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28日，北京市政府干了一件大事：在办公系统采购中，采购国产软件红旗Linux，把微软踢出局。

2002年1月15日15:47分，一架波音767落在了北京首都机场，一位大佬走下舷梯，一头钻进了微软中国区的轿车。

接下来的几天，他要“拿下”北京，“拿下”中国科技部。

2001年的微软，用四个字就能总结：牛气冲天。

三年前，美国司法部联合19个州，对微软发起了垄断指控。这场20世纪美国最大的反垄断案，官司打了三年，棍子抡得很高，落在屁股上却软绵绵：微软不需要拆分，只需要掏18亿美元的和解金。

▲1998年微软反垄断案中比尔·盖茨听证会录像

对于2001财年营收253亿美元的微软，18亿美元只拔了几根毛，它的垄断仍可以继续。业界对此有个评价：现在唯一能让微软倒台的，只有自杀。

中国市场上，微软同样风头大盛。在上海，它一把签下了7000多万元的订单。到12月，北京市政府为了提升信息化，准备采购一批办公软件。面对招标，微软中国区总裁高群耀就一个态度：站着把钱挣了。

微软拿出的方案，比楚霸王还霸王。第一，Windows XP系统不打折；第二，XP系统虽有漏洞，但大家可以修修补补一起往前走；第三，要买系统，必须把Office软件一起买了，不然就涨价。

据说看到微软的方案时，北京的官员差点拍了桌子。科技部的领导跑到微软去协调，最后只能对采购人员无奈表示：“你们看着办吧”。

但北京市政府不是美国司法部，微软这次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对手，北京市科委副主任俞慈声。

俞慈声的名字虽然很静好，出手却一点不慈不软——既然不想好好做生意，那就干脆不要做了。

这样的态度算不上客大欺店。在有些关乎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部门，必须要求软件的源代码备案。理由之外，她也给了转圜的余地：“微软如果不同意，它就会失去订单，这是我们的权力。”

牛气冲天的微软，自然拒绝了这个提议。

12月28日，等不下去的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采购方案，国产系统红旗Linux领衔中标，微软颗粒无收。

从踌躇满志到当头冷水，微软中国区怎么也没料到这个结果。情急之下出了个大昏招：让工程师和市场部连夜赶工，写了篇3.5万字的报告。

这篇三万字长文，与其说是报告，不如说是示威。报告里，微软不仅攻击北京购买了一批“低能软件”，还一口气提了60个问题，批判招标不合规，指责Linux开源的公共通用许可是病毒，一副大战三百回合的架势。

《京华时报》有个评论，这是微软的六十大板。但这六十大板，北京市政府只用一招就化解了：不理。

在此后十多天里，微软中国区决心死扛，公关部的电话铃声也一直停不下来，面对所有媒体，微软抱定态度：绝不承认失利，一定要把这件事翻过来。

到了1月中旬，丢单又丢人的微软中国区终于扛不住了，只好向总部求援。于是，在1月15日那个灰蒙蒙的下午，美国国家安全通信委员会委员、微软的三号人物克瑞格·蒙迪来到了北京。

在“北京采购案”爆发前的七八年里，微软的操作系统横扫全球，也包括中国。

1995年，有一份软件市场分析报告，在历数了微软产品优势和国内软件公司的困境后，发出了一句悲鸣：

微软都做了，我们做什么？

这份报告的作者，当时的身份是金山软件总经理。多年后，他还有个头衔：小米创始人。

雷军同志讲的是实情，从用户排名第一的MS-DOS，到跨越时代的Windows3.0，从“人们最渴望的产品”Windows95，到配套的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Office软件。微软靠技术的强大实力，广泛的商业生态，全方位笼罩了国内软件行业。

在自研能力不足的背景下，“做什么”看似是个难题，却只短暂地难住了中国人。大家很快发现，围绕Windows生态做应用软件，像是一条“别人吃肉我们喝汤”的好思路。

媒体也跟着推波助澜：“我们有什么理由，固守对抗原则呢？为何不能以己所长，用国际级大公司的名望和实力，发展壮大自己呢？”

于是，从金山盘古办公套件，到汉王手写技术、江民杀毒软件……但这条“相伴巨人行”的路线，看起来繁花似锦，本质上却是拾缺补漏。尤其是“巨人”一抬脚，就能把身边的小商小贩踢个干净——汉王前脚向微软授权了中文手写技术，微软转脸就在Windows2000里自己搞了一套。

