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一开年，美国即高调宣布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经济、军事、外交、安全，多管齐下，动作频频。特别是奥巴马总统与国防部长帕内塔、参联会主席邓普西，联手发布《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世界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战略评估报告，更引起全球一片热议。美国究竟意欲何为？这次调整的背景原因和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美国是否可以通过这次调整挽回颓势，避免衰落？都需要我们悉心揣度，深入分析，彻底弄清楚美国在亚太真正的战略取向，从容应对美国的战略大调整。

 

一、清醒又无奈的选择：战略重心东移

 

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美国。在历经数年的战略摇摆之后，美国开始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战略重心的重大移动。奥巴马总统宣称自己是“美国第一个太平洋总统”。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发表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文章，声言今后10年美国外交最重要的使命是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表面上看，这只是美国从全球扩张变为偏重亚太，从以大西洋为重心到以太平洋为重心的战略资源和力量的改变，但究其实质，则可看作是美国意识到自身实力不逮后的全球战略收缩。

 

此后，奥巴马和他的团队，在西太东亚上演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杂技。先是通过“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黄海军演”以及“钓鱼岛事件”，把本已有离心倾向的韩日两国重揽入怀。稳住东北亚的阵脚后，又掉头南下，以联合军演的方式激励越南、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反复滋事；恢复对台湾出售武器；向缅甸政府释放“善意”，在原本关系不错的中缅之间打进楔子；跟新加坡谈判部署沿海快速舰基地问题；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建立一个驻扎2500名海军陆战队的军事基地；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在打完这一系列地缘战略的组合拳之后，真正富有深意的战略动作也随之出台，那就是主导甚至主宰亚太经济。因为在美国人看来，一切战略利益，最终都要表达为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的获得，只能通过财富的转移来实现。环视全球，受美国经济影响和欧债危机拖累，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表现低迷。只有亚太地区，由于有渐成地区经济火车头的中国牵引，尚具活力。对美国来说，无论是让自己经济脱困，还是要从亚洲的经济增长中获利，都必须刻不容缓地向亚太开刀。因为如果现在不动手，等到亚洲国家围绕中国重新排起新的雁阵时，美国再做什么，恐怕都为时已晚。

 

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其战略目标一箭数雕：一是占据亚太龙头地位，主导“太平洋世纪”，确保太平洋地区继续成为美国的“提款机”，成为它与欧元区竞争的根据地。二是遏制中国势头，不容任何国家挑战美国霸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判断，2016年中国GDP总量可能超过美国，到2030年，中国可能大大超过美国，甚至可能超过美国三分之一，或接近二分之一；到了2050年，中国可能就将完全在经济上超过美国。尽管这只是一种预测，但此一前景已足以惊出美国人一身冷汗。为了延缓甚至阻止这种可能性变成可怕的现实，奥巴马政府尽管仍对有可能被德国整合统一的欧洲放心不下，但在权衡再三后，还是决定移动自己的战略重心，从地缘和币缘两大战线环绕中国展开了一连串打压动作，大有先压住中国的势头再说的架势。但透过近期美国对中国又打又拉且雷声大雨点小的种种举动看，美国的着力点还在于如何尽快走出困境这一点上。从美国此番为配合战略调整，使用的策略被冠名以“巧实力”，也可看出其手上可打的牌已很有限。打压中国，除了遏制中国对其霸权的挑战外，更紧迫的，还是要让中国在经济上向美国低头，在更大程度上为美国经济复苏做贡献。

美国在亚洲地区主要策略就是“制造麻烦，控制危机”，因为只有制造麻烦才能创造出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需求，才能拖住老盟友和吸引新伙伴，也才能显示美国实力水桶中最长的“军事长板”。过去美国的策略是“水涨船高”，各国是水，美国是船，船被水高高托起，大家好，我更好。现在美国自己遇到了麻烦，水涨船高的可能性没有了。另一个策略就浮出水面，“水落石出”，用弱化别国来相对凸现美国的“强”。现在美国对中国的策略就是“水落石出”，用一切手段让你不好过，在相对比较中，你仍不如我，办法就是不断给你制造麻烦。

 

