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治理新篇章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问题的重要论述

张占斌 毕照卿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立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践，围绕如何认识、运用、规范、引导资本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问题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资本治理之问，科学揭示了资本的特性与运行规律，系统构建了健全资本治理的制度体系，明确了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战略要求，阐明了资本的地位作用，揭示了资本治理的政治方向、制度路径、政策工具，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驾驭资本的独特优势，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治理新篇章，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为全球资本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资本问题是理解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逻辑的核心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资本问题已成为事关我们党执政根基和国家发展道路、制度安全的重大问题，构成关乎拓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习近平深刻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1](p.217)如何规范资本行为、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实现资本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回答的重大理论与现实课题。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深刻把握时代变化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征，提出关于资本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具有体系性、学理性，为开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治理新篇章，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南。

一、深刻回答新形势下资本治理之问

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资本形态演化，资本在资源配置、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社会分工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与此同时，资本逐利性、扩张性带来的风险与矛盾不断显现。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有效利用资本的积极作用，又防范其无序扩张带来的消极作用，成为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习近平围绕资本的性质特征、运行规律、治理方式等，提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规范与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根本取向，深刻回答“资本是什么、资本如何运作、资本怎么治理”的重大理论与实践之问。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驾驭资本的实践经验，更是对当前国内外复杂局势与现实挑战的深刻回应，彰显出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问题意识。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识资本问题

从源头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问题的重要论述，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资本批判理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本问题的科学判断。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中，资本并不是一个单纯经济范畴，而是具有多重规定性的社会关系。为揭示资本的运行逻辑，马克思从本质、特性、作用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对资本运行逻辑的判断，不仅奠定了理解资本的思想基础，而且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把握资本运行规律提供了理论根基。

第一，资本本质在于特定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2](p.922)资本并非天然的物质存在，而是依附于物的存在的社会生产关系，即只有在特定社会生产方式中，物质产品才能以“资本”形态出现，并在此过程中展现出对劳动的支配。马克思还强调，资本体现为“一个与一定社会形式结合在一起，并且表现在这个社会形式上的生产要素”，[2](p.924)揭示资本的存在必然以一定社会形态为前提，表现出的特性由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关系决定。由此，资本展现为随着特定社会生产方式出现而形成的历史范畴，集中体现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

第二，资本的特性体现为多层次的内在规定性。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以“一般性—特殊性—个别性”的逻辑框架，揭示了资本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展现的不同层次的规定性。就一般性而言，资本以价值自我增殖为根本目的，表现出逐利性扩张性的普遍特征，这是资本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就特殊性而言，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资本流通过程、资本运行中，通过不同形态展开，不同形态依照特定运动方式推动剩余价值的分配与实现，从而展现出多样的特殊规定性。就个别性而言，现实中多样化资本在竞争中相互制约、排斥，而这种个别资本之间的运动，使资本表现出竞争性与积累性特征。通过“三重规定性”的分析框架，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特性的多层次内涵，展示了在特定社会生产关系中资本特性的生成逻辑。

第三，资本的历史作用体现为鲜明的两面性。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p.36)资本以逐利为动力，通过不断推动生产工具的改进、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的深化等方式，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以此打破地方性、封闭性的生产格局，开辟了世界市场，从而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资本发展内在包含历史局限与矛盾。资本以价值增值为唯一目的，必然伴随着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逐。在马克思视域中，资本逻辑在推动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导致对劳动力的过度榨取、对自然的无节制掠夺，结果就是，劳动者贫困积聚、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甚至经济危机、社会冲突乃至生态危机频繁出现。可见，资本既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又是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

