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院士的一部基础性科学巨著

对程恩富院士的《新时代世界形势与中国经济》的书评

亚·谢·谢利谢夫

经济学博士、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中国的杰出院士程恩富(1950年生)的一部重要著作。作为一位高产且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理论家，他已发表论文五百余篇，出版专著四十余部[1]。除本书之外，已经译成俄文的，还有其《中国创新马克思主义》[2]、《国际经济秩序合理化研究》[3]等著作。阅读这些作品时，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位大思想家的理论创造现场，并且往往会在不经意之间发现大量此前未曾意识到的新内容。

本书首先立足于列宁理论，对当代帝国主义的性质展开考察。过去三十至三十五年间，这一议题在我国一直被刻意淡忘，因此，对许多人而言，它不仅陌生，而且不习见。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连同这位天才思想家的全部理论创造，在当代俄罗斯正被持续而系统地推向遗忘的深渊;甚至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在俄罗斯最重要的节日——胜利日——期间，其陵墓也被怯懦地遮蔽起来，仿佛只要“眼不见”，便可以“心不烦”，而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对其光辉历史记忆一步步加以贬抑和消解。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国，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至今仍稳定地处于国家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中心位置。

程恩富以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自身研究的理论基础，在当代条件下重新考察了列宁所概括的帝国主义五项特征，并据此得出结论：所谓新帝国主义，乃是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和金融部门作用不断增强条件下，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新帝国主义不仅体现为经济霸权和军事霸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体现为一种以西方价值体系为支配性内容的文化霸权;这种文化霸权，或者说文化帝国主义，通过控制国际舆论、输出西方“普遍价值”，并发动“和平革命”和“颜色革命”，以实现前总统尼克松所谓“不战而胜”的战略目标。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正是这一点的典型例证[1，第46—47页]。

在谈及新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时，程恩富以中美贸易关系为例指出：中国向美国出售的是利用中国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和经济资源生产出来的商品;而美国却无须生产这些商品，它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印钞。此后，中国又将由此获得的收入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以资助美国的过度消费并维持其债务运转[1，第52—53页]。

作者还援引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话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着全球利益，而它们的客户几乎就是整个世界;但在事实上，它们却由美国人主导。”[4，第41页] 围绕这一判断，程恩富进一步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诱导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而当这些国家由于私有化或者金融体系自由化而陷入困境之后，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机构，便以拒绝提供贷款援助相威胁，并附加种种不正当条件，以迫使这些国家接受‘华盛顿共识’，并进一步加大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力度。1978年至1992年期间，七十多个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共实施了五百六十六项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的结构调整计划。”[1，第43—44页]

众所周知，1985年世界银行也曾向中国当局提出类似建议，但中国学界对此作出了坚决而明确的反对;同样是在1985年，来自东欧的新自由主义使者奥塔·希克(1919—2004)和亚诺什·科尔奈(1928—2021)在中国也遭到冷遇[5，第277页]。

不久之后，类似建议又递交给了苏联当局，而且显然是以某种善意姿态被接受的;其后一切毁灭性后果，也便随之而来，陷阱由此彻底合拢。对此，程恩富指出：“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从而导致苏联以及一系列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重新退回资本主义(白俄罗斯除外);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社会主义及其经济制度发展过程中的曲折与困难，但却不能改变伟大时代的性质及其总体趋势。”[1，第57页]

事实的确如此。苏联和东欧国家瓦解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缩减为那些对苏联依赖程度较低、并未追随其灾难性范例的国家。今天，被作者纳入社会主义国家之列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以及——如果接受这位中国学者的判断——白俄罗斯。还有一个国家，其领导层原本也坚决不愿背弃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是罗马尼亚;然而，在西方情报机关的协助之下，这位“不肯就范”的齐奥塞斯库最终被直接从肉体上加以消灭。

这位中国学者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作了相当详尽而清晰的界定：在这一制度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这种作用始终是在宏观经济层面接受国家调控的前提下展开的[1，第92页]。也正是在这里，我们便直接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关于这一概念的性质，笔者已在另一篇文章中做过较为详细的讨论[6]。

在我们看来，这一问题在俄文版科学编辑为本书所作的前言中，已经得到了极为清晰而凝练的说明。科学编辑写道：“在我看来，对俄罗斯读者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本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研究。程恩富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体系中，经济关系已经被调整到同既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配的状态，因此，资源配置的基本经济调节者便是市场。然而，社会主义如果仅仅归结为市场，那它便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作者并不迷信市场;相反，他揭示了市场自我调节体系所固有的矛盾、问题与限度，尤其是在当代时代条件下更是如此。因此，现代市场机制若无国家调节，便不可能有效运行。不过，国家调节同样也未被神圣化，因为它自身也有局限与矛盾。正因如此，只有这两种调节机制的有机结合，才可能形成真正有效的经济体系。对此，有人或许会提出反问：资本主义也广泛运用国家调节，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究竟有何区别?程恩富指出了两项原则性差异。其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占支配地位的是私人垄断资本的所有制，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占支配地位的则是公有制。其二，在公有制基础上，由谁、为了谁而对市场实施国家调节这一问题，其解决方式同资本主义根本不同。也正因此，在程恩富看来，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体系，能够比资本主义条件下运行得有效得多。”[1，第6—7页]

