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1948年的冬天，寒风萧瑟，天气显得比往年格外寒冷。

随着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国民党官兵士气低落，厌战情绪日益高涨。

12月16日晚，蒋介石邀请国民党驻宁空军的全体飞行员，前往位于南京小营的空军俱乐部观看电影《国魂》，以期笼络人心、激励士气。

晚间9点，南京城东南的大校场机场被夜幕笼罩，5位国民党飞行员驾驶一架挂着重磅炸弹的轰炸机，在哨兵的错愕中呼啸着冲上了云霄。

瞬间，机场值守的官兵慌作一团，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去执行什么任务，更没有人清楚他们将飞向何方。

在南京城区一所民宅里，这名叫史永的男子，在昏暗的灯光下紧张地等待着一件大事的发生。

电影落幕，蒋介石上台训话，但突如其来的轰炸声，让训话戛然而止。

首都南京遭遇轰炸，全城为之震颤，怒不可遏的蒋介石一顿斥责之后下令严查。而此时，史永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精心策划的这场奇袭，终于上演了。

时年38岁的史永，在南京的公开身份是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专员，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身经百战。

1947年末，蒋介石策划的重点进攻被粉碎之后，中共隐蔽战线的工作重心也转向了“策动国民党党政军人员起义”。

1948年夏天，史永临危受命担任了中共南京市委策反委员会负责人，而第一个走进他视野的，正是国民党空军第八飞行大队。

史永通过潜伏在国民党空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策动满怀爱国热情的俞渤、郝桂桥、周作舟、陈九英、张祖礼等5名飞行员弃暗投明。并制订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起义计划：驾驶飞机，轰炸总统府，飞往解放区。

五名起义的飞行员驾驶的B一24型轰炸机

俞星槎（音同茶）（1894-1940），谱名尧俊，原名咏裳，别号江东。先后就读于浙江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南京陆军第四预备学校。1914年8月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两年，在这里，他遇到了日后在民国战场上赫赫有名的同学——“小诸葛”白崇禧，两人同桌同室。这也注定了俞星槎的一生都将与“桂系”一道起落沉浮。

当年12月，为了加强军事独裁，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预备会议，准备来一出民国版“杯酒释兵权”。俞星槎与时任上海市长张定璠秘密策划，于1929年3月25日晚协助桂系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借道香港逃回广西。

随着桂系势力再度得势，俞星槎相继晋阶陆军少将、中将。1938年12月，俞星槎任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参谋部副参谋长。桂南会战（即昆仑关大战）时，日军强行在防城港登陆，其时白崇禧在重庆，俞星槎为实际最高长官。次年5月，他在参加会议途中，在重庆菜园坝遭日机轰炸，车覆殉职。

俞星槎去世后的次年，他的夫人也饮恨身亡。1944年，其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大儿子带领弟妹们去乡下避难，在途中惨遭日寇杀害。当时也在中山大学读书的三子俞渤毅然退学，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并赴美受训，回国后在国民党空军第八飞行大队任飞行员。

1948年11月，在中共中央上海局及南京市委策动下，俞渤接到了“争取起义”的通知 ，指令他炸毁大校机场和总统府。

1948年12月16日晚，趁着部队组织大家看电影的机会，俞渤、郝桂桥、陈九英、周作舟、张祖礼等5人奔到机场，选择了机号为514、挂着5颗重磅炸弹的B-24轰炸机，开始执行轰炸方案。

然而，因轰炸装置失灵，弹落京郊，全城震惊。

于是，俞渤等5人驾机向北，于次日凌晨飞抵解放区石家庄，彻底投入人民怀抱。

在中共中央前委主管敌区情报和联络工作的罗青长奉毛泽东、周恩来命令，赶到石家庄，代表党中央向他们表示慰问。

新中国成立后，俞渤长期在人民空军任职。他和家人把位于杭州安吉路37号的住宅捐献给了国家。

这处房产由俞星槎于1932年购地建成。而在东城西经泽巷西月门里，至今保存着俞家旧居，堪为这段红色历史的脚注。

这次起义，虽然由于轰炸器失灵，炸弹未能命中总统府，不过轰炸声，也切实让国民党统治集团深深地体会到大势已去。

俞渤机组起义成功后没多久，史永又接到了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配合策动国民党最大的军舰重庆号巡洋舰起义。

