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美国空军发动的针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虽然被评论称为表现平平，但没有人会置疑，美国空军在当今世界的超强实力。这种实力既源自于其有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也源于其在二战后通过连续不断的作战所取得的经验。在这些战争中，美国空军虽然并非都占到了便宜，但复杂多元的经验教训对其此后的发展无疑是笔巨大的财富－－引领装备发展、不断完善战术运用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美国空军，其实也是在某个层面上研究其对二战后历次空战经验教训的总结。

美国空军所强调的“空中优势、全球打击、全球机动、情报监视侦察和指挥与控制（编注：指挥与控制英文表述为Command＆Contol，以下简称C2）”五项使命，一言以蔽之，就是强调这五种能力的建设。前四种能力都能看得见、摸得着，但C2却不同。美国空军上校亨利·赛尔认为，“随着战争形态的变化，战争的不同层面、不同的军种、不同的作战空间、不同的军事发展专业及平台，学术界的不同领域、联合作战需求的组合模式设计者、不同的承包商，以及C2概念和能力开发过程中的各种关键伙伴，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解读……而C2尤其令人感到神龙见首不见尾——不见其具象，但却处处存在于我军作战行动和作战建模中”。

简言之，指挥与控制即是军队的体系或者结构。但时至今日，仅仅这样大而化之地去看待这个问题显然过于粗浅。必须将之细化，每个环节都不能放过。俗语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既是在说部队首长机关对部队的锻造与淬炼，也是说部队首长机关对部队的指挥与控制。即使是在战车及阵法大行其道的时代，指挥与控制也是战斗力形成的至关重要的元素。在信息化的时代，指挥与控制的重要性无疑会进一步突显。

本期专题选编自美国的《空天力量》杂志，除一篇文章是多角度谈美国空军的指挥与控制外，其余两篇谈的都是具体的操作方法。但愿这些技术性较强、稍显艰涩的文字，既可以有助于您理解与认知美国空军的指挥与控制体系，也有助于您了解美军对此不断演进的研究方法。 

美国空军上校眼里的C2

亨利·赛尔 

本文作者亨利·赛尔是美国空军上校，曾任空军第461联队指挥官，负责E－8C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的全球调遣运用和持续行动。赛尔认为，纵观美国空军史，其最重要的实力在于，能运用其指挥与控制（C2）能力，向全球快速投射空中战斗力，由此拓展行动距离及范围。事实上，C2有很多个侧面，包括战役C2、联合C2、战术C2等等。赛尔通过梳理与总结，认为美空军内部对C2有十点看法。

C2作战理论久经考验。美军几十年的C2作战经验，已经系统地归纳到联合作战出版物JP1《美国武装部队作战准则》、JPl－02《国防部军事用语和相关术语词典》、JP3－0《联合作战》、JP6－0《联合通信系统》，以及其他相关作战准则文件中。诸多作战文件都表明，完好运作C2意义重大。同时，也列举了C2运作不善而造成的悲剧及败例，例如为解救被伊朗扣押人质的“鹰爪”行动、“北方守望”行动中随时解疑排难，在充分领会指挥官意图的基础上梳理实际冲突中的纷乱。有人认为，远程C2可以替代机载C2，可把相关运作设在美本土的防空网内，或者在中央司令部领导下运作，但这都需巨大的投资和多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才可以。即便如此，如摈弃机载C2，实际上是无视大量仍在发生的、需要视距内无线电通信的战斗行动。而那都是远程耳目所无法覆盖的。要依靠现场态势感知，来随时解决1994年两架“黑鹰”被误击事件、阿富汗战争中的“蟒蛇行动”。2003年“爱国者”导弹误击己方飞机的“蓝一蓝误伤事件”，以及多起误炸民众事件。

C2要求相关人员必须是“全才”。这个要求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称职的作战技能，二是这种过硬的技能是全面覆盖各个作战领域的作战技能。理想的情况是：训练有素的战斗管理专家，可以把看似无序的战斗梳理出秩序，把千头万绪的纷乱环境归纳成易于理解的战斗空间。且这些独特的能力必须覆盖作战中的每项行动，能适用于任何形式的战斗。C2不是靠体制自行运转的，它需要“全才”们用上述能力把指挥官的意图转化成行动，并且大多是具有联合作战属性的行动。

