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的金融事业也揭开了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前夕，世界政治、经济、市场在分裂。以美、英、法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竭力想通过马歇尔计划、朝鲜战争、逐步升级军备竞赛、工业军事化来加强对世界的霸权统治与掠夺。同期，苏联坚持和强化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和基本制度，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欧洲和亚洲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世界逐渐划分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学习苏联起步，经济金融体制的理论和做法效仿苏联模式，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以苏为鉴，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孜孜求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阶段：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之初，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处于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描述的发展特征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中东地区一直未消停过。在这本出版于1917年的著作中，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大量翔实数据，深入阐述帝国主义垄断形成的过程，充分阐释金融资本在帝国主义形成世界垄断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指明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根本性规律，并极有可能再次引起世界大战。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演进过程中，工业的蓬勃发展，使生产迅速向愈来愈大的头部企业集中，集中到一定程度，自由竞争必然地、自然而然地趋向垄断，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紧密长合在一起，通过资本输出、商品输出推动了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世界垄断，滋长成为超级垄断；私人垄断组织和国家垄断组织缠绕交织在一起，开启瓜分全球市场、争斗经济领土的斗争。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即是向金融资本过渡的时期。伴随着争夺殖民地、瓜分世界的尖锐化斗争，弱国在政治、军事、经济、金融、外交上寻找依附，使金融资本成为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

列宁充分揭露了英、美、德、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布局、瓜分份额，这种不稳定的市场分布由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决定或是相互间的协议达成。这就不难理解，两次世界大战的源头来自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为了瓜分世界，确切地说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战争。

在此分析基础上，列宁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宁直陈帝国主义的五大典型特征：一是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二是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三是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四是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五是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

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阶段，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深入地交织在了一起，金融寡头给所有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罩上了一层依附关系的密网，金融资本的统治成为帝国主义最突出的表现。帝国主义国家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成为名副其实的“食利国”、高利贷国，注定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

二、苏联逐步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开创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打破坚冰，选择道路。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俄国人民开启创建和巩固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探索。周边资本主义国家强邻环伺，随时有可能爆发的战争威胁着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为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尽快提高军事经济实力和国家防御能力，列宁时期针对如何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先后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斯大林以行政办法强制推行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四个五年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在1941年因德军入侵而中断），奇迹般地在30多年的时间将苏联打造成拥有强大工业能力的社会主义超级大国。

（一）执行“赤卫队进攻资本”革命任务（1917年10月－1918年春）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苏维埃俄国执行被列宁称为“赤卫队进攻资本”的任务，这是一场同反动势力、资本家针锋相对的经济斗争，在最短时间内对银行、铁路、商船、大工业企业收归国有，以雷霆手段摧毁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改变地主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强制消灭私有制，实现国有化，建立公有制，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

1918年春，列宁在重新审视国际国内时局、苏维埃俄国经济结构和苏维埃政权使命后，冷静分析了苏俄国内所存在的经济成分，他认识到苏俄有宗法式的、小商品经济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其中小商品经济占绝对优势。列宁认为“赤卫队进攻”的任务并不确切不具体，无法有针对性地改造经济成分，以建立符合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于是提出了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规划。这套温和而务实的过渡思想将通向适合苏维埃俄国经济特点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计划的总体思路是：首先恢复和发展大工业，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把资本主义，特别是小商品生产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限制并逐步取消私人贸易，在发展工业的基础上建立由国家控制的工农业产品交换体系；同时引导小农实现共耕制（即农业公社、共耕社和劳动组合，通称集体农庄），最终实现全部国民经济由国家实行统一计划、统一领导的“大工厂”的设想。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划还未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刚刚诞生、根基未稳的新政权短期内未能使工人、农民生活条件改善，在协约国英、法、美、日等14国武装干涉下，俄国地主和资产阶级乘机反扑，内外勾结向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发起进攻。这次凶猛的反扑使苏俄丧失了几乎四分之三的国土，苏维埃政权岌岌可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划被迫停止，一些原来比较温和谨慎的政策措施，转而被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代替。