对于科学编辑这一富有启发性的判断，我们愿略作申论。苏联及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恰恰在于作为创造性理论的科学共产主义遭遇了理论性失败。早在十八至十九世纪，许多思想家就已经指出，没有什么比一种好的理论更具实践性。伟大的物理学家古斯塔夫·基尔霍夫(1824—1887)曾把这一思想概括为：“Eine gute Theorie ist das Praktischste was es gibt.”，即“一种好的理论，乃是最具实践性的东西。”邓小平的伟大功绩之一，恰恰在于他在中国改革伊始，便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学者，寄托于中华民族自身的智力资源。联系这一点，我们还应回忆孙中山“行易知难”的命题;邓小平正是在这一原则基础上推进改革的[5，第254页]。依笔者之见，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实质，大体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社会主义最初并不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最发达国家取得胜利，而是如列宁和斯大林所正确指出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1917年，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1949年，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两者共同完成的，都是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并把政权交到劳动人民手中的历史性变革。

第二，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甚至在朝鲜也是如此——都存在推进加速工业化的迫切必要性，而这一点同马克思关于优先发展第一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思想，也完全一致。然而，在下一阶段，又必须继续推进第二部类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使之能够向居民提供个人消费品;而单靠大工业本身，并不能完成这一任务。

第三，要建立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体系，并使居民在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真正获得充分满足，就必须发展中小规模生产，并且不可避免地使中小商品生产者的个人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获得合法地位，因为他们只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苏联正统政治经济学理论恰恰在这一点上发生了绊跌。米·阿·苏斯洛夫(1902—1982)在其中扮演了尤其不幸的角色;在他主管之下的，正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审查和教育。苏斯洛夫及其同僚，实际上冻结并掏空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同中国富有创造性的政治经济学不同，苏联政治经济学最终由一门科学蜕变为一种毫无生命力的学说，蜕变为一种僵死的意识形态教条。任何试图为这一理论重新注入生命的努力，都会被判定为修正主义并遭到追究;市场和私有制同样受到严厉压制。其结果便是，苏联和东欧国家未能像中国那样，在计划性宏观调控前提下，实现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跃迁。

第四，西方国家极为巧妙地利用了计划与市场之间那种被人为制造出来、并被理论化夸大的对立。程恩富写道：“1991年，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访华时，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彼此不相容，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存在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则必然要求资本主义和私有化。”[1，第344页]

第五，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1923—2005)——1985年7月至1986年3月间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又任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苏联总统高级顾问——同其同僚一道，通过若干期刊，尤其自1987年底起借助《星火》杂志及其他刊物，以及电视媒体，特别是1987年10月首播的《视点》节目，系统传播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其结果是，苏联社会到1991年8月时，事实上已经被充分“准备好”，得以接受那场所谓“平稳而无痛”的、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回归。

第六，在中国，经济改革是在渐进而分阶段的路径中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与此并行的，则是个人所有制乃至私人所有制的形成与合法化。国家之中先后出现了小企业主、中型企业主，继而又出现了大型企业家，乃至亿万富翁。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2年11月提出了“三个代表”概念，这一概念为中等和大资产阶层，乃至亿万富翁进入共产党打开了道路。此后，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为了全体人民利益而共同劳动。从根本上说，这里并不存在某种神秘的“特殊性”;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非是一种在当代世界现实条件下能够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发展与普遍福祉创造最优环境的、充满生命力并具有竞争力的制度体系[6，第139—143页]。

程恩富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亦即整个经济体系的骨干——有助于克服以利润为生产目的之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1，第354页];而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则有助于克服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程恩富写道：“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实质上即国家调节)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一项经济规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尤其是全民所有制或者国家所有制，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联结为一个具有共同根本利益的有机整体，这就使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按照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资料供给的要求，优化配置国家资源，并克服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自发而盲目的缺陷。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主义私有制把社会生产置于无政府状态;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其实质乃是由私人企业、主要是垄断寡头操纵的市场之手——同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其实质也同样在直接或间接地受垄断寡头操纵——都很难对‘市场失灵’作出有效补偿。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使国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效率都获得了显著提升。代表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国家，能够把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同国家调节的‘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同时运用这两只手。”[1，第357页]

这位中国学者关于劳动与财富关系的思考，也尤其值得重视。程恩富指出：“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五千年辉煌文明，归根到底都是中国人民追求智慧、自我完善和勤奋劳动的结果。通过辛勤劳动而致富，是我们始终倡导的一种积极价值，也是一条关于财富的朴素真理。但问题在于，任何劳动者的辛勤劳动，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因此也必然受这些条件所限制;这些条件的核心，便是生产关系以及所有制的性质。我们知道，在私有制社会持续数千年的历史中，劳动人民确实创造了无比丰富的物质财富，以维系人类社会的正常存在和持续发展;但在中国古今史以及其他国家历史中，真正仅靠辛勤劳动而致富的例子，却极为罕见。其原因何在?事实上，辛勤劳动是否能够导向财富，并不取决于劳动本身，也不取决于劳动者的智慧和能力，而是取决于劳动者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劳动与财富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在私有制条件下的人类文明史中，通常的情形恰恰是：你工作得越努力，你就越贫穷。”[1，第313—314页]

