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评杨继绳的《通谓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　　

　 　

　 　

最近，有人在天涯社区又搬出了杨继绳这篇旧文。细看之后，有几个问题，觉得很有必要一驳。　　

　 　

　 　

一、   混淆是非，以通渭代全国　　

　 　

杨继绳此文的标题定为“通谓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问题是通谓的，可他祭的是大跃进是全国的。以通谓代全国，很不地道。　　

首先，谁也不能否定，“通谓问题”，只是一个个案，我国的县级行政区划数以千计，一个两个或几个“通谓”绝对不能表示全国就等于“通谓”。杨继绳的这一篇本应是对通谓县的《祭》变成了对整个中国的“祭”，就像某家死了一个人而旁人以其全家遇难为“祭”一样，十分的荒唐。如果这种情况轮到了杨继绳的家，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欣然受“祭”？　　

　 　

其次，稍有正义感和是非观念的人都知道，大跃进的性质绝对不等于“通谓问题”。通谓问题是共产党内某些人的官僚主义摧残民生造成的恶果，其中带有很大的故意成份（应有天灾因素），而大跃进，无论是否取得成就，其立足点却是推进和改善民生而不是摧残民生。何况，大跃进时期，除了短暂的“全民炼钢”造成了一定损失外，其他如交通、厂矿、农田水利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尽管有些人拼命在抹杀它的成绩，但是，它留下的无数水利工程、公铁路线、厂矿桥梁等“硬件”至今都还在发挥作用创造效益。无论谁都抹杀不了的。　　

　 　

如何正确地看待“大跃进”？我们应该好好地向先人学习。　　

李冰主持兴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受到我们的一代一代先人的崇拜和纪念，也包括了今天的我们自己。但整个工程并不是李冰的一己之力完成的。它依赖的是百姓之力。也就是说，李冰必须征调民力！而且可以肯定，在生产力生产工具十分落后的当时，李冰必须征调大量的民力！而且，还可以肯定，对于征调的民夫不会有按劳取酬的月工资，全是以徭役的形式征调的；而且也可以肯定，对于民夫，绝对没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休礼拜天等人性化的管理；而且，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劳累及其他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肯定也不可避免！如果，要将这些情况作个全纪录，说不定也可以造出一座“墓碑”来的。但是，当时的人们懂得，李冰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百姓而不是自己。所以，他们把“碑”的成分全部抹掉不“祭碑”，而只取了“利”的部份并“赞利”，将一个完美的李冰形象留在了后人的怀念里。　　

即使是秦始皇罢，我们也必须分清“赞祭”。同样是徭役，但对于他的修驿道却只能是赞，而只能对他的修坟墓修宫殿表示“祭”。　　

在大跃进的问题上，杨继绳正好反其道而行之。他只取其弊而弃置其利！将是非完全颠倒，以利为“祭”！ 化利为弊！　　

　 　

　 　

二、      自我标榜，杨继绳的“功臣”身份可以休矣　　

　 　

杨继绳在在文中写道：“通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除了高层以外，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通过多方努力，我终于弄清了解被掩盖40多年的真相。”　　

　 　

这些字里行间，我们看到，杨继绳在恬不知耻的标榜自己！好像没有他的“努力”，就不会有一个人知道“通谓问题”，也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揭露了这个真相，才为人民争到了这个知晓的权利。　　

　 　

果真如此吗？不是的。　　

先说所谓的“严密封锁”。你杨继绳应该没有孙悟空的千变万化，没有本事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做戏。你是凭什么本事打开这个“严密封锁”的？能由你这个没带长的普通新华社记者“通过努力”打开的“锁”，怎么能称得上“严密”！　　

　 　

事实上，当时的党中央毛主席对诸如信阳、通谓这样的问题，不但给予了高度重视进行了及时的妥善的处理，也进行了公开的大张旗鼓的讨伐整顿，并没有刻意进行“封锁”，更不存在什么“严密”！　　

　 　

杨继绳在本文也对当时的整顿情况作了表述，说明了通谓问题并不是只有高层知道，还有很多人知道，并没有严密封锁的。　　

文化革命中，大饥荒饿死人的问题作为对走资派批判的材料更是被造反派翻了个底朝天。通谓问题当时批过没有我不知道，但湖北省的“饿死人”问题，我在一些大学的学报上是看到过批判的（算的是王任重的账）。　　

　 　