机载C2指挥官的影响能辐射到整个作战行动。机载C2的机动性，使其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能临机适变地运作，再加上通信和监视输入功能，机载C2作战人员能随时解疑排难，在充分领会指挥官意图的基础上梳理实际冲突中的纷乱。有人认为，远程C2可以替代机载C2，可把相关运作设在美本土的防空网内，或者在中央司令部领导下运作，但这都需巨大的投资和多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才可以。即便如此，如摈弃机载C2，实际上是无视大量仍在发生的、需要视距内无线电通信的战斗行动。而那都是远程耳目所无法覆盖的。

要依靠现场态势感知，来随时解决战斗中不断出现的问题。战术层面时时出现的问题，需要临机判断和自行决策。战术层面的大量决策，显然不可能在物理战场之外做出。大家看到了“奥德赛黎明（联合保护者）”行动的成功，却没有注意到美军因“攻击鹰”战机频繁出入击杀框而做出暂停海军炮火的决定，也没有注意到正是依靠密集的局部态势感知，及时辨识参战的非英语友军部队，才确保了这场冲突中没有发生误伤事故。

C2应成为战场上一支统筹行动的兵种。尽管美军发展出了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情报监视侦察（编注：以下简称ISR）能力，第五代战机自身的态势感知能力，也预示出新的作战方式将会出现，但是没有C2统筹行动，这些先进的技术，也只能取得各自分离的局部成功，无法实现战役层面上更大的优势。

C2的重要性，随着作战复杂性及对精确打击的期待加大而提升。我们需要重视并发展C2的适变能力。自“沙漠风暴”行动以来，美军及其盟友都期待着更加精确的打击能力。对精确打击的更高要求，以及对生命和财产损失的更低容忍，又要求我们在战役层面做更多的监管。这看起来是一种悖论，因为，我们一方面希望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以最低限度指挥控制为佳，却又要保持充分的监督。这是出于国家层面的期望，它要求军队做到对敌打击高度精确，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破坏。

C2系统如与具体作战行动不匹配，就可能出现机能障碍。C2系统中如有缺口，就不得不做权宜的安排填补。这类缺口，可从多个近期战例中看到。仍以“奥德赛黎明（联合保护者）”行动为例，在这场利比亚空中行动中，“联合星”最初只是作为ISR平台支援作战，但不久就用于填补战役层次的C2缺口，这绝非预先规划－－联合空对地整合单元小组，原来的设计是主要关注大型近距离空中支援作战，后来却用于填补战区空中控制系统中的缺口，在空中支援作战中心的原有影响圈内发挥些作用。此外，动态空中响应协调单元小组，原本是用来填补空军／海军联合作战缝隙的，后来却用于重新调配飞机执行新的任务：特种作战司令部，则临时创立了一种机载战术空中协调员岗位，来管理空袭中密集的飞行架次。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C2－of－ISR”项目也不断出现，都是因为发现了C2系统中有了功能性缺口。随时改善C2适变能力，是值得称道的努力，但在未来的冲突中，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弥补，这些缺口就可能给指挥官造成困难。

为建设高性能C2，必须对其系统做全方位考量。C2是如此复杂，不同军种对其有不同解读，有关C2的讨论纷繁混乱，要想把C2的许多面向整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十分困难，常导致欠佳的作战结果。当我们试图解决C2相关问题时，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庞大系统的各个面向，才有可能构建出尽量完整的概念，取得整体的、适变的、有效的结果，如：C2专业队伍，作战理论／战术，能力和资质，技能训练，平台，技术，计划，授权，任务，次级功能等。

