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如何从意识形态上影响赫鲁晓夫的

张宏毅

  摘 要：美国一直企图改变苏联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承认只要斯大林在世，这种图谋就无法实现。赫鲁晓夫上台执政，被美国视为是从意识形态上对其施加影响的好机会，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把“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希望，寄托在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身上。从已经开禁的美国档案“美国对外关系”和其它相关的回忆录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承认，只要斯大林在世，他们就难以撼动苏联。如，1949年 4月美国驻苏大使馆一份关于“苏联意图的报告”认为，“苏联近期不会直接诉诸武力以反对西方，而指望有一个若干年的和平时期。” “在斯大林（领导）下，克里姆林宫策略高明而小心谨慎地对付任何面临的局势并且仔细地对卷入危险作出评估。对于这种情况，必须承认整个苏联政府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教义的构想而毫不动摇地推进其长期战略的”。报告还说明，斯大林的战略并不是放在军事扩张上，而是放在经济上，“斯大林的基本国际观念的表述是机敏的和权威性的。” 1949年7月1日美国国务院一份关于“苏联内部状况”的编号为4998的绝密报告多方面列举了苏联的成绩，正如1950年初美国驻苏大使致电美国国务院时所承认的：“苏联内政外交上成功的实实在在的证据可能愈加强烈和普遍地激起民族的骄傲感。正如许多俄罗斯移民因上次战争中俄罗斯的威力而明显地表现出欢欣鼓舞，任何一个苏联工程师或政府官员，这些人可能仅仅是口头上相信共产主义思想，也都将可能对他们的国家普遍赢得的威望和威力而相当满意……最紧迫的战后工业重建任务显然已经完成；五年计划可能提前完成；在许多被宣布的领域，包括原子能领域进展迅速；苏联无论如何都是当今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而他的领导人的言行都会在全世界引起反响”。这说明，苏联在二战后初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些成就是和斯大林的领导分不开的。他在当时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坚定地领导苏联共产党，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在短短几年时间就把苏联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当然，苏联在当时确也存在许多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如经济方针上基本沿用战前经验，缺乏应对新形势的新政策；骄傲与教条化倾向以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一言堂”日益严重；因过度警觉和缺少法制而造成对外相对隔绝和政治清洗运动的再起等，这些都为苏联日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但是，如果苏联党和政府坚持马克思主义，认真进行必要的改革，苏联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然而，赫鲁晓夫上台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对赫鲁晓夫，人们有多种评论。比如尼克松在与赫鲁晓夫接触后，做出如下判断：“我和赫鲁晓夫在所谓‘厨房辩论’中的相会，使我确信，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极权主义者。”“他粗鲁、未经琢磨、喝得酩酊大醉，在国际社交中显然是不相称的。报界曾以描写他闹饮作乐一事而取笑他，认为与斯大林相比，他不过是一个轻量级运动员，在位的日子长不了。”“他信仰共产主义事业及其胜利的必然性，但他只是逢礼拜天在理论的祭坛上做做礼拜而已。我很难设想他实际上是否读过马克思的三厚卷《资本论》。在这方面，他与斯大林不同，后者广泛阅读并写下了大量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书籍”。正是建立在这种看法基础上，斯大林逝世后，美国以赫鲁晓夫为重点，进行了一系列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演变工作。
    从现有材料看，这种工作在苏共20大以后更突出了。在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新的理论观点。在会议结束前夕，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实际上是全盘否定斯大林。
    一直关注着苏联事态发展的美国政府在获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表现兴奋。1956年3月2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会议，参加者有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和他的弟弟、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等。首先讨论的就是“来自莫斯科的激动人心的新闻，”即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艾伦•杜勒斯说，“‘秘密报告’的发表这一事件从隐性的和公开的两个方面为美国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去利用这一形势。斯大林一直是苏联主要的理论家。他一直是伟大战争中的英雄，并且25年来一直扮演苏联的独裁者角色而为人们所熟知。现在苏联将如何处理如此庞大的所有这些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这里还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斯大林的诋毁者都是多年在工作上与他十分接近的人。显然，要创立新传统是十分困难的。任何有关斯大林政策的问题现在都将被加以否定。最后，卫星国领导人现在怎么办？这些人几乎都是斯大林的工具。”艾伦•杜勒斯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对于美国都具有重要的政策上的意义。因此，它们应当得到最周密的思考。”按照他的说法，“赫鲁晓夫及其他领导人已经犯下了最为严重的错误”。
    艾森豪威尔总统同意艾伦•杜勒斯的判断。总统和国务卿约翰•杜勒斯都认为“这种事件对于美国而言绝对是有利的。” 1956年3月30日，美国情报研究机构推出《对斯大林的亵读》的报告。指出，“对斯大林的攻击已经产生了不信任、不确定性、混乱、困惑和愤怒。”而苏联领导人显然是“过于低估了”这种危险。根据对形势的估计，美国政府一方面决定在公开宣传上“采取低调，”以免让对方因警觉而团结起来，但又必须坚持“将破坏共产主义的可靠性规定为总的指导方针”。
