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8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诞辰205周年纪念日。恩格斯和马克思从1842年最初相识到后来结成革命友谊，共同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创作和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两位重要奠基人之一。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一方面继续完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学和哲学研究、继续对各国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指导，另外，还拿出了大部分时间从马克思的大量手稿中整理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本文着重阐述恩格斯对坚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所作出的卓越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意义。

一、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方法论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科学革命得到唯物史观成果以后，马克思就用这样得到的最新的方法论成果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创立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辩证法逻辑，简单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的基础。剩余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剩余价值论也属于劳动价值论，因此，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将价值转形问题作为劳动价值论的核心问题。

在经济思想史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次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阐述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包括后来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一批又一批的初学者，他们都由于不理解唯物辩证法而对《资本论》及其所阐述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作出了种种错误的解读。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问世以后，马克思就敏锐地发现了这种理解《资本论》内容上的方法论问题。在《资本论》出版法文版时，马克思又针对法国人对于辩证法理解得比较差的实际状况，对《资本论》法文版的表述方式做了尽可能符合法国人思维习惯的调整。但是，马克思也意识到，这种调整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马克思鼓励法国读者，要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畏劳苦勇于攀登科学巅峰。

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对《资本论》的方法做了详细的说明。在那里，马克思援引了考夫曼对《资本论》方法理解的论述，以回应考夫曼的批评。在对《资本论》方法的评论中，考夫曼讲到了辩证法联系的观点、运动和发展的观点以及事物运动和变化的形式转化的观点，等等。马克思以反问的方式，认可考夫曼对《资本论》方法的表述，但同时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马克思首先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其次，马克思坦率地承认自己从黑格尔辩证法那里继承了合理内核。当黑格尔辩证法在德国流行的时候，马克思就批判了它的神秘的方面；当黑格尔辩证法在德国被抛弃、被无情地否定的时候，马克思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马克思肯定黑格尔辩证法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最后，马克思强调自己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科学革命和创新发展。“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资本论》的方法论问题，一直是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1891年10月25日康拉德·施米特写信告诉恩格斯，他打算写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他的学说及对科学的态度》的论文。恩格斯在1891年11月1日给施米特的复信中，首先肯定了施米特这项工作的意义。其次恩格斯还告诉施米特，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必须要读黑格尔，并告之如何以最为快捷的方式读黑格尔。最后，恩格斯说：“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颠倒的，是因为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应当是‘思想的自我发展’，因而事物的辩证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即使把马克思的从商品到资本的发展同黑格尔的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作一比较，您也会看到一种绝妙的对照：一方面是具体的发展，正如现实中所发生的那样；而另一方面是抽象的结构，在其中非常天才的思想以及有些地方是极其重要的转化，如质和量的互相转化，被说成一种概念向另一种概念的表面上的自我发展。”在这里，第一，恩格斯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改造的结果。也就是说，恩格斯强调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进行革命改造而获得的。第二，恩格斯强调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法，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实现了超越。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商品到资本的发展”是“具体的发展，正如现实中所发生的那样”。就是说，马克思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发展过程，是现实世界商品经济发展过程的真实写照。而相反，恩格斯也指出了黑格尔“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是“抽象的结构”。换言之，这是一个没有真实历史作为坚强支撑的先验结构。当然，恩格斯还是客观地承认“其中非常天才的思想以及有些地方是极其重要的转化，如质和量的互相转化，被说成一种概念向另一种概念的表面上的自我发展”。可见，恩格斯在将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对比中，充分肯定了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法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马克思以商品分析为开端，以商品经济的历史发展过程为基础，以劳动价值论的概念范畴的发展逻辑，即革命化地将黑格尔辩证法头足倒立给颠倒过来了，同时又在商品分析中将这种颠倒过来以后的唯物辩证法进一步运用于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产方式的分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明了共产主义的发展前途，这充分展示了唯物辩证法的彻底的革命的本质。恩格斯希望施米特能沿着这种思路去宣传马克思的学说和方法。然而，我们十分遗憾地看到，恩格斯对年轻的施米特的期望还是太高了，施米特无法按照恩格斯所指引的方向完成自己的计划，《卡尔·马克思，他的学说及对科学的态度》一文并没有问世。

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有宏观上的总体介绍，而且还有许多具体运用方面的解释和说明。下面我们就结合恩格斯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阐述中的辩证法运用问题做些探讨。

