东一开始就提出“三五”计划要突出“一个屁股”（基础工业）和“两个拳头”（农业和国防工业），要把屁股坐稳，让两个拳头更加有力。他还对国家计委领导小组的同志说，“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

二是搞经济建设，要打歼灭战，基本建设不能拉得太长，规模上要留有余地。

1964年 11月 26日，毛泽东听李富春汇报攀枝花钢铁基地有六个布点方案，明确表示：在宜宾布点，又没有煤，又没有铁路，还得修内昆铁路，还要疏浚金沙江，宜宾不要搞了。1965年 6月 16日，他听取“三五”计划编制和三线建设情况汇报，认为盘子太大了，“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亿元的建设规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五”计划规模，总盘子预计是 800到 900亿元，最后实际计划是 850亿元，比最初设想的 1080亿元少了 230亿。做这样的调整，显然是汲取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具体到三线建设项目如何打好歼灭战，毛泽东还在 1965年 1月 2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提出，

【“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

三是搞经济建设，不能脱离老百姓，必须保障人民生活。

1965年 6月 16日，毛泽东听取“三五”计划编制和三线建设情况汇报时，明确讲：吃穿用不要降低现在水平，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大家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还说，

【“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

稍后提出来的“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著名口号，就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

为了落实三线建设战略，中央还成立了西南和西北两个三线建设委员会，国务院成立了三线建设办公室。攀枝花建设项目，则由周恩来安排部署，邓小平赴攀枝花决策指导，李富春、薄一波两位副总理具体负责。1966年上半年，国家部委有 43名副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到四川三线建设工地调研蹲点，大部分人都到了攀枝花。其中就有被毛泽东任命为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的彭德怀。彭德怀不愧为军事家，他提出西南三线建设要保“一点、一线、一片”，一点指攀枝花，一线指成昆和贵昆铁路，一片指六盘水、重庆兵器工业基地。

三线建设从 1964年到 1980年，跨越三个五年计划，一共向西南和西北地区投资 2050亿元，动员 400多万军民参加。一大批三线企业和配套的科研院所，在当时有保密性质，在社会上很少宣传，加上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不太熟悉，或在情理之中。不能责怪那位把“彭德怀在三线”改为“彭德怀在三八线”的编辑，毕竟他还记得时间更久远的抗美援朝战争。

三线建设固然不像抗美援朝那样，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国际国内的局面，但如果把三线建设放到广袤而相对落后的西部发展进程中，放到从 19世纪到 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变化中，作前后勾连，它的作用和影响，则别有一番风景。

西部梦想：从孙中山到毛泽东

从 19世纪中期开始，一些仁人志士已经认识到，西部能否发展起来，发展得怎么样，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经略西部，解决东西部地区生产力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难题，近代以来已逐步凝结成为一种“西部梦”，成为了中国梦的一部分。

这个梦想的触发点，毫无疑问是和中华民族应对外来侵略的被动局面联系在一起的。最先关注这个问题的是学术界。

19世纪中期，以张穆、何秋涛等史家及其著述为代表的西北史地学兴起，即是对强邻四逼、边疆危机的敏锐反映，同时也使西部在御敌安边中的重要地位，突显了出来。1874年，在李鸿章、左宗棠、王文韶等清末重臣之间，爆发了一场东部海防和西部塞防孰轻孰重的争论。这场争论，一下子把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把西部和东部对国家安全各自具有的战略价值，摆到了人们面前。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民国。人们的西部梦想有了新的内容。孙中山制订了庞大的实业救国计划，提出“由人满之省，徙于西北，垦发自然之富源”，率先把目光投向广袤的西部。1920年，他在为谢彬《新疆游记》写的序言中又说，未经开发的西部，

【“可为吾人殖民拓业之地，其兴起吾国前途之希望，实无穷也”。】

还有个叫林竞的人，在其《亲历西北》一书的自序中，称西部是“国家之安危所系”，“西北之政治经济地位，均具有牵动世界之价值”，他呼吁国人，“应以全国之资力才力，从事于经营”，“相率投荒，共作千秋万世之业”。

抗日战争时期，西部成为全民抗战的大后方。大量机关、工厂和院校内迁，使人们对西部在推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特殊作用，有了更具体的感受和认识。这当中，尤以一些学者为甚。

