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到了“中国人兑现当年梦想的时刻”。

随着003航母福建舰下水，中国海军航空母舰跨越“蒸汽弹射”阶段，直取世界最领先的电磁弹射配置。

而正是我国在电磁弹射技术研发领域的领军人物——中国工程院院士马伟明少将，曾经掷地有声地留下一句看起来相当“狂妄”的豪言：

“领先就领先美国！”

今天的成果，证明了中国人并不是在吹牛。

让美国人在研制上总共花了长达21年、耗费32亿美元巨资的电磁弹射技术，中国如今实现了真正的“弯道超车”。

要知道在2017年做客节目时，局座张召忠少将还以相当坚定的语气表示，第三艘航母不可能采用电磁弹射，这符合他对“武器装备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

可见在这几年里，我国相关技术的突飞猛进是何等惊人，这背后又是多少科研、工程人员怎样艰苦的努力！

前些日子003航母影像信息刚刚曝光，三条电磁弹射器挡雨棚顶端满布“白班”，仔细一看是白色大字形成的标语，内容如下：

中国造船、中国海军的逐梦，不是刚刚开始的，可以说马伟明院士“领先就领先美国”的壮志，与新中国革命前辈们是一脉相承。

当人民海军草创，还是一支“陆军海战队”时，领导人就立下“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高远志向，在那个与敌实力相望尚遥不可及的年代，老一辈革命家们就敢想去对标世界领先地位！

敢想敢为，不因当时的落后而被束缚理想。从小舢板，到003，这一切在新中国，发生得并不突兀。

1

1949年4月23日中午，解放军的红旗插上了南京“总统府”的楼顶。

几乎同一时刻，距南京200里的江苏泰州，第三野战军前委员张爱萍赶到白马庙，对随行人员说：“华东海军司令部今天开始工作。不过，我们的海军只有在路上组建了。大家赶紧上车，咱们去江阴要塞。”

就这样，新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诞生了！它的全部家当，只有13个人，外加3辆吉普车——等一下，没船吗？

几天前，陈毅司令员告诉张爱萍：“你去接管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那20来艘船就是你以后的家当。”

可到了江阴后，他大失所望，这都是些什么破船！

江防用的小船、小艇，几乎没有超过1000吨的，勉强算得上军舰的没几艘，有的只装了几挺机枪充数……

可就是这么一支破破烂烂的“舰队”，蒋介石也不会白送给张爱萍。

从4月到9月，全部主力舰艇被国民党飞机炸沉。

华东海军手里只剩下一些内河小炮艇。

张爱萍站在江边，望着从江底沉舰飘上来的朵朵油花，心中愤怒难平：缺人缺船缺装备，怎么跟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海军搏斗？

1949年10月，噩耗传来，解放军渡海进攻金门失利，四个团一个营渡海后消失了，九千壮士的血染红了金门岛！

不是我们不能打，是渡海用的小木船搁浅在滩涂上，被敌军全部炸毁！

“一切为解放台湾而奋斗！”但手里没有船，解放台湾的计划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蒋介石当然清楚新中国海军的窘迫，他命令国民党海军全力封锁海上通道，扼住新中国的经济咽喉。把长江口、珠江口包围得像个铁桶，遇民船就抢，见货船就夺，没有船再敢出航。上海、广州等港口成为死港，致使物资大量积压，无法疏通。

海上通道被封锁，上海的经济一路下滑，对外贸易一蹶不振。

周恩来和陈云指出：航运是头等大事！先打通出海通道！

毛泽东宽慰张爱萍：“不要紧，只要有了人，一切问题就能解决，中国地大物博，我们一定能够把海军建设起来。”

张爱萍左右求教，终于找到了一个人——曾国晟，原国民党海军技术署署长，是不可多得的造船专家、国民党中反对内战的爱国将领。

有了曾国晟的鼎力相助，华东海军从黄埔江里捞上来6艘日本护卫舰，陈毅市长调拨了三艘货船，从香港买了3艘轮船……不仅是翻修大改，还装上了榴弹炮、机关炮、反坦克炮……

到10月底，改装炮舰护卫舰16艘，改装商船55艘，加装各类枪支799门，创造了舰艇修理史上的奇迹。

有人风趣地说：外国有海军陆战队，我们是“陆军海战队”。

是骡子是马，该拉出来溜溜了。

不久，华东海军遭遇国民党扫雷舰，像狼群一样猛扑上去，围着敌舰撕咬。

一堆小艇集中起来，猛冲到敌舰舷侧，轻重火器一齐开火，弹雨倾盆而下。

“按陆军的打法，抵近了，刺刀见红。” 对射不久，我方火力优势明显，敌舰甲板上冒起一股股黑色浓烟，仓皇逃去。

这一战创造了我海军史上“小艇打大舰”的典范。华东海军成立一周年之际，在近岸作战上已占据优势，国民党海军再也不敢横行霸道，长江口的封锁也终于打开了。

后来一个被俘的国民党海军军官心有余悸地说：

“海战都是舰对舰、炮对炮，没听说扔手榴弹的, 更没见过端刺刀跳到甲板上抓人的。”

