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伦敦发生了霍乱流行，在这次霍乱流行之中，约翰斯诺医生通过调查分析，得出了霍乱的传播与水源有关，基于这个分析给出了方案，成功的控制住了这次霍乱流行，这一般被视为现代流行病学诞生的标志性实践。这个事情是如此著名，以至于写进了中国的部分英语教材里边。

　　但是有些事情，教材并没有告诉我们，那就是当时医学界主流认为，霍乱是通过污染的空气传播的，所以即使约翰斯诺的建议控制住了这次流行，学术界也并没有认可，反而有人批评他的理论是异端邪说。这方面的争论，直到霍乱弧菌被分离出来，才得以结束，持续了数十年。

　　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不太令人愉快，但是很现实的问题，医学界部分时候的共识，和事实并不一致，即使有着充足的证据，一些人的观点也不愿意改变。这本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毕竟科学的认识总是渐进的，特定时间对特定问题的认识错误总是会有的，。只是，如果事情倒退到了认识到了错误，可是偏偏还是要构建一个错误的共识，那就十分遗憾了——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似乎正在一步一步滑向这个方向。

　　最近，既香港之后，中国台湾省的疫情形势可谓非常严峻，爆发两月至今，仍然保持在日新增几万，死亡上百的高位上，而5月份的超额死亡统计数据更是远高于通报的疫情死亡人数。

　　然而，之前上海疫情期间国内各路大谈特谈开放共存好处的媒体和精英人士龙对台湾的情况只字不提。不光如此，之前鼓吹立马开放共存的人士重要的论点就是放开了经济就好了，然而事实如何呢？1-5月中国进出口数据统计出炉以后，中国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主要经济体，还有之前被吹的厉害的越南全部逆差。

　　连一向对中国顺差的韩国目前也出现了逆差，除了中国半导体替代不断增强外，疫情显然也是个重要因素。韩国一直没有压制住本轮疫情，超额死亡数据还在走高。当然，对于这些，之前鼓吹立马共存的相关人士们仍然是闭口不谈。

　　目前全球是什么情况呢？经常关注柳叶刀和自然杂志等相关期刊的网友应该知道，因为两年来西方面对疫情的糜烂以及与政治挂钩，科学界是有一些大佬在给与新冠共存站台鼓吹的，且越来越多，更是有不少学术界人士，在对于奥密克戎的毒力和免疫原性还没有足够研究的情况下，就说这是什么天然疫苗。当然，有操守的科学家还是很多的，最近的一篇论文完全推翻了这个谬论。

　　目前来说，现在国际学术界主流态度仍然是不认同与新冠共存，他们很明确新冠不好，但是问到怎么办，学术界就懵了，部分科学家的态度简直是在等待上帝拯救他们。有的在祈祷新冠毒力下降，有的在祈祷出现更强的疫苗。为什么如此？因为科学家不是政客，在理论之外，很多时候他们对现实无能为力。如同西方一些人，从“群体免疫”理论开始，抓住每一点机会鼓吹与病毒共存，国内也有一些人面对这些信息时，往往也会丧失自己的判断力。

　　最近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一篇崭新出炉的，关于新冠重症率的研究，数据来源是上海的疫情，而主要作者，是我们熟悉的张文宏先生。里边出现了一些石破天惊的数据，比如说什么低危险组的重症率是零。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十分吸引眼球的数据，也十分符合一部分人内心里边的想法，但是遗憾的是，这是否符合现实呢？

　　首先需要承认的是，身上有高危因素的新冠患者，其风险是没有高危因素的十几倍甚至是几十倍，这个说法并不能说是有错的，应该说是公认的结论。但是没有高危因素的新冠患者，上万例一个重症都没有，而有高危因素的患者，重症率也低到不合理的地步。这不由得让人怀疑数据本身。

　　因为在目前相关干预手段有限的情况下，同一类型的毒株的重症率理论上应该是相似的。而张专家团队这个数据和国际上一些其他的数据相比是有明显差别的，在没有特别干预措施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统计数据的口径存在一些差异。

　　这里刚好以一篇发表在《柳叶刀·全球健康》上的文章做对比，这篇文章是基于南非的数据，题目叫做《Clinical severity of COVID-19 in patients admitted to hospital during the omicron wave in South Africa: a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

　　首先说明一下基本情况，这篇文章是对比了不同毒株流行峰的严重性，而最终这个文章的结论，也是认为奥密克戎的毒力明显低于其他毒株（论文作者说明没有区分BA1和BA2，后续 南非又出现了更新毒力更强的BA4和BA5）。这个文章里边的研究，按照年龄层对于患者做了区别，其中0-59岁的几个年龄层，因为疫苗接种率远低于中国，所以直接拿来对比是很不合适，但是在60岁以上这个年龄层里边，这批患者的接种率是58%，和上海地区在4月时候公布的60岁以上接种率62%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这是因为不同国家的接种政策导致的，不过这也使得我们可以做一个不太准确的对比。

