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阶级猖狂反攻倒算的宣言书　　

——评《地 主——一个百年难尽的话题》　　

　 　

偶翻《雨花》，从“精彩文摘”栏目得以见识刊于《书屋》2010年第8期的王宏任《地 主——一个百年难尽的话题》，还真有点开眼界。《炎黄春秋》与《南方》报系妖魔化土改为周扒皮们的翻案文章，也曾拜读并评论过，但还是没有想到，在中国大陆居然还有如此公开全面地为地主阶级翻案的文章！　　

与药家鑫案可以成为“争论话题”一样，从这里也可看出当前的政治气候。　　

不折不扣，这是一通为地主阶级翻案的反攻倒算宣言书。不能置之不问。　　

这样的文章居然能够为各式官方媒体广泛传播，说明黄世仁刘文彩们的代表在掌控着话语霸权，他们就是这样通过给年青一代洗脑以支撑其统治。左翼话语，仅有网络一席之地，反拨肃毒主要还是靠生活自身。本文与其说是批判，倒不如说是当前政治斗争情势的一个信息通报。近日孔夫子出而复隐，本文遵循其“述而不作”原则，“引”多而“批”少，兼以以回敬其当代的孝子贤孙们——中国买办精英如此弱智的所谓理论，其实也不值一驳　　

　 　

一，从颠倒文学史入手颠倒历史　　

文章颠倒的是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主题的现当代文学。　　

作者对鲁迅茅盾等塑造的以赵太爷、假洋鬼子、鲁四老爷、高老太爷等地主形象，还比较客气，认为其“批判与控诉都是自发感性的认知，没有上升到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自觉的政治层面”，算是高抬贵手。　　

但对从叶紫的《丰收》（顺便牵连到被韩毓海改编成电视剧的《星火》）开始的“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认为其“宣传阶级斗争，有了阶级斗争的性质”，特别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无产阶级斗争文学”，就毫不客气了。反映农村天翻地覆革命变革的的红色经典，从《白毛女》起，包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创业史》艳阳天》《苦菜花》，则一棍横扫，全部打翻在地。　　

　 　

“这种为了突出阶级斗争的扩大与深化的对于地主的刻意的妖魔化的抒写，实在对几代人的意识进行了极大的毒化”    “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渲染和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便联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他们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横眉冷对，个个切齿痛恨。”（陈沅森：《谈土改杀地主》）　　

　 　

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左翼文学，虚假文学，实在是罪莫大焉。　　

这个弥天大罪，直到新时期拨乱反正之后才得以清算。　　

　 　

作者用几部得过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长篇说事。　　

陈忠实的《白鹿原》，“彻底摆脱了极左观念，而是忠实生活中的真实”。接着，两个“鲁迅文学奖” 周同宾在《土地梦》史铁生在《记忆与印象》“就以自己家族的真实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对地主同情的话题”。莫言的《生死疲劳》就公开地近于猖狂地为地主翻案了。（注意，“公开”“猖狂”是褒义赞语）严歌芩的《第九个寡妇》“公开地给某个地主翻案”。“这些在文坛上有广大影响的作家在为地主‘翻案’，对被镇压（枪毙）的地主表同情，我们的主流舆论没有对他们进行批判”。　　

“同时，专家学者开始了对那些虚假妖魔化的文字的揭露”。　　

1999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署名笑蜀的《刘文彩真相》，2008年修订成《大地主刘文彩》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对极左的集体意识的重新解构与重建，其颠覆作用是巨大的。”再后，则是《先锋国家历史》推出《周扒皮的1947》，以追寻原型的形式为《半夜鸡叫》周扒皮翻案。　　

文学 “拨乱反正”后，地主“真实形象”就除了“勤劳先富”的典型:　　

　 　

“再往上数，到老老老太爷，到老老老老……太爷，总归有一站曾经是穷人，穷得叮当响，从什么地方逃荒到了此地，然后如何克勤克俭，慢慢富足起来——这也就是中国地主所常有的、牢记于心的家史。”　　

“他对长工很厚道，给长工吃得很好，他这样的人在今天不是应当受到层层表彰的致富模范吗？他这种品质不正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典型代表吗？中国的强大与富裕实在赖于这样的人。可是在土地改革的大潮中，他的土地、财产被分，他被枪毙了。”　　