（一）关于马克思“抽象”方法的进一步阐述

1884年，德国《新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卡尔·考茨基的《洛贝尔图斯的〈资本〉》回应所谓洛贝尔图斯是马克思理论先驱的挑衅说法。针对考茨基的文章，卡·奥·施拉姆写了一篇猛烈抨击考茨基的《卡尔·考茨基与洛贝尔图斯》文章。针对施拉姆的文章，考茨基又写了一篇《回答》。这就是在考茨基与施拉姆之间围绕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资本论》关系问题所进行的论战。在1884年9月20日《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对考茨基最后一篇论文进行了评价。在这封信的开头，恩格斯从总的方面肯定了考茨基评洛贝尔图斯的文章，说写得很好。可是，话锋一转恩格斯就批评道：“我还是反对你在那些自己明知没有把握的领域下武断的论断……这特别表现在对待‘抽象’这个问题上，一般说来，你的确过于贬低‘抽象’了。”恩格斯用了“你在那些自己明知没有把握的领域下武断的论断”这样的词句，表明恩格斯反感考茨基做学问的轻浮态度似乎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恩格斯首先断定考茨基过于贬低“抽象”，并明确指出考茨基这个错误思想是受了洛贝尔图斯的影响而形成的。在这里，恩格斯首先肯定马克思的科学抽象。“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想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想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就是说，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是寻找事物和关系的最一般的思想表现，把它确定下来，固定下来。这是科学研究的正确的抽象方法。恩格斯同时又指出了洛贝尔图斯的错误的抽象方法：“洛贝尔图斯给自己制造出一种或多或少是不完备的思想表现，并用这种概念来衡量事物，让事物必须符合这种概念。”就是说，洛贝尔图斯首先先验地制造出一个概念。然后用这个概念检验事物，让事物符合这个概念。对此恩格斯评论说，这种抽象实质上是寻找事物和关系的永恒不变的内容，事实上，事物和关系的这种永恒不变的内容是不存在的，现实的事物和关系的内容都是易逝的。因而，洛贝尔图斯的这种抽象必然是错误的。为了把问题进一步讲清楚，恩格斯还列举了洛贝尔图斯对资本概念的抽象。洛贝尔图斯首先先验地拿出一个“真正的资本”概念。这个“真正的资本”概念，不是目前的资本，因为目前的资本只是概念不完备的体现。洛贝尔图斯不从目前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存在的资本的考察中概括出资本概念。洛贝尔图斯为了从这种实在的资本达到真正的资本，他去询问那些孤立的个人，问他们生产过程中能体现为资本的是什么，自然这些孤立的个人回答单纯的生产资料有可能体现为资本。这样洛贝尔图斯就将真正的资本和单纯的生产资料混淆了。这种混淆对于为资本辩护就有利了。在单纯的生产资料形态上，资本的一切坏的特征，一切真实的特征都不见了。这样洛贝尔图斯就要求真实的资本必须符合这个概念，真实的资本只行使生产资料的职能，这样资本就洗掉了一切资本的特性！洛贝尔图斯实际上是以生产资料的职能偷换了资本的概念。

恩格斯在这样批评了洛贝尔图斯庸俗的“抽象”以后，就直接指向考茨基，恩格斯说：“你对价值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现在的价值是商品生产的价值，但随着商品生产不再存在，价值也就‘变了’，就是说，价值本身还存在，只是形式改变了。实际上，经济价值这个为商品生产所特有的范畴，将同商品生产一起消失……就象它在商品生产以前并不存在一样。劳动同产品的关系，无论在商品生产以前或以后，都不用价值形式来表现。”

恩格斯在这里明确表示，考茨基认为“现在的价值是商品生产的价值，但随着商品生产不再存在，价值也就‘变了’，就是说，价值本身还存在，只是形式改变了”。恩格斯的观点是，“经济价值这个为商品生产所特有的范畴，将同商品生产一起消失……就象它在商品生产以前并不存在一样。劳动同产品的关系，无论在商品生产以前或以后，都不用价值形式来表现”。简单地说，恩格斯认为，价值是商品生产的生产方式社会中劳动产品所特有的属性。在商品生产的生产方式以前社会和以后社会中，劳动产品都不具有这种属性，都不表现为价值。因此，经济学家就不能对商品生产的生产方式以前社会中的劳动产品——非商品，商品生产的生产方式社会中的劳动产品——商品，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产品——非商品，进行价值概念抽象，也不能从中抽象出价值一般！

恩格斯纠正考茨基从洛贝尔图斯那里继承来的错误抽象法，对于深刻理解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的抽象方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在，许多人都误解抽象方法，而且到处乱用抽象法，给经济学研究带来极大的混乱。他们不是从同一类事物出发，把这类事物的共性抽象出来，形成一个概念一般。而是相反，他们对于任何事物都要疯狂地进行抽象。例如，有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抽象，抽象出生产关系一般概念。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界限。他们用这种生产关系一般来代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甚至以发展生产关系一般为名，将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畴引入社会主义经济；有人对资本范畴进行抽象，抽象出资本一般概念。他们以资本一般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所谓“资本”，以引进资本一般概念为名，直接引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剩余价值等概念引入社会主义社会，提出所谓的社本论；有人对价值进行抽象，提出价值一般概念，借价值一般概念将以价值为最抽象形式的一切资本主义关系都引入社会主义社会。孙冶方就强调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消亡了，但价值规律还要继续存在，主张价值规律万岁论就是一个典型。恩格斯在批评考茨基的书信的最后还加了注释，说明自己在《反杜林论》中对于杜林对价值范畴的误用进行了批判。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阐述了这样一个思想：价值是商品生产所特有的范畴，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商品经济，没有价值范畴。人类社会的未来——共产主义公有制社会没有商品生产，没有价值范畴。因此，在这三种类型的社会之间就没有三种不同的价值范畴，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抽象出来的共性的价值范畴了。

（二）《资本论》开篇商品性质与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和历史

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一种虚构”，是“一种必要的虚构”的议论，恩格斯特别阐述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性特点。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是一个先验的体系，而是对于客观存在的商品经济从简单商品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发展过程的观念的反映。因此，恩格斯特别强调《资本论》开篇商品是简单商品。针对彼·法尔曼的错误，恩格斯指出：“这是出自他的误解，即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一册的开头从被他当作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然后从这个基础进到资本，——为什么他要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出发。这一点当然是法尔曼决不可能理解的。”恩格斯强调《资本论》第一册第一篇的商品是简单商品，并且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明了道理。这对于人们理解劳动价值论，正确理解马克思经济学说体系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既然《资本论》开篇商品是简单商品，那么，很自然那里对于这种简单商品性质的反映即劳动价值论就是简单商品经济阶段的劳动价值论。简单商品经济阶段的劳动价值论，会随着货币转化为资本，简单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而获得其发展形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劳动价值论，即剩余价值理论。