(二)立足党史积累资本治理的实践经验

中国共产党始终面对如何认识、运用和驾驭资本的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我们党不断深化对资本的认识，持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本治理方式，创造性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展资本。正是在长期实践积累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既发挥资本积极作用、又防范消极影响的治理方式，为新时代资本治理提供了历史经验和实践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初步认识了资本的种类和性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了资本问题极为复杂。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和打击官僚资本，认为其直接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政权，是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的重要根源。另一方面，在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民族资本在发展民族经济和维护民族利益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区分了“有益于国民生计”[4](p.1058)的资本种类。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建设中，我们党采取允许、保护、引导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方针，为民族资本的生存发展创造条件。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经济实践中初步形成了区分资本性质的认识。这种差异化政策，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制度依据，也为日后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实现了对不同性质资本的改造。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把改造资本作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环节。20世纪50年代，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通过赎买、合营等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实现了资本所有制关系的根本性改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资本治理特点是制度性、全面性，强调在公有制基础上重新界定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确保资本不再作为独立的支配力量存在。同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完全否定资本对发展社会生产作用，提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5](p.170)以此调动、发挥资本在国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这种既运用又改造的策略，既防止了资本扩张带来的社会风险，又使资本逐步纳入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之中，从而实现了对资本的根本改造。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进、运用资本，对资本问题的认识实现了新飞跃。在政策层面，我们党明确提出积极吸引外资，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国外的资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鼓励民营资本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入活力。同时，我们党高度重视资本的双重作用，强调在发挥资本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技术进步积极作用的同时，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以制度安排克服资本的消极作用。这一时期的经济实践，充分发挥了资本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方面的巨大作用，为新时代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

(三)把握世情国情党情交织塑造现实情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资本治理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全球经济与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动，而且源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同时还与中国共产党承担的历史使命、面对的执政挑战紧密相关。只有从世情、国情、党情相互交融的现实情境中考察，才能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问题重要论述的现实语境和问题导向。

从世情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资本的运行逻辑与全球格局的深刻变化，直接影响各国政治经济安全。冷战结束以来，资本全球化一度推动了国际分工与技术扩散，但在21世纪进入新阶段后产生了新变化：一方面，跨国资本通过垄断、并购和金融衍生工具等加快积聚，强化了对世界市场的控制;另一方面，资本过度逐利与金融化趋势不断积累风险，引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分化、产业空心化、债务风险加剧等方面暴露出深刻困境，说明无序资本扩张已成为世界性难题。同时，资本不仅是各国国内经济运行的动力因素，更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重要手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金融霸权、科技优势、资本积累，在国际资本流动与全球产业链重组中掌握主动，新兴经济体则面临被动适应甚至遭受资本冲击的压力。这种以资本为核心的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了南北差距与全球发展不平衡，凸显现行国际政治经济制度与资本运行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复杂多变的世情为中国资本治理提供了深刻的外部警示。

从国情看，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形成多元资本结构——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外资、混合所有制资本并存，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对经济发展形成重要支撑。资本在推动产业升级、促进技术进步、加快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资本的消极作用日益显现：在房地产、金融、平台经济等领域，资本过度逐利与无序扩张，出现了脱实向虚、垄断经营等问题。这些现象不仅影响经济健康发展，也导致社会分化与经济安全风险等。此外，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深入以及我国深度融入全球资本循环，国内资本问题与国际资本竞争相互交织，进一步加大了资本治理的复杂性。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更加强调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发展动力，对资本的运行和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此意义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既凸显了资本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也强调了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与风险防控，确保资本运行始终服务于实体经济与人民利益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从党情看，资本问题构成新时代必须正视的重大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党能否有效驾驭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矛盾、新风险。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肩负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一方面，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增强综合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有助于我们党更好履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另一方面，资本无序扩张、资本与权力勾连、资本操纵社会舆论等问题，则可能冲击党的执政基础和社会稳定，加剧“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如何在资本治理中既充分释放资本的积极作用，又防止其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事关我们党能否长期执政、营造长期安定的社会局面。

二、科学把握资本特性与运行规律

在新时代发展中，资本既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又可能因无序扩张而积累风险与矛盾。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资本不仅是一种生产要素，更是具有逐利性的社会关系。科学认识资本，必须首先明确其基本定位，进而揭示其逐利性、扩张性等内在特性，由此才能深入把握资本的双重作用以及运行规律。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根基，习近平从资本的内在属性、外在表现出发，提出要在理论上全面把握资本的定位、特性、作用、规律。由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问题的重要论述形成一个系统分析框架：既明确定位、揭示特性，又阐明作用、把握规律，从而为新时代资本治理提供根本遵循。