指挥官的控制操作。指挥官的控制操作是三种方式的混合：第一是亲自动手，第二是遵循计划（例如：联合空中作战计划、空中作战指令、空中任务命令、空域控制命令），第三是说清意图并授权下属（例如：分散执行、分布式C2、任务式命令、任务式指挥）。当前，空军正在研讨各种有关控制的思路和建议，有可能把某些C2任务授权下放到战争的战术层次。所谓“分布式C2”概念，是因应未来的抗衡和行动自由度降低的作战环境而提出的。但也有人担心，如果更多的决策权分布“到边缘”会带来风险。历史学家马丁·范克勒韦尔德说，“更高级指挥机关有能力接受更多的变数，同时尽量减少更低层级面对的变数”。这就是说，我们所辩论的集中或分散控制军事行动，说到底就是如何分布和处理战争中必然出现的变数。

衡量任何C2系统优缺点的标准是看结果，看它能否在任何形势下有效完成任务。我们努力的真正目标，不只是改进专业培养领域、平台，或者具体能力，而是如何形成实力，形成能适变的、整合起来的力量。最关键的要求，是能在各种错综复杂的联合和联盟作战中保障行动成功。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实力所在，不在于任何单一的要素，例如人员、观念、武器、平台，而在于这些要素经由C2实现系统化且能灵活适变地整合。

三个案例中的战术C2

达蒙·马特洛克等 

C2无处不在却又看不见摸不着。它对战争的重要性怎样理解才更直截了当呢？用案例解说，无疑可以使之更具体。达蒙·马特洛克等4名空军军官，认真研究了美国非洲司令部近年来的三个行动案例，认为三场行动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运用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E－8C JSTARS，即“联合星”）飞机，为作战行动提供了对于成功至关重要的战术C2。因而，以美军的战术C2为透镜，就可以观察非洲司令部的指挥与控制。

利比亚行动中的战术C2

移动式C2平台是保证全战区连贯的主要手段，换言之，战术C2的作用就是将许多战斗片段组成一个有秩序的战役整体。在作战准则中，C2被定义为一项联合功能。但是在非洲，因为C2涉及到国际联盟，这一功能最初并未得到充分运用。

2011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1973号授权决议，3月19日法、英、美启动了名为“奥德赛黎明”的军事行动，此后又启动“联合保护者”行动。隶属美军非洲司令部的联盟部队空中指挥官玛格丽特·伍德沃德少将，通过在美国欧洲司令部的联盟空天作战中心进行指挥。他和他的指挥官们很想得到E－8C“联合星”和E－3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等战术C2装备，但直到打击行动开始后，才得以批准。也就是说，利比亚行动的开始阶段，美方有战役C2和火力打击，却缺少战术C2来提供实时指示、解决问题或维持这场复杂的多国联盟行动的秩序。于是，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烟囱式竖向指挥结构：总指挥下达命令后，各国的通信靠其专用线路或其军舰传送（这些舰船上设备往往无法应对如此规模的信息量），战斗中射手与传感器之间缺少视距内的无线电通信，凡此种种造成了行动中的诸多延误——包括目标锁定和打击。

据伍德沃德少将说，由于最初的打击中既没有“联合星”也没有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沉重的战术C2重担直接压在了火力机组人员的肩上。起初，各战斗轰炸机机组需要在得不到外部指挥／控制／情报监视侦察支援的情况下，自主完成从发现、定位、跟踪、锁定、交战到评估的整个杀伤链过程。这样的结果除了拖慢杀伤链的速度外，作战人员因难以大距离“回取”，即难以获得后方信息支援，会受到一定的区域限制，甚至无法介入一些区域。

然而，联盟作战行动增加战术C2之后，直接的结果就是加快了杀伤链的过程。伍德沃德少将表示，当战术C2飞机进入战斗后，“其任务包括为射手指示方向、为射手匹配目标、解决战场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加速精确决策制定”，结果是杀伤链从20分钟缩短到了数秒。“联合星”机组整合归纳了内置传感器的数据，用以评估地面兵力机动、交战规则、特别指示、资产可用情况、兵器类型，以及指挥官的意图，从而发现潜在目标。卡扎菲部队使用的车辆与反对派武装相同，都是载有重机枪或火箭发射器的卡车。联军在迅速匹配并确定这些车辆的起点、行驶方向、火力方向（由执行空中打击的平台决定）等特征后，即可发出打击目标的命令。这个完整过程只需数秒钟就能完成，而且由于符合指挥官的意图，所以不需要与空天作战中心协调。