在雷军大呼“我们做什么”之后的三年里，国内IT界输得不仅口服，更是心服。《电脑报》的一位读者谙熟中国革命史，怒斥IT业从“左倾机会主义”跨到了“右倾投降主义”。四通利方论坛的网友文采更好，一句“举目四顾心茫然”，就把整个业态描述得清清楚楚。

但1998年之后发生的一系列大事，却重新点燃了中国IT人心里的火。

1998年，法国的《费加罗报》发了条报道，直指美国在50年代末建立的情报网络“五眼联盟”，利用Windows操作系统窃取欧洲经济信息情报，以至于法企汤姆逊参加招标的方案被美国公司窃取，丢掉了1300万美元的合同；空中客车也因为商业情报泄露，被波音抢走了39亿美元的订单。

这条报道多少有点《货币战争》的味道，却成功激起了国内对微软系统有无后门的猜测。而在1999年爆发的南联盟战争中，美国用信息战侵入南军系统，导致其设备失灵的渲染，更是放大了国内对系统安全的担忧。

时任国家科技部部长的徐冠华也代表政府站了出来，痛陈中国在自主知识产权上的危险，那段讲话，留下了日后最有名的四个字：缺芯少魂。

小到软件业存亡，大到国家安全，整个世界似乎都被微软扼住了命运咽喉。再叠加上美国司法部的垄断指控，《中国可以说不》的民族东风，压垮微软，似乎就差最后一根稻草了。

中国IT业找到了这根稻草，它似乎可以撬动Windows操作系统这个微软核心，这根稻草的名字，叫作Linux系统。

这是一个在1991年诞生于芬兰的操作系统，它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源码、没有版权。

如果说微软系统是一家餐厅，那么它的使用者只能被动获得服务，不能接近“后厨”。而Linux则更像一个开放厨房，任何人都可以自助烹饪，连食谱配方都由自己掌握。

这种自主可控的开发环境，使开发者可以绕开微软“X86+Windows”的阵营。

Linux进入中国，归功于一个叫宫敏的人。他本是遥感卫星领域的研究员，在芬兰留学期间，却很在意一些专业之外的领域。在一次学术交流中，宫敏听完了“Linux为什么会在芬兰产生”的课题，当即产生了一个想法：这样的好东西，中国也应该有。

1994年夏天，回国探亲的宫敏，用20张磁盘把Linux系统带回了中国。

Linux的引进，引起了中国官私两面的极大兴趣。庙堂上，有国家物资部胡贻志和国家信息中心高新民两位领导的鼓励，江湖上，有中科院院士倪光南、中科院软件研究所副所长孙玉芳、科学家袁萌等人的奔走呼吁。核心思想就一个：希望中国抓住Linux的机遇。

乘着这股东风，国内做Linux系统的企业，在庙堂和江湖上各自崭露头角。民营的Xteam和蓝点，国家队出身的中软与红旗，构成了中国Linux的四大天王。

在北京，Xteam做出了国内首套中文Linux，在深圳，蓝点汇聚了一批国内最早的极客，几个20多岁的小伙子把公司地址选在了赛格科技园，又选了企鹅当作自己的公司标志。在它的楼上，则是另一家用企鹅当标志的公司：腾讯。

1999年的国庆，蓝点做出了自己的Linux1.0，借着2000年的互联网热潮，公司成立半年就登陆美国股市，开盘当天股价飙涨，市值超过了4亿美元，而此时公司员工还不到15个人。《三联生活周刊》专门写了篇报道，标题就叫“小鬼当家”，以至于当年还很青涩的小马哥羡慕不已，暗下决心要超越蓝点。

“四大天王”虽然各具风头，但真正站在民族操作系统高岗上的，还是那杆“红旗”。

相比蓝点，红旗Linux显然更加根正苗红。在“缺芯少魂”的召唤下，体制内的科学家走到台前扛起了重任。中科院计算所的胡伟武负责中科龙芯，软件所副所长孙玉芳则成了红旗的“带头大哥”。