不过，即便美国这次战略重心针对中国的意图如此强烈。我们对美国战略意图的判断和应对仍不宜反应过度。因为美国作为一个成熟的世界大国，当然懂得国际事务不可能完全由霸权决断。你可以一超独大，但不可能一手遮天，很多事都需要同别的国家特别是大国合作，也就是通过共治才能实现。太平洋区域肯定是需要共治的。中国也肯定会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共治的绕不开的因素。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基本策略，只能是尽力挤压中国的空间，挤压中国应得的利益，以便制造更多的筹码，最大限度地与中国讨价还价。

 

在这个大前提下，可以判断美国重回亚太针对中国的目的，是要用亚洲安全问题来遏制中国，给中国“去势”，使中国更加温顺地与美国走到一起，在它伤口修复差不多的时候，再跟欧洲进行一场货币霸权的对决。就此意义上说，美国不会希望亚太地区的危机失控，也不希望与中国全面对抗，因为在与欧元区博弈和吸收亚太地区能量的过程中美国还需要借重中国。

 

这此一意图在一件事上暴露无遗：新年伊始，奥巴马和希拉里轮番出击。极力架空甚至废弃已存在了近二十年的“APEC”机制，然后，借壳上市，把原本默默无闻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变成美国主导乃至主宰亚太经济的新平台，为亚太经济重新定则立规，意在用其将亚太国家一网打尽，独独把中国排除在外。其用意并非真要排除中国，因为今天的世界经济，排除了中国只会更糟，所以，其用意只在压中国屈服，给中国经济戴上笼套。

 

这一系列动作，从战略设计到付诸实施，可谓步步精心，有板有眼。从中可看出美国战略决策层的心机。但与此前美国近半个世纪的国家战略相比较，此番的重心“东移”，有着力过猛之嫌，虽不失清醒和精明，也少了强势和霸气。究其原因，除了力所不逮，底气不足，很难让人给出其他答案。

 

二、多个因素促美战略调整

1、受金融危机重创，“空心帝国”风光难再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并没有过去。美国经济今天远不是尚未复苏的问题，美国次贷的第二个债务违约期已经开始，而2007——08年次贷危机中被掩盖的美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也陆续开始释放。这对美国经济复苏是一个沉重的牵制和打击（中国亦不能幸免。因为这一轮危机会导致美国经济进一步衰退，再通过贸易联系传导，使世界贸易整体衰退，从而导致中国的外需萎缩，压抑中国经济增长），也是美国政府极力在欧债问题和南海问题上做文章的重要原因。因为美国政府不希望全球视线过分聚焦在美国遇到的麻烦上，从而动摇对美元和美国的信心。

 

美国债务上限问题的艰难解决，虽然让美国也让全世界的债主们松了口气，但谁都知道，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尤其解决不了美国仍须靠借债度日的本质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指出：美国国债已占其GDP的99%，预计2012年将达到103%。美国财长盖特纳承认，美国政府每花1美元，其中就有40美分是借的。包括国债在内，美国公私债务总额已高达55万亿美元，人均负债17.6万美元，家庭平均负债67万美元。而美国年度税收仅约3万亿美元，中等家庭年均收入约5万美元，这说明美国已深陷入不敷出的债务困境。）因为这一问题与美国是靠向全球输出美元这一方式生存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特里芬难题”是美国经济愈来愈解不开的死结。

 

造成美国经济今天这一局面的，是美国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到解体后的大半个世纪里，由于掌握了国际流通货币的金融高端优势，而逐渐放弃了对那些处于低端的实体经济的眷顾。美国之所以过去四十年里把大部分中低端制造业当做“垃圾产业”转移出去（只把高端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保留下来），是确信可以通过全球信任的美元体系，使新兴国家成为为其廉价提供中低端产品的加工厂，也就是为挣美元给美国打工。所以美国的制造业几十年来一直在向全世界转移。直到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才发现产业空心化很危险。于是，奥巴马才重提“再工业化”，意在恢复美国的实体经济。但对连拿政府救助金都比发展中国家工人工资还高的美国人来说，谁还愿意回头去干又苦又累工资又低的制造业？而如果要提高工资，则将挤压企业主的利润空间，让他无钱可赚。何况这些年连续的制造业转移，美国制造业的产业链环境已不具备，丧失了制造业恢复的基础。乔布斯就明确告诉奥巴马，我可以把利润交给你，但是我无法为你提供就业。这就是美国近两年“无就业复苏”的主要原因。这也意味着美国的再工业化，制造业复苏基本是画饼充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除了美元和少量高端制造业，完全寄生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身上的“空心帝国”。而当美国为脱困不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滥发美元，使美元越来越弱势，美元的信用也日益受到普遍质疑时，美国人那种即使没有“实体经济”，单靠“虚拟经济”也能过好日子的局面，就难以为继了。

