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今年4月，这个红色文化研究会召开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理论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有力地批判了当前在一部分经济学家、经济工作者中流行的鼓吹取消公有制、私有化一统天下的错误思潮，透彻地论证了由党领导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反击新自由主义思潮、捍卫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两个核心理论和舆论战线上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

受这次研讨会的启发，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关系到中国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百年大计的人口问题。众所周知，中国人口长期面临着难以逆转的下降趋势。如果无法有效解决人口问题，中国在本世纪后半叶将同时面临严重老龄化、综合国力严重削弱、国际地位严重下降等重大挑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也将面临夭折的危险。如果任由此种恶果发生，我们都将成为历史和民族的罪人。

在讨论了未来中国人口趋势，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口理论，分析了当前中国解决人口问题的政策可能性之后，我们认为：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且积极发展公有制经济，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人口持续下降的不利趋势，稳定出生率和人口规模，确保民族复兴的伟大航程不在中途搁浅。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中国人口的严峻形势

中国的总人口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趋于下降，这是一个人所共知、无法回避的事实。

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人口司的预测，假设生育率保持在2021年水平(1.2左右)，中国的总人口将从现在的14.2亿减少到2050年的12.8亿，再进一步锐减到2100年的6.3亿。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25岁至59岁的最佳劳动年龄人口将从现在的7.4亿减少到2050年的5.5亿，再降到2100年的2.0亿。65岁及以上需要社会抚养的老年人口则将从现在的2.1亿增加到2050年的3.9亿，至2100年仍保持在3.1亿——这将占当时人口的一半。[2]

根据育娲人口研究的预测，如果没有实质有效的生育减负政策，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将从现在的17%下降至世纪末的不足5%，而新出生人口将不到世界新出生人口的1%、不到美国新出生人口的一半。中国将不再是一个人口大国，华夏民族在过去几千年中积累起来的人口优势，将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丧失殆尽。承载华夏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屹立不倒的文明根基将灰飞烟灭。[3]如果上述预测不幸变为现实，毫无疑问，到本世纪末，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将被严重削弱，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将遭遇严重的挫折。

中国人口长期趋于下降，不仅会直接影响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目前关于人口下降对经济影响的讨论，往往着重于人口减少会压制消费需求、减少买房需求以及对幼儿教育等特定行业的影响等等。这些局部影响虽然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一定的冲击，但不足以构成对经济发展全局的致命冲击。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单纯因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经济问题，都不难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来克服和解决。

人口下降对中国经济长远增长潜力的真正的致命危害在于供给方面。如上面数据所说明的，中国25岁至59岁的最佳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速度比总人口的下降速度更快。2024年至2050年，中国25岁至59岁人口年平均下降1.1%;2050年至2100年，年平均下降2%。由于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规模主要取决于25岁至59岁人口的规模，2050年以后，中国劳动力总数年平均下降速度估计也将达到2%。

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率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加上劳动力数量增长率。如果劳动力数量在减少，那么长期经济增长率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减去劳动力数量下降率。如果中国未来劳动力数量每年减少2%，除非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能始终保持在2%以上，否则中国经济至迟在本世纪中叶就要面临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困境。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较快。但是，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据佩恩世界表的数据，日本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在1960-1969年期间曾经达到8.8%的高峰;但1994-2003年下降至约2%;2010年以后，日本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甚至出现了绝对停滞和下降。1986-1995年，韩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曾经达到9.2%，但2010-2019年，下降至1.4%。本世纪初以来，美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3%。也就是说，在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以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长期通常都会下降到2%以下。[4]

2001-2010年，中国经济全员平均劳动生产率(按照平均每名就业人员创造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来计算)年平均增长10%;2011-2020年，年平均增长7%;2021-2023年，年平均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到6%。简单计算可知，年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每十年下降约30%。按上述趋势计算，到2030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会下降到5%，到2040年将进一步下降到3.5%，2050年下降到2.5%，2060年下降到2%以下。到那时，中国经济将会不可避免地跌入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深渊。

