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这件事自古就有。据史书记载，两千多年前，鲁国就有“初税亩”。古人缴税，最初交的是实物，特别是粮食。到了封建社会中后期，才兴起以货币交赋税。古代老百姓有两大负担，一是田租赋税，二是服徭役。履行这种义务的人大多居于社会底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做了官，是不用缴税的。张居正、雍正等人搞改革，实行“一条鞭法”、“摊丁入亩”，要向拥有巨额田产的达官贵人收税，结果都受到猛烈的抵制，都没有真正实行到底。

资本主义社会标榜“平等”。在不少西方发达国家中，许多人都有缴税的义务。其实在他们那里，实行的是“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按照西方理论家的逻辑，政府的各级工作人员，政府兴办的各项事业，都是靠“纳税人”的钱养活起来的。因此，政府就要为“纳税人”服务。多交钱，就多服务；少交钱，就少服务；一毛不纳，凭什么为你服务？在西方，不仅“有钱能使鬼推磨”，简直是“有钱能使政府推磨”。西方政府是有钱人的工具。谁的钱多，谁就是西方社会的主人公、权的主宰。西方的观念一个时期以来被不断引进，浸淫日久，许多人便以为“政府就是要为‘纳税人’服务”是天经地义的。

我国有适合自己国情的税收制度。在我们这里，纳税者主要有二，一是个体，二是团体。此外，在华的外资企业和进口的外商也要向有关部门缴税。我国公民都有依法缴税的义务，但并非人人都要缴税。按照国家的最新规定，低收入者，月收入在五千元以下者，是用不着缴个人所得税的。五千元以上的，税率也很不一样。月薪五千到八千元的，税率为百分之三，月工资八万五千元以上的，税率为百分之四十五。前些年，我国取消农业税，广大农民破天荒地不再缴税。团体缴税的，主要是企业和市场主体。企业有几种：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国企负责人拿国家的工资，他们主管的部门缴的不是个人的钱，而是把国家的钱交给税务部门，从左手挪向右手。所以，一般意义上，国企负责人一般不被视为企业的“纳税人”。

我们的政府是共产党领导的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政府，为人民服务包括为依法缴税的公民服务，但绝非只为或首先为“纳税人”服务。广大农民不纳税，但他们是粮食和蔬菜的生产者，国家不顾或者冷落他们，十四亿人靠什么吃饭？私企的税钱从企业家的腰包里出，但其中饱含着广大私企职工辛苦的劳动付出。两弹一星的研发和生产部门、航天部门，一时收不到经济效益，不可能立竿见影地得到巨额经济回报，国家还要往这些部门投入大量资金。他们不必向政府缴税，但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钱学森、邓稼先等大科学家，缴的个人所得税和他们的贡献比起来是微乎其微的，但他们是祖国的大功臣，“干惊天动地事，做埋名隐姓人”。

中国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不计报酬，个人收入不高，交的税款都不多，难道能用税额衡量一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我国有许多大款、大腕，还有许多歌星、影星、球星，他们的收入比普通人要高得多，应缴的个人所得税当然不会少，但他们的贡献未必和他们的收入成正比。男足球星的收入，在体育界是拔尖的，远高于女排和女足，但屡创不可思议的败绩，经常在国际比赛中让国人失望。用收入多少、纳税多少作为衡量个人贡献的主要依据，这不是我们的评价标准。跟着这股风跑，就会使我们的眼睛变成势利眼。

我们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要学习他们在人文科学上的优秀成果，但决不能把西方以大资产阶级为中心的那一套观念搬到中国来。我们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要“以人民为中心”，政府的职能是为全体人民服务。老弱病残中有多少人缴个人所得税？但他们就不应当应得到全社会的特殊照顾吗？关爱老弱病残，既是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良传统，也是践行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

近来，舆论媒体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这的确是个应当重视的问题。我以为，解决这个问题应当靠鼓励生育，而不是放任以至加速老年人的死亡。现在的社会生产力在共同富裕的政策指引下，完全能够供养老人。有疫不防，有病不治，只送终，不养老，这不是我们应取的态度。

“纳税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合法收入和应得利益，鼓励其中的优秀创业者，表彰他们中为公益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者。但决不能把“为人民服务”和为“纳税人”服务等同起来，认为只有后者才为国家作出贡献，把服务对象仅限于后者。“先富起来”的人中，大多数靠的是勤勉劳动和经营有方。但不必讳言，也有少数人靠的是突破国家政策的红线，甚至靠黑恶手段达到暴富。对于突破红线甚至非法暴富者，非但不能保护，而且要揭穿他们的真实面目，依法给予惩处。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主人公。广大劳动者，包括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应当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

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愿意作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店小二”，我表示理解，但是千万不要忘了：更要作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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