杨继绳刻意将这个问题神秘化，无非就是标榜自己：与“无道”和“邪恶”斗争，我是勇士第一！　　

别玩这种自勋自授的把戏了。　杨继绳　先生。你的“功臣”身份，可以休矣。　　

　 　

揭开饿死人真相批判饿死人问题的，首先是共产党自己。如果不是共产党自己的揭露批判整顿，这个问题肯定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甚至还有可能继续蔓延，有可能一直蔓延到今天。　　

其次，还有当年的造反派作过坚决斗争呢，这“功劳”，怎么轮得上你！　　

　 　

　 　

三、   难以置信，对杨继绳此文的一些质疑　　

　 　

通谓问题，是一个早已作过处理且再未复发的历史问题。杨继绳要整出这段历史，也无可厚非。但记述必须客观、真实，不允许夹带任何个人意气。通观全文，发觉杨继绳个人意气很浓，极大地降低了本文的可信度，使得我们对一些问题不能不给以质疑：　　

　 　

1、          夸大数据，“饿死三分之一”　　

　 　

杨继绳下笔点睛，文首即说：“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　　

　 　

接下来：“而1961年实有人口只有201255人，比应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32.8%。”　　

　 　

再接下来：“他们说，通渭县向中共西北局汇报的数是缩小了的，实际是饿死了三分之一。”　　

　 　

上面这三个“三分之一”，前两个是接近三分之一，第三个是“实际”三分之一。 三个“三分之一”的第一和第三都是指的“饿死人”数，而第二个则是指的“减少人”数。　　

　 　

由此可见，杨继绳和“他们说”的那些“他们”，都是在随口乱说，并没有一个定准。“他们”将“减少人”当成了“饿死人”，杨继绳则将“减少”与“饿死”这两个性质和内容截然不同的概念搅和到一块乱说一气。一时是“减少人”，一时又是“饿死人”。　　

杨继绳的“饿死和减少三分之一”又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杨继绳按照工农业生产的目标计划管理为通谓县的人口生产制定了一个目标管理计划。制定这个目标计划的依据非常简单，只有两个参照数据，即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2.67%和1958年的平均人口276742人。目标管理要求通谓县的人口生产在1958年的276742人的基点上每年递增2.67%，在1961年达到299506人，以证实他那个 “饿死三分之一”的“真理”。　　

　 　

其次，在通谓县未完成目标计划“欠产”98251人的情况下。杨继绳不卖这个账！因为他搞的是“承包”制，“欠了产”他也要“人” ！这样一来，就催生出台了一个“应有人口”项目，即应该有这么多人，即通谓县“应有人口299506人”。应有而实际没有，应有与实际的差额便是饿死的人！　　

　 　

杨继绳的“通谓人口饿死三分之一”的结论就是按照这个荒唐透顶的计划管理目标“统计分析”得出来的。　　

　 　

我们知道，决定增长率的要素是出生率和死亡率，而影响“两率”的客观条件是多方面的。就出生率而言，生活条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饿死人达到三分之一的恶劣生存条件下，可以说，不会有几个孩子出生的。因为没有几个人有生育的能力。可是，在杨继绳的目标计划管理下，不但饿得奄奄一息的人要保证完成他下达的任务，就连那饿死的三分之一也不能例外，死人也必须为杨继绳生“活人”，以保证杨继绳有足够的“三分之一饿死人”！　　

　 　

还有更荒唐的：直接将活人当死人！由他自己翻出来的通县文件上所载的“外流11940人”不能作数，外流人员被他直接转化成了饿死的人，纳入了三分之一的饿死人之列。　　

　 　

　 　

2、发明创造，“引病代死”　　

　 　

杨继绳在本文中有一个发明创造，这就是“引病代死”。所谓“引病代死”，就是将“病”字带上引号表示“死”。　　

　 　

他说：“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人。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杨继绳将“病”带上引号表示“死”。如果县里作的是文字指示，虽然也可以“引病代死”。但如果不作个注释，那就很难保证不会有活埋病人的情况发生！本人深信这样的文字指示不会有。如果杨继绳说有，那就请亮出证据：原文件或复印件！　　

　 　

如果这个指示是县里口头传达的，杨继绳首先就得告诉大家是谁开的这个尊口？ 其次还得介绍一下这位开尊口的是怎样将“病”字也在口里打上这个引号的！要知道，少了这个引号的“病一个埋一个”的指示肯定会把全县所有的病人包括大病小病重病轻病的人统统埋掉的！　　