（二）应对内乱，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1918年－1921年）

为把有限的物资迅速集中调配保证战备，俄共采取带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直接行政命令的办法调整全国产品的生产与分配，组建起国家经济计划管理体制，同时在农村建立“一大二公”的集体农庄，采取余粮收集制征收军粮。主要内容包括：对一切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实行粮食专卖和余粮收集，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严格的集中管理。国家按需要规定征收粮食的数量、价格，硬性摊派给基层，强制予以征收；把大中企业收归国有，对小企业实行监督；禁止私人交易，取消一切商品贸易；一切生活必需品均由国家集中分配；普遍实行义务劳动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强行征集和集中分配是战时应急之举，难免带来副作用，激化社会矛盾。工农业生产比例失调，“一大二公”削弱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率下降，余粮强行征收又给农民带来了沉重负担，导致了大批农民破产，农民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高度紧张，工人、农民的不满情绪在多地积聚扩散，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有工人、农民参与的罢工、暴动、叛乱频繁发生，演变成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危机。内乱一直持续了四年之久，直到1922年10月，盘踞远东地区的日本干涉军被驱逐出境，苏俄政权在列宁的领导下取得胜利，才真正实现全国一统、磐石之安。

（三）探索市场机制的新经济政策（1921年－1924年）

列宁注意到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隐患和危机，“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及时遏制了它的施行，在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十大会议上决定改行新经济政策，“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循序渐进稳妥推进。

开辟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之路已经起航，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坚强领导下，尝试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小农经济占优势的经济基础之上构建社会主义大厦。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按国家规定缴纳一定的粮食税，超过税额的余粮完全归个人所有，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承认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在国家保持经济命脉（冶金、运输、燃料工业、石油等）的情况下，实行中小企业的非国有化；把大工业企业联合成托拉斯和辛迪加，实行经济核算；取消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动员，按照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支付劳动报酬；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资本在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中自由发展，鼓励成立合作社，农村雇工和租佃合法化；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实行租让和租赁；重建银行和税收制度；实行货币改革，取消苏维埃纸币，发行稳定的货币切尔文卢布。

面对生产力落后的现实问题，新经济政策大胆突破当时社会主义传统观念，致力于遵循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根本规律，承认市场机制、私有制与商品交换关系，发展商品经济，建立货币金融体系，抓住关系社会主义本质的主要矛盾，奠定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主体地位，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和经营形式合作并存，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性地蹚出一条新路来。

新经济政策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倒退”，在列宁的设想中新经济政策是在为建立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积蓄力量，“在经济方面，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是在同普通店员、普通资本家和商人的竞赛中取胜。”“或者我们能在这场同私人资本竞赛的考试中及格，或者我们完全失败。”列宁满怀热情地期盼“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之中……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第二年，苏俄工业总产值增长36.6%，农业在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谷物产量仍增长20%，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列宁转向“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西方”的认识，计划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有益成分来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苏维埃俄国经过一番努力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贸易往来。

新经济政策使苏维埃俄国很快摆脱了经济、政治危机，极大增强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初步稳定了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1922年12月30日，由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共同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正式成立，列宁当选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四）四个五年计划缔造社会主义大国（1928年－1950年）

（1）关于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展开激烈论战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能否建成社会主义，苏联内部出现严重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斯大林坚信苏联一国必能建成社会主义，通过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和力量，采取行政办法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使处于资本主义重重包围和进攻威胁中的苏联改变落后状况，增强国家实力。

对于怎样实现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以托洛茨基（1919-1926年先后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俄共/联共（布）中央委员、俄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27年11月被开除出党）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坚持“不断革命”论，坚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要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取得成功的论断，认为苏联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随后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求进行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实行计划经济，而这单凭一国的力量难以完成，或者即便完成也难以维持，必须依赖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因此，俄国必须主动把革命推进到欧洲去，把民族革命演变为世界革命。“不断革命论”包含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和国际革命的不断性。