其次，从逻辑和历史统一的原则出发，沿着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价值形式的发展的商品生产的生产方式以及货币转化为资本、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流通和剩余价值的分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顺序，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理论体系。因此，按照辩证法的思想方法理解劳动价值论，就不能片面地追求对劳动价值论下一个定义，下一个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的定义，而是要把劳动价值论理解为一个体系或者理解为一个概念系统。按照《资本论》的体系，劳动价值论的内容至少包括：（1）商品二因素；（2）劳动二重性；（3）价值形式的发展；（4）商品拜物教；（5）价值的转化等。可是，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由于不理解马克思的方法和理论体系的逻辑，为此付出了许多艰苦的劳动却收获甚少。例如孙冶方曾经说：“价值规律要求什么呢？……价值规律是要求价格向价值靠拢，而不是要求同他背离。价值规律要求价格同价值靠拢的趋势，不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中，都同样存在的。”由于孙冶方没有把价值规律理解为一个体系，所以他就将价值规律仅仅理解为一个价值量的问题，而忽视了价值概念的历史性，因此，如前所述他曾经极端化地喊出了“价值规律万岁”！谷书堂曾经说：“在说明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同价值决定的关系之后，至于什么是价值规律的问题，也就比较容易弄清楚了。价值决定即价值规律的说法，我们认为是比较准确的。”且不说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讨论已经是误入歧途了。把一个丰富多彩的价值规律理解为它的一个方面，这显然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如此等等。

（三）深刻阐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概念与概念所反映的现象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就从原则上阐述了经济学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与它所反映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原型现象之间误差的问题。马克思认为经济学和物理学一样，它们都有概念与概念所反映的具体事物之间的误差问题。马克思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这是我们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可能会产生的误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进行阐述时，又谈到了另外一种误差。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量表现出一种必然的、商品形成过程内在的同社会劳动时间的关系。随着价值量转化为价格，这种必然的关系就表现为商品同在它之外存在的货币商品的交换比例。这种交换比例既可以表现商品的价值量，也可以表现比它大或小的量，在一定条件下，商品就是按这种较大或较小的量来让渡的。可见，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马克思揭示了价值规律的贯彻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而不是价格和价值时时刻刻都保持一致。这是随机事件的每一个过程和随机事件所反映的规律之间的误差，这种差额具有互相抵消的性质，正因为如此，随机事件的规律性最后才会体现出来。可是由于人们对马克思的方法理解得不深不透，所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这方面常常被人们所误解。

康拉德·施米特由于不懂得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而贯彻，而从价格经常背离价值的事实出发将价值规律贬低为一种虚构，一种必要的虚构。施米特的这一错误，源自于其对科学方法论的误解。恩格斯以自己渊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纠正了施米特的错误。首先，按照黑格尔方式来理解，概念是思维的产物，思维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应该理解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象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种差别，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其次，恩格斯运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抽象”方法为施米特进行讲解。按照唯物辩证法，由于概念是从它所反映的事物中抽象出来的，所以任何一个概念都是它所反映的那个事物的一些基本特性的抽象，因而“它并不是直接地、明显地符合于它必须从中才能抽象出来的现实”。因此，恩格斯认为概念只能近似地接近它所反映的那个事物。最后，恩格斯从一般利润率概念必须理解为是一种趋势这个命题出发，又进一步阐述了价值规律以及剩余价值通过利润率来分配的规律都要理解为是一种趋势，而不要理解为绝对值高度精确等固定值的情况。一般利润率作为一种经济规律只能是近似地存在，如果一般利润率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在两个或几个企业内达到了完全一致，那么这种情况纯粹属于偶然情况。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般利润率只能以各行各业、各个年度的不同企业不同利润率的平均值而存在。恩格斯批评道：“如果我们竟想要求利润率（比如说是14.876934……）在每一个行业和每一个年度直到第一百位小数都完全一样，不然就把它贬低为虚构，那我们对利润率以至经济规律的本质就误解得太不象话了。”恩格斯还深刻地指出了经济规律只能以一种近似的方式实现的原因：“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们所起的作用和其他规律同时起的作用相互交错在一起，而部分地也由于它们作为概念的特性。”恩格斯前面所举出的这些例子基本上都是经济规律作为概念的特性及其反映的误差。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又提出了导致经济规律不能以纯粹的形态实现的又一个原因。这就是一种经济规律发挥作用往往还伴随着与它同时发挥作用的其他规律同时发挥作用的干扰，结果这种经济规律的作用程度就受到了削弱。

此外，恩格斯还列举了封建主义概念及其实际存在的例子。恩格斯指出封建主义“在西法兰克王国奠定了基础，在诺曼底为挪威侵略者进一步发展，在英格兰和南意大利为法国的诺曼人所完善，而它最接近于它的概念是在短命的耶路撒冷王国，这个王国在耶路撒冷法典中遗留下了封建制度的最典型的表现”。恩格斯认为，不能因为封建制度的典型存在时间短暂就把他说成是一种虚构。恩格斯认为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概念范畴对事物的反应也是运动变化的，因此不能用静止的观点来对待概念范畴和它们所反映的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样，恩格斯既回应了施米特关于价值规律是虚构的挑战，又深入地阐述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价值规律贯彻的形式问题，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以上三个方面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方法论观点，是恩格斯针对《资本论》出版以后，各派经济学家，包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同情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初学者等对劳动价值论方法论的种种误解而阐发的，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虽然如此，这些方法论原理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劳动价值论的坚持和发展、对于向青年学生和初学者普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劳动价值论都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驳斥马克思剽窃洛贝尔图斯捍卫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斗争中产生的，也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本来，在马克思已经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和计划以后出版的各卷著作中，马克思都很诚实地按照科学规范标注清楚了自己和前人研究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正如前文所述，在马克思生前就有个别人私下里议论所谓马克思剽窃问题，但是马克思泰然自若，因为只要把马克思的手稿发表出来，所谓剽窃一说便不攻自破。但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讲坛社会主义者又重弹旧调。最后，洛贝尔图斯亲自出来把自己打扮成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发明人，而污蔑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从他的所谓“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剽窃来的。在这种背景下，就只能由恩格斯出来为马克思澄清问题了。

