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著名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说：“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二是靠政治而生存。前者是以政治目标为追求的政治家；后者则是以政治为饭碗的食客。”

     他讲的是以政治为业的政治家，把他的话引用过来，以军事为业的军人也一样，有些人为军事而生活，有些人靠军事而生活。前者是真正的军人，后者不过是军队的“食客”。在这些“食客”眼中，军人职业不过是一个“饭碗”，从军不过是从千百种职业中选择出的一个，以维持生计，而并非一种毕生的追求。

     马克斯·韦伯认为，真正的政治家应该具有三种禀赋：一是对认定的价值目标的献身热忱；二是使命感与实现使命必需的责任伦理；三是超越感情的冷静判断和深刻洞察能力。虽然这是他对政治家的描述，但也同样适用于描述军人。

     你是真正的军人还是军队的一个“食客”？你真的具有献身热忱吗？真的有使命感吗？真军人与假军人的区别不仅是部队里是否有你的编制，而是你的灵魂是否驻留在军营。

    塞耶校长、丹尼斯·马汉、米基教授被美国军事史称为“西点三巨头”。丹尼斯·马汉于1820年进入西点军校，1824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28岁就成为军事工程学及战争艺术教授。鉴于他在西点军校的杰出贡献，他被评为西点军校的终身教授。

    再“终身”，也有退休的一天。但他不愿退休。1871年9月，西点军校监察委员会对丹尼斯·马汉实施强制性退休。一个快70岁的老人，早已功成名就，应该颐养天年了。

    可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得知这个消息后，丹尼斯·马汉执拗地扑向一艘航行在哈德逊河的轮船推进器，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觉得如果离开这所军校，离开军事教学岗位，生活便毫无意义，生命也毫无意义。这是一位真正的军人。

    历史学家阿伦·米利特和彼得·马斯洛斯金在《美国军事史》中是这样评价丹尼斯·马汉的，“在他执教的四十多年生涯中，他对军官职业从行业过渡到专业，留下了无与伦比的影响”。

     丹尼斯·马汉被人们称为“老马汉”，因为他有一个更加出名的儿子阿尔弗雷德·马汉——“小马汉”。小马汉后来成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官、著名的“海权论”创立者。老马汉的生命消逝在哈德逊河里了，小马汉的理论使美国从地区走向了世界。

     美国的强大仅仅是因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吗？非也。如果没有几代军人无条件的献身，仅仅靠物质和装备，决不会堆积出一个国家的强大。西方有这么一句话：有一流的军队之前，先有一流的教官。有一流的教官之前，先有一流的人格。

     老马汉、小马汉尽管没有战场建功的辉煌机遇，但却用思想和智慧让学员们张开了腾飞的“双翼”——潘兴、麦克阿瑟、巴顿、史迪威、布莱德雷、艾森豪威尔等一批美国军事史上赫赫有名的战将都是他们的学生。

这是一支军队从灵魂深处锻造出来的强大基因。

我们军队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

     国防大学科研部原副部长王三欣，战争年代是战场上的优秀指挥员，战争结束后进入军校，成为获得一等奖的优秀学员，后来又走上讲台，成为享誉全军的优秀教研人员。他在讲台一站就是30多年，呕心沥血，勤奋耕耘，直到最后倒在了讲台上。

     他的夫人回忆：“他在医院里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有时出现幻觉，却还在想着教学，说话不清楚，但还能说出来：‘张家港……演习……拿地图来……拿笔来……要红的’，他脑子里装的都是这些东西，家事一句没谈。”

     这个被誉为“战争史活字典”的中国军人，生命最后时刻惦念的，仍然是他的教学工作。他的女儿回忆：“爸爸突然辞世，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了大堆的讲义和文稿。妈妈痴痴地厮守着这些故纸，仿佛在期待着什么……”

     让我们看看他夫人厮守的这些“故纸”——王三欣的文稿和讲义：《如何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打歼灭战》《学习军委战略方针的初步体会》《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经验教训初探》《学习“如何研究战争”问题的几点体会》《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的历史演变》《关于解放战争时期战略进攻的几个问题》《学习我军革命战史，加深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功用与发挥》《关于战争诸因素的关系》……

