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医楷模】　　

　 　

　　

　 　

　

　 　

心中升起红太阳　完全彻底为人民　　

——记甘肃临夏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赤脚医生”郑有禄　　

1968.11.09　　

　 　

在甘肃省临夏县红星公社，有一个深受群众爱戴的“赤脚医生”——郑有禄。这个旧社会的放牛娃、一字不识的贫农后代，只在公社保健员训练班学习过十五天，但是，他凭着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颗红心，凭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凭着对贫下中农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几年来为贫下中农治好了不少疑难重病，成了当地贫下中农的贴心人。当地的贫下中农说：“我们离不开小郑”。这就是人们对他的工作的崇高评价。　　

三十岁的郑有禄，从一九六三年调到公社卫生所以来，为了给贫下中农治病，不管刮风下雨，白天黑夜，翻山越岭，跑遍了全公社贫下中农的各家各户。有不少外公社的病人，也跑来找这位一心为着贫下中农的“赤脚医生”。从一九六五年到现在，他先后为六个公社的二千八百六十四人看过病，到外公社为六百多名病人出诊过。这个公社的卫生所，最初只有郑有禄一个人，现在也只有三个人，设备简陋，缺医少药，但几年来，已经治好了各种重病号八百多人。　　

心里想着毛主席　革命路上无阻挡　　

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郑有禄接到一个通知：党送他到公社保健员训练班去学习。这真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事。他想到，在旧社会，全家祖祖辈辈没有进过学校门，自己也是一个大字不识，现在党要送我去学医了，我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好好学习，好好为咱贫下中农服务，来报答毛主席的恩情。于是，一进训练班，他就拼命学，拼命记，不识字，他用墙上的标语当课本学认字，用蜡笔打记号学认药名。学了十五天，他被分配到临夏县别藏地区卫生院当保健员。在那里，做饭、扫地、洗衣、打水、煮针，什么杂事他都干。可是，在院里当大夫的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歧视他，骂他是“不是学医的材料”，等等。他向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想，让贫下中农学医，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贫下中农的信任，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要给毛主席争气。他拿出了贫下中农顽强的革命精神，努力学习，积极工作。终于，他通过实际工作的锻炼和同志们的帮助，逐步战胜了识药、诊断、针灸和动手术中的重重困难。　　

在一九六○年，大叛徒刘少奇和他在临夏县的代理人，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砍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许多保健员被迫回了家。这时有人对郑有禄说：“你一个糖萝卜钱也挣不下，当个保健员还不如回家喂上一窝鸡”。郑有禄想着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教导，想着许多无法进城治病的阶级兄弟，坚定地回答说：“毛主席的恩情不能忘，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决心不能变，我要坚决地干下去。”　　

在一九六五年，有个患肝部部位脓肿已经一年多的病人，来公社卫生所要求动手术。这时正好有个外地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出差来这里。这个医生看后对病人说：“你的病情很重，这里没有条件治，把你介绍到外地去看。”但是，贫下中农那有那么多的钱到外面大医院去看病，病人焦急地要求本地的“赤脚医生”看看。可是，当郑有禄刚要过去看时，没想到触犯了那位医生的尊严，他对郑有禄大发脾气，说什么“你这样的卫生所，能看这样的病吗？你凭什么条件动手术？出了问题你负责任！”说罢就扬长而去。郑有禄没有理睬这一套，他重温了毛主席“从战争学习战争”、“干就是学习”的教导，决心要把这位阶级兄弟的病治好。没有手术室，他把自己的住房当手术室，没有手术刀，他找别的刀代用，他以“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的精神，终于顺利地完成了手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位贫下中农的重病治好了。接着，红星一队的马鲁给亚、小沟八队的马法图玛患的深部肌肉化脓组织炎，也都由“赤脚医生”郑有禄在这个设备简陋、被外地大医院来的医生认为没有条件的小小卫生所里给动手术治好了。　　

永远忠于毛主席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郑有禄从心眼里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第一次认的字是“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第一次学习的毛主席著作是光辉的“老三篇”。　　

他常想，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普天下劳动人民的解放，也没有我郑有禄。毛主席把我从火坑里救出来，我要永远忠于毛主席，“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在卫生所的工作中，只要能为人民节约一分钱，他就节约一分钱。　　

有一次，领导上要郑有禄到临夏市取药，临走时给他一元五角钱的路费。从他工作的卫生所到临夏市，来回一百多里，他来回都是步行。回来的时候，背了四、五十斤重的药品，走到半路天黑了，又乏又饿，他就在路旁茶铺的房檐底下过了一夜，第二天回来，把发给他的路费原数退给了公家。他说：“背药也是为人民服务，我不愿意花这个钱”。几年来，他们卫生所从城里领药，都是他和其他同志背回来的。　　

郑有禄活学活用“老三篇”，为人民服务做到了“完全”“彻底”。他把贫下中农的病当成自己的病，把贫下中农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　　

他看病不分上班时间或下班时间，贫下中农看病的时间，就是他上班的时间。不论白天黑夜，任凭山大沟深，只要听说贫下中农有急病，他背上药箱就走。他不怕累，不怕苦，不怕脏，不怕死，全心全意为阶级兄弟服务。有一次，卫生所一下来了三个患中毒性痢疾的小孩子，其中一个小孩体温已经烧到四十一度，瞳孔散大，家属急得直哭。郑有禄给病人打了针后，叫他们回去吧，怕有危险；叫他们住下吧，光病人就是三个，还有带病人来的家属。怎么办呢？他想起了毛主席“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的教导，就叫三个病人都在他的炕上住下。他白天黑夜给三个病人轮流输液、打针、吃药，又当医生，又当护士。病人家属害怕把他的被褥弄脏，就卷起来。郑有禄说：“这是毛主席给我的被，要让它为病人服务。”他又亲手把自己的被子盖在病人身上。他连续护理了三昼夜，三个病人脱险了，他又一个一个地把病人送回家里。就这样，他的炕经常让给病人甚至传染病人住。打针吃药花钱多，针灸少花钱或不花钱，效果好，群众最欢迎。郑有禄就从一九六五年开始学针灸。他怕自己的功夫不到家，病人受痛，就在自己身上先试验，直到掌握了针灸技术，才开始给病人针灸。铺川公社何家生产队，有一个五十八岁的老贫农，患全身风湿性关节炎，腰展不开，郑有禄给这个老贫农连续针灸了一段时间，把他的病治好了。这个老贫农感激地说：“我在旧社会扛了一辈子长工，病了不如一条狗，今天得了这个病，一角钱不花治好了，这是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一九六五年以来，郑有禄一共针灸三千二百多人次，治好了很多人的病，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　　

有一天晚上，郑有禄刚看完病回到卫生所，人们就告诉他西山上一个社员患急性胃炎，叫他快去看看。他一听，赶忙把保健箱一背，就急急忙忙往外走。出门时使劲一关门，门上一块砖掉下来，把他打昏了。　　

直到两个社员把他扶起来时，他才知道头被打破了，血流了一脖子。他叫社员替他剪掉头发，自己用纱布包好，但头又痛又晕，他怕去不成了，就坐下来休息。这时，他想起了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受到巨大的鼓舞，立即站起来向西山上走去。他怕自己一个人晕倒在山上误事，就请一个社员陪他去。当他给病人看病时，病人一看郑有禄那个样子，吃惊地说：“你的病比我还重啊！”　　

硬要留他住下。可是郑有禄考虑到卫生所里没人，怕误了给其他病人看病，就又赶了回来。　　

有次，郑有禄去替马场弯的老贫农秦云看病。秦云患全身淋巴结核，浑身脓血噗哧噗哧的，整整四年不能起床。郑有禄一见病人的样子，怕看不好，安慰了老贫农几句就走了。走到半路上，他打开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说：“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他一路想着毛主席的教导。回到卫生所里，晚上睡不着，他总觉得今天给老贫农看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郑有禄想了一夜，第二天他又来到了那位老贫农家里，对老贫农说：“你的病我一定要给你看好，看不好，我就对不起毛主席。”从此，他不论多忙，每天都坚持去给这位老贫农看病。白天没有时间，晚上摸黑也要去。有天晚上，郑有禄走到半路上，下起了大雨，又是闪电，又是打雷，倾盆大雨直往他头上泼，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路上的积水成了河。郑有禄在泥水中看不清路，就乘闪电亮一下，跑一节。就这么一节一节跑到了病人家里。郑有禄给老贫农一连看了七十多次，整整躺了四年的老贫农秦云，终于能行动了。他抓住郑有禄的手说：“我没有儿子，可是你比我儿子还亲。”老贫农对着毛主席像又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郑有禄为贫下中农治病，一颗心全在病人身上。一九六七年以来，他先后遇到好几个得膀胱炎的小孩，病情很重，长时间尿不出尿，有发生尿中毒的危险。导尿管太粗，小孩不能用，他想到毛主席教导的要“完全”“彻底”为人民，就用嘴把孩子尿道里的脓血吸出来。几个小孩都这么救过来了。社员杨富林的一个五岁的男孩得了肠梗阻病，抱到卫生所时，娃娃已经昏迷不醒。由于几天没拉大便，娃娃肚子鼓得象扣着口小锅。他父母亲急得直哭。当时在场的社员说：“娃娃脉都没了，县医院送不到了，快抱回去吧。”郑有禄这时候的身上好象压了一块千斤石。他抬头看见毛主席像，毛主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教导在他脑子里闪了出来。他看娃娃呼吸困难，就嘴对嘴地呼吸了一阵，随后找了一节橡皮管，插到娃娃肛门里，一面用嘴吸，一面轻轻地揉压娃娃的肚子。突然一股臭气扑来，稀屎被吸了出来。他一摸孩子肚子软了，病情有了好转，立即就把病人转送到县医院。娃娃病好以后，孩子的父亲杨富林感激地说：“这是毛主席给了这娃儿第二次生命，我要永远感谢救命恩人毛主席。”　　

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　当阶级斗争的战斗员　　

郑有禄既是人民的卫生员，又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也是阶级斗争的战斗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每次出诊，总要摸一摸口袋里有没有带《毛主席语录》。他到那里去看病，就在那里宣传毛泽东思想，和病人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起进行忆苦思甜，一起斗私批修。　　

郑有禄遵照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勇敢地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作斗争，同剥削阶级的一切旧思想、旧习惯势力作斗争。在卫生所里，他对一个混进所里的阶级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今年六月份，他在先锋四队看病，了解到有一个坏人到处制造谣言，还准备谋杀大队干部的罪行后，就立即向公社革委会作了汇报。他在和平一队看病时，发现已被揪出的一个阶级敌人，企图装病，逃避革命群众的斗争，郑有禄就当面戳破了这个家伙的阴谋。　　

前几年，有些迷信思想严重的群众，有病不叫医生看，偏叫巫神念经，郑有禄就采取了个针锋相对的办法：那些家伙在那个村念经，他就到那个村出诊，去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和科学道理教育了群众。　　

后来，群众恨透了巫神，再不找他们看病了。　　

卫生所西面山上有个十六岁的姑娘马乃白，是个孤儿，得了肺结核病。她姨娘迷信思想很严重，从来不请医生看病，抓鬼弄神地搞了半年，这姑娘的病越来越厉害，面黄肌瘦，皮包骨头，嘴皮都包不住牙齿，头发也差不多脱光了。很多社员说，这个姑娘活不了啦。郑有禄坚决和迷信思想进行斗争，下决心要把这个姑娘救过来。山高路远他不怕，刮风下雨无阻挡，他和所里的一个同志轮流出诊，每天跑一趟，病情稍有恶化，一天就去两趟。果然，姑娘的病一天比一天好转。经过三个多月的耐心治疗，终于把这个姑娘治好了。这个姑娘非常感谢郑有禄。郑有禄说：“这是毛主席叫我这样做的，你感谢毛主席吧。”姑娘感激地说：“要不是毛主席，抓鬼弄神早把我害死了，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劳动生产，报答毛主席的恩情。”　　

最近，郑有禄在回顾他这几年的工作时说，他能为人民做点工作，完全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他说，我在革命化的大路上才是一个学着走路的人，比起毛主席对我们革命卫生工作者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比起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门合同志，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今后我要象门合同志那样，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生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死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献身。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临夏分队新华社）　　

　 　

发掘土方草药　坚持勤俭行医　　

——记“赤脚医生”李荣裕　　

(1969.02.14)　　

　 　

贫农的儿子李荣裕，是广东省新会县七堡公社高旺大队的“赤脚医生”。两年来，他遵循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教导，积极发掘和使用草药为贫下中农治病，深受贫下中农欢迎。大家高兴地说：“像这样的‘赤脚医生’真管用，有出息！”　　

李荣裕今年二十二岁，自从一九六七年春天当上“赤脚医生”后，对采用草药治病发生了兴趣。他想，农村缺医少药，贫下中农得了个什么病，医治不便，而且要花很多钱。如果采用草药治病，大自然就是丰富的药房，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既能减轻贫下中农的经济负担，又可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于是他下决心发掘土方草药，为贫下中农治病。　　

起初，李荣裕采集了几种常见草药给贫下中农防病治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队里的阶级敌人却煽阴风，点鬼火，胡说什么“用树皮草根治病会治死人”，妄图恐吓和欺骗群众，进行破坏。李荣裕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教导，继续发掘土方草药，坚持勤俭行医，积极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用实际行动粉碎了阶级敌人的阴谋。　　

李荣裕为了取得识别和使用草药的知识，一有空就去拜访老贫农、老草医，虚心向他们学习。他踏遍了几个公社的大小山头，采集草药标本，研究分析各种草药的性能，还经常自己亲口尝试。有一次他得了喉炎，听说有一种草药治疗喉炎有效，他便采集这种草药服用，疗效很好。以后他就用这种草药与其他几种草药搭配，制成一种治疗喉炎的药片。他还收集了几十个民间草药验方，并通过实践加以总结提高，整理出治疗肝炎、肺炎、肾炎、肠胃炎、中耳炎、痢疾等病症的方子。贫农妇女苏如患了肝炎，到外地医了一个多月，花了一百多元，没有治好；李荣裕用草药给她治疗，只吃了五剂就基本好了，没花一分钱。社员黄女妙患慢性胃炎，到县城及附近几个公社卫生院诊治，都没有好转，后来还是李荣裕用草药把她的病给治好了。高旺大队原来有十多人患中耳炎，常年流脓不止。李荣裕为了给阶级兄弟解除痛苦，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制成了一种治疗中耳炎的药粉，疗效很好，很快在全大队消灭了中耳炎。李荣裕还有效地利用了草药防治流行性脑炎、流行性感冒等流行病。一九六七年，他用草药给社员饮用，配合其他预防措施，使全大队没有一人得流行性脑炎。　　

七堡公社是珠江三角洲的一块冲积平原，全社没有一座山。李荣裕所使用的四十多种草药，大部分是他到外地山区采挖的。他能够吃苦耐劳，利用节日、假日和农闲时间，到远隔十几里以至几十里的古兜、高鹤等地采挖草药，每次都是天未亮就出发，天黑才回到家。他用草药配制的各种药粉、药片、药膏，全是用“土办法”制成的。没有粉碎机，他就用舂米的碓舂，扬起的粉末又苦又辣，呛口呛鼻，他也不怕，坚持克服困难，埋头苦干。　　

两年来，李荣裕用中草药给贫下中农防病治病，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他毫不自满，决心遵照毛主席“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教导，继续努力，为彻底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发展和巩固合作医疗制度立新功。　　

新会县革委会报道组　　

　 　

我这个农村妇女是怎样成为“赤脚医生”的？　　

(1969.10.26)　　

　 　

我是个有三个孩子的农村妇女，只读过两年半书。去年十月，我在公社“赤脚医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了十天，就当上了“赤脚医生”。将近一年来，我给本地和外县贫下中农治病三千多人次。象我这样“一脚牛屎一脚泥”的农村妇女，能为广大贫下中农敷伤治病，有所贡献，这完全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　　

这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事　　

去年十月的一天，大队党支部书记通知我去参加公社“赤脚医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听到“医生”两个字，我就想到大医院里那些穿着雪白长衫，嘴上戴个大口罩，颈上挂个听诊器，说话斯斯文文的医生。我连声说：“不行，不行，我怎么当得了医生！”党支部书记笑了，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你是个共产党员，贫下中农信任你，派你去学医，是要你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你为毛主席争气！”党支部书记的话不多，却说得我心里亮堂堂。我说：“好！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就这样，我进了“赤脚医生”学习班。　　

人来到了学习班，畏难情绪并没有完全消除。我总觉得学医实在不容易。帮助办学习班的支农解放军张伯安同志，看透了我们的心思，就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三篇”和毛主席对医疗卫生工作的指示，还用当地活生生的事实，批判大叛徒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经过学习和批判，我懂得了：为什么我们大队连一个保健员都没有？为什么广大贫下中农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原来就是大叛徒刘少奇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的结果。现在，贫下中农学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掌握医疗卫生大权，这是十分重要的大事。为了捍卫毛主席的医疗卫生路线，别说有点困难，就是刀山火海也敢闯！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学医的认识和劲头就不一样了。我决心克服任何困难，把要学习的东西统统学到手。某些医疗原理一时理解不了，我就先记住医疗方法，以后再去领会道理；学习内容多，记不住，我就利用休息时间记笔记，抄资料。经过十天紧张的学习，我初步掌握了一些草药的性能，懂得了一些单方、常用针灸穴位和简制膏、丹、丸、散等知识。　　

回到大队，放下行李，我便同贫下中农一起白手起家筹办大队卫生站。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不久，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家公家婆对我说：“旱桂啊！你整天在外面跑，我俩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你不顾我们可以，还有三个孩子谁管？”村里有人议论说：“婆婆妈妈的妇女，也想当医生，真不怕人家笑脱牙！”还有的说：“斗大的字不识半筐，能当医生，人人都成华佗罗！”听了这些埋怨和讽刺的话，我脑子里产生了“费力不讨好”的一闪念。但是，我及时警觉起来，带着这个问题，翻开了“老三篇”，狠斗了这一闪念。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教导我们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毛主席的话，触动了我的灵魂。　　

我想：自己当“赤脚医生”，难道就是为了个人“讨什么好”？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抗日，难道是为了“讨什么好”吗？为了说服家里两位老人，我举办了家庭学习班，忆苦思甜。我问家婆：“为什么你生了六个孩子只养活了三个？为什么你家在旧社会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这一问，触动了两位老人家的心。家婆含着泪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我又说：“天下穷人一样苦，苦就苦在没有权。解放后虽然翻了身，可是大叛徒刘少奇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疯狂地推行反动的资产阶级医疗卫生路线，使得广大农村缺医少药，贫下中农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毛主席指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让我们贫下中农掌握医疗卫生大权，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贫下中农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两位老人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激动地说：“旱桂，你就踏踏实实地干吧！家里的事，由我们俩包下了！”　　

至于那些风言冷语，我根本不去理睬。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你说得越起劲，我干得越起劲。以后，他们知道自讨没趣，也就不说了。　　

贫下中农的眼睛望着我　　

我学习回来的第三个晚上，永忠生产队贫农女社员叶满家里的人找我去急救。这时，我心里卜通卜通直跳。心想：三更半夜叫去急救，一定是病情危险，自己才学了十天，能挑起这副重担吗？正在作难的时候，我想起了毛主席“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的伟大教导，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培养出来的“赤脚医生”，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贫下中农服务。于是我二话没说，摸黑出发。一到病人家，只见病人脸色苍白，四肢冰冷，呼吸微弱，不省人事。我愣住了，心也跳得更厉害了。上课时从来没有讲过这是什么病，我一不会按脉，二不懂西药，采草药又来不及了。怎么办？一时没了主意。心想，还是打电话叫公社派个医生来，比较保险。我正要说出这个想法，发现病人家属焦急的眼光落到我身上；抬头又望见墙上的毛主席像，毛主席在对我微笑，好象鼓励我：“‘赤脚医生’，贫下中农对你希望很大啊！”这一切，使我镇静下来，我下决心经受这次考验。我想起针灸可用于急救，赶快拿出银针，根据我了解到的病情，在几个关键穴位上给病人扎针。几分钟后，病人苏醒过来了！这时我松了一口气。病人家属高兴得热泪盈眶，对病人说：“旱桂姐把你救回来了。”我连忙说：“不，不是我！是毛主席，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把你救过来的！”　　

颂忠生产队有个五十多岁的老贫农赵杏婶，多年患肝炎和风湿病，胃口不好，四肢无力，不能起床。她花了二百多元，先后到几个医院治疗，都没有效果。看到大婶被疾病折磨成这个样子，想起毛主席关于“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教导，我决心把她的病治好，用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到赵杏婶家和她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一起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行，用毛泽东思想解除她长期被疾病折磨所产生的悲观情绪。大婶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以后，精神面貌也改变了。她说：“弄了半天，原来是刘少奇这个大坏蛋害了我。他要我死，我偏不死，我要治好病，参加打倒帝、修、反的斗争！”此后，我便天天和她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为她看病，给她上山采药，帮她挑水做家务。经过一番精心治疗，她的病情大大好转，一餐能吃半斤米饭，也能下地干些轻活了，每天早上都给生产队拾肥。这使我认识到，治病要治根，医人先“医”心；关心病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病人，常常起到药物起不到的作用。　　

为了解除阶级兄弟的病痛　　

在学习班里，我虽然学到些草药和常用针灸穴位的知识，但都没有经过亲身实践，效果怎样，心里没有底。要很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光靠这些知识是很不够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毛主席还说：“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给自己订下了一条规矩：为了摸清草药的脾气，自己先尝一尝；为了更好地掌握针灸的技术，先在自己身上扎一扎。每发现一种新草药，我就拿回家里煮来吃一吃，从自己身体的反应来辨别药物的性能，然后再给病人服用。我还深入到病人家里，了解服药后的情况，从中总结经验。为了摸索针灸穴位，我先后在自己身上扎了上百针，连最重要的“哑门”穴位也扎过四次。有时把草药服下去，头晕肚痛，甚至恶心、呕吐。扎针也把自己扎得满身麻木，头晕脑胀。有人说我这是“自找苦吃”。我说：“你说得对！共产党员就是要勇于自找苦吃。自己吃点苦头，让更多的贫下中农尝到草药和针灸治病的甜头，这是我们‘赤脚医生’最快乐的事。”　　

去年十二月，我们大队流行气管炎。听说草药“闹洋花”治疗气管炎效果很好，但毒性极大，不能轻易使用。有人说，碰断的“闹洋花”的树枝和树叶流出来的汁，闻到就使人头昏。为了摸清这种草药到底吃多少才会中毒，我决定自己先尝一尝。我把“闹洋花”晒干，研成粉，做成丸。先吃了绿豆大一粒，不久，头有点发晕。是不是中毒了呢？我想，这不是中毒，是药物在发挥作用。决心一下，又吃了豆大一粒。这次，头晕得更厉害了，眼也模糊起来，全身疲倦，接着就吐了许多青水。我发觉自己已经中毒了，不能再吃了。这次试验，虽然吃了一点苦头，担了一些风险，但我觉得，为了广大贫下中农的身体健康，就是吃一千次苦，担一万次风险，也是心甘情愿的。　　

为了进一步摸清“闹洋花”治疗气管炎的疗效和规律性，弄清小孩能不能吃，吃多少，我还让自己九岁的孩子进行试验。就这样，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摸清了“闹洋花”这种毒药的性能和治疗气管炎的用量。临床试验证明，只要用药量掌握得好，“闹洋花”治疗气管炎的效果的确很好。　　

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我摸清了几百种草药和一些常用西药的性能，掌握了注射和针灸等医疗操作技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精神的伟大胜利。　　

想着群众，依靠群众　　

“赤脚医生”治好了病的消息传出去以后，找我看病的人更多了，大队卫生站门前，人来人往，搞得我吃饭、睡觉都没时间。家婆看我一天天瘦下去，心疼地说：“旱桂！再搞下去，你骨头架子都会散！”我看着受了半辈子苦、腰也弯下去了的家婆，再看看那三个年幼的孩子，我理解她老人家疼爱我的心情。但我更懂得：天下还有无数的穷人没有解放，要干革命，就不能光想着自己和家庭、孩子。为了广大贫下中农的身体健康，为了世界上亿万受苦人民的翻身解放，就是骨头架子累散了，我也心甘情愿。　　

为了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我没有满足于每天在大队卫生站看几十个病号，还是主动深入到贫下中农家里，变“等上门”为“找上门”，把毛主席的关怀，送到贫下中农的心坎里。今年五月的一个晚上，我连续出诊两次，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了。正要躺下休息，听到贫农社员钟东扬家的小女孩大哭大叫，一家人也吵吵嚷嚷。我想，三更半夜，小孩哭得这么厉害，肯定是有什么病痛不舒服。我赶忙背起药箱，来到他家。原来是小孩肚子胀痛。我立即给她打了一支止痛针。正想回家休息，毛主席关于“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又象在我耳边响起来。我想，对待群众的疾病抱什么态度，这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只管开药方，不问治疗效果，这就不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我便留下来观察病情。等了半个小时，病情没有好转，我又找来一种土药给小孩吃。不多时，听到她肚里咕咕直响。但是由于大便秘结，肚子还痛。我又连夜跑到供销店买回一角钱蜜糖，用注射器灌到小孩肛门内。不久，孩子拉出一些象石子一样的大便，安然入睡了。这时天已经大亮。我虽然一夜没有休息，心里却感到很高兴。　　

我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仍然满足不了贫下中农医疗的需要。怎么办？带着这个问题，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的教导。于是，在治病过程中，我总是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知道的药方和草药，传给贫下中农，让他们有病自己治。贫下中农对我这个做法，大力支持。他们掌握了草药知识以后，开展了群众性的采药、献药活动，全大队百分之八十的人参加了这项活动。我还和大队干部一起举办“赤脚卫生员”学习班，培训生产队“赤脚卫生员”。这个卫生网建立起来以后，半年多来共治病六千七百多人次，其中生产队“赤脚卫生员”治疗的就有一千五百多人次。做到了治小病不出家门，治常见疾病不出大队。　　

贫下中农见我勤勤恳恳地为群众服务，对我很信任，也很支持。家婆病了，我没有时间照顾家务，队里二十多户贫下中农就主动给我家送柴送水。贫农组长对我说：“你只管全心全意做好工作，你家里的事，我们来照管。”我家婆看到群众这样关心我、支持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不断嘱咐我好好为贫下中农服务。我自己也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不断革命，继续前进！　　

广东省龙门县龙江公社永红大队　张旱桂　　

　 　

坚持“三不脱离”的“赤脚医生”　　

——记江苏高淳县凤山公社宋家大队“赤脚医生”宋昌规　　

(1970.08.25)　　

　 　

永远打赤脚　永走革命路　　

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江苏高淳县石臼湖畔，红旗似海人如潮，一个学大寨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　　

在这场改天换地的战斗中，每天清晨，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社员，高高卷起裤管，赤着脚，背着药箱，挑着大伙儿的大米、柴草上工地。一到工地，他把柴草送进炊事房，又肩起一副挑箕，挑土筑圩。劳动休息时，他给这个扎针，替那个送药。傍晚，他又挑着“货郎担”，满装着大伙儿的衣服、茶瓶、瓦罐，赶回村子，没有休息，就又去替留在村里的病人治病。　　

一天，风云突变，暴风雨劈头打来。石臼湖水位猛涨。滚滚白浪，象一匹匹脱缰的野马，向大圩扑来。被人们称为“老虎口”的险工地段，开始大块大块地坍方。堤身动摇了，突然一大块土一崩，“老虎口”一张，激流咆哮而来，危急万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这个社员，飞奔上前，顾不得脱棉衣，奋身跃进刺骨的滔滔激流，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冲裂的缺口。接着，许多同志都争先恐后地跳入水中，经过激烈的搏斗，制服了“虎口”，护住了圩堤。当他刚爬上堤岸时，听说有个社员病了，连忙背起药箱，把黏在脸上水淋淋的头发往脑后一撩，大步就走。大伙正想喊住，让他歇一会再去，他已跨过圩堤，迎着暴风雨，冲向又一个战斗岗位……　　

这个社员，就是高淳县凤山公社宋家大队的“赤脚医生”宋昌规。　　

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起，宋昌规就被贫下中农推选进了公社卫生员训练班，以后就在大队当了“赤脚医生”。四年多来，他为本大队和外公社的贫下中农治病，还先后参加了县革委会和公社党委领导班子。不管工作有多忙，他一直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而且总是积极走在前头。四夏大忙季节，他头顶烈日，抢栽第一趟秧；严冬破冰翻塘，他冒着寒风，大耙使得比谁都来劲；施肥的时候，他挑起一担担塘泥，飞跑在田埂上；收割的时候，一排排黄澄澄的稻谷，在他的镰刀下擦擦地倒下。队里干什么活，他的劲头都很足。　　

为了解决治病和参加劳动时间上的矛盾，宋昌规利用吃饭时间和晚上，替群众看病，白天尽量参加劳动。有时他一顿饭往往要吃几次。去年秋季，有一天他从田里回家，刚刚引起火烧中饭，来了一位急诊病人，他连忙扑灭灶膛里的火，为病人诊断、打针，这个病人刚送走，刚点着火，又来一个，他二话没说，再次扑灭灶火，忙着针灸、敷药……。就这样，一顿饭反复烧几次都没烧熟。上工的哨子响了，他伸手到筐里拿起两个生山芋揣在怀里，大步走向田间。　　

贫下中农看到宋昌规为大家忙成这个样子，心疼地对他说：“昌规，你为大家办事操心，就少下田做生活吧，只要我们锄头上出点力，你的生活就带出来了。”宋昌规回答：“一个人如果脱离了劳动，就要脱离群众，脱离革命，我是个‘赤脚医生’，只有不脱离劳动，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才能坚持走革命的路，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　　

宋昌规经常想着旧社会贫下中农和自己一家遭受疾病折磨的苦难。解放前，荒僻的宋家村，那有什么医生。有一年天花流行，村上一天就死去了二十多人。昌规的父亲当了二十年长工，被地主榨干了血，最后病死在荒村，母亲生昌规兄弟姐妹十二人，顶不住贫病的折磨，死得只剩下了三个人。　　

惨痛的往事，激起了昌规满腔阶级恨。他发誓一定要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话，一辈子打赤脚，一辈子不脱离劳动，为贫下中农牢牢掌好医疗卫生大权。　　

四年多来，宋昌规带着为贫下中农掌好医疗卫生大权的强烈责任感，怀着对阶级兄弟的无限深厚感情，为本大队和外公社治疗了几万人次，治好了不少疑难病症，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没有出任何医疗事故。同时又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他每年所做的劳动日，都和生产队同等劳动力基本相同，从来不要求大队给他补贴工分。　　

掏尽红心永远为人民　　

“昌规真是我们的好医生，一门心思为我们，从不把自己放在心上。”宋家大队的贫下中农热情地赞扬宋昌规，传颂着一个又一个有关宋昌规的动人故事。　　

大队有一个老石匠宋永松，几年前害了神经性腰痛病，失去了劳动能力。几次想办法凑集路费，上大医院求治。一个“洋大夫”板起脸孔，冷冰冰地对他说：“你的病治不好，回去弄些东西吃吃算了！”把他推出了医院大门。　　

这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的一个罪状！　　

宋永松回家后，病情急剧恶化。不能坐，不能睡，整天整夜团着身子趴在床上“等死”。昌规听到这个消息，赶到永松家中探望，一眼看到阶级兄弟的痛苦情景，心如刀绞。　　

怎么办？昌规捧出金光灿灿的“老三篇”，对永松说：“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治病也要靠毛泽东思想，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什么都不怕。病，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治服它！”于是他同永松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伟大教导。他们越学，心里越亮堂，永松和昌规两个人紧紧握住手，一个说：“我一定学习老愚公，把压在我身上的病山搬掉。”一个说：“我一定学习白求恩，尽一切力量给你治病。”　　

昌规经过反复思考，决定用针灸疗法为永松治病。但扎那个穴位呢？　　

昌规一遍又一遍地学习“老三篇”，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一针又一针地在自己身上试扎，探索新穴位。一针、二针……一次、二次……晕倒了，再试。终于找到了新穴位。经过几个疗程，被“洋医生”宣判的“不治之症”被昌规治好了。永松又朝气蓬勃地重新战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岗位上。　　

宋家大队是丘陵地带，不少贫下中农得了这种神经痛的病，经过宋昌规的细心治疗，现在都已经离开了久卧的病床，或者丢了拐棍，拿起锄头，战斗在农村的三大革命的第一线。　　

贫农江忠年，是高淳县古柏公社人，要求昌规替他治耳聋病。昌规怀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接待了这个素不相识的阶级兄弟。有人问：“一个外公社人，不给钱，不贴工，你图的什么？”昌规严肃地说：“贫下中农同生一个根，都是一家人，分什么本地外地！多治好一个阶级兄弟，就是多一份打击帝、修、反的力量，就是对革命作出的一份贡献。白求恩同志是个外国人，为了帮助中国革命，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那里分本国外国来？”　　

江忠年住在昌规家里，他俩同学“老三篇”，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床。昌规经过认真的诊断、观察、分析和治疗，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使江忠年恢复了听觉。江忠年激动得拉住昌规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昌规热情地对他说：“使每个阶级兄弟都能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是我们‘赤脚医生’的心愿。”昌规怀着这个崇高的心愿，把宋家大队和附近的十四个耳聋病人都治好了。　　

一个把人民的利益看得比泰山还重的人，总是把个人利益看得比鸿毛还轻。　　

宋昌规的爱人有病，住进县人民医院。但是，他的心贴在广大贫下中农身上，当晚把爱人安排好后，就赶回宋家村，一心一意为阶级兄弟服务。　　

他爱人住院后的第四天早上，当他赶到医院时，他爱人已经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第二天，当他正在忙着为爱人办丧事，听说贫农宋昌煜的儿子发高烧，就又毫不犹豫地背起药箱赶到昌煜家。昌煜夫妇两个怎么也没想到这时候昌规还主动送药上门，感激得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永远是群众的小学生　　

宋昌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热忱地为贫下中农服务，受到了各方面的赞扬。他的名字越传越广，许多人来向他学习。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赤脚医生”应该怎样正确地对待成绩和荣誉呢？昌规说：“在革命大道上永远只有起点，党和群众需要我办的事很多很多，我永远是群众的小学生。”　　

宋昌规常常用毛主席的教导鞭策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并在实践中丰富自己的医疗知识，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他利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机会，对本地的常见病、多发病作了仔细的调查研究。为了制服这些病症，他拜群众为师，探索治疗方法。他已经能够较有效地治疗三、四十种常见病，多发病。　　

当地有一种土名叫“秧气病”的病症，流行在插秧季节，社员在栽秧时，突然手背肿得馒头高，影响生产。大医院的“洋大夫”，那里知道农民栽秧会得“秧气病”，他们看不出道道，只好说：“不要下田栽秧了，休息半个月就会好的。”可是栽秧季节一刻千金，怎么能休息呢？　　

昌规自己参加劳动，亲身感受很深。他决心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制服“秧气病”闯出新路。　　

他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地同群众商量，反复观察，反复琢磨，经过多次实践，终于找到了治好“秧气病”的疗法。一针扎下去，肿起的手背，就象漏气的皮球，慢慢地瘪了下去，很快见效。贫下中农高兴地奔走相告说：“洋大夫”识不得、治不了的“秧气病”，给“赤脚医生”医好啦！　　

可是“赤脚医生”宋昌规，从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他每次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就给自己提出新的课题，再深入到群众中去，寻找新的办法，摸索新的经验。　　

为了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昌规经常想：我一个人治病，单枪匹马，要是反侵略战争打起来，缺医少药怎么办？　　

他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有关群众路线的教导，吸取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决心到群众中去找办法。　　

他起早摸黑，踏遍了附近的山山水水，采集草药，餐风宿露，访遍了多少药农、土医生，寻求药方。他走到那里，就在那里热情宣传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　　

在昌规的热情宣传下，群众的采药热情很高，连十多岁的放牛娃，也一边放牛，一边采药。贫下中农积极提供了许多民间单方、秘方。一天，七十多岁的老贫农宋永备，双手捧着祖传的秘方交给昌规，激动地说：“你为战备着想，我为战备献方。”　　

昌规不仅热情地发动群众采药，而且把经过反复试验成功的草药治病常识，满腔热情地告诉贫下中农，使大家能用草药治病，共同掌握医疗卫生大权。有位老大娘耳朵背后突然生出个疽，有鸡蛋那么大，又红又肿，痛得她捧着头团团转。昌规告诉她用“独脚莲”和另外几种药敷上就会好。说着，他跑到竹园里采来药，一一指给她看，又替她敷在疽上。老大娘当晚睡了个安稳觉，没两天就好了。夏天，害疖子的人多，昌规告诉他们捉二条米粒那样大的“疔疮虫”浸入香油，敷在疖子上，能立时止痛消疖。群众依他的这个方法治，果然就治好了。大家纷纷赞扬“这小虫子比青霉素还灵光”。　　

近年来，昌规发动群众采药、治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还在大队建立了中药苗圃，精心培育了一百多种中草药。这样不仅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药品，而且使宋家大队的合作医疗费用节省一大半，有力地巩固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现在，宋昌规已被评为县、专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宋昌规把这些都看作是继续革命的起点，他说：“有了过硬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才能练出过硬的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我要永远学习‘老三篇’中的三个光辉形象，抓紧思想改造，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本报通讯员　　

　 　

战斗在风雪高原上的藏族女“赤脚医生”　　

(1971.03.13)　　

　 　

从巍峨的喜马拉雅山到辽阔的藏北草原，从狮泉河到金沙江畔，一批优秀的藏族女“赤脚医生”正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健康成长。　　

她们顶风冒雪，翻山越岭，辛勤地为百万翻身农奴服务，为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医疗卫生路线做出了新贡献。　　

为革命刻苦学习医疗技术　　

一个精神抖擞、步伐矫健的藏族女青年，身背药箱，村里跑、地头转，终年不知疲倦地为翻身农奴治病。她，就是波密县德棠人民公社的“赤脚医生”江果玛。　　

一九六五年，贫苦农奴出身的江果玛，兴高采烈地跨进了区里举办的“卫生员训练班”。她立志要把医疗技术学到手，为翻身农奴看病治病，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四十五天的训练结束了，江果玛回到家乡。患病的乡亲们听说江果玛回来了，都满怀希望地来找她治病。可是，江果玛刚刚学到一点医疗卫生知识，又没有实践经验，一般的小病还可以看，大病就看不了了。江果玛不能及时解除阶级兄弟的病痛，心里十分苦恼。她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的教导，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刻苦学习医疗技术，逐步摸索医疗经验，尽快掌握医疗本领，当好“赤脚医生”。　　

不久，亲人解放军到德棠人民公社推广“新针疗法”。江果玛高兴极了，她跟着解放军刻苦地学习，积极练针。她既不懂藏文，又不会汉话，就对着穴位图在自己身上一个穴位一个穴位地进行练习，自己扎不到的穴位就请别人帮助扎。几天之后，她浑身都是针眼。翻身农奴们看到她这样练习扎针，都很心疼，劝她不要再这样练了。江果玛说：“我宁可在自己身上扎千针，绝不能在阶级兄弟身上错扎一针。”就这样，她很快掌握了“新针疗法”，又学会了治病的一套新方法。从此，公社的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能够及时地得到治疗，而且疗效很高。江果玛还发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在解放军医务人员的帮助下，用“新针疗法”使五个多年医治无效的胃溃疡患者和两个瘫痪儿童恢复了健康，并为公社培养了一批新的“赤脚医生”。　　

掏尽红心为人民　　

在仲巴县，广大翻身牧民热情赞扬县革命委员会委员、“赤脚医生”格桑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格桑被选为日喀则地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以后，更加谦虚谨慎，她每听到一次表扬，就对照着“老三篇”找差距。　　

格桑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她以惊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坚持积极地为翻身农牧民诊治疾病。有一天，格桑巡诊回来，心脏病突然发作，胸痛难忍。乡亲们闻讯赶来看望，都劝她吃药。格桑说：“我们这个地方偏僻，药品来得不易，我要锻炼自己身体内部的抗病能力，把药留给患病的阶级兄弟吧。”大家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格桑心中装着百万翻身农奴，唯独没有她自己。她长年累月奔走在辽阔的牧区，走到那里，就在那里为翻身农奴看病治病，就在那里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巡诊途中，有时心脏病发作，她晕倒在雪地上，苏醒后马上又爬起来，继续前进。　　

有一次，贫苦牧民次仁卓玛患重感冒，卧床不起，她爱人尼玛次仁跑来请格桑去看病。这时，正赶上格桑心脏病发作，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尼玛次仁看到这种情况，就决定向格桑说一下病情，拿点药回去。可是，没等尼玛次仁说完，格桑已经从床上爬起来。她不顾大家的劝阻，背起药箱就走。门外寒风刺骨，大雪纷飞，没走多远，格桑头昏眼花，浑身无力。但她想到阶级姐妹的疾病，便强忍疼痛，顶风冒雪来到病人家里。一进屋，她就忙着诊断、打针、喂药。她带病守护在次仁卓玛身旁，直到病人退了烧，病情好转以后，才含笑离开。　　

（据新华社）　　

　 　

　 　

哈萨克族“赤脚医生”努尔巴哈拉　　

(1972.03.09)　　

　 　

新疆乌苏县向阳公社向东大队的女“赤脚医生”努尔巴哈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进半医半农训练班学习时，遇到了不少困难。这个只上过四年小学的哈萨克族姑娘，有好多字认不得。父亲怕她在困难面前动摇，嘱咐她说：“姑娘，可不要忘记过去那苦难的岁月啊！那时，草原上没有大夫，你的叔叔、姑姑有病没处治，眼睁睁地给折磨死了。”听着父亲的痛苦回忆，努尔巴哈拉想起了临上训练班时党支部书记鼓励她为贫下中牧学好本领的情景，觉得浑身上下有一股子使不完的劲儿。她以顽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以良好的学习成绩毕了业，回到了贫下中牧中间。　　

几年来，努尔巴哈拉自觉执行毛主席的医疗卫生路线，全心全意地为贫下中牧和社员群众防病治病。为了推广中草药，她向群众作宣传，带领群众看图采药，如今已办成了草原上第一个小型中草药加工厂。雪山峡谷的一些偏僻草场还有人用旧法接生，母子健康受到影响。她决心改变这种状况，毅然学习助产。为了能及时给牲畜治病，她就虚心向兽医学习，学到了治疗一般牲畜疾病的常识。现在，她不仅能治疗一般常见病，而且还能治疗一些疑难病症。　　

在万恶的旧社会，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牧民达瓦老两口，得了严重的胃溃疡、关节炎等疾病。解放后，他们多方求医治病，没有治好。努尔巴哈拉了解到两位老人的病痛，立即同一位蒙古族“赤脚医生”一起探望达瓦老两口来了。达瓦老两口愤怒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使努尔巴哈拉和她的蒙古族战友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更加坚定了她们要为两位老人治好病的信心。她俩坚持天天跑到达瓦家去，查看病情，反复研究，确定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一边扎针，一边服药。　　

为了提高疗效，她们还在自己身上试针，找出适当的穴位和深度，并且四处打听医治这种疾病的“土方”，搜集急需的草药。就这样，经过二十多天精心护理和治疗，达瓦老两口的病基本上治好了，能下床走路了。两位老人激动得逢人就讲：“毛主席的医疗卫生路线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赤脚医生’就是好！”　　

以牧业为主的向东大队，一百多户人家散居在天山深处，往来都是艰难险阻的羊肠小道。努尔巴哈拉几年来踏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　　

在春天草原上最繁忙的季节，努尔巴哈拉在草原上为贫下中牧防病治病，并参加接羔育幼工作。在盛夏和深秋，这里时常风雨交加，努尔巴哈拉照样骑马来往在羊肠小道上，进行巡回医疗。在隆冬，努尔巴哈拉则冒着严寒，坚持为贫下中牧出诊。前年冬天，吐斯太草原下了几场大雪，天气格外寒冷。一天，努尔巴哈拉刚刚出诊回来，牧工吐汉骑马急驰而来，说他的小弟弟病重。努尔巴哈拉顾不上休息，骑上一匹马就和吐汉一起上了路。她骑的是一匹生马，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跑着跑着，马突然受惊，狂奔起来。努尔巴哈拉被摔了下来。吐汉急忙把她扶起来，劝她先回家休息，但是努尔巴哈拉坚定地说：　　

“我们哈萨克人常讲，灌木丛里找不出高飞的山鹰；不攀悬崖采不到洁白的雪莲。要执行毛主席的医疗卫生路线，就决不能下马走回头路！”说完，她再次骑上那匹生马赶路。努尔巴哈拉忍着疼痛，整整走了八个多小时，晚上九点多钟才赶到吐汉的家。她看到病孩昏迷不醒，立即进行抢救，给他打针，喂药，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守候在他身旁精心护理。第三天孩子好了，吐汉全家喜笑颜开，一再挽留她休息一天再走，可是努尔巴哈拉婉言谢绝，又骑上那匹生马，迎着初升的红日，去执行新的任务。　　

年轻的共产党员努尔巴哈拉，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去年，她被选为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候补委员和向阳公社党委委员。在成绩和荣誉面前，她更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努力改造世界观，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不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贫下中牧把她誉为雪莲花，说：草原上的鲜花千万朵，唯有我们的“雪莲花”最鲜艳。　　

新华社记者　　

　 　

优秀的女党员、赤脚医生——仁措　　

(1974.03.09)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北京举行。在庄严隆重的会场里，第三排席位上有一位年青的藏族女代表。当毛主席登上主席台的时候，她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泪花，尽情地欢呼。一个旧社会的奴隶，今天出席党的代表大会，同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起，共同讨论党和国家的大事，她怎么能不激动呢？　　

这位来自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党员代表叫仁措，她是中共曲麻莱县委常委，曲麻河公社措池大队的党支部委员，大队的赤脚医生。草原上的牧民热情赞扬仁措是共产主义的新人，说她的动人事迹，就象那漫山遍野盛开的山花，数不完，看不尽。　　

（一）　　

措池大队，地处万里长江的源头——巴颜喀拉山脉南麓。这里平均海拔五千米，气候很出奇。别说那山顶上的积雪终年不化，就是六月天，有时也会飘起雪花。这个大队也大得出奇。它的四季牧场方圆有一千二百平方公里，这在内地可能是一个县了。境内山峦起伏，野兽出没。　　

仁措，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常年累月地走门串户，为贫下中牧送医上门。全大队一百一十多户人家，她哪家帐篷没去过？她对病人是那样温暖体贴，对大队的卫生事业是那样用尽心血，因此人们爱她，信赖她，谁要是久了不见她，就想念她。　　

在措池大队，人们给仁措起了一个有趣的别名：　　

“病号代理人”。这是因为仁措经常在护理病人的时候，不单帮助病人料理家务，还经常代替病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夏天，她代病号抓羊剪毛；冬天，她替病号守夜接羔。不论谁生病，只要仁措一来，家里大小事情都由她管了。有一次，女社员查莫病了，仁措来到她家，护理了十多天。每天她起早贪黑，帮助查莫挤牛奶，拾牛粪，还替她完成了生产队分配的打酥油任务。查莫的病好了，硬要把工分算给仁措。可是仁措怎么也不要，最后还是记在查莫的手册上了。还有一年冬天，一队的贫牧女社员茨久病了，带着两个孩子到仁措家里来看病。仁措就让她们母女三人吃住在自己的家里。仁措发现茨久的孩子穿着单薄，悄悄给她们做了衣服。等茨久的病好回家时，仁措就把衣服塞到茨久手里，茨久推却不了，只好收下。说起这些事，人们都感动地说：“仁措就象是咱帐篷里的一口人，她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曼巴’！”　　

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草原上抓膘配种的繁忙季节。仁措怕牧民活儿忙有病不愿来医治，有一天一早就出门，步行巡回医疗去了。她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背着沉甸甸的药箱走了八九个小时，下午四点左右才来到白雪皑皑的龙松吉布山下。越过山顶，她体力已经消耗殆尽，到深夜十点翻过山去，她靠北斗星判断方向，继续摸黑前进。趟越一条冰河时，她两腿一软累倒在冰块上。拼命爬上岸边，她再想起来赶路，腿怎么也不听使唤了，只好裹紧衣服，就露宿在河边。翌日清晨，抖掉皮袄上的霜雪，她又启程了。快要到龙松吉布草滩了，一阵眩晕，她再也坚持不住了，又倒在地上……　　

附近的牧民发现了她，把她抢救到帐篷里，心疼地扶她躺下，给她烧茶做饭。仁措躺了一会，起来喝了两碗奶茶，吃了一点酥油糌粑，就要去找病人看病。社员们劝她：“看你，再累倒了怎么办？”仁措抿嘴笑道：“生命是党给的，累倒也要倒在为人民服务上！”说着就毅然决然地走出了帐篷。　　

一九七二年四月，仁措和自己的孩子正病在家里。一天早晨，五十多岁的贫牧社员巴登和妻子玉贞，抱着生病的儿子其美才仁，焦急地走进仁措的帐篷。仁措见了一骨碌爬起来，给其美才仁检查，诊断是急性肺炎加上痢疾，病情很重。可是，看看药箱，药不多了。仁措毫不犹豫，把原来准备给自己儿子注射的青霉素针剂，用在其美才仁身上。巴登夫妇看仁措母子俩都病着，不便久留，抱着孩子走了。可仁措想，阿叔巴登就这么个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想到这里，她又爬起来，给孩子掖好被子，背上药箱赶到巴登家里。巴登夫妇一见仁措，心里很不安，说：“你身体不好，孩子又病着，怎么还出来？”仁措说：　　

“我不放心其美才仁。”说着就把孩子抱在怀里。仁措护理了一天，见孩子的病没有明显好转，还不忍离去。巴登夫妇也惦记着仁措孩子的病，不由分说，前拉后推地把她送出了帐篷。　　

巴登和玉贞为孩子的病操心，彻夜未眠。天刚亮，门外的狗忽然“汪汪”地叫开了，不一会儿就传来了仁措的亲切声音：“阿叔巴登，孩子的病怎么样了？”仁措的家离这儿有三十来里地，巴登夫妇怎么也没想到她会来得这么早。巴登迎出帐篷，看见仁措的眉毛上、发梢上一层冰霜，马也喘着粗气，一时怔住了。他接过缰绳，却忘了拴马，直到仁措从帐篷里出来，告诉他孩子的病好转了，他激动得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紧紧地攥着仁措的手说：“阿措啊！这孩子是你送给我们的啊！我们忘不了你这‘真钦杰’（恩人）！”仁措听他这样说，红着脸直解释：“‘真钦杰’是党和毛主席，没有党和毛主席，哪有我仁措啊？”　　

（二）　　

一九四五年，仁措出生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一个贫苦牧民家里。一岁上，阿妈因难产不治而死；五岁时，阿爸被牧主无辜枪杀。从此，兄妹四人流浪乞讨在草原上。他们一路风雪一路泪地飘泊了一年，刚到曲麻莱县，就象羊羔遭遇了恶狼一样，被四户牧主拉去做奴隶了。　　

六岁的仁措，在牧主格吉曲洛家里，白天放牛犊，夜里睡畜圈，受尽了凌辱和折磨。这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忽然，畜圈里的羊群惊叫起来，只见格吉曲洛的儿子闯进来，一把抓起偎着羊肚子取暖的仁措，拽到帐篷里，叫她给格吉曲洛抓痒。格吉曲洛一身皮肤病，活象一条癞皮狗。劳累了一天的仁措，抓着抓着，打起瞌睡来。凶残的牧主爬起来，挥起皮鞭把她毒打了一顿，并且罚她坐在雪地里三个昼夜，谁也不许救。　　

堪巴草呀根连根，受苦的奴隶心连心。雪地里仁措挨饿受冻的啼哭声，象针一样扎在其他奴隶的心上。一个老奴隶悄悄摸到她的身边，给她盖上一张老羊皮，把自己省下的一口糌粑塞进她的嘴里。　　

五年过去了，仁措被当作全劳力来使唤。十一岁的小丫头，掂起脚来还没有酥油桶口高，可是，牧主却责令她晚上垫着草皮堆，站在上面打酥油。一桶酥油成年人要打一千五百次，仁措力气小，牧主生怕出油率低，强迫她打三千次。仁措常常累得昏迷过去，从草皮堆上摔下来，结果还免不了一场毒打。　　

这种任人宰割的生活，仁措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和她同患难共命运的奴隶们鼓励她：“阿措啊！夜越黑，天亮得越快了！”　　

太阳出来了。历史揭去了黑暗的一页。一九五八年，党派工作组到青海牧区开展民主改革运动，灿烂阳光，洒满了万里高原。虽然仁措对这伟大的历史变革还不十分理解，可是，当工作组的干部把她领到工作组的驻地，给她亲切地换上了新衣服，热情地端来了香奶茶，这时，这个五岁就失去父母温暖的奴隶，第一次感受到了党的温暖。　　

她感动得哭了。　　

工作组要把仁措培养成藏族人民自己的“曼巴”，让她跟着组里的医护人员学医。仁措一听，又惊又喜：“翻身牧民真能有自己的‘曼巴’，那该多好哇！可是，我没有文化，能学好吗？”工作组的同志们鼓励她说：“能，你还要当主人呢！”“当主人？”仁措更加惊奇。大家给她讲述起革命道理来，仁措聚精会神地听着，眸子更明亮了……　　

阶级敌人听说仁措跟着工作组学医，挑拨说：“你跟汉人学医，他们会把你带走的。”可是，遭过风雪袭击的羊羔，总是留恋着向阳的山坡；受过苦难折磨的奴隶，总是要跟着党走。她驳斥这种挑拨说：“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干部，跟着他们走又有什么不好？！”阶级敌人恫吓说：“女人学医会惊动魔鬼的，我们不吃你的药！”仁措斥责说：“牧民群众是会吃的！”　　