联盟作战，即使是由伙伴国提供大部分战斗力，仍须由美军提供战术C2系统和经验支持，才能取得成功。3月23日，“奥德赛黎明”开始转变为“联合保护者”行动，北约接过战役C2责任，但北约在执行“联合保护者”行动过程中，几乎完全依靠美军提供C2系统，北约其他成员国则执行了攻击架次的75％以及全部海上武器禁运。法国和英国在北约C2系统（大部分属于美军）的支持下，成功实施了联盟打击行动。此外，美国继续执行将近800－／0的空中加油任务。75％的空中监视、100％的各种电子战任务。

战役和战术层面的C2融合

“联合星”参加了“奥德赛黎明”行动的一部分和“联合保护者”行动的全部，飞行了将近150次C2任务。通过“联合星”来检视作战的经验，可看作是一条研究C2的客观途径。以下归纳的六点经验，即从多个方面说明了战役和战术层面C2的融合。

第一，空对地目标打击涉及各种复杂的问题，需要战术C2参与者弥合战役层面和战术层面之间的缝隙。经过十年平叛行动，美军已习惯于近距离空中支援作战，却生疏于利比亚行动的攻击目标数量和节奏。在没有盟军地面部队提供协调和目标交叉提示的情况下，作战策划人员要完成打击目标的发现一定位一跟踪一锁定一交战一评估全过程。这样，打击行动才会快而准。

第二，“奥德赛黎明”中，伍德沃德少将授权空天作战中心的策划人员，遵循集中控制分散执行的空中力量运用原则。但这位将军的参谋班子认识到，集中控制绝不能变成微观管理，也不可压制下属单位在应对战斗中必然发生的不确定性时的主动性。分散执行允许空天作战中心的下属单位利用下放到最低层的决策权，在纷繁复杂的战斗形势中捕捉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锁定和攻击目标的权力通常授予战术C2平台（比如“联合星”）和具体的攻击飞机，而不是把交战权集中在空天作战中心。“联合星”机组能有效地划分战斗区域，既排解空中交通冲突，也明确攻击目标任务，同时避免多余攻击。

第三，战术C2大大缩短了作战距离。行动中，飞机必须远程奔袭才能打击目标，因为油量等问题，这些飞机用来评估形势，或向空天作战中心传送信息和等待决定的时间就会少之又少，稍有耽误就得放弃作战。“联合星”却可以使用现有ISR交叉提示和信息融合，调配合适平台打击不同目标。

第四，“联合星”大幅度提高了动态C2任务的速度。“联合保护者”行动的重点，是发现、锁定和攻击卡扎菲政府军。“联合星”是达成这些要求的理想选择。其机组人员追踪敌人的坦克、装甲运输车和卡车的移动。通常，北约部队一天可执行132次飞行任务，包括50架次攻击。

第五，为了弥合制陆行动中战役与战术之间的缝隙，战术C2应该配备训练有素的精干机组人员和适合于制陆作战的大量成套通信设备。这样，机组人员可以确定用来打击目标的最佳装备及部队，并通过无线电或链路与作战将士沟通，从而缩短杀伤链的时间线。

第六，战术C2促成了三个作战“正确”：正确的目标、正确的时间、正确的目的（即指挥官的意图和武器选择）。在利比亚，诸多因素使这三个正确更加复杂。“联合星”有效处理了这些作战复杂性，其中包括语言障碍、不一致的通信方式（无线电或链路）、各盟国不同的交战规则，以及让盟国飞机在同一时间框架内同时飞行等。这里有一项重要技术，就是通过卫星的互联网中继聊天（IRC）。空军认为，保密的IRC功能极大提高了纵向和横向数据通信，既可以增加信息量又可以减少信息交换延误，最终使各方面获得更高程度的态势感知。事实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IRC已经很盛行，只是军方没有将其运用到C2之中。

“一号无名行动”