　 　

新时期文学是打着“启蒙”的旗号登场的， “启蒙”者，补资产阶级反封建之课也。30余年的“思想解放”，他们到底“启”的什么“蒙”，反的是什么“封建”？真所谓“做贼三年不打自招”，气候已成，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亮剑”，“图穷匕见”了。　　

王宏任的文章就是一个“不打自招”绝妙文献。　　

　 　

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颠倒过来了　　

共产党政治斗争的需要，煽动挑动农民丑化打击地主，颠倒了历史，应当重新颠倒过来。　　

1，作者笔下地主阶级简直成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　　

这是文章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地主阶级的总体评价：　　

　 　

“其实，地主在那个社会不是完全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他本身有许多积极因素。绝大多数地主们青少年时期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新一代或者上新式大学，或者到外国留学，有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有的民主自由思想铸造人格，成为新的绅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具有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的善举，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经过较好教育进入官场、文坛、教育界、商场、工厂等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些读书不多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学问，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集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于一体”，“百分之九十五’,道德高尚，治国济民，朝野皆赖……总之，完美和谐。　　

“土地出租，解决贫苦农民就业”， 地主养活农民，资本家养活工人。　　

“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当之无愧。　　

第一次大革命的“农民运动”的确是“痞子运动”，实在“糟得很”。“大海般胸怀的蒋委员长”发动“4.12清党”，“好得很”。“十年剿共”未成，“朱毛共匪”漏网，乃让中国精英遗恨千古，直到今天才得扬眉吐气，可为叹息！　　

2，是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妖魔化了地主的美好形象　　

　 　

“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渲染和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便联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他们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横眉冷对，个个切齿痛恨。”（陈沅森：《谈土改杀地主》）　　

“由文学形象的塑造，到对现实生活真人的变本加厉，肆意夸大歪曲，诬蔑成假想敌给予残酷镇压打击，地主就成了人间最坏的东西。与此同时，对穷人百般美化、神圣化，吹捧为大公无私、聪明智慧、勇敢顽强的英雄，当这些英雄执掌权力，变成比过去的假想地主更凶残时，事情就走向反面。”　　

　 　

3，土改运动一片血腥　　

　 　

“毛泽东逐步推行的土地改革，‘土豪劣绅’们被拖拽到群众大会上公审并处决。残酷行为破坏了农村的团结，农村的阶级关系被人为地激化了，其目的是把农民中最贫苦的阶层赶上架，逼他们与共产主义事业共存亡。”　　

 “四川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造成二百二十二人以自杀相抗，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九十六人（男三十九、女五十七），当场斗死十六人（男九、女七）；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六十六人（男四十二、女二十四），加上关押致死的十二人（男八、女四），总共死了一百九十人（男九十八、女九十二）。”　　

　 　

法学精英为药家鑫辩护时，同情全部属于施暴的“这孩子”，受害的“难缠”农民是一点没份。　　

买办精英谈论土地改革时，立场正好相反，同情全部属于“受害”的地主，翻身农民也不屑一顾。　　

事实与否且置勿论。　　

　 　

这就叫立场。　　

　 　

4，煽动阶级斗争是为了共产党的统治 　　

胡适和的李泽厚是“启蒙”“解放”的祖师之一，作者引以为据：　　

　 　

“政权象铁桶一样，还是心惊胆战，老觉得敌人很强大。意识非常脆弱，老是神经兮兮的，以为江山立即要变颜色，结果人为地制造那么多阶级斗争，对那么多不该实行专政的人实行专政。而作家也神经兮兮的，人为地膨胀阶级斗争，把文学作为阶级斗争教科书和土地改革的小册子。”“这是非常古怪的现象。作家竟然呼唤人们进行无穷尽的互相残杀。这当然是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服务。于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性现象，被简化为两种阶级符号式的人物决一死战。思想简单，艺术粗糙。《暴风骤雨》尽管粗糙，还有片断的真实感，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却连片断的真实感也没有。但在当时也许可以起革命的作用。不过毛泽东本人却从不读这些作品，他也看不起他们。作家真有点上当了，很可笑。”（李泽厚著《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1版）　　

“胡适指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果时说：‘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恨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需有的惨剧。”　　

　 　