1949年2月，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国共两党胜负的形势已然分晓，但蒋介石还想依托长江天堑，为他撑住剩下的半壁江山，不过现实却给了他一次次地重击。

1949年2月25日凌晨，在史永和上海局领导的“重庆号”士兵解放委员会的协作下，重庆号巡洋舰的舰长邓兆祥在上海吴淞口率部起义，以一级战备状态冲过封锁圈，于次日凌晨抵达解放区烟台港。国民党引以为傲的海军防线也被彻底撕开。

空军、海军的接连起义，震惊中外，令国民党上下惊慌失措。

但史永的策反工作并未就此停止。

有着“御林军”之称的首都警卫师，师长王晏清，蒋介石对其极为看重，宠信有加。

史永在审视了王晏清的社会关系后，发现只要用对方法，策动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决定放手一搏。

通过王晏清的舅父农工民主党成员邓昊明联系，王晏清提出与史永见面。

但王晏清的真实动机，究竟是实意投诚、还是请君入瓮，没有人知道。见还是不见，史永举棋不定，考虑到王晏清在这起策反中的份量，史永最终决定铤而走险，只身赴宴。

一次彻夜长谈，一番赤诚坦荡，最终成功策动了王晏清。

可就在王晏清准备率部起义之际，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察觉到了一些端倪，将王晏清软禁讯问 ，但未能发现丝毫破绽。

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王晏清侥幸逃出卫戍司令部。3月24日当晚，王晏清果断发布命令：全师渡江，提前起义。

“御林军”的“叛变”，使得四面楚歌的蒋介石惊恐不已，统治集团内部更是互相猜忌。

每一次成功策反的背后，都暗藏着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

在渡江战役前夕，史永和战友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秉持坚定的理想信念，竭忠尽智、舍生忘死、屡立奇功。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不朽诗篇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第二部分

实际上，国民党早在1946年就有第一个起义的飞行员，这位英雄前辈就是刘善本！

刘善本（1915—1968），山东安丘泊庄村（今属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鄌郚镇）人。

初中毕业后，他只身前往北平，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附中。在校期间，他不但认真学习，还曾参与北平进步游行活动和附中师生员工的护校斗争。

高中毕业后，刘善本怀抱航空救国的愿望，毅然弃笔投戎，先后在中央军校空军入伍生营、洛阳航校、杭州笕桥航校、成都空军军官学校轰炸科、空军高级机械学校接受初、中、高级飞行训练。

学习结束后，他先后任准尉飞行员、中尉飞行员。1941年5月，他随航空第八大队撤退至兰州五里铺机场进行掩蔽训练。

其间，刘善本曾与同学李鑫淼赴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参加八路军，打击日寇。因担心影响国共合作，当时的负责人伍修权劝其暂缓行动。

1943年2月，航空八大队奉命，为抗战开辟高原空军基地，但2次进高原均未成功。

刘善本不畏艰险主动请缨，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大队长蔡锡昌，命令全机组停止用氧，给刘善本用，因为他是驾驶领航全能，全机组进入缺氧昏迷，刘善本临危不惧，在复杂恶劣的气象下，沉着驾机安全飞回，为在高原玉树建立第一个航空基地立下功劳。

此事当时各大报纸都给予了报道。

8月，刘善本在国民党《航空杂志》发表的《飞机上高压氧气装备》和《混合气浓度表》及《天体运行与夜间轰炸》等航空科技论文获金奖，受到八大队传令嘉奖。

当月他入选赴美重型轰炸机大队，到美国道加拉斯空军高级飞行学校学习B—24式重型轰炸机的驾驶与领航。

在美学习期间，他以优异的成绩和对改进教练机上的高空仪表技术，获圣地安娜航校技术奖金2000美元，并被美国航校作为未来教官给予重点培养。

​飞行员的生活很是优裕，刘善本又素以学习成绩优异、飞行技术超群而负盛名，在一般人眼里俨然已经是一位“人生赢家”了。

然而，与其他爱国青年一样，刘善本参军是想为国效力、参加抗战。当校方多次要求下，他的回答，“我之所以来美国学习，是为了回去轰炸日本本土的，因为我的祖国还在日本的侵略下。”

