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时尚资本主义：支持棉花，还是支持工人？

马各庄

　　在过去一年里，H&M、Nike等服装品牌遇到了一些小风波，先是被人权组织指责没有与“强迫劳动”划清界限，现在则被中国媒体指责“抵制新疆棉花还赚中国的钱”。如果考虑到这场舆论战背后的国家力量，似乎这些品牌背后的跨国资本是在贸易战的夹缝中可怜地挣扎着。

　　但是，在国家主义彼此攻讦之间，以H&M服饰公司为代表的时尚资本主义并不值得丝毫同情，毕竟它们之所以赚得脑满肠肥，靠的就是吸食中国等第三世界劳工的血肉。与此同时，在舆论喧哗中完全隐形、却背负着时尚资本主义全部繁华的劳动者，值得我们全部的关注。

　　不同的商业模式

　　相似的运作逻辑

　　我们不妨简单描摹一下这些国际大牌的运作模式。

　　H&M主打的“快时尚”商业模式，倚赖廉价、快速周转的模式打遍全球低端服装市场。廉价，意味着生产的成本要压到最低;快速周转，意味着生产的速度要提到最快。唯有这样，H&M才能一边以低价优势在市场上攻城掠池，一边积累巨额的利润。为了降低库存成本、提高利润，H&M曾连续多年将滞销衣物送到火电发电厂付之一炬。这种销毁机制本身就是巨大的资源浪费，更何况它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而Nike、Adidas所主打的“运动时尚”模式，则通过高昂的营销成本来打造可观的产品溢价。每一年他们花费巨资与体育明星、球队、俱乐部进行联名营销，打造从“轻奢”到“日常平价”的产品矩阵，尽管一部分终端产品价格不菲(营销费用也是成本的一部分)，它们仍要寻求最低的生产成本和尽量快的周转速度来扩大利润空间。而在时尚季节的更迭期，他们同样必须“妥善”处理过季产品，以防影响源源不断上新的产品的利润。2017年，Nike美国纽约分店被爆出刻意割破库存球鞋再丢进垃圾桶，以避免鞋子被贱卖。

　　时尚产业中最为光鲜亮丽的Burberry、Gucci、LV等奢侈品大牌，在每年时尚季都一掷千金，聘请设计师设计时髦、新潮的服饰装扮，并以高昂的价格、奢华的营销，销售给有钱人。对于奢侈品企业来说，销毁过季产品以保持品牌价值也是一项传统艺能。2018年，英国时尚奢侈品企业Burberry财报显示，在过去一年的时间中，他们销毁了价值2.5亿的滞销衣物或香水。在营销和设计上不计成本的奢侈品企业，在制造环节却锱铢必较。

　　2015年，土耳其劳工组织“全球劳工联盟”指出，德国奢侈品集团Hugo Boss AG在土工厂的工人面临长时间加班、没有福利、工资低于贫困线水平等困境。这一现象并不少见，2007年，中国经营报报道，英国奢侈品企业Burberry将产品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制造成本下降一半以上;2016年，美媒Vice报道，Prada、香奈儿、MK等企业供应链极不透明，使社会监督无从置喙;2017年，英媒卫报报道，法国奢侈品集团LVMH偷偷在罗马尼亚建了皮鞋工厂，提供给工人的月薪不足200欧元。在生产环节压榨工人，正是它们提高利润的重要手段。

　　因此，毫不奇怪，不论终端价格是低是高，不论商业模式存在多少差异，在供应链设计上，这些企业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血汗工厂。在这种工厂里，劳动者只能拿着勉强温饱的生存工资，不分昼夜、毫无休假地从事生产。无论是“快时尚”、“运动时尚”，还是“奢侈时尚”，对于时尚资本主义行业而言，最紧要的问题都是：宁愿走遍全球各地，也要找到可以让劳动者在最野蛮条件下进行生产的社会。

　　离开旧大陆 寻找新大陆

　　这样的社会曾经就根植于欧美本土，但对欧美资本家来说，“不幸”的是，由于欧美本国工人和各类企业进行了几个世纪的阶级斗争，由于共产主义革命实实在在的威胁，欧美资本家已经不敢把这般劳动条件强加到本国劳动者头上了。究竟是经历过怎样的历史，才让资本家不敢这么做了呢?这段关于英国棉纺行业的历史记述或许能道明一二。

　　1844年2月1日，星期四，设菲尔德的索赫车轮工厂被人放一把火烧得精光。四个月内就发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所有这些事件的爆发，都是由于工人对雇主的切齿痛恨所引起的。……1816年即已成立的棉纺工人工会的团结和力量是少有的。它的会员必须宣誓服从多数的决定。罢工时有一个秘密的委员会在活动，这个委员会是大多数会员所不知道的，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支配工会的款项。委员会规定了刺杀工贼和可恶的厂主以及放火焚烧工厂的奖金。(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工作日”)