利比亚行动为美军在非洲的其他行动运用“联合星”开创了先例，非洲司令部对此种平台的需求逐步增长。此后，美军在非洲又进行了两项未命名的行动，它们都非常不同于利比亚行动。其中，“一号无名行动”在于探讨如何部署“联合星”执行敏感侦察活动授权以支援在非洲的行动。

敏感侦察活动就其本质而言涉及到作战环境准备，它强调杀伤链的“发现／定位”部分，而不是“交战”部分。按照作战准则，情报的搜集与归纳应该在情报渠道内完成，但“联合星”具有执行ISR和敏感侦察活动的能力，以及将之运用于C2的能力。具体的做法是，把机组中情报监视及行动部分的人员，与一个专门负责融合各种来源数据的任务支援分队相结合，从而可以生成一个连贯的作战形势图。

在敏感侦察活动的作战准备期间，情报搜集的各个方面一体化与融合（通常称为任务下达一收集一处理一归纳一分发模式）和传统军事行动一样，需要大量的专业处理，即使是C2专业人员也要进行专门的训练。此间，敏感侦察任务包括：“联合星”机组负责填补整个情报渠道中的能力缺口，处理、归纳和分发没有被作战司令部过程完全处理的领域或任务中的“取证分析”信息。此外，尽管“联合星”执行了作战环境准备系列任务，但其执行额外C2系列任务（比如支援火力打击）的能力没有减少。

“一号无名行动”期间，授权非常明确，通过任务式命令，形成有效的情报搜集战略，把所有ISR和敏感侦察任务有机联系起来。他们没有简单地采用“报收集匹配客户需要”做法（所谓按Excel电子数据表逐行”描绿“和按表格测量有效性），而是践行基于效果的作战理论，因而成效更为显著。

“二号无名行动”

2013年春，“联合星”支援了非洲北部的非常规联盟行动，这是第二个未命名行动，它告诉人们，空军战术C2可以帮助特种作战部队扩大作战的距离和范围。此次行动期间，作战区域内美军和盟军有多个空天作战中心参与行动，其中两个位于欧洲战区：一个主要由美军人员运作，另一个主要由盟军人员运作，战略和战役层面之间的衔接，只靠寥寥数名美军联络官往返传递信息。第三个位于非洲，由盟军操作，其与美军驻欧洲空天作战中心之间的通信也十分有限。这种形势造成的战役层面的通信缺口，最终由“联合星”机组填补，即把地面形势的最新信息同时传送给三个空天作战中心。

由于这场联盟行动性质敏感，且特战部队对行动安全有更高要求，因而许多任务在执行过程中，各参与支援单位之间在战术层面的协调很少，地面部队（盟军特战部队和常规部队组成）与参战国各自拥有的空中力量之间时有摩擦。当时，空中力量不是分配给整体地面行动或个别任务，而是全部分配给特战部队，或者地面常规部队。分配给“联合星”的任务是支援联盟特战部队，因此又增加了一个通信层。在这个层面上，盟军部队执行任务时，无法与美国伙伴分享超出传统特战部队严密控制计划之外的数据。只是到了作战部署的后期，“联合星”才给出更高层司令部来执行目标任务和通信计划，并提供地面上的兵力移动信息，理出轻重缓急，在大规模战区行动中合理安排有限的空中力量和空中巡逻时间，弥合了特战部队和常规部队之间的缺口，C2问题迎刃而解，尽管“联合星”缺少有关友军的地面形势图或地面部队机动计划的相关信息（他们常常只具备一个战区通信计划、一个可能用到的联合终端攻击控制员呼号清单，以及盟军用其本国语言书写的模糊的地面行动计划），但多项“联合星”任务仍得到顺利执行。因为“联合星”机组成员以优先顺序安排传感器和通信，并能从战区空中作战指令及特战部队行动推导出作战行动预期的终局。“联合星”不是专门部署来执行战术C2的，但这个平台的操作员充分发挥其战术C2训练可以加速决策的过程，并按轻重缓急合理安排有限的空中资源使用，以实现指挥官的意图。