     那是一个国家改革开放、军队需要忍耐、学子纷纷海外定居、军人纷纷下海经商的和平发展年代，人们都在关心自己的待遇，都在设计自己的前程，而王三欣却仍然在研究战争、关注战争，由他主编、撰写或修改的教材多到无法统计的地步。

这部“战争史活字典”，于1987年2月在北京西郊红山口静静地合上了。

     他有没有活得更精彩一些的梦想？有的。这个梦想既不是发财，也不是升官，是他年轻时心中的那个愿望：“向往当一个梁山好汉”，“有时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他一辈子都在追寻心中的梦，跟我们所有人一样。这也是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他的培育。对除恶的担当，对正义的追求，对平等的向往，是那一代军人灵魂与血性的本源。

     在中国革命的熔炉中，忠心耿耿的王三欣，炼成为沉甸甸的“金子”。他生前特别喜欢克劳塞维茨的一句话：“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给我们留下了真正锋利的精神之刃。

    如同小马汉创立“海权论”与其父老马汉关系极大一样，说到王三欣，就不能不提及对他影响至深的蔡铁根。当年王三欣是南京军事学院战史研究生的时候，蔡铁根是战史教授会主任。他们之间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老师。老师的知识在流进学生头脑的同时，其人格也默默溶入了学生的血脉。

    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蔡铁根致信中央，“军队建设决不能以我们的传统观点为标准，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军队训练教育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适应于未来战争的需要，战争有权改变一切”；“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基于自己为党为国的热忱，我不敢隐讳自己的愚见，并大胆地把它提出来”。

    他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军籍，行政九级降为十五级，调离部队。“文革”时期又被定为反革命，甚至被判处过死刑，20世纪80年代初才最终平反。军事学院老院长萧克将军说：每当想到蔡铁根的时候，不易平静下来。他专门赋诗一首：“铁根之根坚如铁，宁为玉碎不折节，坚持真理不服诬，铁根之根真如铁！”

    今天我们回头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蔡铁根于1957年讲的话：“军队训练教育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适应于未来战争的需要，战争有权改变一切”，读起来仍然令人怦然心动，掷地有声。这就是军人的灵魂与血脉。一代又一代，代代相传。

    国防大学原副校长黄玉章也是蔡铁根的学生，他说一直到退休那一天，没有休过一个假期；虽然工作和成果不是那么辉煌，但是每当想起老师蔡铁根，就只能竭尽全力，不敢有丝毫懈怠。

图为王三欣<前排右>攻读研究生期间与同学的合影。1960年摄于北京。

    我们讲灵魂，讲血脉，讲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队伍在不断变化。但凝聚成灵魂的东西，不管人员怎么变化，通过血脉，代代承传。蔡铁根、王三欣、黄玉章，这些将千百万中国军人的忠诚与热血浓缩于教学科研战线上的中国军人代表，他们留下来的学术成果，有些可能随着时代变迁、装备发展而时过境迁，但他们留下来的由灵魂和血性浇灌的人格，比他们的学术成果影响更加深远，一直对我们这些后来人产生重大影响，让我们能够时时体验军人的灵魂与血性。

人性与血性

     今天，每当我们谈到血性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血性与人性是对立的，好像人性、血性是两回事。其实从生命一开始，人性中就被注入了血性。人性代表人的最基本要求：生存、温饱、尊严。这三个要素无不包含血性的支撑。

    当原始人在森林里寻食求生的时候，没有血性，就只有被饿死、冻死。尊严更要靠血性支撑。如果只有温饱没有尊严，人类与其他动物又有什么区别？还能走出周口店的洞穴吗？

   一部社会发展史证明，不管是生存、温饱，还是尊严，人性中无不包含有血性。没有血性的人性，不是完整的人性，容易滑入放弃担当、仰人鼻息、逆来顺受的奴性。真正有血性的人性才是完整的人性，缺乏血性的人性，就是奴性。

    一个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讲过这么一段话，“有些汉奸如汪精卫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欺压人民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生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他还说，“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应该说投降是正确的选择”，“如果我们以这种观点看历史，几千年的历史可以改写”。