党的热情培养，敌人的恶意挑拨，使仁措心中激起了一团火。她多么渴望早日成为草原的“曼巴”啊！工作组的女护士教她打针，她看过示范动作，接过针来就在自己的胳膊上扎开了……　　

后来，党多次送仁措到自治州干训班和医训班学习，她废寝忘食地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光辉著作，刻苦钻研医疗技术，她的思想觉悟和医疗技术不断提高。一九六○年，组织上分配她到曲麻莱县人民医院当护士。仁措非常感激党的培养，可是，想到草原上缺医少药，曾经与自己生死与共的阶级姐妹更需要自己，她情愿回草原当一名不脱产的卫生员。她向党表述了自己的愿望，党组织赞扬她，支持她。　　

一九六一年初，仁措回到了措池大队，决心把党的温暖带给广大藏族牧民，把她的青春献给社会主义草原。她坚持半牧半医，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凌晨挤牛奶，她比别人起得早；夜里捻毛线，她比别人睡得晚；分配活儿，次次她抢重活干；年终评议，年年她是好社员。她怀过四个孩子了，可是每次临产前，她都坚守在劳动岗位上。　　

仁措表面看起来，十分腼腆，可是为集体，为群众做事，却有一股令人惊异的坚韧不拔的狠劲。她用这种精神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用这种精神从事赤脚医生工作。一九六三年以来，她不顾山高水险，不怕狗熊狼群，经常只身骑着牦牛，去生产队、作业组巡回医疗。有了孩子以后，她就牵上两头牦牛，一头驮着孩子和药箱，一头自己骑上。为了少耽误劳动，她经常牵着牦牛，边走边捻毛线。　　

（三）　　

一九六八年，措池大队的牧业生产又是一个好年景。入冬季节，牧民们喜气洋洋地赶着一群群膘肥体壮的牛羊，交售给国家。家家门前杀牛宰羊，准备越冬的肉食，顶顶帐篷里堆放着包包酥油，袋袋“曲拉”（乳制品）。　　

和往年一样，每到这样的大忙季节，县社两级的汉藏干部都纷纷深入牧场，和藏族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草原上到处呈现出一派汉藏人民团结战斗的景象。这一年十一月，曲麻河公社汉族会计李学良和别的干部来到了措池大队，帮助各生产队防冻保畜和年终分配。　　

藏族社员们热情地欢迎他们，亲切地称他们是党和毛主席“派来的干部”。　　

仁措更是非常爱护这些“派来干部”。每次有汉族干部来，她都让出自己的帐篷给他们住，送来最好的食物给他们吃。这一次李学良他们来了，她怕李学良骑烈性牲口出危险，特地把自己那头温驯的牦牛牵来给李学良骑。可是，就在李学良结束了四队的工作去三队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社员气喘吁吁地跑来叫仁措，说李学良摔伤了，原来李学良想快点赶路，途中换了一头牲口。　　

仁措听了，也不及细问，急忙赶到出事地点，只见李学良昏迷不醒地躺在路边。她立即同别的藏族干部一起，做了一副松软的担架，把李学良抬到附近一位叫丹秋的帐篷里。仁措一面叫人去请公社的医生，一面叮嘱丹秋说：“这位汉族兄弟，家在河南，现在帐篷就是他的家，我们就是他的亲人！我们要好好照顾他。”丹秋马上给李学良铺床，把最好的被子给他盖上。　　

“派来干部”受伤的消息传开以后，藏族牧民纷纷赶来探望。老阿爸拿来羔皮袄，老阿妈端来热奶茶。他们心中默念着：“汉族的‘夏尼’（兄弟）呀，醒来吧！”　　

仁措作为一个牧区赤脚医生，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伤势这样重的病人。可是，她对汉族兄弟的感情好似一团火。在公社医生赶来前的日日夜夜里，仁措一直守护在李学良身边：李学良伤部疼痛难忍时，她及时地打针止疼；李学良自己不能翻身，仁措就小心翼翼地托着他翻身；李学良食欲不振，仁措就给他用牛奶熬粥，一勺一勺地喂到他嘴里。几个不眠的昼夜过去了，仁措眼睛陷下去了。　　

第四天，公社医生赶来了。初步诊断：李学良的脊椎已经摔坏，必须立即转到内地治疗。有人提议，先送县医院。这样，路是好走些，可是绕了远，抬担架得走一个月。仁措怕走这条路耽误了医治的时机，因此向大队革委会建议，走近路：越过五千八百米的巴颜色索大雪山，把李学良径直送上青藏公路，转往内地。革委会采纳了仁措的方案，可是宣布的护送人员名单却没有仁措的名字。原来，革委会考虑到这条路十分艰险，挑选了六个强壮的民兵和一位公社的汉族医生。仁措向革委会执拗地请求，一定要让她参加护送。她说：“派来干部是为我们藏族牧民受伤的，汉族的‘曼巴’可以代替我们护送，可是代替不了藏族‘曼巴’的情意！”　　

第六天清晨，护送李学良的队伍迎着风雪出发了。仁措背着药箱，牵着牦牛走在最前头。　　

高耸入云的巴颜色索大雪山已在面前了。这里冰封雪飘，寒风裹着飞雪，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厚厚的皮袄也抵御不住砭人肌骨的严寒。开始还能用牦牛驮着担架，可是走不多久，由于山坡陡峭，雪深冰滑，牦牛常常失蹄，担架颠簸很厉害，民兵们只好从牦牛身上卸下担架用人抬。仁措步步紧跟在担架一旁，给李学良掖被角，掸雪花，遇到陡险的地方就托着担架。距离雪山口还有二三百米的地方，雪深及腰，加上高山反应严重，担架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力量。　　

抬担架的人换得更勤了，每十分钟就得换一次。仁措虽然头晕目眩，恶心欲吐，可是，当她看见一个抬担架的民兵陷下雪坑时，她说声“我来！”冲上去接住担架就走。沉重的担架压得她直不起腰，喘不上气，脸上渗出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她以非凡的毅力，同民兵们轮换了三次，终于把李学良抬过了雪山口。谁能想到，这时的仁措，已经怀孕六个多月了。一个孕妇，抬着二百多斤重的担架，翻越了五千多米的大雪山。她每迈出一步，聚结着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蕴藏着多么深厚的革命情谊！　　

一翻过巴颜色索大雪山，夜幕降临了。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在帐篷里发出了有节奏的鼾声。可是，仁措却在烧着牛粪火，为熟睡的人们驱寒。雪地里通红的篝火，映着夜空。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民族团结的图画。　　

天刚亮，这支担架队又启程了。劳累了七个昼夜的仁措，又继续护送了两个时辰。直到远处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她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担架队。这时李学良正熟睡着，她绕着担架走了一圈，仔细地把被角压了又压……　　

担架走远了。仁措还坐在山坡上，招手目送：“汉族的‘夏尼’得救了！”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了。仁措带着十大的喜讯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巴颜日吉草原。第二天，她就顶着风雪骑上一匹马，身穿镶着红绿贴边的皮袄，头戴彩色锦缎的沙狐皮帽，背上十大文件和药箱，一边热情宣传十大精神，一边巡回医疗。她从这块牧场到那块牧场，从这个生产队到那个生产队，把十大精神传达到一顶顶帐篷里，把党的温暖送到一个个牧民的心坎上。现在，仁措正同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起斗志昂扬地投入了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中共玉树州委调查组　《青海日报》记者　新华社记者　　

　 　

　 　

　 　

　 　

　 　

千里南海十姐妹　　

——记广东珠海县万山渔业大队女赤脚医生　　

(1974.06.27)　　

　 　

广东省珠海县万山公社万山渔业大队有十名女赤脚医生。她们日日夜夜战斗在渔船上，为渔民防病治病。人们亲切地称她们是“南海十姐妹”。　　

万山的老年渔民都记得：解放前，这里缺医少药，渔民生了病，只能“小病抗，大病躺，重病等着见阎王”。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岛上有了卫生院。可是，由于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干扰，渔船上仍然没有医生。渔民出海捕鱼，生了病，就只好返航。病人得不到及时治疗，还耽误生产。有一年渔汛时，渔船正在捕鱼，渔民温十二忽然发病，疼痛难忍。大家只好扭转船头，把温十二送回岛上治疗。等渔船再赶回渔场时，鱼群早已跑光了。　　

如今不同了，渔船上办起了合作医疗。渔船出海，赤脚医生随船工作，渔民有了病，可以得到及时治疗。今年三月的一个夜晚，十一号船正在海上起网拉鱼。突然，船上一根木头断了，打着渔民李玉田的额部。他顿时昏倒船上，鲜血直流。渔民们吃了一惊，不由得停止拉网。这时候，正在拉网的赤脚医生黄金妹说：“大家继续干，别让鱼跑了。”说完，她立即打开随身携带的药箱，给李玉田止血、服药。一切安排妥当，黄金妹又忙着去拉网。生产一点没有受影响。李玉田的伤由于治疗及时，很快就好了。　　

在广阔的南海上，十姐妹不仅为本队渔民看病，还给外单位渔民防治疾病。有一次，五号船赤脚医生张金伙正吃晚饭，忽然远处划来一条舢舨，上面有人大声呼唤五号船。这是台山县一条渔船上的渔民发生食物中毒，船上没有医生，离陆地又远，便派人向五号船求援。张金伙立即赶到那条渔船上，给中毒的渔民兄弟打针、服药，使他们很快转危为安。　　

几年来，十姐妹为渔民治病八千多人次，抢救重病人六十多名，保障了渔民的身体健康，促进了渔业生产的发展。　　

十姐妹一面为渔民防病治病，一面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春汛的一天，十姐妹刚从海上回来，卸完鱼，就上山采药去了。谁知这一天，大队决定提前出海。十姐妹下山时，渔船都在起锚离岸，眼看赶不上出海了。　　

有的社员说：“算了吧，你们为大家采药，少出一次海不要紧。”十姐妹坚决地说：“当赤脚医生不能脱离集体生产劳动。”她们饭也顾不上吃，马上跳下舢舨，赶上渔船，和大家一起出海。几年来，十姐妹每人每年在海上劳动达十个月，东到台湾海峡，西到北部湾，行遍了千里南海。　　

在参加生产劳动过程中，十姐妹亲身感受到：渔民天天同风浪打交道，容易患风湿性关节炎。因此，她们和渔民一起，经常检查渔船，发现漏水的地方，立即修补，保证船舱干燥。她们还建议大队为渔民购置了防水靴、防水衣裤等。她们向老渔民请教，搜集防治风湿病的药方。　　

她们听说海蛇浸酒可以治疗风湿病，就和渔民一起下海捕捉海蛇，发动大家浸海蛇酒。现在，全大队家家都有了海蛇酒。社员温天胜患风湿性关节炎，经过内服、外擦海蛇酒，现已痊愈。海上突击任务多，渔民常常食无定时，有些人患了肠胃病。十姐妹便捕海龟，拣墨鱼骨，加工成药粉、药片，给患病的社员服用，使许多人逐步恢复了健康。　　

十姐妹全心全意为渔民服务，受到了群众的称赞和欢迎。十姐妹中，有两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人加入了共青团。　　

本报通讯员　　

　 　

大有作为的赤脚医生　　

——记孙立哲同志的先进事迹　　

(1974.10.12)　　

　 　

今年春天，陕西省延川县关家庄大队赤脚医生孙立哲到该县永坪镇办事。永坪镇的一些病人知道后，纷纷来到他的住处要求治病；在永坪镇邮电所，还有人发出这样一份电报：“孙立哲今在永坪，速来治病。”很快，邻县的一些病人也赶来了。人们为什么不怕翻山越岭都愿意找孙立哲治病？用他们的话说：“他一心扑在贫下中农身上，咱信得过。”　　

孙立哲是北京市一九六七届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关家庄大队插队落户，当了赤脚医生。五年来，他同他的战友们医治病人五万多人次，治好了许多常见病、多发病以及一些疑难病，还在土窑洞里用药物麻醉和针刺麻醉，成功地做胃切除、甲状腺次全切除、急性肠梗阻等大小手术两千多例，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　　

一九七二年九月，孙立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孙立哲的成长，生动地体现了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伟大胜利，证明了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哺　育　　

延安，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生活、战斗了多年的地方。小孙和战友们刚刚踏上这块革命圣地，首先瞻仰了革命旧址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凤凰山，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在清平河川的关家庄，小孙和他的战友访问了一家又一家贫下中农。这里，有当年跟随毛主席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有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抬担架，救伤员的革命老同志；还有为子弟兵做过军鞋的大娘大婶。老贫农怀着无限激动的心情，倾述他们对毛主席和党的深情。他们用烟锅在地上画着地图，向青年们讲述毛主席当年走过的路，毛主席住过的山村和窑洞；描绘当年毛主席胜利结束东征，回师西渡黄河，在这条清平河川的太相寺村，住宿过七天七夜的革命史实。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课，上得何等好啊！孙立哲，这个来自毛主席身边的红卫兵，曾多次立下誓言：要学习工农兵对毛主席对党无限深厚的阶级感情。今天，他更加理解了这“深厚”二字的含义。他思潮澎湃，千万句话形成一个心愿：作党和延安人民的好儿子，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在陕北高原上扎根、开花、结果。　　

孙立哲到农村不久，亲眼看到解放后山区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可是，这与贫下中农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一天，孙立哲的邻居有个老大娘感冒发烧，小孙和同学们连忙把从北京带来的四环素、姜片送去。大娘服用后，第三天病就好了。大娘拉着孙立哲的手，激动地说：“要是咱村有个医生，该多好啊！”大娘的话，深深印在小孙的脑海里。他和战友们，几次讨论到深夜。　　

正在这个时候，大队党支部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建立了合作医疗站。贫下中农一致推选小孙当了赤脚医生。　　

忘　我　　

孙立哲刚当赤脚医生时，对医学一无所知，常常是一面看病，一面查阅医书，仅《农村医生手册》，就先后翻烂了三本。由于他刻苦钻研，努力实践，较快地掌握了基本的医疗技术，找他看病的人也多起来了。　　

一个深秋的夜晚，劳动了一天的小孙，刚刚躺下，关家沟贫农社员高吾宁匆匆推门进来，说他的未满周岁的孩子病危了。小孙立即背起药箱，赶到了高吾宁家。患儿由于中毒性消化不良，高烧、吐泻，严重脱水，处于昏迷状态。小孙凭着自己初学的医学知识，懂得必须立即输液。可是，没有输液设备，怎么办？他打开药箱，一眼看到了注射器。对！就用它代替输液设备。患儿臂上的血管太细，只得在其他部位输液。小孙一条腿跪着，一条腿蹲着，弯着身子，双手小心翼翼地拿着针管做注射。　　

天亮了，患儿还是昏迷不醒。患儿母亲看见小孙眼都熬红了，煮好一碗面条，叫小孙吃。小孙怎么也吃不下。他和患儿的父母一样：孩子不醒，难咽这口饭呀！　　

二十多个小时过去了。小孙身上流着虚汗，两眼直冒金星。这时，他想起毛主席关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教导，顿时精神振作起来。他还是那样跪着蹲着，手握针管，一点一滴推送。　　

就这样，小孙一共坚持了四十多个小时，用那小小的针管，为患儿输入了一千八百四十毫升葡萄糖和生理盐水。　　

第三天清晨，患儿终于得救了，可是，小孙却因疲劳过度，一头栽倒在土炕上。　　

象这样为了抢救阶级兄弟，把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这在小孙是平常的事情。为了抢救病人，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从山坡上滚到沟里，顾不得伤疼，爬起来继续赶路。脚上的鞋滚掉了，脚掌磨破了皮，仍坚持战斗。在他生病的日子里，房东康儿妈悄悄地劝说病人改日再来，小孙听见了，硬撑着从炕上坐起来，请病人进窑，用微微发颤的手，拿起听诊器。病人含着热泪说：“你真是一心扑在咱贫下中农身上啊！”　　

新　课　　

一天，外村抬来一个急性肠梗阻的病人，急需动手术。这时，小孙虽然已学会治疗不少常见病和多发病，但对外科手术还是一无所知。只好把病人转送永坪地段医院。途中，病人不幸死了。　　

为这事，小孙几夜没有睡好觉。他反复思考着：贫下中农把垂危的病人送来，是对自己的信赖，可是自己却辜负了贫下中农的希望。　　

他想：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必须尽快学会外科手术。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依靠群众，刻苦学习，大胆实践，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热情支持小孙学外科，纷纷送来兔、鸡、羊，让小孙做动物实验。小孙和战友们对照着解剖学图谱，一件一件辨认腹腔脏器的解剖位置。　　

一九七○年底，小孙在大队党支部支持下，利用护送病人到北京治病的机会，在一个医院学习了几个月。在医院同志的热情指导下，小孙不仅积累了一些人体生理解剖方面的感性知识，还掌握了麻醉、输血、消毒、缝合、引流等外科基础知识。当他要离开医院时，成功地做了一次阑尾切除手术。　　

回到关家庄后，小孙以顽强的毅力，勤奋学习。白天，他劳动、治病；晚上，挑灯苦读。日复一日，小孙读了《毛泽东选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翻阅了一百多册中外医学书籍和文献资料。　　

为了取得开刀的真知，小孙就在自己害了嵌脚的脚指上开刀；为了让战友们掌握手术技术，他让战友割下自己背上的黑痣。队里有位复员军人，自告奋勇，愿做合作医疗站的首次手术病人。小孙和战友们怀着激动的心情，为这位复员军人取出二十多年前胡宗南匪军留在他身上的三块弹片。关家庄贫农妇女高凤清患胃穿孔并发急性腹膜炎。在大队党支部积极支持下，小孙和战友为这位妇女做了手术，使她转危为安。　　

小山村的赤脚医生能动大手术，广大贫下中农兴高采烈，前来要求治病的人更多了。　　

一九七二年八月的一天，女患者郝玉英因子宫外孕，引起大出血。抬到手术室时，已严重休克，脉搏十分微弱，血压急剧下降，需要立即动手术抢救。小孙懂得：这种手术的关键是输血。可是，小小的医疗站里，没有验血设备，不能检验血型。怎么办？小孙琢磨着：能不能利用病人腹腔内的自体血呢？这时，有人悄悄劝小孙：“别冒风险了。”党支部的同志望着奄奄一息的病人，鼓励小孙动手术。小孙想：作为一个革命医务工作者，就要为了人民的利益，敢于承担风险，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去抢救人民的生命。　　

在党支部领导下，小孙和战友们研究了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确定了抢救方案。　　

手术开始了。打开腹腔以后，满是鲜血。患者的血压继续急剧下降，最后，完全量不到了。　　

小孙凭着一年多积累的手术经验，果敢地用手伸进病人腹腔，摸到破裂的卵巢动脉，迅速结扎好，并嘱咐两个助手，用一根大针管，将患者腹腔内的血液，一管一管地清理出来，又把清理出来的一千多毫升血液，做好了抗凝过滤处理，紧接着再把这些自体血重新输入病人的血管。已经十五分钟量不到的血压，渐渐回升，病人的血管清晰可辨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病人得救了。　　

如今，郝玉英动手术已经两年了，身体比过去更加健康，担水、做饭、洗衣，样样都能干。　　

为了提高手术效果，小孙和战友们在土窑洞里用自制的半导体电针机，学会了针刺麻醉技术，成功地进行了难度较大的胸骨后甲状腺肿瘤切除、肠梗阻等手术。　　

每次手术以后，小孙和战友们，都要坐下来总结经验。在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和技术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　　

斗　争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孙立哲刚当赤脚医生时，就有人吹冷风。当他开始做外科手术时，有人甚至说什么：“出了事，非叫他坐班房不可。”卫生部门少数受刘少奇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毒害较深的人还说：“赤脚医生做好本分工作就行了，外科手术不是方向。”　　

面对这场斗争，大队党支部书记对小孙说：“办合作医疗，当赤脚医生，是党和毛主席的号召，是贫下中农的迫切要求。不要怕，只管干。”党支部还帮助他反复学习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孙立哲认识到这是一场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斗争，他和战友们决心努力办好合作医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贫下中农也都坚定地支持小孙说：“咱拔锅卖铁，也要支持赤脚医生。”小孙为病人做手术，贫下中农就送来一大把手电筒，为手术照明；有人举着手电筒，一站就是五、六个钟头。在大队党支部领导下，和广大贫下中农的支持下，小孙和群众一起，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反复宣传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卫生路线。　　

董家寺大队贫农张大娘患子宫瘤二十六年，伴有心脏病、心力衰竭。十多年前，曾到医院要求做手术，医院没敢给她做。医学文献也记载：心脏病人不宜动大手术。今年春天，小孙给大娘检查了病情，他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导医疗实践，分析病人的心脏病既能向坏的方向转化，也能向好的方向转化，关键在于创造转化的条件。他在手术前，先用药物控制住病人心力衰竭。结果，整个手术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顺利完成。第三天，病人能下地，第八天就出了医疗站。　　

在这次手术前后，孙立哲和在场的医务人员、贫下中农一起，召开了批林批孔会，请老大娘控诉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给她造成的种种痛苦，狠批刘少奇、林彪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共同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　　

象这样的批判会，五年来，在关家庄的合作医疗站和手术室里，不知开过多少次。这不仅使小孙进一步提高了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自觉性，也使一些受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毒害较深的同志，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一位原来想劝阻孙立哲学外科手术的同志说：“孙立哲学会外科手术，是贫下中农的迫切要求。他干得好，干得对，应该干下去。”一位原来瞧不起赤脚医生的大夫说：“路线对头，没有技术，可以有技术；路线错了，有了技术，也是白费。”　　

中共延川县委和延安地区、延川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对小孙和关家庄医疗站的先进事迹作了研究和总结，坚决支持小孙大胆实践，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鼓励他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这一切，给修正主义卫生路线以有力的打击，也使小孙受到很大的鼓舞，脚步迈得更加坚实了。　　

去年秋天，县委任命孙立哲担任不脱产的县卫生局副局长、公社党委副书记。在县委领导下，小孙组织了赤脚医生学习班和巡回医疗队，互教互学，从实践中培养、提高赤脚医生。去冬今春，赤脚医生医疗队完成了六十二个大队的计划生育和防治疾病工作，不少赤脚医生回队后，能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巩固了合作医疗制度。　　

孙立哲以他自己的实践，有力地说明：赤脚医生这支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生力军是大有作为，大有希望，大有前途的。他们必将为改变农村卫生面貌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报通讯员　　

　 　

英勇的丰南县赤脚医生　　

(1976.08.31)　　

　 　

河北省丰南县有一千一百五十多名赤脚医生，遍布在全县四百九十一个大队。平时，他们坚持亦农亦医，是贫下中农的贴心人。在强烈地震发生以后，人民的生命健康受到损害的时候，他们舍己救人，为公忘私，表现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　　

有多少赤脚医生刚从被震塌的房子里站起来，不顾家人的安危，就立刻投入抢救伤员的战斗！南孙庄公社刘胡庄大队赤脚医生吴玉茹，自己脱险后，首先想到的是正为队里外出办事的三队队长高春林家的老小。她没有顾自己家人的安危，毫不迟疑地奔到高春林家里，用手扒开砖瓦泥土，把高春林一家老小五口救了出来。听说贫农社员吴世军的两个女儿被砸得昏了过去，她没有来得及抹一把脸上的泥土和汗水，就急忙跑过去给这两姊妹进行人工呼吸。刚刚站起身来，有人跑来告诉她，她母亲负了伤。正在这时，从贫农社员吴户清的院子里传出了呼救声。吴玉茹没有往自己家里跑，而是毅然向吴户清家奔去。就这样，一个个伤员在吴玉茹救护下脱险了。当她回到家时，家里已经有人牺牲了。在这严峻的考验面前，吴玉茹看看前来找她的社员们期待的目光，背上药箱，又毅然走出家门。她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从南街跑到北街，对每个伤员都进行了细心的检查治疗。为了救护阶级兄弟和阶级姐妹，她不吃饭不觉饿，不睡觉不觉累，脚上被钉子、碎玻璃扎得淌着血也不觉疼。请看，这就是我们的赤脚医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大批无私无畏的赤脚医生日日夜夜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同各地派来的医疗队紧密配合，许多伤员才转危为安，逐步恢复了健康。　　

广大赤脚医生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白天，他们从一个窝棚到另一个窝棚，挨个给伤员打针、换药；晚上，大家睡熟了，他们坚持守护在病人身旁。黄各庄公社三村大队赤脚医生王贺维，震后两天两夜没合眼，把全村有生命危险的伤员全部抢救过来。　　

我们的赤脚医生，即使在自己负了伤的时候，心里仍然想的是贫下中农，想的是自己崇高的革命职责。南孙庄农场赤脚医生、知识青年张宝艳，地震时头部受伤，昏了过去。她一苏醒过来，就挣扎着爬起来给受伤的同志们检查治疗。同志们伤势减轻了，她却疼得一连几次晕过去。稻地二村大队赤脚医生尹宗泽，刚被民兵从瓦砾中救出，清醒后第一句话就是：“大伙的安危要紧，快给我药箱！”由于负伤太重，他站了几次都站不住，就用双手扶住一根木棍，使尽全身力气站了起来。大家见他这样坚强，便架着他，帮他背着药箱，对全村的伤员进行包扎治疗。　　

广大赤脚医生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努力锤炼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红心。就是这颗红心，使他们产生了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克服了重重困难，英勇果敢地抢救了阶级弟兄。侉子庄公社卫生院负责人、赤脚医生韩玉华，地震发生后，立即把卫生院的九名赤脚医生派下去，和各大队的赤脚医生一起，建立了四个医疗点，二十八日那天上午，就及时有效地抢救了一批呼吸窒息、动脉出血的伤员，紧接着又摸清全公社轻重伤员的底数，随即分别采取了治疗措施。许多伤员含着激动的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　　

丰南县广大赤脚医生在抗震救灾斗争中表现的共产主义精神，发挥的巨大作用，再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是何等英明，何等正确！再一次证明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恶毒攻击、诬蔑赤脚医生，只能说明他是贫下中农的死对头。在这些无私无畏的赤脚医生面前，邓小平这个复辟狂显得何等卑鄙，何等渺小！　　

本报通讯员　　

　 　

【农民心声】　　

　　　

　　　

1974年6月26日，为纪念毛泽东“6．26”指示发表9周年，邮电部发行了这套邮票。4幅画面集中表现了赤脚医生为农民治病服务的工作场面。　　

发行日期：1974．6．26　面额：8分  发行数量：各1000万枚　　

邮票规格：(82、85图)40×30mm、(83、84图)30×40mm　　

齿孔度数：(82、85图)11×11．5度、(83、84图)11．5×11度　　

整张枚数：50枚　版别：影写版　设计者：李大玮　印刷厂：北京邮票厂　　

左上　第82图 【预防】  邮票画面描绘了一位戴着军帽的女赤脚医生，正在给一群农村儿童注射疫苗的场面。　　

左下　第83图 【出诊】  邮票画面描绘了一位女赤脚医生月夜出诊的场面。　　

右上　第84图 【采药】  邮票画面描绘了两位女赤脚医生进山采集中草药的场面。　　

右下　第85图 【治疗】  邮票画面描绘了一位女赤脚医生放下镰刀，正在地头为老农针灸的场面。
　　

我伲贫下中农最爱“赤脚医生”　　

(1968.09.15)　　

　 　

“赤脚医生”就是好，我伲贫下中农最喜爱“赤脚医生”。有人说：“高小毕业生读了几年书有啥本事好做医生。”不对！我伲贫下中农就是需要这样的医生。　　

想想过去，我伲贫下中农受尽地主压迫和剥削，长年缺医少药，生了病只好听天由命。现在，贫下中农有了“赤脚医生”上门来看病，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伲贫下中农最大的关怀，最大的体贴！　　

一九六五年初，我伲新龙大队挑选了一个贫下中农的女儿去培训当医生，这个青年思想上、工作上都很进步，很了解我伲贫下中农的要求，经过短短几个月训练，回来之后她就背起药箱下田头为我伲贫下中农看病，既不脱离劳动，又热心为贫下中农服务，减少了我伲不少麻烦，深受我伲贫下中农欢迎。社员们都热情地称呼她“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初次出诊时有些害怕，一怕技术差，二怕别人讥笑她，这时我就陪着她出诊看病，跟在她身边帮助她，鼓励她，使她大胆地接触病人。　　

去年夏天，“赤脚医生”为了预防疾病，采用熏烟的办法灭蚊，这方法刚刚开始，就有阶级敌人在社员中散布谣言说：“烟熏熏得不好鸡鸭都熏死，人也会中毒。”由于听了谣言，有些社员就不敢用烟熏了。在这个时候，我连忙同“赤脚医生”商量，就先从我屋里熏起。通过实践，社员们看到了这是灭蚊的好办法，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破坏，及时地做好了灭蚊防病工作。广大贫下中农说：“只有在毛主席领导下，才有这样好的‘赤脚医生’。”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可是中国赫鲁晓夫却胡说什么“一个县要有一个象样的医院”。撕开中国赫鲁晓夫的画皮就可以看出，这个大坏蛋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医疗卫生工作面向农村的方针。过去我伲贫下中农看病早上出去，晚上也不能回来。现在“赤脚医生”就在田边为我伲治病。中国赫鲁晓夫不是也培养了不少有“学问”的“医科专家”吗？这些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眼睛里根本没有我伲贫下中农，从来也不到农村里来。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藤结什么瓜。在毛主席光辉思想照耀下，“赤脚医生”成了我伲贫下中农的贴心人。“赤脚医生”就是好！我伲贫下中农就是要积极支持“赤脚医生”，教育他们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全心全意为广大贫下中农服务。　　

上海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川沙县江镇公社新龙大队第三生产队队长　徐小妹　（新华社）　　

　 　

赤脚医生同我们心连心　　

(1971.01.31)　　

　 　

十多年前，我得了胃病，很严重。由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当时农村缺医少药，我不得不到城市医院去治。哪知道有的大夫不好好为贫下中农服务，马马虎虎给我检查了一下，就晃着脑袋说我的病治不好，叫快抬回去。后来，我又到过几个城市医院去治，都没治好，只给我开一个不参加劳动的条子。　　

俺大队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办起了合作医疗。几个赤脚医生主动来到我家，说用针灸、拔火罐就能治好我的病。当时，我想，我跑了那么多的大医院，花了许多钱，吃了很多药，还没治好，你们这几个赤脚医生真能治好吗？他们看透了我的心思，就和我一起忆苦思甜，学习毛主席语录：“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他们说：“我们贫下中农心连心，病在你身上，疼在俺心里，我们要千方百计治好你的病。”他们就给我扎针、拔火罐、用艾灸，一遇上天气变化，他们又来问寒、问暖、问病情的变化。经过赤脚医生一个多月的辛勤治疗，我的病全好了。饭也吃得多了，觉也睡得香了，走路有劲了，干活也有力了。　　

通过比较，我认识到，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是我们贫下中农的灾难线、死亡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幸福线、生命线。我今年虽然五十多岁了，今后还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河南省尉氏县蔡庄公社罗庄大队下中农  乔玉芳　　

　 　

我们打心眼里喜欢赤脚医生　　

(1973.08.21)　　

　 　

一九六九年秋上，我们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有了赤脚医生。从此，社员群众有点小伤小病，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刮风还是下雨，只要给赤脚医生打个招呼，他们就赶紧上门，精心治疗；生产大忙季节，赤脚医生边劳动，边看病，把药送到田间地头。赤脚医生的工作够忙了，可他们还抽空挨家挨户检查卫生，帮助社员预防疾病。对赤脚医生，我们打心眼里喜欢。大伙都说：“有了合作医疗，有了赤脚医生，无病早防，有病早治，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方面，我感受很深。　　

我今年六十二岁了。旧社会吃了上顿没下顿，长年累月给财东拆洗被褥，缝补衣服，染了一身子病。解放后虽然多次打针吃药，可身板总是不硬帮。去年腊月初二，夜深人静，我猛然觉得头昏目眩，鼻嘴抽风，舌头硬得话也说不成，半个身子象被几百斤重的大石头压住了，动也动不了。家里老小见我成这个样子，年纪又这么大，着急得不得了。我们大队的赤脚医生郭德仑知道我得了急病后，衣服都顾不得穿好，就高一脚、低一脚地赶到我家，又量体温，又号脉。他弄清我的病情后，就一面扎针，一面开了些中草药，熬成汤一勺一勺地喂我。经过他日夜抢救，两天后我就基本清醒了，头也不昏了。五、六天后，我的半个身子又能动了。以后，德仑天天到我家来，问长问短，号脉熬药。到第七天，我就试着下炕走路了。现在，我不仅能象往常一样自理生活，还能料理家务，引小孙子。大伙见我的病好得这么快，都高兴地说：“赤脚医生真行哩，能治大病。”我听了后激动地说：“旧社会，我们穷人不如一根草，甭说得下这样难缠病不得治，就是有个头疼脑热也没钱看。今日赤脚医生治了我的大病，全托了毛主席的福啊！”　　

陕西省陇县城关公社高堎大队贫农社员  段桂珍　　

　 　

　 　

　 　

　 　

　 　

　 　

　 　

　 　

赤脚医生使我重见光明　　

(1973.09.23)　　

　 　

我是一个贫农社员。十年前，我得了沙眼病，由于山区缺医少药，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越来越严重。想到医院治疗，来回要走百多里的路，我眼睛不好，不可能去。就这样拖到一九六五年，我的两只眼睛的眼皮都睁不开了，饭菜摆在眼前也分不清楚，成了瞎子。　　

当时，我很痛心。我多么盼望有一天我的双眼能够重见光明呵！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一九六九年底，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指引下，我们板吉大队也办起了合作医疗，有了自己的赤脚医生。一天，赤脚医生黄文应来到我家，说要给我治病。我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担心。高兴的是我的眼有了重见光明的希望，担心的是我的眼睛瞎了几年了，还能治好吗？赤脚医生一再鼓励我，说一定要想办法把我的病治好，让我重返生产第一线。他首先给我的左眼动了睑内翻纠正术，一个星期后拆线，眼睛能睁开了。后来他又用中草药给我洗眼珠上的云翳，眼睛一天比一天亮起来了。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细心治疗，报纸上那么小的字我也看得清楚了。我高兴得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我重见光明后，又担任了生产队长，贫下中农又推选我担任大队贫协副主任。我决心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带领全队社员搞好革命和生产，多打粮食，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广西凤山县乔音公社板吉大队  彭祖武　　

　 　

我们的赤脚医生真好　　

(1973.12.03)　　

　 　

要说起我们大队的赤脚医生来，那可真是“眼珠子扎刺儿——没挑！”打从办起合作医疗后，他们天天闲不住，风里来雪里奔，只要听说有病人，抄起药包就去，从来没见他们皱皱眉头。他们做的好事三天三宿也说不尽。拿前年正月给我老伴治病这件事来讲，就挺感动人。　　

我老伴打娘家顶雪回来，因为小产流血不止，加上长期身体虚弱，经不住这么折腾。傍晚掌灯的时候，血流得就越发“蝎虎”了。等到小半夜，病人的脸就象窗户纸一样刷白，手脚发凉，心口窝的气儿也不大了。这下子可把全家人吓毛了，我赶紧去请大夫。赤脚医生都躺在热被窝里了，听我一说，披着棉袄、拎着药包，顶雪跑来了。进屋一看，病得挺重，征求我的意见，要送医院。我寻思病得这么厉害，又是黑灯瞎火、大雪泡天的，一走一滑更没有把握。我说，你们就给治吧。两个赤脚医生也觉得送医院有困难，就商量着治疗。摸脉、试体温，查药书，研究着开方子。他们两个人亲自下手给熬药、打止血针、注射葡萄糖，中药、西药配合治疗。病人的脉搏微弱，他们的眉头就拧成疙瘩，病人的呼吸稍有舒展，他们的身上都觉得轻松。一点、两点，时间慢慢过去了。孩子们困得东倒西歪睡着了。但是，赤脚医生一直忙到鸡叫，整宿没合眼。一天、两天过去了。赤脚医生的眼熬红了，可他们还是守候在旁边，一连三、四天，直到病情见轻，他们才松一口气。又经过四、五天治疗，我老伴完全脱离了危险。他们这才放了心，睡上了安稳觉。　　

打这往后，我经常跟孩子们说，要不是咱们大队的赤脚医生的精心调治，你妈妈早没命了。合作医疗制度就是好，咱多昝也不能忘记它的好处哇！　　

辽宁省喀左自治县公营子大队贫农社员　张友　　

　 　

赤脚医生和咱们心连心　　

(1974.03.20)　　

　 　

十八年前，我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病情越来越重。后来进过几个大医院，花掉近千元，还是没有治好。有两年半多的时间，下不了地，走不了路。因为长期躺在炕上，背上长出一个大包，骨架也变了形。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培养了自己的赤脚医生。他们经常到我家来和我谈心，了解得病原因，诊察疾病特征。无论是大雨瓢泼，还是大雪积门；无论是白天烈日炎炎，还是晚上严寒逼人，九个来月，坚持每天给我针灸、服药。记得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我以为他们不会来了，就睡了。没想到我躺下不久，赤脚医生小薛就趟着大水赶来，给我按时针灸、服药。赤脚医生可真是把咱挂在心上了，感动得我眼泪唰唰往下淌。　　

小薛走后，我半宿没有睡着觉，心里想起好多事：从前我在大医院治病，有的大夫嫌脏，看不起我们贫下中农，嘴上戴个大口罩，诊病时把脸扭向一边，了了草草，两三分钟就看完了。这怎能治好病？　　

赤脚医生和咱贫下中农真是心连心，骨肉亲。他们每次来看病，都给我讲国家大事，还帮我扫地、擦柜子。　　

现在我的病已经完全好了，家务活也能干了。我爱人不再为家务分心，一心为集体，被贫下中农推选为生产队队长。我的三个孩子也都上了学。我深深感到赤脚医生就是好。　　

吉林省伊通县大榆树大队贫农女社员　秦玉文　　

　 　

贫下中农赞合作医疗　赤脚医生和我们心贴心　　

(1974.04.06)　　

　 　

要讲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好处，那可真是满架的葡萄，一串一串的。就说我自己经历的事吧！　　

我今年八十二岁，二十岁那年，不小心跌坏了左腿。那时，家里穷得连嘴都顾不上，那还有钱请医抓药呢！后来，我就瘫在家里，整个腿都烂得变黑发臭。我咬着牙关硬是熬过了整整三十八个年头。解放后，生活好了，我就想着能快些把腿治好。谁知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坑害人，有些医生闻不惯我这“臭腿”，总是敷衍地说：“你这几十年的烂腿难治好，还是趁早锯掉好。”打那以后，我气得再也不进医院大门了。　　

在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指引下，我们大队在一九六九年办起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为了治好我这烂腿，可真把一颗心拴在我身上了。每次换药，腿上的脓液和腥味连我自己都觉得恶心，可他们一点也不在乎，总是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帮我洗呀擦呀，直到洗净才肯放手。对赤脚医生的精心治疗，我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想抢着自己干，可他们就是不依，还说：“你的病就象害在我们身上一样，有什么要紧的。”一天，我正要去医疗站换药，不巧下起大雨，我怕雨水淋了伤口，想等雨停了再去，可直等到天黑，雨还是哗哗地直下。我就索性睡下，想等第二天再换。忽然，屋门吱的一声，赤脚医生进来了，气喘吁吁地走到床前，抱歉地说：“我们来迟了，让你老人家等急了吧！”说着又为我忙乎开了。弄得我不知说什么才好。　　

旧社会穷人求医不得，如今办起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送医上门，这真是两个世道。经过一年多时间，上百次的治疗，我这六十多年的烂腿，居然治好了。这全是托毛主席的福啊！林彪一伙竟想搞垮合作医疗，我们坚决不答应！　　

现在，我不能虚度幸福的晚年。我经常到队里做点轻活，决心为革命尽一点力。　　

江苏省泰州市松林大队社员　汤桂荣　　

　 　

赤脚医生人人夸　　

(1976.06.25)　　

　 　

说起赤脚医生，我们从心里喜欢。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和我们贫下中农血肉相连。　　

一九六八年九月，我们公社的赤脚医生调查报告发表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作了充分的肯定，我们听了毛主席的光辉批示，高兴得直流眼泪。大家一个劲儿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公社八十多名赤脚医生，除了向部队、大学、卫生院和领导部门输送了一批骨干外，还有六十九人。他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积极开展防病治病工作，努力为贫下中农服务，成为农村卫生革命的生力军。一九七四年，我们公社的赤脚医生王桂珍代表全国百万赤脚医生，出席了世界卫生会议。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我们贫下中农的生命线。毛主席支持、肯定的赤脚医生，是我们贫下中农的贴心人。赤脚医生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使农村医疗卫生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万恶的旧社会，我们贫下中农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看病的权利都被剥夺了。那时，“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无钱莫进来”。大沟大队老贫农陈四妹的女儿得了重病，好容易借到几块钱去请大夫，那个阔大夫却恶狠狠地说：“这点钱能看啥病！”陈四妹哭着回到家里，孩子已经死了。在旧社会，穷人贫穷多病，看病比登天还难！　　

文化大革命前，有些资产阶级医生跟旧社会的“郎中”没啥两样。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他们呆在大城市里，只为少数人服务，对什么“养身疗法”、“肥胖症”等“尖端”学问很有兴趣，对农村中的常见病、多发病却置之不理。有一年农事大忙季节，我们这里流行一种病，很多社员受了传染，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可是没有医生下乡防治。一位老贫农患重病需要开刀，因为交不起住院费，三次到医院，三次被推出来。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一言难尽，那时候，我们贫下中农多么盼望有自己的医生啊！　　

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一大批“手上有老茧，脚上有泥巴，肩上有药箱，胸中有贫下中农”的赤脚医生，在农村医疗卫生阵地上扎了根。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他们又防病又治病，既会中医又会西医，既能搞医又能搞药，他们是又红又专的多面手。我们贫下中农就是需要这种用得上、管得着、养得起的赤脚医生。　　

共和大队赤脚医生陈建国，有一次抢救一位患高血压病的老贫农，饭不吃，觉没睡，采取各种措施耐心治疗，病人终于脱险了。在回家的路上，建国想的不是吃饭、睡觉，而是怎样解除高血压这种病对老年社员的威胁。从此，他背上药箱，拿着血压计，挨家挨户替每一个四十五岁以上的社员做了仔细的检查，掌握了这些社员的健康情况。　　

赤脚医生风里来，雨里去，为了我们贫下中农的身体健康，象电影里的田春苗一样，舍得豁出自己的一切。他们为了抢救被毒蛇咬伤的社员，连夜拿着手电筒下田采新鲜草药；他们把刚生下来处于休克状态的孩子抱在怀里，口对口进行人工呼吸，终于使孩子起“死”回生；他们为防病治病，坚持随叫随到，送医送药上门，常常一顿饭分几次吃，一宿觉分几次睡。你要感谢他们，他们总是说：“这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为贫下中农掌好医疗卫生大权，再苦再累心也甜。”　　

赤脚医生始终保持着贫下中农本色，奋战在农业学大寨第一线。　　

他们心不离群众，手不离劳动，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我们在哪里战斗，他们就在哪里出现。王桂珍是赤脚医生的好榜样。她结合到公社领导班子以后，地位变了，担子重了，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作风没有变，还和往常一样，背起药箱巡诊，扛起锄头劳动，受到社员群众的热情称赞。现在我们的赤脚医生实行“三三轮换制”，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巡诊治病，预防疾病都不误。　　

我们公社党委和贫下中农，对自己的赤脚医生的成长、壮大十分关怀，经常给他们办路线斗争教育学习班，忆苦思甜，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使他们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挺得起，站得稳。　　

公社卫生院的革命医务人员黄钰祥等同志，也和赤脚医生一样，经常到大队巡回医疗，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自觉改造世界观，并且帮助赤脚医生在实践中提高医疗技术。　　

现在，赤脚医生不仅能够治疗农村中的常见病、多发病，还可以和革命医务人员一起，做比较复杂的手术，治愈率越来越高。　　

比比从前，看看现在，真是两条路线两重天。赤脚医生实在好，好就好在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了三大差别，打破了资产阶级在医疗卫生战线上的一统天下，为我们贫下中农牢牢地掌握了医疗卫生大权，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胡说赤脚医生是“试验阶段”，妄想继续用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统治我们，把“城市老爷卫生部”的牌子重新挂起来。我们贫下中农坚决不答应。让我们的赤脚医生队伍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　　

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贫下中农　　

　 　

【医术·医效】　　

　 　

　　　

　 　

《赤脚医生手册》，一个“全科医疗医药”宝典，从常见的咳嗽、呕吐到复杂的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从灭蚊、灭蝇的防病知识到核武、生化武器的防护；从针灸、草药到常用西药，无所不有。　　

在长达３０年岁月里，《赤脚医生手册》不仅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为解决几亿人的医疗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一直是中国人的全民健康指导手册，它的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选集》。《赤脚医生手册》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先后被翻译的文字达50多种，在全世界发行，时至今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　　

　 　

草医草药大有作为　“赤脚医生”治好大面积烧伤　　

(1970.01.19)　　

　 　

桂北山区荔浦县两江公社保安大队的“赤脚医生”，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发扬敢闯、敢干的革命精神，用土方草药成功地抢救了一个大面积烧伤的阶级兄弟，为丰富祖国医药学宝库作出了新贡献。　　

去年七月，保安大队妙花第一生产队社员伍凤超，制炮硝不慎失火被烧伤，烧伤面积达百分之六十五，二至三度伤占烧伤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当时，伍凤超神志昏迷，呼吸微弱，生命垂危。　　

伤员送到保安大队卫生室，正在学习班学习的“赤脚医生”们见了，十分焦急，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么严重的烧伤，我们这些没正经学过医的‘土医生’，别说没有治过，连见也没见过，就靠点土方草药，能治得了吗？还是马上转送县医院保险。”有的说：“我们虽然没有用草药治好大面积烧伤的经验，却治好过小面积烧伤，可以试试。”　　

大队革委会主任莫元存认为，这些意见反映了两种思想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为了统一认识，立即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和“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的伟大教导，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技术第一”、“中医不科学”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大家认为，敢不敢用土方草药抢救这样大面积烧伤的伤员，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重大问题。大队“赤脚医生”、贫农女儿韦丽珍当场表示：“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破除迷信，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我们一定要用土方草药治好阶级兄弟的大面积烧伤，用实际行动狠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其余几位“赤脚医生”也一致表示：“困难再大，没有毛泽东思想威力大。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赤脚医生”们经过分析，认为应该火速给伍凤超退热、止痛、抗感染，控制休克。“赤脚医生”、老贫农莫书德第一个献出了祖传秘方；莫云锦赶回家去，把自己保存的止痛退热的草药拿来给伍凤超服下，用一种收水、收脓、抗感染的草药涂敷伤面。伤员需要输液，韦丽珍克服缺乏输液设备的困难，采取土办法，一次一次给伤员补液，使他很快脱险。　　

第九天，伤员的创面结痂，可是感到疼痛，原来是部分痂皮裂缝感染，流脓流黄水。“赤脚医生”们发扬勇敢战斗、连续作战的作风，将有脓水的痂皮剪去，用另外三种草药熬成浓汁涂擦。几天以后，伍凤超的创面痂皮陆续自行脱落，现出了新生的皮肉。　　

经过“赤脚医生”十四天日日夜夜的战斗，不用一寸纱布，不输一滴血液，完全用草药治好了伍凤超的大面积烧伤。“赤脚医生”们兴奋地高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　　

广西荔浦县人民卫生防治院革委会荔浦县革委会、县人武部　　

　 　

　 　

　 　

　 　

　 　

充分发挥“赤脚医生”的骨干作用　　

——洞庭公社“赤脚医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防治血吸虫病　　

(1970.01.27)　　

　 　

湖南省湘阴县洞庭公社位于洞庭湖畔，是血吸虫病严重疫区。解放前，这里是“女不生育‘男怀胎’，十人身体九人衰；田荒地白无人种，遍地一片鬼嚎声”的悲惨景象。　　

解放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这个公社从一九五五年起，大力开展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先后治疗了大批血吸虫病人，消灭钉螺面积五千九百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以后，由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在卫生战线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迷信“专家”，把治疗血吸虫病工作搞得神乎其神，冷冷清清。公社设一个血吸虫病防治组，七个工作人员，三十张病床，却要担负两个区九个公社八万多人口的防治任务，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有的社员送一次粪便检验，来回要走几十里路，有的病人几次带着钱粮来住院，往往由于床位不空，退了回去。贫下中农焦急地说：“靠血防组几个人，打水也打不浑。我们有病不能及时治疗，不仅影响健康，还耽误了生产。”　　

在毛主席光辉的“六·二六”指示的指引下，洞庭公社的贫下中农夺回了医疗卫生大权，并培养了一支以“赤脚医生”为骨干的卫生队伍，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树立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闯出了一条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地治疗血吸虫病的道路。　　

“赤脚医生”和卫生员治疗血吸虫病，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事物。开始的时候，少数“赤脚医生”有三怕思想：怕治不好，怕出问题，怕麻烦。有的人说：“鸭婆子啄得到鱼，还要鹭鸶作什么哩！”个别干部也认为：放到大队治疗，担子重，责任大，出了问题不得了。针对这些活思想，公社和大队革委会及时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反复学习毛主席光辉诗篇《送瘟神》，学习“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教导，学习毛主席对卫生工作一系列光辉指示，狠批刘少奇推行的“技术第一”、“群众落后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和“重城市轻农村”等修正主义黑货，并请老贫农诉血吸虫病害的苦，进行阶级教育。通过学习，使大家认识到，消灭血吸虫病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增强人民体质，保护社会生产力的迫切需要，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赤脚医生”和卫生员，冲破种种阻力，说干就干。没有病房，腾出仓库代替；没有病床，用门板代替；缺少铺盖，依靠病人互助解决。病人可由家里送饭，还可以回家吃饭，不用另拿伙食费。他们还充分利用土方土法和中草药治疗血吸虫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洞庭大队“赤脚医生”胡栋良一马当先，带领九个卫生员，一次收治四十二个血吸虫病人，做出榜样。治疗血吸虫病的工作很快就在全公社铺开了。八个大队，采取队队设点，分批集中治疗的办法，自查、自治，已治好的血吸虫病人占全公社病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相当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六年治疗总数的两倍多。　　

治疗过程中，“赤脚医生”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把病人当作自己的亲人。治疗前，他们上门收粪送检，确定诊断。治疗中，他们仔细观察反应，及时处理。给病人端茶送水，帮病人洗衣服，照顾十分周到。他们不但给病人治病，还认真组织病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病人的头脑。这样不仅加快了治疗速度，而且使病人明确了预防为主的方针，主动做好防护工作。双塘大队历来有下湖打草的习惯，每年都要感染一批血吸虫病人，通过学习和宣传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以后，群众不再打湖草，改为多种绿肥，多沤多积家肥，大大减少了血吸虫病的感染。　　

湘阴县革委会通讯组　　

　 　

贵岭大队“赤脚医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用草药治好钩端螺旋体病　　

(1970.08.31)　　

　 　

广东连平县隆街公社贵岭大队的“赤脚医生”，在毛主席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伟大教导指引下，虚心向群众学习，大力开展草医草药的研究工作，成功地使用草医草药治疗钩端螺旋体病。在一百多例的病人中，疗效达到百分之百，为丰富祖国医药学宝库作出了贡献。　　

前些时候，贵岭大队突然流行钩端螺旋体病。病人开始发冷发热，头剧痛，全身无力，食欲不振，尿赤得如浓茶，病势危急。这个大队的“赤脚医生”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学习了光辉的“老三篇”，一致表示：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为了抢救阶级兄弟的生命，一定要用草医草药攻下钩端螺旋体病这个难关。他们挨家挨户访问老贫农，寻找药方。老贫农介绍了几种草药能够治这种病。但是，这些草药各有寒、温、湿、燥的不同特性，究竟怎样配成处方才能有效？仅学过二十多天草药的“赤脚医生”、共产党员叶才雄，决心在自己的身上进行试验。第一次由于服得过多，出现比较强烈的反应，头晕眼花，全身发烧。有些好心人劝他说：“什么草药你都吃，不要把身体吃坏了”。他说：“为了给贫下中农治好钩端螺旋体病，自己就是死了也心甘！”　　

“赤脚医生”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摸清了各种草药的不同性能和用药的剂量。他们用这些草药对第一批八个病人进行治疗。经过一个星期的治疗，有五个人神志恢复正常，高热全退，尿由赤色变无色，黄疸大大减退，疗效很好。另外三个病人的病情虽有很大好转，但黄疸未减退。“赤脚医生”又进行了反复的诊断，从社员叶亚大的病态分析研究中，发现了有肝肿大的现象，而且牙齿出血和尿出血，病情比前五例严重。“赤脚医生”又带着这个问题，向七十七岁的老药农唐绍模请教。老药农当即向“赤脚医生”介绍了三种祖传秘方。但是其中有一种草药，没有文字记载，而本地又非常难寻。“赤脚医生”叶火娇，不畏艰苦，和老药农一起，跑遍深山密林，终于找到了这种草药。这种草药从来没人用过，“赤脚医生”叶才雄主动提出要在正患着这种病的他父亲身上作试验。经过连续试服，疗效很好。叶才雄从他父亲试服的实践中，不断研究，配成了一种药方，大胆地应用到病人叶亚大身上。经过几天治疗，病人的黄疸全部消失，而且能够参加劳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贵岭大队的“赤脚医生”　　

在治疗钩端螺旋体病的过程中，充分发动群众，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辅导相结合，治病和教病人认药、治疗方法相结合，用草药标本巡回展览和实地采药示范相结合等办法，使很多人都能认药、采药，能自己治疗。老贫农唐永衡患了钩端螺旋体病后，产生了悲观情绪。“赤脚医生”们怀揣红宝书，带着草药标本来到他家里，和他一起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指示，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然后给他讲述发病的原因，治疗的方法。病人很快掌握了医疗知识，治好了自己的病。　　