4，晚晴废科举与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两次使“乡村地方领袖恶质化”。　　

改革深化，理论也在深化。

　 　

“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暴增，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第二次恶质化是‘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领袖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　　

　 　

中国现代乡村历史变化的先锋分析。

他弹奏出的是一曲以黄世仁南霸天们乡绅为统治基础的古老的田园诗。

这是对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的阶级路线和基层政权的根本否定。　　

赵大春、梁生宝等是渣滓，打倒痞子！

鲁四老爷、高老太爷、赵太爷、冯老兰千古，黄世仁、刘文彩、南霸天、周扒皮万岁！豪绅政权万岁！

三，颠覆阶级斗争后作者给出的美妙理论模式和设计蓝图：　　

理论模式与设计蓝图如此美妙，姑引几段以供大家开开眼界。

　 　

我经常想：哪个社会哪个国家都鼓励人们勤俭持家、发家致富，真的去做，抓住机会又聪明智慧、勇敢耐劳的人就富了起来假如天下都是穷光蛋，都没有剩余价值，那么人类还在原始社会徘徊，哪有剩余财富去发展文化文明，那有知识分子去研究社会科学，建立马克思与列宁的理论。正是因为有了周春富这样省吃俭用去买地，去拼搏致富的人，才有了富人，才有剩余价值，才有了人类文明，才有了科学的发展。（原来“剩余价值”是富人创造的，与张贤亮读《资本论》，同为奇迹。）　　

我们把剥削视为罪恶，罪也不在这些努力致富的周春富之流，他们依据人的本性在努力发展并且取得成就罢了，你统治的社会不允许人们发家致富，你把他们的财产分掉，让他们去与穷人过同样的生活就可以了，何必以三年经济状况划的成分要对他们进行永无休止的专政与斗争？并且把那些勤俭持家、发家致富的领头人判处极刑，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罚过于罪的残忍和专横，是对无罪者的滥杀无辜，也是对贫苦的群众的兽性掠夺的启发，还是对无力、无能、不愿致富的鼓励与纵容（这其中许多人把致富希望寄托在瓜分富人上，今天这样的人仍然很多，他们在等待第二次“文革”），更是对文化文明的残酷的围剿与扼杀。当这种错误理论与实践作为主流舆论而强劲流传时，其恶果是严重的。　　

　 　

“假如当时我们只是平分了地主的土地和多余的财产，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地主又打又骂地施以残酷的斗争，让他们在新的条件下和贫下中农一块劳动致富，不搞过左的阶级斗争和残酷的专政，那么，中国早已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而我们的民族也不会有这么多仇恨、矛盾和创伤，我们的道德与文化不会遭到毁弃与破坏，那是多么好呀。”　　

　　

这么简单、这么美好的道理，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怎么就不懂呢？　　

遗憾的是，这“全球化”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搞阶级斗争”，都搞地主与农民、劳动与资本“一块劳动致富”，可惜除了欧美几国，也未见几个“早已进入发达国家之列”，实在可惜。　　

——领着时代潮流三十余年，与胡适一脉相承，李泽厚们熏陶出的中国先锋精英，就是这么个水平！　　

　 　

四，霸道而又弱智的理论　　

地主丑恶是共产党虚假宣传的结果，一根棍子横扫千军。

依仗霸权话语，捧出几个“好地主”，进一步充作“原型”，一下子否定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地主阶级的典型。

于是地覆天翻，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们成了“先富”楷模，“先进”代表。

通过颠倒文学颠倒历史。

方法方式，霸道而又弱智。

不是是非争辩问题，立场对立，没有共同语言。

中国买办精英的理论品位，就是如此。

实在不值一驳。

只想说两点：

一，国共两党几十年生死斗争，“4.12”清党“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仍然扑灭不了“痞子运动”的燎原烈火，十年“围剿”，在苏区实行日本鬼子式的三光政策，残酷血腥屠杀几十万人丧生，有的村庄是老幼妇孺无一幸免，湘赣浙闽、鄂豫皖、陕北的广大农民，依然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这是共产党“丑化地主”蛊惑的结果吗？

二，在你们的霸权话语里，共产党是“封建专制”。而以黄世仁刘文彩为代表的制度，较资本文明“先进生产力”，是落后野蛮得多的“传统”，所以，你们把“补课”作为自己的阶级使命。怎么，一到为黄世仁刘文彩翻案时，他们又如此美好，简直也成了“代表先进文化”代表？