    这位所谓的著名教授讲的还是人性吗？还有一点生命的尊严吗？这种一丁点血性都没有的人，戴着大学教授的“帽子”，在当今社会大行其道，以活着为第一要务，见风使舵、卑躬屈膝，实在不行就投降，投降了还要主动跟人家合作。他还说：“投降了就要遵守人家的规定，不能胡来，投降了还胡来，别人就不按战俘公约标准对待你，你就得吃亏。”我们中国人如果都变成他说的这样，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举一个例子。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杨靖宇，第一路军总司令，面对日寇围追堵截，抵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有打胜的希望吗？没有。但他却没有像那位教授说的为活命而投降。他继续抵抗，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日本人对杨靖宇特别佩服。杨靖宇一米八几的大个，身高腿长。东北大雪天，雪深过膝，日本人个矮腿短，在雪地里怎么也追不上他，抓不到他，后来还特别佩服他，甚至把他神话了。但杨靖宇身边出了一个又一个叛徒，最终置杨靖宇于绝境。那些叛徒都如那位教授所讲的，只要能活命，什么卑贱的事都做得出来。

    第一个叛徒：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人之一。1938年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将杨靖宇逼入绝境。程斌虽不知道杨靖宇身处何处，但却知道抗日联军分布在深山老林里的密营地点。杨靖宇之所以能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东北深山老林中生存下来，就是因为山里有很多密营，每一个密营里都有粮食、柴火，所以他冻不死、饿不死。程斌知道这些密营的地点，带领“挺进队”把密营全部破坏，从而使杨靖宇陷入绝境。

    第二个叛徒：张秀峰，军部警卫排长，父母双亡的孤儿，由杨靖宇抚养成人。1940年2月，他带着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等机密情报。张秀峰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掌握杨靖宇的活动规律。此人于2月叛变，杨靖宇于3月牺牲。

    第三个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

    第四个叛徒：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当时，面对日军疯狂的围追堵截，杨靖宇已好几天没吃饭了，棉鞋也跑丢了一只，对赵廷喜等几个上山砍柴的村民说：“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再买双棉鞋，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赵廷喜张皇失措跑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杨靖宇在山上。

    程斌、张秀峰、张奚若、赵廷喜，哪一个不是中国人？他们又都是失去了血性、最终只能给别人当奴才的中国人。如果按照那位教授所言，连汪精卫这样的汉奸都“没有错”，都是“真正的英雄”，那程斌、张秀峰、张奚若、赵廷喜等人还有错吗？既然“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投降是正确的选择”，那么，这些叛徒都要归入这位教授的“英雄”行列。这种错位和荒唐的价值观对中国社会的毒化，无怪乎美国人要给他颁发“弗里德曼奖”。

    还有一段赵廷喜与杨靖宇的对话。赵见杨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赵说：“我看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是不杀，如果杨靖宇投降，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利用杨靖宇制服东北抗日联军。

杨靖宇沉默了一会，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句话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杨靖宇用周身沸腾的血性和整个生命，顽强地表现出中国人惊天地、泣鬼神的人性。今天之所以还能有中国，恰是因为有千千万万杨靖宇这样的共产党人，在最黑暗、最困难、最无助、大多数人万念俱灰的时候，仍然用他们的灵魂、他们的血性，支撑着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什么叫人性？什么叫人性的光辉？看看共产党人杨靖宇。如果中国人没有这种由血性养育和浇灌的人性，怎么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大学教授讲的话，居然还有人喝彩。面对反对之声，居然还有国家级刊物发表社评，要求保护那位教授的“言论自由”。奇之怪哉！难道只有他毒化民族心理的自由，反倒没有反驳这种毒素的自由？

    一段时间以来，这种无原则、无条件、无界限的“人性”，成为一批人的旗帜，而且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汶川地震中的“范跑跑”，网上就有不少人对其表示同情。一些电视台还以“思想解放”为由组织“正方”“反方”，在节目中激烈辩论。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这种现象实在可悲！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有维护自己生命的自由，但“范跑跑”作为一名人民教师，课堂里还有几十个孩子啊，你就没有一点责任？遇到危险撒腿就跑，把自己的性命看得远远高于几十个孩子的性命，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能够得到社会道德和公众舆论的认可？

