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解敌军五大目标之三：令其有谍难防

——敌工经验之借鉴·第三讲

高戈里

近年来，上映了不少关于我党地下工作的影视。其中相当一部分影视都有以下问题：

贵族化——看不到决定历史趋势的草根大众。

简单化——看不到完整的地下工作内容，特别是工作重心。

神秘化——看不到常见的地下工作方法。

豪侠化——看不到党性、政策纪律对地下工作的约束。

总之，忽视了我地下党工作主体、工作内容及工作方法的人民性。

以下，用地下党组织潜伏国民党第六十军的工作实例，和大家交流我的体会。

一、国民党“防谍”防哪些

首先呢，要了解敌军防谍防什么样的“谍”?

国民党军队所防之“谍”，包括：

(一)防“共党”之“谍”

我小学同学赵俊达的父亲赵国璋曾是潜伏敌营的地下党员。他在国民党军队担任过暂编二十一师代理参谋主任、第五四五团副团长等职。有一次，他到军部开“防谍”会议时，一进会议室，看到会议室墙上挂着个标语竟然写着：“当心，敌人的奸细就在你面前!”他看着那个标语，心里就好笑。

地下党员赵国璋1948年初在吉林市

赵国璋的宿舍后来成为曾泽生军长指挥长春起义的临时指挥所

后来，曾泽生军长率部起义的临时秘密指挥所就设在赵国璋的宿舍内。

这件事大体反映了国民党第六十军内部防范“共谍”的施行常态和整体能力。

(二)防民间之“谍”你看看公司。把一本简报讲解释。

围困长春期间，我地下党在长春的工作系统有十几个，大的系统有五六个，分布各行各业，共有地下工作人员1200多人。到长春解放的时候，被敌人捕杀的有200多人，绝大部分的地下党组织都保存了下来。

国民党军队“防谍”为什么防不好?

这里讲一件事，以窥斑见豹。

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是隶属保密局(军统)的特务机构，内设4个巡查队，其职责除了搜捕“共匪”、检查过往行人的“国民身份证”及有无携带违禁品外，还包括取缔黑市、没收东西。没收物品拍卖后，按惯例可提百分之二十奖给检举人和检查有功人员，其余充作警备司令部的经费开支。不难看出，巡查队长即便“秉公执法”，也是个很肥的差事。其内部流行上行下效的潜规则，即“查政治犯容易升官儿，查经济犯容易发财”。所以，这帮特务、打手整天都打这个鬼主意。

督察处第二巡查队的队长姓潘，少校军衔。起义后，他听说不少军官都将多余的物品拿到吉林市去卖，于是，留下两皮箱物品，领着传令兵带上其余财物直奔吉林市。卖掉部分物品后，把未卖脱的四皮箱财物寄存吉林市的老房东家中。一年后，听说这四皮箱财物被起义后离开部队定居吉林市的一位中学同学全部骗走。

如此追逐私利，国民党军队的“防谍”工作自然难有成效。

(三)防释俘之“谍”

释俘，就是我军释放回国民党军队的被俘官兵。这是他们防范的重点。

国民党官兵被我军俘虏后，思想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在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再版)中，记述了原国民党第六十军一八二师五四四团副团长李峥先的一段回忆：

经长途跋涉，李峥先被送到延吉解放军官教导团。一到驻地，一幅醒目的标语跃入眼帘：“向真理低头是光荣的!”

当年的共产党人够得上心理学大师，就这简简单单的八个大字，立刻感化了许多被俘官兵，卸去了他们心头上的重负：对啊，向真理低头就不丢脸了嘛!

放下行装，马上有人去招呼炊事班：“客人到了，快做点饭。”

李峥先再一次被感动了。不是因为把他这个俘虏当“客人”才感动，在医院，这类尊重人格的事早有所见。让李峥先感慨不已的，是他看见了几个炊事员围成一圈学习。学啥不知道，反正学得津津有味。旧军队哪有这事?不是出去嫖女人，就是在家赌钱、抽大烟。不偷，不抢，不惹是生非就不错了，哪还有学习这一“景”?更何况还是些在国民党军队最被人瞧不起的“伙夫”。

就凭这个，你就不敢说共产党手里没有真理!