这次行动，盟军发现了八个高价值人物的行踪，直接擒获其中的一名，并证实了另外三个目标被拔除。这一成功，得益于美空中监视力量的长时空中巡逻、远程通信能力的快捷，以及战术C2作用的发挥。“联合星”在非洲冲突中越来越多的运用，证明战术C2为美军在非洲的行动带来巨大价值和额外能力。

TAC（A），联合作战不可或缺

布洛姆  查普曼 

提到今日战争，联合作战、体系作战等正成为热词。但怎样把不同的军兵种联合在一起，怎样让同一兵种的众多作战资源有条不紊地发挥更大作战效能却鲜见具体研究，美空军格里戈里·布洛姆少校和马修·查普曼上尉，从近距空中支援说起，强调了TAC（A）（机载战术空军协调员）的重要性。阅读文章您将了解到，TAC（A）不只是一个信息中介员，而是一个信息整合员，是一级作战参谋员，是一个作战指挥员。

TAC（A）的BMC2功能

联合出版物JP 3－09.3《近距离空中支援》，是为TAC（A）（机载战术空军协调员）做出定义的唯一条令文件，但也只是大致讲述其运用。即，按照当前作战准则，TAC（A）能加强空中支援作战中心，扩大其范围，让它能接收和传送更远距离的信息－－实质就是担当无线电中继。这一概述实际上忽视了TAC（A）的一项最重要的功能：战斗管理指挥与控制（BMC2）。

TAC（A）依靠两个关键的要素来实施BMC2：适合的平台和熟练的操作员。所谓适合的平台，通常要配备网络化的系统，包括无线电通信、数据链、战术聊天，以及监视雷达。此外，这些飞机应具备长时空中巡逻、稳定性和冗余系统能力。所谓熟练的操作员，是指能娴熟运作C2系统及其功能，控制雷达和传感器，并审时度势做出并执行决定的人员。著名战略家科林·格雷曾说，飞机“就像人质，其性命完全受控于应用技术的质量和空地勤人员的技能水平。在空战和海战中，专业不精者即便热情再高也难免出师不捷，甚至会身先死”。为什么要引用这番话呢？因为BMC2的实施表明，缺少技术精湛的专业人员，光有先进的装备和平台是完全不行的。英国皇家空军的“哨兵”和美国海军的P－3LSRS（“猎户座”濒海监视雷达系统）等平台，拥有网络化和整合能力，却没有配备专业的战斗管理人员，它们就不能执行BMC2，而只能被指派去执行监视任务。

空军大多数参与BMC2的官兵，自然倾向于把空中平台作为主要的C2的平台，但事实上，“适合的平台”并不一定必须是空中的飞机。战术空军协调员也经常立足地面操作，比如在控制和报告中心或战术空中作战中心。TAC（A）的目前定义没有把这些地面机构包括进去，但是他们和机载战术空军协调员一样，是与全球相连的战斗管理枢纽。战术空军协调员，无论是机载或在地面，都作为信息融合中心，保障作战的效果，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己方损失。所以，尽管目前的TAC（A）定义文件没有包括以上各种战术BMC2融合中心，但我们应该说明这些融合中心的能力和作用，将它们加进去，使整个定义更加清楚。有了更清楚的定义，作战任务规划者就能更好地做出要求和配用相关资产的决定，确保将TAC（A）有效整合到作战中。

只要我们正确运用TAC（A），这些人员就不是仅能起通信中继的作用，而且能发挥战斗管理指挥与控制平台作用。他们能把各种适合的网络化平台和作战人员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网络作用，进行战斗管理。无论是E－8C、E－3、E－2、MC－12等机载平台，还是地面控制和报告中心或战术空中作战中心，都具备BMC2功能。

TAC（A）打造作战合力

TAC（A）通过三方面的努力来产生作战合力：优化战术能力、提供信息优势、行使决策优势。

优化战术能力。战斗管理的关键功能，是充分发挥空中力量在其控制区域内的战术能力。简单地说，所谓充分发挥，是要求利用所有的知识、训练和计划，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部署正确的作战资源，使战空形势对己方有利。最主要的元素包括武器和传感器的使用。首先是传感器。因为，在时间和空间上定位飞机，是建立作战合力的第一步，只有通过充分使用这些平台的技术和传感器，保障TAC（A）获得并保持信息优势，TAC（A）才能优化整体战术能力。他们了解各种资源使用程序、武器配置、燃料负荷、传感器、通信和数据链。他们在管理战空的过程中，知道如何排解空中交通冲突，指定待命点，以及安排飞行航线等。此外，TAC（A）还负责计算武器兵力。