    如果说这种行为被我们一些人肯定为“人性”表现，那么这种“人性”与兽性又有什么区别？如果这类理论横行于我们的社会，我们又怎样避免20世纪初孙中山曾发出的感叹：“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2014年3月1日21时12分，昆明发生暴恐案，暴徒持刀在昆明火车站临时候车室肆意砍杀无辜群众，最终导致31人死亡，141人受伤，其中40人重伤。

    有多少暴徒？最初传说是“十几个黑衣人”，后来说是8个，最后证实是5个，其中还有1个女的，被捕后发现有孕在身，只能判她无期徒刑。只有5个暴徒，却肆意挥刀砍杀致使31人死亡，140多人受伤，平均每个暴徒砍杀30人以上。在对方赤裸裸的血腥暴力面前，该怎么谈我们的血性？

    暴行发生后，网上到处是逃生技巧，保命举措，教人“不能激怒歹徒”“见黑衣者躲避”；还有人教维吾尔族语：“朋友，住手，自己人！”这还有一丁点儿血性吗？暴恐案发生时，有200多人躲在火车站内的一个小商店里，几位男士想冲出去制止暴徒，马上被周围人拦住：“谁都不许开门，谁开门砸死谁！”

    事后，我们的媒体都在谴责暴行、祈福逝者，却不去反思为什么国民失去了血性，不去讨论失去血性还有没有生命的尊严。你可以“人性”不离口，但如果失去了血性，你的人性能保全吗？让毫无尊严的保命哲学流传开来，暴恐分子的活动空间是会变得越来越小还是越来越大？人们的精神状态没有血性与正义的提振，谁敢说五六个日本鬼子带着百十号伪军就把几万人赶得到处“跑反”、一把屠刀就能砍下一百多中国人脑袋的所谓“百人斩”的遭遇未来就不会重现？

    美国建构主义的鼻祖亚历山大·温特说：“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这三种利益之上，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我们有些人以为国家利益就是温饱，就是发展，就是韬晦与抓住机遇期，不知道“集体自尊”也是国家利益。

    为什么今天有些人“提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排除个别别有用心者，更多的人是因为觉得自尊受了冒犯，虽然今天我吃饱了，我有车、有房了，但或许中国外交的所作所为和海外公民的权益保障与民众心目中的大国形象还有差距，民族自尊心从而受到了伤害，所以总觉得心情烦躁、不满意，要骂人。这就是亚历山大·温特说的“集体自尊”问题在作怪。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宁愿人来犯我，也不可我先犯人。“以和为贵”，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明哲保身，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为了一己利益或苟活于世，什么都可以不顾。人的尊严，社会价值，是非曲直，真理道义，都在忍、隐、退的思想灌输下，变得无足轻重。

    活着就是第一要务，能攫取点利益则是第二要务。至于什么“尊严”，有没有无所谓。什么“正义”，能不能实现无关紧要。所以，“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识时务者为俊杰”“活麻雀比死老鹰强”等厚黑哲学，在我们的社会大行其道。

     今天看，唯有血性才能冲破种种过于精细的利益考量，彰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做人的品德与生命的尊严。精细入微的利益算计，丢掉的恰恰是国家和民族的品德和尊严。我们谈人性与血性，离开了血性，怎么可能拥有完整的人性呢？

党性与血性

    何为“党性”与“血性”？一句话：党性必须依靠血性来支撑和捍卫。

    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党性就是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原则性、战斗性。以血性支撑的党性，是党的生命力、战斗力的来源，组织性、纪律性、原则性、战斗性如果没有血性支撑，就沦为一纸空文。

    什么是坚定的党性？从开国将领张国华的身上可以得到印证。革命战争年代，在强手如林、战将如云的人民解放军序列中，张国华并不很突出。他仗打得不错，战绩颇多，但指挥能力比他优秀、战绩比他辉煌的将领还有不少。如果以此衡量，他并不出众。但使张国华的声名最终超越诸多名将、彪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册的是什么？是他坚如磐石的党性。