　　在二十世纪中叶，社会的激烈抗争，迫使欧美资产阶级不得不接受以财税制度为中介、向国内劳动者提供“慷慨”福利的制度安排。

　　但是，资本家并未因此停止剥削，而只是将剥削转向了国外——他们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寻找愿和他们一道“闷声发大财”的“工头”。对于资本家而言，这些新的合作者必须比本国历史上的贵族老爷们更为铁腕，更能“监督”工人“勤奋”工作。很快，世界各国的资本家先是找到了“五五体制”下的日本、港督铁腕统治的港岛，后又找到了军政府统治的南韩、拉玛九世“开明专制”下的泰国。而在二十世纪末尾，资本家们终于“发现”了有史以来最为广袤、最为幅员辽阔的“新大陆”……

　　与跨国资本合作，成为“闷声发大财”的工头——这便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东亚大小“龙虎”等经济奇迹的真实历史。说到底，资本家抛弃欧美本地工人，转而拥抱东亚工人，并不是因为前者懒惰、后者勤奋，而是因为前者的斗争导致资本家能够吮吸的剩余价值变得越来越少——这无疑与资本所寻求的无限增殖相悖。

　　然而，在由H&M引发的相互矛盾的抵制声中，我们看到，这种血汗的历史不仅没有被清算，反而得到了变相的承认。在西方抵制H&M的声音中，他们强调，H&M等企业的供应链中没有清除“强迫劳动”;而在中国抵制H&M的声音中，强调的则是“强迫劳动”并不存在。双方就“强迫劳动”和“中国棉花”你来我往，仿佛跨国资本在“自由”市场中就不存在种种强迫。

　　2016年，香港非政府组织“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曾发布调查报告《大牌企业虚伪社会责任背后的现实：关于ZARA、H&M和GAP中国供应商的调查报告》。我们或许可以从中窥见快时尚产业中那些相对“自由”的劳动者的工作状态：

　　三大品牌的行为准则中规定，其供应商工厂支付的工资应能满足工人的基本需求。但是，调查显示，工人的工资都是以固定的、微薄的计件工资计算，迫使工人加班加点，能做多少件就做多少件，以维持生计。由于设计的频繁变化，旺季和淡季的不同，工人的工资不稳定。工人最终的工资水平甚至难以维生。

　　三个品牌还承诺供应商工厂的安全和健康工作条件。然而，在现实中，工人在没有防护用品的情况下，接触到有毒化学品、棉尘和危险粉尘。由于缺乏培训和防护设备，机械的操作并不安全。火灾逃生通道要么狭窄，要么被阻断，工人的健康和安全受到威胁。

　　1996年，巴基斯坦男孩为Nike缝制足球，这张照片掀起了对Nike的一致谴责//

　　作为中高端运动品牌的Nike也不遑多让。卫报2001年的报道指出：在上面这张照片和越南工厂毒气事件引发的社会谴责下，Nike曾做出六大承诺以改善供应商工人的处境，但三年过后，总部位于旧金山的非政府组织Global Exchange发布报告《Still Waiting For Nike To Do It》称，Nike员工仍在高压的工作环境中辛勤劳作：

　　在许多Nike工厂，员工被胁迫每周工作长达70小时，如果他们拒绝做额外的工作，就会在其他工人面前受到羞辱或被威胁解雇。

　　我们可以看到，欧美大牌的发迹史，首先是它们欠下第三世界劳动者血泪债的历史;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自由”资本的横行霸道，离不开第三世界国家统治集团对跨国剥削的无视纵容，甚至积极扶持。

　　曾经你侬我侬 如今大动肝火

　　这次舆论闹剧的核心是，国家在敲打试图声称要将供应链撤离中国的跨国资本，即便他们可能从未真的撤离，不过是说些漂亮话来应付公关压力。

　　首先发起攻击的是共青团中央，紧接着各大官媒纷纷发文“为新疆棉花点赞”。但笔者认为，还是一位网友的评论更赤裸地诠释了他们的意思：

　　“就算新疆棉花是人肉做的，在这个时候我也要支持它。”

　　“这个时候”，指美国的国家力量正在施压国内资本，迫使其结束与中国长达数十年的“亲密关系”。我们不妨回到历史去看一看这是一段怎样的“亲密关系”。

　　早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就有计划地通过扶持棉花出口、获取外汇，用于投资重工业所需要的设施和技术(松村史惠，2011)。当时与中国做生意的西方国家并不指责中国的劳动条件达不到它们的标准。改革开放虽然极大改变了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但前一时期所留下的较完整经济体系、较高素质劳动人口以及严格的控制体系，却为中国转型“世界工厂”创造了有利条件。

　　过去几十年，跨国资本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从早期“三来一补”的生产方式，从三四百人的小工厂，一步步扩张到20世纪90年代几千人的独资或合资企业。到了本世纪，则终于出现了数万人的代工大厂。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无论是进行绿地投资，还是签署外包生产合同，在国家致力于维持的劳动力低成本低权益的环境下，资本家们赚得盆满钵满。