　 　

再就是这个指示的实际意义何在？你把“死”说成是带引号的“病”，人家就相信“死”不是死吗！不死为何要埋呢？不死谁敢埋？这是罪加三等的事！　　

　 　

“指示”还有一个执行问题。如果通谓成立了由财政拨款发工资补贴的专业埋尸队，县里的指示可能还有几个人听。如果没有专业埋尸队，那就是向全县的老百姓作指示了。已经饿死了三分之一剩下的这些时刻面临死亡的百姓，还有谁听你县里的这狗屁样的“指示”！　　

　 　

这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绝无可能执行的所谓指示，即使是马大哈当县长也不会作出来的！能作出这样指示的，只能是杨继绳自己。 　　

　 　

那个把埋人说成是“打扫卫生”的“指示”，同样荒唐！更加荒唐！掩埋死人用“打扫卫生”发话，这话该怎么说？埋一个死人是叫打扫一次卫生还是叫打扫一个卫生还是叫打扫一遍卫生！　　

可以肯定，傻瓜也不会说出这样的傻话，亏这个杨继绳也想得出。不过，偏偏那个吃人肉却又没有不准说的指示。我看也得补上一个：不准讲吃人肉，叫吃卫生！　　

　 　

　 　

3、弄巧反拙，通谓问题应有天灾因素　　

　 　

对于通谓饥荒发生的原因，杨继绳全部归结为人祸，只字未提自然灾害的作用。可是，当着中央省地采取积极补救措施结束了通谓的灾难以后。杨继绳却一反常态，搬出了气象因素说事：　　

　 　

“而真正解除饥饿的是1962年的好年景。《通渭县志》记载：‘是年，风调雨顺，夏秋作物全面大丰收，缓解了全县人民的吃问题。’”　　

　 　

为什么杨继绳忽然想起了“气象”？因为他在本文中一再叫嚷中央和省地派出的整顿工作组“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反右”这个名词对于他来说是一付很伤肝肺的毒药。可是，通谓饿死的问题客观上却在“反右倾”中被克服而扭转形势了。这不就成了“反右倾”的一个成绩和功劳吗？　　

　 　

把功劳算在“反右倾”上，杨继绳当然不能答应，“风调雨顺”的气象资料在这关键的时刻正好帮了他一个大忙！气象资料在配合他说：“这不是‘反右’的功劳，这是天老爷的功劳！”　　

　 　

不过，杨继绳却没想到，弄巧反拙，气象资料也在这里帮了他一个倒忙。人们透过“是年风调雨顺”，还可以探测出另一个信息：“不是年”即去年前年的气象情况，肯定不会是风调雨顺的。如果也是风调雨顺，杨继绳绝不会有这么傻，竟然会不搬出来助上一阵：去年、前年风调雨顺，就是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通谓县饿死了三分之一的人！　　

“风调雨顺”在这个问题上所具有的能量，可以说不亚于一颗原子弹。　　

　 　

杨继绳没有搬出去年前年的“风调雨顺”来，至少可以肯定，去年前年的“风调雨顺”不存在，不存在“风调雨顺”就意味着有天灾，可能是小灾，也可能是大灾或是重灾。我没有能力查阅到通顺县当年的气象资料。如哪位网友有此能力，请帮忙罢。　　

　 　

　 　

4、言辞夸张，用小说笔触述“史”　　

　 　

“会后，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见什么拿什么，连妇女的针线包也拿走了。”　　

　 　

上面是杨继绳对通谓县“搜粮行动”的一段记述。说确切点，是描述。基本上都是带着夸张的泛泛之词。其中的“挖地三尺”与“连妇女的针线包也拿走了”，可以说是夸张到了极至。是谁在哪家“挖地三尺了”？是谁在哪家“把针线包都拿走了 ”？可以肯定，杨继绳并没有掌握什么真凭实据。也不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挖地三尺就不用说了。“拿针线包”也荒唐得很，有权来人家搜查的，会在乎一个不值几分钱的针线包！　　

　 　

下面是关于通县“酷刑”的描写：　　

“在搜粮食过程中，对群众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　　

“在这些斗争中，对被斗的干部群众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里埋人、打夯、拔胡子等120多种。”　　

　 　