(一)明确资本的基本定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强调，资本不是孤立的物，而是植根于一定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历史范畴。资本既以价值增殖为内在逻辑，体现出生产关系的社会性质，又在经济运行中表现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手段。正是在这一理论视野下，习近平从社会主义所有制与经济运行机制角度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基本定位。

从所有制性质与结构而言，资本的性质始终决定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习近平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6](p.515)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性质与结构，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以此将资本纳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在此意义上，资本的运行、目的、功能等，都受到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的规范与引导，呈现出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下资本的属性。所有制结构上的根本差异，决定了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仅是资源配置的要素，而且是体现所有制性质与制度规定的特殊关系范畴。

从经济运行角度而言，资本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要素。习近平指出：“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1](p.211)这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的存在与发展具有必然性、合理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1](p.219)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介入经济运行过程，在推动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级、加快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资本运行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习近平强调：“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7](p.6)在所有制作用与影响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资本在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中保持主导地位，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偏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非公资本则在制度安排与政策规范下发挥活力，在扩大就业、推动技术创新、完善市场体系过程中展现积极作用。

由此可见，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兼具制度性质与生产要素的双重属性，既由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决定，又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生产要素功能。前者确保资本发展方向始终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目标和人民根本利益，后者则强调资本在资源配置和生产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双重定位，为进一步揭示资本特性、作用和运行规律奠定了基础。

(二)深刻揭示资本的特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并不是单纯的物，而是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社会关系。这一内在逻辑决定了资本必然以逐利为核心动力，并在竞争、积累、扩张中不断展现自我扩张的趋势。正因此，资本既能够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中发挥积极作用，也可能导致无序扩张、社会分化加剧等问题。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问题的重要论述，进一步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实际，对资本的内在特性作出系统揭示，指出资本在本质上以逐利为驱动，强调资本在运行过程中表现出扩张与集中、跨领域流动与外溢等特征。

第一，逐利性。习近平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1](p.211)这就深刻揭示了资本的根本属性，即以价值增殖为核心目标，以利润最大化为内在驱动力。资本的逐利性不仅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提升了产业效率，而且促使资本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逐利性能够引导资源流向生产率更高的领域，从而激发创新活力。但是，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逐利性就可能表现为脱实向虚、金融投机、垄断寻租，从而扰乱经济秩序、加剧社会分化。可见，认识和把握资本的逐利性，既要承认其客观必然性，又必须通过规范和引导，将逐利逻辑纳入服务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轨道。

第二，扩张性。资本在其内在逻辑的推动下，必然表现为不断扩张与外延拓展。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加强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必须“坚决打击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逐利行为，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的腐败行为”。[1](p.221)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资本扩张的两面性：一方面，资本通过规模扩张和资源集聚，能够形成规模经济和产业集群效应，在提升社会生产效率和完善市场体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如果缺乏制度约束和政策调控，扩张就会演化为垄断乃至滥用垄断地位，造成市场失灵，破坏社会公平。

第三，流动性。资本不仅具有逐利性、扩张性，而且表现出高度的流动性。习近平指出：“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1](p.218)这一论述揭示了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跨行业、跨领域乃至跨国界流动的必然性。资本流动性，一方面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使资金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流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内国际双循环形成;另一方面，这种高度流动性也可能带来金融风险跨市场、跨领域的快速传导，加剧经济波动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资本的流动性既是推动经济活力的重要动力，也是防范风险的重点领域。

(三)系统阐明资本的二重作用

资本的逐利性、扩张性、流动性，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展现为多方面的历史性作用，这种作用既表现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也伴随着深刻的内在矛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资本的二重性贯穿其生成发展全过程。马克思在点评资本的作用及界限时强调，“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同样必须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8](pp.95-96)这深刻揭示了资本的文明面及其蕴含的内在矛盾。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进一步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习近平提出：“我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1](p.211)的重大政治与经济课题，对资本作用的二重性作出了系统阐释。