    1950年初，中央决定提早进藏。毛泽东说：“西藏人口虽少，但战略地位和国际影响极其重要，必须尽早占领。”最初考虑这一任务以西北方面为主，西南方面为辅，因为当时西南战事尚未完全结束。

    西北方面彭德怀提出战线太长，兵力分散，战事虽然基本结束，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广大，情况复杂，原有兵力本来就少，难以抽出太多兵力进藏；且从青海格尔木方向进藏的道路多年损毁，仅修路就需很长时间。毛泽东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看到这个电报是不高兴的，随即指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刘（伯承）、邓（小平）本来是进藏的辅助方向，现在一下子变成了主要方向，而且不但“向西藏进军”，还包括“经营西藏的任务”，压力徒增。当时62军驻西康，距西藏最近，理所当然成为进藏部队首选。但刘伯承考虑62军来自一野，让他们进藏不妥，一野方面会认为让他们的部队“啃硬骨头”，而二野的部队去“吃肉”。所以，坚持派二野的部队进藏。

    这是当年那一代人的领导风格：越是自己的部队，越是主力，越要承担艰巨任务。刘、邓最后商定：62军不进藏，调自己指挥的二野一个主力军承担进藏任务。但未料到的事情发生了：该军军长不愿进藏，未能谈通。理由是什么？无非是身体健康状况等，我们今天都可以猜得出。客观地说，西藏当年的条件之艰苦尽人皆知，革命刚刚胜利，谁都愿意多享受享受革命胜利“果实”，这也是当时真实存在的普遍情况。

    僵局出现了，难以破局。毛泽东一直在等待西南方向的报告，但种种原因又使刘、邓的选择被迫一变再变，给中央的报告也一推再推，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领导人真是忧心如焚。

    张国华的18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领受进藏任务的。

    18军原定的任务是接管富庶的川南。军长张国华已经定为川南行署主任，军政委谭冠三已任命为自贡地委书记。1950年1月7日，张国华赴川南行署上任途中收到刘、邓急电：就地待命，军领导及各师一名负责人速赴重庆领受最新任务。  

1月10日，刘、邓接见张国华等18军领导。

邓小平第一句话便开门见山：“今天谈话凭党性。”

张国华张口就答：“一切听从党安排。”

邓小平说：“×××不去西藏，你指挥部队去。”

张国华答：“坚决完成任务！”

单刀直入的几句话，张国华的党性光芒四射。

    “今天谈话凭党性”，邓小平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前面一次谈话没有谈成，人家不愿去。我们说真正的党性并不表现在平时滔滔不绝的政治表态，而是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的勇气和担当。坚强的党性就是坚决完成党赋予的任务。

    军长同意、军领导班子同意，不等于全军都愿意。18军由前往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川南而突然改去高原高寒的西藏，部队官兵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子来。说实在的，谁不想去富庶的地方驻扎，很多干部还没有结婚，想到川南去发展、成家。突然一道命令要转进西藏，部队逃兵数量骤增，甚至连一些干部也出现动摇。

    18军52师154团副政委刘结挺，张国华最欣赏、准备重点培养、重点使用的干部，也写信提出身体不好，不能进藏。张国华看信时气得手发抖。政委谭冠三说：把刘结挺绑起来！他不去，捆也要给老子捆进去！正是这句气话提醒了张国华。他后来要求：凡是逃兵一律不许进藏。他说：“我们进藏的光荣决不能让这些逃兵玷污了！”

     在18军进藏动员大会上，张国华说：“你把西藏看成是不毛之地，可英帝国主义却从不嫌它荒凉，百余年来拼命往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又积极插足。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反倒没有帝国主义热心？”“如果西藏真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防后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他还说：“进藏确实苦，可是西藏人民世世代代在农奴主残酷压迫之下生活，岂不更苦？人民解放军以解除人民痛苦为己任，我们怎能眼看他们受苦而无动于衷？”

    这就是张国华的党性、18军的党性。在革命已经胜利、大家开始享受果实、回避危险和艰辛的时候，张国华率领18军挺身而出，担起千钧重担。共产党员的党性，不仅仅表现在服从党的安排上，更表现在以自己的牺牲去解除人民痛苦，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行动上。