 

这种情况下，美国除了把目光投向被中国经济引领，仍然以令人羡慕的速度高速增长的亚太地区，以期最大限度地切分“太平洋世纪”的红利，可以说别无选择。

 

2、欧债危机与美国的东移西顾

从东南亚危机结束，中国的经济开始加速度运行以来，美国就一次次打算将其战略重心向东转移，一是为了从亚太特别是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获利，二也是为了控制乃至必要时遏止中国的势头，使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控中。但美国在 欧洲的重大战略利益，使其一直无法走出这步大棋。

二百多年来，全球权力的重心始终在大西洋两岸移动，美国全球战略也始终是以控制大西洋地区为基轴向全球辐射，欧洲则在大英帝国衰落后，一直是美国的战略重心，但一场既出人意料又不可避免的金融海啸，极大地削弱了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力。最说明问题的证据是，自2009年底以来，美国不断用调低主权债务评级的方式打击欧元，直接推动欧债危机的爆发。但是欧盟却没有因此而倒下，反倒更加不可阻挡地走向了统一；另外一个明显证据是利比亚战争。这场战争头一次不再像苏伊士运河战争以来在中东、北非地区爆发的其他战争那样，全是由美国主导，而是一场由欧洲主导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胜利当然也是欧洲人的胜利。

 

过去30年，美欧从实体经济联系来看，呈逐渐分离的态势。欧洲经济特别是在欧元统一以后变得越来越内向，内部贸易比重不断上升。但越是这样，它就越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对美国利益的挑战者，特别是这次中东巨变的背后，就隐现出美欧在中东地区争夺货币霸权的影子，欧洲有可能借中东巨变，特别是利比亚战争和下一步可能出现的叙利亚战争、伊朗战争，去深入整合大中东地区，形成欧盟+环地中海地区的欧元结算体制。

 

正是这一因素让美国人对欧洲放下，也是其在定下战略重心东移的决心后，依旧要频频西顾，不断回过头去看欧洲，原因是美国一直有很深的担心，那就是德国掌控下的欧洲统一。如果事实上的欧洲之首德国不能在它的主导下统一欧洲，欧洲分裂或者欧元分裂，将不是没有可能，而更大的可能则是被德国统一的欧洲出现在世界版图上，这是美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前景。

 

因此，不管是美国人自欺欺人，对美欧经济利益的竞争性矛盾刻意回避，还是想以共同价值观形成应对中国的战略同盟，美国此番战略重心东移，并不能真正改变当今世界主要矛盾还是美欧，不是中美。对美国来说，威胁它的生存的还是欧元对美元霸权的挑战，而不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以及意识形态差异。美国的主要重大的战略利益还在欧洲，尽管这次欧债危机使欧洲泥足深陷，总算使美国获得了战略重心东移的机会，但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会因为美国要先应对当务之急的中国崛起，而装作对其视而不见而改变么？恐怕很难。

 

3、战略分量变轻的“大中东计划”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为推进大中东战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并未真正实现最初的战略意图。并从这一计划的执行中获得多少好处，反而极大地消耗了自己的国力，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美国在伊拉克8年时间共阵亡约4500人，据奥巴马本人承认直接花费超过一万亿美元，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更是称总花费已达到3万亿美元。在阿富汗战场美国10年中共阵亡约1800人，据五角大楼估算总花费达到3232亿美元。巨大的代价，给推翻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功绩蒙上阴影，也使美国人不得不对几无实现可能的“大中东计划”进行反思和修正。但这还不是美国可能将逐渐从中东地区淡出的真正原因。

根据第一财经研究院2011年7月4日《战略观察》10期《美国海外石油的战略收缩》报告，美国的石油供应已经向本土和西半球收缩。从2007年开始，美国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家进口石油总量每年减少100万桶。目前美国的石油进口一半以上来自西半球，对中东的依赖仅为17%左右。美国在能源上依赖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该报告还认为，随着美国在巴西、西非等地的石油开采和石油进口增加，加上美国国内的页岩气等资源的开发加速，美国对中东的石油依赖将会进一步降低。