第一，发挥资本积极作用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资本作为一种历史范畴，尽管本质上以价值增殖为目的，但在特定制度安排下能够发挥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市场繁荣中扮演重要角色。习近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认为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是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各类资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1](p.217)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实践，肯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不仅可以存在，而且通过发挥资本积极作用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正是通过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就业扩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由此可见，在正确引导和合理利用下，资本可以成为提升社会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第二，资本的逐利逻辑和扩张冲动可能引发一系列消极后果。习近平在强调资本积极作用的同时，明确提醒必须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近年来，由于认识不足、监管缺位，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这就要求规范资本行为，趋利避害，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1](p.211)可见，如果缺乏制度规范和有效调控，资本的消极作用就会显现，即资本逐利性可能异化为短期逐利和投机行为，导致脱实向虚和金融泡沫;无序扩张可能演化为垄断行为和利益集团化，加剧财富差距和社会分化;流动性在缺乏监管时也可能放大风险外溢，引发跨领域、跨市场的系统性危机。正因如此，认识与把握资本作用的二重性，要求在承认资本积极功能的同时，确保资本运行始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保持一致，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发展目标。

(四)把握资本的运行规律

如果说资本的定位与特性揭示了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内在属性，回答了“资本是什么”的根本问题，那么资本的运行规律则进一步揭示了“资本怎样运行”的内在逻辑。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揭示了资本是一个不断追逐价值增殖的运动过程，表现为积累、竞争、集中等。与特性相比，运行规律更强调资本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趋势，即对资本动态趋势的科学解释。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习近平将资本的内在特性进一步提升到运行规律高度，揭示了资本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下的运动逻辑，以此构成规范和引导资本的关键前提。

治理资本行为的关键，在于科学把握资本行为规律。习近平强调：“各类资本都不能横冲直撞。要防止有些资本野蛮生长。要反垄断、反暴利、反天价、反恶意炒作、反不正当竞争。”[1](p.211)资本在市场经济中并非任意妄为，而是内在遵循着竞争、扩张的运行逻辑。如果不加以引导与规范，这些逻辑就可能演化为垄断操控、价格扭曲、投机炒作等不当行为。资本治理的实质，不是人为割裂或压制资本，而是通过制度安排和法律规范，使资本运行符合市场规律、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形成有序、公正、可持续的市场环境。习近平强调：“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资本有序发展。”[9](p.577)只有把握并顺应资本的行为规律，才能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避免其消极作用破坏经济社会秩序。

三、系统构建健全资本治理的制度体系

资本运行既遵循内在规律，也深受制度条件影响与制约。资本的特性与运行规律，决定了资本既具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功能，又可能在缺乏制度约束时产生一系列消极作用。因此，提升资本治理效能，不仅是经济问题，更关乎制度安排与治理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资本治理从“放与管”的经验探索逐步上升为系统性制度建设，实现了从问题导向向体系化治理的重大转变。新时代中国资本治理实践表明，只有在完善的制度体系下，才能实现资本运行规范化、有序化、高效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能够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实现经济运行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资本治理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市场的自我调节，而是通过政治领导、制度建设、政策引导形成合力，实现对资本规律的科学把握与制度化驾驭。在此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问题的重要论述，构建了新时代资本治理的思想框架和理论基础，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驾驭资本、运用资本、规范资本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坚持党的领导，构筑资本治理的根本政治原则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水平，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优势。”[10](p.188)提升资本治理效能，首先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政治原则。党的领导是把握资本运行规律的关键前提，是实现资本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制度保障。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而言，经济基础在“归根结底”意义上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一旦产生，“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11](p.659)对经济运行，政治领导与国家制度是具有方向性、调节性影响的重要力量，而上层建筑这种作用影响可表现为促进经济发展、阻碍经济发展、规定经济发展方向这三种形式。在此意义上，在经济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正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产生积极作用的直接体现，即通过政治统筹、战略设计、政策引导，资本运行得以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推动资本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通过坚持党的领导提升资本治理效能，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体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经济运行机制中的制度性安排。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要统筹兼顾、辩证施策，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12]党的领导在资本治理中的作用，体现为以系统观念协调推进经济实践，即通过顶层设计、战略规划、制度协同，在宏观层面把握资本运行方向，在中观层面塑造资本市场的制度，在微观层面规范资本主体的行为，从而实现政治领导与市场机制的辩证统一。在此意义上，坚持党的领导不仅是政治原则，更是新时代资本治理体系高效运行的根本保障，确保资本运行始终保持在制度“红线”内，在发挥资本促进创新与增长积极作用的同时，防止其偏离公共利益、损害社会公平，实现政治引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有机统一，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驾驭资本、引导资本、规范资本的显著优势。