“赤脚医生”又以“一带一”“一帮一”的方法，教会别人采药、用药、治病。在很短的时间，贵岭大队的“赤脚医生”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不花一分钱，用草医草药攻克了钩端螺旋体病这个难关。　　

目前，贵岭大队“赤脚医生”积极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预防为主”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灭鼠除害的爱国卫生运动，大力改造疫源地，并且把治疗钩端螺旋体病的草药制成防疫药物，定期服用，基本上控制了钩端螺旋体病的流行，使社员的健康得到保障。　　

连平县联合报道组　　

　 　

毛主席的医疗卫生路线胜利万岁！　　

中央组织部“五·七”干校“赤脚医生”诊疗八例　　

(1970.11.25)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本报曾刊登了中央党校“五·七”学校“赤脚医生”为贫下中农治病的《诊疗十三例》，受到读者欢迎。现在，我们从中央组织部“五·七”干校“赤脚医生”为当地（河南省长葛县）贫下中农治病的许多病例中选出八例刊登出来，供大家参考。　　

——编者　　

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被“洋大夫”判处“死刑”的瘫痪病人站起来了　　

　 　

老城公社台庙大队第六生产队贫农社员、生产队副队长、共产党员桑合顺，今年五十三岁。因受风受凉，先是两肩疼痛，后发展到全身疼痛，不几天全身瘫痪，四肢麻木，小腿肌肉萎缩，腹中两旁有硬块。经某专区医院和某医学院治疗都不见效，医学院的大夫还说：“这病没治头，回家想吃什么给他吃什么吧！”今年八月中旬，干校的“赤脚医生”王玉芳同志开始给他治疗，采取针刺、艾灸和药物注射三结合的综合疗法，经过十次治疗就可以扶物下地。现在已经能够自由行走，并能从事抠玉米、擦白薯片等轻微劳动。目前还在继续治疗中。　　

瘫痪病人重新站起来了。队里的贫下中农知道后，都非常高兴，他们几次写信给干校领导，表扬王玉芳同志。桑合顺的一家感动地说：“我们卖掉了架子车，还借了钱，花了三百多元，跑了医院、医学院，都没有治好。小王没拿俺一分钱，没吸俺一支烟，就给俺治好了病。感谢毛主席、共产党培养的好干部。”　　

针灸穴位分以下几种交替使用：　　

下肢穴位：　　

第一组：命门、肾脊、痞根、环跳、阳陵泉透阴陵泉、绝骨透三阴交、昆仑透太溪。　　

第二组：十七椎、大肠俞、白环俞、秩边、髂后上棘、新环跳、承扶、殷门、承山。　　

第三组：四强、迈步、脾关、伏兎、治瘫4、5，地机。　　

脊上穴位：　　

第一组：大椎、结核穴、五个热气穴。　　

第二组：肩、肩髎、曲池、外关。　　

第三组：治瘫3、手三里、养老、天井。　　

腹部穴位：水分、气海、天枢、关元、章门。　　

水针注射：阿是穴及阳性反应物。　　

艾灸：脊柱两旁有关穴位。　　

三十多年的聋哑人喊出了“毛主席万岁！”　　

尉氏县岗李公社石庄大队贫农社员王振国，三十五岁。两岁时因病发高烧无钱治疗而聋哑。他弟弟王小六，六岁时也因病发高烧而成了哑吧。今年六月初，他们哥俩来找干校的“赤脚医生”侯锡山同志扎针治疗。侯锡山同志采取先治聋、后治哑的办法，先后经八次针刺，他们哥俩终于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们还以愤怒的心情高呼：“打倒刘少奇！”　　

哑吧说了话，聋子又听到了声音。群众说他们是：“一对铁树开了花！”他哥俩听到侯锡山同志要离开生产队时，就一起赶来送他，再三表示：“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针刺穴位：　　

一、治聋：耳门、听宫、听会、翳风，治聋1、2，下关。　　

二、治哑：哑门、廉泉。　　

三、语言训练。　　

毛主席的恩情说不尽，报不完啊！　　

——针灸治好了糖尿病　　

大墙周公社前进大队贫农女社员张桂花，四十八岁。五年前她得了糖尿病，病情越来越严重。主要表现为“三多”：喝水多，吃饭多，小便次数特多。为治病先后花了五百多元。在某医学院住院治疗三个多月，那里的“洋大夫”开始说她腹中有瘤，开刀动手术，结果诊断错了，既花了钱，又白挨了刀。最后，“洋大夫”的结论是：“无法治疗”。今年四月，她找干校的“赤脚医生”郑庭章等同志治疗。　　

郑庭章等同志采取耳、体针相结合的疗法，连续治疗两个月，就逐渐好了。　　

张桂花十分激动地说：“要不是毛主席领导好，俺的病就治不好了。毛主席的恩情说不尽，报不完啊！”　　

针灸穴位分以下几组：　　

一、肺俞、金津、玉液、鱼际、少商，耳针配肺区。　　

二、中脘、脾俞、陷谷，耳针配胃区。　　

三、肾俞、关元、水道、水腺，耳针配肾、膀胱区。　　

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　　

——五个医院没有治好的癫5癎病，一根银针扎好了　　

大墙周公社大墙周大队贫农女社员王趁妞，二十八岁。七年前产后第三天得了癫癎病。从此，十天半月就发病一次。曾到五个医院治疗，花了二百多元也没有治好。今年四月经干校的“赤脚医生”郑庭章等同志耐心治疗，针灸三十多次即痊愈。　　

王趁妞病好后，她经常对人说：“毛主席对俺贫下中农最心疼，派来医生给俺治好了病。真是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我一辈子忘不了毛主席！”　　

针刺穴位：　　

第一组：哑门、印堂、内关（双）、足三里（双）。　　

第二组：大椎、上星、大陵（双）、行间（双）。　　

第三组：陶道、后溪（双）、丰隆（双）。　　

第四组：风池、心俞、劳宫（双）、太冲（双）。　　

俺一家忘不了毛主席　　

——针灸治好了精神病　　

尉氏县岗李公社庞庄大队贫农女社员杨存妞，四十岁，一九六八年得了精神病，闹得全家不安。今年五月，干校的“赤脚医生”侯锡山同志给她治疗，一面给她做政治思想工作，一面给她针灸，只扎了一个疗程就治好了。现在她已经正常地参加劳动。　　

杨存妞病好后，全家特意前来干校表示感谢，高呼：“毛主席万岁！”她婆母流着眼泪说：“毛主席领导得真好！我活了六十多岁没见过这么好心的医生。俺一家忘不了毛主席！”　　

针刺穴位：　　

第一组：大椎、头颞（双）、内关（双）、足三里（双）。　　

第二组：哑门、定神、虎边（双）、中脘。　　

第三组：陶道、人中、后溪（双）、风池。　　

要让俺孩多读毛主席的书　　

——五次扎好了“老鼠疮”　　

大墙周公社打鱼李大队贫农女社员韩喜婷，四十多岁。今年二月得颈淋巴腺结核（即老鼠疮），位于颈左侧。两肩和两上臂剧痛，脖子发烧，连家务活都不能做。九月初，干校的“赤脚医生”高俊生同志知道后，就主动到她家去，一方面做思想工作，一方面扎针。每隔三天扎一次，共扎五次就好了。　　

韩喜婷感激地说：“感谢毛主席派来了救命人，一分钱也没有花，就把俺的病治好了，俺不发愁了。以后要让俺孩多读毛主席的书。”　　

针刺穴位：　　

一、阿是穴：（1）十字形刺硬结部，正中刺硬结部；（2）扇面形刺硬结部，交替进行。　　

二、巨骨、肩井、肩贞，每次取两穴。　　

俺一定要好好劳动，报答恩人毛主席！　　

——二十五年的子宫下垂针刺八次就好了　　

大墙周公社打鱼李大队贫农女社员王大娘，五十六岁。二十五年前得了子宫下垂病，外露两寸。不能走远路，不能干重活，非常痛苦。干校的“赤脚医生”吴达惠同志给她扎了八次针就复位了。　　

王大娘说：“毛主席培养的医生好，二十多年的病给俺治好了。　　

俺一定要好好劳动，报答恩人毛主席！”　　

针刺穴位：关元透中极、维胞、三阴交。　　

今后要俺孩多出工，多打粮食，支援革命　　

——二十多年的哮喘病十五天治好了　　

老城公社李庄大队贫农老大娘张焕妞，六十五岁。患哮喘病二十多年，每年冬天喘得躺不下去。经干校的“赤脚医生”尹连序同志扎针加火罐疗法，十五天就好了。　　

张大娘见到尹连序就说：“多亏你给俺扎好了，俺可以在家做饭了，让俺孩多出工，多打粮食，支援革命。”　　

针刺穴位：定喘（双）、天突、膏肓、膻中，并加火罐疗法。　　

（中央组织部“五·七”干校政工组整理）　　

　 　

五百多次治疗　　

——记赤脚医生窦长敏、夏增美医治瘫痪病人的事迹　　

(1973.06.27)　　

　 　

在山东省临朐县辛寨公社黑洼大队，人们传颂着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赤脚医生窦长敏和夏增美连续进行五百多次治疗，使瘫痪七年的贫农王明升重新站立起来了。　　

同病人一起向病魔宣战　　

一九七一年春，刚过门不久的媳妇夏增美当了赤脚医生。听说她的邻居王明升长期瘫痪，躺在床上，便想给他治疗，但又怕自己承担不了。她找赤脚医生窦长敏商量，二十二岁的窦长敏高兴地说：“我也正在想这件事，咱俩就一块去‘会诊’罢！”　　

在党支部支持下，小窦和小夏一块来到了王明升家。走到病人跟前一看，不禁吓了一跳：乱蓬蓬的头发，蜡黄的小脸，浑身皮包骨头，膝盖肿得象个瓦罐，四肢不能动弹，嘴巴也张不开。他俩想：“哎哟，病到这个样子，怎么治法？”　　

王明升听说给他治病来了，两眼泪水夺眶而出。接着，他讲述了得病后的经过和夜里做梦的情景。　　

“我九岁那年，得了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现在已近十六年了。　　

开始是浑身的关节疼，后来发展到四肢关节强直，父亲曾推着小车带我到外地两次住院，也没治好；又先后失去了父母，一九六四年冬天我就躺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俺兄妹五个，我这个做哥哥的不光没给弟弟、妹妹尽点责任，吃喝屙尿还得全靠他们。唉，……”　　

说到这里，他满怀希望地说：“昨天晚上，我听到广播：多年的哑巴说出了话，多年的瘫巴站起来。我听着喜得一夜没睡好觉，刚合上眼就觉着我也站起来了。可是，使劲一蹬，浑身生疼，醒来还是一个梦啊！你们来得真巧，快给我治吧！”　　

王明升的叙述，激发了小窦和小夏的无产阶级感情，他俩斩钉截铁地说：“明升，你放心吧，你的病俺们包下来了，不管有多大困难，俺俩都想法对付！”说着，小窦给他从头到脚扎上了二十个针，边扎边说：“我才学会，扎得不好，您忍着点！”明升慷慨地说：“你尽管扎吧，不管怎么疼，我都能挨住！”就这样，三个人一个心眼儿，向病魔宣战了。　　

可是没有想到，一开头就碰上了困难。扎针一次，两次，三次，五次，一连扎了十四次，肿没见消，疼没减轻。小窦、小夏心如火燎，正感到没有办法的时候，忽然吹来了一股冷风：“两个‘土医生’，还想治大病，就不想想自己吃了几个米粒！”大队党支部主动来找小窦和小夏谈心，广大贫下中农热情地支持他们，他们的决心更坚定了。经过反复分析，认定是针刺强度不够，于是决定改扎电针。他们找了几块铜片，弄了个线圈和开关，在学校老师的帮助下，自制了一个“蜂鸣式电针器”。　　

小窦第十五次来到王明升家，扳过他的腿就扎了两针，电疗器象个蜜蜂那样哼哼地响起来，王明升只觉得浑身麻嗖嗖、热乎乎的，很好受。他笑着说：“这一回你又想到我心里来了。扎干针不管用，我还怕你灰心，这个玩艺儿扎上，可真过瘾啊！”　　

看看明升那般眉飞色舞的神情，小窦小夏也高兴得很。从此以后，一针强似一针。又扎了两个疗程，王明升便觉得好多了。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八日，他躺不住了，便穿上衣服下了床，扶着桌子转了几个圈。当他回到床上，重新躺下，那种高兴劲儿就甭说了。他那十岁的小妹妹蹦着出去向大家报喜。　　

替病人分疼担忧　　

“小窦和小夏就是心灵手巧，别看针扎得深，电放得足，疼得可不厉害。”这是患者的亲身体会。但只有看过小窦腿上的“红饽饽”是怎样起了消、消了又起的人，才会明白：这种扎针效果来之不易啊！　　

使用电针强刺激以来，王明升的病一天天好转。有一次，他对小窦说：“你给我再把电放大一些，看看怎样？”小窦一试，眼看着明升脸上豆大的汗珠子成串地往下滚。小窦心里明白：“是电流太大了。”可是，那个“土电针器”没有仪表，究竟放到多大才合适呢？　　

夜深了，大队卫生室的小煤油灯还亮着。小窦把自己的腿紧紧地绑在板凳上，扎上针，接上电针器，开一次，电流加强些，就在电针器上刻一道“杠”；再开一次，电流再加强些，就再刻一道“杠”；一直开到电流强度使自己忍受不住为止。这样，电针器上有了“刻度”，他腿上也起了一串由小到大的“红饽饽”。小夏由不会针灸到学会针灸，她的身上也不知起过多少次“红饽饽”。他们的心就是这样越练越“灵”，他们的手就是这样越练越“巧”。　　

在他俩的精心治疗下，明升身上的肌肉一天天增长，全身的关节也一天天消肿，唯有脚脖子还强直，嘴还张不大开。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小窦又在自己身上作文章。他用电针在腿上扎扎这里，再扎扎那里，当发觉扎丘墟穴对促使脚脖的关节活动很有效时，简直乐开了花。接着，他又从下往上找穴位，找啊找啊！在颧骨下方找到了一个穴位，一扎上电针，下颌就一张一合地颤动起来。这一来，他身上虽然又起了一个一个的“红饽饽”，却喜得几乎一夜没有入睡，天不亮就爬起来向王明升家走去。　　

经过连续一年多的治疗，王明升不仅可以站起来走路了，而且担负了全部家务劳动。小妹妹进了学校，弟弟、妹妹和兄弟媳妇都去参加集体劳动。这天早上，太阳还没露头，他就起来忙开了，一切都很如意，就是嘴和脚脖子还老是找别扭。这时，小窦闯进门就说：“快来，我找到新门道了，试试看，怎么样？”立即在明升身上又下了针。这一次由于扎得又准又深，效果特别明显。打那时起，明升的嘴逐渐地张开了，脚脖子也比原来灵便了一些。就在这个时候，小夏看到天气冷了，怕影响疗效，每到晚上便用个玻璃瓶子装上热水，给他暖和身子。明升看到小夏迎着寒风来，踏着冰雪走，心里感到火辣辣的，激动地说：“我身上所有的舒适和痛快，都是长敏弟和增美嫂用痛苦给换来的。”　　

为病人负责到底　　

经过小窦和小夏的连续治疗，王明升不仅站了起来，还能参加轻微的劳动，但小窦和小夏的心里总觉得还没有完全尽到责任。　　

为了把明升的病彻底治好，一九七二年以来，小窦和小夏除了继续给他扎电针以外，又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开始给他“综合治疗”。小窦根据土、单、验方，配制了一种中药面，让他天天服用；小夏得空就去给他推拿、按摩；小窦根据病情发展，每七天给他进行一次穴位注射；小夏又教他进行体格锻炼……　　

“哪怕稍有不适，也要负责到底”。这是小窦和小夏的共同决心。经过一段时间的“综合治疗”，明升的身体更好了，只是嘴还张不大，原因到底在哪里呢？他们找不出来，就跑到公社医院向有经验的老大夫请教，原来多年来，由于下颌关节肌肉强直，只用针灸、电疗的办法已经不够了。在老大夫的指导下，他俩做了一个立体三角形的木楔子，让明升含在嘴里，逐步往里加，效果很好。　　

“临床百日讨人嫌”，这句俗话早被小窦、小夏的实际行动推翻了。给明升治病，从开始到今天已经两年多了，检查、推拿等不算在内，光扎针、电疗就达五百多次。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不仅不嫌弃明升，而且同他结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不论炎夏酷暑，还是风雪严寒，他俩你来我往，一治就是半天，从来没间断过。一天晚上，北风呼啸，雪花纷飞，农村的大地已经沉睡，王明升也早已进入梦乡。忽然，屋门吱悠一声，小窦又进来了。他一面气喘吁吁跨到床前，一面抱歉地说：“我来晚了，叫你等急了吧！”说着在明升的腿上又下了针，电针器哼哼地响了起来。等扎完针，已是半夜多了，离大队卫生室还有三里多路，明升拉着小窦的手不让他走，他回答说：“还有病人在等着哩！”说着就走了。　　

两年多来，小窦、小夏不仅治好了王明升的病，还为不少人治了病。如半身不遂的西黑洼生产队王成吉的母亲；坐骨神经疼得起不来床的龟山子大队的李登荣，等等。这些人的病比较严重，都扎过几十次、上百次的电针，使他们的病有了显著好转，或基本痊愈了。所有这些，多数是他们利用劳动空隙做的。社员们说：“俺小窦这个赤脚医生，变成光膀子大夫了！”　　

想想过去，缺医少药；看看现在，医药俱全。黑洼大队的社员们深深感到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无比正确。王明升更是感激不尽，特别是他那七十九岁的老奶奶，见人就说：“俺明升这孩子的病，我做梦也没想到还能治好，这都是毛主席领导的好啊！”　　

本报通讯员　　

　 　

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可喜成果　　

——赤脚医生谢帮和革新提制中草药注射液工艺获得成功　　

(1975.02.13)　　

　 　

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某部十一团十连下乡知识青年、赤脚医生谢帮和，认真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刻苦钻研，勇于实践，在有关方面的帮助下，用石灰和硫酸（简称石硫法）代替酒精，并对“石灰乳法”进行革新，成功地制出多种中草药注射液。这种注射液，比用“酒精法”制成的针剂成本低得多。　　

这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广泛推广应用中草药，巩固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具有积极的意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用中草药制注射液，已在我国医疗卫生战线逐步推广，但大都采用“酒精法”提制。谢帮和在实践中发现，用这种方法要消耗大量酒精，成本高，再加上农村酒精来源有限，不利于中草药注射液的普遍推广，不利于群众的防病治病。为了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谢帮和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教导，决心闯出一条提制中草药注射液的新路。在连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的支持下，谢帮和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作指导，努力学习有关化学和中草药的知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经过二百多次实验，终于革新了提制中草药注射液的工艺。　　

一九七三年三月以来，谢帮和三次到沈阳药学院，对“石硫法”　　

进行科学实验。沈阳药学院党委和药剂教研组的同志，对这一来自知识青年的科研课题，给予热情的支持。经过多次实验取得的大量数据证明，用“石硫法”提制中草药注射液，在有效成分的保留和主要杂质的去除等方面，都较“酒精法”、“石灰乳法”理想，完全合乎质量要求。在工艺上具有设备简单、操作方便等许多优点。这种方法，既适合城市医疗卫生单位应用，更便于广大农村“赤脚医生”学习和推广。　　

某部党委认为，谢帮和的这一革新，是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可喜成果，是对叛徒、卖国贼林彪鼓吹的唯心论的“天才论”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等反动谬论的有力批判。在某部党委的领导下，这个部队的卫生部门，帮助谢帮和认真总结经验，使“石硫法”在所属部队普遍推广。到目前为止，谢帮和所在部队，已用“石硫法”提制出中草药注射液七十多种（包括单方和复方），共四百多万毫升。据初步统计，临床应用近百万人次，有病历记载的患者六千五百多例。用药对象，有七十多岁的老人，有中年、青年和妇女，也有刚出生几天的婴儿。实践证明，这些注射液对治疗四十多种常见病、多发病，疗效都比较好。据不完全统计，有效率达百分之九十，治愈率达百分之七十，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谢帮和遵照毛主席关于“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教导，为发展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努力，继续前进。　　

本报通讯员　　

　 　

赤脚医生能够治大病　　

——记稷山县南梁大队赤脚医生杨文水治疗骨髓炎的事迹　　

(1976.03.16)　　

　 　

去年十月的一个清晨，在山西省稷山县翟店公社南梁大队卫生所门前，人们热烈祝贺一位容光焕发的中年人重返战斗岗位。这位重返战斗岗位的中年同志激动地说：“你们的赤脚医生杨文水，给我治了大病，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使我恢复了健康！”这位中年人，是山西省晋城矿务局王台铺煤矿的干部万德新。　　

那是一九七三年十月，万德新不幸患败血症并发慢性化脓性骨髓炎。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他先后在医院治疗了十四个月，动过八次手术，仍然无效。一九七五年初，万德新在矿党委的支持和帮助下，转到了南梁大队卫生所。　　

在杨文水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万德新的伤口就全部愈合了。一个半月后，能下床活动。出院后，情况良好，没有复发。　　

杨文水从一九七○年五月至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已经用中西医结合，以中医为主的方法，给一百三十五个慢性化脓性骨髓炎病人进行了治疗，有效率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在这些患者中，有三十八人是在医院诊断治疗，医生建议截肢（指）的。但经过杨文水治疗后，每个患者都完整地保存了肢体，并无一人截肢（指）。杨文水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发掘祖国医学宝库，做出了可喜的贡献。　　

杨文水为什么能取得这样出色的成就？　　

一九六二年，杨文水初中毕业后，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怀着一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革命热情，回到南梁大队当农民。后来，他受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的重托，到大队卫生所工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队实行合作医疗，杨文水当了赤脚医生。他积极批判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决心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改变农村缺医少药面貌，贡献自己的力量。多年来，杨文水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断改造世界观。他克服种种困难，奋发学医，先后阅读了《本草纲目》、《医宗金鉴》等许多中医名著，搜集了大量民间流传下来的土、单、验方，走访过五十多名老中医，学会了自制各种中成药一百五十多种，还掌握了针灸、按摩等多种疗法，能够用中西医两种方法给社员防病治病，既有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又有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　　

杨文水是从一九六七年开始学习治疗骨髓炎的。那年八月，翟店大队黄根喜十二岁的女儿黄喜枝，右手拇指患了化脓性骨髓炎，曾经在公社医院治疗过两次。第一次截去一节拇指，花了一百多元；不久，旧病复发，又去治疗，医生建议再截去一节，家长没有同意。黄根喜听说杨文水会用土、单、验方治病，效果很好，就领着女儿来到南梁大队。　　

杨文水翻阅了一些古今医学名著，发现中医名著中描述的“附骨疽”和“脱骨疽”与黄喜枝的病状相似。他就根据书中提供的方法，大胆地配制了去腐生肌的药给黄喜枝敷用；同时，给她内服清热解毒等汤药。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黄喜枝的骨髓炎就治好了。　　

但是，前进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一九六八年，杨文水用同样的方法，连续给两个骨髓炎病人治疗，治了两个月，伤口仍在继续扩大，病人失望地离开了。就在这时，有人吹起了一股冷风：“大医院都治不好的病，一个赤脚医生那能治得了！”　　

面对阵阵冷风，杨文水毫不动摇。他学习毛主席关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教导，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洋奴哲学。他坚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有贫下中农的坚决支持，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攻不破的难关。　　

杨文水认真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决心研究新的治疗方法。他打开《疡科纲要》，书上记载一种名叫“三仙丹”的中药，对各种溃疡疗效很好。可是四处寻找都没有找到这种药。在党组织支持下，他和卫生所其他几个赤脚医生一起，决心参照书上的记载自己炼制。　　

为了炼制这种丹药，杨文水先后行程几百里，向几十人求教。他对各种意见加以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大胆实践。经过反复试炼，“三仙丹”终于炼制成功了。当他把这种丹药第一次用于患者时，虽然疗效还好，但患者疼痛难忍。杨文水分析三味药的性能，发现问题在白矾上。又经过反复试验，用枯矾代替白矾，炼成了新的“三仙丹”。为了检验疗效，他用刀子把自己的小腿拉开个口子，涂上两种药，作对比试验，果然，用枯矾炼制的丹药，不但疼痛轻，而且疗效好。在临床应用后，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一九七三年深秋的一天，大同煤矿工人朱德昌，来到南梁大队就诊。这位阶级兄弟在井下作业时，右腿膝下三分之一处被轧伤了，引起了骨髓炎。他来找杨文水治疗的时候，小腿上还有七个伤口，流脓不止。杨文水看到这位同志为革命受了工伤，躺在病床上还不忘煤炭生产，心想：我怎能忍心让这样的同志失去一条腿呢！杨文水分析了他的病情，辨证施治，在伤口内，用“三仙丹”药捻引流，外贴去腐生肌膏，还服用祛寒温补剂等汤药。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朱德昌的骨髓炎好了，保留了肢体。　　

杨文水运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经过医疗实践，不断提高对骨髓炎病理的认识，不断改进治疗方法。他遵照毛主席关于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的论述，分析了形成骨髓炎的病理，认识到血液中有高度感染力的细菌是外在因素，周身和局部骨骼的抗菌能力降低是内在因素。根据这些认识，杨文水制订了治疗骨髓炎的基本原则，就是增强机体抗菌力，消灭病源菌，去腐，拔脓，促进肉芽生长，达到治疗目的。他在治疗过程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根据不同的病情，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内治与外治并举，有的以内治为主，有的以外治为主。在以中医中药为主的基础上，也采用西医的方法，用西药抗菌消炎，动手术扩创伤口，刮取死骨。此外，他还根据动与静的辩证关系，把功能锻炼做为一个辅助疗法，让病人在治疗期间注意参加一定的体育活动。这样，杨文水治疗骨髓炎的新方法日臻完善。这个新疗法，疗效高，疗程短，病人痛苦小，避免截肢，而且方法简便，特别适宜在农村推广，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杨文水征服慢性骨髓炎的事实，对右倾翻案风是一个有力的回击。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攻击赤脚医生水平低，反对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不得人心的，革命人民是决不答应的。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肯登攀的人　　

——记赤脚医生居兴仁创制成功“祛风湿注射液”　　

(1976.08.04)　　

　 　

最近，山东省卫生、医药等有关部门在济南市召开的一次药物鉴定会上，一种治疗腰腿疼的新药——“祛风湿注射液”（又名狗骨针），被批准成批生产。与会代表对这种新药的疗效表示满意。　　

黑龙江省海拉尔市人民银行干部赵升彬，患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多年卧床不起，用了这种新药以后，重新站立了起来。青岛市干部赵明福，用这种新药后，扔掉使了二十五年的拐杖，重返工作岗位。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攻击赤脚医生“水平低”，叫嚷“赤脚医生不能一步登天”。可是，这种新药却正是他所看不起的“小人物”——山东省莱西县院里公社小河子大队赤脚医生、共产党员居兴仁研制出来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小河子大队办起合作医疗，卫生状况大大改善，一些慢性病人也恢复了健康。可是，一种常见的腰腿疼病，却一直没有好的方法治疗。全大队一千一百多口人，患腰腿疼的就有七十多人。因为不好治疗，俗话就说：“病人腰疼，医生头疼”。赤脚医生居兴仁，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为贫下中农解除病痛，决心闯出一条治疗腰腿疼病的新路来。　　

立下愚公移山志，能破万重困难关。居兴仁不辞辛苦，到处寻师求教，搜集土、单、验方。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连续做了十多个方子的试验。先在家兔身上做，然后在自己身上做。有一次，他用“黄牛尾”制的针剂在自己身上试验，由于针剂中鞣酸含量太多，注射后引起了剧痛和肿胀，一连两三天不见好转，有人劝他说：“算了吧，再闯下去，连自己的身体也要垮了。”可是，居兴仁却坚定地回答说：“只要能找出一个好办法解除贫下中农的病痛，搞垮了身体也值得。”他肿不消、痛未止，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一天，在下地干活休息时，居兴仁又同社员们议论起治疗腰腿疼的事来。贫农社员居安开说：“俗话讲，‘打不断的狗腿，倒不了的虎架’，既然用虎骨配制成虎骨酒能治腰腿疼病，那么狗骨行不行？　　

”有的说：“铺狗皮褥子不透凉。”有的说：“有腰腿疼的病人，穿狗皮能见轻。”居兴仁觉得这些说法有道理，因为绝大多数腰腿疼的病人都是因受凉、受潮或劳累引起的，而狗常年四处躺卧，却不怕受凉、受潮，没见有得风湿病的；打断了的狗腿不用治疗就能自己接起来。可见，这狗骨里面一定大有文章。　　

在试制狗骨针的日子里，居兴仁饭吃不香，觉睡不好。遇到疑难问题，常常研究到第二天鸡叫，才躺下打个盹。经过数十次试验，终于闯过了制作技术上的难关。　　

居兴仁随时注意总结群众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努力发掘祖国的医药学宝库。一次，他在研究治疗腰腿疼的药方时，发现几种偏方里都有一味甜瓜种。甜瓜种究竟有什么作用？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他先后翻阅了《本草纲目》等许多中医中药著作，终于在《嘉祐本草》中找到了关于甜瓜种作用的说明，大意是：甜瓜种性甘，有消痰散滞、生津润燥的功能，主治跌仆淤血。经过试验证明，它对治疗腰腿疼病确有一定的作用。于是，在狗骨针里面适当增加了甜瓜种的成份。　　

经过无数次的试验，第一批清湛湛的“祛风湿注射液”终于试制出来了。在家兔身上试，在自己身上试，都证明没有副作用。患风湿性关节炎卧床不起的张华开老人，试用了一针，第二天就说见好。居兴仁怀着喜悦的心情，每天给老人注射一针，到第十二天时，居兴仁正在卫生室里忙着制药，张华开老人竟一步闯进卫生室来，激动地说：“兴仁，我来了！”这位长期卧病的老人突然出现，使屋子里的人惊喜万分。居兴仁高兴地拿起几支狗骨针，跑到患腰椎间盘突出病而卧床不起的生产队长王美生家，跑到患腰肌劳损病三十多年的老贫农张洪江家，开始给他们一一注射。经过三、四个月的治疗，他们都先后恢复了健康。王美生重新挑起了生产队长的重担，张洪江也扔掉了多年的拐杖。　　

但是，前进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居兴仁用同一种针剂给另外两个患腰腿疼的病人注射，连续两个多月不见效果。这时，阶级敌人乘机煽动说：“鸡毛哪能上天，赤脚医生哪能治大病。”但居兴仁毫不动摇。他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逐步弄明白了不同的病人，得病原因不同，症状不同，因而也就不应该千篇一律地对待。根据这一认识，他针对不同病人的特点，制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祛风湿注射液”，分别增加了茜草、仙鹤草等其它一些中草药成份，并调整了浓度，使每一种注射液都具有不同的效用。接着，他又配制了各种类型的狗骨酒、狗骨膏、狗骨药丸以及外用的搽剂等配合治疗。这样，多种类型的腰腿疼病人针对各自的具体情况用药，多数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现在，全大队七十四名腰腿疼病人，已有六十五人痊愈或显著好转。　　

邻村店上大队社员展增光听说居兴仁制出了一种新药，赶紧把他的四岁小男孩建立抱来求治。小建立因患脑炎留下后遗症，不会说话，也不能动弹，两腿肌肉萎缩，瘫在炕上。展增光曾抱着他先后到几个医院治疗，没有效果，这回找到了居兴仁。经每天注射一支狗骨针，不到两个月，小建立就完全恢复了健康。他的爸爸妈妈喜出望外，教他高呼“毛主席万岁！”　　

“狗骨针”试制成功以后，从省到县，各级卫生、科技、药材、药品鉴定等单位都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有的成立专门班子进行研究，帮助他改进、提高药品质量；有的帮助他进行试验、推广。这一切都给了居兴仁以极大的鼓励。他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继续努力攀登高峰，以实际行动批判邓小平对赤脚医生的攻击和诬蔑，反击右倾翻案风。　　

新华社通讯员　　

　 　

赤脚医生送瘟神　　

(1977.11.03)　　

　 　

地处吕梁山区的山西省吉县，是个大骨节病长期流行比较严重的地区。人们早就渴望得到有效的防治。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美妙的神话：在一个遥远而高峻的大山里，有一股神泉，什么时候能有勇士越过九十九个山峰，战胜九十九道难关，取回神泉的水，喝上它，就能根除大骨节病。　　

如今，幻想正在变成现实。这勇士，就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赤脚医生。　　

一九七二年以来，吉县的一批赤脚医生在县、社专业医务人员的帮助下，同广大群众并肩战斗，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大搞科学研究，采取服用中药生石膏为主的方法防治大骨节病，取得可喜成果：有效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全县百分之七十的病人已经临床治愈；凡是坚持用石膏改良饮水的地方，新发病人很少，在全县病区学龄前儿童中基本上控制了新发病人。　　

看到此情此景，吉县人民从心坎里唱出了一曲动人心弦的赞歌：千年幻想成了真，赤脚医生送瘟神。千家万户齐欢笑，毛主席是咱大救星。紧跟领袖华主席，继续革命步不停。　　

大骨节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地方病。得了这种病，轻则关节肿大，疼痛难忍；重则骨骼变形，个矮腿短。有的甚至变成残废，连个人生活也难以自理。　　

为了加快治疗大骨节病的步伐，吉县县委在一九七二年成立了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制订了防治的规划。同年八月，在县委领导下，一支以赤脚医生为主的地方病防治专业队成立了。这个专业队由县卫生局局长和县医院副院长带领，开赴五个重点病区公社，吸收各大队赤脚医生参加，和广大社员群众一起揭开了征服大骨节病的战斗序幕。　　

他们开头是用外地用过的一种药物给群众治病，疗效较好。但是当地有些群众对这种药物感到不习惯，希望找到更适合当地情况的新疗法。于是，他们决定挨门逐户地登门访问，对大骨节病进行调查研究，学习群众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经验。在为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查遍了五个公社所有的男女老少，其它公社也进行了普查。结果，不但全面掌握了全县大骨节病的发病情况，而且还了解到群众中许多防病治病的好经验。　　

沿川生产队七十多岁的女社员李凤英说：从小就常听本地人讲，“吃了‘油花’水，粗了脖子短了腿”。他们访问过一百六十五名六十岁以上的病人，就有一百○七人有类似的反映。　　

寺沟生产队社员杨保成，是十一年前从外地迁来的。他恐怕得大骨节病，经常往水缸里放些石膏、煤炭和青石，至今，全家还没有一个人得大骨节病。很多社员坚持多年在水缸里放块煤炭，他们说这可以防大骨节病。　　

地方病防治专业队对类似的大量现象进行讨论研究，初步得出这样的看法：大骨节病的发病可能与“油花”水有关系，石膏、煤炭和青石可能对防治大骨节病有一定作用。　　

他们对“油花”水进行了观察。他们发现，当地的饮用水，的确漂浮着一层五颜六色的“油花”；病区的水有“油花”，非病区的水没“油花”；“油花”越多，病情越重。　　

那么，石膏、煤炭、青石与改变“油花”水有什么关系？他们在“油花”水中放上煤炭和青石，发现“油花”显著减少，甚至消失，水也由浑浊变得清亮了。这种试验使他们产生了试用煤炭和青石防治大骨节病的想法。　　

正在这个时候，临汾地区卫生局的同志，在外地应用含有硫酸根药物防治大骨节病的启示下，提出了应用硫酸根含量很高的石膏防治大骨节病的初步设想。大家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联系社员杨保成水缸里放石膏预防大骨节病的经验，觉得这个设想有一定道理。具有多年经验的中医、队长李平安也从祖国医学的角度对石膏作了介绍：它是一味矿物中药，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古典医书中就有用石膏治病的记载。三百多年前的《本草纲目》中明确指出，石膏微寒、无毒，治筋骨疼痛有效。大家认为，大骨节病的关节疼痛也属于筋骨疼痛，因此，用石膏防治大骨节病可能有效。　　

很快，他们就在临床上得到证明。曹井公社曹井大队五十多岁的社员律其才，得大骨节病三十多年了，长期影响参加劳动。他坚持服用石膏三个月，关节疼痛显著减轻，关节功能改善，劳动能力恢复。　　

病愈后的一九七三年，他就劳动三百零二个工。曹井公社其他坚持服用石膏的病人，绝大部分也程度不同地好转。　　

看到这些成绩，大家心里充满了喜悦。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从一九七四年开始，专业防治队和各大队搞地方病的赤脚医生协同作战，对全县的水源进行了普查。他们跑遍了全县十一个公社，二百七十一个有水源的自然村和数以千计的沟沟岔岔，取回了四百○五个当地群众饮用的河水、井水和泉水的水样，进行化验分析。他们发现，发病村庄的水样（多数是“油花”水）中都含有大量的有机物和氧化铁，而钙和硫酸根离子的含量一般较低。非发病村庄的水样则与此相反。他们还发现，把主要成份是硫酸钙的石膏投入“油花”水，水中的钙和硫酸根离子的含量显著增高，而有机物和氧化铁都明显下沉，从而改变了水的化学类型。　　

那么，石膏服用以后，关节骨质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他们通过爱克斯光透视拍片，仔细观察大骨节病人关节上的微小变化情况。赤脚医生刘永森刻苦认真地学习透视拍片技术，能够比较准确地辨别出重体力劳动者手指粗壮，和一度大骨节病患者指关节增粗的极小差别。他先后拍了四百多名病人的照片。从这些照片反映的服用石膏前后的关节骨质情况看到，有的病情没有发展，有的凹凸不平的地方得到了修复，从而进一步证实了石膏在治疗大骨节病中的良好作用。　　

此后，他们更加积极地在全县范围内推广这一疗法。他们除继续让越来越多的病人直接口服石膏片外，还发动群众在井里、水缸里和泉水池里投放石膏，改良水质，在一些村庄还挖山掘土，找到了新的好水源。这些措施对控制新发病人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最近，吉县地方病防治专业队在省内外有关科研单位和医学院校的帮助下，又对病区的“油花”水作了十二个项目的化验，获得了新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赤脚医生和专业医务人员说：目前我们对大骨节病的发病原因和防治原理的认识还是很粗浅的。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我们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乘胜前进，在研究防治大骨节病的征途中攀登新的高峰。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探索·建设】　　

　 　

　　

　 　

中国画《赤脚医生采药图》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上海市的调查报告　　

(1968.09.14)　　

　 　

前言　　

“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郊区广大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毛主席《送瘟神》两首诗的发表，极大地激励了他们防病灭病的革命热情。上海医务界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组织万人大军下乡，配合各人民公社卫生院，短期培训和带教了大批不脱产的卫生员。据一九六○年六月统计，全市十个县二千五百多个生产大队，共有卫生员三千九百多名。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一九六一年八月，中国赫鲁晓夫在上海卫生战线的代理人，肆无忌惮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抛出了一份恶毒污蔑大队卫生员的黑报告，强令卫生员丢下药包。大跃进时代诞生的这支新型的农村卫生队伍被整垮了，三千九百多人只留下了三百多人。　　

一九六三、六四年，在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上海郊区又逐步重建和恢复保健网。大队卫生员从三百多人增加到二千三百多人。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郊区各县在巡回医疗队的配合下，全面整顿和培训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总人数发展到四千五百多人，平均每一个大队有一点八人；并由“赤脚医生”带训了二万九千多名生产队卫生员。至此，郊县保健网全面发展起来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涌现了一大批“赤脚医生”。经过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的锤炼，这支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巩固和提高。　　

在斗争中，川沙县江镇公社也成长了一批“赤脚医生”。江镇公社位于东海之滨，全公社二万八千多人。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他们培训了十九名卫生员，各大队建立了卫生站，并且选拔了六个卫生积极分子，送到县卫生学校学习十个月后，又回公社工作。但是，一九六一年前后，他们同样被一刀砍掉了。一九六三年，在中央一定要消灭上海郊区某种传染病的指示下达后，江镇公社重建卫生网，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选拔了业余卫生员。一九六五年开始培训“赤脚医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这支队伍进一步成长起来。　　

贫下中农需要这样一支新型的医疗卫生队伍　　

“赤脚医生”平时有一半左右时间参加劳动，生产大队对他们的补贴不多，贫下中农养得起。他们的收入保持农村一般同等劳动力的水平。以去年为例：在富队东滨大队，“赤脚医生”的年收入为三百元，其中劳动收入为一百元，上交大队的出诊费、注射费（每次五分）及助产费（每次三元）为一百二十五元，大队实际补贴为七十五元。在穷队民利大队，“赤脚医生”的年收入为二百余元，其中劳动收入为五十四元，上交大队的出诊费、注射费为九十二元，大队实际补贴为六十一元。两个大队都有一千三百多人，平均每个贫下中农一年补贴“赤脚医生”四、五分钱。　　

“赤脚医生”是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尖兵，贫下中农需要他们。新龙大队一个贫农的孩子得病，先由一个流窜来的坏人来“看”病，几角钱的一针安乃近就骗走了十多元，而孩子的高烧仍旧没有退。“赤脚医生”主动上门，细心治疗，病家只花了三元多钱，病就好了。这样的例子很多，这就使贫下中农懂得：医疗卫生大权一定要由贫下中农自己掌握。由于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卫生战线的代理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医疗卫生路线，医院都设立在远离农村的城镇，就医不便，真是“救护车一响，家里一只猪白养”。一九六三年，陈湖大队一个贫农的孩子得乙型脑炎，由于附近没有医院，病情恶化，送到上海医疗，住院一个月，小孩残废了，还花了三百多元钱。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大队又有一个贫农的孩子得乙型脑炎，“赤脚医生”及时发现，迅速施药，控制病变，并且亲自送进县医院治疗，一个星期就好了，只花了二十元钱。“赤脚医生”在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中，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有一个大队的“赤脚医生”，在大队的领导下，与贫下中农一起大搞粪水管理和饮水消毒，使蚊蝇大量减少，有效地预防了流行疾病。仅以流脑、乙脑为例，一九六六年为二百病例，今年几乎没有发生。他们的粪、水管理工作，受到前来公社参观群众卫生状况的人们的赞扬。同时，有了“赤脚医生”，贫下中农在医疗卫生方面更有发言权了。一个贫农病人由“赤脚医生”送到县人民医院就诊，那里的一个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医务人员，把一支体温表放在他嘴里一小时零三分还不来取。这位贫农在“赤脚医生”的支持下，当场严厉批判了这种歧视工农的恶劣的医疗作风。　　

培养“赤脚医生”的途径　　

目前，江镇公社的“赤脚医生”共有二十八人，分布在全公社二十一个大队，他们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三岁，绝大部分都是贫下中农子女，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有的只念过二年半书。　　

这个公社采用两种办法来培养“赤脚医生”：　　

一种是公社卫生院集训。这里面有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文化大革命前夕，进行了一次完全“三脱离”的训练。当时，把旧医科学校的一套做法搬到了训练班，每天八节课，从书本到书本，大搞“正规化”、“系统化”。关门搞了一番训练，虽然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也侵袭了他们。有人买起了九块钱一本的洋书，在农村中挟进挟出，有的“赤脚医生”不想赤脚了，盼望进城穿起白大衣当“大夫”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亲自管理，与公社卫生院结合，由巡回医疗队辅助，举办了抗大式训练班。在为时两个月的训练期间，“赤脚医生”也参加了训练班的领导班子。他们以“老三篇”为基本教材，贫下中农亲自去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并且紧密结合从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业务教学。训练班结束时，人人表示要做一个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赤脚医生”。　　

另一种是在实践中加以培养。这是培养“赤脚医生”的重要方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赤脚医生”回到生产大队以后，贫下中农为他们提供了医疗实践的广阔天地。他们说：“我们就是要叫鸡毛飞上天。”在有些大队，小病大病都送给“赤脚医生”治疗。他们每年都有一千五百人次左右的诊治机会。而在这个公社的一个专业医生，在医科学校读了五年，一共只接触了几百个病人。同时，由公社卫生院的“三同医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医生）和“包片医生”（包干二、三个大队医疗工作的医生），或巡回医疗队医务人员的带教，使“赤脚医生”提高得很快。例如有一位“赤脚医生”通过医务人员的带教，已经能够单独对心脏病人进行诊断和施药，有效地控制了病情的发展。　　

培养“赤脚医生”，同样存在由那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去掌握这个领导权，“赤脚医生”是培养不出来、成长不起来的。首先，要选拔好培养对象。在大沟大队，有一个前几年从城市下放的护士，一部分社员考虑请他当“赤脚医生”。但是，他一开始就计较工分、报酬，贫下中农没有选他，而是选了另一个贫农的女儿。这个贫农的女儿，只有高小水平，是队里的会计和保管员，平时公私分明，得到贫下中农的称赞。其次，掌握思想教育也很重要。有一个大队放松了对“赤脚医生”的教育，结果她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嫁给了一个富农的儿子，垮掉了。而近邻一个大队的“赤脚医生”，家里经常为她进行忆苦会、讲用会，生产大队吸收她参加大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中心组学习，使她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的统治，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医生百般歧视“赤脚医生”，阻挠他们成长。明明他们早已会用的药物不准用，明明他们早已能开的处方不准开。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回了公社卫生院的领导权，打破了上述种种条条框框，为“赤脚医生”的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江镇公社二十八名“赤脚医生”的业务培训，只有公社卫生院一个城市来的某医专毕业的医生具体负责。几年来，他和广大贫下中农建立了感情，体会到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不仅要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要把训练“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他自己编写了大量的简易农村医疗卫生教材，介绍了一些优秀的农村通俗医务书籍，组织“赤脚医生”进行广泛的“兵教兵”活动，着重培养他们自学的能力，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入门。事实说明，入门不难。例如有个没有经过集训的“赤脚医生”，通过自学和“兵教兵”活动，业务能力提高很快，曾单独治好过胸膜炎病人。后来，他参加了一次短训，进步的速度甚至比其他“赤脚医生”还快。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　　

在贫下中农教育培养下，“赤脚医生”走的是从贫下中农中来、到贫下中农中去，从农村实践中来、到农村实践中去的道路。　　

经过二年多的实践，“赤脚医生”的医疗技术有了显著的提高，他们普遍能使用近一百种药物，诊治近一百种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针灸行针一百多个穴位，还能够医治麻疹、肺炎、胸膜炎等农村常见重病。有些“赤脚医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胜过了这个公社卫生院里某些从学校出来又没有实践经验的医生。例如：一个自称读了近二十年书的医生，把阑尾炎诊断成普通肠胃炎，结果耽误了病人，恶化成腹膜炎；后来，请来了“赤脚医生”，由他迅速确诊，才避免了生命危险。　　

这一点，还能从公社卫生院两位年龄差不多而经历不同的医生的对比中看出：　　

一个是主要学习外科和内科的某医专毕业生，死读书五年，一副近视眼镜从三百度升到了六百二十五度。参加工作四年了，但能力很差，连脑膜炎、胸膜炎也诊断不出。一次为一个死胎早产病人接生，临床时，死背在学校里记熟了的书本知识，急得手足无措。对这些人应当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获得改造。　　

另一个医生，贫农出身，只有初二水平，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的除害防病卫生积极分子，由公社送到县卫生学校学习十个月，后到公社卫生院，工作几年后，又经七个月的外科进修。目前，在医疗设备较差的情况下，能够进行疝修补、绝育等手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他已成为公社卫生院革委会的负责人。　　

这个鲜明的对比，暴露了旧医学教育制度（整个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弊病，显示出“赤脚医生”这支新型医疗卫生队伍发展的巨大生命力。　　

“赤脚医生”在技术上所以进步快，最根本的是由于他们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新农村，热爱贫下中农。有一个大部分亲属都在上海市区的“赤脚医生”，近两年没有离开过大队。大队里有一位患瘫痪症的七十多岁的贫农老大娘，大小便常常拉在身上。“赤脚医生”每天都爬到她的床上，帮她打针，换洗衣服。老大娘感动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真好！要不然，我老死掉了人家也不知道。这个囡比亲生囡还好！”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来看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道路，可以看到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的一些问题。江镇公社的贫下中农体会到：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必须搞好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他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认为：　　

（一）医学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贫下中农谈起公社里两个同时担任“赤脚医生”的青年：一个后来被保送到嘉定半农半医医专学习（高中毕业才能入学）。这所学校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抓的重点，向学生灌输了大量修正主义毒素。三年下来，这位“赤脚医生”成了白面书生，平时回家跟贫下中农都不大说话了。她不愿回本公社工作，更不愿回本大队当“赤脚医生”了。另一个只念过两年半书，经过三年的斗争锻炼，提高了政治觉悟。她更加热爱贫下中农，热爱农村医务工作，说：“我药箱里药用少了，比家里米缺了还着急。”在医疗技术上，后者也超过了前者。贫下中农感慨地说：“教育不革命，就算是我伲送去的囡，也要出修正主义！”他们认为，医学教育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把“老三篇”和《实践论》、《矛盾论》作为必修课；要贯彻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学生应该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进行学习。　　

（二）医学院校的招生对象主要应是“赤脚医生”和卫生员。　　

毛主席最近指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贫下中农认为，“赤脚医生”在农村里滚上二、三年，再进医学院校学习，这个办法好。贫下中农高兴地说：“以后医学院校招生，我伲要把‘赤脚医生’送去，学几年后再回来为我伲服务。”江镇公社在各生产队选拔了一百四十四名不脱产的卫生员，主要由“赤脚医生”带训。带出来以后，“赤脚医生”多了，就可以抽出一部分人去医学院校学习一、二年或二、三年。　　

（三）坚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贫下中农认为，当前，医学最主要的是普及，也要提高，但必须沿着工农兵所需要的方向去提高。那些为极少数城市老爷太太服务的所谓“提高”，必须彻底批判。　　

贫下中农还认为：“赤脚医生”中除了一部分进入学校学习外，绝大部分都应当坚持扎根农村，可以采用卫生院医生和“赤脚医生”上下定期对调的办法，加以提高。这样做，既有利于原来的医疗卫生队伍的改造，又有利于在实践中提高“赤脚医生”。　　

（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　　

　 　

　 　

　 　

　 　

　 　

培训“赤脚医生”是一场深刻的大革命　　

(1969.12.27)　　

　 　

贫下中农掌管农村医疗卫生大权以后，为了建立自己的医疗卫生队伍，需要培训“赤脚医生”。但是，由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没有肃清，由于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在培训什么样的人、依靠什么人培训和用什么方法培训等一系列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第一，在培训什么人的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是强调政治思想好，还是强调文化程度高。　　

我们遵照毛主席“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的伟大教导，把这个问题交给贫下中农讨论。贫下中农认为：选拔和培训“赤脚医生”，一定要把政治思想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关系到贫下中农能否真正掌握医疗卫生大权的重大问题。如果只重文化程度，不重政治思想，那么培养出来的医生，不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不能好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又有什么用处呢？由于我们坚持政治标准，选拔和培训出来的“赤脚医生”，基本上是“苗子”正，政治思想好，既能防治疾病，真心实意地为贫下中农服务，又不脱离集体生产劳动，保持劳动人民本色。淘沙公社后坊大队原来准备选一名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当“赤脚医生”，但他一来就讲工分，要报酬，贫下中农便另选了一名政治思想比他好、文化程度比他低的青年当“赤脚医生”。　　

第二，在依靠什么人来培训的问题上，斗争也是很激烈的。这个斗争的实质，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还是突出技术。　　

有的人认为，培训“赤脚医生”，主要是讲授医疗技术，必须具有系统医疗理论知识的“专家”来担任。但大多数人遵照毛主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的教导，认为培训“赤脚医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必须由政治思想好，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一定医疗卫生知识并有实践经验的人担任。只凭技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会迷失方向，走上邪路。渡头公社的“赤脚医生”培训班，采取前一种办法，请了一名刚从大学医科毕业、没有实践经验的人进行“系统教课”，从头讲到脚，从皮肤讲到内脏。学员反映这种教学是“越听越糊涂，学了记不住”。老圩公社“赤脚医生”培训班，采取后一种办法，由共产党员、多年从事农村医疗工作的“赤脚医生”熊海宜担任教师。他教人先教思想，上的第一课是《为人民服务》，开的第一个会是忆苦思甜大会。在讲解业务知识时，着重于现场教学。学员普遍反映：“这样讲课，简明扼要，记得住，用得上。”　　

第三，在用什么方法培训的问题上，主要表现在“土”和“洋”之争。　　

一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张用“洋”的办法培训，办个象样子的“正规学校”。贫下中农不同意这样做，主张以“土”为主，土洋结合，勤俭办学。贫下中农严肃地批判了那种贪大求洋的错误思想。他们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夕，县医院办的半农半医班，搞脱离实际的训练，使得有些人沾染了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不想当“赤脚医生”，盼望穿白大衣，当“洋大夫”。贫下中农说：“洋办法只能培养洋学生，我们用不上，看不顺眼。”　　

我们吸取了过去的教训，“赤脚医生”的培训工作，由贫下中农领导，公社卫生院、县“六·二六”卫生工作队协助，把训练班设在公社卫生院或“赤脚医生”家里，以“老三篇”为基本教材，请老贫农忆苦思甜，进行阶级教育。同时，以临床观察和实践为主，以当地常见病、多发病和草药土法治疗为主要内容，以病房和诊断室为课堂，边治病边教学，在实践中提高“赤脚医生”的医疗技术。这样培养的“赤脚医生”，不但思想红，而且技术提高较快。现在，绝大部分“赤脚医生”能使用近百种药物，能诊治五十至一百种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　　

由于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县的“赤脚医生”队伍迅速地成长、发展和壮大。现在全县已经培训了“赤脚医生”七百五十六名，平均每个大队二点六名，他们在为贫下中农防治疾病的工作中，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江西省丰城县革命委员会　　

　 　

掌握辩证法  当好“赤脚医生”　　

(1970.01.23)　　

　 　

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是指导我们实践的强大武器。听毛主席的话，工作就能胜利。下面是我的两点体会：　　