联共（布）领导层也出现了意见相左的声音。曾经被誉为苏共“党内头号思想家”布哈林（曾任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1929年被解职和开除苏共）认为，新经济政策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分互相繁荣的可能性，应继续贯彻，苏联社会主义将在一个农民国家内建设起来，吸引农民通过合作社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以平衡生产关系和市场关系的方式缓解阶级矛盾、消灭阶级敌人。布哈林等人反对斯大林优先、加速发展重工业，大规模集体化的方针，主张首先大力发展农业，然后再大力发展工业，或者至少实行工农业并举。

1924年起至1929年，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先后同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新反对派”、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布哈林集团”进行了长达六年的思想论争。思想分歧夹杂在权力斗争中。斯大林摒弃党内民主和说服的办法，强权压制反对派，论争最终在全盘高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高歌猛进历史进程中被强制弹压。

（2）四个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

出于“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的安全考虑，斯大林想用至多10年的时间，跑完落后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50-100年的差距。从1928年起，苏联大致用三个五年计划推进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第一个五年计划始于1928年到1932年结束，制定了高指标产量方案，致力于“快马加鞭”高速发展重工业；农业全盘集体化，在商业环节排斥掉一切“资本主义成分”，通过掌握“纯社会主义”商业将农业和工业实现经济结合，主要途径是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以“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组织架构管理集体农庄，一味追求脱离实际的“高水平”公有化。到1932年，苏联社会主义工业产值占99.5%，每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9.3%。

第二个五年计划实行“最高速度”的工业化计划，工业产值预达20%以上的平均增长率，基本任务是要成为完全独立的强盛的工业国家，不用“外来的奴役性的信贷和借款”，依靠“厉行节约”和“巨大牺牲”的本身力量，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到1937年4月1日苏联政府宣布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之时，苏联工业产值上升到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比1932年增加12倍，年均增长率17.1%，生产资料的产值增加139倍，消费资料的产值增加99%，农业产值增加50%，国民收入增加1倍。1937年底，苏联全国共建立24.37万个集体农庄，联合1850万农户，占全部农户的93%，集体化耕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99.1%。

1941年6月，纳粹德国发动入侵苏联的战争，开始于1938年的“三五”计划被迫中止。通过工业化，苏联从1928年到1940年，苏联工业产值增长了9倍，年均增长16.8%，建成了一大批新的工业部门，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二，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转变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毫无疑问，苏联凭借重工业的实力得以抗衡法西斯入侵，仅1942年和1943年，苏联制造的坦克就比德国多2.6万辆，生产的飞机也比德国多2万架。苏联三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后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对战后世界政治、经济、金融新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6年3月，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年）基本任务是，重建国家受害地区，使工业和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然后大大超过这个水平。工业领域展开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加大科研投入规模，成功试验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发射第一枚弹道火箭，发明欧洲第一台计算机等等。到1950年苏联国民经济总值（以1970年的美元计算）达到1710亿美元，与当时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相比，已跃居世界第二：美国4280亿美元，英国870亿美元、法国710亿美元。

作为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的第一次探索，苏联模式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在其后的发展中不足和弊端都逐渐暴露出来，国民经济结构失衡、不关心人民当前利益，体制机制僵化，生产力内部之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深层次矛盾日积月累，斯大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对苏联社会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

（）探索建立社会主义金融体系（1917年－1949年）

是否承认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如何认识商品货币关系，是关系社会主义建设大局的重要问题。马克思关于未来无阶级的社会主义关系理论一再强调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商品货币关系将不复存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想中，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形成于资本主义一定发展阶段，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并非全盘否定、单纯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在生产力极大丰富的物质基础上充分借鉴、吸收人类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对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业生产落后、资本主义程度并不发达，认识只能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完善和丰富，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建立与改革不可避免地会拘泥于细枝末节性质问题，也会陷入教条主义的误区。

新经济政策肯定了商品货币关系，但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实施时，斯大林改变了新经济政策方向，排斥一切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确立苏联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集体农庄无法直接进行生产资料公有化，农村众多的中小生产者只愿将自己生产的剩余品进入市场，集体农庄所有制不可能在短期内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斯大林认为，只有经过商品的联系，农庄的产品流入到商品流通系统，通过纳入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之间的产品交换系统，以产品交换逐渐地代替商品流通的办法，不断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把集体农庄的产品纳入全民计划的总系统中，从而更易于推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在过渡时期，商品、货币将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必要因素。