三年研发苦功，“红旗”Linux终于赶在1999年发布。半年后，中科院软件所和上海联创以6:4的出资方式，共同成立了中科红旗。

尽管和微软Office的兼容性很差，有时甚至打不开历史文档。但从红旗团队到媒体，都还是很高兴：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操作系统。红旗这个名字，读起来就寄托了民族期望——像遍插山河的革命红旗一样，遍布中国人的电脑。

在红色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力系的孙玉芳，更是引用了一句毛主席诗词：红旗漫卷西风。

好一句“红旗漫卷西风”，在中科红旗成立一年后，北京市政府开启了采购招标，“长缨在手，缚住苍龙”的时刻到来了。

在蒙迪到达北京的第二天，真正的战斗打响了。

2002年1月16日下午，《京华时报》记者皮钧赶到了王府饭店。这是微软和中关村软件的签字活动现场。仪式结束后，他和中央电视台预定了克瑞格·蒙迪的一场专访。

15:30分，二楼会议厅的大门打开，记者一拥而上。但微软的高级媒介经理们像保镖一样推开了记者，保护着近190cm的蒙迪飞快地向大门口走去。一位微软员工大声宣布：采访取消。

虽然惊讶，但皮钧还是抓住了下楼梯的机会，把问题连珠炮一样打了出去。主题只有一个：你说过的话还算不算数？

皮钧只收到了五个NO。

然而所有的人都没有忘记，半年前蒙迪说过什么。

就在上一年7月26日的世界公开源码大会上，微软高级副总裁克瑞格·蒙迪笑容可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公开声明了四项原则：当今世界是一个选择的时代，选择任何软件都是理性的选择，微软高层领导人保证不再称“公共通用许可”为癌症，这将作为微软一条铁的纪律。

比起放媒体的鸽子，这恐怕才是更大的出尔反尔。

一个小时后，克瑞格·蒙迪出现在中国科技部。他的背后跟着大中华区总裁、中国区总裁，以及全体够得上VP头衔的中国区大员。

科技部同样摆出了高规格的阵容：两位部领导，有关司室负责人、红旗Linux的总工程师和“863计划”的专家与院士。

微软团队的效率真是令人惊叹——蒙迪拿出了一份题为《中国未来软件及其相关政策议题》的中文报告。这份为拜会精心准备的42页报告，开列了从开放源代码软件、软件生态系统、到开放源代码与中国等6个议题。

围绕这6个议题，蒙迪开始了自己的演讲。按照在场记者的回忆——他先是以软件界老大的口吻回顾了软件发展历史，阐述了公共通用许可的种种弊端。又指出基于“公共通用许可”的软件体系使中国无法达到目标。核心思想只有一个：国产软件属于低能产品。

这种傲慢的态度，激起了在场专家的怒火。科学家袁萌站起来反问——既然微软如此推崇开放源代码，那为什么不向中国开放？

蒙迪没有想到会有如此一问，他讲了一大堆理由后，留下了一句彻底激怒众人的话：“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得不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国家之一。”

此言一出，连始终克制的科技部官员都无法安坐，也宣告了微软总部亲自谈判的失败。

但克瑞格·蒙迪的离席，并不是微软真正的罢手。

几天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给北京写了一封信。信的主题很简单：为微软说情，施压处置俞慈声。

那几天的北京，下了一个冬天最大的一场雪。张效祥、倪光南等十多位院士，联名上书朱镕基总理，要求保护俞慈声。

据说朱总理看到十多位院士的联名，一时动容。而倪光南院士的助手梁宁，在多年后写下了一句话：他们只是想守护一线光。

2002年初的这场风波，让微软在北京政府体系彻底出局，红旗Linux的腰板因此更硬。受此利好鼓舞，在香港上市的Xteam，股价在一个月里翻了三倍。

而在四大天王的格局中，没人注意到的是，远在身处腹地的湖南长沙，国防科技大学也接受了一项国家863计划的专项任务——做出国产自主操作系统。

那个“红旗漫卷西风”的时刻，似乎真的来了。

在风波发生后不久，红旗Linux董事长孙玉芳给国务院办公厅起草了一份秘密报告，除了提醒政府采用微软系统的安全隐患，还会带来财政压力。

他算了这样一笔账：2002年全国PC销量是750万台，按20%的增长计算，2003年全国PC的销量将达到900万台。如果全部采用Linux而非微软的东西，中国将因此节省近200亿美元。