    邓小平亲自坐镇18军进藏动员会，对张国华的讲话带头鼓掌，并给18军将士题词：“接受与完成党赋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1950年春，张国华以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党性，率领18军部队进军西藏。

第18军先遣支队，沿澜沧江上游昂曲河向拉萨进军。

    人民解放军进藏，印度尼赫鲁政府表示“不安”“疑虑”，要新中国政府“解释”。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申健答复：“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进藏是人民解放军的权力。”毛泽东得悉后，于1950年10月28日作出批示：“周（恩来）并外交部：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的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毛泽东这段话让我们感觉到领袖大无畏的气魄，更让我们感觉到支撑领袖气魄的18军将士大无畏的英勇。张国华坚定不移的党性，同样在构筑新中国的铮铮硬骨。

    代价是巨大的。张国华的女儿因感冒发烧，病逝于进藏途中。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党性不是表现在只让别人牺牲，而是表现在自己率先牺牲。

    后来又发生了所谓“五大部上书事件”。1957年3月，西藏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部部、财务部五个部门给中央写报告，没有经过司令员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一位军区领导到北京开会，就把报告递上去了。报告主要内容是反映部队存在的问题，要求实行轮换。驻藏部队太艰苦了，能不能分批轮换，三年或五年，让干部们能缓一缓。

    这份报告没有不实之词，对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夸张和夸大。参与报告的有副司令员李觉、副参谋长陈子植、政治部副主任洪流、后勤部政委李华安、财务部部长秦卓然、干部部处长方其顺、王达选、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郑震等。

    报告上去后，总部有领导批示，指责这些干部“革命意志衰退”“不安心西藏工作”，有“右倾逃跑主义倾向”，要严肃处理。这些人后来都被调离岗位，有的还受了处分，被不公正对待。

    例如，李觉是18军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原是西南军区作战处长，18军进藏跟他并无关系，但他积极主动要求进藏，先后任18军副参谋长、参谋长、西藏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五大部上书事件”后，李觉被调离西藏军区，到二机部任核九院第一任院长，在大西北荒漠戈壁一待就是8年，为新中国核武器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政治部副主任洪流被调到藏北海拔4500多米的无人区杜加里，在极端艰苦的生命禁区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和藏族民工挖硼砂，偿还新中国欠苏联的债务。副参谋长陈子植被调去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在世界屋脊修建第一条高原国际公路。

他们这些人在1979年全部获得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处分、清理档案中的不实记载。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张国华是有责任、有错误的，说李觉、洪流、陈子植等人“夸大坚持西藏地方斗争的困难，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确是左了、过了，对他们的处理也重了、错了。

    但张国华从始至终不是在跟哪个人过不去，不是想打击谁，报复谁。他觉得这个报告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甚至还怀疑过军区政委谭冠三不够坚定，是否也参与了这份报告，产生了一些误会。他只把定一条：毛主席让我们守西藏，要走你们走，我死也要死在这里！

    即使在犯错误的过程中，也让人更加看清了他那坚如磐石的党性。

    因为长期高原工作引发的心脏和血压问题，张国华于1972年去世，尚不满58岁。骨灰空运到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一生只亲自迎接过两位将领的骨灰，一位是多年患难与共的战友、黄埔一期毕业的陈赓大将，另一位就是虽然历史交往不多、但周恩来特别欣赏的井冈山司号员张国华中将。

     新中国175位开国中将，其中军事能力、作战水平比张国华高的不在少数，但名声比他响亮的，为数不多。历史就这样完成了选择：关键时刻，张国华以党性彰显的军人血性，铸起新中国解放西藏进程中千古不朽的时代丰碑。

1951年10月，进驻拉萨的第18军先遣支队官兵手持国旗从布达拉宫前通过。

    2014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有灵魂就是信念坚定，听党指挥。不论何种艰难困苦的场合，坚决完成党赋予的任务，靠党指挥枪的原则，靠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靠自由信仰和信念结成的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对党的忠诚。”

      什么叫“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对党的忠诚？”让笔者想清楚、看明白这个问题的，就是张国华。他的实际行动就是对这句话的完美注解。张国华，以及千千万万个如同张国华一样具备坚定党性的真正共产党人，永远都是走在这支军队前面的光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