　　这个研究里边，在奥密克戎流行期间，这个研究统计了84401名年龄大于六十岁的阳性患者，其中有15285人入院治疗，在这个研究截止的时候，其中13220名患者的情况统计了出来。4900人，也就是37%的患者接受吸氧治疗，1402人，也就是10.6%进入了icu进行治疗。其中需要吸氧的患者，可以理解为我国诊疗标准的重症，进入ICU的患者，可以被视为我国标准的危重症。这显然和张文宏他们统计出来的高危组重症率0.238%有着数量级的差距，更不要说总体的重症率和低危组的重症率了。

　　当然，中国的医疗水平是明显高于南非的，但是说到底南非也是个有一定医疗系统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非洲水平最高的医疗系统，而非某些发展水平极低的国家，中国虽然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在治疗方面，并没有什么相比南非绝对优势的方案。更何况，南非在这方面的数据，可能还有一定的“流行”，比如说南非的人均年龄更低，同时因为之前的流行，感染带来的混合免疫，也有一定的防御力，同时在早期，南非流行的毒株更偏向合胞效率更低的BA1，而上海全程流行的是BA2；以及，因为医疗挤兑，实际上存在不少南非患者没有机会接受重症相关的治疗。

　　那么，数据的差异是如何带来的呢？是因为中国的疫苗远胜于南非使用的西方疫苗，还是中国老年人体质远胜南非老年人。如果我认为前一个是对的，想必之前鼓吹中国应该引进西方疫苗来实现共存的专家们和他们的簇拥，会万万不能接受，如果我认为后一个是对的，又显得十分种族主义。而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最为合理的可能性，则是统计口径的修改。毕竟，新冠在欧美各个年龄段的主要死因排行榜上面都名列前茅，这可不是一个低危人群重症率百分之0就可以解释的了。

　　这个怀疑并不是空穴来风，如果关注一下各地援护医疗队伍的新闻，就会发现各个医院的队伍里边，都有重症医学科的医护人员，而同时，在当年武汉抗疫之中得到这一称号的“重症八仙”，也有五位前往了上海，而考虑到公布的数据里边，重症患者的数量始终不算多，大概也就两三百人的数量，如果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差不多也就是两个大型医院的重症科室的床位。

　　笔者也感到十分疑惑，虽然重症患者需要的医护数量较多，但是全国的重症医学精锐大半在此，就为了这个规模的患者，这是否合理呢？同时，重症患者的死亡数字也显得很不正常，按照公布的数据，上海这波疫情里边重症患者死亡率相当高，甚至远超过百分之五十。重症患者无疑面临着明显的死亡风险，但是从相关数据来看，即使在医疗挤兑的情况下，出现了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死亡率，也是十分不合理的。从这些角度来说，对于重症标准的怀疑，是有切实依据的。

　　而之前，关于无症状标准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之前的疫情反复之中，上海的无症状比例显得和国内其他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而遗憾的是，在表态之中，有人表示这符合国际水平，但是从国际上的研究来看，奥密克戎明显降低了疫苗的防御力，这里的降低是包括了轻度和中度症状的防御力，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数据不应该如此。这样的争议已经让人产生了明显的不信任。

　　作为对比，武汉封城结束的时候，根据之前的统计，订正了一次死亡人数，使得死亡人数增加了不少。当时这件事情是被一部分人嘲讽的，但是在笔者看来，这表现出一种面对真实问题的坦诚。但是在上海的相关数据发布之中，每次发布死亡数据，都要说明这是有基础病的，显得不情不愿。

　　而同时，对于某些传闻，也缺乏有力的回应，在疫情早期，网上有些传闻，说是上海部分养老院出现了大规模感染，并且有一些重症，笔者并不打算对此进行什么最坏的臆测，但是一些必要的回应总该是有的，只是笔者看到的，只有对于改变了口径之后的数据，和以此做出的研究，还有看到这个研究就蜂拥而至的媒体和大v。这不得不说，有些悲哀。这样的方法，并不能修复信任的缺失。

　　另外一个微妙的地方在于，高危人群这个词语，高危人群这个说法给人的直观感觉，是在总人群之中只占了少数的。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老人，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群，有基础病的人群都可以算，虽然我国的疫苗接种率在全球都算是十分优秀的，但是因为我国的人口基数在此，目前没有接种疫苗的人数依然超过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总数。而老年人和基础病患者数量，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一个十分简单的文字游戏，让人直观感受意识不到这一点。