打针吃药和思想工作　　

四队贫农女社员徐凤英患了神经官能症，一年多来，到处求医，花去了几百元钱，仍不见好。大队建立了卫生室后，我怀着对贫下中农的深厚阶级感情，主动上门给徐凤英治病。一开始，她就要打补针、吃补药。由于没有摸清她的病情规律，我只好答应她的要求。可是，一连几天都不见效。这是什么道理呢？我想起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治疗疾病中，打针吃药是外因，必须通过病人的内因起作用。特别是神经系统的病，病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往往是起决定作用的。一年多来，徐凤英迷信药物，不能自拔。如果不破除这个迷信，不解放她的思想，打什么贵重的针，服什么特效的药，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不会有啥疗效的。　　

毛主席教导说：“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我重新学习了毛主席这一教导，觉得首先必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徐凤英的头脑，增强她战胜疾病的信心，药物才能起到作用。我连夜把毛主席的指示写到纸上，送给徐凤英，每天同她一起学习。我还给她讲洪泾大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沈玉英与疾病作斗争的事迹，在精神上鼓舞她，同时在药物上适量治疗。几个月后，终于治好了她的病。　　

斗争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药物作用固然是不能否定的。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病人的头脑，鼓励病人与疾病作顽强的斗争，使病人身体内部逐渐增强抵抗疾病的能力，最后战胜疾病，恢复健康，特别是对于许多慢性病，这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每一个革命医务工作者，必须把做病人的思想工作放在首位，使病人能积极主动地配合治疗，只有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以预防为主　　

去年夏收开始不久，生病的社员突然增多，我成天忙得不可开交。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仔细一查，发现绝大部分社员患的是胃痛、肠炎等常见病。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重视“治疗”工作，忽视“预防”工作。　　

在医疗实践中，往往会形成这样的感觉：已经有了病，问题明摆着，容易引起重视，往往注意了治疗，而忘掉了预防。这样，我们的医务工作就处于被动，终日忙忙碌碌，忙不到点子上。　　

遵照毛主席关于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我在积极治疗疾病的同时，努力开展预防工作。在田头、场头广泛开展讲卫生，防疾病，大搞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我还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摸清病情规律，结合时令季节，向群众宣传讲解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症状，发病原因和防治方法。中草药不仅能用于治病，而且也能用于防病。因此，我推广了由老贫农介绍的用“猪牙草”、“土木香根”防治割伤、胃痛等土方草药，广泛发动群众预防疾病，从而，大大地降低了多种疾病的发病率。　　

我从实践中体会到：从“防”与“治”的关系来看，积极治疗疾病，表面上似乎是主动向疾病进攻，其实，这只是在发病以后被动地作的一种努力。搞好预防工作，看起来好象是消极防御，实际上却是站在主动的地位向疾病进攻，把疾病消灭在发生之前。我们每个革命医务工作者，都应遵照毛主席关于预防为主的伟大教导，做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主动地向疾病进攻，不断增强人民体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支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江苏江阴县文林公社十大队“赤脚医生”  潘菊生　　

　 　

　 　

　 　

　 　

　 　

　 　

一支赤脚医生手术队的成长　　

隆化县三个公社的调查报告　　

(1971.01.10)　　

　 　

在河北省隆化县山区，活跃着一支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赤脚医生手术队。这支手术队由荒地、七家、十八里汰三个公社的十五名赤脚医生组成，在一名地段医院医生的带教下，在短短三个月的革命医疗实践中，边学边干边提高，成功地做了一百六十例手术，治疗内科疾病两千一百多人次。贫下中农赞扬他们“心红手巧服务好，山区人民最需要。”　　

适应群防群治的需要　　

荒地等三个公社的三十七个大队，为了落实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光辉指示，一九六九年先后实行了合作医疗，贫下中农掌握了医疗卫生大权。　　

他们建立起一百零五人的赤脚医生队伍，培训了卫生员、护理员、针灸员上千名，开展群众学医识药活动，推广了新医疗法，一个平战结合、群防群治的医疗网逐步形成。随着群众性医疗卫生工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群众，学会治疗一般的小病小痛，因而对赤脚医生提出了新的要求。　　

砍伤撞伤、疮疮瘤瘤是山区劳动人民经常发生的病，赤脚医生不会治，要转送医院动手术，花钱又误工。荒地公社西大队从一九六九年九月到一九七○年四月，仅外出住院的费用，就占去合作医疗总开支的四分之一。群众迫切要求赤脚医生能够治疗外伤和学会动手术。　　

贫农社员李海，患了脓毒败血症，三天两头到医院割包放脓。割一刀就花八角钱，一连割了一百多次，工没少搭，钱没少花，还没治好。　　

他对赤脚医生说：“你们要是再会动个手术，咱们贫下中农可就更方便了。”　　

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荒地等三个公社选拔了一批政治思想好的赤脚医生，在一九七○年七月建立起贫下中农自己的手术队伍，大大地方便了群众，进一步巩固了合作医疗。　　

有这样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手术队成立前，荒地公社小后沟大队贫农社员吴彬患骨结核，跑了几次医院，路费、住院费、医疗费就花了五百多元，几乎把大队合作医疗的经费用光。手术队成立后，七家公社西道大队贫农社员王彬，也是患骨结核，手术队来到他家，在炕头上动手术，只花了六元五角，就治好了病。贫下中农高兴地说：“过去病人找医生，现在医生找病人，既不花路费，又不用押金，再有个要动手术的病，咱们心里就甭发愁了。”　　

赤脚医生手术队在本地活动，贫下中农有病，随叫随到，来得快，治得好。七家公社南营大队贫农女社员冯素珍，患子宫外孕大出血。手术队得到消息后，带着手术器械和药物，二十五分钟跑了十二里，迅速赶到。当时，病人已经不省人事，脉搏摸不着，血压量不到。　　

他们立即在病人家里的炕头上搭起“土”手术台。二十分钟后，手术就开始了。他们还打破常规，大胆地采用回收腹腔血液的办法，给病人输入自身血液八百毫升，提高了血压，夺得了抢救时间。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手术，病人安全脱险。　　

围在跟前的社员都说：“这要抬到城里医院去治，可就误事了，咱赤脚医生手术队真管事。”　　

在实践中边学边提高　　

参加这支手术队的赤脚医生，大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方向明确。他们平均年龄二十四岁，最小的十七岁，只有一名初中生，大部分是小学文化程度，有的初小还没有毕业。　　

手术队刚成立，赤脚医生集中到当地一个医院训练。医院仍旧搬弄旧医科大学那一套老办法，让赤脚医生蹲在医院里，读死书本，看洋设备，从理论到理论。赤脚医生越学越糊涂，越看越泄气。大伙说：“理论脱离实践，我们学不懂；学习时间长，贫下中农等不及；洋设备，生产队买不起。”赤脚医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从战争学习战争”的伟大教导，造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冲出了医院大门。　　

一到农村，许多患病的社员都来找他们治病，给手术队提供了学习和实践的广阔天地。他们在医疗实践中，活学活用“老三篇”，斗私批修，牢固地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刻苦练习外科基本功。带教医生以医疗实践为课堂，手术前讲，手术中教，手术后总结提高。　　

赤脚医生学中干，干中学，“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由易到难，由简到繁，逐渐培养了过硬的思想，过硬的作风，过硬的医疗技术，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七家公社孤山大队贫农社员丁国兴，患“胃幽门梗阻”已有五年多，去外地医院治疗了四次，也不见好，常吐常昏。赤脚医生手术队调查了解丁国兴苦大仇深的家史和久治不愈的病史，激起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决心送医上门。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指挥这场战斗，先后举办了七次学习班，开了四次批判会，批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同时，分析了丁国兴的病情，准备了几种治疗方案，苦练了麻醉、手术、护理各项硬功夫。在手术中，闯过了重重难关，经过十二小时的紧张战斗，终于完成了胃次全切除的大手术。　　

赤脚医生敢想敢干，在实践中边学边提高，进步很快。王秉瑞在参加手术队以前，割包放脓都不会；现在，不仅学会做疝气、阑尾炎等手术，还掌握了在医院里只有主治大夫和麻醉师才能做的硬膜外麻醉技术。三个月来，共做了三十六例，例例成功。有些从旧医学院毕业不久的医生，看到手术队的成长，深深感到自己念了五年大学，缺乏实践经验，在某些方面，远不如学习手术三个月的赤脚医生。　　

手术队的带教医生，是旧医科大学的毕业生。他与赤脚医生结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同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增加了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智慧和勇气。他在手术队里既当先生，又当学生，外科技术也有很大提高。他从来没有做过胃次全切除手术，现在，和赤脚医生一起边学边干，在炕头上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实践。　　

这个原来轻视中医中药的西医，现在也学会了许多用中草药、土验方治病的本领，向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这支赤脚医生手术队遵照毛主席关于“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的伟大教导，坚持自力更生，土法上马，不搞大、洋、全。他们用大锅消毒，布篷防尘，用手电代替无影灯，在炕头上动手术，既简单，又方便。他们还自己动手做了手术刀、压肠板、缝合针等十二、三种小器械。他们把手术必需的全部器械和药物，装成八个箱子和八个挂包，一声令下，背上就走，既能适应战时救护的需要，平时到处可以为贫下中农治伤开刀。手术队这样做，不仅花钱少，群众办得起，更重要的是有利于防止变洋、变修，真正走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　　

二、这支赤脚医生手术队重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他们每到一地，就向当地群众请教，先后搜集和推广了土验方三百一十多种，并进行研究，用针灸、草药治好了急性阑尾炎、小儿麻痹等疾病，采用割治、埋线、穴位结扎等新医疗法，提高疗效。一个十二岁女孩，做了肾盂积水肾摘除的手术后，又出现脑水肿。这种病死亡率很高。他们集思广益，利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诊断治疗，很快使她脱离了险境，恢复了健康。手术队不分内科外科，不搞单打一，有病就治，既方便了群众，治疗水平也不断提高。　　

三、这支赤脚医生手术队是群防群治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群防群治的发展。他们到大队治病，吸收大队赤脚医生参加做手术，由家庭护理员做护理工作，在医疗实践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七家公社有五名赤脚医生，已经学会做一般性手术；有二十九名赤脚医生和卫生员学会了用新医疗法，治疗胃病和气管炎等许多种常见病和多发病；很多家庭护理员学会了打针、换药等一整套护理技术。　　

本报通讯员　　

　 　

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戒骄戒躁向贫下中农学习　　

中直机关长葛“五·七”干校协助地方培训赤脚医生的调查　　

(1971.06.26)　　

　 　

中央直属机关长葛“五·七”干校，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和《五·七指示》中关于“又能从事群众工作”的教导，在中央负责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培养了自己的赤脚医生，在干校驻地附近用新针疗法和按摩为贫下中农治病，深受群众欢迎。群众说：“新针疗法好，方便、省钱，要是俺队也有扎针的就好了。”为了适应贫下中农的迫切需要，从去年八月到今年四月，他们协助地方培训赤脚医生三千余人。这批赤脚医生大部分是农村贫下中农青年，也有工人、机关干部、学生和矿区、公社医院的医务人员。经过短期学习，他们基本掌握了新针疗法，能对常见病、多发病进行治疗。　　

反复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实践中培训赤脚医生　　

参加学习的学员，满腔热忱地学习新针疗法，但也有少数同志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活思想。有的说：“扎针如玩虎，是担风险的事”；有的想学点“绝招”、“妙法”，把技术当成“铁饭碗”；有的医务人员，则抱着观望态度，“试试看”。针对这些活思想，长葛“五·七”干校遵照毛主席关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教导，协助主办单位革委会对学员进行路线斗争教育，突出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学习班开展学（活学活用“老三篇”和毛主席有关卫生工作的指示）、颂（颂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忆（忆旧社会的阶级苦和无医苦）、批（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查（检查革命意志、服务方向和服务态度）的活动，使学员端正了学习态度，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他们说：“让俺学习新针疗法，是毛主席对贫下中农的关怀。俺要为毛主席争光啊！”　　

根据农村常见病、多发病治疗的需要，学习班本着“少而精”的原则，一般用半月左右的时间，讲六、七十个穴位和常见疾病的防治知识。在学习中，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的教导，强调自身练针和相互练针相结合，以自身练针为主；精讲多练，以练为主。练针中，学员们又暴露出不同程度的“怕”字，有的说：“肉上扎根刺都痛得很，这么长的针扎到身上能不痛？”有的说：“扎老门窝（即哑门）可厉害，好人能扎成哑吧”；有些人不愿在自己身上练针，说：“反正会有人找我扎针治病，治病就能练针，何必在自己身上练。”学习班又组织学员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伟大教导，进一步批判了刘少奇的“活命哲学”，同时强调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相结合。这样，很快掀起了练针高潮。他们豪迈地说：“革命先烈为了人民利益牺牲了生命，我们在自己身上扎几针算得了什么！”一些老卫生员说：“扎了几年针，针尖没碰过自己，不知道针感是啥味道，常给病人扎错针，这次在自己身上练了针，心里可有底了。”一些不敢在自己身上练针的学员说：“我们在自己身上练针，扎掉的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活命哲学’，练出来的是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　　

长葛“五·七”干校协助地方培训赤脚医生，利用了各种机会，采用多种形式：有县、市组织的二、三百人的学习班；也有社、队组织的几十人的学习班；有到干校治病的患者及随住家属的学习班；还有干校赤脚医生趁探亲的机会，为本村本队办的学习班。到干校探亲的家属，有的也教给新针疗法。实践说明，这些学习班时间短，收效大，受到大家的欢迎。　　

培训的赤脚医生在群防群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赤脚医生回到原单位以后，想贫下中农所想，急贫下中农之急，热情地为贫下中农扎针治病，得到了贫下中农的好评。　　

董村公社大墙王大队的赤脚医生回去后，走上街头、田间，当场给贫下中农扎针治病。患牙痛、头痛、腰腿痛的社员，针后立即止痛或疼痛减轻。有些过去不相信扎针能治病的人，在事实面前也相信了。这个大队今年春节前曾发生过流感，赤脚医生用银针、拔罐和土方治疗二百余人，五、六天内就控制了流感的蔓延。许多社员反映：“干校给咱培养了赤脚医生，不出村，不误工，就能治好病，这都是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啊！”　　

有些赤脚医生回到社队后，群众信不过，不愿叫他们扎针。他们就先从自己家做起，逐步取得群众的信任。董村公社口王大队赤脚医生罗宝花同志回去后，群众不愿叫她扎针。她就先给母亲治好了胃病。她母亲见人就说：“宝花扎好了俺的心口痛。”有一次，一位老大娘泄肚，宝花去给大娘扎针，可是大娘说病好了，宝花很纳闷，当她迟疑地刚走出门时，听到大娘对闺女说：“妮，快给我拿条裤叉，我拉了一裤子。”宝花一听，立即转身回来，恳切地说：“大娘，俺不怕脏呀！”热情地替大娘换洗，并扎了针，大娘激动地拉着宝花的手说：“你真是个好闺女。”经过宝花的精心治疗，大娘的病好了。从此，找宝花扎针治病的人越来越多了。东风公社东关大队有个贫农社员得了半身不遂的毛病，赤脚医生卢保枪同志主动登门扎针，第一次、第二次因患者信不过，没有扎成，卢保枪又第三次登门送医，并在自己身上扎针给患者看，向患者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终于感动了患者，同意扎针治疗。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这个患者扔掉了拐棍。　　

新针疗法的传播，有力地促进了合作医疗的巩固和发展，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有所改善。东风公社西关大队，过去每天有七、八十人到合作医疗站等待治病，他们派人学了新针疗法后，每个生产队有一至三名卫生员，到大队合作医疗站看病的人大大减少。过去生病就得用药，现在象头痛、感冒、牙痛、胃痛、腹痛、腰背痛、胳膊腿痛等许多常见病，一般扎扎针就好了，用药量大为减少，节约了合作医疗资金。　　

培训赤脚医生的过程，促进了自身的思想革命化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和“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教导，长葛“五·七”干校把协助地方培训赤脚医生，作为开门办校的一种形式，使学员更好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造世界观。　　

干校的赤脚医生，在与贫下中农赤脚医生一起生活的过程中，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干校一位女同志在帮助东方红公社培训赤脚医生时，许多贫下中农到宿舍找她扎针，她怕患者弄脏自己的被褥，急忙卷起来。农村学员给贫下中农扎针时，却是热情地把自己的被褥摊开，铺得平平的，并把自己的棉袄脱下当枕头，让患者躺下来扎针。她看到这种情景，想到自己卷被褥的举动，顿时脸上烧起来。这一卷一摊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差距啊。她重温了毛主席的教导：“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触动了自己的灵魂，深深感到需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从此，她把自己的床铺当作扎针的病床，病人要躺就躺，要坐就坐，再也不嫌脏了。　　

在办学习班过程中，干校的赤脚医生遵照林副主席关于“‘身教’重于‘言教’”的指示，把身教重于言教与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紧密联系起来。有些同志辅导学员练针，在一个小组扎了自己的哑门等要穴，到另一个小组还扎不扎？这是有思想斗争的。他们狠斗“私”字一闪念，毅然地再次扎自己的要穴。在桂村办学习班，学员们试扎哑门穴，由于进针过猛，有一个学员有些晕针，学员们对扎哑门穴产生了顾虑，练针受到影响。卢俊亭、郑庭章等同志挺身而出，一面相互扎自己的哑门穴作示范，一面讲针法要领，学员消除了顾虑，一个上午就突破了要穴难关。有些女学员害羞，不愿在胸、腹、背部练针，干校一位女同志敞开怀让她们扎，使学员受到感动，也在自己身上练起针来。有一个怀孕的学员，不便在自己身上练针，战静贤同志为了使她尽快掌握针刺手法，让她在自己身上一次就连续扎了十六个穴位。有时干校赤脚医生要在自己身上扎针的时候，往往出现学员争着让扎自己的动人场面。他们含着眼泪说：“再不能往老师身上扎了，来！扎我，扎我！……”这种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大大促进了干校赤脚医生思想革命化。他们深刻体会到：工人、贫下中农身上有取之不尽的政治营养。他们表示：“今后一定要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戒骄戒躁向贫下中农学习。”　　

本报通讯员　　

　 　

加强赤脚医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五河县界沟大队巩固合作医疗的经验　　

(1971.07.22)　　

　 　

安徽省五河县武桥公社界沟大队党支部，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教导，从加强对赤脚医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着手，进一步巩固了合作医疗。　　

破除“学医吃亏论”，当好土医生　　

界沟大队有三名赤脚医生。开始，他们学医治病的热情很高。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产生了“学医吃亏”的错误思想，认为“当赤脚医生熬夜跑腿，既要参加劳动，工分又不多给，还要担风险。”后来就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社员来看病，照着书本这个素那个素地开一通，造成合作医疗经费超支。　　

针对这个问题，党支部委员分头找赤脚医生个别谈心，跟他们一起学习毛主席光辉的“老三篇”，请老贫农忆苦思甜，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在党支部耐心的帮助下，赤脚医生们批判了“学医吃亏”等错误思想，决心为贫下中农学好医、掌好卫生大权。赤脚医生袁承浪为了掌握治疗面部神经麻痹的针灸技术，就在自己的太阳等穴位反复试扎。有人对他讲，这个部位皮层浅，肌肉薄，血管多，搞得不好有危险。但是，他想起毛主席关于“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的教导，坚持在身上试扎，终于掌握了这个技术，先后为四个患者治好了面部神经麻痹症。　　

为了更好地开展群防群治的群众运动，界沟大队党支部决定每个生产队选出两名青年，利用晚间、雨天来大队学医。在学习中，首先上政治思想课，学习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和“老三篇”。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他们比较快地掌握新针疗法等医疗技术，回到生产队担负卫生员的工作，在群防群治中起了骨干作用。街口生产队卫生员方保江，为了当好贫下中农的卫生员，他虚心学习，刻苦钻研，仅在一个月内就初步掌握了新针疗法，先后医治了三十多个患疝气、肚痛、偏头痛的病人。　　

破除“草药无用论”，积极采用土药　　

为了搞好合作医疗，贫下中农建议赤脚医生和卫生员采集使用当地草药。起初，他们听不进去。有的说：“草根树皮能治病，真新鲜！”　　

为什么产生这些错误思想呢？主要是受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毒害，重洋轻土；同时对中草药在防病治病中的作用没有亲身的感受。于是，党支部组织赤脚医生、卫生员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请有草药经验的老贫农介绍自己用本地中草药治病的体会，批判“中医不科学”、“草药无用”等反动谬论，使大家对中草药的作用有了正确认识，并让有丰富草药经验的老贫农领着赤脚医生、卫生员去认识和采集草药，先后收集到二百多种。　　

贫农社员赵先继，一九六三年患“多发性脓肿”，曾先后住了四次医院、开刀七次，花了一千多元也没治好。去年，赤脚医生袁承浪给他吃了六剂草药，效果很好。插队知识青年金鲁平，咳嗽很厉害，生产队卫生员让她找几条棉花根，加上红糖熬水喝，很快就好了。他们还利用中草药医好了急性肝炎、疝气、小儿消化不良等病，充分显示了草药的威力。　　

破除无所作为的论点，在实践中提高土方　　

实行合作医疗以后，贫下中农献出了许多民间土方，有人提出要对这些土方进行试验、鉴定，以便更好地推广使用。可是，赤脚医生却有些胆怯，怕自己文化低，搞不出什么名堂，弄得不好，害死人，没法负责。大队党支部也有个别成员怕担风险。　　

为了统一思想，大队党支部成员跟赤脚医生、卫生员一起坐下来，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赤脚医生和卫生员批判停止的论点、无所作为的论点，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经过临床试验，对一百一十多个民间土方进行了鉴定，按六十三种疗效好的土方配制成丸、丹、膏、散等中成药；同时积极做好土方的研究和提高工作。有一个治疗乳腺炎的土方，是用芫花根加葱白配制成的。可是芫花根在当地很难找到。他们就根据芫花根的性能，对照本地常见的草药，发现萱草根同芫花根的性能差不多，经过临床实践，证明萱草根完全可以代替芫花根。在实践过程中，他们还不断配制成新的药方。如根据菌痢有带血、发炎的病状特点，把有止泻作用的铁苋菜、马齿菜和有止血功能的地锦草，以及有消炎作用的紫花地丁、蒲公英碾成粉末，配制成“止痢丸”，经过多次临床使用，证明疗效很好。　　

由于界沟大队党支部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赤脚医生、卫生员的头脑，以思想革命化来统帅和带动土医、土药、土方的活动，医药费用逐渐减少，每人每月平均只花三分八厘钱，合作医疗越办越巩固。　　

本报通讯员　　

　 　

要对人民极端热忱　对技术精益求精　　

都村大队赤脚医生努力学习提高防治疾病本领的调查　　

(1972.05.11)　　

　 　

广东省新兴县东成公社都村大队赤脚医生在大队党支部领导下，在实践中不断提高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本领。目前，他们已能运用当地常见的中草药防治内科、妇科、儿科、外科、五官科和皮肤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六十多种，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队的合作医疗越办越好。　　

都村大队办起合作医疗初期，赤脚医生热情很高，但是缺乏医疗经验，不能很好地防治当地的常见病、多发病。一次，贫农社员陈俭辉到医疗站看病，赤脚医生见他精神疲怠，浑身没劲，又不想吃饭，便当作感冒处理。谁知过了几天，病人非但没有好，病情反加重了。　　

后来，在县医院的协助下，确诊他患的是慢性肝炎，合作医疗站便对症下药。陈俭辉服用三十多剂草药后，逐步恢复了健康。从这件事情中，赤脚医生认识到：要为贫下中农防治好疾病，不仅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还要具备一定的医疗技术。他们反复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纪念白求恩》，决心象白求恩同志那样，对人民极端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努力提高为群众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本领。　　

都村大队赤脚医生是怎样在实践中逐步提高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本领的呢？　　

一、在搜集、检验、运用民间验方的实践中，增长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本领。大队党支部认为，当地群众对当地的常见病、多发病最清楚，也积累了不少防治经验，便组织赤脚医生深入群众，先后搜集了三百多个单方、验方。　　

赤脚医生认真分析研究每个方子，积极进行实验。五队社员李超献出一个医治蛇咬伤的药方，其中有一种叫“金不换”的草药，几个赤脚医生连见也没见过，更不懂得怎么用。他们登门向李超请教，问清这种草药的形状和用法，采到以后，又拿去请李超鉴别。为了试验、掌握药物性能，他们先后用金环、银环、眼镜、百步金钱四种毒蛇，分别咬四只小狗，然后用药治疗，以掌握不同中毒程度的用药量和灌药、清毒液、挤毒血、洗伤口、敷药等操作技术，学习治疗蛇咬伤的本领。去年十月，四队贫农社员李长德刈牛草时，被青竹蛇咬伤，赤脚医生熟练地为他治疗，不到一天时间就消了肿。前不久，贫农社员黄仸养在夜间搬柴时，被毒蛇百步金钱咬伤，伤势严重。赤脚医生当机立断，用金不换、斑鸠米、百蛇药等草药治疗，十天时间就治好了。　　

他们经常研究分析，努力使验方发挥更大作用，做到一方多用。　　

头发灰（中医名为血余炭）是随手可得的药物，根据书籍记载和当地群众的经验，这种药具有疏通和收敛两种相反的作用。他们大胆地从两个方面对症使用，都得到良好的效果。贫农女社员叶喜患肾炎，一次发作时，三天三夜排不出小便。赤脚医生根据头发灰可以疏通的道理，开了一钱头发灰给她服用，只服用一半，小便就通了，以后一直都很正常。他们在头发灰中加上适量的具有收敛性质的药物，为社员治好吐血、妇女血崩、子宫出血等疾病。四队有个女社员，患子宫出血，他们用炒过的花稔叶、山稔叶、两个鸡蛋、半斤黑醋，冲二钱头发灰服用，很快就止了血。　　

二、把向书本学习和刻苦实践结合起来，把防治常见病、多发病做为读书和实践的课题。都村大队地处丘陵地带，气温多变，容易发生流行性感冒、肠胃炎、风湿病等疾病。赤脚医生为了提高防治这些常见病的本领，认真学习书本上介绍的各种经验，细心调查当地的情况，了解各个季节天气对各种病菌的影响，制定了各个时期给群众服用不同预防药的方案。如春季霉雨季节，群众容易患肠道炎，对流感的抵抗力减弱，流感一来，很容易感染。因此，赤脚医生便在预防流感的草药中加入适量的羊蹄菜、山芝麻、花稔叶等消炎的草药。一九七○年以来，这个大队比较有效地控制了流行性感冒。　　

在实践中，他们认真学习病理知识，对于一些容易混淆的病症，从病理、病因上分析、比较；在用药上，把书本介绍的药物和本地的草药做比较，尽可能利用本地的草药防治疾病。一次，礼村大队社员梁洪聚到都村大队求医。他全身皮肤红肿，流着脓水，又痒又痛，已经一年多了。赤脚医生黄树青详细地询问病人，对照病情，翻阅中、西医书。他认真分析梁洪聚的病情，起因是漆树过敏，后来用药不当，引起了炎症。怎么治疗呢？中、西医书介绍的药物，合作医疗站一时没有。黄树青又分析了中、西医书介绍的药方，都用去湿利水、消炎抗菌的药物。他便选用当地随手可以找到、具有抗菌、消炎作用的蕃茨叶、水浮莲、通心菜等十多种草药，给梁洪聚内服外搽，很快就治好了他的病。　　

三、互教互学，共同提高。合作医疗站每个星期召开一次业务总结会，分析一周的防治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一次，他们采用一个疗效较好的治寒泻的验方，用铁锅炒花稔叶，研成粉末，配上炒米粉，制成合剂药粉，为二队队长莫枝的小孩治疗，但没有效果。在总结会上，他们认真分析失败的原因：花稔叶里有鞣酸化学成分，止泻能力强，这个验方是有科学根据的。问题在于用铁锅加热后，鞣酸成分和铁接触，起了化学变化，因而失效了。找到原因后，他们改用瓦盆炒，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赤脚医生学会了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本领，热情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贫下中农对合作医疗站越来越信任和支持。一次，三队社员黄水庆五十多岁的母亲患了急病，公社卫生院诊断为脑膜炎，建议送县医院治疗，救护车也开到了村边。但老大娘不愿去，说：“咱们大队有医疗站，何必跑那么远。”在合作医疗站的密切配合下，终于给老大娘治好了病。　　

赤脚医生学会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本领，大大提高了群众的健康水平。都村大队一九七一年发病率比一九六九年降低了百分之五十；药费开支也由一九六九年的一千九百八十五元下降到四百五十七元，合作医疗越办越巩固。　　

广东省新兴县革委会报道组　　

　 　

　 　

　 　

　 　

　 　

　 　

　 　

　 　

积极培养“赤脚医生”促进合作医疗发展　　

平罗县采用推广典型经验、以点带面的方法，使大部分合作医疗站越办越好　　

(1973.03.18)　　

　 　

新华社银川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七日电　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积极采取各种形式培养“赤脚医生”队伍，使农村合作医疗事业不断巩固和发展。　　

平罗县农村一百一十个生产大队，到一九七○年底就普遍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为了巩固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事业，中共平罗县委和县革委会经过调查研究，切实加强了“赤脚医生”队伍的思想建设和业务教育。县里先后举办两次学习班，培训大队“赤脚医生”五百多人次；全县还有十四个公社也分别举办一次至三次学习班，培训大队“赤脚医生”和生产队的卫生员。这些学习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著作，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讨论“怎样做一个贫下中农的贴心人”，同时，学习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治疗和新针疗法、药物药理作用、预防注射等医疗卫生知识和技术。永脚大队赤脚医生余金义，为了给社员群众防治常见病、多发病，决心学会新针疗法。他反复在自己身上摸索穴位，体会针感，终于掌握了新针疗法。队里有位六十多岁的贫农社员得了关节炎，腿痛得不能下地，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余金义就精心地给他扎针、服药，并且为他端屎倒尿。余金义这种积极热情为贫下中农服务的精神，受到社员们的赞扬。去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各公社的卫生院也很注意加强对农村合作医疗的具体指导。他们经常派医生到大队合作医疗站蹲点，宣传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帮助“赤脚医生”处理疑难病症，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并且带头采集中草药，推广土方、验方。姚伏公社卫生院二十名医务人员中，两年来先后有十二人到五个大队合作医疗站蹲点。由于他们的帮助，各大队“赤脚医生”不但热爱自己的工作，而且不断提高技术水平，现在基本上能担负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工作。　　

中共平罗县委和县革委会还采用推广典型经验、以点带面的方法，来促进农村合作医疗事业的巩固和发展。一九七一年八月，他们选出合作医疗办得好的公社、生产大队的领导干部和模范“赤脚医生”十多人，组成宣讲团，到全县各社队用具体生动的事实宣传合作医疗的好处，介绍“赤脚医生”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先进事迹。一九七二年六月，县里又专门召开有公社、生产大队的领导干部、各级医疗卫生单位负责人、“赤脚医生”和蹲点医生代表参加的合作医疗会议，交流和推广了一些社队党组织加强对合作医疗领导的好经验，进一步推动了全县农村合作医疗事业的巩固和发展。目前，平罗县全县的合作医疗站不但普遍坚持办下来，而且大部分的合作医疗站越办越好。　　

由于农村合作医疗事业的发展，各大队的医疗任务大部分自己都能承担起来，这就大大方便了群众，也减轻了公社卫生院的负担。过去，平罗县野生药材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很少有人采集。实现合作医疗后，“赤脚医生”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坚持勤俭办医，带领社员自己采药，自己种药。近两年来，这个县每年采集的野生药材都不下两三万斤，种药二百多亩。有的合作医疗站还办起土药房，自制丸、散、膏、丹等，在医药费用上减轻群众的负担。许多合作医疗站还认真执行“预防为主”的方针，经常在节假日和结合生产队的积肥活动，协助大队党支部发动群众清除粪便垃圾，打扫环境卫生，实行水井消毒等，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有效地保障了社员群众的身体健康，提高了劳动出勤率。　　

　 　

采取多种措施提高赤脚医生水平　　

(1973.08.21)　　

　 　

一九六九年，广东省乐昌县五山公社十个大队都实行了合作医疗，贫下中农推荐了十五名赤脚医生。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社员到医疗站看病的逐渐减少，到公社卫生院治病的却越来越多了。公社党委深入到文书大队了解，发现这个大队的赤脚医生，由于医疗技术提高得不快，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不能很好地诊断治疗。通过调查，公社党委认识到，要办好合作医疗，就要以批修整风为纲，提高赤脚医生的政治思想水平和路线斗争觉悟，使赤脚医生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不断提高他们防治疾病的本领。于是，公社党委把培养提高赤脚医生的工作列入党委议事日程，当作巩固合作医疗制度的一件大事来抓。在提高赤脚医生的医疗技术方面，他们的做法是：　　

一、定期举办短期训练班，组织赤脚医生分期分批到公社集中学习。短训班每期一星期左右，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根据赤脚医生的要求和存在的问题，以学习新针疗法、中草药知识和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方法为主要内容。如有些赤脚医生对呼吸道的炎症不会诊断，在短训班上，辅导医生先讲解基本原理，然后和他们一起诊治患呼吸道炎症的病人，掌握治疗方法，最后进行总结。一次，麻坑大队下洞生产队送来一名病孩，体温高达四十一度二，呼吸困难。赤脚医生谢洪双根据在短训班学到的知识，确诊为支气管炎，经过两天治疗，孩子的病就好了。　　

二、公社卫生院医务人员轮流深入大队传、带、帮。小山大队赤脚医生赖志平，原来基础较差，蹲点医生带他一起巡回医疗，结合实践传授医疗技术。经过几个月的实践，现在他已懂得三百多种草药性能，掌握七、八十种药方，能治四十多种常见病。石下大队有个赤脚医生，原来不懂得怎样输液，遇到脱水严重病人就送上级医院。有次医疗站收治一名麻疹合并肺炎病孩，需输液，蹲点医生就和他一起治疗，边干边教，使他很快掌握了这一技术。　　

三、经常组织赤脚医生到公社卫生院参加会诊，增加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去年，麻坑大队送来一名大腿骰骨闭合性骨折的社员，公社立即组织部分赤脚医生参加会诊。在会诊过程中，一方面让他们充分发表意见，一方面针对他们存在的问题进行现场辅导，使他们学会了用草药外敷配合小夹板固定加牵引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技术。两年来，全公社组织了十多次大型会诊，使大部分赤脚医生学会了治疗骨折、跌打损伤、毒蛇咬伤等山区常见的病症。　　

四、组织赤脚医生互教互学，取长补短，总结交流经验，共同提高。文书大队赤脚医生用西药治疗急性支气管肺炎效果不好。在经验交流会上，他学习了赤脚医生罗善林用一种单方治疗干咳和支气管炎的经验。他根据这种单方有清热解毒润肺的性能，加上别的成药，为社员邓云招治疗支气管肺炎，效果很好。这个公社是山区，疖肿病较普遍。石下大队赤脚医生赖登辉摸索出用针刺治疖肿的新方法，治好了一百多名患者。经过在经验交流会上介绍，全社赤脚医生普遍采用这种新疗法，很快治好了一千多名疖肿患者。　　

五、组织赤脚医生向群众学习，收集、发掘、整理民间单方、验方、偏方。两年多来，共组织全社赤脚医生收集、发掘、整理民间单方、验方、偏方三百多条，已普遍推广使用八十多条。文书大队有种民间秘方，治疗烧伤、烫伤效果显著，赤脚医生向群众虚心求教，很快掌握了采制和使用的方法。今年二月，中山大队有个小孩面部左侧和左手被炭火烧成三度伤，赤脚医生张显良便用学习来的民间秘方治疗，并用西药抗菌素配合治疗，仅十二天就痊愈。以后他又用这种方法治好五例深度烧伤病人。　　

两年多来，这个公社赤脚医生的医疗技术水平提高很快。全社赤脚医生普遍能治四、五十种常见病、多发病，有七个大队的赤脚医生可做小手术。上送公社卫生院病人不断减少，合作医疗经费开支逐年下降，贫下中农高兴地说：“这样的医疗站，我们信得过。”　　

本报通讯员　　

　 　

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调查　　

(1974.09.28)　　

　 　

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亲自批示发表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支持和肯定了“赤脚医生”的道路。六年来，这篇调查报告所介绍的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赤脚医生队伍，在各级党组织的关怀下，在广大贫下中农的支持下，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不断巩固、壮大和提高，显示了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　　

六年来，这个公社先后又培训了三批赤脚医生，总人数从原有的二十八名增加到八十多名。历年来，向部队输送了五人，向大学输送了五人，向公社卫生院输送了四人。留下六十八名，平均每个大队三至四名，其中党团员占三分之二以上，有十名结合进各级领导班子。　　

在毛主席批示的鼓舞和指引下，这个公社卫生院的医务人员纷纷走赤脚医生的道路，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一百四十二名生产队卫生员在赤脚医生帮助下迅速成长，成为预防工作的基干力量。一支以赤脚医生为主体的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新型农村医疗卫生队伍已经基本形成，战斗力越来越强。　　

赤脚医生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他们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向，发挥一根针、一把草、一双手（推拿）的威力，为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彻底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进行了紧张的战斗。　　

现在，这个公社所有的大队都建立了卫生室，并设有简易观察病床，合作医疗越办越好。医院办到家门口，医生围着身边转，贫下中农有病能够早治，无病能够早防，生老病死有保障，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他们热情地赞颂说：“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前进　　

江镇公社赤脚医生起步早，发展快，是毛主席亲自批示和肯定的先进典型。在这样的地方，在这样一支队伍中，还有没有斗争？有。　　

这个单位和这支队伍正是在斗争中进一步得到了锻炼，并在斗争中不断前进。　　

斗争首先表现在由哪个阶级来领导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问题上。　　

前两年，共和大队领导班子内部有人压制群众，欺骗领导，要把一个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塞进赤脚医生队伍。这个骗子，说假方，卖假药，曾经治死了人。公社领导抓了阶级斗争，明确指出这个家伙不是我们阶级队伍里的人，才使这个一心想钻进来篡权的坏人没有得逞。这个大队的赤脚医生在斗争中受到锻炼，贫下中农也更加关心和支持自己的赤脚医生。　　

斗争也表现在用什么思想来影响赤脚医生的问题上。有的人出于好心，想增加赤脚医生看病和钻研业务的时间，叫他们少参加劳动；有的人出于坏心，说什么“老往田里跑，头脑简单肌肉发达，看不好病。”赤脚医生不赤脚，必然要脱离贫下中农，逐渐变色。公社党委和许多大队党支部从反修防修的高度抓了这个问题，教育赤脚医生一定要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永不变色。红旗大队党支部帮助三名赤脚医生，逐步实行三三轮换制，正确处理劳动、预防、治疗的相互关系，使他们参加劳动的时间占正常劳动力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在政治和业务上也取得很大的进步。　　

斗争还表现在赤脚医生的业务工作中，有的赤脚医生受了“重治轻防”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影响，忽视或轻视预防工作。公社党委发动赤脚医生认真讨论搞好预防工作的重要意义，检查只治不防的严重危害，帮助大家认清卫生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自觉性。道新大队的两名赤脚医生执行“预防为主”的方针，积极参加大队党支部领导的“稻田高产灭蚊”试验，三年如一日，坚持在试验田和对照田中定点测量，收集数据，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现在，试验已经成功，根据水稻生长的规律和蚊子孳生的规律，逐步摸索出一套既灭蚊又高产的田间管理措施。　　

赤脚医生要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前进，加强党的领导是关键。近几年来，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公社党委把赤脚医生的工作经常放在议事日程上，针对队伍中反复出现的重业务轻政治、重治疗轻预防以及脱离劳动等几个主要错误倾向，不定期地举办赤脚医生路线教育学习班，每年三、四次，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推行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现在已经形成了抓好赤脚医生工作的三条渠道：公社党委举办路线教育学习班直接抓，大队党支部结合中心工作经常抓，公社卫生院党支部定期集中赤脚医生交流经验配合抓，基本做到了思想落实、组织落实、措施落实。　　

实践证明，认真地教育赤脚医生把路线搞正确，教育他们保持和发扬贫下中农的阶级本色，他们就能战风浪，拒腐蚀，在斗争中成长。几年来，队伍在不断壮大，但没有垮过一个。一九六八年的调查报告中提到有一位赤脚医生，因为受旧医科学校那套培训方法的影响，滋长了名利思想，买起了几块钱一本的洋书，在农村中挟进挟出。六年来，这位赤脚医生在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的教育下，思想有了很大进步，恢复了贫下中农的本色。一次，他路过邻近大队时，用口对口作人工呼吸的办法，抢救了一个已停止呼吸的溺水小孩。群众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赤脚医生。”现在，他比较重视实践，并注意总结提高，在应用中草药治疗农村常见病、多发病方面有了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实际能力。最近，他正和其他同志一起，为出版部门编写供赤脚医生应用的药物手册。　　

沿着中西医结合的方向努力提高医疗水平　　

江镇公社赤脚医生在进一步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斗争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六年来，全公社的发病率逐年下降，赤脚医生就地治疗常见病、多发病以至重病、急病，其比例占总发病率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医疗水平不断提高。　　

大洪大队赤脚医生本来主要运用西医西药防治农村常见病、多发病，有时候有效，有时候对一些病无效。开展了自采、自种、自制、自用中草药的群众运动以后，他们先用单味草药防病治病，取得效果。后来水平高了，几味草药配在一起，成为复方，效果更显著。但是大忙季节，群众煎服不便，就又根据实践经验，在有关方面的配合下，研究制定了治疗喘咳、胃痛、腰痛等十八种比较定型的协定处方，制成片、丸、糖浆等，方便了群众，防病治病的效果也更好。　　

这样的过程，各个大队的赤脚医生大都经历过。他们体会到，为了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医疗水平要不断地有所提高；而提高，则要沿着贫下中农所需要的方向提高，沿着毛主席指出的中西医结合，创造祖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医学发展方向提高。　　

这样，在公社卫生院的主持下，在医学院校和巡回医疗队的密切配合下，对赤脚医生反复进行了中医、西医两套本领的训练。几年来，较大型的初训班、复训班和各种专科提高班就举办了十几期。　　

但是，主要还是在实践中提高。赤脚医生防病治病时，考虑究竟用中医中药还是用西医西药，主要看那一个方便，有效，省钱。新华大队有个偏头痛病人，已有七、八年病史，去过不少医院，常服用两角钱一粒的西药，还是经常发作，不能参加劳动。赤脚医生分析研究了病史和病情，认为这些西药只能起缓解作用，应当改用针灸疗法，确定了三个疗程。结果，第二个疗程还没有结束，病就好了。其后，还偶有复发，但一针又好了，发病程度轻，不影响参加生产。　　

很多事实说明，只会孤立地或者交替地使用西医西药和中医中药这两手，都还不能完全适应农村防病治病的需要。例如，用西医西药不能治好蛇咬伤。他们发掘和应用三味草药进行治疗，取得了显著效果。而如果辅以西药，更能激发这三味草药的效能。赤脚医生在这种中医西医、中药西药配合治疗的实践中体会到，只有把这两手紧密地结合起来，取长补短，才能更好地治疗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以至一些重病、急病。　　

赤脚医生的实践经验积累得多了，就需要组织起来，向理论方面学习和发展。这个公社的赤脚医生每月有两天的集体交流活动。一九六八年调查报告中介绍的二十八位赤脚医生，有半数以上走上讲台，为各期培训班讲课。通过交流和讲课，赤脚医生把自己的实践经验带上条理性，并且参阅大量医学理论书籍，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不少赤脚医生就这样弄清了许多医学理论问题。　　

向理论方面发展的重要成果，就是他们和医务人员一起编写出版了三本农村赤脚医生和卫生员的培训教材。最早出版的《“赤脚医生”培训教材》发行了一百十二万册；在这本教材的基础上又修订写出了《“赤脚医生”教材（复训用）》，近六十五万字，具有一定的质量。还有一本《卫生员课本》，是赤脚医生们带教生产队卫生员的讲稿集辑。通过交流、讲课和编书活动，在赤脚医生中初步形成了一支向新医学、新药学进军的新型的理论队伍，这对于贫下中农直接掌握农村医疗卫生大权、进一步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支新型的知识分子队伍在成长　　

由于农村卫生革命和医学院校教育革命的需要，大量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涌进了赤脚医生队伍。这个公社的赤脚医生已经做到了“老赤脚”和“新赤脚”相结合，后继有人。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和广大贫下中农十分注意培养赤脚医生的战斗作风，并且以老带新，代代相传，使这支队伍永远成为朝气蓬勃的战斗队。　　

老赤脚医生都是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冲杀出来的，他们怀着对农村卫生革命强烈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对新赤脚医生言传身教，发扬赤脚医生“手上有老茧，脚上有泥巴，肩上有药箱，胸中有贫下中农”的优良传统。事实说明，以老带新，使好作风代代相传，这支农村新型的医疗卫生队伍就能永远植根于贫下中农之中。东浜大队老赤脚医生张大新，多年来任劳任怨，不计报酬。在她的带动和影响下，一位新赤脚医生也敢为贫下中农负艰辛，担风险。一天晚上，这个大队渔船上的七位渔民先后患了急性肠胃炎，正巧老赤脚医生不在家，新赤脚医生东奔西忙，挨户治疗，通宵战斗，终于使这七位渔民第二天又扬帆出海了。贫下中农对这样的好后代夸赞不止。　　

六年来的发展和考验，证明毛主席指引的赤脚医生道路是医疗卫生战线上培养新的一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江镇公社党委和贫下中农先后选拔推荐了五名赤脚医生进大学。其中新和大队的一位赤脚医生在北京一所大学经过三年半的学习，政治上和专业上都有很大的进步，曾和其他四位学员一起完成了一个科研项目，受到科研部门和学校师生的赞扬，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上海某医学院担任教师。在离开农村的三、四年中，他从未忘掉贫下中农。暑假回乡，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参加四、五天劳动，四、五天在公社土药厂研制新药，其余十多天每天都在巡回医疗。这位赤脚医生成长的过程，使贫下中农更加坚信：赤脚医生的道路是培养新型人材的道路。　　

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那篇调查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对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江镇公社党委和贫下中农在实践中体会到，组织旧学校培养的医务人员走赤脚医生的道路，是彻底改变他们旧思想的有效途径。几年来，他们组织公社医务人员定期轮流到大队去，每个医务人员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时间在大队，和赤脚医生并肩战斗，与贫下中农相结合。　　

一九六八年调查报告所表扬的那个医生黄钰祥，现已成长为党在农村医疗卫生战线上的一个基层干部。几年来，他继续坚持到生产大队去和贫下中农相结合，毫不动摇地支持赤脚医生这个新生事物，把培训工作做得更细致、更具体、更有成效，为赤脚医生的成长做出了很大贡献。调查报告中提到过的另一位医生，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认识也逐步提高。几年来，她有近二分之一的时间在大队锻炼，思想感情起了变化。为了解决某种疾病的就地治疗问题，她主动挑重担，从头学起。在大队，她从一些细小事情做起，为巩固合作医疗而努力工作。现在，她也受到了贫下中农的欢迎。　　

在上层建筑领域革命中发挥作用　　

江镇公社赤脚医生除了在本大队、本公社努力进行卫生革命外，还努力参加上层建筑领域其他方面的工作，推动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也进一步锻炼了自己。　　

要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很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无产阶级一定要掌握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公社党委注意了这个问题，从公社到一些大队，都吸收赤脚医生参加领导，掌握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权。赤脚医生王桂珍担任了公社党委副书记，分管文教卫生工作。她不忘贫下中农的期望和委托，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她把赤脚医生的事情放在心上，带头坚持赤脚医生的道路，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身背药箱，巡回医疗；并且认真抓好赤脚医生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赤脚医生队伍的发展壮大，不但为大学不断输送学员，同时，农村医疗卫生阵地也成了医学教育革命的实践基地。赤脚医生成为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上海中医学院医疗系把江镇公社作为教育革命的一个基地，师生直接下到大队，听赤脚医生讲课，同赤脚医生一起巡回医疗。赤脚医生参加教育革命，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因为赤脚医生既懂西医，又懂中医，他们的实践经验也就是走中西医结合道路的经验。所以在教材的内容上打破了中西医分家的状况，使中医和西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教材内容的编写上，也打破了把病理病因和治疗方法截然分家的旧的教学体系。赤脚医生走上讲台，结合典型病例、病种进行教学，改变了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　　

赤脚医生队伍在发展壮大，也促进了公社卫生院的斗、批、改，使之更好地坚持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方向。这个公社有几种做法：一是选派优秀的有实践经验的赤脚医生，直接充实医疗队伍，参加建设和改造卫生院的工作；二是赤脚医生分期分批地到卫生院轮训，在轮训期间发挥政治作用，同时总结提高实践经验和业务理论水平；三是由卫生院不定期地经常请赤脚医生参加某些疾病的治疗。这个公社卫生院的外科就经常请赤脚医生参加手术。赤脚医生对病人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和工作上高度负责的精神，使医务人员受到了教育。　　

赤脚医生提供的宝贵经验，也向有关部门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城市医院和医学院校要继续派巡回医疗队下乡，向赤脚医生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时也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帮助赤脚医生继续提高防病治病的水平。出版部门要多作调查研究，出版切合赤脚医生实际需要的书籍杂志，为赤脚医生交流经验提供阵地。要开展赤脚医生的学术交流活动。要认真地切实地支持赤脚医生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上海《文汇报》记者《解放日报》记者　新华社记者　　

　 　

组织赤脚医生和城市医务人员定期交流　　

(1975.08.25)　　

　 　

编者按：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六·二六”　　

指示，组织城市医务人员和赤脚医生定期交流。这种做法，对于巩固发展合作医疗，培养提高赤脚医生，推动城市医院的斗、批、改，深入开展卫生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很大的意义，值得医疗卫生战线的同志注意。　　

组织赤脚医生和城市医务人员定期交流　　

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去年以来，先后组织五十七名医务人员，分两批到农村生产大队插队当赤脚医生；请当地四十名赤脚医生到医院参加斗、批、改，同时进修医疗技术。医务人员到农村后，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参加当地批林批孔运动，参加政治夜校学习，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帮助办好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到医院以后，医院党组织注意发挥他们在卫生革命中的作用，并帮助他们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医疗技术水平。这种做法，对于改造医疗卫生队伍，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逐步缩小三大差别，推动卫生革命，在医疗卫生战线上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实行城市医务人员与农村赤脚医生定期交流，主要有以下几点好处：　　

一、有利于医务人员变思想、变立场、变感情。城市医务人员到农村以后，和贫下中农生活在一起，就可以更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断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内科护士长周淑云担任大队赤脚医生以后，又要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又要送医送药上门，感到很累。但是，她想自己是来插队当赤脚医生的，赤脚医生的特点就是不脱离劳动。插队一年，她坚持和群众一起参加春耕、夏锄、抗旱、防洪、秋收、农田基本建设等劳动。通过参加劳动，她加深了对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一次，有几个社员在积肥时，不小心翻了车，被砸伤了，身上弄上不少粪便。进行急救时，屋里特别冷，周淑云就把自己的被子、褥子、棉大衣都给他们盖上，在场的社员深受感动。　　

在农村当过赤脚医生的城市医务人员回到医院后，对来自农村的贫下中农患者格外亲热，想方设法使患者及时看上病。肿瘤科医生安庆芳从农村回院后，仍然惦念着那里的贫下中农，经常保持联系，节假日还回队去看望他们，为他们防病治病。　　

二、有助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改变医生和病人、医生和护士的关系。由于封、资、修的流毒和影响，医疗卫生领域中“医道尊严”、等级观念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还严重存在。实行定期交流，有助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建立医生和病人、医生和护士之间的新的关系。内科医生章凤贞在医院工作了二十多年。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下，她当护士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一心想当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当上医生后，她就摆出一副“老知识分子”的架子，认为“高人一等”。去年到农村插队当赤脚医生。当地的赤脚医生给她安排任务，她心里就有些不舒服。她想：你在我们医院最高也不过是个护士，倒支使起我来了。没过几天，一位怀孕的女社员来找章凤贞作产前检查。章凤贞不懂妇产科，硬着头皮检查了好一阵子，也没查出结果。她正在着急的时候，赤脚医生孙桂荣赶来了，经过检查，很快就做出了正确的诊断。这件事对章凤贞教育很深。从此，她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不仅在大队时虚心向赤脚医生学习，而且回院后，也能自觉破除等级观念，主动做护理工作。　　

三、有利于促进城市医院的斗、批、改。医院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旧的医疗作风和旧的习惯势力还严重存在。不断把一些赤脚医生交流到医院来，起到了在知识分子队伍里“掺砂子”的作用，有利于搞好医院斗、批、改。一次，赤脚医生董文焕在外科门诊值班，从农村抬来一位贫农社员，是阑尾炎手术后化脓感染，高烧不退，应住院治疗。董文焕看患者病情危重，立即对化脓伤口进行处置，然后带领患者家属去找外科主治医生。主治医生却对董文焕说：“这个患者手术不是我们做的，化脓感染我们不负责任。”董文焕告诉他，患者病情很重，请他去看一看。他把手一挥说：“不用看了，看也不能收。”事后，董文焕在医院党委召开的会议上，严肃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党委就这件事对全院医务人员进行了一次思想政治路线教育，使那位外科主治医生也受到教育。　　

还有一回，外科门诊来了一位前额外伤患者，赤脚医生李海林立即做了缝合处置。而主治医生见了，却对他说：“这是五官科的手术，我们给做了，将来出了问题谁负责任？”李海林反问他一句：“为什么我们科可以处置的手术外伤，却要推出去呢？”通过这件事，李海林提出：医院对远道赶来的贫下中农患者，挂号、看病、拿药，应当优先照顾，并建议医院设立“六·二六”门诊。他的意见受到了医院党委的重视。　　