（1）初创社会主义银行体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要对金融体系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出于所有制和高度计划的考虑，苏联在实践中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体系。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由于政权落在无产阶级手里，必须以国家资本建立和完全垄断国民银行，以便将信用集中在国家手里。列宁关于组织社会主义信用体系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1918年《银行政策提纲》一文中。他提出：“银行政策不限于银行国有化，应当逐渐地，但要不断地走向将银行变成统一的簿记机构和调整全国全部社会主义有组织的经济生活的机构。”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赤卫队进攻资本”时期，苏维埃政权遭到在国家银行、私营股份商业银行中的资产阶级敌人顽强抵抗：银行上层职员消极怠工，发放贷款支持反革命，而对国家需要拒绝支付现款。私营股份商业银行在信贷、货币流通具体业务中对抗苏维埃政权。列宁设想建立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统一的人民银行系统参加管理苏维埃经济，是国家统一核算、公共簿记的机关。银行国有化政策没收银行股份资本，取缔所有交易所，停止各种证券交易。

对银行实行国有化折断了资产阶级势力的羽翼，为国家在解决工业国有化和进一步实行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复杂任务创造了条件。1921年10月7日国家银行成立，全称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银行，隶属于财政人民委员部领导。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苏维埃俄国预算拨款使用支票，恢复物物交换，而不再使用货币，银行的基本功能被削弱。到新经济政策时期，新经济政策的过渡特征承认商业、市场、多种经济成分，银行、货币的作用重新得到重视，列宁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银行，采用金卢布为计算单位。

二战前的三个“五年”计划中，为了贯彻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国家银行直接领导整个信用系统，成为筹集和分配工业化资金的重要机关，国家银行调节货币流通，供应信贷，由国家银行向其他信用机构发放贷款，对国营经济核算企业实行卢布监督。从1922年起，先后成立了消费合作银行、工业银行、城市公用事业银行、农业银行和外贸银行等一大批部门银行和地区性银行。为了准备尽可能多的资金支持高速工业化进程，1927年12月，苏共确立了资金积累的三个基本渠道：一是依靠社会主义工业本身的积累，斯大林后来提出依靠工业内部“厉行节约”和“巨大牺牲”以实现工业产量高速增长；二是通过国家预算再分配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收入，此后因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目标，财政出现巨大缺口，苏联不得不通过行政措施转移农业效益的办法来支援工业，即国家以低廉价格从农民手里取得大量的谷物，供应城市工业人口，出口换取工业机器设备，但这一救急举措为苏联后来国民经济结构失衡埋下了祸根；三是通过银行、合作社、储蓄所吸引居民和社会的投资。国家银行通过发行建设公债、鼓励居民储蓄等手段吸收大量的资金，还通过发行大量卢布，弥补了财政的巨大缺口，为工业提供资金支持。1932年前后，苏联成立四家用于长期投资的专业银行：工业银行、农业银行（承担社会主义农业拨牧任务）、全俄合作银行、中央公用事业银行。经过多年的改组、整合，苏联银行机构形成以国家银行为首的包括工业银行、农业银行、全俄合作银行、中央公用事业银行、外贸银行和储蓄银行的银行体系，这套体系定型未动直到1957年。

（2）新经济政策中的货币改革：基本肯定商品货币关系

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发苏俄国内战争，工农联盟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矛盾。列宁经过一阵反思，否定了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以行政手段调配生产等冒进举措，转而实行允许商品买卖、停止配给制度的新经济政策，建立起国家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当时在列宁看来，这是“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手段、经营方式和经营方法”的一种“经济退却”，之后还必须再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

1921年3月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后，俄共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实现电气化纲领目标需要11亿金卢布，包括工业恢复在内的为期几十年的工业经济发展纲领，大约估算需要支出将近170亿金卢布，需要充足的黄金储备，需要向外国贷款、需要发展对外贸易，这一切的前提是要建设金融货币体系以统一核算、对接贸易、换取黄金。