孙玉芳提醒政府“一定要算这笔账”，但企业算账的速度更快，面对微软的高价，为了降低成本，联想、戴尔、惠普、方正、实达等公司，都在自己的电脑里预装了红旗系统。

为了兑现入世前的承诺，中国政府开始严查盗版软件，这又给了Linux一个机会。更让人高兴的是，北京一位副市长甚至表示，以后在进行政府公务员计算机培训时，将加入国产Linux操作系统的技能培训。

好消息接踵而来，红旗和其他Linux系统的使用量节节攀升。“去微软化”运动如火如荼，然而所有人却都忘记了一件事：比起Windows，国产的Linux究竟好不好用。

正如倪光南所说，**操作系统成功与否，关键不在其本身，而是生态系统。这是一个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搭建起完整的软件开发者、芯片企业、终端企业、运营商等产业链上的各个主体。而Linux最要命的问题是：缺少配套软件，导致生态搭不起来。

那些更换了Linux系统的用户很快发现，基于Linux的一系列办公软件，因为与微软的文档格式兼容有问题，所以系统一换，就打不开历史文件，也打不开别人给的文件。

对用户而言，这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所以倪光南的助手梁宁直到10年后加入腾讯，才明白了一个关键词：用户体验。

为此，在俞慈声的主导下，北京市科委带头启动了“启航工程”，召集了中日韩三国的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如何破解微软的文档格式，以实现读写和存储的完美兼容。但搞了半天，收效却微乎其微。

多年后，梁宁写下了一句伤心的话：我们搞定了总理，却没有搞定用户体验。

一面是喊得山响的口号，一面是用户的怨声载道。在这个夹缝中，老对手微软重新杀回来了。

折戟沉沙的微软，在风波结束的第一时间，就撤掉了中国区总裁高群耀，取代他的是一位日后因“学历造假”而闻名的华人：唐骏。

这是唐骏加入微软的第八年，相比前任，此人显然更懂机变，也更知道该如何和中国市场打交道。在他履新之后，微软一改过去的傲慢态度。不但派高管频繁访华，殷勤拜访中央部委。还走起了“下沉路线”，和各地政府建立合作技术中心，部分订单半卖半送；和PC企业联合开发项目，甚至还打破了不合资的全球策略，投资国内软件企业。

抓住中美《上海公报》签订30周年带来的氛围窗口，2002年6月，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来到中国，在记者招待会上，他留下了一番“从来重视中国，微软愿意贡献”的甜言蜜语，顺手带走了和国家计委62亿元的合作协议。

所有人都很高兴，庙堂看到了一个“听话又友好”的微软，微软得以“再造中国区”，唐骏则成了大功臣，顺理成章地摘走了“打工皇帝”的头衔。

两年后的11月，北京市政府再次启动信息化采购，公开招标变成了“单一来源采购”，微软拿下了所有操作系统订单。消息一出，所有国产软件公司都陷入了惶然不安之中。

此时距离“采购风波”仅仅两年，所有人的记忆还未模糊。仅仅一周之后，科技部高新技术司司长李武强就在活动上怒斥，主题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国产软件的发展，捍卫《政府采购法》的尊严”，直指采购方案欠妥，把国产软件逼上了绝路。

在那场活动上，最终成功进场的只有一家媒体，李司长的一句“你敢写这样的稿子吗？你们的杂志敢发这样的稿子吗？”让在场者无不动容。

压力之下，采购方案被紧急调整，而唐骏虽已离任，微软的姿态却仍然柔软，在微软的“配合”下，整个订单采购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在全国更大的范围内，有的地市为了确保微软中标，连招标要求都是按照微软产品的参数做的。

坏事从不单行，2005年，中科红旗董事长孙玉芳突发脑溢血逝世。失去了这位“对上摆得平，对下压得服”的掌舵者后，中科红旗连续曝出资方不合、管理不善的问题。2006年，方正、清华同方等PC企业组团赴美访问，合计向微软采购了价值17亿美元的订单。

此时的国产Linux，其应用生态却仍是一片荒芜之地——连国民软件QQ，都是直到2008年才有了Linux版本。所以那些装了Linux的电脑，个人用户体验极差，政府和企业用户无法开展业务。只能“做假账”一样备上两套系统，“来检查时用国产，检查完了换微软”。