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确实在过去几十年促成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伟大成就。然而，如果不能及时扭转中国人口长期下降的趋势，到本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不但将不再增长，甚至还会停滞和萎缩，这将从根本上违背改革开放的初衷，使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化为泡影。

养孩为家，育孩为民——生育和抚养后代是现代社会的“公共品”

导致中国人口长期趋于下降的直接原因是生育率的下降。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6.1下降至1990年的2.5和2010年的1.7。现在，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0左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排倒数第二位(仅比韩国略高)。生育率长期趋于下降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普遍现象。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4.8下降到1990年的3.3、2010年的2.6和2021年的2.3。

在传统社会中，子女刚进入少年时期就可以为家庭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而当父母步入老年、逐步丧失劳动能力时，子女是父母赖以安度晚年的主要依靠，这就是人们长期形成的“养儿防老”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基础。用经济学的概念来说，在传统社会中，生育和抚养子女相当于生产一种“投资品”，预期收益大于投入成本，因此传统家庭通常都有强烈的多生多育的经济动机。

在现代社会，子女一般要经过长时期的基础教育;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多数青年直到二十多岁才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当父母步入老年后，主要也不再依赖子女来抚养，而是依靠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提供基本收入，甚至还有许多子女自身没有收入或收入不足，反而依靠父母提供生活来源，“啃老”的现象屡见不鲜。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生育和抚养子女不但不再是“投资品”，而且基本具备了“公共品”的特点。也就是说，对于私人家庭来说，生育和抚养子女只有成本，却几乎没有经济上的收益。但是，繁衍后代对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仍是不可或缺的，具有巨大的社会利益。用流行的经济学行话来讲，生养后代为国为民创造了巨大的“正外部性”。

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单纯依靠私人来提供产品或服务，对公共品的供给必然是严重不足的，甚至在长期趋近于零。现代市场经济中，生育率普遍趋于下降的事实验证了生育和抚养后代已经成为公共品生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公共品生产只能由公共部门即政府来提供或负担，正如国防、医疗、教育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都必须完全或主要由政府负责一样。然而到目前为止，在绝大多数市场经济体中，私人家庭仍然是生育和抚养后代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这就必然导致人口这一特殊的公共品的供给严重不足。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也充分反映了再生产利益的社会化与再生产过程仍被私人占有制度支配这一重要矛盾。

如果生育和抚养后代已经成为一种公共品。那么由整个社会通过政府来承担起生育和抚养后代的经济成本就是不可违逆的历史大势。

根据育娲人口研究2024年版的《生育成本报告》，以2022年的消费支出数据为基础来计算，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是54万元，平均每年3万元;其中城镇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是67万元，平均每年3.7万元。202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86000元。所以，全国家庭平均每个孩子每年的养育成本相当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35%，城镇家庭平均每个孩子每年的养育成本相当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43%。[5]

育娲人口研究主张参照发达市场经济体的经验，通过提供现金补贴、减税、购房补贴、新建公共托儿所等办法，每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5%作为生育财政补贴，有望将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现在的1.0提高到1.6，达到大多数发达国家生育率的水平(但仍低于人口更替所需要的生育率)。

在本文中，我们设想一种简单明确、易于实行也便于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支持的鼓励生育政策。设想国家下定坚定的决心，花大气力鼓励生育，突破人口危机这个改革的“深水区”，就应当由中央政府拨款，从2025年开始，给每个新生儿的父母每年提供一定数量的基本现金补贴，直至孩子长到20岁。例如，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年，即给孩子父母提供每月3000元、每年36000元的现金补贴;这笔钱由中央财政直接划拨到孩子父母按照出生证、身份证、银行账号等信息设立的银行账户上，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此后，中央政府每年都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定比例(可以考虑将这个比例设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40%)给每个孩子的父母提供一定数量的现金补贴。比如，到203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到了15万元，那么，每个孩子的父母每年就可以得到6万元的补贴(每月得到5000元的补贴)。2023年，全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39000元，我们所设想的国家提供的生育和抚养现金补贴接近全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其所产生的鼓励生育的效果也很可能是立竿见影的。[6]