苏俄国家银行（1923年更名为苏联国家银行）成立之初，资金只有3万亿左右贬值了的苏维埃卢布。通过“剥夺剥夺者”政策，没收地主、资产阶级和教会的财产，清剿原沙皇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残余部队获得大量的黄金迅速积累资金，在此基础上苏联政府尝试构建社会主义国家的金融体系，为恢复、振兴工业做准备。

对于工业、农业、金融之间的相互关系，列宁认为，不向军队和城市工人充分地、正常地供应粮食，国家就无法进行经济建设，而商品交换应当成为收集粮食的主要手段；商品交换是对工农业相互关系是否正常的检验，是建立能较正常地发挥作用的货币制度的基础。在1921年6月16日全俄第三次粮食工作会议上，列宁谈道：“我们转而容许相当规模的自由贸易，是为了使我们能够筹集大批粮食，建立大量国家储备。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要想恢复大工业和货币流通是不可能的。”

随着对商品货币关系认识的步步深化，恢复和发展商品市场、货币制度也在步步推进，1922年3月－4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财政政策的决议》，首次提出货币改革的任务，其中特别强调国家银行在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中的作用，着重指出发展国内贸易的目的是要刺激农民从消费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决议》还提出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市场计划：要探索市场，掌握市场，建立系统的、精确的经济措施，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尽管突破思想禁锢很困难，但此时，社会主义也可以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已成为苏共党内共识。

1922年10月11日，苏联政府颁布法令，启动苏联货币改革的第一次尝试，授权国家银行以金本位、25%黄金保证和75%短期票据、商品担保发行切尔文券，法令规定切尔文券含金量为每单位7.4234克。切尔文券的发行标志着货币改革的全面展开。切尔文券以票据和商品做担保，向工业和商业投放短期贷款，随着贷款的偿还，银行券回归银行。切尔文券作为稳定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满足了国民经济的需要。到1924年年底，切尔文券已经成功地成为稳定的通货。同期货币改革也为财政改革打下了基础。

1922 -1924年货币改革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是苏联运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初次实践。随着货币改革对工农业发展的明显作用，苏共党内对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不再持怀疑态度，在社会主义阶段仍须保留货币而非消灭货币的共识皆已达成。尽管列宁之后的领导人放弃了新经济政策的许多措施，但是，作为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成果，苏联的金融货币体系得到延续和发展。

（3）1947年新卢布改革：减轻国家负债、消减通胀、控制物价

第四个五年计划时的苏联，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由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民经济计划化规律严格限制，对社会主义生产不起调节作用。价值规律主要被限制在个人消费商品的交换，因为生产领域需要满足劳动力耗费所需要的消费品，价值规律对生产领域也有一定影响。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亦不会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价值规律、金融货币体系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保驾护航。

1945年8月，苏联开启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经济恢复和发展成为战后国家的中心工作，提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要达到的几项任务，其中包括“在最近期间取消凭券购物制度”、“巩固国民经济中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关系”，把币制改革置于经济的全盘计划中。苏联政府重新调整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产品的生产比例，大力促进农产品、日常手工业品领域的生产，降低物价，消化通胀，以满足市场上对农产品、日用商品的需求。工业生产及基本建设的速度也在迅猛发展，到1947年底，苏联工业产量已经达到了战前1940年的规模。

为减少国家高额债务、降低高通胀、解决货币超发的战后遗留问题，1947年4月3日，苏联财政部部长兹韦列夫向斯大林报告币制改革的初步方案，拟以近600亿卢布的银行券和国库券按5∶1比值兑换货币，货币总量将减少 480亿卢布，到居民手中的新币为120亿新卢布。更重要的是，这个币制改革方案，将使国家债务减少大约700亿卢布，其中因发行新币减少520亿卢布，因居民存款和储蓄而减少160 亿卢布。新币发行的同时必然要废除凭证供应物资的制度。总体思路是以新币置换战时大幅贬值的旧币。

斯大林基本同意这一实施方案。1947年12月14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发布《关于改革币制及取消配给制的决议》，新卢布改革正式启动。按照《决议》，1947年版的新卢布兑换政策主要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实行差别兑换率。新卢布改革根据银行存款及持现款数额实施差别兑换率，倾向于保护低收入者，分流各阶层在币制改革中的损失，合理摊派不同社会阶层的损失；二是不强制收兑黄金、白银等硬通货。允许居民持有金银制品。