（一）恩格斯以一种十分蔑视的态度来确认洛贝尔图斯所谓剽窃的说法

洛贝尔图斯无非是说自己已经在马克思之前说出了剩余价值起源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的劳动创造。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对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贡献，不在于马克思是第一个说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来源是生产过程中雇佣工人的劳动和剩余劳动。马克思也从来没有把自己说成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首创者。马克思在自己的《资本论》和手稿中，以十分严谨的科学态度标注出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历史性贡献。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从威廉·配第开始，经过约翰·洛克、大卫·休谟，一直到伟大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他们每一位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贡献了什么、贡献到什么程度，马克思自己对这些先驱者的贡献是如何继承的，马克思在这些先驱者的贡献的基础上又是怎样进行变革的，所有这些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都写得清清楚楚。在这样的经济理论历史人物和他们的辉煌的成就面前，洛贝尔图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是一个既无知又无畏，既没有什么原创新的理论贡献又没有什么学术品位，贪图虚名的一个跳梁小丑！抓住这个要领以后，恩格斯就沿着马克思对斯密、李嘉图的剩余价值学说的思想继承和揭露洛贝尔图斯对剩余价值学说的无知展开了分析，从而回应了所谓的马克思剽窃洛贝尔图斯的挑战。

那么，洛贝尔图斯究竟说马克思剽窃了他的什么理论呢？洛贝尔图斯说：“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说明了，本质上和马克思一样，不过更简单、更明了。”

在明确了洛贝尔图斯的这种低劣的提法以后，恩格斯紧接着就指出了马克思的著作对于这个问题回答的时间。恩格斯指出洛贝尔图斯作为理论家默默无闻，一直到1848年洛贝尔图斯作为柏林议员进行演讲和他作为大臣活动才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的。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没有洛贝尔图斯的任何帮助下，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点，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和1847年在布鲁塞尔所作的、1849年发表在《新莱茵报》第264—269号上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可以得到证明。”恩格斯还举证了马克思是在1859年前后，通过拉萨尔才知道洛贝尔图斯是一位经济学家的。这样从时间上来历数马克思在不知道洛贝尔图斯地租理论的情况下就已经阐述了剩余价值来源的理论观点。

当然，这样从马克思接触洛贝尔图斯著作的时间上来说明马克思没有机会剽窃洛贝尔图斯，只是恩格斯回应洛贝尔图斯的一个最初的步骤。恩格斯显然没有满足于来证明马克思理论上的清白。恩格斯在这里还要向世人证明，一方面，洛贝尔图斯的地租理论只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劳动价值理论的一个劣质赝品，既然是劣质的赝品，当然不值得炫耀。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换言之，马克思并没有否认，而且在许多场合还公开承认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关于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理论，是自己的理论出发点和思想来源。相反，洛贝尔图斯和“他的那伙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温暖的夏雨中像蘑菇一样繁殖起来的崇拜者”，对于这样伟大的贡献都一无所知，或者忘得一干二净。言外之意，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面前，洛贝尔图斯及其同党却只能是一群不忠不孝、数典忘祖的无耻之徒。

（二）恩格斯阐述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超越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不平凡之处及其理论意义

具体说来，恩格斯从亚当·斯密发表于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研究》出发，证明该书第六章的有关论述，证明了亚当·斯密早已经将商品价值中所包含的剩余劳动及剩余价值看作是一个一般的范畴，而且斯密已经将利润和地租看作是这种一般范畴的分支。然后，恩格斯又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61—1863）。指出，马克思在那里明确肯定了亚当·斯密的理论贡献，也明确指出了亚当·斯密的不足之处。

对于李嘉图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来源问题的贡献与不足，恩格斯也同样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拿出了确凿的证据证明，马克思诚实地向世人说明了自己接受和继承了什么，继续发展和创新了什么。恩格斯指出：“李嘉图从商品价值由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引伸出由劳动加到原料中去的价值量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也就是它分割为工资和利润（这里指剩余价值）。他论证了：无论这两部分的比例怎样变动，商品的价值总是不变，这个规律，他认为只有个别例外。他甚至确立了关于工资和剩余价值（在利润形式上理解的剩余价值）的相互关系的一些主要规律。”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并没有埋没李嘉图的贡献。恩格斯指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五章“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中，马克思实事求是地充分肯定了李嘉图的贡献，马克思说“李嘉图第一个严密地表述了上述三个规律”。当然，马克思同时也指出了李嘉图这种表述的不足之处：“1.他把这些规律所适用的各种特殊条件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理所当然的、普遍的和独有的条件。……2.同其他一切经济学家一样，李嘉图从不研究剩余价值本身，就是说，他不是撇开它的特殊形式如利润、地租等去进行研究。这一点在比前一点大得多的程度上损害了他的分析。因此，他把剩余价值率的各种规律同利润率的各种规律直接混为一谈。”考察了马克思对于李嘉图成就与不足之后，恩格斯愤怒质问：“在上述各点中，洛贝尔图斯没有任何一点超过李嘉图。李嘉图理论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使李嘉图学派遭到破产，——要么洛贝尔图斯毫无所知，要么只是导致他提出一些乌托邦的要求（《认识》第130页），而不是寻求经济学上的解决。”作为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显然无法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相提并论作为马克思的一个先驱。那么，作为社会主义者，洛贝尔图斯用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来论证社会主义，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位有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来处理呢？回答是否定的。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匿名作者写于1821年的作品《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中，证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已经很早就被用于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提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张了。因此，从社会主义理论的角度来考察，洛贝尔图斯也是不值得一提的。通过以上分析，恩格斯否定了洛贝尔图斯要求的在经济思想史上给予自己以劳动价值论发明者的地位，甚至得出结论，无论是在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言，或者是社会主义学说而言，洛贝尔图斯都是没有任何原创性贡献的。