(二)完善法治体系与制度供给，奠定资本治理的制度基础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创业营造良好环境，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13]这一重要论述蕴含鲜明的辩证逻辑：制度建设在资本治理中既具有激发资本活力的正向功能，又承担规范资本行为的反向约束功能。这意味着，制度建设在资本治理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只有在完善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下，资本的活力才能充分释放，资本的行为才能被有效规范。正是通过激励与规制相结合的制度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得以在活力与秩序、效率与公平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从正向来看，制度建设的根本任务在于，为资本运行创造稳定、透明、公平的市场环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能够保障资本合法权益，增强投资预期与创新动力;健全市场准入制度，有助于打破行业壁垒与行政垄断，形成资本平等进入、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则以信息透明与信用约束机制，提高市场主体之间的信任度与合作效率。这一系列制度供给，共同为资本流动与积累提供制度支撑，使资本在法治轨道上充分释放创新潜能与配置效率。

从反向来看，制度建设承担着防止资本偏离公共利益、遏制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要职能。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是为了防止资本借助市场力量形成垄断性支配和过度集中，破坏市场公平与社会秩序;健全金融监管与税收制度，则是通过宏观审慎的约束机制，防范资本逐利冲动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制度建设的目的并非压制资本活力，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通过法治手段实现制度化调控与社会化引导，使资本在服从国家战略与公共利益前提下有序发展。

由此可见，完善法治体系与制度供给的核心在于，实现资本的“规范与激发”双重功能。通过法治化、体系化、可预期的制度安排，资本在法律边界内追求利润，在制度约束下促进发展，在社会责任中实现增值。这种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治理逻辑，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市场规律与政治领导、资本活力与社会秩序有机统一的能力，也为资本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健全政策工具与监管机制，形成资本运行的制度边界

习近平强调：“要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要设立‘红绿灯’，健全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形成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规则体系。”[1](p.220)所谓“红绿灯”，并非对市场活动的简单行政限制，而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前提、以资本客观规律为依据的资本行为指引，是在制度体系内部发挥行为规范与动态调节功能的政策工具，也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协调资本活力与公共秩序的治理创新。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看，资本具有逐利性与扩张性。如果缺乏政策约束与制度调节，资本的扩张逻辑就有演化为垄断集中的发展趋势，导致社会不平等不断扩大，而“红绿灯”正是对资本运行逻辑的直接回应。与制度建设相比，“红绿灯”机制的重点，正是在既有制度框架内确立行为边界与行动导向。如果说制度建设提供的是资本运行的法律基础和制度框架，那么“红绿灯”机制则是对这些制度的具体执行，将抽象的基本原则转化为可识别、调节的政策信号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红灯”代表禁止与警示，防止资本在垄断、投机等领域过度扩张;“绿灯”则代表鼓励与引导，支持资本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实体经济等国家战略领域流动;“黄灯”则体现审慎评估与动态监管，防止短期套利与系统性风险。

以“红绿灯”为代表的政策工具，将政治领导转化为可操作的经济调节机制，实现“政治领导—法治规范—市场运行”的制度衔接。这种制度内化的监管机制，实质上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优势：在承认市场规律和资本逐利本性基础上，通过政治领导与法治手段的结合，实现对资本运行的调节。换言之，“红绿灯”机制不是对市场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制度层面实现“规范中激发、约束中发展”的体现，目的在于通过动态的政策信号，使资本运行在开放中保持秩序、在竞争中保有底线，为构建规范、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资本运行环境提供坚实保障。