苏联政府12月16日发行的1947年版新卢布，区分居民现金、存款和机关、农场经费存款与旧币兑换。对于居民现金，比率为旧币十卢布兑换1947年版式新币一卢布。对于居民存款，根据数额实行阶梯比率：凡不超过三千卢布的存款，仍照其票面价格不加变动，即按照一比一的比率重新估值；凡不超过一万卢布的存款，其中三千卢布仍照其票面价值作为存款，不加变更，余款则按照新币二卢布对旧币三卢布的比率重新估值；凡超过一万卢布的存款，其中一万卢布按照上述第二条规定的比率重新估值作为存款，余款则按照新币一卢布对旧币二卢布的比率重新估值。对于各团体的合作机关以及各集体农场的经费及活动存款，按照新币四卢布对旧币五卢布的比率重新估值。

苏联政府还决定取消供应品配给制，与币制改革政策并行实施。除集体农场市场外，采取行政手段降低和稳定物价，食品及工业日用品确定了单一、低廉的国家零售价格。供应品配给制取消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各地物价普遍降低。原来战时街上拿着配给券等待物资分配的漫长排队现象消失了，人民凭借新卢布可以直接购买到农具和日用品物资。虽然新卢布改革政策实施过程中未能完全制止投机，但基本达到了减轻国家负债、消减通胀、控制物价的经济改革目标。

（4）苏联国家保险模式：国家财政制度之一

苏联国家保险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建立货币后备基金的方式之一。全民财产的标的遭受自然灾害时，由国家建立起来的集中的、全国性或地方的后备基金来补偿，保障扩大再生产的发展过程不断持续，来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苏联宪法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其最高国家政权机关及国家管理机关行使组织国家保险的职权。用保险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基金是全民的财产。

1917年9月，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他的著作《灾祸临头和防止之法》中谈道∶“银行国有，就会大大促进同时实现保险事业的国有，即是把一切保险公司合并为一，集中它们的活动，由国家加以监督。……把这一事业合并起来，就可以减低保险费，使一切保险者获得极大的便利，并减轻他们的负担，可以在原有人力和资金的条件下扩大这种业务范围"，文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保险国有的伟大意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对保险事业进行彻底的改造，开始了保险业的国有化进程。在1918年11月28日颁布的《关于在俄罗斯共和国组织保险事业》的法令中，宜布了一切种类和一切形式的保险统归国家专营，取消资本主义的保险公司，其财产被收归国有。苏联最高国民经济会议领导国家专营的保险。有了国有专营的保障，列宁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国家财产保险》法令（1921年10月6日），决定：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无论在乡村或城市都组织国家对于私人经济的财产保险，承保下列自然灾害：火灾、牲畜死亡、农作物雹灾以及水陆运输中的损毁（海损）。这一法令为苏联国家保险奠定了基础。在1926-1929年，在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的时期，所有财产的强制定额保险几乎推广到全苏联境内，国家财产自愿保险也在经济恢复中得以扩展。1930-1934年，农业集体化的目标推动下，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颁布决议，明确国家保险在乡村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作用，将承保农业财产、牲畜及农作物作为国家强制保险，这种保险是巩固集体农庄生产和保护公共财产的强有力的工具。以后又颁布了强制定额保险法，将所有强制保险推广到苏联全境。在卫国战争时期，保险也是吸收、积累货币资金的重要工具，以调动一切资源保境御敌。在苏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国家保险总局成立，一系列有关国家保险问题的法案通过。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决定了苏联国家保险的发展模式。苏联国家保险是国家的财政制度之一。苏联国家保险总局由苏联财政部管理，受财政部的领导和监督，集中、统一经营全苏联的保险事业，在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边区、省、州和共和国直辖市都设立了国家保险局。苏联国家保险局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际办理所有各种规定形式和种类的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赔偿保险财产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损失；给付人寿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额。国家保险的大部分资金，通过各种财政系统，都投资于社会主义建设。