四、有利于巩固发展合作医疗。城市医务人员到农村生产大队当赤脚医生，和当地赤脚医生、卫生员同学习、同劳动、同参加医疗卫生实践，为巩固发展合作医疗，提高赤脚医生的医疗水平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个医院下乡当赤脚医生的医务人员，都注意结合具体病例，对赤脚医生进行传、帮、带，帮助他们提高医疗技术。在新民县金五台公社徐家窝棚大队插队当赤脚医生的刘淑玲、徐荣珍，为帮助当地赤脚医生和卫生员学习注射、针灸技术，举办了学习班。在二红旗公社南张大队插队当赤脚医生的何其娴、杨淑芹同当地赤脚医生一起，因陋就简，白手起家，在公社办起了第一个土药厂。她们先后用中草药制出丸、散和针剂二十九种。自制的黄连素、白头翁、穿山龙注射液，不仅成本低，而且疗效很好。　　

替换上来的赤脚医生来到医院，在医务人员的辅导下，通过讲课、病例分析、会诊和临床实践等多种方式，提高了医疗技术。赤脚医生张荣宽来医院学习之前，对一些疑难病症不能确诊，只好把患者送到二十里以外的地区医院去，既耽误治疗，又影响生产。他在医院学习一年后，基本上掌握了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技术，还掌握了心脏、肺部疾病的诊断和简单的外科手术。他回队以后，对一般疾病基本上做到了就地治疗，今年上半年只外转了一个病人，大大减轻了社员的负担。　　

本报通讯员　　

　 　

【路线之辩】　　

　 　

　 　

刘守华　参加1978年高考前为常州茅山林场赤脚医生，现为扬子晚报总编辑。　　

　 　

　 　

办好合作医疗　反击右倾翻案风　　

天津市郊广大赤脚医生用卫生革命中的新生事物和所取得的成就，批判邓小平诬蔑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的谬论　　

(1976.04.09)　　

　 　

据新华社天津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电　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开展以来，天津市郊区农村广大赤脚医生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用卫生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和所取得的成就，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诬蔑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的种种谬论。　　

赤脚医生们说，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这股右倾翻案风也刮到了卫生战线，他胡说什么赤脚医生是“正在试验的制度”，“知识少”，水平低，还诬蔑农村实行合作医疗是刮“共产风”，妄图一刀砍掉这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让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卷土重来。“翻案不得人心。”广大贫下中农、赤脚医生反对复辟，反对倒退。他们说，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要搞翻案，我们要坚决同他斗到底！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指引下，天津市郊区各县农村的卫生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百分之九十八的社队实现了合作医疗，形成了一支近万人的赤脚医生队伍。这对于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促进农业学大寨运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起了重要作用。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合作化运动挖掉了穷根，合作医疗挖掉了病根。”　　

广大赤脚医生在批判中说，医疗技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它是在医疗实践中不断提高的。蓟县山区有一位贫农老大娘，患甲状腺肿瘤影响呼吸三十二年了，过去多次到城里医院求治，都说不好治，长期得不到治疗。文化大革命中，办起合作医疗以后，赤脚医生李华跋山涉水，来到老大娘家，在炕头上为她作了手术，摘除了二斤重的肿瘤，使她恢复了健康。老大娘高兴地见人就说：“毛主席培养的赤脚医生治好了我的病。”广大赤脚医生在医疗实践中，不断增长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不仅能治农村常见病、多发病，而且能治一些急症重病。有的赤脚医生还参加编写医学书籍。这些事实都驳斥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赤脚医生的诬蔑。广大赤脚医生决心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把农村合作医疗办得更好，以实际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　　

　 　

谁否定赤脚医生就和他斗到底　　

江镇公社贫下中农、赤脚医生和干部满怀无产阶级义愤，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赤脚医生的诬蔑，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1976.03.23)　　

　 　

新华社上海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电　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贫下中农、赤脚医生和干部，在公社党委领导下，深入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他攻击和诬蔑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种种谬论，决心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各种类型的批判会上，江镇公社贫下中农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家说，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他搞复辟倒退，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毛主席支持的亿万贫下中农拥护的赤脚医生肆意诬蔑，说什么赤脚医生“知识少”，还说什么“过几年就穿起草鞋了，就是知识增多了，再过几年就穿起布鞋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赤脚医生问题上大作文章，其目的就是要否定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江镇公社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回顾说，在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指引下，一九六五年底，我们江镇公社赤脚医生象春苗一样破土而出。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批发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肯定和支持了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经过批林批孔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我们公社赤脚医生队伍进一步成长壮大。目前全公社共有赤脚医生六十九名。这支新型的农村医疗卫生队伍，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中，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在深入开展农村卫生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几年来，赤脚医生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和下乡医务人员、生产队卫生员一起，积极宣传毛主席有关卫生工作的指示，开展卫生建设，大大改变了农村卫生面貌。他们热情地为贫下中农送医送药，每人每年治病五千到一万人次，就地治愈率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自从有了赤脚医生，办起了合作医疗，我们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大大改变。赤脚医生好得很，我们贫下中农打心眼里欢迎！但是，我们的赤脚医生从诞生第一天起，就遭到阶级敌人的咒骂。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设置重重障碍，妄想把这个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里。现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又跳了出来，竭力贬低和诬蔑赤脚医生。农村里阶级敌人咒骂我们的赤脚医生，说什么“茅草棚里飞不出金凤凰，破草屋里出不了好医生，毛头姑娘要是看得好病，黄猫也要笑瞎眼睛。”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阶级敌人唱的完全是同一个腔调。　　

江镇公社共和大队干部列举许多生动事例，驳斥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赤脚医生水平低的谬论，批判了那种对待新生事物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他们说，赤脚医生在党的关怀和培育下，在贫下中农的热情支持下，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都提高很快。有一次，共和大队第七生产队的老贫农李英妹突然昏倒，面色青紫，口吐白沫。赤脚医生陈建国闻讯后，连晚饭也顾不上吃，马上赶去，经检查，诊断是高血压脑病，伴有高血压性心脏病。他立即采取扎针、注射降血压药物、心脏按摩、服中草药等一系列措施，进行抢救。一会儿，病人就苏醒过来了。在短短三个小时内，李英妹先后昏迷三次，都被陈建国抢救过来。陈建国一直守护在病人旁边，直到第二天清晨病人完全脱险后才放心回家。以后，陈建国每天送医送药上门，经过一个月的精心治疗，终于使这位老贫农恢复了健康。赤脚医生这样全心全意地为贫下中农服务，象这样的急病都能抢救，怎么能说水平低呢？　　

现在，江镇公社赤脚医生不仅能治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以至一些急症重病，而且还为医学院的工农兵大学生讲课，带教，参加编写医学书籍，为医学教育革命作出了贡献。他们说，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抱着资产阶级的偏见，竭力贬低赤脚医生，不难看出，其险恶用心是要否定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江镇公社的赤脚医生们说，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露骨地鼓吹“知识私有”、“白专道路”，要赤脚医生过几年“穿起草鞋”，再过几年“穿起布鞋”，妄想引诱我们走脱离农村、脱离劳动、脱离贫下中农的修正主义邪路，我们决不上当受骗。我们赤脚医生土生土长在农村，拿起锄头能种田，背起药箱能看病，既是体力劳动者，又是脑力劳动者。我们坚持赤脚，决不脱离劳动，决不脱离贫下中农。　　

我们决不做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决不做走资派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俘虏。我们决心一辈子为贫下中农背药箱，在农村医疗卫生阵地上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江镇公社的贫下中农、干部、赤脚医生气愤地说，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借口赤脚医生是“正在试验的制度”，妄想否定毛主席早就支持和肯定了的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让电影《春苗》中杜文杰那样的走资派重新来夺我们贫下中农的医疗卫生大权，让钱济仁那样的混进医疗队伍的阶级敌人重新骑在贫下中农头上作威作福，让贾月仙一类的巫医继续卖假药骗钱财，残害劳动人民，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决不能让历史的车轮倒转，决不能让贫下中农掌握的农村医疗卫生大权得而复失。谁要否定赤脚医生，我们就坚决和他斗到底。　　

　 　

评“赤脚医生穿鞋论”　　

(1976.04.01)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也没有放过对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攻击。他散布的“赤脚医生刚开始知识少，只能治疗一些常见病，过几年就穿起草鞋了，就是知识增多了，再过几年就穿起布鞋了”等谬论，就是他种种奇谈怪论的一部分。这个“赤脚医生穿鞋论”，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谬论。这一谬论是从他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中派生出来的，其实质就是要否定卫生革命，为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翻案。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批判这些谬论，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坚持卫生革命的正确方向。　　

一　　

早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亲自批发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支持和肯定了赤脚医生的道路。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指引下，赤脚医生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犹如雨后春苗，迅猛发展，茁壮成长，遍及祖国大地。现在，全国已经有赤脚医生一百三十多万。赤脚医生成了我国医疗卫生战线上一支崭新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队伍，成了开展卫生革命的主力军，它在贯彻执行毛主席光辉的“六·二六”指示、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方面，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知道，在医疗卫生战线上，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新中国建立以来，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存在着尖锐的斗争。斗争的实质就是在卫生战线上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参与制定也是竭力推行的。这条修正主义卫生路线使医疗卫生事业只为少数城市老爷服务，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工农群众对此很不满意。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卫生工作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毛主席光辉的“六·二六”指示，是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有力的批判，拨正了医疗卫生工作的航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奋起批判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包括了对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批判。在群众斗争的风头上，他曾表示“悔过”，保证“永不翻案”。但是，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并没有转变，他的这个“保证”是靠不住的。所以，他重新工作以后，就大搞翻案复辟。他的那个“赤脚医生穿鞋论”，就是他的资产阶级立场的大暴露。　　

赤脚医生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实践了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赤脚医生，其矛头是直接对着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的。我们知道，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文化大革命以前长期缺医少药。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指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这一指示，为卫生工作指明了方向。“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是卫生战线上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卫生领域中一个长期而艰巨的战斗任务。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持卫生革命的正确方向，做好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这对于巩固工农联盟，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很清楚，谁反对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谁就是反对卫生革命，谁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也就是要为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翻案。在这个关系到整个卫生工作方向的大问题上，我们必须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来否定卫生革命的伟大成果，否定卫生革命的正确方向。　　

二　　

赤脚医生是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依靠集体的力量同疾病作斗争的伟大创举，是卫生革命蓬勃发展过程中开放的一朵绚丽夺目的鲜花。它对于迅速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促进“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特别是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逐步缩小三大差别起了重要的作用。赤脚医生来自贫下中农，和贫下中农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们发扬了贵在“赤脚”的革命精神，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既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群众称赞他们是“用得上、信得过、养得起的贴心人”。赤脚医生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生动地体现了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但是，对于满脑子充塞了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来说，医生竟然赤着脚，那怎么行呢？在他的眼里，泥腿子只能做做工，种种地，而象医生这样的职业只能由少数脑力劳动者去担任。现在，泥腿子居然进入了医疗卫生这个曾经是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这成何体统！按照他的逻辑：要么泥腿子不能当医生；要么当了医生，有了知识，就不能赤脚。这是地地道道的贵族老爷态度。赤脚医生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贵在“赤脚”，就是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赤脚医生穿鞋论”，就表明他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卫道士。毛主席最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非常深刻地揭露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资产阶级立场。　　

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推行其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总要竭力维护、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赤脚医生，反对批判包括卫生领域在内的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适应他推行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需要。但是，阻挡历史潮流的人，最终是要失败的。卫生革命的滚滚洪流奔腾向前。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再一次受到全国人民的批判，这正表明翻案不得人心，表明人民要革命、历史在前进这个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扭转不了的。　　

三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说什么“赤脚医生刚开始知识少，只能治疗一些常见病，过几年就穿起草鞋了，就是知识增多了，再过几年就穿起布鞋了”。这不仅是对赤脚医生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攻击和诬蔑，而且包藏着险恶的用心。他企图以知识多少为幌子，把赤脚医生引到修正主义邪路上去。在这里，他取消了赤脚医生贵在“赤脚”的革命精神，取消了赤脚医生在整个卫生革命以至在整个反修防修斗争中的政治作用。按他的说法，赤脚医生知识增多了，就应该改变“赤脚”的革命本色了。由此看来，他的这个“赤脚医生穿鞋论”，是和刮“业务台风”、“经济台风”一脉相承的，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在卫生战线上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赤脚医生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就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风浪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泥腿子当了医生，贫下中农掌握了农村的医疗卫生大权，阶级敌人是不甘心的，总要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捣乱。事实表明，在对待赤脚医生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赤脚医生的政治作用也就在于它是医疗卫生领域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一支积极的力量。因此，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无产阶级政治作统帅，发扬赤脚医生贵在“赤脚”的革命精神，才能使赤脚医生队伍不断成长和发展，才能充分发挥赤脚医生的重大作用。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要求，也是这几年来我们赤脚医生队伍成长、发展的基本经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赤脚医生穿鞋论”，否定无产阶级政治，也并不是不要政治；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并不是不要阶级斗争。他只是在提高知识、技术的幌子下，妄图把赤脚医生引上“白专”道路，改变赤脚医生的革命本色，否定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为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翻案，这不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政治吗？我们的赤脚医生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成长的，一定会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前进。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想把我们的赤脚医生引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那只是痴心妄想。　　

无产阶级卫生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产阶级在卫生战线上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大力支持和发展卫生领域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为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而奋斗。　　

北京市卫生局大批判组　　

　 　

赤脚医生就是能“登天”　　

——驳斥邓小平诬蔑赤脚医生“不能一步登天”的反动谬论　　

(1976.06.07)　　

　 　

邓小平为了翻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案，对卫生战线的新生事物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攻击赤脚医生说：“赤脚医生不能一步登天”。在他看来，医疗大权和卫生工作领导权只能由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权威”把持。这充分暴露了邓小平反对老中青三结合，反对赤脚医生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险恶用心。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要乘胜前进，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对邓小平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他的反动罪行，进行更加深入的揭发和批判。　　

医疗卫生战线历来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斗争的实质就是在卫生战线上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依靠谁掌握领导权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伙同邓小平推行了一条为资产阶级老爷服务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有些医院虽然表面上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但对劳动人民的疾苦却视而不见，偏离了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旧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这是对刘少奇、邓小平在卫生战线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尖锐、最有力的批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亿万工农兵和革命医务人员，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批判了旧卫生部为城市少数老爷服务的错误方向，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掌握了医疗卫生大权，赤脚医生参加了各级卫生部门的领导班子，有力地保证了医疗卫生部门真正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可是，邓小平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对赤脚医生参加领导班子怀恨在心，恶毒攻击赤脚医生“不能一步登天”。实质上，他是妄图把赤脚医生从各级领导班子中排挤出去，以便他网罗走资派，拼凑“还乡团”，让那些“横下一条心”、“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人重新上台，为城市老爷卫生部翻案，让资产阶级卷土重来，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专政，把亿万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再度推入缺医少药的苦难深渊。　　

邓小平攻击赤脚医生“不能一步登天”，完全出于他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需要。　　

广大赤脚医生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冲破了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界限，同旧传统、旧习惯实行彻底决裂，走亦农亦医的道路。他们拿起笔杆能批修，拿起锄头能种田，背起药箱能看病，既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又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过去，“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无钱莫进来”；如今，医院办到家门口，赤脚医生送医送药到身旁，打破了几千年来“医道尊严”、“医不叩门”的旧医道，树立了一代无产阶级的新医风。对此，革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可是，邓小平却竭力诬蔑、攻击赤脚医生“不能一步登天”。在他眼里，“赤脚人”只能种田做工，象医生这样的职业，只有钱济仁那样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才够资格去担任，“赤脚人”是不允许踏进这块“宝地”的。这就充分反映了他是新老资产阶级利益的总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刻揭露了邓小平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资产阶级立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卫道士。　　

邓小平攻击赤脚医生“不能一步登天”，是明目张胆地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卫生路线，为他伙同刘少奇推行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翻案。这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谓“鸡毛不能上天”的谬论，真是同出一辙。　　

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驳斥刘少奇一伙的这一修正主义谬论时，指出：“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赤脚医生和其他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一样，确实要登天了。无产阶级、贫下中农掌握了医疗卫生大权。从我们江苏省的情况来看，七万七千多名赤脚医生登上了卫生战线上层建筑的政治舞台，其中不少人被选进各级领导机关担负领导工作，他们和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对着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高邮县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千三百多名赤脚医生，已有一百三十多人参加县、社、队领导班子。高淳县凤山公社宋家大队赤脚医生宋昌规，大学毕业后，不留城市回农村，不要工资拿工分，长期扎根在群众之中，成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尖兵。如东县南澪公社赤脚医生任乃秀，曾作为我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出席了第十四届国际儿科学会，作了生动的发言，受到外国朋友的称赞。　　

无数事实雄辩地证明，赤脚医生不仅在政治上已成为医疗卫生战线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支生力军，而且在创造中国新医学、新药学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广大贫下中农赞扬说：“过去华佗无奈小虫何，如今赤脚医生胜华佗。”无产阶级、贫下中农领导这支赤脚医生队伍，完全能够掌握好农村医疗卫生大权。　　

邓小平疯狂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都是徒劳的。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象春苗一样，正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茁壮成长。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卫生局大批判组　　

　 　

　 　

　 　

　 　

　 　

　 　

　 　

以阶级斗争为纲　加强赤脚医生队伍建设　　

(1976.06.30)　　

　 　

一九六八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办医办药的积极性。我县的赤脚医生和全国各地一样，迅速成长起来。调查报告发表前，全县有赤脚医生三百八十四名，现在发展到一千○三十三名，平均每个大队有三至四名，每个生产队还由赤脚医生培训和带教了一至二名卫生员。　　

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茁壮成长，打破了党内外资产阶级对卫生领域的垄断，贫下中农掌握了医疗卫生大权，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缩小了城乡差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全县平均一千○三十七个农村人口才有一名医生；现在平均二百六十三人中就有一名医生。全县三百三十二个大队，队队实现了合作医疗。事实有力地证明，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深受贫下中农欢迎。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竭力攻击赤脚医生，妄图扼杀这一新生事物，为城市老爷卫生部翻案，只能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提高扶植赤脚医生的自觉性　　

毛主席指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是在同党内外资产阶级、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使赤脚医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前进。我们自己也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提高了对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认识，提高了扶植赤脚医生成长的自觉性。　　

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邓小平及其在卫生界的代理人竭力推行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广大农村依然缺医少药。我们川沙县虽然靠近医疗力量较强的上海，但那时每个公社只有一个卫生院。贫下中农有病求医难。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贫下中农奋起批判了修正主义卫生路线，从走资派手里夺回了农村医疗卫生大权，并积极培养了一批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占领农村医疗卫生阵地后，斗争并没有停止。党内外资产阶级恶毒攻击赤脚医生，社会上一时刮起了一股污蔑赤脚医生、否定合作医疗的冷风。广大贫下中农和赤脚医生及时识破了党内外资产阶级的阴谋，联系现实斗争，狠批了修正主义卫生路线，顶住了这股冷风。在批林批孔中，我们联系实际，学习马列和毛主席有关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论述，狠批了林彪、孔老二搞复辟倒退的罪行，同时，围绕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态度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我们认识到在培养赤脚医生这个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扶植赤脚医生成长的自觉性。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对围绕赤脚医生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进一步加深了认识。邓小平竭力攻击赤脚医生，明目张胆地为城市老爷卫生部翻案，决不是偶然的，是由他的资产阶级反动本性所决定的。邓小平从反面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要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大力发展赤脚医生等革命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　　

随着认识的不断提高，我们加强了对赤脚医生队伍建设的领导，特别是政治思想领导。第一、把赤脚医生队伍的建设列入县委议事日程，纳入农业学大寨的规划。县委由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常委分管这项工作，每年集中抓四次大的活动，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县委领导成员还经常和一些赤脚医生谈心，鼓励他们不断前进，永远保持“赤脚”的本色，永远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第二、以点带面，推广好的典型。江镇公社在培养和建设赤脚医生队伍的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公社党委定期举办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学习班，大队党支部结合中心工作，公社卫生院党支部结合业务培训，经常抓赤脚医生的工作，使赤脚医生队伍在斗争中不断成长。我们在全县推广了江镇公社的经验。第三、结合中心工作，向各级党组织反复讲明在培养赤脚医生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党组织首先要从政治思想上关心赤脚医生的成长。　　

加强对赤脚医生的教育　　

邓小平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喋喋不休地叫嚷卫生战线的主要矛盾是“不学技术”、“不钻研业务”，攻击赤脚医生“知识少”。其险恶用心，就是妄图把赤脚医生引到邪路上去，成为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　　

斗争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培养赤脚医生，最重要的是要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抓好思想建设。我们总结了江镇公社的经验，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对赤脚医生不断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　　

一、组织赤脚医生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优秀赤脚医生王桂珍同志，怀着对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同党内走资派斗，同修正主义路线斗，不断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江镇公社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黄钰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为农村卫生革命作出了贡献。我们反复宣传王桂珍同志和黄钰祥同志的先进事迹，提高了广大赤脚医生的学习自觉性。现在，大多数赤脚医生能坚持看书学习，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二、发动赤脚医生积极投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批林批孔以来，县和公社经常召开批判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大会，组织赤脚医生代表上台批判；召开赤脚医生大会，进行专题批判；在大队、生产队政治夜校里，在田头、场头，赤脚医生和群众一起，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我们认真组织赤脚医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攻击卫生革命的罪行。在斗争中，赤脚医生经受了锻炼，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增强了革命斗志。　　

三、对赤脚医生进行阶级教育。各社队经常请老贫农给赤脚医生讲家史、村史、两条路线斗争史，回忆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苦难遭遇，看看今天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幸福生活；回忆文化大革命前受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迫害，比文化大革命后，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带来的温暖，激发赤脚医生的无产阶级感情，树立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思想。　　

广大赤脚医生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迅速成长。全县已有一百七十一名赤脚医生加入了共产党，三百四十二名加入了共青团，八十三名被选进了各级领导班子。　　

引导赤脚医生坚持亦农亦医　　

赤脚医生贵在“赤脚”。坚持“赤脚”，才能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保证这支队伍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前进。过去，我们对赤脚医生搞好防病治病，保护劳动力方面强调得多，对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方面讲得少，抓得不力。少数赤脚医生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坐卫生室多了，劳动少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面组织赤脚医生批判林彪的“变相劳改”和孔老二的　　

“耕馁学禄”等反动谬论，学习大寨、昔阳赤脚医生坚持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的革命精神，一面总结经验，落实措施。江镇公社赤脚医生实行“三三轮换制”，既保证了赤脚医生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又做好了防病治病工作。几年来，全公社赤脚医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平均天数，始终保持在同等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左右。我们在全县推广了江镇公社的经验，大多数社队的赤脚医生实行了“三三轮换制”，坚持经常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　　

坚持亦农亦医，要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不断提高赤脚医生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县、社两级医疗卫生部门经常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帮助赤脚医生在实践中提高。现在大多数赤脚医生已能掌握一般疾病的预防知识，执行了“预防为主”的方针；能运用中西医结合诊治农村常见病；有的能独立诊治一些疑难症和抢救急重病人。　　

我们在加强赤脚医生队伍建设中取得的一些成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结果。我们决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继续加强赤脚医生队伍的建设，深入开展卫生革命，为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中共上海市川沙县委员会　　

　 　

　 　

　 　

　 　

　 　

不容诬蔑赤脚医生　　

(1976.07.04)　　

　 　

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邓小平，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诬蔑。他在谈到赤脚医生时，明目张胆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医疗卫生革命的指示，妄图为城市老爷卫生部翻案。　　

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亲自批发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充分肯定、热情支持了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卫生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从一九六八年以来，我省广大贫下中农大办合作医疗，培训赤脚医生，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现在，我省农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队，建立起合作医疗站；四万八千多名赤脚医生战斗在防病治病的第一线。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打破了地主资产阶级对农村医疗卫生阵地的垄断，使贫下中农掌握了医疗卫生大权，进一步贯彻落实了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为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广大贫下中农热烈欢呼：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而邓小平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竭力贬低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伟大意义，这就活现出他那副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嘴脸。　　

邓小平不仅竭力贬低赤脚医生的革命意义，还攻击赤脚医生“知识少”，“水平低”。这更是别有用心的。在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指引下，广大赤脚医生不仅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还在实践中，学会了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比起那些瞧不起工农，把知识当作私有财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他们是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就拿我省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芝瑞公社新民大队孙英等五名赤脚医生来说吧，他们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在医疗实践中努力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现在，不仅能够用中西医结合方法防治常见病、多发病，还学会一些外科手术。四年来，他们共做阑尾炎、宫外孕、疝气、剖腹产等手术一百○三例，做计划生育手术二百二十一例，效果良好。这些生动的事实，不是对邓小平最有力的批判吗？　　

邓小平之所以那么起劲地攻击赤脚医生，还因为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在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这正是对那些妄图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党内走资派的有力打击。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邓小平出于反动的资产阶级本性，拼命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充分暴露了他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革命人民的死对头。　　

我们同邓小平的斗争，是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我们一定要乘胜前进，深入批判邓小平攻击卫生革命，妄图为城市老爷卫生部翻案的罪行，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满腔热情地支持赤脚医生、合作医疗这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把卫生革命进行到底。　　

辽宁省卫生局大批判组　　

　 　

【沿革·事纪】　　

　 　

　 　

“赤脚医生”这个新事物必然会在全世界产生影响坦桑尼亚报纸热情称赞中国“赤脚医生”　　

(1969.03.25)　　

　 　

二月十八日坦桑尼亚《民族主义者报》刊登了该报驻卢萨卡的记者的一篇文章，热情称赞我国的“赤脚医生”。　　

文章说，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之一是，旧的医疗制度彻底地动摇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个新事物——“赤脚医生”，这个事物不久必然会在全世界、特别是不发达国家产生影响。　　

文章说，他们象农民一样在田间劳动。他们受到的训练是医治在农民中间的疾病，他们尽量依靠自己的力量，充分利用农村中的草药和其他现成的药。他们使用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针灸疗法。　　

文章说，赞比亚的北方省份的农民对中国的“赤脚医生”很感兴趣。这些医生是属于在赞比亚—坦桑尼亚铁路线上工作的中国勘测队的。他们一方面忙于这个重要的交通工程，一方面花时间为当地农民免费看病。他们的外科手术室是帐篷，设备极少。消息传出以后不久，农民从五十英里外的地方去接受医疗。　　

文章说，针灸疗法对于一些病是真正成功的。三个儿童的哑病治好了。有一个病人是班巴族酋长奇廷库卢。他患风湿症。他在营房诊疗所呆了一天以后，称赞中国人在铁路上进行的工作和他们的“神药”。　　

当地居民热情称赞中国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他们同情病人，一心为病人着想。因此中国诊疗所很受欢迎。　　

　 　

贯彻毛主席对医疗卫生工作的指示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解放军医务人员深入农村，为贫下中农防治疾病，培养“赤脚医生”，作出了新贡献　　

(1969.06.26)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在完成部队防病治病任务的同时，派出大批医务人员深入农村，为贫下中农巡回防治疾病，同时积极培养“赤脚医生”，努力发掘祖国医药学宝库，帮助社队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制度，为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新贡献。　　

人民解放军广大医务工作者，保持和发扬了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部队医务人员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医疗卫生工作的一系列光辉指示，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推行的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进一步提高了执行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他们在面向连队，为部队指战员服务的同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部队各级党委领导下纷纷组织医疗队，奔赴农村，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热心为贫下中农防治疾病，积极帮助农村开展医疗卫生工作。到目前为止，先后下到农村的医疗队将近四千个，参加医疗队的部队医务人员共达三万多人。　　

今年一月，解放军总医院以及空军、广州部队所属各医院都抽调三分之一的医护人员，下放农村。他们一面请贫下中农帮助自己改造思想，一面热情地为贫下中农服务，既受到了锻炼，又为改变农村卫生工作面貌作出了成绩。广大医务人员在农村和牧区怀揣《毛主席语录》，身背药包，不论严寒酷暑，不顾风吹雨打，不怕路程遥远，热情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同时积极为贫下中农和贫苦牧民诊治疾病，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深入农村巡回治疗的过程中，医疗队的同志们清楚地看到，对贫下中农危害最大的是常见病、多发病。由于大叛徒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造成了农村一少医，二少药，许多贫下中农有病长期得不到治疗，以致小病拖成了大病。这些现象使他们深刻认识到，是研究常见病、多发病，还是片面钻研罕见的疑难病，这是走什么道路，为谁服务的大问题。许多医疗队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本着简便易行，就地取材，少花钱治大病，不花钱也能治病的原则，根据病情和药性，自己研究出了许多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的有效方法。他们在农村巡回治疗过程中，还甩掉洋拐棍，大破“唯条件论”，因陋就简，自力更生，以社员家为病房，用手电筒作手术灯，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地为贫下中农解除病苦。农奴出身的藏族女牧民扎巴，从八岁那年得了大肚子病，至今已二十六年，长期没有得到治疗。总后勤部驻青海某部巡回医疗队在拔海四千七百多米的风雪高原，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发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闯过了一道道难关，成功地为扎巴施行了手术，从扎巴的腹部摘除了三十斤重的肿瘤，为她解除了多年的痛苦。最近，广州部队钦州军分区医疗队和北京部队炮兵某部医务人员，分别成功地为公社女社员摘除了一百一十斤和一百一十一斤重的巨大肿瘤，在肿瘤治疗史上创造了新的奇迹。　　

部队医疗队的同志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诚，怀着对贫下中农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勇攀医学科学的高峰。沈阳部队某部医疗队深切地感到，贫下中农出身的聋哑病人有耳听不到毛主席的声音，有嘴喊不出“毛主席万岁”，这是他们最大的痛苦；帮助他们解除痛苦，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个医疗队决心用新针疗法治好被资产阶级医学“权威”所判处的这种“不治之症”，打开聋哑“禁区”。可是银针该往那里扎，又该扎多深，他们缺乏经验。为了不给病人增加痛苦，医务人员把针灸取穴参考图挂在墙上，照着图，在自己身上作试验。有的同志扎得头昏眼花，疼痛难忍，仍然坚持试验。他们终于掌握了治疗聋哑的技术，让几百个聋哑人喊出了“毛主席万岁”。到今年四月底止，全军各部队已治疗聋哑病人十九万八千七百多名，有效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仅广州部队就治愈了两万六千多名。解放军某部二○八医院的医务工作者，经过多次研究和医疗实践，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攻克了小儿麻痹后遗症这个医疗领域中的顽固碉堡。他们在半年内，先后治疗四千六百名残废儿童，绝大多数都取得了显著疗效。　　

部队医务人员把发掘和提高祖国医药学作为执行和捍卫毛主席医疗卫生路线的自觉行动。今年春季，广州部队各级卫生单位抽出两千多人组成一百四十多个工作队，跋山涉水，深入到偏僻的山区农村，就地采集中草药。他们在采集过程中，不怕蚂蟥叮、毒蜂螫，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攀登悬崖峭壁，去采集珍贵的药材。在广大贫下中农和药工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在四个月中，就采集了近千种的中草药，共一百三十六万余斤。许多部队的医疗队还主动登门向有经验的中医、草医、蛇医和广大贫下中农求教，搜集了大量秘方、偏方和一些将要失传的疗法，把中草药广泛使用于农村的防病、治病，获得了显著成效。有的医疗队还推陈出新，创造和发展了许多有效的新疗法，例如新针疗法、经络综合疗法、穴位强刺激疗法、穴位刺激结扎疗法、水针疗法、耳针疗法、挑痔疗法等，使古老的祖国医药学焕发出灿烂的光辉。　　

各部队医疗队把培养“赤脚医生”、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制度作为帮助贫下中农掌好医疗卫生大权、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医疗卫生路线在农村扎根的实际行动。一年多来，全军各医疗队已帮助农村培养“赤脚医生”十四万一千多名，还帮助四千多个生产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许多部队的农村医疗队每到一处，就举办“赤脚医生”训练班。他们以“老三篇”为主课，以田头、病家为课堂，以医治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疗法和中草药为教材，言传身教，学用结合，为农村培养了大批忠于毛主席医疗卫生路线的“赤脚医生”。这些“赤脚医生”普遍使用药源广、成本低的中草药和各种新疗法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做到了“送医到人，送药到手”，既方便了群众，又大大减少了生产队的医药费用开支，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合作医疗制度。　　

　 　

达斡尔族有了第一代“赤脚医生”　　

(1969.11.26)　　

　 　

在富饶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居住着勤劳、勇敢的达斡尔族兄弟。在旧社会，达斡尔族受尽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势力的野蛮屠杀、压榨，根本没有卫生事业。解放后，由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这里一直是缺医少药。解放军卫生工作队来到大草原后，决定为达斡尔族人民培训一批“赤脚医生”，在草原上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卫生工作队。　　

“赤脚医生”训练班开办以后，达斡尔族青年瓦利拉和娜松，受了坏人的挑拨，对当“赤脚医生”认识不足，学习不太安心，说：“草原上的金鹿不追兔子，达家的年青人不当大夫”。担任培训任务的卫生工作队员冷玉斌分析了他们的活思想，决定首先从提高他们的毛泽东思想觉悟入手。训练班请来苦大仇深的老牧民作忆苦思甜报告。在旧社会，草原上根本没有医生，贫苦牧民有了病，只好等着死。　　

凶狠的巫医常常用生锈的铁丝，隔着衣服往病人肉里穿，有的竟被活活穿死。学员们听了老牧民的血泪控诉，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提高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瓦利拉和娜松流着眼泪说：“今后，我们一定要为革命学好医，为贫苦牧民掌好医疗卫生大权。”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达斡尔族的第一代“赤脚医生”迅速成长起来了。他们象解放军那样“完全”“彻底”为达斡尔族人民服务。　　

一次，一位贫苦牧民的小孩患了重病，瓦利拉和娜松整整地守了两天一宿，直到孩子脱险才离去。这些“赤脚医生”还用刚学会的新针疗法，使草原上的达斡尔族哑巴孩子第一次喊出了“毛主席吐木纳寺（万岁）！”达斡尔族人民看到这种情景，兴奋地弹起金四弦琴，唱道：美丽的呼伦贝尔百鸟飞翔，毛主席的光辉普照四方。亦乎查阿（解放军）来到草原上，和咱达家情意长。永远跟着毛主席，军民并肩保边疆！　　

（据新华社）　　

　 　

　 　

　 　

云南绝大部分生产大队办起合作医疗站　　

少数民族居住的村寨有了本民族的“赤脚医生”　　

(1970.09.03)　　

　 　

新华社昆明电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医疗卫生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云南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大队都办起了合作医疗站，二十一个少数民族居住的村村寨寨都有了本民族的“赤脚医生”。苦聪族、崩龙族、怒族等从未有过本民族医生的少数民族，现在也有了本民族的医生。　　

这些少数民族的“赤脚医生”和卫生员，绝大部分都是各民族贫下中农自己推选的优秀子女。他们牢记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教导，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现在云南边疆许多农村，已经做到小病不出村，有效地保证了各族人民的健康，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云南自古被称为“瘴疠之地”。解放前盘踞在云南的历代统治阶级只知横征暴敛，不管人民死活，更谈不上发展卫生事业。鼠疫、天花、霍乱、疟疾、血吸虫病等瘟疫，经常在各地流行。解放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协同各族人民扑灭了各种瘟疫，并在县以上的地区，建立了医院和卫生所，对少数民族实行免费医疗。但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云南省的代理人，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疯狂地推行“重城市，轻农村”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把大量的人力、物力集中在城市为少数人服务，使广大农村，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拨正了云南医疗卫生事业的航向。云南省各级革委会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教导，除把大量城市卫生人员下放到农村以外，还把绝大部分卫生基建经费和卫生事业费拨给农村。随着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一个遍布全省的农村合作医疗网和各族“赤脚医生”的队伍，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迅速发展起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当地革命医务工作者的帮助下，各地的“赤脚医生”很快地掌握了一般的医疗技能。现在这批“赤脚医生”一般都可以治疗常见病和多发病，掌握了十几个到二十几个新针疗法的穴位。有一些“赤脚医生”对血吸虫病和克山病等，也摸索到了一些防治的方法。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赤脚医生”曲登益，既不识字，又不会说汉话。但是，他以坚强的毅力，克服语言文字上的重重困难，经过三个月的刻苦学习，终于掌握了初步的医药知识。回生产队之后，他又到处访问有草药知识的老农、寻求民间药方，经过不断的努力，现在已掌握了一百七十多种草药的性能，能扎七十多个穴位。四年来，经他医好的聋哑、胃溃疡和骨折等疑难病人有二百多个。他为了解除本地区常见的一种病症，曾在七十五天内，步行四千五百多里，跑遍五个高山丛岭，终于找到了特效草药。老贫农沙志患了水肿病，曲登益为了抢救这位阶级兄弟，访遍了附近患过这种病的病人，并按照群众指点的线索，到深山找到了医治这种水肿病的草药。回来之后，他又亲自给沙志熬药喂药，同时以“老三篇”为思想武器，振奋沙志与疾病进行斗争的革命精神。经过十五天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沙志恢复了健康。解放前，无医无药的傈僳族一人有病，全家就要被头人赶进深山老林，有时甚至把病人活活推下万丈悬崖。现在这个地区的傈僳族人民，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已经培养出一批本民族的“赤脚医生”，做到了社有医院，大队有卫生室，生产队有卫生员。解放前这个民族聚居地区流行的天花、霍乱等疾病，现在已完全消灭。　　

十三年前才从深山老林中走出来的苦聪人，过去一有病人，就束手无策，轻病拖重，重病死亡。现在有了本民族的“赤脚医生”，大力开展了卫生工作，人口日益兴旺，已由一九五七年的二千二百人增长到三千五百多人。　　

这批不脱产的“赤脚医生”，从贫下中农中来，又到贫下中农中去；从实践中学，又回到实践中用。他们以“老三篇”为座右铭，全心全意地为贫下中农服务。他们走到那里，就在那里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随时随地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受到各民族贫下中农热烈赞扬。　　

　 　

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热情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农村合作医疗不断发展“赤脚医生”队伍日益壮大　　

(1973.09.27)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六日讯  在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方针指引下，我国农村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发展，“赤脚医生”队伍日益成长壮大。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蓬勃兴起，充分显示了我国亿万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组织起来与疾病作斗争的强大力量。　　

目前，我国农村多数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全国“赤脚医生”队伍已经发展到一百多万人。由于各地农村经济条件和具体情况不同，合作医疗的形式也因地制宜，多种多样。目前多数是生产大队办，也有社办、社队联办、生产队办等形式。合作医疗按自愿参加、集体互助的原则办事，办法大体是这样：参加的社员每年交纳一定数量的现金（也有的交中草药代替现金），另由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抽取一部分公益金，作为合作医疗基金；社员在合作医疗站看病一般只交少量的挂号费，不再付医药费，有的社队对转诊到公社以上医疗机构治疗的病人，其医药费也全部或部分由合作医疗基金中支付。合作医疗在社队党组织领导下，实行民主管理。管理机构由干部、“赤脚医生”、社员代表组成，群众有权对合作医疗进行监督。农村办起合作医疗以后，与疾病作斗争的力量大大增强。过去是“一人有病一家愁”，现在是“一人有病大家帮”；过去是社员“爬山越岭寻医生”，现在是“赤脚医生”“送医送药到家门”。合作医疗的发展，加速了农村医疗卫生网的建设，对保护社员群众身体健康，提高劳动出勤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已经有不少公社基本上做到防病治病工作层层有人抓，无病早预防，有病早治疗，小伤小病治疗不出大队，一般疾病治疗不出公社。特别是许多地处边远、交通不便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山区，办起合作医疗以后，培养了自己的“赤脚医生”，建立起“土药房”，使医疗卫生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地处天山深处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县向阳公社向东大队，解放前一无医二无药，一九四七年瘟疫流行，四十一户就死去二十户；解放后，贫苦牧民翻了身，生产发展，生活改善，一九六九年办起了合作医疗，培养了三名“赤脚医生”，成立了大队卫生所，还办了一个加工中草药的小药厂，社员们有病就不愁医不愁药了。　　

几年来，各地在不断巩固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首先是坚持群众路线，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许多地方围绕合作医疗问题进行了路线教育，引导群众回忆村史、家史，忆过去缺医少药的苦，狠批修正主义路线，群众提高了依靠集体力量同疾病作斗争的自觉性，出现了人人关心合作医疗，出主意想办法，齐心合力办好合作医疗的生动局面。　　

开始办合作医疗的时候，有些地方单靠买药治病，结果造成合作医疗经费超支。后来各地总结了“三土”（土医、土药、土法）上马，“四自”（自采、自种、自养、自制中草药）创业的自力更生、勤俭办医的经验，普遍采用中草药和新针疗法治病。许多社队从零星采集中草药，发展到有计划地采集和种植中草药；从中草药直接煎服，发展到加工成膏、丹、丸、散、酊等各种剂型的成药。一个个“百药园”、“土药厂”在广大农村涌现。“赤脚医生”既学中医，又学西医，搜集了大量民间单方、验方。土方土药治病疗效好，费用低，大大节约了合作医疗经费，减轻了集体和社员的负担。黑龙江省肇州县朝阳公社德民大队是一个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大队，几年来就是靠大力发掘中草药，为合作医疗积累了七千多元家底，现在有医有药有资金，合作医疗越办越好。　　

许多地方还从实践中体会到，只有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才能减少疾病，保护劳动力，发展生产，节约医药费开支，巩固合作医疗。开始，有的地方办起合作医疗后，只顾忙于治病，忽视积极防病，打了被动仗。福建省长泰县城关公社十里大队就吃过这个亏，有一年正是夏收夏种的大忙季节，因为不注意预防，发生了流行性感冒，很多劳动力病倒了，影响了“双抢”进度，合作医疗经费也用掉不少。接受这类教训，各地主动掌握当地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规律，及时进行预防，并且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搞好“两管”（管水、管粪）、“五改”（改良水井、厕所、畜圈、炉灶、环境），使发病率显著降低。江西省资溪县嵩市公社杜兰大队由于预防工作做得好，近两年来发病率比过去显著降低，有效地保护了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同时，由于就诊和转诊的病人少了，医药费开支节约下来，社员每人每年交纳的合作医疗资金也由六角六分降到三角，进一步巩固了合作医疗。　　

几年来，随着农村合作医疗的巩固和发展，“赤脚医生”队伍茁壮成长。许多“赤脚医生”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热情为群众防病治病，涌现出不少先进人物。广大贫下中农称赞他们是“合作医疗的台柱子”，是“我们信得过养得起，管得着，用得上的医生”。广大“赤脚医生”在实践中努力学习，又经过医疗卫生部门反复培训，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已经成为农村中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主要力量。大量事实说明，办好合作医疗，培养“赤脚医生”，是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途径。　　

农村合作医疗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发展起来的。　　

早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一些地方的贫下中农就根据毛主席指出的集体化道路，创造了在医药上互助合作的形式。到一九五八年，全国已有许多地方办起合作医疗。一九六一年，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刮起“单干风”，使大部分已经办起来的合作医疗垮掉了。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仍有一些公社和大队顶住修正主义妖风，一直坚持把合作医疗办下来，充分显示了这一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农村合作医疗又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各地党组织认真总结推广合作医疗的先进经验，热情扶植这一新生事物的健康成长。有一个时期，浙江省吴兴县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办合作医疗是“一平二调”。为了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提高认识，分清路线是非，县委领导成员认真看书学习，进一步认识到广大社员组织起来，合作办医，是和农村集体经济状况相适应的，也是符合现阶段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在批林整风、看书学习的基础上，县委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展开讨论，使大家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划清了“互助互利”和“一平二调”的界限，坚定了办好合作医疗的信心。许多地方党组织在批林整风中，结合路线教育，发动群众整顿合作医疗组织，加强“赤脚医生”队伍的建设，建立和健全管理制度，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实行勤俭办医，使合作医疗更好地得到发展。　　

几年来，各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城市和人民解放军医疗卫生单位派出大批巡回医疗队上山下乡，许多城市医务人员到农村安家落户，各级医疗卫生部门在帮助农村办好合作医疗、培养“赤脚医生”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显示强大生命力  我国农村百万赤脚医生茁壮成长　　

(1974.06.26)　　

　 　

广大赤脚医生扎根于贫下中农之中，为改变农村缺医少药面貌，保障社员群众身体健康，促进农业生产，推动无产阶级卫生革命作出重大贡献；对医学教育革命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他们积极参加批林批孔斗争，不断提高觉悟，决心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　　

据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讯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指引下，我国农村赤脚医生队伍正在不断地成长壮大。这些赤脚医生扎根于贫下中农之中，遍布于从内地到边疆的村村寨寨，为改变我国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保障广大社员群众身体健康，促进农业生产，推动无产阶级卫生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赤脚医生”是贫下中农对不脱离集体生产劳动的农村医生的亲切称呼，是同农村合作医疗一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卫生部门遵照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为生产大队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一九六八年九月，《红旗》杂志发表了传达毛主席重要批示的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给予了这一新生事物以极大的支持。几年来，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的大队赤脚医生已经发展到一百多万人，生产队卫生员已经发展到三百多万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女赤脚医生、卫生员和接生员。上海市郊区十个县的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已全部实行合作医疗，八千六百多名赤脚医生活跃在郊区农业生产第一线。北京市郊区农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平均每个大队有三名赤脚医生。山多地广的山西省忻县地区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只有医务人员一千一百多人，而且绝大多数集中在公社卫生院以上的医疗单位；而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大队都建立了合作医疗站，培养了赤脚医生，全区赤脚医生队伍已发展到六千五百多人，相当于原有医务人员的六倍。各级党的组织、医疗卫生部门和解放军医疗卫生单位，对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许多医院和医学院校举办了赤脚医生训练班，到农村巡回医疗的城市医务人员和解放军医疗队热情地带教赤脚医生，帮助他们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赤脚医生队伍的成长壮大，日益显示出他们是农村卫生革命中的一支生气勃勃的主力军。广大赤脚医生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和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指示，带动生产队卫生员，积极宣传卫生知识，开展群众性的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进行“两管”（管水、管粪）、“五改”（改水井、厕所、畜圈、锅灶、环境卫生）的农村卫生基本建设；开展计划生育和妇幼卫生工作；发动群众自采、自种、自制中草药，自力更生办好合作医疗；积极为群众送医送药，防病治病，大大改变了农村的医药卫生面貌。　　

各地农村赤脚医生，一般都是从贫下中农、知识青年中选拔培养的。他们虽然读书不多，但是对贫下中农有深厚的阶级感情，熟悉当地生活、劳动习惯，所以，当他们经过上级卫生部门有计划的培养训练，初步掌握医疗卫生知识和技术以后，就能在实践中刻苦钻研，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广大农村赤脚医生经过几年的医疗实践的锻炼，现在一般都能比较熟练地用中医和西医两种方法防治农村常见病、多发病，有的还能独立地治疗一些疑难病症。由于赤脚医生能够急贫下中农所急，痛贫下中农所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些在大医院医治无效的慢性病人，经他们千方百计，坚持就近耐心细致地医疗和护理，也治好了。山东省临朐县辛寨公社黑洼大队贫农社员王明升患风湿性关节炎，瘫痪了七年，两次到外地住院治疗无效。后来，大队赤脚医生窦长敏、夏增美坚持风雨无阻地给他针灸了五百多次，加上按摩和中草药综合治疗，终于使他重新站了起来，不但能够料理家务，今年麦收时还参加了轻劳动。只读过三年书，学过半年医的湖北长阳县乐园公社杜家大队赤脚医生覃祥官，在医疗实践中刻苦钻研祖国医药学，请老草医、老药农作指导，同卫生员一起调查本地中草药资源二百二十多种，收集民间单方验方一百二十多个，用中医草药治愈了好几例患中毒性消化不良、肠梗阻等疾病的危重病人。在他的带动和努力下，这个大队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勤俭办医，合作医疗越办越好，经费年年有结余。　　

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但在农村卫生战线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而且对整个卫生革命和医学教育革命也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从一九七○年以来，不少有实践经验的赤脚医生被贫下中农选送到医学院校学习，直接参加了医学教育革命。上海中医学院和上海第一、第二医学院到农村开门办学，请上海市郊的一些赤脚医生带教工农兵学员，比较好地发挥了赤脚医生在医学教育革命中的作用。赤脚医生和学员一起出诊时，看到中草药，就教中草药知识；走进村子，就讲有关管粪、管水的知识，到处是课堂。松江县泗联公社联华大队赤脚医生给学员讲解防治血吸虫病的课程时，先请得过血吸虫病的贫下中农用亲身经历进行新旧社会对比，忆苦思甜，然后讲血吸虫病的发病原因和治疗方法，通过这一课，学员们既学习了专业知识，又受到了生动的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赤脚医生在带教时，把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起来，一年级学员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就掌握了不少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技术。吉林省珲春县赤脚医生在县医院培训期间，给医院带来了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要求与希望，也从各方面促进了县医院的卫生革命。安徽省桐城县大枫公社光明大队赤脚医生杨积华，去年九月护送危重病人到一个地区医院就医时，发现这个医院在为贫下中农服务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就满怀无产阶级感情贴出大字报，揭发批判了医院里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影响和表现。他的这种反潮流精神，受到了地委领导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赞扬。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广大赤脚医生同全国人民一道，用大量的事实有力地批判了林彪一伙鼓吹“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和诬蔑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反革命罪行。更加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自觉性。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斗争的锻炼，广大赤脚医生的思想和政治路线觉悟不断提高，涌现出了许多先进人物。不少赤脚医生经过斗争的锻炼，光荣地入了党。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赤脚医生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搞好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各级党组织正在领导这支农村医疗队伍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教育他们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全心全意地为贫下中农服务；同时，有计划地培养提高他们的医疗技术水平，使广大赤脚医生在开展农村卫生革命，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对卫生工作的要求和创造我国新医学新药学的斗争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深入开展卫生革命　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河南省县县举办赤脚医生学校　　

(1975.06.20)　　

　 　

新华社郑州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九日电　河南省县县都办起了赤脚医生学校。这些学校所培养的第一批两万多名学员，已经重新返回各生产大队，正在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贡献力量。在这同时，又有两万多名赤脚医生进入了这些学校，正在加紧学习，努力提高，准备毕业后重返工作岗位，为推动农村卫生革命深入发展作出新贡献。　　

赤脚医生学校这一新生事物，最早出现于河南的潢川、信阳、遂平等县。这几个县所办的赤脚医生学校，只招赤脚医生入学。学生自带口粮，大队照记工分，学习一年毕业后重回原大队当赤脚医生。学校由县卫生局负责人当校长，由县、社医院的医生、有实践经验的赤脚医生和本县的药工、药农担任教师，贫下中农参加管理学校。学生在校既学政治、学军事、学医疗技术，又不脱离劳动。几年来，从赤脚医生学校毕业的赤脚医生重返战斗岗位后，以更大的革命干劲同脱产的医务人员协同作战，大大改变了这些县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河南省领导机关及时总结了这几个县办赤脚医生学校的经验，肯定了赤脚医生学校对提高赤脚医生水平和进一步发展合作医疗的重要作用，并且召开全省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加以推广。目前，全省一百二十七个县（市）都已开办了赤脚医生学校。　　

赤脚医生学校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且经常组织学生开展革命大批判，保证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许多赤脚医生入学时不仅随身带着马列和毛主席的书，而且还带着家史和劳动工具，有的甚至把自己在解放前的卖身契带在身上，以此来激励自己不忘阶级苦，不忘劳动人民的本色，刻苦学习，为贫下中农掌握好医疗技术。　　

赤脚医生学校坚持立足农村、面向农村，根据贫下中农的要求和农村医疗卫生的实际需要，组织医疗卫生知识和技术的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打破了过去那种基础课、临床课、实习课的三段制教学方法，坚持搞启发式教学，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生一进校，先讲一些必须讲的理论知识，接着讲当时农村易发的疾病，着重讲认病、治病、防病的方法，然后由老师带着学生上山下乡。下去以后，他们既是实习小分队，又是医疗小分队、防疫小分队，还是中草药普查、采集队，既给贫下中农治病，又向贫下中农学习。老师带着学生遇到什么病治什么病，讲什么病，讲治病时同时讲西医怎么治，中医怎么治，当地又有什么土单验方可以治。下去实习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学校学理论知识，学了再下去，一年之内做到三上三下或四上四下，甚至五上五下。这样使学生既学到了理论，又得到了实践锻炼，既学了治又学了防，既懂西医又会中医、中草药和土单验方，一年下来，当地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都能处理，一般急腹症也能诊治和急救处理。　　

大批赤脚医生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政治思想和医疗技术水平显著提高。他们回到农村以后更加满腔热情地为贫下中农服务，并且大力开展预防为主、群防群治的活动，发动群众大搞中草药的采、制、种、用，促使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发展，农村医疗卫生出现一派新气象。　　

　 　

在毛主席“六·二六”光辉指示指引下  合作医疗遍地开花  百万赤脚医生茁壮成长　　

这两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发展，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有着重要意义　　

(1975.06.26)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讯  本社记者报道：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十年来，在毛主席这一指示的指引下，卫生革命蓬勃发展，我国农村的医疗卫生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这两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大规模地发展起来。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是关系到为大多数人服务，关系到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村的医疗卫生面貌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干扰，许多地方仍然缺医少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在全国农村涌现出来。经过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各级党组织更加热情地扶植这两个新生事物，城市医疗卫生部门和人民解放军的医务人员积极到农村帮助培训赤脚医生，各行各业大力支持发展合作医疗。今天，全国农村绝大多数生产大队都办起了合作医疗，并且建立了贫下中农管理制度，合作医疗越办越巩固。赤脚医生队伍已发展到一百三十多万人，另外还有三百六十多万名卫生员和接生员。经过几年的锻炼，他们的政治思想和医疗技术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不仅能治疗一般常见病、多发病，也能治疗一些疑难病症。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这两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已经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　　

几年来，贫下中农和赤脚医生不断批判刘少奇推行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积极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中西医结合和“预防为主”的方针。这两个方针的贯彻执行，对于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改变农村医疗卫生面貌，保护社员群众的健康，发展农业生产，有着重要意义。　　