几艘小艇打垮了一个舰队的斗志，动摇了敌人的军心，但一个有着300万平方公里海域的共和国，不能老靠着改装的货轮、渔船来保卫自己的海疆啊！

中国海军的“国之重器”，何时才能浮出水面？

2

1953年，毛泽东登上护卫舰，检阅海军部队。他在4天里5次写下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1958年6月，教员再次发出号召：“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大量造船，建立海上铁路，以及在今后若干年内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

同月，国防部聂荣臻元帅办公室，一份外国军情汇总放在他的桌上。

聂帅认真地读着：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1954年初下水，总航程6万多海里，仅消耗了几公斤铀；而常规潜艇航行同样的距离，要消耗8000吨燃油，耗资197万美元。

在作战演习中，鹦鹉螺号先后“击沉”了7艘“敌舰”后，全身而退。

“鹦鹉螺”号展示了核潜艇无坚不摧的作战能力。

有了这种绝对的“报复力”，国家才有绝对的安全。

聂帅把手中的情报放在桌上，久久不语。

几天后，聂帅亲手写的《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送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

“我们应该立即研制核潜艇。”

只有核潜艇，才能遏制霸权主义。

两天后，中共中央批准核潜艇研制工作，审批速度之快出人意料。

可是那时候大家谁也没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子，就是常规潜艇，中国也尚在研制。

首批核潜艇研制专家共29名，但是除少数几个人懂点粗浅的理论知识，大多数人对核物理都一无所知。

他们手上掌握的资料，只有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还有一件我国外交人员从国外带回来的核潜艇儿童玩具——玩具做得很逼真，在美国很快就要下架了，CIA觉得它泄密。

当时的核潜艇设计研发完全就是“纸上谈兵”，什么也没有，专家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用常规导弹潜艇的布局来安排艇上的设备，哪儿放鱼雷，哪儿是动力舱……

但由于经济形势严峻，国家不能同时支撑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三个大摊子。

1963年，中央决定集中力量先搞“两弹”，核潜艇研制工作暂停。

但聂荣臻元帅保留了一个50多人的核动力研究室，把重点放在核动力装置的预研上，保持研制工作不断线。

转眼两年时间过去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经济形势明显好转。

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宣布核潜艇研制重新上马。

核潜艇总体方案论证一开始，设计上就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

一是“常规艇型+核动力”，

二是“水滴线型+核动力”。

第一种“常规艇型+核动力”安全又容易，很多海军领导支持这个。

但总设计师黄旭华不干，他主张要一步到位——直接搞“核动力+水滴线型”，阻力小，机动灵活，生命力强，可以大大提高航速，先进国家都在研制这个线型。

1967年6月25日，北京民族饭店，一场关于核潜艇的秘密会议正在召开，聂帅特意穿上一身崭新的军服，掷地有声地说：

“核潜艇工程关系国家安危，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研究院所，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这项工程，不能等！不准停！必须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

会后，聂荣臻又签发了一份《特别公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军委发出的第一个“特别公函”，要求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影响核潜艇研制工作。

这是一把“尚方宝剑”，是中央军委给核潜艇工程的最大支持！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大胆，聂帅想了想说：“豁出去了。”

具体到研发工作中，船用反应堆跟核电站反应堆大不相同。科研人员对苏联援建的重水反应堆考察，提出要先搞一个陆地模拟堆，改进后再安装到潜艇里，最终在一个秘密海岛上，“全封闭”地攻克了船用核反应堆的难关。

美国人折腾了十多年的难题，中国人几年就拿下了。

有了船用核反应堆，怎么把它变成潜艇的中枢？科学家们又是茫然不知。

核潜艇总体所所长夏桐，跟总设计师黄旭华一起商量了很久。

黄旭华念叨起来：“听说国外有一种核潜艇玩具太逼真了，美国都不让卖了。”

一句话点醒了夏桐，他猛地醒悟过来，我们在这儿闭门造车有什么用？可不可以先造一个“超级玩具”，然后再一点点修改完善？

夏桐的一个奇想，引出了一个1 : 1核潜艇模型的大工程。

从那以后，研究所里最忙活的竟然是几个木匠——这个1 : 1 的核潜艇模型是用木头做的！它有着逼真的“五脏六腑”，连里面的电话也是木头造的，活脱脱一个“超级大玩具”！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做法确实加快了核潜艇研制的步伐。