三、国际金融冷战源起与两个平行市场形成

1947年3月12日，美国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世界自此陷入冷战中。跨越将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深深影响了新中国政治、外交、军事、经济、金融方方面面，深刻影响和制约了社会主义过渡与建设的方针政策、进程进展。成立后不久的新中国即面临以美国与苏联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两极对峙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实行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经济上封锁和全面禁运，毛泽东提出“一边倒”基本外交方针，之后在苏联的援助下，新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一时期我们国家经济、金融体制也基本沿用了苏联模式，而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抗美援朝战争、反右斗争扩大化，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持续15年的“三线建设”正是在美苏两大强国相互对峙、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相互对抗的国际环境中作出的历史抉择。

（一）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

1941年9月24日，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三个月，苏联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同意了由英美提出的反希特勒联盟纲领性文件《大西洋宪章》的基本内容，其中涵盖国际经济合作内容。这份文件是战后英、美、苏三国围绕世界经济金融体系谈判斗争的起点。

如何展开战后国际经济合作，英美两国都当仁不让，先后拿出方案，试图掌握战后经济金融布局的主动。由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设计的第一份战后经济金融秩序方案——“清算同盟方案”早在1941年9月8日问世，这套方案意图使联盟成为今后管理世界经济、金融秩序的轴心，由各成员国认缴一定配额的黄金和本币组建国际清算银行，使用与黄金等价的新的国际清算货币，推行公认的确定国家外汇牌价的方法，允许各成员国确定在国际货币清算联盟中的借方余额或贷方余额，各成员国在账户正平衡的条件下从国际货币清算联盟获得贷款。

美国方面最初于1941年12月30日提出了“对盟国之间货币和银行行动的建议”的报告，基本思路是由参加各国共同出资设立国际货币稳定基金，出资份额依据各国黄金、自由外汇持有量、国际收支的持有量和波动率、国民收入来确定；创设与黄金等价的国际货币，各国初始汇率由与美元比价确定；各成员国可按各自所出的份额派出董事会代表、设置投票权、借入外汇，促进货币的自由汇兑，稳定外汇市场，使国际经济及贸易获得扩展。

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一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苏共领导人感受到更多的是危机和紧迫。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恢复经济和实现重工业计划，苏联起初对与美国的合作、两种制度的合作持积极态度，但首要关切仍是战后扩大对外贸易，获得美元贷款，大量进口工业设备和部分工业原料，从国外购买粮食，以便迅速重建经济，大幅提升国防工业和国民收入水平。至于是否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苏联只有在优先关切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才会考虑加入。

从1941年到1944年初，美、英、苏展开多轮谈判博弈，苏联将美元贷款等诉求提上议程，向英美反馈了修正案，但很多提议一直悬而未决，有的提议还遭到否决，在强制性缴纳黄金配额和黄金储存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作用、卢布平价、经济指标清单、美元贷款额度等多项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苏联与美、英的分歧不断加深。

1944年二战胜利曙光已现，加紧重建战后世界新秩序成为同盟国各方关注的焦点。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世界蓝图”设想，这是一套试图建立国际新秩序，使美国充当世界主宰的世界主义设想。虽与苏联分歧一直未有定论，罗斯福却坚信苏联是战后维护世界和平不可缺少的力量，希望通过组建国际组织的形式，通过联合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苏联纳入美国掌控世界规则、构建美元版图的轨道中。

1944年7月，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镇举行，讨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秩序问题。苏联提出的许多建议，只得到极少部分采纳。布雷顿森林会议宣布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前身）两大机构。苏联代表团在会议文件上都签了字，但苏联后来并没有正式参加。

1945年12月2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正式宣告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行黄金——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制度，美元直接同黄金挂钩，35美元折合1盎司黄金，比价非经美国政府同意，不得改变，各国可以随时用美元向美国政府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仅保留黄金的名义地位，将美元推向世界货币的实际地位，世界各国未来的外汇储备将以美元为核心；而且致力于打破世界贸易壁垒，混同英法殖民地原材料基地、吸纳亚洲国家、贯通苏联和东欧地区，建立起一个以美国为政治权力的核心、以美元为货币金融的基础、以统一世界市场为目标的“美利坚治下的永久和平”。