1941年，陈寅恪在为朱延丰著的《突厥通考》写的序言中提出：

【“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

历史学家钱穆 1937年曾游历西部，深感“在同一国家之内，却存在有两个绝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太过悬殊，这真是一大问题”。当时，美国人华莱士从西北入境来中国，对中国派出的欢迎使节说：

【“别人认为我从中国的后门进，实在我是从中国的大门进的呀！我经过了你们河西兰州一带，便想象到我们美国当年西部的开发。”】

这个说法，深深打动了钱穆，以至 1951年在台北的一次演讲中还讲到此事，并发挥说：

【“中国的新天地，就在中国之本身内部，回过头来，向内地跑，不仅如华莱士所说的像美国人开发西部般，我们却还兼带了恢复历史上汉唐精神的一种更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新刺激，一定可以产生新力量，并使国内各方面发展平衡”。】

前人经略西部的梦想，总的来说，是立足于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但他们虽然看到了西部发展的巨大潜力和美好前景，留下的却只能是空谷回音般的呼吁，很难转换成切实的谋划和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经略和开发西部的梦想开始变成现实。开发西部，必须交通先行。新中国一成立，西部交通建设便紧锣密鼓地铺排开来。1952年成渝铁路建成通车，毛泽东题词说，

【“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

天兰铁路随后通车，他又题词，

【“继续修筑兰新路”。】

急于开发之意，豁然跃出。修建康藏公路，有两条线路之争，毛泽东果断拍板，

【“采取南线为适宜”；】

康藏公路开工，他的题词是，

【“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

1954年底康藏、青藏公路通车，他又题词，

【“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帮扶西部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西部地区的新疆、西藏的开发建设，毛泽东更有很深期待，很多设想。前些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分别同西藏、新疆自治区党委合作编辑出版了《西藏工作文献选编》和《新疆工作文献选编》，里面收录不少毛泽东有关这两个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各方面建设的文献，中心意思是要帮助西藏、新疆尽快发展起来，这对全国的作用很大。他 1959年甚至同班禅说到：各地都搞起了工业，只有西藏没有搞，西藏民主改革后也要办工业，要注意培养藏族的科学技术干部。

西部地区在 20世纪 50年代前期建成的一批交通设施，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经略和开发西部的第一轮成果。毛泽东 1952年和 1953年还先后考察了郑州以下的黄河和武汉以下的长江，由此提出了开发利用西部水资源的两个宏大设想：长江三峡大坝和南水北调工程。这两个设想今天已经实现，成为中国发展史上的标志性工程。

发源于西部的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上游流域是西部血脉和精粹所在。寄情西部的毛泽东，还设想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上游。他规划的具体行程是：沿黄河往上一直走到昆仑山，到达通天河，再从那里翻过山到长江的发源地，然后沿金沙江而下到长江。

立志考察这些地方，自然与经略和开发西部有关。长征的时候，毛泽东和红军从西南云贵川到西北陕甘宁的路上，渡过了中国革命最困难的岁月，随后长期经营陕甘宁地区，打下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基础。这样的经历，无疑使孕育两大母亲河的西部，给他留下了特殊的印象，增益了具体的认识。

的确，毛泽东的一生，似乎像中国大地上一位没有终点的旅行者。地理意义上的游历，当然是以精神和社会层面的探索，以国家的改造和发展抱负为底蕴的。有人甚至做过这样的比喻，黄河犹如凸起的弓背，长江恰似拉满的弓弦，这两大母亲河把中华民族编织在了一支蓄势待发的箭上。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汇相撞的西部，仿佛是一具坚韧的骨骼，往东延伸的无数河流，则像是条条充盈的血脉，这西高东低的地貌走势，恰如一个民族准备腾飞崛起的身姿。按这个比喻，毛泽东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上游的计划，或许是要细细扣问西部的地理、资源、气象、人文、风俗：西部如何得发展？西部梦想如何得实现？

1964年 8月，毛泽东准备骑马出发了。不巧的是，8月 5日越南发生“北部湾事件”，美国军队开始轰炸越南北方，还调集大批舰艇，云集越南北方沿海一带，径直北向的战火，威胁到中国。8月 6日早晨，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

【“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一直到晚年，他还为失去这次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上游的机会遗憾不已。

不过，也正是 1964年取消远行计划的时候，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挟带西部梦想的三线建设，遂正式登场。