在解放团，李峥先进步很快，才3个月，就当选学习小组长了。他记得，对自己启发最大的，是社会发展史教育。自己就是从中认识到了共产党战胜国民党、人民军队消灭旧军队、新社会取代旧社会的历史必然和历史意义。

李峥先88岁在党旗下宣誓入党

对于我军释放回去的俘虏，国民党军队通常是把他们送往“青训队”，实际上就是关进集中营。“青训队”通常关两类人，一类人是俘虏我军的指战员，但很少。另一类是我军的释俘。青训队的生活非常糟糕。进了青训队都要接受审查。

在《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中，我还记述了原国民党暂编二十一师第一团七连少尉排长赵谦1948年5月被我军放回长春后的经历：

100多位被俘军官全部被押到国民党设在长春市励志社的“青训队”关了起来，还得一个一个“过大堂”：

“在匪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还能干啥?吃饭、睡觉呗!”

“我问的是吃饭、睡觉以外!”

“哦!上课，讲八路军是人民军队，实行军民一致、官兵平等和宽待俘虏。讲社会发展史，猴子变人，共产主义一定取代资本主义。还讲战场形势，宣传共军必胜，国军必败……”

“胡说!不许替共匪宣传!我再问问你，你们参没参加共匪组织的活动?”

“活动?参加了。八路组织我们下乡参观土地改革，让我们了解地主怎样剥削农民，农民怎样在土地改革中分到土地……”

“我问的不是这个。他们当官的找你们谈话没有?都讲了些啥?”

“刚进解放团时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周保中说，蒋介石把60军和93军骗往越南，然后派兵攻打五华山，把龙云赶下台。60军和93军到东北后，又受到蒋介石嫡系的歧视、排挤。周保中说他也是云南人，云南人应该团结起来打回老家去，报五华山之仇……”

“不要讲这些。你给我老实交代，共军为啥放你们回来?”

“说是要让广大国民党官兵见识一下共产党的俘虏政策，看看谁在造谣?”

“好了，好了，好了!他们放你们回来时讲了些啥?”

“八路说，将来攻打长春时，请我们枪口抬高一寸，打不下去的时候就投降，或起义，顺便宣传一下解放军的俘虏政策。讲实话不造谣就行。”

“住嘴!”

所有这些答话，“青训队”反动军官都不愿听，但又不得不听，因为这是所有被俘军官亲身经历的事实。只要讲事实，就是解放军期待着的政治宣传。

长春市的国民党当局对这批俘虏军官伤透了脑筋：重新教育一番?不成!“共军”内部官兵平等，国民党军能吗?“共军”宽待俘虏，国民党军敢吗?“共区”展示的民心所向，“国统区”有吗?共产党宣传的那些基于事实的道理，想驳倒，容易吗?放他们回部队?也不成!不说别的，单是“共军”宽待俘虏那一套，要是让官兵们都知道了，以后怎么打仗?杀了他们?更不成!那会激化部队内部矛盾，酿成大祸，并给“共军”挑拨离间更多的口实。百般无奈，只好先关着再说。

长春市的“青训队”关了多少人，史料无记载。但锦州的史料却有记载：国民党新七军一位副营长回忆，1948年8月他获释回锦州后，被关进有6000多人的“青训队”。

与赵谦同时回长春的第六十军一八二师的一位营长，甚至被整死在青训队里。

长春和平解放后，在缴获“军官训练班”政治小组编写的一份机密材料上，有这样一段评语：“共军宽待俘虏的伎俩确实是心战中十分毒辣的一着，对此，国军既无法仿效，又无能为力，若对下镇压过激，恐会适得其反。”

(四)防杂牌军将领

我小学同学赵伶达、赵俊达的父亲赵国璋伯伯，长春起义时任国民党第六十军一八二师五四五团副团长。1948年10月18日凌晨，起义部队刚刚撤出长春城，新七军尚未投诚之时，作为地下党员的赵国璋就接到解放军围城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领导的紧急指示，让他火速赶回长春城，带人接管并清理特务机关的档案。