如果他用的是“多种残酷的刑罚”，也还勉强说得过去。“各种残酷的刑罚”就夸张得没有边际了。“各种”是“所有的”之意，也就是说，世上所有的酷刑每一种都用上了。　　

　 　

可能是他自己发觉“各种”难以服人的缘固，所以，在下面改用了一个具体的概数：120多种，并列出了五种刑名。仅仅列出了五个刑名的“120多种酷刑”能不能令人信服？我以为还是不能的。虽然我们不能要求在一篇短文中将120多种酷刑名称、具体施刑方法等内容全盘托出，但起码你必须交等一下“120多种酷刑”的出处，是来自于《通谓酷刑志》还是另外什么《酷刑志》？反正120多种酷刑的内容和使用情况是足可以编写出一本《酷刑志》来的。　　

　 　

下面是对“人吃人”的浓墨重彩描写：　　

“因为村里吃人肉的不少。”　　

《金桥路漫》，这本书是用县档案馆的资料写的，还访问了很多当事人，书中记录了很多人吃人的事件。　　

“当时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　　

　 　

用了几个“不是个别”、“很多”、“不少”的形容词描写还不过瘾，又来一个高度“艺术”的修辞手法把人吃人的严重现象夸大到了极至：　　

　 　

“那时人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　　

　 　

这句话有很大的随意性。“那时人”是泛指，没有界定范围为“那时的几个人、那时的一部份人、那时的一些人”。因此，它表示的可以是那时的所有人！　　

　 　

如此重大的人吃人问题，杨继绳竟然将吃人者以“那时人”代替，我们不得不佩服杨继绳的敢想敢说的大无畏精神了。　　

　 　

那时人真是这样的吗？那时人饿急了，提着篮子出去不是想去挖野菜，也不是想着去刮树皮，一心想的就是找路边的死尸割肉！这种现象，只有在路边的死尸多于野草、树皮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没有比较固定的尸源，谁也不会一饿急了就想到寻尸割肉。　　

　 　

路边有那么多可供人寻的尸源没有？我以为是绝对没有的。那时人，请恕我也用“那时人”了。那时人一是活动范围窄，从事耕种的都在自己生产队这片小天地里活动；那时人二是活动都有组织性。被征调外出劳动的都是实行的军事化管理。所以，像今天城市路边经常出现的找不到主的死尸少见而又少见。即使饿死了三分之一，也还有三分之二的活人嘛。哪有可能出现有主的死尸丢弃路边不埋的情况。一个生产小队也就百几十个人，哪怕一天之内饿死了三分之一，活着的平均两人埋一个，草草的掩埋，一天时间也就解决问题了。何况这种情况绝对没有发生过。　　

　 　

可见，在路边寻到尸体割肉的“机率”很小很小。小到接近于零！所以，饿疯了的人提篮到路边寻尸割肉的现象，我以为是很不真实的。　　

　 　

再看：“他说，1959年秋天，他们（工作组）来这里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　　

　 　

这种遍地皆是的饿殍和“准饿殍”混在一起的惨况，应该也是一种极度夸张的描写。前面已经说过，即使三分之一的人同一天饿死，也不会出现无人收尸的情况。　　

　 　

还有：“工作组给还活着的人灌汤抢救。当时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　　

　 　

这像什么话？工作组的人怕被饥民吃掉去！工作组凭什么要怕！杨继绳的笔下也只有吃死人的事而没有吃活人的嘛。即使有吃活人的也不可能在大岁头上动土吃“工作组” ！　　

　 　

5、居心不良，剑指毛主席　　

　 　

通谓县委书记席道隆在杨继绳的笔下，一方面是一个“丑话说尽坏事做绝”的祸害人民的人。而另一方面却又是一个为杨继绳深表同情的受害人。杨继绳既做歹又做好。一边对他声讨，一边为他辩护！说出了“通渭县委这么做，是上级逼出来的”的混活。　　

真是上级逼出来的吗？上级的“逼”应该是“一视同逼”的，不会专门逼他一个。可是，事实上甘肃就“逼”出了一个席道隆。为什么只逼出了一个席道隆！可见有“逼”也好，没“逼”也好，主要还是个人的主观起作用。　　

　 　

有没有上级在“逼”？我认为“逼”也不大。“县里向公社下达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这是席道隆在逼公社干部。可有谁用“提头来见”逼过席道隆没有呢？没有！　　