2007年，国产Linux迎来了致命一击。微软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交了自己的Office标准，此时，金山、红旗、永中等厂家的UOF只是中国国家标准。“得标准者得天下”一旦成为事实，后果将不堪设想。

窥破此中门道的倪光南开始四处奔走，希望中国能投出反对票，甚至动用国家力量吸引更多同道。最终，中国成功争取到了18张反对票，但微软的支持票数是：51张。

在国内民间，Linux的支持者已经声音寥寥。那些购买了预装国产系统电脑的用户，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卸载Linux，然后装上一个盗版的Windows。那些IT论坛技术版的置顶帖，总少不了一个“如何卸载Linux”。

订单稀少、生态荒芜、用户普遍抛弃，甚至认其为笑柄，蓝点的“当家小鬼”们四散而去，Xteam退市，只留下了靠着政府补贴艰难度日的红旗。

击退微软就发生几年前，Linux四大天王各据一方，那时谁不相信，凭借中国的广袤市场，会造就一支世界最强的Linux产业大军，谁不盼望这支大军能和微软分庭抗礼。

但谁能料到，仅仅几年，这支大军竟然兵败如山倒。2013年，中科红旗贴出清算公告，宣布团队解散。国产操作系统最著名的一杆大旗，落在了时代的尘埃里。

2006年，微软一边在下沉市场攻城略地，一边掏出一纸诉状，将Windows盗版商番茄花园告上了法庭。

这让人想起了1998年7月20日，股神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对谈，当被问及微软的中国策略时，盖茨的回答是：

“中国人不会为软件付钱，不过总有一天他们会的。既然他们想要去偷，我们想让他们偷我们的。他们会因此上瘾，这样接下来的十年我们就会找出某种办法让他们付账。”

当年还在金山的雷军同志，对微软有个评价：“世界上没有白吃的代价，人家撒网，让你来钻。”

事实不幸被雷军言中，十年时间里，微软始终不忘拽一拽绳子，到2008年，这张网收紧了。

2008年8月15日，苏州警方对番茄花园创始人洪磊进行了抓捕，罪名是侵犯知识产权。另两大盗版商雨林木风、深度技术因此转型。

这一年的10月20日，许多中国网民都收到了微软的通知——如果使用盗版Office，电脑不仅每小时黑屏一次，还会有永久弹窗提示所用为盗版。

这场“黑屏事件”，在政府和民间都激起了轩然大波。

在前不久的洪磊案中，80%的用户投出了对洪磊的支持票，这一次的骂声自然可以想见。一周内，中国计算机学会公开声明“倡导使用正版，但反对微软黑屏”；法律界则普遍认为，微软对盗版自行讨伐于法无据。而微软“到底是怎么做到让用户黑屏”的话题，又引发了对微软系统后门缺陷的猜测。央视则适时地打出了一句口号：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2008年的“黑屏事件”，最终以中国政府出面劝停为结果。但年近古稀的倪光南一句：“中国被微软劫持了”，既给全民留下了“坚船利炮立于国门外”的耻辱感，也呼唤起了业界对于软件自主可控，保障信息安全的热情。

十年匆匆而过，孙玉芳作古多时，俞慈声、李武强都已经退休，倪光南更是83岁的老人。但到了2022年，已经沉寂多年的中国操作系统产业，却突然因为一条新闻，而再度热了起来。

2022年4月16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预定区域成功着陆，在过去的6个月里，翟志刚等三名航天员，成为我国在轨任务时间最长的航天员乘组。保障他们成功的操作系统，名叫银河麒麟V10。

这正是20年前“863计划”悄悄埋在国防科技大学的那粒种子。

在接到任务4年后，中国国产操作系统银河麒麟OS研发成功，这个系统的应用层参考了Linux，底层参考了Mach微内核，服务层依照的是FreeBSD系统，界面则仿照了Windows的设计。

出于技术与知识产权的考虑，这个选择不能称为错误，却选了一条弯路：实用性太差。

在一台计算机上，软硬件与系统的适配如同“厨师出餐”。在不同的系统上，各类软硬件要能够适应不同的“菜系环境”。

例如一款新上市显卡，无论在Windows还是Linux上，只需要一套代码即可。但在借鉴了四套系统的银河麒麟上，它却需要微内核出“西餐”、系统层出“中餐”，应用层做“日料”。