(四)推进资本分类治理，提升资本配置效率与结构平衡

习近平指出：“党和国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14]在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方针之下，习近平提出新时代资本治理的分类导向与结构优化目标，体现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多种所有制资本关系的系统把握。分类治理不是割裂不同类型资本，而在于通过制度引导使各类资本在统一的市场体系中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整体利益。

在“两个毫不动摇”方针指导下，资本治理体现出鲜明的差异化与协同性。从公有资本角度来看，习近平强调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10](p.24)国有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物质载体，是国家实现宏观调控、维护经济稳定、保障民生福祉的核心力量。国有经济应集中力量发展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强化公共服务功能，增强在科技创新、能源安全、基础设施、国防建设等领域的战略支撑力。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目标，不仅在于提高企业效率，更在于通过优化资本布局和结构调整，提升国有资本的战略控制力、资源配置力、抗风险能力，使国有资本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发挥更强的“压舱石”作用。

从非公资本角度来看，习近平强调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14]“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10](p.27)一方面，民营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民营资本的特征在于灵活性、创新性，在科技创新、就业吸纳、发挥地方经济活力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党和国家通过健全产权保护制度、完善融资支持体系、强化信用监管机制，引导民营资本回归实体经济、坚守主业发展、防止资本“脱实向虚”和过度金融化，在国家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中实现健康成长。另一方面，外资资本是我国深化对外开放、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离不开优化外资结构，使更多外资投向高端制造、现代服务、绿色经济、数字产业等战略性新兴领域。通过“缩减负面清单”与“加强投资保护”并举，实现开放与安全、引资与监管的平衡，不仅有助于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促进国内产业升级，也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战略地位。外资治理的制度化与法治化，使中国在国际竞争格局中展现出更加稳健的开放姿态与制度自信。

(五)引导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培育长期耐心资本

习近平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于“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10](p.25)同时，2024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健全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壮大耐心资本，更大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梯度培育创新型企业”。[15]这一系列重要论述，规定了资本服务国家战略的方向与路径，深刻揭示了资本治理的基本导向，明确了资本不是独立于实体的金融力量，而是应当被纳入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国家生产体系，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的重要动力。

资本的社会功能主要是，通过投资推动生产力发展，但其内在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在缺乏制度引导时容易脱离实体经济，转向投机套利与虚拟增殖。习近平提出的“健全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壮大耐心资本”，正是对资本短期化、金融化倾向的矫正。通过建立以长期资本为主体的金融支持体系，鼓励资本流向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转型与科技创新等关键领域，使资本积累过程与实体生产体系紧密相连，实现资本增殖与社会再生产的统一。在实践层面，构建耐心资本体系意味着资本市场的结构性变革。国家通过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股权投资与风险投资机制、强化长期资金来源等，培育形成“长期投资—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使资本真正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力量。由此可见，引导资本服务实体经济与国家战略，正是通过制度设计使资本运行从“短期逐利”转向“长期增值”，从“金融中心化”转向“生产导向化”，从“利润逻辑”回归“发展逻辑”。

四、开辟新时代资本治理新境界

面对全球资本逻辑深化演进、资本形态和运行机制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习近平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理论自信，系统阐发了资本的性质、特征、作用及其内在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问题的重要论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开辟了新时代资本治理新境界。这一重要论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系统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用好资本”“管住资本”等重大命题，在实践上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是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一)推动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问题的重要论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依据，是对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继承、创新、发展。如果说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内在矛盾与历史限度，列宁提出了国家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基本职能，那么习近平则在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中，提出了如何驾驭资本、规范资本、引导资本、发展资本的系统理论，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由“资本批判”向“资本治理”的理论跃升。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问题重要论述的理论创新，首先体现揭示了资本的历史地位。习近平指出，“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1](p.211)以此肯定了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存在，同时强调既不能因资本的逐利性而否定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也不能忽视资本潜在的风险与危害。这一系列论述突破了长期以来关于“社会主义能否存在资本”的理论分歧，提出通过制度设计实现资本的运用与发展，即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实现资本生产性要素功能的充分发挥，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新发展。