    苏共20大以后，赫鲁晓夫为排斥异己，独揽大权，顺利推行他的改革，于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揭发、批判并清除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最终确立了他在苏共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高层的权力之争。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方面的一些知名人物频繁访问苏联，开始了以麻痹和演化苏联领导人为目的的工作。
    1955年9月初，美国州长史蒂文森访苏并与赫鲁晓夫会谈，同年10月初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埃里克•约翰斯通访苏与赫单独会见；1959年 5－6月美国前驻苏大使和前纽约州长哈里曼•艾夫里尔访苏与赫单独会见。他们都受到赫鲁晓夫极为热情的款待。所谈内容涉及美苏关系、苏联问题。东欧问题、华约与北约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等广泛的问题。在会谈中，赫鲁晓夫吹嘘说，“5至7年时间，我们将比你们（美国）更加强大。”“如果我们在未来5——6年内将300亿卢布用于发展弹道导弹，我们就能摧毁美国和欧洲每一个工业中心。300亿卢布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大数。……而摧毁整个欧洲和美国只需花费我们300亿（卢布）。”他还多次说，“共产主义要埋葬资本主义”。如果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到了赫鲁晓夫那里却不止一次地被歪曲成“共产主义要埋葬资本主义”这种非科学的、甚至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妖魔化的表述，正是西方资产阶级求之不得的。他们正可以由此而在全世界持续不断地掀起反共浪潮，从而孤立世界社会主义和民主势力。
    美国来访者一再宣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给了前殖民地很多好处，包括“教给这些地区人民以自由和独立的思想”；并指责“共产主义外部阴谋势力”进行的革命；他们还提出要求苏联取消新闻检查制度和停止干扰“美国之音”的对苏广播等。赫鲁晓夫留给这些来访者的印象是“虚张声势”，“鲁莽而言不可信，”但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做工作的对象，因为这些美国来访者得出的一个深刻印象是，“赫鲁晓夫和苏联统治集团的整个动因是感到自己处于劣势而想要争取跟美国平起平坐，”只是对于西方并无真正的“了解”。正是出于帮助赫鲁晓夫加深对西方的“理解”的强烈愿望，史蒂文森“尝试着建议邀请赫鲁晓夫访美”。而赫鲁晓夫也两次向约翰斯通表达了他“对访问美国感兴趣”。他告诉约翰斯通说，“我喜欢那个人（指艾森豪威尔总统）。……我愿意坐下来与他交谈……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一名军人而不是资本家。”会谈后约翰斯通立即向美国政府提议，要抓住机会，邀请赫鲁晓夫访美。他表示，只有让赫鲁晓夫在这儿待上足够长的时间去说服他，才能克服他过去形成的各种各样错误的印象。
    1959年8月3日美苏两国同时宣布：艾森豪威尔邀请赫鲁晓夫在同年9月访问美国；赫鲁晓夫邀请艾森豪威尔秋后到苏联访问。据赫鲁晓夫回忆，当收到艾森豪威尔的邀请时，“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看来美国已经把苏联当作平等伙伴了，“我们最后迫使美国承认了与我们建立更密切关系的必要性。”他甚至说，“邀我到戴维营和艾森豪威尔相处几天是对我极大的尊敬”。
    当时艾森豪威尔想就苏美关系、柏林问题和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权利问题、裁军、核试验和相互接触等问题与赫鲁晓夫进行谈判。但他有言在先，对于柏林问题和美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权利问题，美国“是寸步不让的。”而且艾森豪威尔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向对方施加心理上的影响。正如艾森豪威尔当时对国会领导人所说的，“我要做出一番巨大的个人努力，以便在卸任之前把苏联领导人哪怕软化一点点。”
    1959年9月14日赫鲁晓夫启程访美。同行的除外长葛罗米柯外，还包括赫鲁晓夫的妻子人子谢尔盖、女儿尤莉冈塔尔和拉达•阿朱别伊以及女婿A•I•阿朱别伊（《消息报》主编）等。尽管赫鲁晓夫一路上到处宣传共产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公开表态中，也处处在捍卫苏联形象和国家利益。但看得出来，他越来越惊叹于当时美国的发达和富有，羡慕美国人高水平的生活。在谈到国家问题时，他公开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定阶级分析，说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废除国家，“因为国家是压制人民自由意志的工具，”“军队也是在压制人的个人自由的工具，最后，警察以及法庭都将被废除。”这种说法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毫无共同之处，反而向西方资产阶级提供了可以用来攻击社会主义的方便口实。谈到战争与裁军问题，给美国官员的印象是，“赫鲁晓夫先生比任何人都更害怕战争”。
    有关赫鲁晓夫此次访美，美国方面专门写了《关于赫鲁晓夫访问的报告》。报告指出，访问开始时，赫鲁晓夫或赞扬苏联制度、预言共产主义将在世界范围内和平取胜，或批评美国（贸易歧视，俄国革命后干涉苏联内政等）。但随着访问的进展，“他对美国的成就的承认变得更加慷慨。”他不仅承认美国的成就，而且认为美国人民和他们政府之间没有区别。报告作了这样一个估计：“尽管赫鲁晓夫原先表示他从电影上和大量阅读中已经了解了所有有关美国的情况，但有理由可以推测，我们的生产能力，高生活水平，民众的团结等等已经给他造成了影响。”报告还认为访问满足了赫个人的虚荣心，“他可能完全有理由感到满足了。……他向他自己的人民和世界上其他人显示，他被美国承认和尊敬为一个世界伟大强国的无可争辩的领袖。”“赫鲁晓夫通过此次旅行，可能已经使他作为与西方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和平缔造者而成为苏联英雄。”显然，美国有计划地通过邀请赫鲁晓夫访美，不断地向他做“思想灌输”工作，在这个本来就不坚定的共产党领导人身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让赫鲁晓夫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由并不真信到背叛的过程。
    如何认识价赫鲁晓夫彻底思想演变的后果，需要随着历史的推移逐步深化。这里试谈几点不成熟看法以就教于同行。