但在开源社区没有清晰的代码作为“食谱”，研发团队因此要自己去反向破解，分别研究出“西餐、中餐、日料”对应的代码，然后再逐一适配。

计算机行业受摩尔定律驱动，软硬件的更新极快，这样的适配程度，显然无法跟上市场。脱离实际的银河麒麟OS，变成了一个“落地就夭折”的孩子。

转机出现在2009年。国务院主导的“核高基”重大专项启动，银河麒麟系统项目在获得国家工信部支持，得以再次启动迭代。

这一次，麒麟团队选择了回归，只基于Linux做开发，理由也很简单：“作为全世界社区共同维护的系统代码，越是阳光的地方越没有病毒。”

到2016年，银河麒麟的产品取得了重大突破：从过去长达一分钟的启动时间，到与搭载IntelCPU的微软系统相差无几。

与世纪之交的茫然摸索不同，产业界对国产替代的共识更加统一，政策方的支持也更加坚定，而随着软件业生态的成熟，越来越多国产办公、财务、工业软件，都加入了支持银河麒麟的行列。那个“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开始出现了。

在这一次的冲击中，一只有力的手伸了出来，把银河麒麟牢牢按在了牌桌旁，那就是政府和它背后的国有体系。在政务、军队和大型国企中，银河麒麟的替代开始了，航天科工集团更是直接购买了近万套银河麒麟系统。

2019年底，由央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出面牵头，麒麟成为了其麾下品牌，公司发布的银河麒麟V10操作系统，外形上类似于Win7风格简洁易用，支持飞腾、龙芯、申威、兆芯、海光、鲲鹏等国产CPU及x86平台，在综合性能等方面比同类产品最高快四倍。

在拿到了国资委“2020年度央企十大国之重器”的称号后，银河麒麟在第二年开始席卷政府市场。它以政府市场占有率超70%、占比第一的优势，遍布于党政、国防、金融、交通、通信、能源等关键领域，客户达到10000家。

这是银河麒麟的成就，却也让人联想起十多年前“红旗Linux”的命运，如果没有充沛生态作为地基，再好的操作系统，都像是摇摇欲坠的空中楼阁。甚至连微软斥巨资打造的Windows Phone系统，都是因为软件生态匮乏，最终败给了Android和ios。

在2020年，银河麒麟V10的软硬件兼容适配总量是3万个，到2022年5月，这个数字超过42万个。但在这项数字上，苹果系统处在百万量级，而Windows超过千万。

为了避免重蹈当年红旗Linux的覆辙，麒麟软件公司做出了一个选择：开放。

2022年6月30日，一则新闻登上了多个平台热搜：麒麟发布了中国首个桌面操作系统开发者平台“开放麒麟”。

作为首个桌面操作系统的开源根社区，“开放麒麟”将汇集中国Linux领域上千万开发者。而它则作为开发者平台，为满树繁花硕果提供根基。

这种“先搭台再请戏班”的方式，还没有走到验证成果的最后阶段。但中国操作系统这么多年下来，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总结起来，无非一句话：既要看得见的手支持，也要看不见的手合力。

一个产业的抗争，和一个国家的崛起一样艰辛。这场操作系统里的对决，正走在挑战巨头，冲破封锁的路上，它又何尝不需要“赛马不相马”的竞争，政府主导的排列组合，精妙的借力打力，以及“众人拾柴”式的集体冲锋。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为中国操作系统事业付出贡献的人。

参考资料：

[1]《微软高层斡旋无功而返》京华时报 皮钧 侯磊

[2]《北京软件采购风波：政府的无奈与微软的事实标准》商务周刊 王晓玲

[3]《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梁宁

[4]《中国软件业立起一面红旗》城市技术监督蒋峥

[5]《大国隐痛：做一个操作系统有多难》饭统戴老板

[6]《中文Linux先驱陨落：另一只深圳企鹅》锐派游戏网

[7]《小鬼当家》三联生活周刊

[8]《中关村群英谱：宫敏》中关村科技园区网站 董胜

[9]《袁萌爆料：核高基背后的故事》原创IT 米晓彬

[10]《中国计算机先驱革命的十个故事》科工力量 陈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