(二)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要“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7](p.7)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发展，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问题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研究对象，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理论结构的新拓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理论自觉与历史担当。

从理论体系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问题的重要论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明确提出以资本为研究对象。长期以来，学界对资本研究存在两种偏向：要么将资本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专属范畴而回避不谈，要么将资本问题仅视为宏观调控的现实议题。习近平以科学态度重新确立资本研究的学理地位，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强调必须研究如何引导、规范资本，推动政治经济学回到资本规律分析层面。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问题的重要论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围绕资本的性质、功能、治理，提出了“资本特性与行为规律”“资本红绿灯”“资本治理”“耐心资本”等一系列原创性概念范畴。这些新术语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运行的新特征，也在学理上丰富和发展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与基本脉络。这一话语创新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新的理论表达，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体系结构与概念体系方面迈向自主化新阶段。

(三)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资本治理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中，资本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如何正确认识资本的性质与作用，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直接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与动力，也关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巩固与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问题的重要论述正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中的系统回答，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资本治理的根本方向与基本遵循，在理论上实现了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逻辑的有机融合。

从价值层面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问题的重要论述，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运用资本的基本方向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重要目标的发展道路，是社会整体的协调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资本必须在这一价值取向中发挥积极作用，成为增进民生福祉、缩小收入差距、推动社会公平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运作，应遵循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安排，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部署。

从制度层面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问题的重要论述，不仅提出了完善资本治理体系的政策要求，更揭示了资本运行的制度逻辑及其政治经济学规律。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依赖于资本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资本既是市场机制中的重要生产要素，又是置于国家宏观调控之下的发展动力。习近平提出“健全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形成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规则体系”[1](p.220)等重要论述的核心，在于确立资本运行的制度边界，以此实现资本逻辑与制度逻辑的有机统一，即通过制度设计将资本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结构，形成促进创新、维护公平、保障安全的有效机制。

(四)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

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问题的重要论述为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提供了根本遵循。资本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制度问题。资本的运行方式、扩张边界、社会效应，最终取决于国家各项制度的性质与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的行政调控，也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础，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政治保证。这一制度安排决定了驾驭市场经济的关键，不是抑制市场活力，而是把握市场逻辑与社会主义制度逻辑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于对资本的方向性引领与规范性约束。习近平强调的“健全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正是这一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导政治”的逻辑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政治引领资本、制度规范资本、政策调控资本”的运行格局。一方面，党的领导确保了资本发展始终服从、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目标，防止资本异化为垄断利益或私人权力的工具;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法治与政策体系的制度安排，建立了对资本的调控机制。这种治理格局确保了资本既能激发创新和增长的活力，又能在制度约束下实现稳定发展，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越性。可以说，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问题的重要论述的制度化体现，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推动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五)为全球资本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陷入结构性困境：金融资本虚拟化加剧、财富分化与贫富鸿沟扩大、生态危机与债务风险频发等问题不断涌现。在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问题的重要论述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为摆脱全球资本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理论方向与制度方案。

习近平指出：“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务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贫富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16]与此相对，“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6]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问题的重要论述突破了“资本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原则，强调资本应服务于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从而超越了资本主义“逐利至上”的内在逻辑。这种超越首先体现在价值立场的根本转变上：西方经济学传统长期将资本视为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问题的重要论述，确立了人民在经济发展的主体地位，强调资本必须置于人民利益与社会发展之下，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整体进步。这种超越还体现为制度安排的创新，即以人民为中心的资本治理，是通过制度建设将价值原则转化为现实制度规则。由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问题的重要论述，既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正确的资本治理方向，也为世界现代化发展提出了超越资本逻辑困境的治理思路，为全球资本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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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24,(18).

[13]习近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J].求是，2023,(8).

[14]习近平.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J].求是，2025,(16).

[1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4-12-13.

[16]习近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J].求是，2025,(1).

(作者简介：张占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毕照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年第9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