　　同时，年龄，基础病，这些高危要素是无法改变的，唯一可以改变的是疫苗接种率。而更令人遗憾的是，疫苗接种率的上升空间，是很有限的。很多老年人并不是不愿意接种疫苗，而是有基础疾病，医务工作者不愿意冒风险给他们接种疫苗，虽然这个风险的概率实际上很小，但是考虑到总数，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实在是很难说。医务人员为了规避一些风险而做出的无奈举动，笔者这样只能打下手的人都见过一些，那些专家没理由不知道这一点。为什么有人，对此就可以巧妙的无视呢？

　　但是在媒体的宣传之中，这一点被十分巧妙的无视了，似乎高危人群只是占据了极少数，用这样的说法，为他们的歪理邪说来做支持。这没什么奇怪的，就像是武汉的时候，他们喜欢用什么时代的一粒沙，但是当香港地区的疫情造成许多惨剧的时候，他们却选择避而不谈，像是什么老人感染新冠，因为担心连累家人而自杀的悲剧，如果换个场景，想必一定能刷满热搜吧。最近台湾地区的疫情也是如此，即使再怎么校正回归，情况也十分难看，只是媒体依然选择避而不谈，甚至比陈时中还乐观，这也算是一大奇事了。

　　当然，至于什么因为疫情的关系，欧美大量医护人员选择离开岗位这种事情，就更不是各路媒体喜欢报道的了。在这种问题上面，他们总是表现出了极为灵活的道德标准。事实如何，反而是最为不重要的部分，只需要满足特定受众的情绪需求就好。

　　很多人说，科学不应该与意识形态纠缠，关于张文宏的讨论之中，很多人喜欢重复这一点。但是这个观点未免显得十分幼稚，如果去nature这样的顶级期刊官网上面看一看，就会发现，里边讨论什么少数族裔啊，女性权益啊，lgbt的评论绝不在少数。在研究之中调整口径来达到自己想要的数据，这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但是公共人物，做出如此夸张的口径调整的研究，而随后，大量媒体的跟进，同时在用词和标题上面显得小心翼翼，这样的一套联动游戏，说成只是媒体对研究结果本身的误读和标题党，谁又真的相信呢？

　　科学无关意识形态，实际上本身就是非常富有意识形态的一句话，这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表述，用去意识形态的表述，来发扬光大自己的意识形态。这无疑是很高明的一招，把所谓的个人自由放在首位的很多人都愿意相信这一点，但是在面对真正的问题的时候，这样的表演实在是有些丑陋。

　　比如说在讨论儿童肝炎的可能性的时候，欧美医学界很多人都把腺病毒放在前面，甚至宁愿去相信什么隔离太久，也不愿意在新冠相关的免疫问题上面做过多的研究。

　　对于新冠危害的判断，欧美国家一直是高度政治化的，只是我国一部分人，总是会用内心里边的滤镜美化这个过程，缺乏从事实思考的独立精神。

　　应该说，全球疫情到了今天这样摆烂无底线的地步，新自由主义的贡献是十分关键的，这里的问题不光是几个政客，几个资本家的问题，而是从上到下的问题。美国的右派反疫苗反口罩不用多说，我们常说的“白左”，大多数宣传上面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但是依然是对于新自由主义秩序完全承认的，所以他们指责红脖子不打疫苗，指责部分地区取消口罩禁令，指责欧美对于第三世界援助不够，但是只要是听到中国的动态清零，就会显得大惊失色。

　　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和他们最反对的人，倒也没什么区别。不得不说，新自由主义秩序之下这套宣传技巧无疑是十分成功的，从上到下的联动，确实是取得了不少的胜利，以至于形成了路径依赖，只不过有些小小的问题，那就是世界是物质的，而新冠病毒并不在乎人类怎么宣传，遗憾的是，似乎依然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这一切带来的反噬，只会越来越明显。

　　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讨论到欧美阴谋论者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实，除了这些人的反智之外，他们的思想很多来源于对于社会问题不满的朴素反抗，其中关于反科学的部分，很大程度和欧美当年的一些非法实验和隐瞒有关系，这是个很现实的前提。在2020年，笔者曾经和朋友们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反疫苗的趋势会更严重，还是会明显减少。

　　遗憾的是，这个问题现在恐怕已经有了答案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美的反疫苗势力影响力是提高的，我们当然可以批评他们的反智，但是这很大程度也是在于，西方世界的科学界，对于人民群众所面临的问题，没有给出合理的答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反智力量的增长就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只是去指责他们的无知与愚昧，而不去认识到科学界出现的问题，这种行为是显得过于傲慢的。

　　我国人民群众对于科学的尊重程度，在全球各国之中，属于相对较高的，这也为防疫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是，这绝不是少部分人用来文过饰非的理由，消耗中国人民对于科学的信任绝不会是一件好事。需要承认的是，无论是在社会治理或是科学研究的过程之中，我们都一定会犯错误，而且是很严重的错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面对这些错误，只有直面错误，才能找到犯错误的原因，才有可能看清楚前面的路，这才是我们所谓的科学精神，对于物质世界的规律装鸵鸟，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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