从事尖端科学的专家们，在锯末与刨花中，获得了大量重要的感性和理性认识。

从木壳到铁壳，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终于移师到葫芦岛开工建造了。

中央军委命令：核潜艇要在1970年内下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最终，在1970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纪念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新中国海军的“杀手锏”——攻击型鱼雷核潜艇正式下水了。

钱学森说：“毛主席曾发出庄严的号召——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我们没有用一万年，也没有用一千年、一百年，而是用几年时间就搞出来了。”

有了威慑四方的海上重器，中国海军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在经济严重落后的时期，难道要继续“烧”国家的钱扩充军备吗？当然不行。

海军想要大发展，必须“另想办法”。

3

1978年1月5日，68岁的柴树藩正式到六机部走马上任。“六机部”，全称“第六机械工业部”，主管中国的船舶工业。

邓小平明确指示柴树藩：“六机部不只是为海军，更多的是民用。要引进先进技术，这样搞起来就快了。”

70年代，中国没有自己的远洋船队，外贸海运70%靠租外国船只。

到了1970年，租金增加到7400万英镑，国家已不堪重负。

而当时我国造船能力严重不足，自己造的船只能满足我国需要的1/10。

就在上任当年，柴树藩来到大连造船厂。他以为他做好了心理准备，可残酷的现实还是让他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整个厂区冷清得像一片无人区，烟囱无烟，塔吊孤立，船坞荒芜，船台死寂，柴树藩的眉头越皱越紧。

“柴部长，这个厂从去年起，已停产、半停产一年多了。”

进了厂区，柴树藩愣住了，两只老鸦在塔吊顶上盘旋起来。原来它们在塔吊上做了个窝，窝里还伸出两个小脑袋来！

就在二战后的这30多年里，中国的船舶工业几乎陷入停滞，而国际造船业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日本的造船业飞速发展，1956年就超过英国，成为第一造船大国。

70年代，韩国提出“造船立国”的口号。1972年，韩国蔚山船厂打下第一根桩，标志着韩国造船业的起飞，仅仅9年后的1981年，韩国就成长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造船大国。

当我们还在为1万吨散装船出海而举国欢腾时，日本建造的48万吨油轮已经下水，而西方某些国家已经在构思设计100万吨的超级油轮。

从日本聘来的造船专家过来找他：“哎呀，部长先生，你们如今造船怎么还是这个造法呀，这都是几十年前的造船方法啦！还有，你们制图还是铅笔画图，鸭嘴笔描图，我35年前搞设计用过，这种方法世界上早就不用了……”

中国造船业，已经落后世界好几十年了。

我们还能追上来吗？

眼看着国内的船舶行业已经被锁死，到了无路可走的程度，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到国际市场上去找生路，去跟外国人一争高下。

建造出口船舶，不仅可以换取外汇，求得自身发展，还可以更好地支持军品生产。

想得挺好的，可订单从哪儿来呢？从天上掉下来吗？

1980年3月初的清晨，一辆黑色上海牌轿车驶出六机部大门，目的地国家旅游总局。柴树藩要去拜访国家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

因为柴树藩和同事们达成了一致：想要进军海外，首选的突破口，就是香港。香港有港口、有船队，有技工，还有爱国的船东。

而说起香港可靠的船东，首推包玉刚、包玉星兄弟。

包氏兄弟是环球航运集团的老板，在香港航运界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特别是包玉刚，享有“世界船王”的盛誉。

找包氏兄弟，为什么要找旅游局局长卢绪章呢？因为包玉刚就是他的妹夫！

有这一层亲戚关系，包玉星爽快地答应了：把原计划在日本建造的两艘2.7万吨散货船——“长城”号和“望远”号，改由国内建造！但他提出：要按国际标准来造，由英国劳氏船级社验收。

拿到“国际标准”的造船专家们顿时傻了眼：整整3大本的《技术说明书》，除了主机、舱室、厨房、通信设备，连床铺上的壁灯、壁灯旁的挂钩都要达标才能验收！

“那个时候，别说狭路，我们简直是无路可走了！”大连造船厂的厂长孙文学给柴树藩立下了军令状，按合同18个月交船，每拖延1天，罚款4500美元；超期150天，船东就可以弃船。

入冬时节，下雪了。油漆车间年过半百的老工人杨福瑞，患有冠心病、气管炎，听说要建“长城”号，他打消了提前退休的念头，自告奋勇挑起了油漆组组长的重任。

厂里30多位已经退休的老工人，主动找到孙文学，要求回厂参加“长城”号建造，不要厂里一分钱工资。他们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自己每天从家里带饭进厂后，给他们解决一下中午热饭的问题。