明明是席道隆这个上级在逼公社，可是，杨继绳却说成是上级在逼席道隆。　　

　 　

这个“逼”的上级是谁？杨继绳没有明言，文中多次委婉道出来的是中共中央和毛主席。　　

他的此文是祭大跃进，而大跃进又离不开人民公社。大跃进是谁弄出来的继承认为不是中央决议的，而是毛主席号召出来的。在简单地介绍过席道隆和县长田步霄以后。杨继绳写道：　　

　 　

1958年，他们响应毛主席“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把全县原有的169个高级合作社合并为14个人民公社，全县为一个联社。在一个月之内办起了2759个食堂，男女老少都得到食堂吃饭。农村管理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通谓严重的饿死人问题就是在“响应毛主席号召”这个前提条件迅速暴发出来的。　　

将责任追溯到毛主席的文句还有多处，不一一细列。　　

　 　

　 　

四、质疑数据，是扩大还是缩小　　

杨文写道：事过五年以后的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县委才就此事件写出报告：《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个报告称：“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　　

　 　

这里的饿饿死60210人比杨继绳的饿死人计划目标98251人少了30041人。不合其意。于是，　2000年8月9日　，杨在通谓县召开老干部座谈会上，寻找老干部的“支援”。工夫不负有心人，杨继绳如愿以偿，　　

　 　

“几位亲历者讲述了当年的惨状。他们说，通渭县向中共西北局汇报的数是缩小了的，实际是饿死了三分之一。当时，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大量尸体没有人掩埋。”　　

至此，杨继绳的“三分之一”论便大功告成了。　　

　 　

看起来，通谓县这个报告里的数据特别是死人数据，在杨继绳和几位老干部眼里都是很不真实的了。其中的外流11940人，杨继绳还找到驳倒的数据：“据资料记载，1960年2月外逃未归人口只有3892人。”　　

　 　

既然如此，这些数据还真有可疑之点，不足为信。那么，我们不是也可质疑质疑嘛。我的认识与那几位老干部的认识相反。我认为：数据可能被夸大了。　　

　 　

理由一、少所不可能，没有必要少报。因为中央并不忌讳而是非常正视这个问题，不但当时进行了严肃处理，五后后还要求通谓就此问题作出汇报。这是一种十分认真的态度，而不是今天流行的“做秀”。所以，它需要的是客观的真情实况。所以，实报无需承担风险。而少报一旦查出，性质是类同瞒报，要承担故意隐瞒不报的风险。　　

　 　

理由二、此时的席道隆及其同伙均已下台。对于继任领导来说，不存在来自席道隆方面的任何压力。而且，前任的问题愈多愈大愈严重，继任领导愈好开展工作愈能体现出工作成绩。从这个角度分析，继任领导夸大饿死人数据不是没有可能的。　　

　 　

理由三、 继任领导很可能就是倒席者。如果是，夸大饿死人数据就成了必然。就像杨继绳为攻击毛主席要拼命夸大饿死人数据一样。那几个亲历的老干部所说的“实际是三分之一”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杨继绳将外流的人以及三分之二的“准饿殍”生的人和三分之一的饿殍生的人全部凑到一起，也只凑出了一个接近三分之一。可这几位老干部仅仅凭着“亲历”两个字一出口就是“实际是三分之一” ！要知道，即使你“亲历”了几万饿死的人，也不等于你就有资格“亲历”了70%，有资格“亲历了三分之一”！　　

　 　

理由四、杨继绳的此文应是一面之词。在他调查的时候，当时的责任人很多都还健在，席道隆也还健在。但是，我们没有听到他们对这个问题发出的声音。杨继绳为什么不听一听他们声音？　　

　 　

如果杨继绳听取了他们的声音，那就可以肯定，他们的声音是与杨继声不太合拍的声音。如果与杨继绳的声音完全合拍。聪明的杨继绳一定会将他们的声音录下来交给听众。因为，他们对杨继绳的赞同声可以消除任何人对杨继绳此文的任何质疑！　　

事实上，杨继绳不愿意这样做。他在文章结尾时写道：　　

2000年，作者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从地区水利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在家养老；2005年作者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已去世。　　

　 　

非常遗憾，杨继绳给了质疑者一个死无对证！　　

　 　

附文：

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
杨继绳
 
2008年第10期 炎黄春秋杂志
 http://www.yhcqw.com/html/cqb/2008/1010/0C0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