尽管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不仅是石油利益，地缘战略利益对美国同样十分重要，但对中东的能源依赖的减少，确实将使美国的中东战略减少受阿拉伯产油国的牵制。美国今后在中东的行动余地将增大，驻军的需要也就相应地减少。这也是美国能够将其战略重心向东移动的重要因素。

 

4、应对中国崛起，从摇摆不定到定下决心

从“利益攸关方”到‘战略竞争对手’再到“假想敌”，十几年来，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定位一直处在摇摆不定之中。而就在这一时期里，中国的GDP总量从世界排名第五，飞速攀升至亚军的位置，而中国的军费，正以每年占财政预算两位数的幅度递增。于此同时，太平洋地区也开始呈现让美国人担心大权旁落的迹象，由中国主导的中日韩东北亚经济和同盟10+3经济日渐脱开美国蓬勃发展。这使美国在以忧心忡忡的目光关注着中国体量的变化和肌肉的增长多年之后，终于停止了它对中国战略判断的摇摆，下决心对中国崛起的势头，进行预防性打压。这使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之强硬、举措之严厉，超过了自老布什总统以来的历位美国总统，甚至超过了以牛仔作风示人主张“先发制人”的小布什。

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改变，与其说与奥巴马及希拉里的个人风格有关，不如说与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恐惧，特别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最终将对其霸权发出挑战的担心有关。而对中国的高速发展对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产生的经济向心力的忧虑，更使处在经济困境中的美国心急眼热。因此，当欧洲处在债务危机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大中东计划”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上分量变轻之际，美国把其战略重心向东移动，拿出更大更多的精力应对中国，也就毫不令人奇怪了，唯一让人怀疑的是美国的意图是否可能得逞？

 

 

三、与战略收缩态势匹配的新军事战略

 

2012新年伊始，美国公布了新军事战略。对全世界来说，此次美国推出新军事战略，最大的变化就是改变了其长期奉行的战争实力原则，即从过去要求其军队在东西半球“同时打赢两场战争”，转变为“具备打赢一场大规模常规战争的能力”，同时在另一场可能同时发生的突发冲突中起到“干扰、破话、威慑”的作用。对不到十年前还执行“先发制人”战略的美军而言，这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美国奉行“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争实力原则已经长达50年。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将原来的“大打、打核战争”的战争原则改为“同时打赢两场半战争”即同时在欧洲和亚洲各打赢一场大规模战争，并在非洲或其他地方打一场小规模战争。这是“两场战争”战略的肇始。此后三十年，在与前苏联对抗的情况下，美军始终保持其对军队的这种能力要求。而今美国一超独大，却要把对军队战争能力的要求改为打赢“一个半”战争，这其中的原由和变化耐人寻味。

 

应该说，这些调整不失为战略层面上的清醒之举。美国政府和军方当局正确认识到了当今时代的形势，认识到了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减，也认识到了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态势，从战略高度确认了“太平洋世纪”的到来。这份新军事战略正是对这些变化的应对，其目标是给中国的崛起设置障碍，应对未来世界的挑战，从而尽可能延缓美国衰落的速度，延长美国的全球霸权。

 

对中国来说，美国新军事战略变化真正值得重视的首先是军事部署的重心之变。根据这一战略美军将减少在欧洲的部署，把重心转移向亚太。这表明美军现有的九大司令部中，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的地位和作用将大大提升。其次是在公开的军事战略中明确将中国视为假想敌，这在美国人的做法中，尚属首次。此前，美国只是将伊朗这样的国家明确为假想敌，而把中国和俄罗斯称为“战略对手”。

 

 

早在美国军事战略做出正式调整之前，美国就一直在为把中国‘升级’为假想敌做各种铺垫。比如利用“天安舰”事件等突发事件，加强与日韩等国的军事合作。利用南海问题，拉拢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一些亚洲国家。美国的如意算盘是，利用乃至制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为其重返亚洲铺平道路；而美国的介入又将进一步加剧中国与相关国家的紧张关系，强化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从而巩固美国在亚洲的政治和军事存在。

 

这一连串在美国新军事战略发布前完成的动作，使很多媒体自然而然将此次美国战略之变解读为单纯“针对中国”。但眼下，将中国列入美国的假想敌，还只停留在美国人的口头上。美国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还没有调整加强的迹象。而调整本身也需要较长时间。这决定了在今后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中美之间还不致发生直接的硬对。更重要的是，不宜过分狭隘地理解和判读美国新战略。作为一个全球霸权的国家，美国新战略有针对中国的故意，但绝不仅限于此。它是包含军事与政治外交在内的全球大战略，中国应只是它瞄准的一个重要目标而已。