他毅然放弃了“优厚”的物质条件和留美任教的“机会”，带着一腔热血和驾驶技术重返华夏。

刘善本壮怀激烈，一心要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中献上自己的满腔热血，但他失望了——在卡拉奇，他们突然接到了“就地待命”的命令，而且一“待”就是六个多月。

六个月后，国民党当局才准予他们回国。但在卡拉奇中转待命时，日本已无条件投降。

回国后，刘善本已是一级飞行员，作训参谋兼作训科长，刘善本本来是满心欢喜，看到千疮百孔的土地上人民喜悦的表情，更是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

但国民党在蒋逆带领下一心盘算着挑起内战，这让刘善本对自己以后的日子再次产生了怀疑。

“双十协定”签署几个月后，眼看着国民党军队越来越咄咄逼人、随时准备进攻解放区的态势，此时已是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上尉飞行员的刘善本在深思熟虑后，终于作出决定：

驾机起义，飞赴延安！

1946年6月26日，他主动要求任务，驾驶530号美制B—24式重型轰炸机，由成都前往昆明运送美军移交的通讯器材等内战物资。

B-24轰炸机

机上除5名机组人员外，还有搭乘飞机的国民党空军通讯学校

无线电修造厂少校副厂长陈泰楷

以及该校毕业生李荣琛等6人。

这样当时飞机上的11人，前舱除机长刘善本外，还有上尉副驾驶张受益，空勤机械士唐世耀，通讯士唐玉文和领航员李彭秀；后舱有国民党空军通讯学校无线电修造厂少校副厂长陈泰楷及该校毕业生李荣琛等6人，搭乘飞机去昆明探亲。

起飞后，刘善本告诉他的朋友陈泰楷少校说：前舱有共产党，千万别过来。又跟副驾驶张受益说：后边都是共产党，他们拿着武器要挟我们去延安！

机上人员并未产生怀疑，估计很多人也抱有“弃暗投明”的心态，没有任何反抗。

于是刘善本驾驶飞机调转方向直奔延安。

途中，他机智勇敢、沉着指挥，在没有延安导航的情况下，避免了气候、地势等不利因素，于下午3时安全降落在延安机场。

刘善本和同机到达的10名人员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刘少奇副主席、任弼时秘书长和延安党政军民各界的热烈欢迎。7月2日晚，刘善本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表《赶快退出内战漩涡》的演说。

7月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以“决心退出内战漩涡，刘善本上尉驾机飞延，号召空军人员拒运军火拒炸同胞”为题，报道了起义消息。

这可给国民党军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蒋逆立刻下令封锁相关消息，以免造成更大影响，并将刘善本的家人们严密监控起来。

此时，刘善本的妻子周叔璜正怀有六个月的身孕，住在上海，因身处两地、事发突然，刘善本飞往延安的事周叔璜并不知情。

起初国民党封锁消息，周叔璜一度以为自己的丈夫出了事故，悲痛万分。但紧接着国民党的特工前来盘问“刘善本为什么‘叛逃’？”了解情况的周叔璜一颗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刘善本与周叔璜的结婚照

刘善本起义后，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被切断，一家八九口人的生活变得非常艰难。好在周恩来此时正在上海，正密切关注着此事。此后，在周恩来安排下，位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千方百计地接济刘善本家人，尽全力想方设法予以救助。

周叔璜在后来的回忆中，生动地讲述这段时间中的一些故事：施剑翘曾化名蔡梅影，有一天乘坐一辆国民党国军小轿车前来，穿戴非凡的她下车后对着门口监视的特工们一顿训斥，然后大摇大摆地进了门。

特工们见这位女士派头不小，竟然也没敢盘问，还以为是上头派来的高级官员。而施剑翘也并未多言，赏给门卫一点小钱，让他们去买点烟酒，然后悄悄塞给周叔璜几叠现钞，说明了来意以及周恩来对于他们生活的关心。