为了说清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继承关系，恩格斯列举了化学发展史上拉瓦锡对之前的燃素说进行彻底革命的例子。在拉瓦锡之前，化学领域里占据主流地位的是燃素说。燃素说把物体燃烧归结为从物体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想象中的物质——燃素。这种燃素说遇到的第一次范式危机发生在1774年，那一年化学家普利斯特列在燃烧实验中析出了一种新气体，他发现这是一种无燃素气体。其后化学家舍勒也在化学实验中析出了这种气体。但是，由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都没能跳出旧的燃素说的思维体系和话语体系，所以，他们并没有在化学领域实现科学革命。后来，拉瓦锡在普利斯特列和舍勒实验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了燃素说的全部理论，得出了燃烧过程是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来的氧气和燃烧物的化合过程的结论。这样，拉瓦锡在化学史上就实现了一次科学革命。

恩格斯把马克思对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变革比作拉瓦锡对于燃素说的变革。恩格斯指出：“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本身必须首先加以批判。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马克思进而研究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并且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他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是第一个详尽无遗的货币理论，今天已为大家所默认了。他研究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并证明这种转化是以劳动力的买卖为基础的。……”在这里，恩格斯从一个全新的批判的视角重新阐述了《资本论》第一卷中劳动价值论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继承关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劳动创造价值、剩余劳动形成剩余价值这些基本结论上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对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研究成果，但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又没有仅仅停留于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这些基本论断。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第一次阐述了什么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等这样一些关键问题上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不过，对于这个问题，不管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说明，还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的说明，中国经济学界对其理解的都是很差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明，本文将在后面进行详细的阐述，这里不再赘述。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这样一些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上全面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全新的劳动价值论。

（三）恩格斯从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体系的全局高度，阐述了马克思超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两个重大理论创新

恩格斯指出了1830年左右，李嘉图学派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问题上的两个矛盾，以及马克思为完善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在这两个方面的理论创新与贡献。李嘉图体系的第一个矛盾：以劳动作为商品价值的衡量尺度，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进行交换的前提下，交换双方是不会有价值增值的。这样，劳动价值论就和剩余价值的事实存在相矛盾了。李嘉图体系的第二个矛盾：从劳动创造价值出发，不同生产部门等量资本，由于资本构成不同其使用的活劳动也就不同，因而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不同，由此他们的利润率自然也就不同。但是，这是与不同生产部门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规律相矛盾的。在19世纪围绕李嘉图体系的大论战中，对于李嘉图体系的这一矛盾，李嘉图本人以及李嘉图学派其他成员都没能给出科学解答，以至于李嘉图学派最终彻底解体。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用自己的劳动力商品学说解决了李嘉图体系的第一个矛盾，马克思在即将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中以其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解决了李嘉图体系的第二个矛盾。

可见，恩格斯在回应洛贝尔图斯关于马克思剽窃其地租理论的过程中深刻证明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是人类最优秀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就马克思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来看，按照马克思的著作研究记载，对于马克思形成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有巨大贡献的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优秀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而洛贝尔图斯这样不学无术又十分贪图虚名的拙劣的经济学模仿者是无缘进入这一行列的。这样，恩格斯就在回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谓剽窃的挑战中，既肯定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关系，又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阐述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变革和革命，坚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三、阐述劳动价值论和转形问题的历史性捍卫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性，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是说劳动价值论在其发挥作用的历史条件下，其作用的条件和形式也是历史地变化着的；第二种含义是说劳动价值论本身也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消亡的。下面我们就分别来看恩格斯在这两个方面的分析和贡献。

（一）恩格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历史性的第一种含义的分析

《资本论》第三卷正式出版以前，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就向那些热衷于马克思剽窃洛贝尔图斯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发出邀请：即将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将为我们揭开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与价值规律共生之谜，如果谁要是能在此之前事先说出谜底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和他继续谈论马克思剽窃洛贝尔图斯的事情，否则，恕我们再不予理会所谓剽窃之事。恩格斯的意思很直白，恩格斯是在教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你不是说马克思已经偷窃了你的“租”吗，你不是污蔑马克思是惯偷，那么，你看看你家都有什么东西，明天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将有一种新理论，你能不能说出来这种新理论是什么，洛贝尔图斯也包括你本人，你们有这样的理论吗？恩格斯高超的挑战技巧激怒了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可是，他们谁也拿不出即将被马克思“偷窃”过来的理论是什么！由此关于马克思剽窃的风暴才算彻底平息了。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以后，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例如洛里亚大喊大叫《资本论》第三卷是十足的谬论，重大的理论上的破产，是重大的科学上的自杀行为。可是一谈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具体内容，他却表现出惊人的无知。例如他把价值仅仅归结为商品交换的相对比例数，他不知道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常识。对于这样的批评，恩格斯给予无情的驳斥与回击。当然，对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也有威纳尔·桑巴特和康拉德·施米特这样的以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和传播者的姿态出现，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出了种种批判。例如，桑巴特在《社会立法文库》第七卷第四期上发表了《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体系》一文。该文对于马克思的体系的宣传还是做了比较出色的描述。但是，由于桑巴特受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影响，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正确地理解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他采取承认生产价格而否定价值的态度。他否定价值的客观性实在性，强调价值不是经验上的事实，而是思想上、逻辑上的事实。施米特在1895年2月出版的《社会政治中央导报》第22期上发表了《〈资本论〉第三卷》一文。这篇文章介绍了马克思如何从剩余价值引出平均利润，可以直接用于回应洛里亚的责难。但是，施米特却一直坚持价值规律是作为说明实际交换过程而提出的一种科学假说。看来无论是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是同情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都对价值规律缺乏正确的理解。为了消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轻视价值规律的影响，恩格斯撰写了《〈资本论〉第三卷增补》，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对马克思价值规律的历史存在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恩格斯指出：“无论是桑巴特还是施米特……都没有充分注意到：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