 

不过，如果把美国的新军事战略仅仅看作是纸上谈兵、空穴来风，则又可能会犯弄假成真的错误。因为美国的每一次新战略的出台，都不会是纯粹的假动作，都有与之匹配的并使之得以实现的一整套操作方案。这一次，与美国新军事战略配套接轨的就是针对中国的“空海一体战”—美空海军联手设计的作战思想和作战体系。尽管该设计还处于理论界面且在美军中亦有很大争议，一旦实施势也会受制于美军各军兵种之间的传统隔膜而不可能配合的尽如人意，但是，作为与美国新军事战略配套的具体方案，它仍然值得我们考察和研究。

 

从美军的设计原理来看，“空海一体战”是一个依托其亚太地区盟友、共同对付潜在敌人的联合作战计划。“联合”指的不仅是不同兵种的联合，也包括政治外交上的联合。美军希望借助这种军事同盟，克服在该地区遇到的所谓“距离障碍”。美国最近高调“重返东南亚”，寻求加深与菲律宾、越南等国的军事合作，可以被视为这一设计在外交层面上的实施和预演。

 

从纯军事角度观察，“空海一体战”并非新鲜货色，不过是当年北约为抵抗前苏联的坦克洪流在欧洲平原上狂泻而设计的“空地一体战”的翻版。思路上基本没有新东西，表明美国眼下无论是空军实力，还是海军实力，都不足以单独应对它所设想的“假想敌”。于是，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和空军参谋部长才跳出军种藩篱，把当年的“空地一体战”理论拿出来，搞了个“新瓶装旧酒”。从它设想的作战样式上看，看不出美国人找到了什么好办法，在打击对手的同时，克服或掩盖其自身的软肋或弱点。而这些软肋或弱点，对这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来说，有可能是致命所在。不容否认，美军现在是全世界作战能力最强的军队，其强大就强大在其整体信息化作战能力和对太空制高点的控制上。但这种强大也恰恰构成了其最大的死穴，那就是信息化依赖。就一切信息技术都建立在芯片上这一点而言，避免这种依赖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为任何信息防护总是有漏洞的，无论是GPS系统还是卫星侦察系统，无不如此。美军的高度信息化使其无法克服信息化依赖的弱点，那么，任何对手要想破解其军事能力，这里就是突破口。

 

就此意义上说，美国强大的军事能力建立在非常脆弱的芯片上，就像美元霸权建立在今天已经非常脆弱的美元信用上一样。对于前者，如果你可以制约芯片，美国的军事霸权就会终结。而对于后者，如果你不信任美元，美元霸权也就将终结。

 

四、深度展望：这次是否真的衰落？

 

显然，美国所有这一系列战略举措，其目的都是在维护美国的包括美元的霸权。要维护霸权，就必须阻止任何力量对其霸权的挑战，也才能延缓甚至避免美国的衰落。

但奥巴马政府或者它的继任者，是否通过转移自己的战略重心，打压一下可能的挑战者的势头，就能解决自己对霸权旁落的恐惧或让美国经济走出困境？确实让人怀疑。

 

数十年来，谈论美国衰落的话题几乎成了一种时髦的国际话语，但美国总是一次次从危机中脱壳而出，凤凰涅槃，让世人大跌眼镜。这是美国人有理由把关于美国衰落的话题讥诮为一种“神话”，也使美国人的自信心一次次被死里逃生的好运气涨满。

 

但是，这一次，美国还会有如此好运么？

 