后来，周叔璜辗转回到四川老家，直到全国解放后，才终于同家人与刘善本团聚。

在延安，刘善本接受八路军总部任命，担任延安总部航空教员。不久，他接受命令赴东北参加全军第一所航校建设。

1947年1月，刘善本抵达哈尔滨，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副校长，兼任领航班主任教员。

1947年8月，航校接受紧急任务，为所辖一总队运送作战地图，刘善本主动请战，以高超的飞行技术圆满完成任务，为部队的秋季大反攻立了第一功。

东北全境解放后，刘善本奉命率接收小组先后到锦州机场和沈阳北陵机场接收飞机7架。

其中，锦州机场的C—47巨型运输机多处受损，修复后在无挡风玻璃的情况下，他冒着生命危险驾机飞回航校。

​1949年1月，刘善本奉命到北平南苑机场参与接收飞机，先后抢救出飞机10架。当月，他被任命为航校第一大队飞行教育主任。

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电文批复东北局政治部组织部，同意刘善本加入中国共产党。

6月，军委航空局任命刘善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飞行第一大队大队长。8月，他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交办的特殊任务，指挥三架运输机从北平南苑机场经西安、兰州至酒泉，给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运送军饷。

9月21日，刘善本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24日，他与傅作义、邓兆祥等人一起出席了毛泽东主席为国民党主要起义人员举行的招待宴会。

25日，刘善本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作《建设人民空军》的简短发言，次日被《人民日报》刊登。

26日，新疆和平解放，他奉命率三架C46飞机经甘肃酒泉赴新疆哈密，不久，又驾机送王震司令员等赴疆。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刘善本担任领队机长，率17架飞机26次飞临天安门上空，接受开国领袖和首都人民的检阅。

此后，连续四个年度的国庆节，都是他率领大机群飞临天安门上空，代表空军将士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致力培养航空力量，编写多部空军教材

1949年11月，中央军委在东北航空学校的基础上重新组建新航校，刘善本被任命为第一航空学校校长。

1950年5月，他任华山部队（轰炸团）队长。6月，中央新组建空军混成四旅，刘善本任副旅长主抓训练和作战，并兼华山部队训练负责人。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爆发，在《混成四旅》四个团的基础上，空军相继迅速成立了9个战斗化师。11月，混成旅一部与步兵208师一部混编为空军驱逐第2师，他担任师长。

抗美援朝开始后，51年1月成立轰炸机10师，他担任轰炸第10师师长他，对敌我双方空中力量的对比非常清楚。

为对付敌方的空中优势，刘善本第一个提出夜航，并驾机进行夜航试飞取得经验，训练出了能够熟练进行夜战的轰炸大队。

1951年11月29日夜间的战斗中，他组织完成人民空军首例夜袭作战和首次使用电子对抗和照明轰炸的作战法，

这是人民空军首例也是唯一的一次夜间轰炸。一些外国军事专家甚至不敢相信这是年轻的中国空军所为。

1955年，刘善本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和大校军衔。此后，他还担任过军委空军军事训练部第二副部长、空军军事训练部副部长。

1959年，刘善本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1960年，军委任命刘善本为空军学院领航系主任。

1961年，刘善本到潍坊廿里堡机场进行例行的轰炸机轰炸演习飞行训练，他自32年离开家乡，这次是第一次回到家乡，受到家乡民众的热烈欢迎。

1962年，刘善本到上海空军政治学校编写《领航条令》《轰炸条令》和《兵团领航战术教科书》。12月，任空军教育学院副教育长。

1964年4月，刘善本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

​第三部分

80年代以前，大陆和台湾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来自对方驾机飞来的人员给巨额的奖励，当时大陆的经济还在艰难爬坡，但是给起义飞行员的奖励还是非常大度的。

第一个从台湾地区驾驶飞机起义的飞行员叫戴自谨。

戴自谨是1939年抗战时的飞行员，他驾驶飞机轰炸郑州的黄河大桥，使日军在3个月的时间里，都无法利用黄河铁桥输送兵力，为国军武汉会战争取了时间，深得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的赏识。