恩格斯认为《资本论》第三卷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段话是：“全部困难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因此，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因此，撇开价格和价格变动受价值规律支配不说，把商品价值看作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历 史上先于生产价格，是完全恰当的。”恩格斯强调：“这段话，不过是关于这个问题所要说的内容的一个大概轮廓。”“如果马克思来得及把这个第三册再整理一遍，他毫无疑问会把这段话大大加以发挥。”细心阅读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增补，我们可以发现恩格斯对马克思这一段文字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补充。

1.简单商品生产时期的劳动价值论。第一，在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有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人类社会生产是以产品生产为主导，商品生产处于萌芽状态，在那时商品交换中的价值规律，是以人们主动的以纯粹的劳动时间形式来衡量相互交换的商品的价值的。恩格斯以历史资料和个人生活记忆的回顾中为劳动价值论的作用提供了证明。第二，恩格斯强调自从货币产生以后，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就是以价格形式和以价格不断波动的形式加以贯彻了。而这种货币形式，却造成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价值只能以一种迂回的形式相对地表现出来，这样，由劳动时间所形成的价值就成为一种丧失了直观性的间接关系了。恩格斯说：“自从货币进入这种经济方式的时候起，一方面，适应价值规律（注意，指马克思所表述的价值规律！）的趋势变得更明显了，但另一方面，这种趋势又由于高利贷资本和苛捐杂税的干扰而受到了破坏；价格平均起来达到几乎完全接近价值的程度就需要更长的期间了。”恩格斯强调商品经济越发展，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及其作用的关系就越是被掩盖起来。第三，对于劳动创造价值这样的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经济学家最初是不曾知道的。发现价值规律并像《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那样把它描述出来，必须要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这样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付出辛勤劳动才能获得。恩格斯突出强调了对于生产当事人来说，这些过程是他们意识不到的。货币商品的生产越来越远离一般商品生产者，其劳动时间所形成的价值越来越不清楚了。

恩格斯总结说：“只要经济规律发生作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对于整个简单商品生产时期来说便是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说，直到简单商品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出现而发生变形之前是普遍适用的。”

2.随着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转变，劳动价值论的价值规律，也就从简单的价值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价格规律。在说明简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过渡的过程时，恩格斯特别强调了商人的作用。商人对于从前一切停滞不前旧的生产方式和世袭制度是一个革命的要素。不过这种革命作用是商人自己不曾认识到的。商人要使本商会所有参与者都能得到相等的利润率，于是，他从商品出售价格和中间的运费等各个方面进行规定。恩格斯说：“相等的利润率，在其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本来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后结果之一，而这里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却表明是资本的历史出发点之一，甚至是马尔克公社直接生出的幼枝，而马尔克公社又是原始共产主义直接生出的幼枝。”商人从维护旧商人公会和垄断公司的角度，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最后形成了均等的利润率。恩格斯还回顾了历史上商人是怎样从一个单纯的购买者变成了包买商，举例说明了商人从赚取国际贸易的买卖差价到作为包买商赚取雇佣工匠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及剩余价值是怎样以利润的形式进行均等化的。恩格斯还回顾了17世纪和18世纪，工场手工业者占有的剩余价值以及这种剩余价值是怎样以利润的形式进行均等化的。最后恩格斯讲到：“如果说工场手工业由于产品变得便宜而迅速发展起来，那么大工业就更加如此。大工业通过它的不断更新的生产革命，使商品的生产费用越降越低，并且无情地排挤掉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它还由此为资本最终地征服了国内市场，使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陷于绝境，把小生产者间的直接交换排挤掉，使整个民族为资本服务。它还使不同商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平均化为一个一般的利润率，最后，它在这个平均化过程中保证工业取得应有的支配地位，因为它把一向阻碍资本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的绝大部分障碍清除掉。这样，对整个交换来说，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就大致完成了。”到这里为止，恩格斯就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篇和第二篇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理论的原始论证做了一些必要的补充。注意，我们说的是必要的补充，而不是替代性的论证。事实上，按照马克思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观点来看，《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篇和第二篇的论证中，既不缺少价值范畴的存在，也不缺少生产价格范畴的存在。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是每时每刻都在不停地发生着的。任何肯定一个范畴，否定另一个范畴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实际情况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生产出来的商品，其价值是C+V+M，而在部门之间的竞争充分展开以后，这个商品的出售价格转化为（这里，假设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一致），其中，是M的转化形式，。转化过程是通过中间环节，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其狭隘的资产阶级视野出发，都很容易接受生产价格范畴而否定价值范畴。恩格斯强调这个过程是在当事人的意识之外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而来的。“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整个历史进程——指重大事件——到现在为止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要么直接希求的不是已成之事，要么这已成之事又引起完全不同的未预见到的后果。用之于经济方面就是：每个资本家都追求更大的利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现：每一单个资本家对更大的利润的追求，产生一般的、相同的利润率，接近于每人相同的利润额。但是不论资本家或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弄不清楚：这种追求的实际目的是全部剩余价值按同等的比例分配给全部总资本。”

（二）恩格斯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历史性的第二种含义的分析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中，马克思从一个高度抽象的理论层次阐述了商品拜物教性质的起源、本质以及未来的消亡过程。商品拜物教性质是随着商品生产而产生、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最后随着商品生产的消亡而消亡的。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很长历史时期都是产品经济，那时的社会生产以获得使用价值为目的。商品生产从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最初的表现，但商品生产始终没有成为社会生产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在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在货币转化为资本以后商品经济就发展到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阶段，所有产品才必然采取商品的形式。商品生产开始，就会出现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也就是商品具有物支配和统治人的性质。因此，商品拜物教性质从商品生产刚刚产生的时期就存在，一直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商品拜物教性质来源于商品交换价值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等一系列交换形式，“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由于其为资产阶级社会服务的阶级意识，导致它不能把商品生产的这种特殊历史性质揭示出来。马克思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通过对社会生产过程发展的历史的分析，揭示了商品生产及其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也必将走完其最后的发展历程，最终被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所替代。因此，商品生产是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形式的问题，实质上涉及资本主义是不是最终要走向灭亡的问题。马克思指出：“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具体分析了共产主义的产品生产以及相应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新型社会生产关系。“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