反贫困，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最主要，也最具原则性的任务之一。1979年经济改革开始之前，在物质意义上被视为生活较为殷实的，乃是所谓“五轮之家”，即一辆自行车的两个轮子、一辆手推车的两个轮子，再加上一台缝纫机的一个轮子。那个时期，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只有苏联的十分之一到十二分之一[7，第173页]。而到2023年，两国这一指标已经几乎趋于相当;至于“平均工资”这一指标，中国早在2015年就已超过俄罗斯，而到2023年，俄罗斯平均工资约为中国的一半[8]。

除此之外，中国还实行了一种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政策。自2018年10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第四次上调，由月收入3500元人民币(510美元)提高到5000元人民币(728美元)[5，第357—358页]。本书中文版出版于2019年，而在当时，程恩富就已提出应将人均月免税收入提高到1万元，并根据收入形成中劳动因素与非劳动因素的不同性质，设置如下税制参数：

表：基于家庭月人均收入的个人所得税调整建议

来源：[1，第339页]

注：截至2024年5月15日，1元人民币约合12.6卢布。表中仅列示应税收入部分;免税部分——最初的10,000元——未计入表内。

至于本书俄译本本身的翻译特点，也值得一提。众所周知，汉语同俄语在语言结构上存在根本差异，因此，对译者而言，几乎必然会出现大量技术性难题。尽管如此，仍应承认，这一译本总体上完全值得尊重与称许;只是颇令人不解的是，译者姓名竟在书中无处可见。然而，世界上终究不存在绝对完美的译本。基于这一点，我们注意到《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一句著名表述。这里涉及的是英国工会活动家兼政论家托马斯·约瑟夫·邓宁(1799—1873)的一段话，马克思曾将其作为《资本论》第二十四章的一则注释加以引用。在本书中，这句话被译作：“当利润达到10%时，资本便保证会被使用;当利润达到20%时，它就会积极投入;当利润达到50%时，资本会进行冒险交易;当利润达到100%时，资本家便敢于践踏一切人类法律;当利润达到300%时，资本家会不惜去犯任何罪行，即便为此冒着被处以绞刑的风险。”[1，第91页] 凡熟悉《资本论》的读者，自然都会记得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1870—1928)自德文所作的那个经典俄译本，而列宁曾明确认为这一译本是最好的。现为比较起见，也将其引录如下：“只要保证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被使用到任何地方;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肯于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哪怕冒着上绞架的危险。”[9，第770页]

作为全文的结论，不妨引述程恩富在其专著结尾处的一段话：“中国必须坚持过去七十年使其走向繁荣富强的那一条道路，并在保持克制和审慎的前提下，稳步巩固和扩大自身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努力在2035年前成长为一个中心国家。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在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国家之中占据引领性地位。”[1，第462页]

与此同时，还应补充程恩富及其同事的另一段判断：“强大的中国同强大的俄罗斯之间的合作，是对抗美国世界霸权的最佳选择;而且，在当下，真正构成反霸权主要力量的，也只有中国和俄罗斯;一个以中俄为中心的新世界秩序，正在形成。”[1，第23页]

参考文献：

程恩富：《新时代世界形势与中国经济》/自中文译出，S. D. 博德鲁诺夫学术编辑。莫斯科：S. Ю. 维特命名新工业发展研究院;中央目录出版社，2023年。464页。

程恩富：《中国创新马克思主义：程恩富选集》/李卓儒译。莫斯科：祖国出版社，2021年。446页。

《国际经济秩序合理化研究》/李卓儒译;程恩富、孙绍勇主编。莫斯科：祖国出版社，2023年。400页。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棋局》/O. 乌拉利斯卡娅英译俄。莫斯科：AST出版社，2024年。256页。

亚·谢·谢利谢夫、N. A. 谢利谢夫：《中国经济：教学用书》。莫斯科：КНОРУС出版社，2021年。406页。

亚·谢·谢利谢夫：《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现代经济问题》。2020年，第4期(总第76期)，第139—143页。

亚·谢·谢利谢夫、N. A. 谢利谢夫：《21世纪中国经济》。圣彼得堡：彼得出版社，2004年。240页。

伊琳娜·米希娜：《俄罗斯联邦平均工资几乎比中国低一倍》//《新消息报》：https://newizv.ru/news/2023-09-12/tsifra-dnya-srednyaya-zarplaty-rossiyan-okazalas-v-2-raza-nizhe-chem-u-kitaytsev-419046。

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伊. 伊. 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自德文译。第1卷，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78年。907页。

——译自俄罗斯学术期刊《现代经济问题》2024年第3期(总第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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