这种生育鼓励政策的启动成本很低。中国现在每年新出生人口约900万，约占总人口的0.64%。如果每个新生儿获得补贴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40%，第一年财政补贴的总金额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6%。这项政策实行四年以后，财政成本才会逐渐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以上。

假设到2050年，该生育鼓励政策已经实行了二十多年，所有的20岁以下儿童和少年的父母都有资格享受生育和抚养补贴。假设到那时中国每年新出生人口1000万，占13亿总人口的0.77%，给当年新生儿父母的生育和抚养补贴就会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31%;给全部20岁以下儿童和少年的父母的生育和抚养补贴总额就会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6%，这与育娲人口研究所估计的鼓励生育的财政成本接近。

到本世纪末，假如中国每年新出生人口仍为1000万，人均预期寿命达到90岁，从而总人口稳定在9亿，那么每年新出生人口就占总人口的1.1%，每年给新生儿的生育和抚养补贴就会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44%，给全部20岁以下儿童和少年的父母的生育和抚养补贴总额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9%。

从近期来看，在实行生育和抚养补贴政策的最初几年，与之相关的财政成本可以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以内，政府部门可以适当增加财政赤字，不必增加居民和企业的税收负担。但是到了本世纪中叶，为了支付生育鼓励政策的财政成本，就需要显著增加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6%的税收，否则将无法避免严重的财政赤字。到了本世纪末，则可能需要将国家财政收入在本世纪中期的各项税收基础上再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3%左右。

盘根错节，多方掣肘——市场经济的“改良困境”

那么，如何获取这些必要的财政资源呢?

以2021年为例，中国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额是20.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7%;税收总额17.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1%。在各项税收中，主要是各种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共11.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2%;其次是企业所得税，共4.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个人所得税1.4万亿元，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7]

间接税构成了商品价格的一部分，提高间接税会提高各种物价水平，增加人民群众的支出负担。所以，不宜将提高间接税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

与发达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明显偏低，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多一点;与2021年的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相比，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也仅占2%。相比之下，美国的个人所得税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个人部门总收入的12%。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为什么严重偏低呢?未来中国政府是否可以通过增收个人所得税来大幅度提高财政收入呢?

如果查阅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法以及相关规定，中国的法定个人所得税率并不算低。目前，年个人收入在36000元至144000元之间的纳税人应对其收入超过36000元的部分按照10%的比例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个收入区间包括了绝大多数城镇劳动者。如果个人年收入超过96万元，对于超出的部分，甚至要按照45%的税率纳税。

中国的法定个人所得税率并不低，但是政府每年实际收到的个人所得税为什么如此之少呢?让我们算一笔粗账。2021年，中国政府部门实际收到的个人所得税是1.4万亿元。考虑到绝大多数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都是按照接近10%的税率来纳税，用1.4万亿元除以10%，可以得出，作为中国个人所得税基础的个人收入大约是14万亿元，占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的20%。就是说，在中国经济中，有五分之四的居民收入实际上根本没有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范围。2021年，中国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约为11万元。用作为个人所得税基础的总收入来除以平均工资，就可以估算实际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数;用14万亿元除以11万元，结果为不到1.3亿。就是说，在中国大约7.5亿的全部各类就业人员中，只有大约1.3亿(大约六分之一)实际参与了缴纳个人所得税。

2021年，中国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总数是1.7亿人。国家统计局在统计中使用的“城镇非私营单位”概念除了包括国有单位(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以外，还包括了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我们知道，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就业人员无一例外地依法缴纳了个人所得税;此外，外资、港资、台资企业的就业人员通常也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我们可以推断，上面所估算的实际缴纳个人所得税的1.3亿人几乎全部在城镇非私营单位中工作。在中国，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短期内也无法改变的具体国情，实际上只有公有制经济单位和一些外资、港资、台资企业的就业人员才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其他经济单位的就业人员的个人所得税，则基本上是收不上来的。只要这种情况没有根本的改变，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基础就无法扩大，个人所得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不可能显著提高。

未来中国的政府部门要扩大财政收入，既不能靠增加间接税，在短期内也无法显著增加来自于个人所得税的收入。此外，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创收的办法也已经难以为继，那就只剩下增加企业所得税一个办法了。