刘文彩的收租院到底是魔窟还是天堂先不说，你们所“补课”呼唤出来的，比刘文彩黄世仁更“先进”普世文明，又怎么样？

最先进的富士康一年内的13跳，次一点亚先进的黑窑奴工的“用工不当”，改开最发达地区珠三角每年农民工4万根断指，一个东莞数以万计的“性服务”大军……就凭这些斑斑血泪血泪斑斑的诉说，就不难想象刘文彩南霸天们当年的“仁慈”和“先进”是个什么样子。

　 　

五，警示意义　　

 “杨白劳借债还钱天经地义”，“喜儿嫁给黄世仁是最佳选择”，十几年前只是耸动听闻个案，如今，黄世仁与杨白劳各自代表着他们的阶级，已经实现普世性的“回归” 了。　　

文章传达出的信息足以警人。　　

哪里有什么“阶级斗争扩大化”！　　

阶级分析理论禁锢30年，“熄灭论”畅销30年，可阶级斗争不仅一刻没“熄灭”而且惊心动魄。不同的是，过去是无产阶级是旗帜鲜明地“杀过去”；如今，是资产阶级嘴上喊着“熄灭”磨刀霍霍“杀过来”。攻守易势，强弱易位，天翻地覆。　　

清算极左，“变天账”一直是谑笑对象，王宏任们的文章，不就是最厉害的变天账吗？　　

共产党启发阶级觉悟的 “忆苦思甜”教育方式，一直是讥笑轻薄的对象，可30年来，右翼精英控诉“专制”讴歌“拨乱反正”的“忆苦思甜”文章，间断过一天吗？　　

在东欧“转型”之后，刘文彩黄世仁们不仅政治上“平反昭雪”，在经济上，革命年代被剥夺的“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也都要“落实政策”，追不回的还要“依法”给予 “国家补偿”。　　

东欧、俄罗斯，包括当下由美国送“民主”的南联盟和利比亚，旧日的王室后裔，都依仗着北约航母炸弹或改革“宪政”，争相卷土重来。　　

正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也。　　

　 　

借此可以窥见 “转型接轨”的底蕴　　

《炎黄春秋》标榜“民主社会主义”，咏颂“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一如戈尔巴乔夫的“民主人道”，不过是欺世骗人的把戏。他们的后台，过去称之为“民主派”，在革命年代曾经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如今，“走资派”已经是封建地主阶级复辟的同盟军。由资产阶级举旗挂帅，封建地主和一切剥削阶级结成了颠覆社会主义的联合阵线，组成了浩浩荡荡的讨伐革命的十字军，依托美国霸权，疯狂反攻倒算。他们要补的“课”，何限于“姓资”，曾被革命风云扫荡进历史垃圾堆的一切，都要沉渣复活，包括由刘文彩和达赖喇嘛代表的最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　　

有什么样的联合阵线，自然会有什么样的目标。　　

毛泽东主席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对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对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经过一反一正，我们才算真正理解这段话。　　

革命年代，是批判“封资修”；如今，是“封资修”联合起来批判革命。　　

不少人感到不解：为什么 “反封建”叫嚷 30几年， “封建”反越“反”越多，以致沉渣滚滚，尸臭熏天，沧海横流了呢？　　

看清阶级斗争大势，就不会困惑了。　　

明乎此，对孔子像在天安门广场的出现，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一直关注“乡土中国”的费孝通，1949年应邀访问西柏坡时曾就途中观感写过如下文字：“卡车在不平的公路上驶去，和我们同一方向，远远近近，行进的是一个个，一丛丛，一行行，绵延不断的队伍。迎面而来的是一车车老乡赶着的粮队……这成千成万的人，无数的动作，交织配合成了一个铁流，一股无比的力量……经过百年来革命斗争锻炼的人民，终于把具有飞机、大炮的敌人赶走，这只是这股深厚潜伏着力量的一个考验，就是这个力量同样会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在现代世界中先进的国家，当我看到和接触到这个力量时，我怎能不低头呢？”　　

60年河东河西，今天的中国右翼所设计呼唤的“乡土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呢，看看王宏任们的文章吧。　　

（201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