　　根据中国产业用纺织品协会的整理：1985年，中国开始允许自营服装出口，纺织品服装对外贸易快速发展。1994年，纺织品服装出口额达到355.5亿美元，占全世界比重为8.6%，跃居世界首位;2000年这一比重上升至14.6%;而入世七年后，世界上超过四分之一(26.1%)的纺织品服装都是中国工人生产的了。

　　数据来源：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产业经济研究院

　　转引自：中国产业用纺织品协会

　　而“世界缝纫机”的背后，中国工人遭遇了什么样的工作条件呢?我们不妨看看2017年，劳工NGO在华坚工厂中观察到的场景。这家工厂中大量产品被贴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之女Ivanka Trump个人品牌的标签销往美国，终端售价从60美元到150美元不等(约合人民币400～1000元)。

　　工人被虚假的招工广告骗进工厂，离职拿不到工资，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一个月只有1-2天休息，遇到赶货的时候会加班到第二天早上1:30;早上7:10还要继续上班，一天工作时间达到18小时，强迫的加班时间没有任何工资。迟到早退都会被罚款，工厂不让工人请假，如果工人不上班，一天不但没有工资，还会扣120元人民币……

　　该组织公开报道了此事并将调查结果致函Ivanka Trump本人，在后者沉默不语的同时，三名曾潜入工厂的组织代表被中国警方以“非法窃听商业机密”为由逮捕。

　　百度百科介绍，华坚国际是中国最大的女鞋生产企业，其创始人、中国女鞋之父张华荣，现任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2018年入选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

　　帝国主义靠着资本垄断和武力入侵前资本主义地区，迫使它们进入整个体系——若考虑到这一点，国家或许也有被逼无奈的成分。然而不管主观上它如何超脱，客观上，它确实扮演了帝国主义的触手末端的角色，更何况，主观的“超脱”或许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说到这里，国家既然和跨国资本曾经是最佳拍档，如今为何突然跳脚，对曾经的盟友反戈一击?究其原因，“皇帝没穿新衣”的事实被昭告天下，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大动肝火的事情。问题可以存在，但不能被挑明；剥削可以持续，但不能被言说。

　　曾经爱得那么深，如今才恨得这么真。

　　唯有终结时尚资本主义

　　在这次舆论海啸中，总有这样的声音出现：“自愿”或“非自愿”的高强度劳动，让改革开放初期的东部地区农民和今天西部地区的贫困居民们提升了劳动技能，获得了新的就业机会，学会了服从车间生产的纪律，从而能够摆脱懒惰、蒙昧和贫困。这种声音的谬误在于，它将第三世界劳动者整体被迫卷入资本主义秩序的受压迫历史，粉饰为学习劳动技能、脱贫致富的个人英雄史。

　　首先，主张这种观点的人必须提供充足的事实，论证“第三世界国家联手跨国资本剥削劳动者”这一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提高了工人的技能，有多少工人（而非当地资本家和政客）因此获得了富裕。这里还需要提醒举证者，要记得普遍的技术进步会提高生活水平——资本主义的奴隶比古罗马的奴隶活得舒适，只能表示生产力毕竟是进步了!

　　而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非但没有这方面的实证材料，相反，有充足的实证材料表明，资本主义下，基层劳动者从未摆脱贫困(前面已经谈论很多了)，且资本主义下的发展恰恰需要保持基层劳动者的贫困，还需要保持那些剥削劳动者的强制力，而非反之。

　　其次，困在资本主义的牢笼里思考“贫困”与“脱贫”，难免会认为资本主义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金油，但我们不应该把想象力局限于现状。即便官方媒体报道也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脱贫实践。在西藏，农牧合作社将贫困户和边缘户纳入到“致富共同体”，通过财政支持、技术支持和共享利润的方式，来帮助农牧民脱离贫穷。

　　一番舆论拉锯过后，无论H&M继续在中国采购原材料，还是将生产基地转向泰国、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它唯独不会做的一件事，是真正地提高当地劳动者的福利，将吃到肚子里的利润吐出来给贫苦疲惫的一线劳动者。

　　跨国资本们只想把血汗劳动的问题偷换成个别国家的问题，却始终不愿改变其依靠血汗劳动牟利的模式。至于“支持中国棉花”还是“支持孟加拉棉花”，丝毫不影响资本剥削的逻辑。我们目前习以为常的高溢价高浪费、雍容华贵并遍及全球的时尚资本主义，完全建立在残酷的资本剥削的基础上。

　　倘若你关心“人”胜过关心“棉花”和“时尚”，胜过关心“国家”的胜利与失败，那么你就得承认：要提高一线劳动者待遇，必须将时尚资本主义从劳动者身上长年攫取的利润吐还给他们。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应该仅仅以接受现状为前提束缚我们的想象力：比如，劳动者组织起来的纺织合作社，可能就是颠覆时尚产业后更好保护劳动者的生产形态——当然，想象的前提是参与到反对剥削的抗争中去。

　　至于别的东拉西扯的内容，就算把所有微信用户都感动得粉嘟嘟了，我也只想说——请看啊，它们竞争对家的股价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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