因此，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生产消亡，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不再以商品价值的形式表示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常识。然而，正当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欧洲工人阶级中广泛传播的时候，1875年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欧根·杜林，却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三大领域提出了新的理论体系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模式，杜林提出了一个以商品生产和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组成的社会主义新模式。杜林标榜在经济公社和包括许多经济公社的商业公社里，平等的消费权利和平等的劳动生产义务相适应。一种劳动的劳动贡献和一种分配的分配报酬，都按照公平估价的原则估价为相等的劳动量。等量劳动相交换的价值规律仍然存在，货币仍然由贵金属来担任。贵金属的价值仍然由生产上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按照杜林自己的说法，“在经过变更的社会制度中，对于价值以及产品借以进行交换的比例来说，决定原则和尺度不但没有丧失，反而第一次恰如其分地得到了”。恩格斯则讽刺杜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中著名的“绝对价值”终于实现了。

针对杜林的错误观点，恩格斯展开了系统性的批判。在这一批判中恩格斯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于劳动价值论的历史性思想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恩格斯的基本逻辑是，经济学上的价值范畴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映，因而是科学的和唯一的范畴。这个科学的唯一的范畴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元素形式或基因形式。因此，人们要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就必须消灭这种元素形式或基因形式的价值范畴。如果新社会不消灭这个基因形式，这种基因形式就必然发展和泛滥，最终这个社会将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恩格斯深刻地指出：“企图用制造‘真正的价值’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这等于企图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办法来消灭天主教，或者等于用彻底实现某种最全面地表现生产者受自身产品奴役的经济范畴的办法，来建立生产者最终支配自己产品的社会。”换言之，在恩格斯看来，这种企图用制造“真正的价值”的办法，来消除资本主义因为价值规律的作用而产生的两极分化阶级矛盾激化的后果，这就好比是要让一个怀孕妇女终止妊娠，而给这位怀孕妇女子宫中植入受精卵一样荒唐可笑！

恩格斯不厌其烦地讲述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核心是，商品生产以及反映商品生产规律性的价值规律，是一种以间接的、迂回价值表现方式来实现劳动资源的配置。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劳动的这种表现方式仅仅适用于商品生产的社会。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来安排生产计划，这里特别是劳动力也要考虑在内，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着重勾勒出了价值形式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历史脉络。理论逻辑是：“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泛的表现。因此，在价值概念中，不仅包含了货币的萌芽，而且还包含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切进一步发展了的形式的萌芽。……如果在市场上出现了特殊的商品——劳动力，那么，劳动力的价值也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按照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历史脉络是：“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么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成社会的共同体内部的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共同体的各种纽带，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人生产者。最初，正如在印度所看到的，货币使个人的耕种代替了共同的耕种；后来，货币以耕地的最终分割取消了还实行定期重分办法的耕地公有制（例如在摩泽尔流域的农户公社中，在俄国公社中也开始出现）；最后，货币促成了余留下来的公共的森林和牧场的分配。无论促进这一过程的还有什么其他基于生产发展的原因，货币始终是这些原因借以对共同体发生作用的最有力的手段。如果杜林的经济公社能实现的话，货币也必将以同样的自然必然性，不顾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而使它解体”

至此，恩格斯就从理论和现实上彻底否定了杜林的冒牌社会主义。在这个理论论证中，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一方面是使它通俗化了，把商品生产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及其以货币这种间接途经迂回地加以解决解释得更加通俗易懂。经济学所知道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这种价值是劳动时间，但是这个劳动时间不能直接地表现出来，只能通过货币商品间接地表现出来。恩格斯以渊博的自然科学知识论证了，这种表达间接的迂回的途径来计量不是经济学中所独有的，物理学中的分子容量、化学中的原子量也都是用间接迂回的途径来计量的。这是恩格斯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论证的一个重要补充论证。另一方面，恩格斯又从反面论证了价值规律特别是它的货币形态对于公有制经济的瓦解作用。恩格斯结合杜林冒牌社会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向我们展示了价值规律历史性的理论魅力和历史辩证法条件论的严格与严肃。恩格斯不仅论证了价值规律作为历史科学——经济学的存在性，同时也论证了价值规律所反映的历史过程的唯一性。这对于后人客观冷静地对待价值规律及其作用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恩格斯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态——剩余价值论——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说明：