如果查阅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法，可知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率为25%;就是说，企业缴纳的所得税应占企业利润的25%。但是，目前税法对“非居民企业”(即外资和港澳台资)实行10%的优惠税率，此外，对于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在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注册的企业等也有很多减免税措施。[10]

2021年，中国的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32.2万亿元，非金融企业部门支付红利3.4万亿元，金融企业部门支付红利约0.4万亿元，以上各项相加共35.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此外，据投入产出表数据，全社会固定资本折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假设其中三分之二是企业部门固定资本折旧，则企业部门固定资本折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202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15万亿元，所以这一年的企业部门固定资本折旧就是11.5万亿元。这样，可以算出企业部门税前利润总额为24.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11]2021年，中国企业所得税总额是4.2万亿元，与企业部门税前利润总额相比，可以算出，中国企业部门的平均有效所得税率是17%，比法定的企业所得税率低了八个百分点。

为了支付给0至19岁孩子父母的生育和抚养补贴，政府部门需要努力从现在起至本世纪中期将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增加6个百分点;此后至本世纪末再增加3个百分点。这里我们设想，从现在起至本世纪中期财政收入的提高主要靠提高企业所得税;此后，则主要靠扩大个人所得税的征税基础。

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设未来中国的企业部门税前利润总额将一直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20%。作为提高来自于企业所得税的财政收入的第一步，首先取消对一切外资以及其他各种企业的减免税，确保对所有类型的企业都一视同仁地征收25%的所得税率。至于高新技术企业和小微企业，可以用政府注资或政府提供低息贷款等方式加以扶植。这样，就可以将企业所得税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现在的不到4%提高到5%，即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

此后，可以每年将企业所得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到2050年时，将企业所得税率提高到50%，政府从企业所得税获得的总收入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与现在相比，企业所得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了6个百分点。

如果是国有企业，无论是向国家上缴税收还是利润，都不影响国有企业职工和经理的个人利益，国有企业仍将照常生产、投资。但是外资企业现在仅缴纳10%的所得税率，许多私营企业的实际有效税率也不到20%。这些企业的所得税率提高到50%以后，意味着它们的税后利润比原来减少了37.5%至44%。那么，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这里不能不提到一般市场经济在进行经济和社会改良时所面临的“困境”。一些受到了改良思想影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者网上的业余评论家，一方面看到了市场经济中常常存在的贫富分化、经济危机、环境崩溃等问题，另一方面又舍不得私有制以及一些市场经济的表面繁荣。他们把被简单化、浪漫化的“北欧模式”当作典范，好像只要政府愿意向资本家征税，搞一点再分配，一切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就都烟消云散了。

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所谓“北欧模式”是根本行不通的，即使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往的“北欧模式”也已经江河日下。这是因为资本家不是慈善家，资本家生产和投资的目的都是为了攫取利润。如果政府要对资本家增加税收，资本家就会关闭工厂，制造失业，然后设法将资本外逃，对“不尊重资本”的政府进行惩罚!

虽然中国实行的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私营企业家逐利的本性与其他国家的资本家仍然是一样的。如果政府大幅度地提高了企业所得税率，那么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的税后利润率就会显著低于在其他国家投资可以获得的税后利润率，外资就会大规模地退出中国市场。一些利润至上、对国际国内形势有错误估计的私营企业家也可能追随外资的步伐设法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即使仍然留在国内的私营企业家，也可能会减少投资、缩小经营规模。

如果我们为了中华民族繁衍生存的长远大计，下决心由政府承担起生育和抚养成本的历史责任，我们就必须考虑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发生私营企业、外资企业通过减少投资来对抗改良政策的情况。尽管这些企业长久以来享受着中国的人口“公共品”红利，而且还将继续享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没有任何法理依据可以阻止他们通过“投资罢工”的方式破坏政策的执行。

遇到这种情况，该采取何种对策呢?