苏联政府意识到，美国推行自由贸易、美元世界货币，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东欧甚至苏联的经济统一到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中。但为了利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资金、物资、技术，开展国际技术交流合作以加速建设步伐，苏联一直在积极斡旋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直到1945年下半年，随着美杜鲁门政府显现出强势外交、积极军事扩张的鹰派迹象，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根据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做进一步的研究，决定等待和观望美国的态度。但战后美苏之间关于波兰、伊朗、朝鲜、土耳其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分歧和争端也在不断恶化，双方关系裂痕逐渐加大。

（二）冷战源起：乔治·凯南的8000字“长电报”

令国际关系形势急转而下的是一份来自美驻苏代办乔治·凯南的8000字“长电报”。

1946年2月，凯南按照美国务院要求，对苏联不愿意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动机进行分析，写下了长达8000字的电报。凯南认为，苏联官方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及其行为，根植于俄国传统的不安全感；苏联政权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力量的逻辑高度敏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苏联天生的不安全感、在国内维持“独裁制度”提供合法依据，以及充当苏联扩张势力、同敌斗争的工具。为此，苏联定会大大提高其实力，包括“最大限度地”发展军事力量；在一切被认为适时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扩大势力范围；向殖民地与落后国家渗透势力，扰乱和抑制西方在这些地方发挥影响。

这份充满遏制思想的“长电报”在分析苏联行为动机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苏联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协。如果苏联政权要得到巩固，必然要搞乱美国社会的内部和谐，破坏美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损害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威。对此，凯南建议要认识到苏联对西方的“威胁”及其同美国势不两立的现实。鉴于苏联相信“力量的逻辑”，凯南提出的应对之策并未过重强调军事军备，而是重点陈述了非军事力量的作用，即软实力的力量。电文中说：“这是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汇合的地方。凡是解决我们自己社会的内部问题，加强我们人民的自信、纪律、士气和集体精神的每一项果断有力的措施，都是对莫斯科的一次外交胜利……如果我们在自己社会的缺陷面前不能抛弃宿命论和漠不关心的态度，那么莫斯科将从中得到好处。”

凯南的电报传回后，迎合了在华盛顿占上风的强硬派的对苏政策主张，为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提供了思想弹药。一个月后，1946年3月5日，英国时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反苏联、反共产主义的演说，攻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用铁幕笼罩起来”，这次“铁幕”演说正式拉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

（三）两个平行市场形成：“马歇尔计划”与“莫洛托夫计划”

在1947年7月，“马歇尔计划”（又称“欧洲复兴计划”）正式提出。“马歇尔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经济、金融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歇尔计划”表面上是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欧洲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本质上却是以援助方式替换德国战争赔偿，实现美国金融集团势力渗透并主导西欧经济，变相废除德国对苏联的战争赔偿，打击苏联经济的重建进程。这一计划使《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公告》中确定苏联从德国获得战争的赔偿条款完全失效。

1948年，美国开始实施欧洲复兴计划，并取消了给予东欧国家的经济援助。一系列向东欧国家出口限制措施紧随其后出台。苏联迅速做出反应，抵制和反击“马歇尔计划”，1947年7-8月，苏联分别与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签订经济贸易协定，加强与东欧各国的经济合作关系，这些协定统称为“莫洛托夫计划”，以苏联为首的东欧贸易集团初步形成。在此基础上，1949年1月，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六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通过会议磋商后，宣布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多边经济合作，抗衡“马歇尔计划”对东欧国家的市场同化，形成独立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平行市场”。

经互会是冷战的产物，反过来加剧了冷战两极对抗。经互会成立初期对于合力抗衡“马歇尔计划”、防止东欧分化同化，发展和保护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解决东欧国家的能源和市场问题、提高各成员国的工业化水平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许多成员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但是后来，苏联利用经互会推行经济一体化、强调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忽视了其他成员国的利益及主权，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直接同苏联的计划经济和经济发展挂钩，受其制约，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欧国家经济的发展。

来源：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新中国金融史编写组

时间：2022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