提供信息优势。对战场现实形势的了解（和传达）能达到什么程度，影响着作战行动的成败。对信息的控制包括了解己方的能力和部队态势，也包括掌握敌人的部署状态和作战环境。TAC（A）为提供信息优势，需要做到及时归纳、过滤和传送相关信息。获得正确部署的TAC（A），能通过使用传感器和经过训练的人员来搜集和验证信息并采取行动。在对“持久自由”行动空中力量的研究中，本杰明·兰贝斯（美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认为：“相互连接、相互支援的多重传感器，极大提高了ISR（情报监视侦察）输入信息的质量，比过去冲突中的信息质量高得多……使我们能整合多种来源的信息，经过归纳把最终信息产品传送到武装飞机的驾驶舱，允许飞行员迅速采取打击行动。”这段话表明TAC（A）通过管理并融合各传感器信息，从而提炼出敌人部署的准确信息，然后指示己方实施行动。不仅如此，信息优势还能帮助TAC（A）正确调配可调动的部队，包括了解位置、空中驻位／留空时间、可使用的武器，以及机载和地面进攻火力要素的效果等，从而能及时、有效地做出决策，促进行动任务的高效完成。

行使决策优势。决策优势是指一支部队能比敌人更快搜集信息、更快做出决策，以及具有先发制人的能力。约翰·博伊德上校的观察一指引一决策一行动（OODA）环路，可以说是对决策优势重要性的最著名的解释。拥有决策优势的队伍，即使人员少，武器不够精良，也能克服劣势，战胜敌人。TAC（A）必须利用上述战斗管理功能，以及自身的C2决策技能，运用交战规则，管理好本身并不清晰的C2授权，提出解决战术问题的建议。当前，技术的进步致使战术C2部门的授权决策能力被侵蚀，战役和战略领导层凭借现代化技术对战术战斗保持前所未有的高度态势感知，不免越俎代庖，包揽战术决策。在未来充满抗衡、我方优势降低或作战自由受限的环境中，战术层面必须有一定的决定权。TAC（A）人员应能把握领导人的战役和战略意图，并拥有授权，根据交战规则和可接受风险的程度，做出战术指挥决策。这会因为对手越来越接近我们的实力，而变得越来越重要。

虚构一个场景

联合出版物JP3－09.3《近距离空中支援》仅叙述了TAC（A）作用的表面，如前所述，如果把TAC（A）布置在正确位置上，这个岗位能对任务成功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指出了JP3－09.3《近距离空中支援》中关于TAC（A）的定义中的局限性，并讨论了TAC（A）应该可以发挥哪些作用和功能。现在通过虚构一个战斗场景来进一步解说。一支1000多人的塔利班部队，占领了阿富汗的一个城镇。联盟部队计划夺回这个镇，恢复现政权对当地的治理，地面部队为此正在制定一场持续数周的重大作战行动。这个人口中心地处边远，三面群山环抱。联盟部队的作战策划班子把该镇及其周围地区分成九个区域，每个区域配备一个JTAC（联合终端攻击控制员）小组。空中支援作战中心和空天作战中心协调，在这次行动中每天执行40个CAS（近距空中支援）作战飞行架次。

这次任务的战术挑战，在于协调大量飞机和彼此距离很近的各个JTAC小组。通常，JTAC之间相隔很远，可以同时指挥飞机飞向敌目标开火。但此次的情况是，在这个拥挤和重叠的空域，飞机很多，JTAC之间的距离又太近。如何成功运用这些力量，取决于细致的整合。如果每个JTAC各自为阵，那么就无法把空中力量作为整体实力发挥到最大。此外，飞机空中相撞和误击己方的可能性很大。如能增加BMC2资源来执行TAC（A）的功能，结果将大不相同：