三线建设：从两个战略目标看效果

毛泽东为什么会提出三线建设战略？实施这个战略与西部梦想有什么实质关联？

事实上，早在 1956年开始谋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方略时，毛泽东就向西部内地投去长远的战略目光。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

【“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

这个设想，可视之为三线建设的思想源头。同时表明，毛泽东 1964年决策三线建设，有两个鲜明的战略目标。

三线建设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在西部构筑备战基地。西部纵深地带，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天然的战略后方。一般认为，三线建设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始于 1964年，但两年后“文革”爆发，有些停顿。1969年 3月，中苏之间爆发珍宝岛之战，三线建设再掀高潮。当时的备战氛围很浓，中央高层还有人提出一个“北顶南放”的应对方针，即如果苏联从北边打过来，我们需要顶一下；如果美国军队从南边打进来，就放进来再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日益加紧对中国的战争威胁，是部署三线建设的直接起因。所以，毛泽东推动三线建设，几次讲要“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他脑子里还常常浮现二战时苏联在德国进攻面前准备不足的教训。1964年 8月 20日，他对搞计划工作的薄一波强调，要在新的战略方针下调整工业布局，要好好地研究、吸取斯大林的经验教训，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就是教训。

当然，战争有打和不打两种可能，我们要争取不打的可能。备战恰恰是争取这种可能的必要策略。毛泽东当时就说：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

这就是避免战争、争取和平的辩证法。在苏联和美国对中国都有战争威胁的情势下，搞三线建设这样的备战措施，等于是在西部纵深地带为国家安全购买了一份“保险”，不能因为后来没有出险，就由此指责花钱投保是浪费之举。中国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成功研制出至今未曾使用并宣布将来也不会首先使用的原子弹，也是这个道理。实践证明，三线建设筑起了国家安全的战略后方基地，为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同超级大国周旋赢得了时间和法码。

三线建设的第二个战略目标，是平衡全国工业布局，促进西部的经济发展。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到，70%的工业在沿海，30%的工业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

1964年，经过“大跃进”之后的几年调整，发展势头起来了，在“三五”计划中突出三线建设这个重大战略，实现沿海与内地的工业布局均衡发展这个既定方略，也是水到渠成之势。为此，在部署三线建设时，毛泽东强调不要只是某一方面单项突进，要综合配套，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要同时并举，备战和长期建设要统筹考虑。

1965年 1月 2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三线只修铁路，只规划煤和钢？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还有煤气，四川那个地方就没有石油？西南搞不搞汽车厂？一定要搞个汽车厂。“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这番话，事实上把三线建设看成了一根扁担，一头挑着国防战备的重任，一头挑着发展西部经济的重任。所以，邓小平1966年 1月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就说：

【“我们大小三线一抓，不仅国防上意义大，建设意义也是很大的。”】

在毛泽东看来，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利于打开对外经济交流的通道。早在 1963年会见尼泊尔外宾时，毛泽东就谈到修建从西藏到尼泊尔的公路。他还说：我们现在还没有通往拉萨的铁路，等到铁路到了拉萨，和你们交流物资就方便了。一直到晚年，毛泽东还念兹在兹。1973年底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一行时又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修一条铁路到你们边境，修了一条公路也没有多少用处。你们跟我们的西藏做生意很少，要跟北京做生意就得要修一条铁路到你们边境才有可能。我就是想修铁路这件事。”】

谈话中，毛泽东建议让外国驻华大使到中国各地去看看，在专门点了重工业基地东北三省后，他特意提到了“四川、贵州这些偏僻地方”，说“中国这个地方，有的地方有些事办得好，有些事办得不好呢”。“偏僻”的西部，发展不快，大概就是萦绕他脑际办得不那么好的事情之一。

当然，三线建设战略是在特殊国际背景和计划经济条件下提出来，又是长时间在“文革”严重干扰环境中实施的，难免挟带着时代的痕迹。诸如有的项目论证不充分，选址上过于强调靠山、分散和隐蔽，还有投入和产出比例问题，这些都不能说不是缺憾。

但总体上讲，毕竟瑕不掩瑜。说清难掩之“瑜”，则有三个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企业“搬家”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东部沿海的工业生产力？三线建设并不是把东部沿海的企业掏空。邓小平 1964年 10月 13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谈到这个问题时，态度很明确：