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只有“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根定海神针才能解决中国人口问题

尽管中国的私营企业在履行维持人口的基本社会责任方面，与他们的日本、乌克兰、和利比里亚同行们相比，没有明显的优越性，但是中国的经济制度相比于“自由”市场经济，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中国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不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我们有“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根定海神针!

现在“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资投资加起来大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六成，国有投资占四成。未来，如果“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资投资萎缩一半，只要将国有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提高到三分之二以上，就可以维持全社会投资的稳定。

在这方面，可以借鉴以往每次经济下行时政府和国有企业增加投资稳定经济的先例。当然，未来的国有部门投资需要减少已经过剩的基础设施投资，更不能搞“形象工程”，而是要多在有收益的生产性领域进行投资。可以在国家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兴领域新建国有企业;也可以收购一些私营企业的股权，将其改造为新型的公有制企业;还可以在农村征购抛荒土地，建设国营农场，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国有部门投资所需要的资金来源，可以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也可以由政府负责发行债券来融资。只要国有投资平均的收益率显著高于银行存款利率，整个国有部门债务的还本付息就有保证，就不会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为1%至2%，而国有工业企业近年的净资产收益率接近10%。所以，只要维持正常投资和经营，国有企业完全可以获得比融资成本更高的收益率。此外，还需要在国有企业中加强党的领导，结合群众监督，努力杜绝腐败，改善经营效率。

2050年以后，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如前面讨论过的，中国政府部门征收到的个人所得税过少的主要原因，是只有公有制企事业单位的就业人员依法纳税，而在其他经济单位就业的人员实际上都不参加个人所得税的缴纳。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靠大幅度地提高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就业在全社会总就业中所占的比例。增加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就业人员的数量和比例可以与上面讲的增加国有部门投资的过程结合起来。新建国有企业可以直接增加公有制部门的就业人数;如果通过收购股权将一些私营企业改造为新型公有制企业，也就可以同时将这些企业以及在其中就业的人员纳入国家依法纳税的范围;还可以向已有的国有企业增加投资，促进国有企业扩大就业。

现在中国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总数共1.7亿人，去掉其中的外资、港澳台资企业就业人员约2000万，其他的公有制、半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就业人员共约1.5亿人。假设从2025年起，国家采取既定政策，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确保公有制单位就业人员每年增加100万，那么，到本世纪末，全部公有制企事业单位的就业人员总数就可以达到2.25亿。再假设未来中国每年新出生人口始终保持在1000万，那么，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劳动力队伍总数就会稳定在3.5亿左右(按照25岁至59岁人口数量估算)。

所以，到本世纪末，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就业人员总数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可以达到接近三分之二。假设到那时个人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公有制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占其中的三分之二，也就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按照10%的个人所得税率，国家财政可以获得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就可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比现在约增加三个百分点)。

如果未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以这种思路继续前进，到本世纪末，无论从就业看还是从投资看，中国都将是名副其实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国家保证所有公民从出生到20岁以前的基本收入，每年新出生人口稳定在1000万，劳动力数量稳定在3.5亿，人口总数稳定在9亿。只要劳动生产率继续增长，国民经济就可以实现可持续增长。

到那时，自鸦片战争以来几十代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梦寐以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就完全变成现实了，中国人民也终于可以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注释：

[1]卫鸿：红会举办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理论研讨会，//m.m.syxtk.com/wzzx/llyd/jj/2024-04-28/87726.html

[2] 联合国人口数据：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MostUsed/;以上数据来自完整“complete”数据库中的不变生育率情景

[3]育娲人口研究，“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版”，2023年2月

[4] 佩恩世界表数据：https://www.rug.nl/ggdc/productivity/pwt/?lang=en

[5] 育娲人口研究《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https://file.c-ctrip.com/files/6/yuwa/0R72u12000d9cuimnBF37.pdf表3-1，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3/indexch.htm

[6] 国家统计局，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1/t20240116_1946622.html

[7] 表7-1和7-4，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3/indexch.htm

[8] 表3-17，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3/indexch.htm

[9] https://www.shui5.cn/article/d5/71078.html

[10] https://www.shui5.cn/article/f7/116201.html

[11] 表3-15和3-17，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3/indexch.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