TAC（A）会立即优化战术，设立并控制飞行航线，确保各飞机从待命点安全通过拥挤空域依次抵达九名JTAC的上空，然后投下弹药按指定航线返回待命点，或飞往空中加油机加油，这样让JTAC和前进空中控制员（机载）都能腾出手来，对打击目标进行排序和控制终端火力，空中加油机队要有能力支持两个A－10“雷电”Ⅱ双机组和一个经过该领空前往执行另外任务的“飓风”GR－4双机组。

TAC（A）因为提供信息优势，所以可以促进战术作战中心与空中飞机之间的通信。TAC（A）负责报告飞机就位并计点武器兵力，直接与战术作战中心协调，向其报告地面（敌方）集结部队正向己方部队驻位侧翼迂回的情况。

由于TAC（A）具有决策优势，可以向空中作战中心和战术作战中心传送自己的作战评估，将GR－4的飞行路线改为飞到待命点，并协调两个A－10双机编队中的一组从加油机迅速返回待命点，并监控地面运动周围的ITAC频率。在GR－4抵达待命点之后，TAC（A）向其提供最新态势、JTAC的呼号以及频率。此时，JTAC若遭到攻击，请求空中支援，GR－4即可立刻接通其战术频率，从而对动态发展的战术形势保持高度态势感知。既能保证空中支援的随时性，又能保证空中行动的畅通和空中资源的节省。

曾经吃过亏

毫无疑问，合理发挥TAC（A）的作用，可生成更大的作战合力。为此，必须配备正确的空中资源和训练有素的操作人员，以优化战术能力，强化信息优势，保证决策优势。与TAC（A）相关的战场管理功能和任务，不仅适用于CAS（近距离空中支援）作战，也适用于其他C2运作。海军根据海面行动的空中作战需要，已经自主制定出类似TAC（A）的建制岗位，专用于海面作战空中控制。由于特种作战部队需要TAC（A），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也制定出非常类似于TAC（A）职能的岗位，但仅在有限的地理区域实施。

TAC（A）作战员，无论是位于机舱中还是立足地面，无论是支援特种作战还是CAS作战，都能发挥同样的BMC2功能。相反，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时如果不配置TAC（A），绝对是一项严重的错误，因为它很可能导致生命损失。一些行动中，TAC（A）岗位却常常空缺，或者其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最明显的例子，是阿富汗战争中的“蟒蛇行动”和伊拉克战争中的纳杰夫和费卢杰攻坚战。

2002年3月的“蟒蛇行动”中，敌军严阵以待，人数远超预期，美军和盟军部队遭遇顽强抵抗。从许多方面来观察，这次复杂的重大清剿行动，虽然问题很多，但主要还是空中支援计划不周，空对地支援效果不明显。主要原因包括敌我双方距离迫近，以及JTAC虽多，但排布缺乏章法，且间距不合理，导致呼叫空中支援的请求数量太大致使系统难以招架。而地形分辨困难致使CAS人员对空中支援请求难分轻重缓急，更难确定哪些请求已经实施和哪些请求还在等待。此外，没有配置足够的空中支援来满足如此大量的要求也是一个问题。各种因素搅在一起，又使火力对地打击极易造成误伤，情况更加复杂。

在费卢杰和纳杰夫的战斗中，美军遇到如何整合多重空中力量的挑战。海军陆战队和空军指挥与控制（C2）部门共掌空域控制权，导致在相互协调、冲突排解、空中资源、流量控制等方面出现重大问题，以致飞机抵达目标区域上空后，无法及时与前进空中控制员或JTAC联系，延长了反应时间，有时延误长达20分钟。

如果能合理使用TAC（A）能力，按照上面虚拟场景的分析，“蟒蛇行动”和纳杰夫／费卢杰战斗中的问题，无疑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但由于联合作战界对TAC（A）的理解不足，TAC（A）的缺失使空中力量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结果令人遗憾。在未来作战中，联合／联盟作战的环境将更加复杂，将更加需要依赖TAC（A），因此空军应该从BMC2能力的角度，重新审视TAC（A）的作用，据此开展训练和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