从机关科室到后勤班组，请战书、决心书像雪片一样向厂党委飞来。

为严格按外方规范验收，质检处广泛收集资料，制订了一整套交验细则；

工艺处根据新的标准，编制了船、机、电、油漆、焊接等各种工艺上百份。

没有人叫苦，没有人骂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条船的成败，对国家意味着什么。

工人王忠川在舱底干活时，被飞起的毛刺崩肿了双眼。当大夫给他包扎时，他竟苦苦地哀求大夫只给他包扎一只眼睛。眼睛一包扎完，他随即又回到舱下干了起来。

女焊工郭玲华在黑夜爬上40多米高的立柱作业，男焊工要“方便”时，郭玲华就闭上眼睛；可她要上厕所，就要上下爬40多米的梯子，为了抢时间，她尽量不喝水。

当第一个立柱焊完，她几乎站不住了，嘴上起了一串水泡，眼睛变得通红。可稍事休息，她又爬上了第二根立柱。

整整4个昼夜，焊完4根立柱，她像脱水一样瘦了一圈。在厂里的技术比赛里，这位女焊工和6级工老师傅并列第一。

1980年的冬天冷得出奇，从海面上吹来的寒风像刀子一样，船台上的汉子们，手裂开了血口，一拿焊把便痛得钻心。

船台下走来一个50多岁的英国人，他叫艾伦，是包玉星全权委托的“验船师”，他的验收标准几乎令人发指。

他拿着一个油漆厚薄测量仪，往刷好的油漆上一量，大叫起来：“不行不行，这里薄了2微米，必须重来！”

他近乎变态的要求，教会了中国工人该如何造出具有国际水平的好船。

1981年2月20日，随着清脆的哨声，“长城”号开始分段合龙大决战。

这个长197米，宽23米，高14.3米的大家伙，由122个分段组成。

合龙完成后，艾伦开始对长、宽、高等5项主要尺寸做最后测量。

他拿出包里的卷尺，量完船的尺寸，不知为什么，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紧接着，他跑来跑去，把船又量了一遍。

孙文学双臂抱在胸前，不动声色地望着艾伦。

他翻来覆去地盯着手中的卷尺看了又看，不断地揉着自己的眼睛。

197米的长度，相当于4个标准游泳池，而艾伦测量的结果，误差竟然只有2毫米！只有一个2分镍币的厚度！

23米宽的船身，误差竟然为零！

“这不可能！这绝不可能！”

中国第一次按英劳氏规范造船，怎么会干出这样的绝活来？！122个分段合龙，总长竟然几乎丝毫不差？就连德国和日本造船厂，这样的结果也是十分罕见的。

艾伦复测完第3遍、第4遍、第5遍，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他终于相信了。他伸出大拇指：“十分完美！没想到，真没想到！”

1981年9月14号，香港《大公报》向社会各界发布了一条震惊港人的消息——《“长城”号今天在中国大连造船厂顺利下水》！

在长达300多天的首航中，“长城”号在世界三大洋航行52000海里，全部仪器仪表工作正常，上万米的焊缝无一破裂，船体油漆崭新如初，顺利返港。

从那以后，大连造船厂的名声一炮打响，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像雪片一样纷至沓来。

而在大力推动民船出口的同时，柴树藩对军舰制造一刻也没有放松。

中国海军不断收到现代化的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导弹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常规攻击潜艇、卫星测控船和其他特种舰船，其中一些军舰已经出口国外。

1980到1982年，中国签订了77艘出口船合同，给困境中的船舶工业带来了历史性的转折。西德《明镜》周刊载文惊呼道：“西德掀起了一股订购中国船舶的热潮！”

从1982年到1997年，中国造船1415余万吨，向德国、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出口1100余万吨，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就是说，中国船舶工业80%造的是出口船，几乎挣的都是外国人的钱！而国家在这期间对船舶工业投入的资金，只相当于引进1条汽车生产线。

1997年春，中国海军两支舰队一举分别出访了美洲四国和东南亚三国，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2012年9月23日，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在大连造船厂举行交船仪式。

2017年4月26日，中国第二艘航母，也是中国第一艘自行研制的航母“山东”舰在大连造船厂举行下水仪式。

2022年6月17日，中国第三艘航母，采用电磁弹射配置的“福建”舰下水，中国第二批航母造舰计划成果已现。

图源见水印

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造船大国，中国造船近百年受欺辱、遭蔑视的历史，被一扫而光。

今天的中国人，再也不需要郑和下西洋的故事来抚今追昔、怀古伤今。

当代的中国船舶工业，正在3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海域上，竖起一座不朽的蓝色丰碑。

来源：乌鸦校尉（ID：CaptainWuya）

参考资料：

舒德骑：《大国起航：中国船舶工业战略大转折纪实》，334页

宋宜昌、远航：《驶向深蓝：新中国舰船工业腾飞纪实》，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