在赤脚医生的带动下，各地群众积极采、种、制、用中草药，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新疗法得到广泛应用。江苏省高邮县龙奔公社的赤脚医生，最近几年共收集了五百多个单方、验方，经过挑选、整理，有二百多个方子正在推广使用，效果很好。山东省招远县城关公社张华张家大队赤脚医生张焕才跑遍全县，收集土、单、验方一千多个，并从古代医书中发掘祖国医学遗产，经过实验以后用于防病治病，取得较好成绩。他配制的一种“明胶丸”，三年来治疗了一百多名急性腹泻病人，治愈率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各地赤脚医生还积极配合生产队发动群众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降低发病率。安徽省界首县二百三十多个大队都不同程度地推广了“两管”（管水、管粪）、“五改”（改良水井、厕所、畜圈、炉灶、环境），大大改变了农村卫生面貌，各种传染病的发病率显著下降。黑龙江省肇州县赤脚医生经常向群众宣传防病的重要性和防病知识，并且认真进行免疫接种，掌握发病规律，做到有病早治，无病早防，有效地控制了麻疹、痢疾、流感、百日咳等疾病的流行。现在，全县各个大队合作医疗站的就诊量由一九六九年的平均每日六、七十人次减少到一、二十人次。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以后，由于认真开展预防工作，去年只发生了几例传染病人。这个公社农业生产迅速增长，同卫生事业的发展有直接关系。去年，全公社粮食产量比办合作医疗初期增长了一点二倍，社员平均每人收入增长了一点五倍。　　

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这两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于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医疗卫生阵地、移风易俗也发挥了巨大作用。过去，在我国一些边远山区，巫医神汉往往利用缺医少药的情况，搞封建迷信活动，对病人敲诈勒索。办起合作医疗以后，贫下中农掌握了医疗卫生大权，占领了农村医疗卫生阵地，打击了巫医神汉的迷信活动。赤脚医生们结合防病治病，积极宣传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宣传科学知识，使广大群众自觉地起来移风易俗，同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形成了新的社会风尚，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农村卫生革命的深入发展，有利于在医疗卫生领域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过去，医院、医生大都集中在城市，农村缺医少药，贫下中农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如今，广大农村县有县医院，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卫生所，生产队有卫生员，建立起农村医疗卫生网，逐步缩小了城乡差别，巩固了工农联盟。自古以来，医生被认为是一种　　

“高贵”的职业。什么“医不扣门”、“医道尊严”，这些传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如今，赤脚医生与这些传统观念实行了决裂，一面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一面为群众防病治病，既当农民，又当医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深刻认识到，赤脚医生贵在“赤脚”，如果脱离农业集体生产劳动，就会脱离群众，失掉赤脚医生的本色。　　

吉林省扶余县大三家子公社深井大队赤脚医生刘汉，时刻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坚持和社员一起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几年来，他的医疗技术不断提高，治好了不少病人。但是，他决不把技术作为抬高自己的资本，始终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他担任县、地区卫生局副局长以后，仍然和贫下中农一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参加集体分配。贫下中农称赞说，刘汉还是咱们的庄稼汉。山西省昔阳县赤脚医生，每人全年平均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二百五十天以上，为广大赤脚医生树立了榜样。这个县的大寨公社留庄大队赤脚医生李居鹏是个二等残废军人，他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当赤脚医生六年来，许多人请他吃饭，都被谢绝了。他自己生病，从来没有利用职权给自己开过一次贵重药。这样的先进人物，在各地赤脚医生队伍中正在大批地涌现出来。　　

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各地贫下中农和赤脚医生进一步认识到，发展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这两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有着重要意义。广大赤脚医生决心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更加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继续推进卫生革命，在医疗卫生领域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深入开展卫生革命  坚持亦医亦农  西藏高原赤脚医生茁壮成长　　

(1976.01.11)　　

　 　

据新华社拉萨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赤脚医生，在西藏茁壮成长起来。现在，全区六千七百多名赤脚医生、卫生员、接生员，朝气蓬勃地战斗在万里高原上。他们深入开展卫生革命，为百万翻身农奴防病治病，为尽快改变西藏缺医少药的状况，为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给劳动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得了病根本没有治病的权力。有人患了传染病，三大领主不是把他们用火烧死，就是赶到深山峡谷里饿死。即使能看得上病，也常受反动喇嘛、巫医的愚弄和欺骗。那时的西藏高原，到处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情景。　　

西藏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帮助下，城镇修建了不少医院，医疗条件得到了改善。但是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在农村、牧区缺医少药的状况仍未很好改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西藏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批判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把发展农牧区医疗卫生事业当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改变农牧区卫生面貌的一件大事来抓，积极从农牧民中选拔和培养赤脚医生。各级党组织通过举办训练班，组织他们学习防病治病知识和医疗技术，使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很快发展起来。到目前为止，全区已有赤脚医生、卫生员、接生员六千七百九十九名，达到了每个公社都有一至三名赤脚医生，大多数生产队有了卫生员、接生员。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促进了农牧区医疗卫生网的建立。现在全区建立起公社卫生所六百多个，西藏辽阔的农村、牧区开始出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的可喜局面。　　

广大赤脚医生利用一把草药、一根针，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们爬雪山，涉冰河，风里来，雨里去，送医送药上门，把党和毛主席的关怀送到翻身农奴的心坎上。在辽阔的草原上，许多地方可以见到赤脚医生骑着马、背着药箱进行巡回医疗；在雪山峡谷，他们克服自然条件的困难，送医送药上门。拉萨市达孜县林卡公社赤脚医生、共产党员仓罗布是这个公社的第一批赤脚医生。几年来，他以白求恩为榜样，对工作积极负责，对病人满腔热忱，白天巡回在田间、地头，晚上送医送药上门。一天深夜，仓罗布已经入睡了，第五生产队社员穷达的小孩病了叫他出诊，仓罗布爬起来背上药包就出发了。小孩的病刚看完，门外又响起了马蹄声，原来是第四生产队有一产妇难产，他又急忙奔向四队。夜幕笼罩着大地，由于看不见路，马失前蹄，仓罗布被摔了下来，他从地上爬起来忍着疼继续骑马奔驰。婴儿安全接生下来，仓罗布才返回去休息。　　

战斗在西藏高原上的广大赤脚医生，是防病治病的医务工作者，也是农牧业生产战线上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坚持亦医亦农的方向，保持了赤脚医生的光荣称号，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他们努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力争做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桑日县江公社赤脚医生次仁平措身兼公社革委会委员、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生产队保管员等职，工作很多，但每次出诊，都带上劳动工具，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贫下中农一起劳动。通过批林批孔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次仁平措参加劳动的积极性更高了。前几年，他平均每年劳动二百多天。去年，大忙季节天天坚持劳动。贫下中农牧热情地称赞说：“这些赤脚医生汗水和我们流在一起，心和我们贴在一起，真是用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好医生。”　　

　 　

国务院批准一项保障农村医疗事业发展的措施　要求各地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　　

钱信忠向记者发表谈话，对这个问题作了具体说明　　

(1981.03.25)　　

　 　

据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说，为了巩固、建设赤脚医生队伍，保障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经国务院批准，要求各地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解决好对赤脚医生的补助问题。　　

钱信忠最近向新华社记者就赤脚医生问题发表谈话时说，目前我国有赤脚医生150万人。他们是做好八亿农民防病治病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经过培训、复训、自学与辅导，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据考核，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赤脚医生，已经达到了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的水平。　　

他说，近年来，各地贯彻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许多农民从农副业生产中增加了收入，而赤脚医生却因为没有时间从事家庭农副业生产和得不到超产奖励，与不少农民相比收入是少的，差距在扩大。　　

这就使有些地方一些有技术、有经验的赤脚医生弃医务农或改就他业。他说，这种情况如果不得到改善，将会影响农村合作医疗的巩固。　　

出现预防接种、爱国卫生、计划生育没有人管，农民治病和新法接生找不到人等严重现象。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　　

钱信忠说，经国务院批准，要求各地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合理解决好赤脚医生的补助问题：　　

一、凡经考核合格、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发给“乡村医生”证书，原则上给予相当于当地民办教师水平的待遇。对于暂时达不到相当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要加强培训，其报酬问题，除记工分外，也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给以适当补助。　　

二、赤脚医生补助费的来源：经社员讨论，从社队企业、副业收入和社队公益金中提取；也可从诊疗业务收入或医疗站其他收入中解决；由地方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三、赤脚医生的调动、培训、考核、发证和政府补助费的管理，都由县卫生局负责。　　

　 　

11万“赤脚医生”获“乡村医生”证书　　

(1983.02.17)　　

　 　

本报讯　记者胡思升报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赤脚医生”，经过考核达到中专水平，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获得“乡村医生”证书的有11万多人。卫生部决定，凡取得“乡村医生”称号者，物质待遇将适当提高。　　

　 　

卫生部负责人在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上宣布  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  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　　

(1985.01.25)　　

　 　

本报讯　记者白筠报道：1月24日，在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的闭幕式上，卫生部副部长陈敏章宣布：卫生部决定不再使用“文革”中沿袭下来的、含义不确切的“赤脚医生”名称。今后，凡经过考试考核已达到相当于医士水平的，称为乡村医生；达不到医士水平的，都改称为卫生员。在改革中要继续巩固这支队伍，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必须承担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的技术指导工作，完成任务的应该给予适当的劳务补贴。　　

陈敏章是在闭幕式的总结讲话中宣布这一决定的。他在总结讲话中强调指出：在全面开展城市卫生工作改革的同时，不要忽视了农村卫生工作的改革。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的形式可以多样，但有一条原则是必须遵循的，那就是农村一级卫生预防保健网的作用不能削弱，更不能消失。这是我们广大农村卫生工作的基础。　　

在谈到多方集资办医疗卫生机构的时候，陈敏章说，多方集资或合资办医疗卫生机构，要本着自愿和互惠互利的原则，不搞摊派。要给投资单位优先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方便。对一些投资兴办或资助医疗卫生机构有显著贡献的个人或集体，可以在这些医疗卫生机构中给他们留下纪念性的记录，以表彰他们热心公众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毛泽东与赤脚医生】　　

　 　

反应赤脚医生故事生活的电影《春苗》　　

　 　

导 演：谢晋 颜碧丽 梁廷铎 　　编 剧：集体 赵志强杨时文 曹雷执笔 　　

主 演：李秀明 冯奇 达式常 刘子农 高保成　　

出品年代：1975 　　出品公司：上海电影制片厂　　

故事梗概：1965年，江南某大队妇女队长田春苗，帮助阿芳嫂带女儿小妹到公社医院开急诊，钱医生不进行抢救，将其推往县医院，致使小妹死亡。毛主席发出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春苗被送到公社医院学习，她不顾杜院长和钱医生的打击刁难，刻苦学习，回队后热心为贫下中农治病。但不久，杜院长没收了她的药箱。“文革”开始后，春苗成了造反派，她把久病的老贫农水昌伯接到医院来治疗。钱医生下毒药谋害水昌伯，嫁祸于春苗，杜又以抢救为名，用救护车劫走水昌伯。春苗识破他们的诡计，和他们进行斗争。最后，杜、钱受到批判，并且被赶下台去，春苗等赤脚医生掌握了农村医疗大权。　　

评说：该片产生于“文革”后期。它的推出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它将对“赤脚医生”这一“文革”中“新生事物”的歌颂与跟“走资派”作斗争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影片体现了对田春苗热忱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品质表现相当出色。　　

　 　

毛泽东关于医疗卫生改革的若干谈话　　

　 　

接见越南外宾时关于保健工作的讲话  1964.06.24　　

中国的保健工作是学习苏联的，我不能完全听保健医生的话。我同我的医生有一个君子协定：我发烧时请你，我不发烧时不找你，你也不找我，我说一年不找他算他功劳大，如果每个月都找他，这就证明他的工作未做好。我对医生的话只听一半，要他一半听我的。完全听医生的话病就多了，活不了。以前没有听说那么多高血压、肝炎。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我们的保健工作学了苏联的，把不专门的医生变成专门的，不多看各种各样的病不行，要改进。　　

1965.06.26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有结束呀！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卫生部党委在1965年8月11日呈送给毛泽东并中央《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的报告》。其中统计：1964年，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县及县以下，下同），其中县以下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农村占43%，其中县以下占27%。全年卫生事业费9.3亿元，其中用于公费医疗2.8亿元，占30%；用于农村2.5亿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占16%。也就是说830万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报告》说，今后要做到经常保持三分之一的城市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到农村，大力加强农村卫生工作。1965年9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社论。）　　

1965.07.19　　

（××说毛对卫生部的批评是一针见血，要切实改正。）　　

城市医生下乡还不一定高兴，在城市住惯了。可不要相信有些人嘴上说的那一套，要看；嘴上说的好，不一定。　　

北京医院改得怎么样了？　　

（谈到北京医院目前的情况）　　

北京医院并没有彻底开放。×××、××就不能去看病，××、××可以去看，这不是贵族老爷医院是什么？要开放，给老百姓开放。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些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　　

（谈到北京医院改了，中央改了，可以影响地方）　　

不一定。他可有他的办法呢。反正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是不会自己跑掉的。　　

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　　

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动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这是赚还是赔？××告诉我，在天津避孕药不收费，似乎赔钱。可是切实起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好安排了，这是赔钱还是赚钱？　　

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说检查了，有脊椎病。我说不要信，这是他们骗你。要他们去休养，两三个星期回来了，还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最近政治局要讨论一次卫生部的工作，××同志已经告诉我了。他找他们谈过。　　

（谈到卫生部现在正讨论具体办法，很想在政治局讨论之前，主席先接见一次，再给以指示。毛表示同意。）　　

　 　

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1965.09.01）　　

　 　

今天本报发表的《“庄户人办医院”》的通讯（见第三版），介绍了山东省文登中心医院坚持向农民开门，到农村去，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经验。这些经验，为专区和市以上医院的革命化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这是正确的方向、革命的措施，值得大大提倡。　　

党和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我们，卫生工作必须面向工农兵，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这是卫生部门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首要任务，是有关医药卫生工作的根本方向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早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工作仍然有着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要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样，医疗卫生工作才不会脱离主要的服务对象，才能体现出人民卫生工作的根本特点；才能适应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才能把社会主义的卫生工作纳入党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轨道上，促进生产，更好地为生产服务；才能适应农村文化革命的需要，逐步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才有利于更好地推动医务人员同工农群众结合，特别是同广大的贫下中农结合，培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逐步实现思想革命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全国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广大农民对于医药卫生的需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但是，由于旧中国留下来的农村医药卫生底子太薄，必须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彻底改变农村医疗卫生落后的面貌。　　

长期以来，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在城市，很少着眼农村，以致医疗力量大多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村一直是整个医疗卫生工作的最薄弱环节。在农村、特别是在边远和偏僻地区，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群众的疾病医疗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因此，摆在各级卫生部门面前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就是必须用革命精神，迅速地大力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切实地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农村的医疗卫生力量必须为农民服务，城市医疗卫生力量的重点也要转向农村。　　

城市医疗卫生力量的重点怎样转向农村？　　

首先，城市医院要向农民开门。这就是要彻底破除医院工作中不方便农民、限制农民看病的清规戒律，彻底反掉那种不关心病人疾苦、不考虑农民经济负担的资产阶级作风。对于来城市就医的农民，要尽量从方便病人出发，为广大农民着想，给予及时治疗。一次能治好，就不要让农民跑第二次；千方百计地让病人少花钱，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　　

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必须彻底实现城市医疗卫生工作的革命化。所有医务人员必须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充分发挥城市医院的潜力，努力提高工作效率，贯彻勤俭办院的原则。当前许多医院向农民开门的问题所以解决得不好，主要是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作风，把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诊疗陈规当作“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我们的医院是社会主义的医院，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医院。一切不合乎社会主义原则、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陈规陋习都要取消，同时制定一套合乎社会主义原则、适应工农群众需要的革命措施。只有坚决破除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过时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陈规陋习，下决心革资产阶级作风的命，才能彻底解决医院工作向农民开门的问题。　　

医疗卫生工作、特别是专区以上城市的医疗卫生工作，要把重点转向农村，必须有计划地有领导地组织医务人员长期地或者短期地下乡上山，把医药送到农村去。今春以来，各地卫生领导部门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已经组织成千上万的医务人员——其中包括一批老专家、教授，走出了医院大门，到农村去巡回医疗，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今后还必须下更大的决心，组织更多的医务人员下乡。不但医务人员要下去，医院的领导干部也必须一起下去。　　

下乡上山的办法，应当多种多样：可以从医院中分出一部分人员、设备，到农村建立基地；可以从医院中抽调一批医务人员充实农村基层，在农村安家落户；也可以继续组织巡回医疗队或其他形式的流动性的医疗机构，到农村巡回医疗。这几种形式必须密切配合。　　

到农村去，是为了大力加强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因此，城市医务人员下去以后，除了巡回医疗、治病防病外，还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积极地培养半农半医的医生，培训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把医疗卫生技术的种子撒播在农村，使之在农村扎根，在广大农民群众中扎根。这种“播种”和“扎根”的工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下乡的医务人员就是“播种者”，要在所到之处播下医疗卫生的“种子”，把当地不脱离生产的卫生人员培养起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卫生事业的长远建设问题。　　

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就要从实际出发，进一步把医院办到农民的家门口去，把医药给农民送上门去。专区医院、县医院、地区医院、公社卫生院，等等，都要把医疗力量组织好，采取各种形式，把医药送到农民群众中去，把广大农村的卫生工作加强起来，支持农村的三大革命运动，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斗争。文登中心医院采取多种多样方法，方便农民治病，并且经常到农村去防病治病，这些都是很好的做法。　　

到农村去，到农民群众中去，是医疗卫生工作的一场深刻的革命。这不但可以促进医疗卫生工作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为五亿农民服务，同时可以促进医务人员的思想改造。革命的医务人员，学习毛主席著作，同时到工农群众中去，把理论同实际密切结合起来，这就有利于逐步改造思想作风，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各地卫生部门组织城市医疗队到农村巡回医疗的经验证明，许多医务人员一旦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认真地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就能深切地体会工农群众的优良品质，培养“急农民之所急，痛农民之所痛”的阶级感情，逐步解决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　　

文登中心医院的医务人员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以后，对于越是贫苦的农民，越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真正把贫下中农看作自己的阶级弟兄。贫下中农也非常爱护他们，把他们当作“家里人”。文登中心医院医务人员的思想感情的深刻变化，正是他们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坚持下乡上山，到农民中去，同农民结合的结果，正是坚持参加农村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进行长期锻炼的结果。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进一步实现医院工作的革命化，是一个长期的不断革命的过程。文登中心医院的改革，已经为医院革命化作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他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做得更好。各地卫生领导部门要重视和推广文登中心医院的经验，领导医疗卫生机构坚决贯彻执行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坚持突出政治，端正方向，提高认识，改进作风，坚决实现医院工作革命化，抽调更多的医务人员下乡上山，把医药送到农村，为保护农民健康，促进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国医学发展的道路　　

侯勤文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推动下，我国医疗卫生战线生气勃勃，在医学领域中创造了许多奇迹，展示出十分广阔的前景。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国医学发展的道路。在全国人民以豪迈的战斗步伐跨进伟大的七十年代的时候，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关于发展我国医学科学的光辉思想，总结执行毛主席指示的经验，对于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搞好这个领域中的斗、批、改，都是极其重要的。　　

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是我国医学发展的根本方向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决定医学发展的根本方向问题。在阶级社会中，医学总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它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　　

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医学为自己的利益，为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服务，力图使医学成为封建地主阶级和帝王将相少数人谋求“延年益寿”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垄断了医学的成果，把医学当成牟取利润的“商品”，为他们剥削人民、发财致富服务。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里，医学甚至成为帝国主义者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工具。几千年来，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把医学这门发源于劳动人民、本应服务于劳动人民的科学，变成了少数人所得而私的东西，剥夺了广大劳动人民享用的权利。这种历史的颠倒，只有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才被重新颠倒过来。　　

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医学是劳动人民的共同财富。医学为人民服务，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制度对医学的根本要求，也是医学发展的根本方向。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非常关怀人民的卫生事业，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指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并指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对卫生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规定了卫生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我国医学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正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光辉指引下，我国解放后不久，就迅速控制和消灭了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的多种流行病、传染病，改变了旧中国“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　　

但是，“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建国以来，围绕着为什么人的问题，医学领域内长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卫生部门的代理人，顽固推行一条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他们反对为五亿农民服务，也反对为工人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服务。他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城市中的少数人身上，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他们竭力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散布“卫生工作是特殊的技术工作”的谬论，把医学科学拉向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死胡同。他们还贩卖封、资、修的黑货，拼命鼓吹技术至上，成名成家，腐蚀和毒害人们的灵魂，使一些医务人员滋长了计较个人名利，贪图安逸，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的倾向，有的甚至跌进了修正主义的泥坑。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阻碍了我国医学的发展。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尖锐地批判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一针见血地指出：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并向广大医务人员发出了伟大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斩断了刘少奇伸向卫生部门的魔爪。广大医务人员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空前提高，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热爱，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深恶痛绝。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贯彻执行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就是坚持医学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成千上万的革命医务人员，怀揣红宝书，走出高楼大院，上山下乡，深入基层，扎根于群众之中，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为广大工农兵服务。他们在毛主席伟大号召的鼓舞下，在工农兵的教育和帮助下，胸怀革命全局，立足本职工作，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兵防病治病；并且遵照毛主席“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的教导，把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全面地推进了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社会主义的新兴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如烂漫的山花，开遍了祖国的各个角落，促进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新发展。一支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新型的“赤脚医生”队伍，像雨后春笋，茁壮成长。应用中西医结合的新医疗法和中草药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群众运动，正在迅猛开展。广大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正在发生巨大的革命变化。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医务人员和工农兵群众，把革命气概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在设备简陋、经验不足的条件下，成功地摘除了被资产阶级“专家”判定为“不治之症”的九十斤重的大肿瘤；小小的银针，使聋哑人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毛主席万岁”，使盲人喜见红太阳，瘫痪人重新站了起来；简便的新医疗法有效地征服了慢性克山病；截断三节的上肢再植成功；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八的救火英雄和心跳停止二十五分钟的红卫兵小将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我国医疗卫生战线上出现的这些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新事物和旷古未有的奇迹，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是广大医务人员坚持医学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而取得的丰硕成果！　　

这些振奋人心的新成就，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教导，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广大医务人员只有坚持面向工农兵、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根本方向，才能在工农兵的再教育下，在实际的斗争中，不断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余毒，改造旧思想；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对技术精益求精，宁肯在自己身上试扎千针，不在病人身上错扎一针，千方百计地为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而斗争，从而促进医学的发展。只有坚持面向工农兵、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根本方向，才能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做到深入群众，依靠群众，使医学科学的发展同亿万群众结合起来，解决群众最需要解决的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治疗问题。只有坚持面向工农兵、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根本方向，才能克服互不服气、互相封锁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发扬互相学习、互相支援的共产主义协作精神，群策群力，迅速攻克医学科学中的重重难关。只有坚持面向工农兵、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根本方向，才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振奋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使医学大踏步地向前发展。只有坚持面向工农兵、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根本方向，才能使医学更好地为保护社会上最重要的生产力和军队的有生力量服务，为促进生产的跃进和文化技术的革命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战备，保卫祖国，打败一切侵略者服务。　　

坚持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正确方向，反对只为少数人服务的错误方向，这对广大医务人员来说，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从为城市少数人服务的“高级大夫”，到为广大贫下中农服务的“赤脚医生”；从坐在高楼大院等病人，到身背药箱走上门；从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到放下架子当普通劳动者，这里包含着思想、作风、工作以及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剧烈变化，触及到每一个医务工作者的灵魂。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医务人员，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在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过程中，不少人思想感情起了变化，工作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热情欢迎。派往国外的中国医务人员，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不怕苦，不怕累，全心全意为世界人民服务，创造了许多救死扶伤的动人事迹，受到了各国人民的一致赞扬。这都是广大医务人员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革命道路的结果。但是，也有少数医务人员，为什么人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因此，他们在这个伟大的变革面前，徘徊、动摇。有的人虽然身子下了农村，但心还留在城市。个别人还散布一些错误的论调，说什么“当医生倒霉”，“科研工作特殊，搞科研的不能下农村”，等等。这种人恋恋不舍的是大城市、大医院，孜孜以求的是一己的得失，缺乏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们的头脑里，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事实是最好的回答。我国医学上的许多新技术、新成就，并不是出自关在实验室里、脱离群众的“专家”“学者”，而是出自活跃在广阔天地里的普通医务人员和工农兵群众。“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有了“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坚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人就会变得最聪明，最勇敢，最无私，“小人物”也能创造出那些“大人物”所不敢想象的人间奇迹。相反，脱离群众，闭门造车，是什么东西也搞不出来的。“当医生倒霉论”和“科研工作特殊论”，都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没有完全肃清的反映，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在新形势下的表现，是影响医学沿着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胜利发展的障碍。　　

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是广大医务人员改造世界观、实现思想革命化的指路明灯，也是发展我国新医学的根本方向。只有转变世界观，转到为大多数人服务这方面来，才能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积极投身到三大革命斗争中去，敢于探索，敢于革命；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正确地认识和征服疾病，不断攀登医学科学的新高峰，促进我国医学的新发展。我们应当继续批判各种各样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老爷”作风，使广大医务工作者牢牢树立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　　

唯物辩证法是我国医学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医学领域里一直存在着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唯物辩证法认为，人对疾病的认识和战胜疾病的能力是发展的，前进的，形而上学却认为是停滞的，固定不变的；唯物辩证法认为，疾病是与人的整体密切联系的，形而上学却把疾病看成是孤立的现象；在与疾病作斗争中，唯物辩证法既见物又见人，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形而上学却只见物不见人，迷信技术、设备。形而上学是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宇宙观，是社会进步的反动，是医学发展的障碍。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医学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在医学领域里的斗争，实质上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在医学领域里的反映。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只有自觉地运用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去认识自己和改造自己，去指导医疗实践，不断揭露和批判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肃清它在医学领域里的影响，医学才能得到飞跃发展。　　

一些坚持形而上学观点的资产阶级医学“权威”，把他们有限的医疗实践经验和医学文献记载，看成是固定不变的绝对真理，常常把一些疾病武断地说成是“不治之症”。譬如烧伤面积超过百分之八十，或者三度烧伤超过百分之三十，就“死亡不可避免”；断肢离体六小时“不可能接活”；心跳停止六分钟“没有复活的可能”，等等。并且把这些说成是医学上不能逾越的“极限”。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间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发展的，人对事物的认识和改造也是不断发展的。毛主席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人类对于疾病的认识也是由不知到知，由知的不多到知的较多，医学也就逐步地发展起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不治之症”。任何疾病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条件和根据，只要有这种病的存在，人们就能在向它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地认识疾病产生的内因和外因，找到战胜它的方法。正如今天的可治之症，过去也曾被认为是“不治之症”一样，今天的“不治之症”，明天我们认识了它，摸清了它的规律，就能够变成可治之症。当然，这需要艰苦的努力，也还可能遭到失败。但是，“不治之症”论者却把今天不能治愈的疾病，看成是永远绝对不能治愈的。这是一种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的论点。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完全不符合医学发展的历史事实。比如小儿麻痹后遗症，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医学“权威”都认为是“不治之症”，是所谓医学史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难关”。但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普通医务人员，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实践，终于创造出一种新疗法，使这个“不治之症”向可治之症转化。事实上，有一些所谓“不治之症”，不过是资产阶级医学“权威”用以掩饰他们的无知与无能，并作为拒绝为工农兵服务的借口罢了。“不治”与“可治”，虽是一字之差，但是反映了两种世界观在医学领域里的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医学理论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医学文献上记载的所谓“极限”，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只要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我们的医疗实践，就一定能够发现新疗法，创造新技术，闯出新路子，发展新理论；就一定能够纠正错误的东西，突破那些所谓的医学“极限”。事实上，有一些所谓的医学“极限”，已被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医务人员所打破。　　

有些资产阶级医学“权威”，常常把疾病的发生、发展看作是孤立的现象。他们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决定了他们在医疗实践中往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管局部，忽视整体。因此，不能通过综合研究和分析，摸清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不能具体地分析疾病各个方面的矛盾和变化，辩证地进行诊断和治疗。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人体始终处于对立统一之中，人体内部各部分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彼此互相斗争，互相依存，互相联结，互相制约。人体某部分发生的局部病理变化，可以影响到整个身体或其他各部分器官；而全身的状况又可以影响局部病理的变化过程。只有全面地辩证地认识和妥善处理这种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通过现象，抓住本质，才能正确认识疾病，取得治疗的主动权，达到治好病的预期目的。　　

以治疗骨折而言，有一派观点认为只能“完全休息，绝对固定”。他们只看到骨折的局部，忽视了整个肢体和全身；只看到伤肢活动对骨折愈合不利的一面，看不到伤肢活动对骨折愈合有利的一面；只看到固定对局部骨折愈合有利的一面，看不到它对骨折愈合以及整个肢体功能恢复不利的一面。这种孤立地只顾局部，不顾整体的方法，违反了肢体的生理活动规律，妨碍了整个肢体和全身的活动，造成了骨折愈合慢，治疗时间长，功能恢复差，并发症多等许多缺点。我国革命医务人员，遵照毛主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的教导，在治疗骨折中，吸取了西医正确复位、中医小夹板固定的长处，恰当地解决了“静”（骨折部位的固定）和“动”（伤肢的早期活动）、局部和整体的对立统一关系。这样，一方面保持了局部的相对固定，有效地控制了对骨折断端不利的活动；另一方面，又为整个肢体和全身的活动创造了条件，使肢体在骨折愈合期间进行适当的功能锻炼，充分发挥了活动对骨折愈合有利的作用，因而取得了骨折愈合快，治疗时间短，功能恢复好，并发症少的显著效果。这种新的治疗方法，适用于全身各部位最常见的骨折，包括较难整复的前臂双骨折等在内，因而把骨折的治疗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完全是唯物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胜利。　　

在对待人和物的关系上，持有形而上学观点的人，往往迷信技术、药物、设备等物质条件，忽视人的因素和群众的力量；他们在治疗疾病中，既不问政治，也不管思想，不考虑病人在同疾病斗争中所能起的主观能动作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在与疾病斗争中，必须首先突出人的因素，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技术、设备等条件固然重要，但不是决定的因素。我们应当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技术、设备。有了条件，就应当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没有条件，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积极地创造条件，与疾病进行斗争。许多深入到农村、山区、高原、海岛、边疆的医疗队，在设备差、经验少的条件下，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怀着对工农兵群众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小山沟里，在炕头上，成功地进行了各种复杂的手术，治好了许多疑难疾病，从死亡线上挽救了不少阶级兄弟的生命。人民解放军某医院派往青藏高原的小医疗队，在海拔近五千米高的雪山上，为一个藏族翻身女农奴成功地摘除了三十斤重的肝包虫囊肿。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毛主席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治疗疾病也是这样。药物是重要的，但它必须通过人的内因才能起作用。药物疗效的大小与快慢，与病人的精神状态以及体质、年龄、劳动习惯等因素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因此，在医疗过程中，既要充分研究病情，对症下药，更要针对病人的特点进行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病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使他对疾病有坚强的斗争意志，心胸开朗，从而焕发起身体各部器官、组织的旺盛机能，调动和增强人体内部的抗病因素。　　

广大工农兵群众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凭着坚强的革命斗志，积极配合治疗而战胜危重疾病的事例，是很多的。一位青年女工在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八，三、四度烧伤达百分之八十八的严重威胁下，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发挥了工人阶级硬骨头的革命精神和顽强毅力，压倒了一切困难，战胜了疾病。一位飞行员怀着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赤胆忠心，以顽强的革命意志，战胜了癌症，重上蓝天。与此相反，有些人由于受刘少奇“活命哲学”的影响，或者是小病大养，或者是萎靡不振，完全被疾病所压倒，即使是不重的病，也长期不能治好。这说明，病人的主观精神因素，对战胜疾病关系很大。在形而上学见物不见人的思想支配下，是不可能推动医学向前发展的。　　

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是医学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内长期的、艰巨的斗争任务。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从极端利己主义的动机出发，必然陷入形而上学的泥坑；只有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因此，要彻底摆脱形而上学的羁绊，真正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医疗实践，最根本的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医务人员的头脑，彻底改造世界观。只有大破资产阶级的“私”字，大立无产阶级的“公”字，才能大破形而上学，大立唯物辩证法。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在医学领域里，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必须靠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我国医学科学正是按照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不断清除形而上学的影响，才在发展医学理论、攀登医学科学新高峰的道路上得到前进的。　　

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正确途径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中西医应当团结合作，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中医中药，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这是摆在我国广大中西医面前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但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卫生部门的代理人，站在反动的民族虚无主义的立场上，顽固地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对祖国医学歧视、排斥、全盘否定，疯狂抗拒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肆意破坏毛主席规定的中医政策。他们排挤、取缔中医，摧残、扼杀中药，对于民间的单方草药，更是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在他们眼中，凡是洋人的都“科学”，凡是中国的都“不科学”，这充分暴露了他们买办资产阶级的可耻奴才相。他们的罪恶阴谋，就是要破坏中西医结合，阻碍我国医学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正确路线向前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医务人员痛斥了刘少奇的滔天罪行，深深认识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中西医结合起来，是发展我国医学的正确途径。中国医药学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对于我国民族的繁衍昌盛有着巨大的贡献。西医学是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医学，运用了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在同疾病作斗争中，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两种医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彼此都不能取而代之。因此，对于中医学和西医学，必须按照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提高，取长补短，互相补充，最后产生质的飞跃，创造出我国统一的独创的新医学，这是完全合乎科学发展规律的。这种崭新的、先进的医学，集古今中外医学精华之大成，可以更好地保障广大劳动人民的健康，满足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医学的要求，同时对于世界医学的发展，也是一个重大贡献。　　

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中西医团结合作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精华方面，出现了新的面貌，取得了不少成绩。经过研究和分析的某些中医中药，已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推广使用，许多传统的中医疗法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提高了治疗效果。广大中西医在多年来的互相学习、团结合作中，创造了中西医结合的各种不同的方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根据需要，有的病由中西医双重诊断，按中医方法治疗，中西医共同观察疗效，总结经验；有的病用中西医两法进行诊断和治疗，互相取长补短，提高疗效，等等。通过中西医结合，已经创造出一些比单用中医或西医好得多的新疗法，解决中医或西医所不能单独解决的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医务人员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指引下，发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进一步发展和创造了一些我国所特有的新医疗法。这些新医疗法，是把中西医治疗方法合在一起而产生的新事物，是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良好开端。对于这些新医疗法，经过反复应用和深入研究，一旦掌握了它们的普遍规律、理论机制，必将带来医学发展的新飞跃，在现代医学史上写出新的辉煌的一页。　　

仅从中西医结合获得的初步成果来看，已经充分证明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中西医结合，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整理提高祖国医学的指示无比英明，无比正确。　　

当前，中西医结合的关键仍然是西医学习中医。目前西医学习中医还仅仅是初步的，只有更广泛、更深入地组织学习，才能更快更好地把祖国医学中的精华继承下来，同时促进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为人民健康服务。只有认真地学习中医，西医才能充分发挥现代科学知识的作用，分清中医学里的精华和糟粕，加以整理提高，把创造新医学的重任担当起来。西医学习中医的主要障碍，是思想深处的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因此，必须不断提高执行毛主席关于中西医结合的指示的自觉性，必须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进一步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消除一部分西医中存在的对中医的各种错误思想，克服怀疑、观望心理。同时，也要防止“复古主义”思想阻碍中西医结合的健康发展。　　

经验证明：西医学习中医，必须理论联系实际，特别要强调临床实践，不能死啃书本，硬钻理论，否则“食古不化”，学了就忘，效果是不好的。　　

研究和整理祖国医学的丰富经验，必须从临床研究着手，通过反复的临床实践，在肯定和不断提高中医疗效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找出中医治疗规律，然后进一步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实验研究，阐明中医理论的实质和疗效的原理，把它提高到现代科学水平上来，再去指导临床实践。这样做，可以使西医亲自体会到中医治病确有很高的疗效，提高他们钻研中医学的信心，激发他们学习中医的热情；可以吸收广大医务人员参加中医研究工作，使中医学的研究整理工作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可以不断提高中医疗效，更快更好地解除劳动人民的疾病的痛苦；可以使中医理论的研究有目的有重点地进行，更快地出成果，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当前，对在实践中普遍使用，并且证实确有良好治疗效果的针刺疗法和某些新医疗法，应当积极组织力量，开展研究工作，使这些疗法的作用原理得到科学的阐明，从而使这些疗法得到巩固和发展。　　

目前正在我国医学界热烈展开的新医疗法和应用单方草药防病治病的群众运动，具有十分重要、十分深远的意义。利用“一根针”、“一把草”因地制宜地治病，简单易行，经济方便，对各种常见病多发病有很高的疗效，深受劳动人民欢迎；对于保护劳动人民健康，使农村广大贫下中农都能迅速、及时、普遍地得到有效的治疗，巩固受到贫下中农热烈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起着巨大的作用。中草药可以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战时是打不烂的天然药库，对于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这些疗法最便于西医学习和应用，有利于促进中西医结合，创造我国的新医学新药学。因此，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大力提倡学习和应用这些疗法。要扫除轻视这些“土办法”的思想障碍。对于民间单方验方，在应用中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整理提高。要大力开展自采、自种、自制、自用中草药的群众运动。这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一个发掘祖国医药学伟大宝库的群众运动，必将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我国的医药学必将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毛主席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高瞻远瞩，为我们指明了创造中国新医学的光明大道。以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的中国新医学，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服务的新医学，是用唯物辩证法指导的新医学，是在发展中把中西医结合起来的统一的新医学。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医疗卫生战线正呈现一派大好形势，在人们的面前，已经展现出新医学迅猛发展的灿烂前景。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们坚信，只要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更加振奋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树雄心，立壮志，立足本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就一定能更快地完成创造中国新医学的伟大历史使命，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附注：本文只谈了医学科学发展方面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一些经验，不包括医疗卫生战线的整个工作。）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年第三期）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毛泽东“六·二六”指示的历史考察　　

姚  力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同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这便是“六·二六”指示。该指示对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尤其是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随着医疗卫生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农村医疗卫生问题的日益突出，这一指示被频频提及，人们或以此为例证追忆新中国在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上曾经取得的成就，或以此为靶子批评一直以来国家对农村医疗卫生的忽视。面对种种褒贬不一的评价，面对当前农村医疗卫生的严峻形势，我们有必要回顾历史，重新认识“六·二六”指示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也可以在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智慧。　　

一、“六·二六”指示的历史缘由　　

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是在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中开始的。经过全国人民16年的艰苦奋斗，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人民群众的健康状况也有了显著改善。建国后，霍乱很快在我国绝迹。1955年，人间鼠疫就基本得到了控制。1959年，性病在全国范围内基本被消灭。20世纪60年代初天花已告灭绝，比世界范围灭绝天花早了十余年；结核病的死亡率从建国初期的250／10万下降到40／10万；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1965年，接生员的队伍已经增长到685740人，产妇的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显著减少，母亲和婴儿的安全得到了一定保证。以人民公社为中心形成的三级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网，在改善农村卫生环境、保障农村群众健康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却批评卫生部，只给占全国15%的城市人口服务，而且主要是为干部服务，广大农民得不到医药。这似乎与建国初期即确立的“面向工农兵”的卫生工作方针不符，也与此时农村卫生面貌的巨大变化相悖。指示下达后，卫生部门的同志深感震动和困惑。那么，“六·二六”指示是否符合历史的实际？是什么原因引发了毛泽东对卫生部如此严厉的批评呢？这要在城市和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比较中、在建国后16年医疗卫生工作重点的转移中领悟其中的缘由，理解毛泽东的良苦用心。　　

（一）从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上看，农村与城市极不平衡　　

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因此，新中国一建立就将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问题列上了议事日程，面向国有企业职工的劳保医疗制度和面向国家公职人员的公费医疗制度相继建立。城镇职工、干部、教师和高等院校学生等，只需个人缴纳挂号费、出诊费，其他医疗费用基本由企业或国家负担。同时，企业还为职工的直系亲属负担医疗费用的1/2，享受公费医疗职工的子女也有相应的医疗保障措施。与此相比，由于国家经济条件和农村实际情况的限制，在短期内国家还不可能将上述医疗保障制度扩展到农村。尽管政府也对农村采取了很多医疗卫生优惠政策，实行了对一些流行性疾病的免费治疗和对贫困户的医疗救助等，但农村基本上还是农民自费医疗的制度。1955年合作化运动后，一些地区的农民自发兴办互助共济性质的合作医疗。1965年时，全国有陕西、湖北、江苏、广东、新疆等十余个省区的一部分县实行了这一制度，但其与城镇医疗保障制度所提供的服务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不仅如此，少数享受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的人还滥用福利，致使浪费现象滋生蔓延。为此，国家多次提出对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1957年，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所做的《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制度不合理，管理不善，公费医疗中的浪费是极其严重的。不仅经费上浪费很大，而且在医疗力量、设备和药品上浪费更大。”要求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取消一切陋规，实行少量收费。这是中央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反映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革的明确意见。就在“六·二六”指示后，中央抓住时机再次指出“公费医疗制度应做适当改革，劳保医疗制度的执行也应适当调整。”根据中央的批示，卫生部和财政部下发了《关于改进公费医疗管理问题的通知》，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医疗制度作了适当改进，要求各单位加强管理，统一调剂，不得超支。1966年4月15日，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出了《关于改进企业职工劳保医疗制度几个问题的通知》，对劳保医疗制度进行了进一步规范。这些规定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中央为调整城乡医疗保障制度不平等所进行的努力。　　

（二）从医疗卫生资源的分布和投入上比较，农村与城市相差甚远　　

建国前，我国大部分的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集中在城市和沿海地区，乡村医疗卫生组织几乎是一片空白，一些零散的个体中医为农村群众提供有限的医疗服务。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的窘境历史地落在了新中国建设者的肩上。1950年，周恩来提出“人民政府决定在最近几年内在每个县和区建立起卫生工作机关，以便改进中国人民长期的健康不良状况”。1952年底，全国90%的地区建立了县级卫生机构。到1965年时，农村医疗卫生保健网基本建成，卫生技术人员达88万人，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城市。尽管如此，在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上，农村与城市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发出“六·二六’”指示后，卫生部在送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中深刻检查了工作上的失误：“由于卫生部领导长期把人力、物力、财力主要用在城市，以致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迄今未能很好地解决。据1964年的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其中县以下仅占10%。……农村中西医不仅按人口平均的比例大大低于城市，而且多数人的技术水平很低。在经费使用上，全国卫生事业费9亿3千余万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亿8千余万元，占30%，用于农村的 2亿5千余万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仅占16%。这就是说，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通过这些数字的比较可以看出，城乡医疗卫生条件仍然差距悬殊。当然造成差距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而其中医疗卫生工作重心深受国家工业化建设目标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一条。　　

建国初，基于农村医疗卫生的恶劣状况，为了巩固土改成果，促进农业生产，农村、农民自然地成为了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对象。1950年6月，旨在解决农村医疗卫生问题的全国农村卫生座谈会召开，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指出：“今后卫生建设的重点在农村，城市是对旧有卫生机构加以改造的问题。”为此，他要求卫生人员要明确认识农村卫生的重要性，扫除对农村卫生工作的忽视态度与偏差认识，不怕困难，为农民解除痛苦。然而，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提出以工业化为主体，第一个五年计划又提出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卫生工作的重点随之发生了转移。1953年1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制定本年度文教卫生工作计划时，明确提出卫生工作为工业建设服务，“应着重加强和建立城市、工矿和交通线的医疗卫生机构”。10月，中共卫生部党组向中央报告，认为今后卫生工作必须更好地为实现总路线服务，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目前的实际情况，确定卫生工作的重点首先是要加强工矿卫生和城市医疗工作，使农村卫生工作和互助合作运动密切结合，并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治对人民危害性最大的疾病。自此，围绕着国家经济建设重点，医疗卫生工作“重工轻农”的倾向逐步形成。尽管此后有过一些调整、提出了“城乡兼顾”的目标，但工业化建设的艰巨任务和当时国家经济面临严重困难，都决定了医疗卫生建设只能以城市、厂矿为主，农村医疗卫生的供给还只能处于低水平的发展状态。　　

二、毛泽东发出“六·二六”指示的初衷　　

毛泽东的一生就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劳苦大众能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所以，关乎人民群众健康的医疗卫生事业在他的心中始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状况非常了解，也曾经饱受因疾病失去双亲的痛苦。“六·二六”指示正是源自毛泽东对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关心、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当时战备形势的担忧。　　

早在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时就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在20多年的革命战争岁月中，他关注红军医院的建设，提倡中西医相互团结，对根据地医药卫生工作做过多次指示。当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毛泽东再一次把农民放在了文化、教育和卫生工作的首要位置。他说：“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在勾勒新中国的蓝图时他强调“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建国后，毛泽东参与了卫生工作方针的制定，为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指明了方向。对于当时有些干部轻视卫生工作的情况，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提出批评，并要求：“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在他的关怀下，新中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第一次卫生革命。防治血吸虫病的例子最能体现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关怀。血吸虫病在我国由来已久，解放前在长江以南12个省、市、自治区的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流行蔓延，患病人数达1100万人以上。血吸虫病的泛滥致使家破人亡，甚至整村、整乡人丧命的情况令毛泽东十分焦虑。1953年，他在回复沈钧儒的来信中，对血吸虫的防治给予了高度重视。在他的指示下，1955年11月，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成立，并在疫区逐级建立了省、市、县、村各级防治机构，制定了四年奋战、两年扫尾、七年消灭血吸虫的规划。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开展群众性的消灭血吸虫病运动。1958年6月30日，当毛泽东得知江西省余姚县消灭了血吸虫病时竟夜不能寐，在微风旭日中挥笔写下了脸炙人口的《七律·送瘟神》。诗词发表后，不仅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推向了高潮，同时也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1966年，毛泽东又指示对血吸虫病实行免费治疗。　　

正是由于对人民群众有着无限真挚的情感，所以毛泽东最痛恨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作风。医疗卫生部门服务性强，又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因此，毛泽东对卫生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医务人员的革命化问题尤为关切。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军委卫生部政治部主任白学光就军委卫生部领导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揭露。毛泽东看到报告后批示：“根据白学光的报告看来，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由此引发了毛泽东对政府卫生部领导的怀疑，并责成习仲勋、胡乔木严肃地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他指出：“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此后，在第三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总结了建国四年来的工作经验，对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分散主义错误作了检讨。　　

1964年，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毛泽东将反对官僚主义、反修防修的问题看得越来越重。在他连续批评了文化、学术、教育等部门后，对北京医院仅为高级干部看病的情况甚为不满。6月，毛泽东在接见越南外宾时，批评北京医院高级干部保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8月10日，他又在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在他的督促下，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撤销专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保健机构，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并向群众开放专为高级干部看病的医院。在“六·二六”指示中，毛泽东再次批评卫生部是“城市卫生老爷部”，忽视了对农村群众医疗卫生的关心，留在城市里，坐在医院中，戴起大口罩，隔断了与基层群众的联系，冷落了人民群众的感情。　　

由此可见，“六·二六”指示反映出的是毛泽东一贯的群众观点，并非突发奇想。然而，如果能联系此前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我们就会发现“六·二六”指示与他此时的备战思想也有着密切关联。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的周边局势一度十分紧张，美、苏加紧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北面，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并且向蒙古派驻苏军。南面，1964年8月，美国开省连续轰炸越南北方。1965年3月，美国海军还调集大批舰艇，随时准备北犯。美国飞机不断侵入我国云南、广西和海南岛上空。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作出了“要打仗了”的形势判断，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对于医疗卫生工作，他担心一旦打起仗来，医疗卫生机构都集中在城市，医务人员不了解农村的情况，医院和医学教学分科那么细致，这样是无法应付战争需要的。卫生医务人员到农村去锻炼，接触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帮助建设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理应是备战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六·二六”指示的历史功绩　　

“六·二六”指示发出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积极组织卫生部门的同志座谈，了解情况，提出落实指示的具体要求，敦促卫生部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一年后指示公开，极大鼓舞了广大医务工作者投身农村建设的热情，激发了农村群众彻底改变疾病丛生的落后面貌的决心。在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医务工作者及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出现了飞跃发展。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40%，到 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 60%。全国卫生经费的 65%以上用于农村，而指示对农村巡回医疗和合作医疗的有力推动，更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面貌奠定了基础。　　

（一）农村巡回医疗工作持续深入开展　　

建国后，从防疫大队奔赴疫区、到医务人员去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再到城市医疗力量支援农业生产，巡回医疗已经逐步形成传统。1965年1月，毛泽东指示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为农村培养医生。卫生部党组决定将城市医务工作者到农村开展巡回医疗作为一种制度，凡主治医师以上的医药卫生技术人员，除年老体弱多病者外，都要分期分批轮流参加。五个月后，毛泽东又发出“六·二六”指示，促使巡回医疗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开展起来。在巡回医疗中，大批医务工作者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农民家中或田间地头看病治疗。很多知名的专家也纷纷下乡，在为群众看病的同时，手把手地辅导农村卫生人员，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培训出的“赤脚医生”成为了为农民提供初级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到1975年底，全国有赤脚医生150多万人，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390多万人。全国城市和解放军医务人员先后有110多万人次下农村巡回医疗，有十几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安家落户。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的70%以上被分配到农村。全国5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上都建立起了卫生院，巡回医疗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其间还出现了对口支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形式，而前不久实施的“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则可以称为是巡回医疗的最新成果。　　

（二）农村合作医疗全面铺开　　

农村合作医疗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9年11月，卫生部在山西省稷县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介绍合作医疗的做法和经验，并要求各地参照执行。“六·二六”指示后，卫生部选取了湖北省麻城、江西省句容县、北京通县和湖南省湘阴县四个地方进行试点，总结了很多切实可行的经验。1968年底，毛泽东批发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称赞“合作医疗好”。一时间，《人民日报》、《健康报》、《红旗》等多家报刊连续发表宣传合作医疗的报道，大办合作医疗的政治动员促成了1969年合作医疗的高潮，到1976年合作医疗在全国的普及率达到90%以上。合作医疗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农民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并作为“中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推广。　　

改革以后，尽管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各地合作医疗组织纷纷解体，但国家寄希望于通过合作医疗解决农村医疗卫生问题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始试点，截至2006年9月底，全国已有1433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占全国县（市、区）总数的  50.1%，有  4.06亿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占全国农业人口的45.8%，参合率达80.5%。2006年1—9月，全国有 1.4亿农民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受益，共得到医疗费用补偿 95.8亿元。应该说新型合作医疗源于合作医疗的实践与经验，其产生的背景、推广普及的路径、政策保障的目标以及农村居民接受的心理都与合作医疗直接相关。　　

“六·二六”指示的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已经被历史所证实。但由于指示发出后不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因而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形式主义、盲目上纲上线等错误。尽管如此，“六·二六”指示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衷永远都不会被抹杀。　　

（2007年第3期《当代中国史研究》）　　

　 　

毛泽东与赤脚医生　　

汪　伟　　

　 　

“赤脚医生”这个词1968年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随之流行。其本义是指中国农村中不脱产的基层卫生人员。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公社社员经过一定时期的培训，具有一定的医疗卫生知识和技能，他们一面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面为社员治病，鼎盛时人数在100万以上。赤脚医生大量采用中草药和针灸疗法，一度扭转了中医在20世纪日渐衰微的社会影响。几乎被国民党政府明令禁止的中医，在六七十年代的医疗体制中占据了话语的制高点，这种逆转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毛泽东大发雷霆　　

1965年毛泽东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不禁大发脾气。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认为，毛泽东的态度是对一组数字的反应：“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这几乎是对1949年以来的医疗卫生工作最严厉的质疑。为了改变最底层尤其是市镇之外的农民缺医少药的局面，1965年之前已经出台了各种方案并加以实行。尤其是临时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最为常见。这些医疗队有的来向自城市和县城，有的出自镇一级的卫生院或者联合诊所，有的则是以“土改”或“四清”工作队的名义下乡，但并未真正解决亟需解决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杨念群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即便医疗队密度再大地穿梭巡医，与居住过度分散的农民求医的渴望和比，无异丁杯水车薪。医生无法留在乡下对农村的医疗保障来说是致命的缺陷。杨念群认为，毛泽东发怒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医一直没有整合进农村医疗资源。　　

神医的三个好处　　

尽管1949年以来政府即提倡中西医的团结和互相学习，很多中医也逐渐学会了注射等西医诊疗技术，并且参加各地防疫活动，但中医整体被贬抑的评价并没有根本改变。1954年毛泽东曾说，解放后卫生部门有宗派主义情绪，对扶植中医不积极，导致中西医没有团结好，责任主要在西医。他指责中央和各地卫生部门领导对中医中药抱有严重的粗暴的宗派主义态度，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　　

毛泽东并不掩饰对中医的兴趣。1958年他曾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毛泽东的兴趣与其说是医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这种兴趣既源于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农村的了解，更和他的政治构想不可分割。“六二六指示”认为西医教育和诊疗手段不适合农村。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6月26日大发雷霆之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召见卫生部长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事宜。谈话中，毛泽东忽然说，乡村“神医有三个好处：神药它保险，不会害人，没有毒；第二个好处是省钱，几个铜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给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　　

这时候，“毛泽东考虑最多的仍是‘中医’的位置。他心里很清楚，中国乡村医疗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绝大多数民众长期认可的医疗资源。”杨念群认为，这种资源不可能是西医，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它只为城市中占15％的“老爷”服务，而农民最相信的仍然是中医、1965年那次后来被称作“六二六指示”的讲话，被认为是赤脚医生的理论基础，毛泽东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成本最重要　　