夜以继日查下来，让赵国璋最为感慨的是，特务机关在第六十军虽然有组织，并占据重要职位，但没有发现第六十军地下党的任何情况，特务机关的档案却记载了他们监视第六十军将领查到的一些情况，比如，某长官用多少根金条在某大城市买了一个四合院;某长官弄了个漂亮女人，叫什么名字，是做什么的，等等。甚至有特务通过请客吃饭、送钱等方式，买通曾泽生军长身边的亲信，将海城起义的潘朔端师长写给曾泽生军长的策反信，骗出来交给特务机关。曾泽生军长的个别亲信在特务机关领赏，也有登记。

国民党档案记载，特务机关对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也有监视、密报。

国民党这么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防范我军策反，也是为了控制将领，为其独裁专制服务。其“防谍”难防真“共谍”，也根源于这上行下效的私利追求。

二、国民党难防的“泄气”

在国民党军队内，地下党的工作除了情报、策反之外，还有一项“泄气”工作，被不少当代人忽视了。“泄气”，就是利用一切合法机会，传播国民党军队一败再败的战场消息，并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煽风点火，泄气搭桥。泄了气，就没有打仗的信心了。搭桥，是引导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走向起义投诚的光明大道。

第六十军地下党的“泄气”工作之所以没有被敌特侦破，是因为讲的内容是事实，利用的机会合法、巧妙。

比如，1947年2月，东北国民党军组织了一个“校阅团”，到各部队巡回视察，总结经验教训。第六十军地下党负责人杨重上校代表第六十军参加“校阅团”，并负责文书组工作。杨重将所有重要材料按一式三份整理，其中两套材料送长官部交差，一套材料通过地下交通员转送我东北军区联络部。

“校阅团”活动结束后，曾泽生军长专门召集全军团以上主官及军部八大处负责人听取杨重汇报。杨重借题发挥，将一部分参观内容删繁就简，一带而过，着重介绍在凤凰城观看民主联军伏击国民党第二十五师的战场实况，绘声绘色地渲染了沿途破车烂炮、横尸遍野的狼狈景象，巧妙宣传了民主联军出色的作战指挥、果敢顽强的战斗作风、擅长打歼灭战的作战能力，以及战区民心所向。在场军官一个个听得目瞪口呆。杨重名正言顺地又开展了一次卓有成效的“泄气”活动。

第六十军地下党负责人杨重(杨滨)

至于利用私下交谈开展“泄气”工作，就更多了。

三、“共谍”何以难防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地下党员“广交朋友”有效地掩护了地下工作。

国民党军队“共谍”难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军队内部私情泛滥，被我充分利用。

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1948年7月，国民党第六十军一八二师五四四团排长、地下党员詹玉填(回解放区后改名詹伟)奉命带着一排士兵守山头，放排哨。当夜，在遇到我独立一师时，他立刻带着全排投向我军。随后，詹玉填悄悄向独立一师的团政委亮明了身份，并要求回国民党军队继续潜伏。詹玉填回到吉林市后，听说副师长苏秉权要杀自己，就找到军部警卫营手枪排当排长的同学卢存芳求助。卢存芳安排詹玉填住下，并派了哨兵站岗。入夜后，找来詹玉填的双胞胎哥哥詹玉佩(也是地下党员，回到解放区后改名詹羽)和几位军校同学，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采访时，我问道：“那天晚上关在小黑屋里，那帮军校同学都出了什么主意?”

詹伟告诉我，什么样的主意都有。有人提议：“我们一起去找军长说情!”有支招儿：“我们凑点路费，你回云南老家吧。”还有人干脆建言：“我们给你搞个谍报证，干脆到共军占领区去。”

我当时很诧异：“两军对垒，他怎么能这么说呢?”

詹伟前辈笑了：“你不懂，旧军队就这样，只讲私人关系。”

私情泛滥，是国民党走上不归之路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共谍”难防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当代借鉴

这段历史说明什么呢?

行大义者，无孔不入;逐私利者，防不胜防。

祖国的统一大业也是如此。

接下来的问题是，一旦策反成功，那帮“T独”分子怎么办?请看“敌工经验之借鉴”第四讲：《瓦解敌军五大目标之四：令其有罪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