    第一，“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成为苏联领导人的基本信条。赫鲁晓夫鼓吹苏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决定性作用，企图实现两国的“全面合作”。1961年9月赫鲁晓夫说，苏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赫鲁晓夫力求维护苏美两国的核垄断，阻止其他国家建立自己的核自卫力量。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仍坚持这一路线，并在世界范围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这些做法，既严重威胁世界和平，又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由此也拖垮了苏联经济，最终给苏联的生存带来致命的威胁。
    第二，使苏联社会开始了“和平演变”的进程。赫鲁晓夫访美后，在对美国资本主义本质的看法上，在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上，在对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解释上，都实际上日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滑向了民主社会主义。这就不能不在苏联社会中造成严重的误导和思想上的混乱。应当说，在列宁、斯大林时期长期教育的基础上，苏联人民直到上世纪、60年代还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据苏联《共青团真理报》20世纪60年代初在全国青年中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青年一代所具有的最明显的特点是，坚定的目的性，生活积极性，乐观主义，而这些都被‘每日为共产主义腹想而工作’所加强。”但是，自赫鲁晓夫起，盘否定斯大林、丑化十月革命、丑化社会主义国家到鼓吹美苏合作、大国沙文主义、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在1961年苏共22大上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等等，这一系列做法和宣传鼓动都在做着同一件工作，那就是从意识形态上瓦解苏联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其在内政上随心所欲的改革，也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实事求是的改革，毫无共同之处。从而不断地招致失败和社会灾难。以至于在苏联社会中“逐渐形成了对于改革的疲劳综合症，向往稳定和秩序。”而这又成了后来苏联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拒绝作认真改革的方便借口。
    第三，培养了戈尔巴乔夫等一批民主社会主义者和苏联的掘墓人。戈尔巴乔夫等人之所以具有一整套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并得以顺利上台，与赫鲁晓夫机会主义路线的培养和提拔是分不开的。赫鲁晓夫执政时，戈尔巴乔夫还只是个大学生和初出茅庐的年轻干部。据记载，戈尔巴乔夫正是在听了赫鲁晓夫20大秘密报告后开始形成其“政治个性”，而在“5年之后，在苏共22大上”便把这一个性“固定下来”了。实际上赫鲁晓夫时期培养了一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崇拜者。正是他们把一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把苏联引向了解体。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不妨先引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1945年一次演说中的话。在这次演说中他明确提出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他说，“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为了做到这点，艾伦•杜勒斯主张不惜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把苏联社会上一切卑劣的东西“神圣化”，使头脑清醒的、忠于社会主义的人变成少数，被“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他说，“我们要把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这段话被苏联前总理、《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一书的作者尼•伊•雷日科夫在该书一开头所引用。雷日科夫说，“40年后，一切果然这样发生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消灭苏维埃国家的目标果然完全实现了。不过，我当然绝不会以为，这样一个大国的悲剧性解体能够仅仅发生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之下。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队’，而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么样。这只要回想一下俄罗斯千百年来的历史，包括卫国战争那悲惨的时光和最后的胜利结局，就可以一目了然”。
    苏联解体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突出说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将自己的事业推向前进，就要坚决抵御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图谋，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干部具有特殊意义。恩格斯指出：“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恩格斯这段话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一，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人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它；二，在研究过程中要与旧世界观的传统划清界限；三，努力向广大群众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教育；四，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加强共产党的建设和领导。这些思想对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来说，具有极端重要性。只要培养和造就出千百万马克思主义接班人，社会主义事业就大有希望。
  （《环球视野》2010年9月16日第311期，摘自2010年第7期《高校理论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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