真正深入探究一下就会发现，美国的衰落，不是从这次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才开始的，相反，美国衰落的种子，恰恰是从此前一次次的死里逃生之后种下的。美国的衰落，不是一个会不会衰落，而是何时衰落、怎么衰落的问题。因为美国衰落是一个本质问题，金融危机只是一个信号，一个分水岭。美国衰落为什么不可避免？美国做为一个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的超大帝国，它是否可以避免所有帝国都大同小异的帝国曲线？看一个帝国的兴衰，主要是看它的获利方式，也就是为维系一个帝国的生存，所采取的获取资源和能量的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恰恰在这一点上，美国所采用的输出美元从全球获利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印钞权的获得，使美国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如果它能够轻松用印刷纸币从全球获利，那就没有必要再辛辛苦苦去搞实业，搞制造业。结果，由此开始的虚拟经济模式使美国产生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产业空心化。今天，当美国已变成一个被贪婪和自信掏空的空心帝国后，奥巴马才为时已晚地提出要再工业化，意在恢复实体经济，但这基本上已不可能了。原因有二：一是二十多年连续的制造业转移，美国制造业的产业链环境已不具备，丧失了制造业恢复的基础。同时，由于美国经济增长，美国人的收益大大提高，美国现在人均GDP是4.37万美元。这时的美国人，谁还愿意干脏活、苦活、累活？二是回归实体经济与美元输出模式将发生冲突，这是它回不去的根本原因。一个向全球输出货币的国家必须保持贸易逆差，必须保持赤字甚至是双赤字，它才能获利。假如说美国现在痛定思痛，想要恢复实体经济，其前提就是必须放弃输出美元模式，这就意味着放弃美元霸权。如果放弃美元霸权，美国重新恢复实体经济不是没有可能，但这就需要美国放下身段回到正常普通国家上来，一个普通大国的地位，而不是一个超级大国，一个用金融权力维持霸权的帝国。而从奥巴马“美国决不当第二”的宣言看来，这是美国目前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它只有输出自己的产品，才能使自己处在顺差状态，而这又与美元输出模式直接发生冲突，导致货币无法输出。所以，只要美国还想保持向全球输出美元的霸权，它就退不回去，它就只能在虚拟化的以金融为主体的轨道上继续往前走。其结果就是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国家意识到，这个模式现在终将走到尽头。也意识到输出美元从全球获利的模式是世界上最大的“庞氏骗局”，这种骗局最后一定有它的边际，当边际不能喂养中心的时候，它就一定会向心塌陷。美国眼下就面临着向心塌陷的危险，这是美国模式不可持续的最重要的原因。

 

 

在这一本质性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之前，奥巴马所许诺的“再工业化”和“五年内出口翻一番”的目标，都将是画饼充饥。

 

进一步考察，我们之所以断言美国无法回归实体经济，是因为它在连续多年向外转移制造业后，其国内已无中低端制造业基础。据有关数据，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前，70%的就业人口都已转向金融和金融服务业。这种情况下它就只能继续用金融商品换服务，或用服务商品换实物。而实物的来源地将主要是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2011年美国5500亿贸易逆差，其中对中国是2960亿，占比近60%。

 

这说明，如果美国“产业空心化”这一致命现实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美国的衰落就几乎不可逆转。这不是通过玩弄“压人民币升值”这种伪命题就能解决的。因为美元要获得“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这一地位（只有获得这一地位才能带来美元霸权），美国只能通过用绿纸换实物的方式向全球输出美元。这也就必然造成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一“特里芬问题”既是美元的天然优势，也是其天然缺陷。其优势是美国可以通过输出“绿纸”而廉价获得全球的产品和资源。其缺陷就是如此一来，美国只能使自己长期处在贸易逆差状态。这意味着美国即使不从中国获得产品（也就不存在美中逆差，当然也就谈不上操纵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必须从其他国家获得替代产品，结果是仍然解决不了其逆差国地位问题，当然也就无从解决其国内民众的就业问题。那种自己脸丑怪镜子式的把自身的经济缺陷归咎于别国的贸易顺差甚至储蓄率太高的说法，对解决“美国病”于事无补。就此意义上说，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美国病”是本体性的，起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一般的决策失误或监管不力。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一直在努力克服危机对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带来的严重削弱，尤其是为努力摆脱全世界对美元信心下降的不利局面。美国的两任财长以及贸易代表、联储主席都站出来发出反复发出“美国经济正在缓慢复苏”利好信号，但是美国实体经济振兴道路艰难，金融改革进展缓慢，就业问题的解决、市场的实际情况都不尽如人意，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使用过后经济仍未见起色，且反而让世人对美元兑水大为不满，更加担心。美国巨额国债又牵动国际关注，国家信用面临质疑，这些问题都无法令人看好美国经济的复苏前景。也就无法提振世界对美国的信心，无法恢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

 

这一切使“美国衰落”话题，再一次回到世人议论的中心。对于一个缠绵病榻的病人，用治疗脚癣的药水去医治心脑血管疾病是不可能有效的。同样，用转移战略重心来解决美国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于事无补的。

 

也许，三十年前保罗·肯尼迪对美国衰落的预言，这一次真的会变成现实。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