“养得起”事关农村卫生保健制度的成本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念念不忘要将1949年之后仍受贬抑的中医整合进新制度，成本是重要原因。他带有怒气表态，是对当时医疗资源分配的不满，国家医疗资源严重倾斜在城市，城市中又倾斜向高收入人群；也是对西医排斥中医的不满。根据“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不脱产的卫生员制度正式迅速进入中央政府的议程，而“不脱产的卫生员”也即后来的赤脚医生的医疗活动中，大量使用了成本低廉的中医中药。　　

实际上，赤脚医生制度出现绝非1960年代灵机一动的创造。1930年代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举世闻名的“乡村建设运动”，吸引了大量知识精英加入，史称“博士下乡”；他们试图用试验的方法，探索使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方法途径，其中，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的陈志潜试图在定县建立“县、乡、村三级保健制度”，奋斗多年，成效不理想。杨念群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陈志潜的失败与两个因素有关：首先他的医务人员来自城市，不能长期为当地服务；其次他坚决排除中医参与这一公共卫生体系。而赤脚医生制度俨然继承了陈志潜的设想，同时做了重要的改进。赤脚医生大多是本地农民，居住在乡村里，还要参加农业劳动挣工分，这大大加强了农民对他们的认同；另一方面，将价格低廉的中医药纳入治疗，降低了成本，有利于广泛覆盖、低水平的医疗保健制度建立。　　

“成本问题解决了，农民的医疗需求可以满足，也就可以有效地整合国家。”杨念群认为，1949年后大多数国家政策，比如户籍政策，工农业剪刀差等等，都违背城乡平等原则。但在医疗上，却实现了实际上的平等。这不是医疗资源分配在城乡之间绝对平衡，而是指医疗资源向农村倾斜，并且达到了一般意义的平等。　　

不管今人如何评价历史和人物，杨念群说，“通过吸纳中医，创设赤脚医生制度，为中国几亿分散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这是一个事实。”多年后，在评价中国医疗体制变革的历史时，赤脚医生更是常常被提起。有人叹息这一“公平的”制度后来消亡是一种不幸。“文革”结束之后，城市里迅速恢复了西医在医疗体系中的主流地位，赤脚医生的专业能力受到了怀疑，政治地位也急遽下降。随着公社解体，他们后来大多自行开业，很多人放弃了中医治疗手段，同时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法则。90年代药价飞涨，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城乡之间变得更加显著起来。　　

2006年第46期《新民周刊》　　

　 　

毛泽东时代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辉煌　　

——原陆军三十二师卫生科科长吴金玉同志在昆明地区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逝世31周年会议的专题发言　　

2007.09　　

　 　

我是解放战争中期入伍的老战士，当时十四周岁，终生从事部队卫生工作，始终热爱医疗卫生工作，并为毛泽东时代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的辉煌成果而感到自豪与骄傲。在今天这个纪念毛主席逝世31周年的会议上，以“毛泽东时代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辉煌”为题，作一回顾性的发言，也作为对伟人的缅怀与追思。　　

一、毛泽东时代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辉煌成果　　

依我看来，评判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或这个社会某一时期的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有三条标准：一是社会人群的发病率，特别是流行病与传染病的发病率的升降；二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生病，能否得到及时有效的医治；三是国民的体质是增强还是减弱了，平均寿命是提高还是下降了。勿庸置疑，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在这三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与进步。　　

1、迅速消灭或控制了严重威害人民健康的流行病与传染病。　　

以下列七种疾病为例：一是鼠疫，仅云南省自1772－1949年的一百七十七年间，就发生流行200次，波及88个县，死亡人数达百万；解放　后经过大规模的群防群治，到1964年便完全控制了鼠疫在人间流行。二是霍乱，自1921年由印度传入云南，仅1939年至1942年两次大流行（第一次流行波及26个县市乡，第二次波及64年县市乡），据不完全统计报告，两次的死亡率分别为51％和74％；此病于1957年得到了彻底控制。三是天花，解放前是一种广泛流行的传染病，染病者或死亡或留下“麻子脸”；到1960年云南省西盟县永西寨发生最后一例病人，这既是云南省最后的一个病例，也是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消灭了天花的时间和地点。四是血吸虫病，据上个世纪50年代初统计，全国疫区多达12个省、市、自治区，面积为二百多万平方公里，受此病威胁的人口有一亿多，1200万人感染此病，其中许多人丧失了劳动力；1955年冬毛主席发出“我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并将原定15年消灭血吸虫病的计划改为七年，结果在流行最严重的江西省余江县，1958年6月就完全消灭了血吸虫病。毛主席看到《人民日报》的报导，兴奋地彻夜未眠，欣然命笔写下了不朽的诗篇《送温神》七律两首。五是疟疾，是全国性的流行病，云南省是高疟区，当年我军进驻云南边疆时，许多村寨因疟疾流行，人口大批死亡或逃离，许多连队指战员疟疾发病率近乎百分之百；当时西南军区很快组成了抗疟大队，他们在当地军民的密切配合下，经过两、三年的奋战，这个恶性流行病便得到了控制，创造了有史以来的奇迹。六是性病，解放前卖淫嫖娼的社会恶习，导致了性病在这类人群中广泛流行，据解放初期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性病患者达百万人以上；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采取断然措施而查封了妓院，解放了大批妓女，为患者进行了根治，并为她们安排了正常工作。七是结核病（俗称痨病），解放前无论城乡发病率、死亡率都比较高；新中国成立后，其发病率逐年下降，并基本得到了控制。　　

2、城乡大多数人的医疗基本有了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就业率很高，基本消灭了失业；广大农村经“土改”农民分到了土地，不久又走上了农业合作化与集体化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城市里的国家干部和职工中，便实行了公费医疗制，他（她）们生病不论门诊或住院，都不要个人缴费；其家属和未成年子女享受半公费医疗（也就是办个公费医疗证），生病无论门诊或住院，不再交费。60年代前期，毛主席发觉当时我国的医疗卫生工作“重城市”和“轻农村”，便严厉批评国家卫生部是“城市卫生部”、“城市老爷卫生部”，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就是当年家喻户晓的“6.26”指示。在“6.26指示”的号召和鼓励下，军内外医务人员掀起了分批分期下农村的热潮；与此同时，农村大办合作医疗（1969年底统计，95％的农民都参加了合作医疗），大力培训赤脚医生（几乎全国每个村庄，都有两、三名边治病、边参加农业劳动的赤脚医生）。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医疗问题。世界联合国卫生组织，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并在全世界范围宣传推广。　　

3、国民身体素质增强和平均寿命提高　　

旧中国由于“三座大山”的残酷压榨，许多劳动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贫病交加。有着“东亚病夫”之辱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劳动人民翻身和当家作主，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不仅少生病了，而且有病能得到及时治疗，再加上毛主席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全民体质”，大多数人的体质明显增强了，从此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从1950年以来，中国人平均寿命增加20岁以上，男人平均寿命为69岁，女人平均寿命为71岁。此外，还要特别提到婴儿的死亡率，解放前婴儿死亡率很高，农村许多劳动妇女生下的婴儿死亡过半，而解放后婴儿死亡率大为下降，不少地区都降为零。　　

二、辉煌成果源于正确的路线和卫生工作方针　　

毛泽东主席教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唯一宗旨；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也始终面向大多数人。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人民的健康，最早的卫生工作的题词是“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十分强调“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抗战期间，为追悼白求恩同志的题词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为延安卫生展览会的题词是“为全体军民服务”。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方针第一条便是“面向工农兵”，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把医疗卫生的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卫生工作的方向。由此可见，建国后我国卫生工作取得光辉成果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毛主席为我国的医疗卫生工作制定了一条“为大多数人们服务”的正确路线，而我们军内外广大医疗卫生人员，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卫生工作路线，才有了明确的前进方向，从而取得了光辉的成果。方针与政策是路线的具体表现。一九五四年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与指导下制定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是我们深入贯彻与落实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正确指针。　　

第一条方针“面向工农兵”，这是由我党的宗旨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告诫我们在工作中永远不要淡忘或背离这个方向。第二条“预防为主”，这是毛主席军事上“打主动仗”思想在我国卫生领域的具体运用，也是由我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因预防是对疾病的主动进攻，使大多数人受益。第三条“中西医结合”这是从我国同时存在着传统医学和西方传入的现代医学这两种医学并存的现实出发，因为中医与西医分属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各有长短与优劣，而将这两种医学结合起来，就能更好的发挥各自的作用，更有利于人民的健康事业。第四条“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是毛主席群众路线在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体现和运用，也是我国卫生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因素，而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更是有力贯彻这一方针的生动体现。此外，毛主席还十分重视对卫生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他十分强调“医生一定要政治挂帅”。他在一个相关报告中批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和大多数能够同工农兵结合，有些人还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造旧思想。”在这里还特别要提到，毛主席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便为我们广大医务人员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学样榜样，这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他要我们广大医务人员学习白求恩“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和“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毛泽东时代，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都以白求恩为榜样，军内外均出现了白求恩式的先进医务工作者。显而易见，在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由于认真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切实落实了我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从而使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果。　　

三、当前我国的医疗卫生状况令人忧虑　　

近些年来，我国医疗卫生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实在令人忧虑：一是许多曾被消灭或控制的流行病与传染病死灰复燃，性病发病率急剧上升，不少地区血吸虫病、疟疾和结核病发病率都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二是不仅“弱势群体”，而且有相当多的人群生病“无钱医”或“医不起”。人民群众将它称为新的“三座大山”（医疗、教育、住房）之一。国家卫生部将医疗推向商业化、市场化，许多医院的管理者和医务人员中“赢利”的观念浓厚了，“服务”的思想淡漠了。三是国民体质下降，青、中年及少年与儿童中“肥胖症”的比例急剧上升，随之而来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和“脂肪肝”日益增多；“近视率”空前增高。究其原因，一是当前我国医疗卫生工作“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二是我国卫生工作“四大方针”或被“淡忘”，或被“扭曲”，或被“背弃”；三是许多医务人员缺少“医德”，玷污了“白衣天使”的美誉。　　

　 　

教育和医疗事业中的“毛式生产逻辑”　　

老　田　　

　 　

我的老家大体上消灭文盲，大致上是以我上学的年龄段为界限的，年龄比我大的乡亲中间文盲占据了绝大多数，年龄比我小的同乡中间，不识字的人就非常少了。这一决定性的区别，主要是在乡村教育中间引入一种低成本的福利生产逻辑而带来的，由于这一生产逻辑的应用和推广与毛泽东个人有着的密切关系，姑且命名为“毛式生产逻辑”。　　

我是1972年上小学的，正是从这一年开始，老家那个大队不容许有不上学的小孩，人人都必须上学。由于采取了这个“极端政策”，并且这个政策的执行面还很广，所以迅速就引发了原有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教师不足，教室不足，甚至连教材和作业本的供应都立刻紧张起来了。在通常情况下，缺乏足够的合格教师和教室，教育是无法开办的，但是，就是在这种非常规的情况下，“毛式生产逻辑”却能够运作。　　

因为没有教室，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是坐在一个刘姓人家的祠堂里上课的，一年级学生朝前看，二年级学生朝后看，祠堂的主殿由于空间比较大，所以坐了两个年级，有两个老师分别对不同的学生群体授课。这个现象只持续了一个学期，等到暑假结束之后，我们就已经在新的教室里上课了。新教室的建筑也很简单，基本上不需要“硬投资”，木料和瓦都是利用旧房子拆下来的，土坯砖是大队利用水稻田“切”出来的，建房子需要的人工，包括木工和泥瓦匠都是大队社员中间的手艺人，人力物力都是就地取材，所以没有费什么事，新教室在几天之内就完成了。第二个学期，我们大队1－5年级全体学生，都坐在新教室里头上课了。　　

老师很缺，但是乡下也还是有些识字的人，大队就让他们脱离生产劳动，专门当“民办教师”。很多老师实际上没有受到很正规的教育，按照老家的说法他们的文化是“漂”的（意思就是自学的）。当然，如果以今天的标准看，这些老师的教学水平是差的，教出来的学生的考试答题能力肯定远远不能与今天相比。只要把一切预设的标准抛开，这个小学的成立和短时间内急剧膨胀，还是很有价值的：小学教师从此开始了一个“边学边教”的“专业化”过程，而全大队的小孩都从此进入学堂进行连续五年的专职学习。中国成人识字率的急剧提高，就是这么来的。　　

我记得小学时期，只有最开始的那个学期领到了课本，此后就得依赖上年级的同学把课本遗留给我们了。因为课本很少有，所以我们每个学期交的五毛钱常常有剩余的，到了假期老师就一分一角把多余的钱退回给我们。今天回想起来，这个课本短缺固然反应了当时造纸业和印刷业很不发达，恐怕更反应了文革期间“毛式生产逻辑”快速推广带来的不适应：在小学教育快速扩张的同时工业生产系统完全缺乏准备。　　

在毛式生产逻辑之下，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在短时期内实现全面覆盖，在低成本扩张的基础上进行低成本供应。我们上小学，没有任何学费，教室固然是大队投入人力从解放前的祠堂上拆下木料和瓦建起来的，老师原来就是农民，现在改行教书也没有工资开支，仍然在生产队里拿一份工分和口粮，参与每年的社员分配。因为建设成本和运作成本非常低，所以就不需要在学生身上打主意了，我们上小学每学期只用交五毛钱，这是收书本费的，没有一分钱的学杂费。我上初中是每学期三块钱，高中是五块，这个里面大约包括一半的学杂费。　　

与毛式生产逻辑不同，今天的中国，在教育上还存在“资本生产逻辑”和“政府生产逻辑”。在后两种逻辑起作用越来越大的今天，毛式生产逻辑起作用的空间，以及被彻底排除了。　　

教育上的资本生产逻辑，就是人们所常说的“教育市场化”，在这个逻辑下，教育的生产者以向学生收费的方式，来筹集兴办教育的资源。这一逻辑的要点是，预测未来若干年限内招生人数和收费水平的乘积，在考虑资本市场的利率水平（贴现率）时，折合到今天的资金流量要大于投资数量。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投资100万办教育，他的起码要求是未来历年的学费收入，在扣除当年开销之后并计算贴现率之后，总和要超过100万，这样，投资教育才是合算的。　　

在现实的基础教育事业中间，真正的新投资是很少的，多数都是利用原有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例如城市的重点中学等）作为依托，针对高收入家长设置一个高收费标准，对富人家的小孩免去或者降低入学选拔门槛。这样的运作模式基本上是武汉市中小学“教育市场化”的典型方式。　　

在大学阶段的教育中间，教育市场化的空间更为广阔一些。许多大学都为此设立了二级学院，这些学院基本上按照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热门专业”来设置科系，着眼于招生和就业方便——实际上也就是着眼于可能的“收费最大化”目标。笔者看到，很多二级学院的科系设置，实际上都是一九八○年代的“热门科系”，例如外贸、管理和计算机等等，这些专业在今天的社会中间，就业都已经极端困难了。可能这样的科系仍然能够吸引高中生的兴趣，或者与工农中间学生家长的对社会的理解和预测能够接轨，所以，依然是大多数二级学院设置科系的重点。从根本上来讲，“教育市场化”要面向人们对于教育的需要，要与人们投资教育的目标相一致，显然，这只能在与社会需要相一致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但是我们很遗憾地看到：市场化的教育恰恰不能反应已经变动的社会需要，而是与人们的错误感觉，简单地保持了一致。这是市场化生存压力之下，教育生产者拒绝承担引导成本和风险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往往选择与过时的社会流行看法保持一致，以获得招生上的方便。从根本上说，这对于一个社会的教育生产和消费而言，都是巨大的浪费。　　

政府生产逻辑，在本质上与资本逻辑具有更多的共同性。政府开办一所学校，要以财政支出能力作为依托，包括新建校舍，雇佣老师等等。唯一不同的是，政府开办的学校，不需要以对学生收费作为生存条件。许多地方，特别是城市地区，为了减轻教育事业对于财政资源的要求，往往设置各种限制条件，缩小受益群体的覆盖范围，特别是强调本区财政支持的学校进进服务于本区居民的条款，在这一歧视性的政策下，受排斥的群体常常是农民工小孩。各个地区经常出台种种限制措施，对非本区居民收取各种名目的“资助费”“借读费”“择校费”等等。与市场生产逻辑类似，政府生产逻辑中间，也一样会对教育资源使用产生各种人为的限制。如果说，此种限制还与利润趋向关联度不高的话，那么，政府生产逻辑内部成长起来的优质教育资源，在吸引高收入人群的教育投入方面的作用，甚至已经带来了政府生产逻辑内部的革新者：他们需要引入市场生产逻辑来实现利益最大化。　　

在一九八○年代，强化了教育作为社会流动阶梯的作用，毛泽东时代的老式选拔人才的标准被放弃了。这一变革，急剧地增加了优质教育资源对于个人向上流动的价值，重点学校和上大学被视为“向上爬”的更好阶梯。因此，教育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就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因此，在原有的、由政府主办的教育系统中间，优质教育资源迅速具备了很高的市场价值。我们看到，今天城市（包括部分乡村地区）的优质教育资源，率先实现了市场化。虽然政府未必需要通过向学生进行“高收费”来增加收入，但是这一部分收入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掌握者来说，并非无关紧要的。又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掌握者在制定教育政策中间，往往具有更强大的讨价还价能力，我们看到中国的“教育市场化”就是从“政府生产逻辑”内部的金字塔顶尖部分发生、发展并壮大起来的，迄今已经成为吸纳学生家长金钱的主要“提款机”。政府生产逻辑和市场生产逻辑就是这样“相生而相成”的。　　

从全社会的角度看问题，基础教育的市场化，仅仅是增加了优质教育资源掌握者的金钱吸纳能力，本质上对于社会需要缺乏任何程度和性质的响应，这一部分市场化的结果是：以降低或者拆除高收入人群后代的入学门槛为条件，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源到优质教育资源掌握者手里，最终的后果是把收入多少作为一个选拔标准引入教育再生产过程：优质教育资源更多地向高收入群体开放。　　

大体而言，毛式生产逻辑的限制条件是最低的，只要有基本的人力资源条件，就可以广泛地开办，普及性最高。政府生产逻辑和市场生产逻辑在优质教育资源部分，是相互连通和转化的，运作的逻辑也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后两者与毛式生产逻辑都是相互排斥的，三种不同的逻辑要求有不同的运作基础，毛式生产逻辑要求一个集体经济或者可以进行高度分工的共同体作为依托，乡村集体经济解体之后，基础教育就无法继续运作在毛式生产逻辑上了，农民负担就跟着政府生产逻辑和资本生产逻辑而水涨船高了，最终超过了农民的负担能力成为一种排斥性的社会机制，导致农村小孩大量失学。以此而论，只要是社会条件转向政府生产逻辑和资本生产逻辑，毛式生产逻辑就往往无法运作了，这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演变过程中间，看得非常清楚。　　

从农村合作医疗事业的兴废过程看，毛式生产逻辑的社会基础，与资本生产逻辑的基础是不同的。今天，中央政府认真地在乡村推广合作医疗事业，并由财政给予大量补贴，在笔者老家，合作医疗事业的要求是农民按一个家庭为单位参加，人年均出15块钱，此外，由政府财政补贴40元。可以提前预言，这一事业，由于集中的有限资源无法满足医疗系统的欲壑，农民居民患病就不可能得到全面的资金支持，在此条件下什么人优先取得支持，就成为管理机构的一个选择权了，这不可能不发生普遍的腐败并降低人们对这一试验的信赖和支持。因此，绝无可能取得广泛的成功。　　

反观毛泽东时代，在毛式生产逻辑的支持下，乡村赤脚医生本身由大队里的农民担任，只要具备基本的培训和起码的西药，就迅速开办了一个覆盖全国的合作医疗事业，以不到全球1％的医疗资源，覆盖了22％的人口。毛式生产逻辑的关键是，基层三级合作医疗体系不是按照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来运作的，赤脚医生在事实上也不能以追求高收入为目标。当时，看一次感冒，私人负担的费用是五分钱，赤脚医生要上门三次进行青霉素肌肉注射，此外还有几天剂量的口服药品。集体和国家财政，需要补贴的仅仅是有限药品采购费用，按照今天的家价格水平估计，国家仅仅需要补贴大约十元钱，就足够全国农民获得免费的医疗服务需要了。但是，由于医生和医疗单位都以最大收入为追求目标，即便是把补贴水平提高十倍，也不可能满足这个高度商业化医疗系统的需要了，因此，今天的合作医疗事业必定不可能成功的关键：在于农民个人和国家财政加起来的有限财力无法满足医生和医院的“发财需要”。从医疗事业看，毛式生产逻辑的成功之处，在于排斥了把福利事业作为个人发财需要来看待的可能，并且在制度上作出了有效的安排。　　

毛式生产逻辑与政府生产逻辑和资本生产逻辑所需要的社会基础条件不一样，为政府生产和资本生产准备社会条件的取向，都是否定和破坏毛式生产逻辑的社会基础的，因此需要加以限制和否定，甚至是进行批判。对于社会上不同的群体而言，资本生产逻辑可以让富人家的小孩受到优质教育，从而降低他们向上流动的限制和门槛，并有助于把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集中服务于社会的上层。对于一般的工人农民而言，改变了毛式生产逻辑的社会基础，他们就将逐步失去获得教育和医疗福利的可能。对于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的掌握者而言，在政府生产逻辑积累的基础上，引入资本生产逻辑，是个人和单位发财致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　　

按照美国教授霍夫曼的看法，社会主义政治是一种“制度化多元主义”——每个行业的顶尖人士在制定行业政策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因此，在政府生产逻辑内部，必然地要产生资本生产逻辑的需要——即便是仅仅服务于掌握优质资源的少数人的需要。这大体上是中国一九八○年代以来精英们呼唤“民主和科学”所诉求的现实针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有必然性，其社会基础就在于这两个行业的顶尖人士（掌握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发财愿望，他们如果不能捣毁毛式生产逻辑的社会基础和舆论氛围，就不能实现个人的富裕发达。反过来，毛泽东如果不能有效遏制精英们的发财取向和阶级本能，就不能在全社会实现毛式生产逻辑的运作条件，这在一定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直到文革的中晚期，而且是在乡村集体经济存在了十多年之后，农村普及教育和医疗事业才成为逐步现实。　　

相比较而言，毛式生产逻辑对于精英阶层是他们发财致富、保持社会地位的一个决定性障碍，对于平民阶层而言，则是他们合作起来求发展的“合作利益空间”——以低成本生产并提供福利和改善生产条件的唯一出路。在毛式生产逻辑之下，精英们掌握的人力资本要服务于大多数人的需要，不容许作为私人发财致富的凭借，同时，人力资本的积累特别是学习和培训成本也相应地由社会负担。　　

今天中国的三农问题，主要就是因为农民的收入增长有其限度，无法在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方面获得今天技术进步所呈现的各种好处，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局限于落后状态。可以预料，由于农民的收入跟不上资本生产逻辑和政府生产逻辑需要的高增长，因此被排斥在福利事业的服务范围之外的情况就不可能改变，只要中国农村还不具备毛式生产逻辑的运作条件，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存条件的根本改善就是不可能的，三农问题就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　　

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当代价值】　　

　 　

　　

正在出诊的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二十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　　

李砚洪　　

　 　

“赤脚医生”，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是个熟悉而又遥远的名词。从1968年首次见诸报端到1985年卫生部决定停止使用这个称谓，近20年的岁月里，数百万乡村里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具体实践着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为六亿农民提供着最基础的医疗服务。中国这种低投入、广覆盖的基础防疫和医疗救助体系，也广受国际肯定，成为世界医疗卫生史上辉煌的一页。　　

“赤脚医生”的兴起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时，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当这样一组数字被毛泽东知悉后，他发怒了。随后，经短暂培训的农村稍有文化的赤脚医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同年第三期《红旗》杂志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都全文转载，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赤脚医生的兴起是与当时在全国普遍开展的农村合作医疗密不可分的，赤脚医生是合作医疗的忠实实践者。新中国合作医疗的典型是一个叫覃祥官的人在鄂西长阳土家山寨创造的。覃祥官主动辞去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在大队卫生室当起了记工分、吃农村口粮的“赤脚医生”。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覃祥官首创的看病吃药不花钱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90％以上的农村推广，惠及亿万农民。　　

《赤脚医生手册》　　

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赤脚医生？在那个政治第一的年代，必须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女，其次还要读过书，最起码要小学毕业。生动性、通俗性、实用性、针对性是课程讲授必须考虑的。教授营养学知识，应避免“碳水化合物”是“能力的能源”这样的讲法，要说“糙米比白米补，焖饭比蒸饭补，吃蒸饭要吃米汤”等。　　

《赤脚医生手册》简直就是一个“全科医疗医药”宝典，从常见的咳嗽、呕吐到复杂的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从灭蚊、灭蝇的防病知识到核武、生化武器的防护；从针灸、草药到常用西药，无所不有。　　

在长达30年岁月里，《赤脚医生手册》不仅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为解决几亿人的医疗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一直是中国人的全民健康指导手册，它的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选集》。《赤脚医生手册》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先后被翻译的文字达50多种，在全世界发行，时至今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　　

“养得起、用得动、留得住”　　

赤脚医生首先是农民，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靠生产队的工分生活，所以养得起；赤脚医生就生活在村民中间，可以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状况，加上良好的人脉关系，因而用得动；赤脚医生户口在村里，家眷在村里，社会关系在村里，不会像巡回医疗队那样来去匆匆，是留得住的医生。　　

“于进明那年50岁，在山上垒石头，突然就倒下了，是突发心梗，我被叫上山的时候，据说已经休克20分钟了，赶紧静脉注射肾上腺素，针灸人中、中冲等四个穴位放血。一会儿，于进明就醒过来了。要是不及时，恐怕人就没了。我们村离最近的医院也有26公里的山路，在送医院的路上就不行了。”从1965年开始做赤脚医生的延庆县珍珠泉乡南天门村的于元堂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而这恰恰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离农民最近的医生，也是最起作用的医生。　　

村民对赤脚医生十分尊重，医生在村里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过村干部。　　

“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于元堂说的这个顺口溜是广大赤脚医生的真实写照。除此之外，赤脚医生另一个更繁重的任务，就是挖草药、制土药。因为当时赤脚医生药箱里的药品实在是匮乏，“红汞碘酒阿司匹林”是当时赤脚医生的别名，在他们的药箱里，除了一般的止疼、消炎针剂，剩下的就是红汞、碘酒、阿司匹林了。　　

湖北的覃祥官以“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的方式，在大队卫生室和小队土药房开辟了药园，栽种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药物。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念群在总结赤脚医生广受农民欢迎的原因时说，首先，以中医、草药为主要治疗手段的赤脚医生更适合农村的实际，西医是城市模式，是静态的，且远离乡村，越是专业化、制度化离百姓就越远；其次是一个成本问题，西医成本太高，一根银针，一把草药，几乎没有什么成本；最后，更重要的是赤脚医生与患者的医患关系更像是乡间淳朴的亲戚宗族关系，人情的回报比利益的回报更重要。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赤脚医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淡出，尽管这种淡出是渐渐发生的。“道理很简单，土地是自己的，一大家人就靠这些土地的产出维持生活，没有工分，赤脚医生首先考虑的是生计问题，他必须放下药箱，拿起锄头。”现任卫生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家指导组组长李长明说。“赤脚医生队伍的解体除了本来就是农民的他们重操旧业、回家种地外，更大的一部分是知青返城。　　

1975年4月3日，16岁的姜桂玲初中毕业，经过全村社员推选，参加了房山县周口店公社的赤脚医生培训。三个月后，姜桂玲背着药箱回到了良各庄村，成为村里惟一一名赤脚医生。　　

一个16岁的孩子，会看病吗？“全仗着胆子大。”姜桂玲说。因为胆子大，第一个病人就让她树起了在乡亲们间的威信，“那是个老太太，爱喝酒，还有高血压，一天中午，酒后上厕所，晕倒了，房山农村的厕所都是石头垒的，晕倒时，她的下巴磕在了石头上，一条4厘米长的口子血流不止，家人来喊我，我去一看吓坏了，说不敢做，光拿药是止不住的，建议她去公社卫生院，老太太说，去卫生院还不流血流死。　　

我赶紧翻书，看这种情况如何处置，拿出缝合工具，壮着胆子赶紧干了起来，像缝衣服，也不管针脚大小，出了一头汗，但缝合后血就止住了。”老太太看血止住了，逢人就说，桂玲这丫头是个干医生的料，才学了几天就能缝伤口。　　

赤脚医生首先是农民，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靠生产队的工分生活，所以养得起；赤脚医生就生活在村民中间，可以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状况，加上良好的人脉关系，因而用得动；赤脚医生户口在村里，家眷在村里，社会关系在村里，不会像巡回医疗队那样来去匆匆，是留得住的医生。　　

“于进明那年50岁，在山上垒石头，突然就倒下了，是突发心梗，我被叫上山的时候，据说已经休克20分钟了，赶紧静脉注射肾上腺素，针灸人中、中冲等四个穴位放血。一会儿，于进明就醒过来了。要是不及时，恐怕人就没了。我们村离最近的医院也有26公里的山路，在送医院的路上就不行了。”从1965年开始做赤脚医生的延庆县珍珠泉乡南天门村的于元堂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而这恰恰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离农民最近的医生，也是最起作用的医生。　　

姜桂玲当上赤脚医生的第一天，父亲就告诉她：“过去医生上门看病，要先吃饭，病人家为请医生这顿饭要精心准备，医生进门不看病人，要先把这顿饭吃好，有时候吃饭过程中病人就不行了，你当上医生可不能这样。”姜桂玲牢记着这句话，32年的从医生涯中，没在患者家吃过一顿饭。“每当看到病人在自己手下好起来，听到他们说谢谢，我就感动得想哭，一句谢谢比什么都珍贵，这是对我最好的回报。”　　

与胡玉英一起在延庆县永宁镇利民街村做赤脚医生的周平，服务过这个1700多人大村子里的每一个人，周边的村子也跑了无数个。在永宁镇，也许有人不知道镇长，但没有人不知道周平。2005年，给人看了30多年病的周平患了尿毒症，昂贵的透析费压得她透不过气来，村民知道后自发捐款，一周内就捐出6000多元，周平说：“我不能要啊，自己已经不能给人看病了，没办法回报，这样让我不安心。”而为全村接生过300多个孩子的胡玉英，却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到了温情的回报，“这些孩子大了，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叫我去喝喜酒，在街上我见了他们也要摸摸他们的脸。”　　

“都是村里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都很熟悉，平日里他们为我们，他们有了难处了，一定要伸把手。”周平的邻居韩少成说。　　

“中国乡村中传统的“医患关系”表现为治疗过程的“拟家庭化”，就是说，整个诊疗过程应该是在一种亲情、人情网络中完成，医生用日常生活语言解释病情，病家的参与和与之互动的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治愈疾病本身，甚至有可能占据更大的比重。”杨念群这样解释乡村医生面对的医患关系。　　

村民对赤脚医生十分尊重，医生在村里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过村干部，那时候，谁家来了客人请赤脚医生去作陪，客人和主人都会觉得是很荣耀的。这样的尊敬并非敬畏，是一种值得托付的信赖。　　

于元堂是个很小就失去父母的孩子，是乡亲们把他养大的，他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个温情回报的循环体系，“没有乡亲们就没有我，是他们把我养大的，我学了医就要无私地为他们看病。”　　

“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就是这些一边荷锄扶犁一边治病救人的赤脚医生，承载着中国农村最基础的医疗工作。　　

赤脚医生两件宝：一根银针、一把草药　　

“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于元堂说的这个顺口溜是广大赤脚医生的真实写照。“那时候，银针和草药是我们的两件宝。离我们村27里远的水泉子村有一位叫石富强的人，患了面瘫，他有个亲戚是我们村的，就住到亲戚家，我用针灸配合草药，一个疗程7天就治好了。”　　

“拿起银针，对着书，就往自己身上扎，有些是要害穴位，这样才能找到感觉。”姜桂玲16岁参加培训就是从往自己身上扎银针开始的。最经济的针灸技术成了学员最为追捧的医疗手段，几乎没有一个赤脚医生不会这种技术，也没有一个学员没在自己身上实验过。　　

除此之外，赤脚医生另一个更繁重的任务，就是挖草药、制土药。　　

为什么？因为当时赤脚医生药箱里的药品实在是匮乏，“红汞碘酒阿司匹林”是当时赤脚医生的别名，在他们的药箱里，除了一般的止疼、消炎针剂，剩下的就是红汞、碘酒、阿司匹林了。　　

这样的现状逼得赤脚医生不得不去向大自然寻药。　　

“1974年采药、制药的情况。采药情况：小蓟干品10余斤，车前草9斤，马齿苋5斤。去北山采药：黄芩20斤，赤芍10斤，苦参4斤，桔梗3斤，柴胡3斤，苍术2斤，玉竹3斤，防风1斤。制药：藿香正气丸：制水丸6斤，成人每次2钱，每日三次。十滴水：95％酒精一瓶，75％乙醇3500毫升，樟脑一两六钱，干姜，薄荷酊，茴香，桂皮，辣椒，大黄。共制4000毫升，麦收田间场院等地用去2500毫升。”这是胡玉英一个泛黄的本子上记录的内容。　　

这位当年的赤脚医生说：“上面写的斤数都是干品，采回来的鲜草药要晾晒。都是大队组织社员集体采的。”　　

湖北的覃祥官以“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的方式，在大队卫生室和小队土药房开辟了药园，栽种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药物。而当时覃祥官所在的湖北长阳乐园公社，已是全国的典型，纪录片《合作医疗好》主要讲述了乐园公社的合作医疗，其中有这样一段解说：“乐园公社山高林立，药源丰富，公社党委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医”的精神发动群众和赤脚医生大搞中草药运动，他们采取“田间生产结合采，早晚休息自动采，假日农闲集中采，遇上旺季突击采”的办法，每年采集野生药材一万多斤。”　　

全民动员式的采药运动，使得普通群众也知道了草药能治什么毛病。马齿苋，以前总以为是喂猪的，现在老百姓知道了可以用它治疗泻肚子。草药，不认识的时候是草，认识了是个宝。覃祥官说，当时有300多亩药地，种了人参、田七、贝母、黄连等，还喂养了獐子、蛇。还办了一个药材加工厂。每年的6月26日，长阳都以公社为单位开展群众献药活动。　　

除了这些，赤脚医生还肩负着当地农民的卫生防疫保健工作。在当时传染病肆虐的情况下，为村民免费注射麻疹疫苗、小儿麻痹疫苗、卡介疫苗，担负全村公共卫生防疫工作，成为赤脚医生最主要的工作。　　

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农忙时节为全村劳力熬上一锅预防疾病的草药汤，成了赤脚医生的集体记忆。而更深层的背景是，早在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针对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一旦疫情爆发就难以控制的特点，便确定了以预防为主的农村卫生工作方针，以后的数十年里，赤脚医生就成了这一方针责无旁贷的执行者。　　

“1976年，流脑发作，我先带人到处喷药，然后再挨家挨户去送防疫糖丸……几乎每年都有类似的事情，赤脚医生不光是看病，这样的工作更多，也更重要，预防是公共卫生领域里最重要的环节。”现在成为乡村医师的姜桂玲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杨念群在总结赤脚医生广受农民欢迎的原因时说，首先，以中医、草药为主要治疗手段的赤脚医生更适合农村的实际，西医是城市模式，是静态的，且远离乡村，越是专业化、制度化离百姓就越远；其次是一个成本问题，西医成本太高，包括陈志潜的“定县模式”仍是西医，他排斥中医，因而无法推广，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甚至民间土法土方，几乎没有什么成本；最后，更重要的是赤脚医生与患者的医患关系更像是乡间淳朴的亲戚宗族关系，这就维系了一种良好的人脉，人情的回报比利益的回报更重要。　　

国际视野中的赤脚医生　　

20世纪70年代，赤脚医生进入鼎盛时期，连西藏阿里地区的牧民都有了自己的赤脚医生，纪录片《北京医疗队在阿里》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而此时，赤脚医生在村民的眼里愈加亲切和温暖，而能够背起药箱当赤脚医生也成了当时农村青年最时髦的人生理想。　　

1972年，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真实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的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在这部影片的宣传海报上，肩挎药箱、头戴斗笠、面孔黝黑、赤脚走在田埂上的形象成了“第三世界医疗界”的偶像。　　

1974年，世界卫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做了15分钟的发言，她亲身感受到了人们对中国赤脚医生的关注和喜爱。　　

1976年9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黄钰祥和覃祥官一起参加了会议，他们分别就怎样培养赤脚医生和怎样开展合作医疗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别人只发言10分钟，10分钟之内，执行主席锤子一敲，就必须停止发言。而那天覃祥官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身份，用半天时间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紧接着，又以两小时的时间，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长和记者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那些金发碧眼的洋人赞叹不已。他们伸出拇指对覃祥官说：“你们中国农村人口这么多，居然能够做到看病吃药不花钱，真是人间奇迹啊！”　　

上世纪70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高级官员到中国农村实地考察，把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惟一典范”。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至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那是个封闭的时代，但是中国赤脚医生还是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直至今天，国际视野中的中国赤脚医生还是个被充分肯定的名词，世卫组织专家张开宁说，病人最需要服务的时候，赤脚医生会及时出现，即使这个服务不是最佳的，甚至还有错误，但它是温情的，赤脚医生是全球医疗卫生史上值得称道的一段历史，国际上无论左中右的人士，无论懂医的不懂医的，一听到“Barefoot　doctors”这个词，眼睛就发亮。　　

覃祥官大会发言的这一天，是公元1976年9月9日，就在他在国际讲坛上展现中国赤脚医生风采的时候，倡导赤脚医生运动的毛泽东在北京逝世。远在马尼拉的覃祥官、黄钰祥参加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追悼会。　　

赤脚医生的黄昏　　

1982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广西南宁附近的邕宁县伶俐公社女社员黄华娇正在田间干活，突然感到腹内剧痛，顿时昏倒在地。旁边的社员以为她得了危重急病，立刻忙乱起来，有社员第一反应是赶快叫赤脚医生，有人回答说，赤脚医生早就解散回家了，赶快给医院打电话吧。当急救车呼啸着把病人送到南宁市第一医院后，病人只花了6角钱注射了40毫升葡萄糖和一支维生素B6，就恢复了，而急救车来回40公里的费用10多元，还不算陪送占用劳力的浪费。事后有社员感叹，要是大队卫生室不解散，赤脚医生还在的话，就不用跑那么远，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了。　　

同是这个县，还发生了另一个相反的事例，坛乐公社一个小孩，右脚背被开水烫伤了一小块，因没有及时治疗，伤口严重感染化脓，送到南宁市医院医治时已太晚，虽治愈，但脚已残废。这是1982年7月1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一篇题为《农村基层卫生组织不该解散》的署名文章中举的例子。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赤脚医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淡出，尽管这种淡出是渐渐发生的。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中国农村土地的再分配终于使得赤脚医生成为夕阳职业，属于集体的土地分给了各家各户。公社时期，生产队长统一安排全村农民的劳动。劳动安排是村里一件敏感、极易引起矛盾的事情。土地分到了家庭，主人就必须制定种植计划，选择作物，配置劳力，购买生产资料，考虑产品出路，农业经营单位缩小到了家庭的规模。　　

“‘工分计酬’方式的瓦解，使赤脚医生体制遭受了沉重打击。赤脚医生服务村民的动力，固然有邻里乡情这些朴素的感情因素在，但赤脚医生的服务精神和回报心理更多的是因为其医疗行为被有意区别于一般的劳动形态，无形中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评价。这种评价隐含着自古以来对郎中的尊重，这种尊重本身就是把治病救人的技艺视为高于田间劳作的职业，因此在乡间，赤脚医生可以拿到壮劳力的工分，这是个不小的优势，但是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这种优势荡然无存，反而在田野里劳作的个体劳动者的身影成了赤脚医生羡慕的对象，务农的诱惑开始难以抵挡。”杨念群说。　　

“道理很简单，土地是自己的，一大家人就靠这些土地的产出维持生活，没有工分，赤脚医生首先考虑的是生计问题，他必须放下药箱，拿起锄头。”李长明说。　　

赤脚医生报酬的急剧下降，也使得这些曾比大队干部更体面的群体在心理上形成了落差，即使普通村民对赤脚医生的乡土感情和道德评价并没因此降低，但报酬上的不平等仍难维持赤脚医生的尊严。　　

“赤脚医生队伍的解体除了本来就是农民的他们重操旧业、回家种地外，更大的一部分是知青返城，”李长明说，“赤脚医生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知识青年下乡，这些有文化有见识的青年有许多成为了赤脚医生，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知青返城现象，1977年恢复高考，他们又成为第一批考生，大量知识青年赤脚医生的流失，加速了整个队伍解体的步伐。”　　

1985年初，卫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将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以继续行医。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至此“赤脚医生”的历史也就结束了。　　

但是，赤脚医生制度这个涵盖数亿人口，行之有效的服务体系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从1965年到1980年，中国约有90％以上的生产大队实行合作医疗，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在这个网络下，有51万正规医生、146万赤脚医生、236万生产队卫生员和63万农村接生员。　　

即使现在，许多昔日的赤脚医生经过再培训，“穿上了鞋”，在新农村合作医疗框架下，又成为乡村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　　

“赤脚医生”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是，田间地头那个深棕色的药箱，拉着家常在炕头看病的情景，已成为对于那个年代的一段温暖记忆。　　

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　　

　 　

　 　

　 　

　 　

1949-1989：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演变与评析　　

曹　普　　

　 　

「作者简介」曹普，男，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北京100091　　

「内容提要」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经历了曲折的演变过程。它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兴起而产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快速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政治运动的推动广泛普及，走向鼎盛；1979年后随着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瓦解而萎缩解体。　　

「关键词」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演变/评析　　

「文章日期」2006-05-10　　

合作医疗制度是新中国农民首创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在建国后5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曾创造出举世公认的辉煌，也曾遭受过大面积解体的严重挫折，现在又开始重振雄风，经验和教训都十分深刻。回顾并总结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兴衰成败并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对于思考和推动今天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初步建立　　

我国农村正式出现具有保险性质的合作医疗保健制度，是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1955年，其标志是山西高平、河南正阳、山东招远、湖北麻城等地农村建立了一批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举办的保健站。最早实行“医社结合”、建立合作医疗保健制度的是山西省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1953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米山乡的3家私人药铺和10个民间医生自愿组合，创办了高平县第一个联合诊所。1955年5月1日，在联合诊所的基础上并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米山乡联合保健站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当时全国第一个农村医疗保健站。　　

米山乡联合保健站是各地保健站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雏形。在做法上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在乡人民委员会（乡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保健站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群众和医生共同集资兴建，保健站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各村行政代表和卫生福利部门代表组成的“联合保健委员会”，其日常经费由农民交纳的“保健费”、从农业社提取的15％-20％的公益金和医疗收入（主要是药费）三方保障。二是实行合作医疗，在自愿的原则下，每个农民每年缴纳5角钱的“保健费”（其中从社员工分中代扣3角、集体另补助2角），即可享受预防保健服务，患病就诊时免收门诊费、出诊费、挂号费、手术费。三是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实行巡回医疗和责任区制度。保健站除做好门诊外，还按地区划分卫生区和责任地段，安排责任医生、保健员和接生员。各卫生区的责任医生，在农闲时每3天到7天要去责任区巡回一次；农忙时，除留一人在站内值班外，其余医生整日在田间、工地和责任区巡回。保健站以社为单位，进行社员健康登记，印发保健卡，社员可凭保健证到联合保健站就诊或请求出诊。四是坚持勤俭办站，保健站的工作人员都采取“专任兼职”的办法，担任两到三种工作。为了降低支出，保健站坚持“三土”（土医、土药、土方）上马，“四自”（自种药、自采药、自制药、自用药）创业，卫生所有药园，生产队有药田，家庭院落有药圃，发挥和利用中国传统中医草药的优势，减轻集体经济的负担。五是采取记工分与支付现金相结合的办法解决医生的报酬问题。保健站根据每个医生家庭劳动力的强弱，以保证家庭生活稳定为前提，由站内依实际情况给以劳动记工，秋后分粮。在直接给与现金部分，每个医生所得多少是“根据技术高低、业务态度、工作成绩每年民主评议一次（政治站长例外）”。　　

米山乡联合保健站首创的这种合作医疗保健制度，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55年6月，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在山西省卫生厅厅长高宏昌陪同下视察米山。随后，经卫生部报请国务院同意，米山乡联合保健站的经验在全国部分地区得到推广。到1956年，全国由私人开业医组织起来的联合诊所、乡卫生所从1950年的803所发展到51000所以上①，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由合作社举办的互助共济的集体保健医疗站也发展到了10000余个②。　　

至于“合作医疗制度”的正式提法，从现在所能查到的资料看，最早始于河南。据河南省卫生厅1960年的一篇报告介绍，“社办合作医疗制度是1956年9月（正阳县）王店团结农庄创始的”。但团结农庄的“社办合作医疗制度”，实际上也是采取收“保健费”的办法，并由农业社从公益金中适当给予补助，合作的范围也是“合医合防不合药”。因此，其内容和做法与米山乡联合保健站并无差别，只是名称不同罢了。　　

二、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快速发展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为酝酿已久的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体制基础。而推广和扩大合作医疗，也成为各地人民公社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1958年8月，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喳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第十八条规定：“公社实行合作医疗，社员按照家庭人口多少，每年交纳一定数量的合作医疗费，就诊不另交费。”③截至1958年9月，河南省建立了乡村医院7692所，医疗站4992个，妇幼院16100所，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人民公社达到963个，占全省农村公社总数的71.1％④。　　

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山西省稷山县被称作“农村卫生的一面红旗”⑤。1955年，该县翟店公社太阳村农业社首次拿出30元钱办起村保健室，培训保健员，尝试搞合作医疗。1958年9月，太阳村改保健室为保健站，并从1959年1月起，正式开始实行由社员每人每年交2元保健费、不足部分从公益金中补助的“大家集资，治病免费”的合作医疗制度。1959年11月12日至21日，卫生部在山西省稷山县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缺西藏、台湾）的卫生厅长、副厅长182人，中央有关部、委、院校代表41人，山西省代表252人，共计475人。会议期间，全体代表分四路参观了稷山县9个公社的30个管理区（一村或几村）的卫生情况，其中太阳村是参观重点⑥。　　

稷山现场会结束后，卫生部党组于1959年12月16日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全国农村卫生工作山西稷山现场会议情况的报告》及附件《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充分肯定了人民公社社员集体保健医疗制度，《报告》指出：“关于人民公社的医疗制度，目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谁看病谁出钱；一种是实行人民公社社员集体保健医疗制度。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根据目前的生产发展水平和群众觉悟程度等实际情况，以实行人民公社社员集体保健医疗制度为宜。”⑦《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也提出：“公社社员的医疗制度应从当地生产发展水平，群众的觉悟程度，适当减轻群众负担，合理解决医务人员工资待遇和逐步发展卫生事业等几个方面来考虑。根据目前的情况，以实行人民公社社员集体保健医疗制度为宜，即现在各地所说的‘保健费’办法或‘合作医疗’，每年由社员交纳一定的保健费，看病只交药费或少量挂号费，在可能的范围内，由公社、生产队的公益金补助一部分。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增加公益金补助部分：具体办法由各地根据不同情况自行制定。”⑧。　　

1960年2月2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0）70号文件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卫生部党组的报告及其附件。中央在批语中肯定“卫生部党组关于全国农村卫生工作山西稷山现场会议的报告及其附件很好”，要求各地参照执行。为了推广稷山县卫生工作的经验，1960年3月16日，毛泽东亲自代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农村合作医疗问题，“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⑨。　　

在毛泽东和卫生管理部门的关注下，同时借助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推动，在1958年后的4年中，我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出现了较快发展。根据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的估算，全国行政村（生产大队）举办合作医疗的比重，1958年为10％，1960年为32％，1962年上升到46％⑩。　　

但是，1958年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错误，也对合作医疗的发展电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在人民公社“共产风”泛滥之时，合作医疗也刮起了“共产风”，搞“供给制”，实行“看病不要钱”，使合作医疗难以正常持久发展。1962以后，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也随之进行了相应调整。到1964年，全国农村只有不到30％的社队还维持合作医疗。　　

1965年1月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对卫生部提出批评：“卫生部想不想面向工农兵”，“为什么把医学教育年限搞的那么长！”同年6月26日，在同医务人员谈话时，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卫生部的工作，发表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11）“六。二六”指示激起了全国卫生战线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使1962年后几乎处于停顿状态的合作医疗制度出现了回升发展的重要契机。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卫生部党组于9月3日向毛泽东并中央上报了《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的报告》，提出：“今后要做到经常保持三分之一的城市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在农村，大力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办法是：医疗、防疫、教育、科研等机构，均应分出成套的人力、设备，由城市伸延到农村，每个单位包一个至几个县或区，搞好一片，巩固一片；抽调城市卫生人员，作为‘种子’，长期留在农村工作；继续组织巡回医疗队或其他形式的临时医疗组织，到农村工作，特别是到山区和偏僻的地方去。”（12）。9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卫生部的报告。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1965年，中国农村卫生工作出现了显著改观：“合作医疗遍地开花，……大批城市医务人员奔赴农村、边疆，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卫生工作中人力、物力、财力的重点逐步放到农村”（13）。到1965年底，全国已有山西、湖北、江西、江苏、福建、广东、新疆等10多个省区的一部分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14）。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走向鼎盛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真正普及和超常规发展，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久出现的。　　

1968年12月5日，经毛泽东亲自批示（“一二。五”批示）（15），《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介绍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做法和经验。报告说：长阳县乐园公社从1966年12月开始实行合作医疗，办法是：根据社员历年来的医疗情况、用药水平，确定每人每年交1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每个生产队按照参加人数，由公益金中再交1角钱。除个别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社员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不用交钱。公社卫生所12名医务人员，除两人暂时拿固定工资以外，其余10人都和大队主要干部一样记工分。报告认为，实行合作医疗的最大好处是“解决了贫下中农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使农民的身体健康有了基本保障。报告称赞共产党员、乐园公社杜家村卫生室赤脚医生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医生”（16）。由于这篇报告的内容迎合了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又经过毛泽东的亲自过目和首肯，发表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间，因此影响巨大。此后，搞不搞合作医疗已不仅是是否重视农民医疗健康的问题，而“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因此很快就一哄而起，实现了‘一片红’”（17）。在此期间，从1968年12月8日到1976年8月31日，《人民日报》还开辟专栏，连续组织了107期“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主题是宣传合作医疗的优越性、交流发展合作医疗的经验，这场历时8年的大讨论，进一步推动了“文革”期间合作医疗的发展。　　

伴随这个时期合作医疗发展的，是另一个“新生事物”——数以百万计的“赤脚医生”队伍的成长壮大。　　

1968年9月10日，经毛泽东批示，《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作“赤脚医生”。9月14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个报告。从此，“赤脚医生”的称谓传遍大江南北。1974年5月，上海郊区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的“赤脚医生”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出席了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同年10月，邓小平在接见民主也门卫生代表团时，这样向客人介绍“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我们正在试验的制度。赤脚医生总比没有医生好哇。赤脚医生刚开始知识少，只能医疗一些常见病，过几年就穿起草鞋了，就是知识增多了，再过几年就穿起布鞋了。”（18）他鼓励“赤脚医生”要不断增加知识，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作为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实施者，“赤脚医生”上岗前一般要经过1—2月的短期速成培训。为了减轻群众和集体的负担，在报酬方面，各地对“赤脚医生”大都采用工分制而非工资制的计酬办法。1967年，广东省东莞县大岭山公社杨屋大队的7名赤脚医生（4个医生，1个兽医，2个配药人员）通过记工分的办法直接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分配，平均每人分配259元，与一般劳动力分配大体相等（19）。到1977年底，全国“赤脚医生”的数量达到150多万名，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达到390多万人。就全国平均而言，大约每500农村人口就配备有一名“赤脚医生”，每个生产大队有1—3名“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人员）与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保健站”（机构）一起，成为解决我国农村缺医少药问题的“三件法宝”（20）。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认为它为中国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21）。　　

20世纪70年代，是我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广泛普及和鼎盛时期。1976年，全国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行政村（生产大队）的比重从1968年的20％上升到90％（22），由合作医疗作保障的医疗保健服务覆盖了全国85％的农村人口。合作医疗还被写进了1978年3月5日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其重要地位。　　

四、20世纪80年代走向萎缩衰退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1979年起，以包产到组、包产到产、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产、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93％；1987年，全国1.8亿农户实行了这种责任制、占全国农产总数的98％。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酝酿着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变革。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规定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普遍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4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了政社分设，建立了9.1万个乡（镇）政府，92.6万个村民委员会。至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人民公社的解体，使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失去了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再加上合作医疗兴起的两次高潮（23）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靠政治运动的推动，并不是真正按照群众的意愿兴办，以及舆论导向、政策导向上的失误和领导管理上的缺陷等诸多原因，曾盛极一时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大面积萎缩。到1985年，全国继续坚持合作医疗的行政村由鼎盛时的90％猛降至5％；1989年，这个比重降到4.8％（24）（见下表）。存在了30年之久的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面临着“网破、线断、人散”的几近瓦解的局面。　　

　　

五、简短的评析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兴起、鼎盛到萎缩衰退，走过了30多年不平凡的曲折历程，经历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两大时期。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以前，通过建立从县、公社到生产大队的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络，积极发展合作医疗，中国以不到发达国家百分之一的医疗卫生支出，解决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的医疗保障问题，取得了“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25），被世界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成功的“卫生革命”（26）。如果考虑到中国历来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卫生保障能力严重不足的农业大国，这一成就的取得确实来之不易，令人钦佩。　　