俞渤等驾机起义后半年内，上海、青岛、杭州、汉口、汉中、台湾等地国民党军队，相继有人驾机起义，飞向光明。

1951年，戴自谨驾驶周至柔的专机起义飞回大陆。

1956年，国民党飞行员韦大卫驾驶蒋经国的专机起义飞回大陆。

戴自谨与韦大卫的起义投诚，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这反映了当时的人心所向，也反映出国民党的腐朽。

60年代的时候，解放军福建前线指挥部发出通告，规定了国民党驾驶飞机起义人员的奖励细则，对驾史U2高空侦察机和P2V型低空侦察机起义人员的奖励最高，达到黄金8000两，驾驶先进战斗机奖励2500两黄金。

1963年6月1日，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徐廷泽驾着F86型美制佩刀式喷气战斗机起义，他从台湾新竹飞抵福建龙田。

这次起义不仅政治意义重大，更重要的是军事意义，因为他驾驶F86佩刀战斗机，是美国设计的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也是世界上第一种装备空对空导弹的战机，当时算得上世界上非常先进的战斗机。

我军对这架F86型战斗机进行研究后，基本上掌握了F86的技术，为我军航空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后来这架飞机留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充当展品。

由于徐延泽的突出贡献，我们授予他少将军衔，并给予2500两的黄金奖励，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等领导人亲自接见了他。

1981年8月8日，国军军官黄植诚驾驶F5战斗机起义飞越海峡抵达福州。他是国民党第90位驾机起义的飞行员。

黄植诚与其他飞行员并不一样，因为他出生在台湾，对我国的统战工作非常有示范作用，他被奖励65万元人币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当时北京的一套四合院不到1万元。

马未都曾这样说过：“1990年，我开海马歌舞厅，赔了43万！那时候北京一套四合院才1万块钱，如果我当时用这些钱全部买北京四合院，到今天我一定是北京首富。”

1988年，我军取消了对驾机起义的奖励方法。

1989年2月11日，台湾空军中校林贤顺驾机起义，他成为最后一位国民党空军起义的飞行员，他是台湾苗栗县人，他的起义并不是贪图奖励，而是因为向往中国大陆，为国家发展做贡献。

林贤顺驾驶的是F5E战斗机，国民党发现他起义后，立即出动了12驾战斗机拦截，林贤顺凭借着高超的技艺一一躲过，最后回归大陆。

之后两岸关系缓和，台湾同胞想回大陆的可以坐船、坐飞机回，没必要再冒风险驾机起义。

那么在如今的条件下，需不需要花重金鼓励台湾飞行员驾机起义归来？

其实从军事意义上来讲并不大，因为台湾空军的各类战机非常老旧，台军最先进的为F16V战机，人民解放军五代机都出来了，这些飞机根本入不了我们的法眼。

不过从政治意义上来说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反映了人心所向。至于奖励，在北京五环内给一套房，肯定就会有台军飞行员蠢蠢欲动。

当然，如果像林贤顺那样，并不是为了巨额奖励，而是为了社国统一，为了中华民族发展而起义，那就会名垂青史了。

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飞行员的原型，也是有迹可循的。

方孟敖其实应该是杂糅了很多人的缩影，国民党空军先后有100余人驾驶42架飞机起义，基本上每个人身上都能找到方孟敖的影子。从笕桥航校军官的出身看，“方孟敖”的原型应来自解放战争时期两位著名的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

第一位是笕桥航校上尉飞行教官谢派芬。谢派芬毕业于国民党航空机械学校、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空军军官学校。1942年春，受国民党政府空军派遣赴美国进行战斗训练。

1943年秋回国后，参加中美空军联队，先后在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上空对日作战39次，因“作战勇敢，战绩辉粕”，曾获国民党政府空军授予多枚奖章和三级复兴勋章。

他1948年秘密加入共产党，1949年1月，谢派芬驾机从杭州起飞，投奔解放区。开国大典的时候，他与刘善本一样驾机飞过天安门接受检阅。

第二位原型是开头我们已经说过的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中尉飞行员俞渤。

总结

为什么有这样多飞行员会起义？

也许微博里的这段话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