（一）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学说体系，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作完成的，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中，其工作也是有分工的。恩格斯在1884年10月15日《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信中说：“不幸的倒是，自从我们失掉了马克思之后，我必须代替他。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象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从恩格斯的这一表述我们可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核心的理论部分，是由马克思创作完成的。马克思是第一小提琴手，恩格斯是第二小提琴手，第一小提琴手是主角，第二小提琴手是补充配合的角色。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在188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反复强调：“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终究认为必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可见，全世界无产阶级都将这种奠定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马克思的名字称颂为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恰当的。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在同马克思相识以后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积极配合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科学领域里做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和科学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恩格斯始终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不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外再搞一个恩格斯主义，这是恩格斯坚持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和自己的科学贡献的一种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团结奋斗争取解放的旗帜，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真理是统一的、一元的，因此，不能人为地、随心所欲地制造什么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新的什么主义。这是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所留下的一份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二）在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其他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坚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按照革命导师列宁的认识，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而唯物史观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合作以后，在他们的共同创作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所取得的第一个伟大成果。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分析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形成的又一个伟大成果。因此，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恩格斯虽然身在其外，但恩格斯的思想也一直深入其中。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几乎就每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都与恩格斯进行思想交流，恩格斯为马克思的理论提供了许多实践经验方面的素材，解除了许多的思想疑惑，为马克思的理论创作付出了许多的辛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出版之后，特别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在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过程中，在围绕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资本主义形态——剩余价值论面临挑战进行回应时，恩格斯做了大量的艰苦卓绝的工作，坚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回应讲坛社会主义者关于马克思剽窃洛贝尔图斯时，恩格斯深刻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及其资本主义形式——剩余价值论的理论，相对于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创新之处。恩格斯不仅强调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明显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内容，即马克思创立了劳动力商品学说与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学说，对于解决李嘉图学派解体的两个关键的理论难题作出了贡献，恩格斯还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整个理论体系和概念话语体系变革的突出贡献。马克思反复强调商品形式的分析的意义。在商品拜物教及其秘密一节中，曾经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不追究商品形式的起源问题，马克思曾意味深长地说：“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可见，当时马克思在这里就已经论证了商品生产的历史局限性和历史暂时性。可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却不以为然，设计出了将价值规律上升为基本经济规律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同杜林的冒牌社会主义作斗争时，恩格斯再一次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性。恩格斯不仅像马克思那样，从正面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一定是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消亡的社会，恩格斯还从反面分析了杜林经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上升为其经济公社的基本经济规律商品特别是货币的作用也会使经济公社解体。恩格斯还对自己早期著作中“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关系”的观点进行了反思。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取得共识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所谓“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关系”，显然不是商品经济社会的经济规律。但是，恩格斯认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关系”的观点也不是一点积极意义都没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即在非商品生产的社会里，它可以用于解决一种产品是否被生产的问题。由于《资本论》阐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所以恩格斯才说，“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此外，恩格斯还对价值规律作用形式转化以后的价值和生产价格形式做了考察，回应了价值范畴“虚构论”等将生产价格规律和价值规律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通过恩格斯的这些工作，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更深入人心、通俗易懂了，在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了有效的传播。

（三）恩格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阐述的不足之处

恩格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阐述是否也有某种局限性呢？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在恩格斯强调自己是第二小提琴手时，恩格斯曾坦率地承认，“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现在我们试图就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理论的历史问题谈一点体会。前面我们曾经提到，恩格斯在回应施米特关于价值范畴是虚构，甚至是必要的“虚构”时，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一文中回顾了自原始社会末期以来偶然的商品交换、货币的产生和商品交换的普遍化的历史进程。这一思想是马克思研究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时所强调过的，恩格斯在这里进一步用历史资料把它丰富起来，这是恩格斯的贡献。但是，恩格斯的这项工作也给人们造成某种误会，似乎劳动价值论只是在这些方面才具有历史事实为依据。实际上，当恩格斯强调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过程的历史上的几个节点的时候，恩格斯似乎重视了逻辑和历史相一致原则的过去历史的一致性，但是恩格斯另一方面就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原则的当代史部分。事实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价值分析和第三卷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逻辑，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的价值生产和价值转化。每时每地都有价值范畴、每日每时都有生产价格范畴，以及每日每时都有从价值范畴到生产价格范畴的转化。这种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意义，对于解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性质从而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是至关重要的。由此看来，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对于价值规律历史的补充，一方面使人对于劳动价值论的历史性用一些新的历史材料提供了一种实证的历史证明，但是，从另一方面似乎又忽视了对劳动价值论价值转化的现代意义的阐述。当然，对于编辑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恩格斯是有深刻思考并始终坚守原则的。面对马克思未加斟酌的《资本论》第三卷遗稿，在整理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时，恩格斯“最关心的是要编成一个尽可能真实的版本，即尽可能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表述马克思得出的各种新成果。只是在绝对不可避免的地方，并且在读者一点也不会怀疑是谁在向他说话的地方，我才加进自己的话”。因此，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要认真阅读《资本论》原著，才能体会出马克思的思想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

其次，恩格斯在根据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编辑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时，也有个别地方由于对马克思手稿理解上的失误而造成的误会。恩格斯在总结自己整理马克思手稿工作时曾经承认，“一个人过了70岁，大脑中的迈内尔特联想纤维工作起来迟钝得令人讨厌”。这在由他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中也会留下痕迹。最典型的就是《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章第11节在“固定资本的实物补偿”题目下恩格斯编辑时所加的那个注释，这个注释表明恩格斯既误解了马克思前文的数字，同时又干扰了读者对于此后数字的理解。

（四）学习恩格斯坚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而奋斗

学习恩格斯、纪念恩格斯，我们要从恩格斯那里学习什么？学习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科学定位今天所处的社会历史时代。关于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仍处于马克思所指引的时代。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世界格局正处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就要求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我们的头脑和行动，在同帝国主义同一切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论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最终赢得伟大斗争的胜利。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9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9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0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0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0页。

[12] 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发表的《价值规律的内因论和外因论——兼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文中又进一步明确了这一主张。孙冶方说：“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不可能在当前对它就做出十分详尽的设想。但有一点我肯定，那时的物质财富也要靠劳动来创造，即使是机器人创造，也离不了人来控制，因此，只要还有活劳动、物化劳动的耗费，价值规律就得讲下去，就得讲‘最小最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承认我是价值规律万岁论者。”（孙冶方：《价值规律的内因论和外因论——兼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8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14]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0—91页。

[15] 谷书堂：《 对价值决定和价值规律的再探讨》，《经济研究》1982年第1期。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12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8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8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9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9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10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3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8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2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3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4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5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6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8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1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6—1027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5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8—99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7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7—328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8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8—329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9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08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

[49]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7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8—99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8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9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5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页。

[56] 孙立冰：《 试为〈资本论〉取消一个注释——对〈资本论〉第二卷一组数字的不同理解》，《当代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