【“是把一线地区重要的技术力量、设备样机搬到后方去，是利用一线的技术力量发展三线。沿海地区的企业还是要继续发展生产，搞机械化、自动化。”】

实际操作也是按这个思路进行的。三线建设固然暂时影响了东部企业的强劲发展，但不至于伤筋动骨。以钢铁企业来说，“三五”计划就强调继续发展一二线的鞍钢、包钢、武钢、太钢等，并未因三线建设而伤了东部沿海基础工业的元气。

第二，三线企业效果到底怎么样？确有一些企业，存在先天不足，后来在发展中面临不少困难。不过，1984年，国务院三线办公室曾经开展全面调查，认为在所有 1945个三线企业和科研院所中，建设成功的占 48%，基本成功的占 45%，没有发展前途的仅占 7%。这大体表明，三线建设这根“扁担”，确实挑起了两个战略要求的重担。

第三，三线建设对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作用如何？事实是，三线建设以前，虽然也讲要支援西部，但没有具体抓手，三线地区生产能力有限，靠自己发展始终较慢。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过去比较落后和闭塞的西南、西北及湘鄂豫三省西部地区，初步形成了能源、钢铁、机械、电子、化工、汽车、军工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建起了一批具有高度文化和科技含量的科研院所，造就了攀枝花、六盘水、德阳、十堰、金昌、酒泉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自贡、绵阳、遵义、宝鸡、汉中、襄樊等古老城镇焕发了青春，成都、重庆、昆明、西安、太原、银川等西部的中心城市，经济和科技能力也因三线建设而显著增强。从 1965年起，陆续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交通干线，基本上打通了西部发展的脉络。这些成就，极大地改变了西部经济社会发展面貌，也使三线地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很大变化。西昌、攀枝花属于大凉山彝族地区，费孝通 1991年到那里考察后，感慨地说：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 50年。这种进步，正是落实前人孜孜以求的西部梦想的一个比较集中的效果。

西部发展：从三线建设到“一带一路”

20世纪 8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改革开放大潮的兴起，三线建设的战备意义自然下降，大部分三线企业随即进入调整改造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三线企业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对此，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 1983年 12月 27日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提出，三线企业可以继续调整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改变三线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三线建设的企业本来就有“剑”有“犁”，既有军工企业，也有基础工业，更不用说大量能源交通企业了。在调整改造中，三线企业“化剑为犁”，实现军民融合或军转民的转型发展，虽然历经痛苦，但对西部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来说，毕竟是有了相应的积累，奠定了物质、管理、技术和人才基础。如今西部一些耳熟能详的企业，便是三线建设时打下底子，调动积累，通过转型和二次创业，得以成功的。

需要明确的是，调整改造三线企业，并不意味着对三线建设战略的否定。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李先念参加了三线建设及其以后的调整改造全过程，他曾对人说：

【“当时建设三线的气魄很大，速度很快，确实振奋人心。三线建设从战争的观点来看是必要的；从改变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来看，也是应该的。”】

江泽民 1991年 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三线重点工程后，得出的结论是：

【“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调整改造三线企业，更不意味着动摇了几代人经略和开发西部的梦想。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在这个构想中，虽然东西部发展的优先程度不同，但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基本方略没有变。邓小平说，

【“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江泽民 1995年进一步提出：

【“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1999年 6月正式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承接、发展了三线建设战略，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区域经济布局，推进西部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今天，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加快，协调区域发展，用更大精力发展西部的任务越益凸显出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西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能量，使经略西部的步伐迈得更快、更实了。

“一带一路”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它与国内区域发展战略、对外开放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是相互联系的。仅就丝绸之路经济带来说，其战略走向中，就包括从我国西北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从我国西北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从我国西南经中南半岛至印度洋这样三个方向。这些战略走向，事实上统筹结合了此前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而且与推进由东向西梯度发展、培育区域经济支撑带相衔接。为改变近代以来我国国家安全、经济发展都要直接面向海洋从而受制于海洋的战略格局，打开了全新的思路和空间。实施这个战略，西部将由经济腹地变为面向世界的前沿，这就可以为西部的未来，提供重大发展机遇，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展现广阔发展舞台。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三线建设开始形成的工业基地和产业格局，建设的重点骨干企业和铁路公路干线，都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展现出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近代以来积累的西部梦想，就这样一步步向我们靠近，一步步在我们眼前落实。毛泽东等在 50多年前提出和实施的三线建设战略，恰如西部梦想实现途中承上启下的里程碑，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牢牢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