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认为，腐败现象的存在主要与资本有关联。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定的根据。当年刘青山、张子善的腐败行为，就与当时存在的不法资本家的行贿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下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资本势力也是很嚣张的，他们为了自己的一私之利，伸出多个触角，寻找可以拉拢腐蚀的官员，向他们行贿。这也是当前腐败现象所存在的诸多因素中的一部分。最近，央视播放的反腐政论片《零容忍》也都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不过，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大地上，已经没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了。有人说，那时没有腐败，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但那时无论的贪污还是受贿，数额都没有今天那么巨大。这主要是国家和人民在总体上还是比较贫穷的现象有关，但并不能证明那时就绝对没有贪污腐败行为与实施这类行为的腐败分子。

这就是说，在中国大陆上，那段时间虽然不存在所谓一个强大的资本势力，但腐败现象并没有完全绝迹。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认为腐败的根源在于资本，这样的说法是不全面，也是不完整的。

准确地说，腐败的存在根源是社会与世界上存在的私有制，以及与之相关的私有观念。只有世界上存在着私有制，就一定存在着私有观念。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大陆上没有私营经济，没有资本势力，但私有观念并没有得到根除。

电影《列宁在1918》里有这样一段列宁的台词，而这段台词的内容也是来自于列宁曾经写过的文章里。这段台词说，人死了，他的尸首可以钉在棺材里埋葬掉，而资产阶级这个尸首是不能钉在棺材里埋葬掉的。它将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即使中国在那段时间里没有大规模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但距离新中国成立仅仅十几年，或者即使是几十年的时间，那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私有观念也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清除掉的。

为什么没有私营经济，也会存在着私有观念？这是因为，在一个社会里，如果社会生产力在整体水平上还比较低，社会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还远谈不上丰富，更谈不上满足社会全体人民的物质与文化需求。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与条件下，私有观念的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在六十年代，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如果有人想搞数额很大的贪腐行为，外界条件也是不具备的，但是小一点的所谓多吃多占，同样也是腐败的表现之一。因为国家本来就很匮乏的物资供应，被少数干部多吃多占了去，那么普通群众就会多一份匮乏，多一份困难。这同样也是严重伤害了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样的多吃多占仍然是一种犯罪行为。

另外，虽然在中国大陆上在那段时间没有私有制经济，但是在中国的香港、台湾是存在着大量的私营经济的。这些私有制关系的存在，不可能不对中国大陆产生影响，不可能不对少数大陆上的干部产生影响。在中国以外的广大资本主义世界，私有制关系更是普遍存在的。贫穷的社会主义中国处在如此之多之大的私有制关系的包围之中，怎么可能不会产生私有观念呢？

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之中，苏联是发展得比较好的，也是相对比较富有的。但苏联共产党实行了一整套完整地维护干部特权待遇的制度，造成了苏联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与普通人民群众之间巨大的隔膜。群众在苏联国营商店买不到的东西，这些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家属，都能在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小白桦”商店里买到。这样的制度，这样的场面，怎么可能不会在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产生这种特有的私有观念？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制度，导致大多数苏联高级党政干部，要把他们得到的特权待遇永久化、长期化、稳定化。这才有后来在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机构所做的民意调查中，虽然70%的苏联民众希望苏联保持社会主义制度，而85%的苏联高级党政干部却希望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在电视政论片《零容忍》中，我们看到，党内一些人的腐败不仅与他们理想、信念价值观的偏离有着重大的直接关系，更是有人根本就从来没有树立过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这就不禁让人们产生一种疑问，这种从来就没有树立过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的人，是怎么混入党内的，又是怎么爬上这样的高位的？这里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今后的反腐败，不能只盯着腐败下游的出水口，更要牢牢盯住腐败上游的入水口。如果这个入水口的问题与上游的问题没有盯紧，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那么我们的反腐败就总有可能处在一种被动的局面之中。

与此相关的，就是诸如孙力军团伙里的那些人，他们的升迁都是与某些人的打招呼有关系的。一个本身是商人的父亲，因为托关系，就能把自己的儿子弄到公务员的队伍里，而孙力军本人也通过多次打招呼，把他团伙里的人安排到重要地区的重要岗位上。我们的干部政策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今天还在继续存在？我们到底要怎样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避免这样的现象再次出现？这些问题都是很重要，都是在干部的任用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反腐败的重大问题。

还有那个国家开发银行的党委书记兼董事长，为什么他一个在国开行里就能只手遮天？国开行的党组在哪里，这个党组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种对党内一把手的监督机制为什么没有有效地发挥作用，以至于给国家金融事业带来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这里的机制有什么样的巨大漏洞？这样的漏洞需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堵住？这些问题都是在揭露出腐败分子之后必然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或许有人说，一把手掌握的权力大一些，有利于提高决策的效率。如果是某些紧急的事宜，或许这种效率是需要的，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未必就需要这么高的效率，更需要一种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两者之间要如何处理好相互的关系，这应该不是什么太困难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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