这一时期的合作医疗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主要取决于三点：一是特定意识形态下的政治动员和最高领导人的推动——从合作医疗在1955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兴起、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快速发展、在1966年后“文化大革命”期间走向鼎盛的上述回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二是农村集体所有制所提供的经济保障——没有公社和生产大队集体经济作后盾，合作医疗制度难以维持和发展；三是政府的强力支持——合作医疗并非只是一种简单的、农民之间的互保，而是由政府、集体和个人共同建立的一种制度。表面上，合作医疗是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费用，而实际上除村级诊所外，县和公社两级的医疗服务机构都是由政府直接创办的。基本建设费用、医务人员工资等也都是由政府来承担。政府严格控制药品和诊疗费价格，并且鼓励各级医疗服务机构采用价格低廉的适用技术和药品，所有这些都大大降低了农村集体和个人参加合作医疗的“门槛”，增加了合作医疗的可得性和可及性。　　

但是，也要看到，传统体制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所谓大发展，其背后也潜伏着极其深刻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一是人民公社那种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经营体制，尽管具有较高的资源动员能力，并促成了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但它剥夺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严重抑制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因此，当时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是在农村经济极不发展、农民生活相当贫困的基础上，依靠经济的行政手段建立起来的，不仅只能提供水平低下的卫生保障，而且必然难以持续存在和发展。二是通过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方式，强行将城市优势卫生资源在相对贫困的农村进行再分配的做法，虽然对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客观上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由于缺乏内在的动力和激励机制，也难以持久。故而当“文化大革命”结束，政治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秩序重新恢复正轨后，大批并非自愿被分配到农村的医护人员返回城市工作，也是必然的。三是在集体经济财力有限，又缺乏合理的费用分担机制的背景下，即使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其运行也是难以为继的。而且，在缺乏严格的经济核算和管理的情况下，这个体系也难以避免农民在享受医疗保障时的实际上的不公平。　　

总之，正是因为存在着上述一系列明显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一旦支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不复存在一一政治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让位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上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让位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民个体经营，再加上政府的缺位、投入的大量减少，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迅速萎缩以至解体也就不足为奇了。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瓦解和基层卫生组织的衰落，是造成我国农村公共卫生事业面临严峻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党和政府曾尝试恢复和重建合作医疗制度，但由于指导思想的不明确，成效不彰。直到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2003年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全面推开，我国农村合作医疗才迎来了新的发展局面。新型合作医疗可以从传统合作医疗的兴衰中汲取很多经验教训。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高度重视并发挥政府的作用、强化政府的责任。研究表明，“计划经济时期，合作医疗制度之所以能够迅速普及，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的支持”（27）。今天，在依靠政治动员已不可能，又失去了集体经济依托的情况下，只有政府行动起来，全面干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才能真正收到成效，造福于广大农民群众。　　

注释：　　

（1）《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2）徐杰：《对我国卫生经济政策的历史回顾和思考》（上），《中国卫生经济》，1997年第10期。　　

（3）《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人民日报》，1958年9月4日。　　

（4）《河南推行合作医疗制度》，《人民日报》，1958年9月24日。　　

（5）《农村卫生保健工作的新面貌》，《人民日报》，1960年4月6日。　　

（6）山西省城乡资源信息数据库，《稷山县。医疗卫生》，2006年3月29日。　　

（7）卫生部：《关于全国农村卫生工作山西稷山现场会议情况的报告》，1959年12月16日。　　

（8）卫生部：《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1959年12月16日。　　

（9）《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页。　　

（10）周寿棋：《探寻农民健康保障制度的发展轨迹》，《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02年第6期。　　

（11）毛泽东1965年6月26日同医务人员的谈话：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页。　　

（12）《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1965年9月3日。　　

（13）《卫生战线的深刻革命——纪念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十周年》，《人民日报》，1975年6月26日。　　

（14）《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04页。　　

（16）《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人民日报》，1968年12月5日。　　

（17）张自宽：《对合作医疗早期历史情况的回顾》，《中国卫生经济》，1992年6期。　　

（18）邓小平会见民主也门卫生代表团时的讲话，1974年10月10日。　　

（19）《合作医疗就是好——杨屋大队实行合作医疗的调查报告》，《人民日报》，1968年12月7日。　　

（20）1985年1月24日，在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闭幕式上，卫生部副部长陈敏章宣布：卫生部决定今后不再使用“文革”中沿袭下来的“赤脚医生”名称，而改称乡村医生。这标志着“赤脚医生”历史的结束。　　

（21）昆明医学院健康研究所编：《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22）周寿棋：《探寻农民健康保障制度的发展轨迹》，《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02年第6期。　　

（23）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两次快速发展。　　

（24）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比较》，2003年第7期。　　

（2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中国发展评论》，2005年增刊第1期。　　

（26）世界银行：《中国：卫生模式转变中的长远问题与对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2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中国发展评论》，2005年增刊第1期。　　

原载《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5期p41～45　　

　 　

我们曾经拥有的辉煌　　　　　　　　　       ——纪念长阳“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运动四十周年　　

丑　牛　　

　 　

老田按：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发出的六二六指示，主要是针对政府财政供给的医疗资源，在分配上严重忽视中国人口多数的问题。而赤脚医生制度却主要是农民从基层创造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湖北长阳县的覃祥官老先生的突出贡献，他依托集体经济的力量和毛泽东时代强大的合作文化氛围，有效地解决了在当时农村现有的条件下，实现医疗上人力资源积累和现有的医药资源整合问题，使得中国在前工业化时代就实现了医疗保障覆盖全民的成绩。 　　

1993年世界银行年度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指出：“直到最近，（中国）一直是低收入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例外……到70年代末期，医疗保险几乎覆盖了所有城市人口和85%的农村人口，这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 世行的评断，基于这样的事实：在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80%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初期的36岁提高到了68岁。这种健康业绩的基础，是在“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资源配置大格局中，辅之以西药大幅度降价和中草药广泛开发利用的“三大法宝”：县乡村三级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网络、遍布每个农村社区的土生土长的“赤脚医生”队伍和以村为单位统筹医疗经费的合作医疗制度。　　

　 　

今天，有病难、吃药贵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话题。还有人把“医疗、教育、住房”称作是压在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有道是：“房改把你的荷包掏空，教改叫你二老发疯，医改请你提前送终”。不免有些夸张，却有着千千万万的生活实例来佐证。 　　

看病吃药难最厉害的是农村，根据调查，农民中百分之七十的人小病扛着，不愿去医院；百分之三十的重病人死在家中，因为没钱住院。　　

人们会自然地会回想四十年前在中国广大农村兴起的那场规模宏大的“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运动，短短几年时间，全国90%以上的农村，初步解决了看病吃药难的问题。用当时共和国卫生部长崔月犁的话说：“在农民尚未解决温饱的条件下，能解决看病吃药的难题，这是古今中外从所未有，是伟大的创举。” 　　

这一运动是怎样兴起的呢？又怎样消失的呢？让我们从“合作医疗”的发源地之一的长阳县里一个深山小镇——乐园去追寻吧。　　

“中国合作医疗之父”出在深山 　　

被国际医疗卫生界称为“中国合作医疗之父”的覃祥官，今年已七十三岁了，仍住在他出生的海报1300米的杜家村土家老屋，与老伴刘维菊在一起，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园生活。 　　

四十年前，他是长阳县乐园公社卫生所的一名年轻医生，说起他当医生，是被迫的。原来在高级社时，他刚二十岁就当了团支部书记，又兼副业主任。一次建榨坊，抬大树，扭伤了腰。那时，在深山里，除了草（药）医串乡外，稍有名气的中医，称“先生”，得抬轿子去接，酒肉相待，还得重金礼谢。为求医，他卖掉了家中仅有的两匹牲口，腰伤好了，但已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社里就保荐他到县里的中医培训班去学医。三年学成之后，人民公社建立了，分配到刚成立的公社卫生所当医生。 　　

公社所在地叫“秀峰桥”，一听就知道，这是群山环抱的溪流边。公社周边上百里，没有一条公路，连拉板车的路也没有，社员来公社卫生院看病可是难上难哩，叫做“小病扛、大病拖、快死了找‘马脚’。”曾因腰伤而倾尽家产的覃祥官就想：能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他把这个问题向公社党委提出来。他的设想是：办生产合作社解决了农民单家独户生产上的困难；办信用社，免去了农民受高利贷的剥削；办医疗上的合作，不就解决农民看病吃药的难题吗？都是山里人，都亲身体验到山里人看病求医的难处，公社党委开了好几次会，把覃祥官的建议，当成一件群众生活的大事来研究，还形成一个实施合作医疗的共同意见，但具体怎么办，谁也没经历过，覃祥官就自告奋勇地去他老家杜家村办试点。为了一定把此事办成，他“背水一战”，辞去卫生所拿国家工资的职务，回家去当社员，靠工分吃饭，断了自己的退路。 　　

回到杜家村当晚，他就坐在一盏油灯下，构思他在一个村实施合作医疗的“蓝图”。没有任何参考资料，仅凭着他行医数年的经历；没有任何工具，只有一张老式算盘放在手边。一个村有多少人，生病的比率有多少？常见病有多少？一次治疗得花多少钱？妇科病是多少？一次治疗得花多少钱？传染流行病是多少？一次治疗得花多少钱？老痼疾病人是多少？长期治疗一年得多少钱？疾病预防费每年一个人得花多少钱？……这一加起来，把他吓了一大跳，平均每人得大几十元钱，无论如何社员“合作”不起。 　　

在房子里转了几转，他坐下来开始“算减法”了。 　　

看病的钱能不能省下呢？能啊：开支最大的是医护人员的工资、房屋、设备。毛主席说“亦工亦农”，我们为什么不能“亦医亦农”。医生、护士、卫生员一律拿工分，也可以“亦农亦医”，农民中的小知识青年不也可以培训成医生、卫生员么？大集体、小集体不都可以办自己的卫生室和小药房么？ 　　

至于药费，这是开支的大头，也能大大地省。长阳漫山遍野都是药。还有名贵的药，为什么不能自采、自种、自制呢？ 　　

精打细算后，每人一年一元钱，集体公益金再补助四角钱，每次看病五分钱的挂号费就可把合作医疗办成功。鸡叫三遍，他的在一个大队实施合作医疗的初步计划也完成了。天一明，就跑到支部书记家里汇报，当他谈完了计划之后，书记说，旁的都好办，就是叫“先生”来当“农民”这不好办，从盘古开天辟地就没这回事。“先生”是坐轿子的，农民是抬轿子的，你祥官能办到，旁人能办到吗？祥官说：“我还想让你在大吉岑上开药铺的老爹也来哩，他要能来，卫生室的药房全套设备也就解决了。书记说：“难哩，他是我老爹，不看一个小药铺，他全家日子过得好啰”。覃祥官说，那我们先去做工作，试一试。我们卫生室一开，他的生意也未必好做了。他们约定，共同做这位老先生的工作。 　　

为说服这位同行老友，覃祥官真是很费了一番心思。他先从毛主席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这一指示谈起，肯定农村医疗卫生的局面很快就会改变；又谈到毛主席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连大医院也要放下架子，一个小药铺能长期当“先生”吗？又谈到公社党委的决心，要办合作医疗，肯定小药铺的生意不好做了；最后谈到白求恩大夫的精神，那时，“老三篇”在社员中普遍学习，你做医生的肯定要带头学《纪念白求恩》。 　　

老先生听完覃祥官的一席话，心里早就明白他的来意了，加上他当支书记的侄子也曾向他讲了当前形势，就对祥官说：“祥官，我们从小学徒弟、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济世救人’，你说怎么搞，我跟着你干。” 　　

这位老先生的“加盟”，真解开了覃祥官计划中的最后一大难题，药和药房都有了，他立即向党支部报告，支部书记欣喜万分地说“明天就开社员大会”。 　　

在社员大会上，支书宣读了《杜家村合作医疗实施方案》。他说：“这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没有的事，坐轿子的先生和种田的土巴佬坐在一起，实行看病吃药不花钱，叫‘合作医疗’，算是‘医疗合作社’吧！我们还要选一个好地方，盖一栋土家吊脚楼式的‘医院’（这幢土家吊脚楼不几年后就盖在三面环山，面对千山万壑的一个平坝子上，从我当记者走过的村庄来比较，今天，它仍然算得上是最漂亮的村级卫生室）。 　　

1966年6月18日，杜家村卫生室挂牌了。土家人祖祖辈辈第一次走进“自家的医院”。他们有的是来看病的，有的是来庆贺参观的。有的没进门就燃起了一挂鞭，是谢神敬祖，还是祝贺社会新事物的诞生？谁也说不清。过去，在公社卫生院，人们称覃祥官为覃医生，现在他是“亦医亦农”的社员了，乡亲们反而改称他为“官医生”，是直呼其名呢？还是尊称呢？谁也说不清。（从那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一律称他为“祥官同志”，这大概是对他所开创事业革命性质的肯定）。 　　

跨过高山，越过海洋 　　

杜家村大队看病只花五分钱挂号，打针、吃药不要钱的事一下子传开了，山上山下，左乡右邻的人都纷纷来参观，看到他们的药房，看到他们的药园，看到他们的银针，火罐，看到他们的土法制作的膏、丹、丸、散；听到社员们的“现身说法”，心想，这样天大的好事，我们不是可以照样办么？于是各大队纷纷向公社提出申请，要办杜家村似的合作医疗。 　　

顺应群众的要求，经过一些时的筹备，公社在1966年底，召开了有一百多人参加的公社社员代表大会。成立了有公社党政领导人、社员代表和医务人员组成的“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推举覃祥官为管委会主任。大会宣布：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起，全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各大队建立起卫生室，生产队逐步建立起医疗点、小药房。一批医务工作者加入赤脚医生的行列，一批又一批的有文化的青年男女，进入培训班、医院、学校进修、学习，成为遍布山村的卫生员，进步快的成长为赤脚医生。从此，土家儿女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公社，预防药送到田间家门口的卫生医疗网络建立起来了，看病吃药再也不是土家山民们的天大难题了。 　　

1967年的6月26日，为纪念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简称6.26指示）发表两周年，公社在一处河滩上（山里没有大场地）举行了一次“献药大会”，这是一次表达群众办合作医疗的盛会。那一天，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背着背篓，把他们自采的、自种的药材献给“合作医疗”。他们穿着节日的民族盛装。有的敲锣打鼓，有的吹着唢呐，有的跳着巴山舞，有的唱起了山歌……。大会收到了几万斤的药材，有的还是家藏多年的珍稀品种。　　

大会使群众受到鼓舞，交流了经验，学到了知识。从此，社员自留地里，种了一小块药地，生产队里有一块小药园，大队里有一方大药园，公社呢？规模更大了，在适宜珍贵药材生产的高寒荒山，先后开垦了三大药材基地，一个在土地岭，一个在下花田，一个在车边荒。不仅种植了植物药，还饲养了动物药。 　　

这真是：群众一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就一定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　　

1968年，也就是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两年后，一份《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报告，送进了中南海，受到党中央有关同志的重视，为检验这份报告，还到北京郊区的黄村，良乡两个公社、组织群众座谈。两个公社的干部群众讨论了这份报告，一致赞成“合作医疗好”。 　　

因为这是第一件反映自下而上地实践毛主席医疗卫生战线上的革命群众运动，在报纸上发表前，就连同两个公社的座谈讨论的材料，一起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看后，立即批示：“此件照办”。1968年12月5日，这份报告连同两个公社的座谈报道，在《人民日报》头版用一整版的篇幅发表。 　　

从此，这个鄂西边陲小县里的边陲小镇——乐园，为全国忆万群众所瞩目，成为贫病无医的人们取经寻宝之地。那时，乐园与外界没有公路相通，最近的公路通道榔坪镇，是宜昌——恩施简易公路上的小镇，离乐园尚有二十多里的山路。 　　

人们多是带着干粮、水，跋山涉水地步行到乐园的，要到合作医疗第一村的杜家村，还要步行三十多华里。但这并没有阻挡来参观的人流。到80年代初，除西藏、台湾两地外，各省都有参观者，共约五万多人次。如今，还流传着许多取经者的虔诚佳话。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省代表团的到来。带队的是河北省副省长，在战争年代，他被打掉了一条腿，安上了假肢，坐车来到榔坪，听说还要走几十里的山路，人们劝他不要去了，他一定要“人不到黄河心不死”，人们只好为他准备了一副抬子，他拒绝坐，他说：“为了贫病交迫的人民免除病痛，我爬也要爬上山”。他硬是拖着一条假腿，翻山越岭走到乐园，走到“天下合作医疗第一村”的杜家村。 　　

覃祥官这个创办合作医疗的第一代赤脚医生，也走出深山，到武汉、到上海、到北京、走进人民大会堂，走进中南海，一直登上天安门城楼旁的观礼台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几次接见。 　　

1974年这位深山里的土家汉子，走出国门了。那一年，中日通航协定签定，中日双方各派代表团到对方的首都参加首航仪式。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副总理王震将军，在挑选代表团成员时，要有一位能代表新中国农民形象的人。就选中了“中国赤脚医生覃祥官”。果然覃祥官这位深山里的土家汉子，也不辱使命。他的传奇的人生，他的英俊轩昂，总是受到一些日本年轻女性的关注。一次，一位日本女青年跟着他叽哩哇啦说过不停，他问翻译，她讲了一些什么？翻译说：她读过关于你当赤脚医生的一些动人事迹，他很敬佩，她很想跟着你到中国当一名赤脚医生。覃祥官对她说：“赤脚医生并不是打赤脚，要穿草鞋，住土屋，钻林扒子，晚上出诊还要打火把，赶野兽，吃的是包谷糁，山药蛋，还要同巫婆神汉‘斗法’……”关于赤脚医生的艰辛，并不是她的浪漫想像。这女青年吐了吐舌头，竖起了大姆指：“中国赤脚医生，大大的好！”王震将军知道后，对覃祥官说：“祥官，你真行啊！周总理交待的‘不卑不亢’四个字，你完成得很好”。回国后，王震将军在收到的礼物中，给了他一把十分精致的日本折叠伞，他带回家乡，在卫生院展出。他说：“我们决不要满足赤脚医生今天的水平，我们要创造更高、更先进的水平”。果然，不几年，乐园卫生院建成了一座较现代化的医院、CT扫描、高倍显微镜，都是当时只有县以上医院才拥有的设备。 　　

1976年，也就是乐园合作医疗开办的第十个年头，中国赤脚医生覃祥官就登上了世界医疗卫生的讲坛。那年九月，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二十七届年会和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市举行，有三十三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参加，中国首席代表（团长）是共和国的卫生部长，副代表（副团长）是土家族的赤脚医生覃祥官。 　　

因为是专门讨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的会议，主题发言由这方面卓有成就的中国赤脚生覃祥官来作。其他代表每人只给十分钟的机会。 　　

覃祥官走上讲台，不时离开讲稿，插叙一些他所亲历的赤脚医生的故事，谈中草药的神奇功效，谈群众对“合作医疗”的支持，每年“献药大会”的热烈场面，预防工作一直做到回头、家门口，一些老痼疾和地方传染病如梅毒等，几年时间就全部消灭……。 　　

他的主题发言，赢得阵阵掌声，本来，会议下午安排是大会发言，但大家更愿意请中国赤脚医生主持一个咨询会，由大家向他提问题。有的代表问：“赤脚医生看病不收钱，工资从哪里来？”覃祥官答：“记工分，和社员一样记劳动工分。”有人问：“那医生愿意吗？”覃答：“第一，生活有充分保障，第二，靠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医生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是挣更多的钱。”下面一阵议论：在资本主义国家难于办到。有人问“挂号费一次收五分钱，折成外汇是多少？”这下把覃祥官愣住了，五分钱应该怎么叫他们理解是多少钱呢？他灵机一动，从荷包里掏出一盒火柴，把它举起来：“可以买两盒火柴”。会场上为中国赤脚医生的机智和幽默，也为中国农民享受的优惠而鼓起掌来。 　　

会后，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亲自邀请覃祥官到一个省去指导基层卫生工作。 　　

在会议期间，发生了一出小插曲，反映了赤脚医生的功底。会议期间，正逢毛主席逝世，中国代表要到中国大使馆去轮流守灵。覃祥官在大使馆碰到柯华大使，他的额头上贴着纱布，大使因哀伤和忙碌，昏沉沉地碰在建筑物的石柱上，左额碰开了一条口子。大使很着急，说我这样狼狈的样子怎么接见政要啊！覃祥官轻轻揭开纱布，对大使说：“不要紧，明天一早，你就可以不贴纱布了”。大使以为他是随便安慰的话，覃祥官回到住地后，把它带的治伤药粉拿了一些来，叫柯华大使敷上后睡上一夜，第二天一早准收口。第二天，大使果然揭去了纱布，只留下淡淡一条痕。大使问他：“祥官，是什么神药？”祥官说：“我也不保密，此药老百姓称他为‘七叶一枝花’。” 　　

偶遇：赤脚医生怎么诊病 　　

我没能看到赤脚医生的诊治活动，只是在2002年初次寻访赤脚医生覃祥官时，偶然的一次路遇，让我看到了当年赤脚医生的风采。　　

覃祥官把我从长阳接到乐园，住在他亲手办起来的卫生院里（这里特为他保留了一间办公室）。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坐上了一辆农民私人开的“班车”去杜家村，这是一辆破旧的中巴，又是一条破旧的称不上公路的路，车子一路巅跛得几乎把满肚子吃的、喝的都吐出来。到了离杜家村不远的一个小集镇——大吉岭，我们下车歇了一会，感觉好多了，上车后，车已发动了，一个五十来岁的妇女，一下子把门卡住，唤她身后奔跑的年青姑娘快来上车。　　

一看这老年妇女就是土家老太，她头上缠着血红色的大包头，颈上围着腥红色的羊毛大围巾，上身穿着橘红色的大襟棉袄，镶着两道紫色花边，外披一件深红色的西式大衣，下身穿的是紫黑色的缎子棉裤。她浓眉大眼，方方的面庞，整个面孔红里透棕，很难猜出她的身份，给我第一眼的印象是：土司娘娘。 　　

她一眼就认出了坐在我身旁的覃祥官，一阵风似地走过来，拉着他的手：“哎呀，官医生，你还认得我吗？”覃祥官瞅了好一会，只是笑，说不上她的名字，她索性把我往另一张座位上推过去：“你让开，让我陪官医生坐一起”。这简直是命令式的。她从荷包里掏出香烟，递给覃祥官一支：“抽，不是好烟，‘家里穷，红金龙’，”不由分说，啪的一声，打火机的火苗伸到覃祥官的嘴前。覃祥官见我被挤走，有些不安，似乎向她打招呼：“这是省里来的老记者啊！”她仍然不理会；“记者么！到你家够记的了，我们这机会难得，先让我们‘拍拍’吧”。她向我微微一笑，似乎要我理解地的心情，又似乎要安慰我：“你要记官医生，就从我这里开头吧：官医生是我的救命恩人啦！”作为记者来说，这真是一个好的开头。我问她：“救你这条命，一共花了好多钱？”她举起了又粗又黑的大手，伸直了五个指头：“五分钱，就是五分钱。”她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似乎沉浸在往年的回忆中：“五分钱，不是一条命，是两条命！”我问她“怎么是两条命呢？”她立即提高嗓门，喊着坐在前边副驾驶座位上的姑娘：“快过来，见见救了你的小命的官医生”。姑娘立即往后座走来，她和她妈妈完全是两样人，长得眉清目秀，高挑的个子头发长得披肩，穿着一身黑色西服，黑色高跟鞋，就是面孔白里透红，洋溢着土家妹子气。 　　

“就是生下这个姑娘啊，在月子里，我中了邪”覃祥官打断她的话说：“是产褥热，不是中邪……”在巅跛的车厢里，当年的医生和病人，像兄妹二人，回忆着当年的故事！ 　　

在一个漆黑的深夜，杜家村卫生室的广播喇叭突然打开了：“紧急通知！紧急通知！请杜家村卫生室注意，范自香在家中病重，请立即去抢救。”覃祥官火急地背起药箱，提着马灯往几里路外的范自香家赶去。到了范自香家，病人已是昏沉沉地躺在床上，经过检查，他判定是产褥热，这不是什么疑难病，只是病人拖久了，没有得到治疗，十分虚弱，他立即进行了抢救措施，让病人清醒过来，病情稳定下来后，他开了几剂“扶正祛邪”的方子，嘱天明后立即去卫生室取药。他回来后，顾不得休息就把药方配好，等了两天，没见人来拿药，他急了，这种病还能延误么，立即又背上药箱，上门探视，送药上门。他一进门，眼前景象叫他大吃一惊，堂屋里香烛缭绕，一个马脚正在桌上装神弄鬼，进到房里，只见范自香已面无人色，失去知觉，只剩下奄奄一息，床上、帐子上到处贴着各种符咒。 　　

覃祥官愤怒了，扯下这些鬼东西，向马脚吼道：“你都快把人搞死了，还在装神弄鬼的，趁早滚蛋！”马脚指着他的鼻子说，范自香坐月、血污渎犯鬼神，你敢与本神斗法，将有厉鬼缠身……覃祥官把他赶走后，一连三天就守在床头，好在产褥热有各种名医秘方可供参考，他可根据病情辩证施治，边观察，随时根据病情变化，改变处方。终于，范自香转危为安了。 　　

故事还未说完，她母女要下车了。范自香双手紧拉着“官医生”的手，边抖动，边喃喃自语：“好人啦，好人啦！”已走到车门口，她又回身过来，向“官医生”伸出了大姆指：“是真正的共产党！” 　　

我问覃祥官，为什么你从来不讲这样的故事呢？他说：“太多了，太平常了。” 　　

我来长阳多次，都是为了探寻“赤脚医生”的足迹，但给我的却是另一个重大启示：“群众为什么会真心实意地跟着共产党走！”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两次出国后的赤脚医生覃祥官，并未陶醉在颂歌里，他看到世界上有更先进事物值得学习、借鉴，“合作医疗”应有更美好的前景。 　　

“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公社”，但重病呢？疑难病呢？还得送到县里、地区、省里去治。能不能把这些病人的医疗费也包下来呢？ 　　

能的，一定能。三级医疗网都有盈余，公社办的三大药材场产品除自用外，也可出售、赤脚医生们在医疗实践中取得了一批可喜的科研成果，有的已批量生产，如“三百棒”注射液，对风湿、坐骨神经痛具有很好的疗效。已被外地医院采用，远在边疆的海防部队也曾来求医、求药，他算了算，现在已有百万“家底”了，经过努力，积累到两百万，他就可以宣布：所有病人的医疗费用，都由“合作医疗”包下来。 　　

然而，到了八十年代初，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人民公社也解体了。有一次，他从外地开会归来，药园里的珍贵药材已被挖掘一空，养鹿场的大门也被人下走，几条梅花鹿已无影无踪，只有一条小鹿，被狗咬伤，扒在地上。从来他回家的路上有一个习惯，看到路边有鹿爱吃的草就扯起来带回家喂鹿，他抱起小鹿，手中还捏着一把采回来的鲜草，他把草送到小鹿嘴边，小鹿不吃，眼旁挂着泪，他也情不自禁地掉着泪。合作医疗就这样终结了么？赤脚医生就这样消失了么？他怎么也不甘心。 　　

1993年，“中国合作医疗之父”以长阳县政协副主席的身份退休了，在县城，他分到一小套住房，但他从不在这里居住，回到海拔1300米的深山老林和老伴“安享晚年”。 　　

其实，他一天也没忘记过“合作医疗”。 　　

1996年，湖北省副省长高瑞科来乐园视察，找到覃祥官，听了他的“牢骚和怨恨”。高瑞科同志鼓励他能不能把“合作医疗”恢复起来，并拨给他十万元经费。这比他开创合作医疗时社员集资千把元要多得多了。他下山了，准备重振旗鼓，哪知这钱一到乡里，就被挪作他用，发了拖欠的工资。他愤愤不平地找到县长那里去评理，县长却反而劝说他：“用了就用了吧，干部总得要吃饭嘛！”他只忿忿地说了一句话：“我再也不干了”。　　

这件事在2002年初湖北电视台的《往事》节目中曝料，节目主持人是著名的打假斗士司马南，他在节目的最后，向司马南讲了这一段《往事》后，然后，面对观众讲了最后一句话：“我再也不干这傻事了”。这件事在长阳县引起了一场风波。覃祥官竟敢这样揭我们的老底。好在当时那位县长早已调走，只要覃祥官把这事“说清楚”就行，覃祥官怎么“说清楚呢？”他只好说：“在电视上讲这话确实不妥当”。 　　

这是他办“合作医疗”惹下的最后一场“风波”。 　　

他真的“金盆洗手”了，就在这年秋天，毛主席忌辰的日子，他和老伴刘维菊一起来到北京，俩老抢着从乐园采摘的一束山花去看毛主席。进门时，花被工作人员收下了，俩老随着人流，走近毛主席身边，不禁泪流满面，中国合作医疗之父，赤脚医生覃祥官恭恭敬敬地三鞠躬，沉痛地向毛主席诉说：“主席，我没能完成您的指示”。 　　

他带着终身的遗憾回到老家。 　　

2004年，我陪一位慕赤脚医生之名的老教授，再次来到杜家村，在他家住了三天，话题仍是对“合作医疗”的唏嘘。临别时，他带我去看在村头大路边新建立的一块“墓碑”。这墓碑修得很奇异：第一，它没有修在墓地，而是修在大路边；第二，它不是一块碑，而是一座碑亭，整个建筑比乡村常见的土地庙还要高大；第三，它不是一块碑，而是五块垒成两层。上层左边的一块是毛主席对长阳合作医疗报告的批示，上层右边一块是新华社关于中国合作医疗之父的报道摘录；下方两侧，是密密麻麻地刻写着合作医疗从杜家村到乐园的发展过程，只有中间一块是墓主人覃祥官夫妇的名字。 　　

我问他为什么做成这样奇特的一个“墓碑亭”。他说：原来，我曾向上面建议，在杜家村头立一块碑，正面写《天下合作医疗第一村》，后边写事，没有得到批准。我就只好自己掏钱来“树碑立传”了。这样做，没人干涉。 　　

对这段辉煌的往事，长阳人也有些彷徨。今年是长阳实施“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运动四十周年。也是毛主席对长阳合作医疗报告批示38周年。有关方面准备开一次座谈会。这个信息，引起了北京、上海、昆明、郑州、南昌等地专家、学者们的关注，纷纷报名参加。但到了开会的前夕，却被告知6·26的座谈会不开了。上级指示：会议太多，太集中，要开也得延期举行、异地举行。我的理解是，延期，主是避开“6·26”这个日子，现在提起来太刺激人了；异地，就是不要在长阳或乐园，这地方太敏感了，但离开了这两点，会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兴起的一场“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运动，对中国以至世界卫生医疗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那时，在中国经济处在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基层卫生工作居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行列。今天呢，我们的经济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但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在171个国家中，中国排在倒数第四位。 　　

有什么理由我们要忘却曾经有过的辉煌！？　　

（纪念中国共产党85岁生日 谨以此文向党诉说　2006-7-4）　　

　 　

　 　

附《人民日报》报道两篇　　

　 　

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记乐园公社赤脚医生覃祥官的事迹　　

（1974.11.27）　　

　 　

在以合作医疗闻名全国的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一提起赤脚医生覃祥官，许多人就会赞扬说：“他是贫下中农的好医生，和我们心贴着心！”　　

覃祥官当医生已经十年了。十年来，覃祥官走村串户，那里有病人就出现在那里。多少个寒冬雪夜，朦胧中一听见有人叩门，他把药箱一背，就消失在风雪之中。多少次出诊，从早到晚顾不上吃饭。有一次，他清晨出门，翻过六道岭，一连看了七个病人，下午才回到卫生室。正端碗吃饭，又听说贫协组长覃发望病重。他把碗一丢，一路小跑赶到覃发望家里，只见病人面色蜡黄，嘴唇青紫，脉细欲绝。发望的爱人一见祥官，哭泣着说：“祥官，怕是孩子他爹不行了！”祥官立即给病人打了急救针，喂了中草药，还用火烤暖了病人的手脚。　　

等到半夜病人清醒过来后，他才想起自己今天还没有吃饭哩！第二天清晨，阵阵北风卷着鹅毛大雪。发望一家还没有起床，覃祥官又来到他们家门口，亲切地问：“发望，病情有没有变化？”发望一听是祥官的声音，激动得久久才说出一句话：“祥官，你真为我们操尽了心啊！”　　

覃祥官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事迹，在乐园公社，上十岁的小孩也能说上一两件。然而，贫下中农说，覃祥官最突出的，还是他那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精神。　　

十年前，覃祥官还在大队当干部时，看到许多贫下中农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小病拖，大病抗，影响了身体健康，心里很着急，决心学习医疗技术，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的心思，被贫下中农知道了，大家送他到县里举办的中医进修班去学习。　　

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传到乐园公社。覃祥官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的指示，终于明白了这样的道理：若要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必须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于是，他走东家，串西家，宣传毛主席的指示，和贫下中农商量解决群众看病吃药的问题。他提议说：　　

“我们自己添钱开个药铺，我来当医生，和大家一样记工分，你们看行不行？”　　

“行是行罗，就是当医生记工分可从来没听说过，你愿意吗？”贫下中农又高兴，又关心地说。　　

“只要能给大家治好病，我心甘情愿嘛！”　　

就这样，他们从三大队发起，后来发展到全公社，每人交一块钱，作为合作医疗的资金。一个崭新的合作医疗制度，就在乐园公社诞生了。　　

从此，覃祥官一心扑在办好合作医疗上。他和公社卫生所的同志一起，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同阶级敌人斗，同巫医斗，同传统观念斗，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在党的领导和贫下中农支持下，乐园公社的合作医疗越办越好。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了他们办合作医疗的经验，更加鼓舞着他们前进。　　

随着合作医疗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巩固和发展，覃祥官在斗争中也不断得到锻炼。现在，他被选为中共宜昌地委委员、长阳县委常委、乐园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并且三次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覃祥官地位变了，劳动人民的本色没有变。贫下中农说，他除了开会、出诊，一有空就和社员一起干活。翻翻他的劳动手册，每年出工最少也有一百二十天。工作多了，但他从没有放松过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的工作。几年来，他治好了许多疑难病症。　　

一九七一年，六十多岁的军属范春莲得了肠梗阻，几天没有大便，肚子胀痛的厉害，呼吸已十分困难。祥官得信后立即赶来。洗肠，效果不大；服药，作用不显；开刀，当时还没有条件；转院，六十多里的山路病人更受不了！怎么办？祥官和几个赤脚医生细心研究，反复琢磨。他忽然想起《本草纲目》上有蜣螂“能攻肠中坚结之属”的记载。但几个老医生说，这种单方谁也没有作过试验。时间不等人，拖一分钟病人就增加一分危险。于是，覃祥官决定先在自己身上试验。他捉来了三只蜣螂，用火烤干，研成细粉后喝了下去。不一会，果然有通气排便的作用。覃祥官又高高兴兴地捉来了几只蜣螂，制成药粉，亲自给范大娘喂下。过了半天，范大娘的大便通了。气息奄奄的范大娘，没花一分钱，安全脱险。　　

批林批孔以来，覃祥官的路线觉悟进一步提高，精神更加焕发。　　

他决心更加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满腔热忱地为贫下中农服务，为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制度作出新的贡献。　　

新华社通讯员　　

　 　

　 　

　 　

　 　

打一辈子赤脚　干一辈子革命　　

（1975.11.27）　　

　 　

一九六六年底，我们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贫下中农推选我当赤脚医生。实践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赤脚医生，要有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思想，又要不断地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才能适应防病治病的需要。　　

有一次，范家街大队第二生产队六十六岁的军属范春莲得了重病，找了三个医生都没治好。我得知这个情况后，打消了怕别人说我“逞能”、“出风头”等私心杂念，背起药箱，立即跑到范大妈家。原来，范大妈有好几天解不出大便了，腹痛难忍。我诊断是肠梗阻，病情比较重。在煤油灯下，我聚精会神地翻阅随身带来的医书，寻找有效的治疗方法。我反复琢磨，想起了“蜣螂”这味药。《本草纲目》上记载它“能攻肠中坚结之屎”。为了确保病人用药安全，我在路边捉了三只活蜣螂，拿回家炕干研成细末，自己先服了作试验，果然有通气排便的效果，没有副作用。我赶紧又捉了几只，依法炮制，送去给范大妈服。不到一天时间，范大妈解出大便，腹痛、腹胀都跟着消失了。　　

这件事使我更加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我遵照毛主席关于“从战争学习战争”的伟大教导，按照贫下中农的需要，学习了中草药和针灸知识，认识了二百三十多种中草药，向贫下中农学到了一百二十多个草药验方，学会了针灸；还学了一些现代医学的理论和技术，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防病治病。　　

一九七一年，我当选为地委委员、县委常委，还担任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公社给我腾出了住房，我一直没有搬进去，坚持住在生产队，生活在群众之中。我每天背着药箱，有病人就出诊，没有病人就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我想，赤脚医生贵在“赤脚”，如果不参加劳动，就会脱离群众，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是真正的赤脚医生。　　

有一次，我从省里开会回来，走到半路，看到我们大队的干部、社员，正在干沟河上抢修石拱桥，我马上放下行李，拿起一条杠子就抬石头。大伙劝阻我说：“祥官，你出门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我坚持同群众一起，突击了两天两夜，提前把石拱桥修好。　　

一九七二年冬天，我们大队修盘山水渠。我在工地上搭起了“简易医疗站”，一边为社员看病，一边参加工地劳动。工程进入到板壁崖险段，我同民兵一起，腰系绳子，悬在半崖上劈坡开渠。有的同志对我说，你从早到晚没有休息时间，参加劳动可以找些轻松活做。我想，干革命有多大的力就用多大的力，能挑一百斤，决不挑九十九。　　

那一次我在工地上，共劳动了一百二十多天。　　

有人问我：你又看病，又采药，还要开会，那有时间参加劳动？　　

我说，自己多辛苦一点，时间就会挤出来。白天，我把药箱背到田里，既可以参加劳动，又可以给社员看病。一次，我正在包谷地锄草。　　

忽然，第五生产队贫农社员覃发泉跑来，说他的小孩又吐又泻。我赶紧放下锄头，一路小跑赶到病人家里。经过诊断，孩子患的是中毒性消化不良，病情比较重。我立即给孩子开方、用药。为了便于观察病情，我就在他家附近的地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干一会，就去看一看，直到孩子完全脱险了，才回去。这一天，我既没有耽误劳动，也没有耽误治病。　　

湖北长阳县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赤脚医生　覃祥官　　

　 　

怀念“赤脚医生”历史在人们的记忆中复活　　

柯学东　　

　 　

本报1月16日A4版刊登了《粤7位“赤脚医生”获卫生部表彰》一文后，一下子把很多读者的回忆拉回到了那个“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的“赤脚医生时代”。　　

有读者认为，虽然现在医学发达了，但他们仍然怀念过去的“赤脚医生”，怀念那个身背药箱半夜进门的身影。专家说，跨度20余年的“赤脚医生”在历史上留下过深刻的印记，这种模式值得今天借鉴。　　

“赤脚医生”去世全村人怀念　　

上世纪七十年代，很多农家人的厅堂内都会贴一幅画：一个浓眉大眼的姑娘，扎着两条短辫，穿一件碎格红上衣，下身是肥肥大大的蓝裤子，打着赤脚，肩上斜挎一只药箱，深红的箱盖上涂着浅色十字，意气风发地走在麦浪翻滚的田埂上。画上这姑娘就是一名“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即是乡村里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说得通俗些，村民叫那些光着脚丫下田种地的医生做“赤脚医生”。作为一段历史，“赤脚医生”深深地印在了一代人的心里。　　

日前，增城市正果镇黄塘村党支部副书记梁榕灼给记者讲述了原来村里的“赤脚医生”梁北深的故事。　　

2005年6月20日，梁北深去世了，走得悄无声息，前一天的晚上他还给同村的孩子打过针。去世的时候，梁北深只有50岁，却做了30多年的医生。　　

据梁榕灼回忆，梁北深是1973年开始当“赤脚医生”的，当时他只有18岁。30多年来，他为村里700多人看病，自己却落得个恶病缠身，但这些村民并不知道。梁榕灼说，记忆最深刻的是，几十年来，梁北深晚上一直睡在卫生站里，一有人招呼，他连夜就赶往村民家里看病打针。　　

梁榕灼说，现在黄塘村很多村民，小的时候对梁北深印象都很复杂。村里的小孩都怕打针，那时梁北深会千方百计哄他们，或为他们唱歌，或买上一颗糖送给他们。村里的小孩见了赤脚医生，既爱又怕，大都会缩到母亲的身后，伸出头来，怔怔地盯着赤脚医生身上的药箱——那里面，既有糖果，更有针筒。有些村民遇到孩子淘气的时候，往往用这样一句话来恐吓他：“再不听话，我就去叫你梁阿叔了！”　　

在梁榕灼的印象中，梁北深身体一直不好，很瘦，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好，6年前他曾经花5000元在广州大医院为自己治病，搞得家徒四壁，但他给村民看病依然一丝不苟，收费也很便宜。“去年他死的时候，村里很多人都哭了”。　　

网络出现怀念“赤脚医生”风潮　　

随着近年看病贵看病难现象的日益突出，很多人，包括城里人开始怀念起了“赤脚医生”时代。网络上也出现了怀念“赤脚医生”的风潮。　　

网名为“echina”的网友回忆说：“每当生病的时候总想到赤脚医生，就像饿了时总想到食物一样。小时候家在农村，每当生病，找村里的医生看一看，吃两副药或打两针就好了，顶多也就输两瓶廉价的液。长大了，进了大城市，医疗条件好了，有了医院，我却对现在的医生到底有没有医术怀疑了起来。”　　

网名为“廉军”的网友回忆说：“母亲是一位医生，过去当过甘肃农村的‘赤脚医生’，当时，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数九寒冬，甚至是半夜敲门，只要患者有求，母亲都毫无二话地出诊，除了成本药价以外从不收取其他费用。母亲离开甘肃农村二十年之后，至今那个地方仍然有人记住了从前有个好医生‘葛大夫’。”　　

网友“大江东尽去”也回忆说：“三十多年前，母亲得了心脏病，已经奄奄一息，父亲急忙叫来赤脚医生，医生说，只要给母亲吃一些药，并经常吃猪心，这样慢慢就会好。父亲照赤脚医生的话去做，真的把母亲的病治好了，医药费只用掉了十几元。假如现在我母亲得这种病，并且有三个小孩在读书，我不敢想像会是怎样一番情景。”　　

赤脚医生模式值得借鉴学习　　

“赤脚医生”在二三十年前为中国的卫生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专家认为这一制度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　　

上世纪70年代，“赤脚医生”模式曾引起第三世界国家的卫生官员的极大兴趣。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模式为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广东药学院原院长梁仁教授说，“如果把经济发展、生活水平考虑进去，当时农民所得到的医疗保障比现在可能还要好一些。那时农民的常见病、多发病都能得到治疗，而大病城市照样治不了，因此城乡医疗条件的差别非常小。”　　

省政协委员、广州市儿童医院的曾其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村建立了以赤脚医生为核心的医疗组织模式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相关人士认为，怀念“赤脚医生”并非是一种倒退，而是对我国过去有效的农村医疗方式的肯定和呼唤。目前，国家医疗事业的投入应该兼顾到更大范围的人口，完善农村医疗服务和保障体系，建立有效的疾病防治机制，恢复乡村医疗服务网络。好在近年来，政府已加大资金投入，承诺在几年内建立起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服务保障制度，但愿这是农民朋友的真正福音。　　

20年“赤脚”史　　

据省政协委员、广东药学院原院长梁仁介绍，半个世纪以来，农村的医生经过了三个时代：卫生保健员、“赤脚医生”、乡村医生，而跨度20余年的“赤脚医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记。　　

20世纪50年代前期，我国部分地方的农村社员开始实行交纳保健费的办法。人民公社化后，包括广东在内先后有十几个省、区的部分县、社办起合作医疗，有的叫集体保健医疗，随之出现一批“卫生保健员”。　　

1965年，毛泽东主席发表批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引发批示的，是一篇有关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主人公王桂珍，后来被称作“赤脚医生”第一人，事迹屡次被搬上银幕。电影《红雨》主题歌《赤脚医生向阳花》中“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至今仍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到了1969年，赤脚医生遍布祖国的山山水水。到20世纪70年代，“合作医疗”制度与农村“保健站”及数量巨大的“赤脚医生”队伍一起，成为解决我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三件法宝。　　

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我国农村的“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390多万人。　　

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到此“赤脚医生”的历史也就结束了。　　

这以后，中国百万“赤脚”大军转行的转行，退休的退休，也有的仍继续以“赤脚医生”（农民习惯这么称呼他们）的名义行医。　　

（2006年01月19日　广州日报）　　

　 　

扎西岗寺边上的“赤脚医生”　　

马志德　达次　李成业　国吉　　

　 　

我们的采访对象非常受欢迎，当地群众亲切地称她为“赤脚医生”。她，就是30多年如一日、全心全意为家乡群众服务的全国劳模、鲁玛村医生昂卓。　　

和广大读者一样，提到还有“赤脚医生”，怀揣一颗好奇之心，我们前往离阿里地区首府狮泉河镇近60公里的噶尔县扎西岗乡鲁玛村拜访昂卓。　　

寻找昂卓　　

在村口碰见一位老人，老人说，昂卓基本不在家里，她经常要出去巡诊。当我们来到昂卓家门口时，果然，她又出门了——她的一栋漂亮的安居房孤零零地在寒风中立着，似乎满是对女主人的怨怼。　　

我们正准备打听她的去向时，正好有两个村妇也在找昂卓——有一个婴儿生病了。她们分析说，昂卓可能到乡里的夏季草场巡诊去了。于是，我们跟着这两位妇女一道前往夏季草场。一位妇女叫白玛康卓，她对我们说：“昂卓是我们村里惟一的医生，很多村民都是靠她活过来的，她几十年如一日为我们做的好事，多得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　　

白玛康卓说：“我们乡里的扎西岗寺修建时有很多美丽的传说——建成后将为当地带来大富大贵，带来平安和谐，带来好运等等，然而，几百年里没见到什么奇迹发生，今天，昂卓却用她的医术让我们看到了不少起死回生的奇迹。”　　

白玛康卓所说的扎西岗寺，是在16世纪末，由竹巴噶举派高僧达仓大师所建。他把一个盛满甘露的头颅埋藏在地里说，我再来时，若甘露未干将建一寺。第二年，达仓特意来到此地时惊奇地发现，甘露不但没有干枯，反而往外冒出许多，自此，扎西岗寺也就迅速建了起来。　　

经过充满种种传说的扎西岗寺，我们很快就到了夏季草场，一顶黑色帐篷里，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正在全神贯注地为一个牧民把脉，白玛康卓说她就是昂卓。昂卓一时还腾不出空来——看完了帐篷前的病人，又立即为白玛康卓带来的婴儿诊断，最后还给其他几个牧民做检查、打预防针。　　

救命的好“门巴”

虽说是“赤脚医生”，但昂卓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她没有光着脚，也没有什么白大褂——走在阿里农牧区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妇女。然而，通过采访我们感觉到，她用自己一颗火热的心，温暖了这一片土地。　　

1959年出生的昂卓，小时候当看到鲁玛村群众看病很难时，她立志长大要当一名医生。1974年，她参加了噶尔县举办的乡村医生培训班，她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勤奋学习，短短几个月间，她学到了不少医疗知识，掌握了很多治疗技能，并成为一名乡村“赤脚医生”。　　

培训结束回到家乡后，昂卓购置了一些常用药品和医疗器材，边为群众治病，边自学医学知识。她很快掌握了农牧区常见病的诊治、针灸治疗等技术，成了当地很有名气的乡村医生。　　

刚开始当医生时，昂卓一年只有40元的工资——经常连路费都不够。1982年起昂卓涨了工资，但是一年也就300元。当时，乡村交通条件很差，很多病人只能在家里等着治病。昂卓一年300元的工资除了花在路费上，还用在了为病人买药上。好在丈夫是一个非常明理的人，一直默默支持着昂卓的工作，他有空就开着自家的拖拉机载着昂卓巡诊。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昂卓的小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用昂卓的话说就是有了更多的钱来帮助农牧民群众。多年来，她已经无数次掏钱为患病群众“埋单”，特别是每次她接到生活困难的病人或者残疾人、老年人等时，不仅提供免费治疗，还给病人们做饭并进行精心照顾。据不完全统计，30多年来，她出诊次数超过10万例，治愈群众近8万例，自己贴补药品费用3万余元。　　

昂卓说，作为医生，喜欢看到病人康复的样子，再苦再累也就觉得是快乐的。然而，也有让她痛心的事情。1995年7月9日，22岁的村民央宗肚子剧烈地疼痛，昂卓诊断她是得了急性阑尾炎，立即对她进行了一定控制后，将她送往医院。央宗得救了，可当昂卓回家时，让她大吃一惊：自己仅8个月的孩子，因无人照看，被开水严重烫伤。　　

“昂卓从来是亏了自己，帮了村里人。她是我们村里的救命‘门巴’”，白玛康卓说，“1978年6月，村民曲加生孩子失血过多，昂卓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血输给了曲加，后来却因输血过多晕倒在地上”。　　

致富的带头人　　

行医之余，昂卓非常关心村里的各项工作。1982年，昂卓用自己的手工编织技术，开办了一个手工艺编织技术培训班。虽然场地、工具、染料等方面遇到很多困难，但这些都没有难倒她。没有房子，昂卓就带领全村的妇女打土坯；没材料、没染料，她就自己掏钱买；没工具，她自费请工匠来做……她甚至把自己孩子上学的学费也用上了。　　

多年过去了，鲁玛村形成了一个“好习惯”：每年10月至12月，年龄在17岁至30岁的妇女，都要在昂卓办的班上接受2个月的编织技术培训。目前，全村妇女99％都会手工编织技术，狮泉河镇氆氇市场的50％的产品都来自鲁玛村。　　

1998年，昂卓夫妇包起了洛桑尼玛、南尕卓玛两户村里最穷的贫困户，并将自己家价值5000元的26只山羊捐给他们。在昂卓的帮助下，南尕卓玛家早已实现脱贫。南尕卓玛说：“昂卓给我们指了一条脱贫的明路。去年，政府又给我们盖起了新房子，现在我们生活得很好”。截至目前，昂卓先后为村里公共设施维修、帮扶困难群众等捐资捐物累计达３万余元。　　

“过去，阿里的农牧民群众生了病，没钱看，也没地方治，或是求神拜佛，或是躺在床上，听天由命。没有我们这些‘赤脚医生’还真不行，现在，经过多年的努力，整个农牧区看病就医保障体系已经全面建立起来了”，昂卓高兴地介绍说。　　

从1998年开始，阿里地区推行农牧区医疗制度改革，这一政策实施以来，得到了阿里农牧民群众的普遍支持。阿里全地区到目前，医疗制度的覆盖率在85％左右，噶尔县甚至超过了96％。　　

昂卓的工作得到了全社会的充分肯定。她先后多次荣获国家、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噶尔县先进个人荣誉称号：1985年阿里地区妇联“双学双比”先进个人、1992年噶尔县教育扫盲先进个人、1999年噶尔县和自治区致富带头先进个人、2001年全国妇联先进集体成员、2005年全国“五一”劳动模范。说起这些，她只是淡淡地说，我是在尽一个医生的职责。　　

　 　

　 　

　 　

附评：“赤脚医生”如何变身？　　

鲁　人　　

《扎西岗寺边上的赤脚医生》一下子把人的回忆拉回到了那个“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的“赤脚医生时代”。西藏农牧区村级的医疗条件十分简陋，“赤脚医生”昂卓30多年如一日，奔忙在农牧区卫生医疗第一线的奉献精神，不由让人心生对“赤脚医生”的怀念。　　

赤脚医生是“文革”中期开始出现的名词，是指经过短期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赤脚医生的出现为解救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赤脚医生昂卓没有洁白的工作服，常常两脚泥巴，一身普通衣裳，但却有最真最纯最热的为农牧民群众服务之心。其朴素实用的治疗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牧区群众的初级医护需要。反观当今的医疗机构，缺少的正是这种平民意识。有些病房越来越豪华，有些医院收费越来越“天文”，医患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早已淡出历史的“赤脚医生”又重回人们记忆也就不奇怪了。　　

在西藏广袤的农牧区，乡一级、村一级的医疗卫生条件极为有限，再加上居住十分分散，像昂卓一样的赤脚医生就是基层农牧区卫生医疗的哨点，一旦发生了疫情或者一旦群众有了小病的时候，哨点的哨兵就可以在第一线、第一时间发挥作用，所以“赤脚医生”模式即使在今天也还有其现实意义。　　

近几年的自治区“两会”上，部分代表提出“大力培养赤脚医生”的提案，追其原因，一是广大农牧区基层卫生人员的大量缺失；二是由于基层条件十分艰苦，“赤脚医生”具有用得上、留得住的特点。“赤脚医生”的时代早已过去，但是在如何使公共卫生体系真正延伸到村一级里去的探索中，医术更好、设备更良的“赤脚医生”培养模式值得我们思索。　　

在阿里有个“苹果基金赤脚医生工程”，目前已为阿里全地区143个行政村以及部分自然村，培训了270名村级苹果赤脚医生、143余名村级苹果接生员，并为他们提供服装、器械、药囊等设施，已形成系统化、成熟模式，有力地改善了基层医疗卫生状况。　　

如今，在我们不断加快医疗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如何使公共卫生体系真正延伸到村一级里去，“赤脚医生”模式值得我们借鉴。　　

（2008年12月12日　西藏日报）　　

　 　

看今日医改　叹“赤脚医生”之夭折　　

苏应奎　　

　 　

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2006年3月曾说，几十年前，中国农村曾实行过“赤脚医生”政策，这是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措施，成功地为亿万农民提供了基础医疗服务，这在与中国发展程度相当的其他国家是无法做到的。他说，中国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恢复这种做法，系统地建立起农村医疗体系，为农民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服务。　　　

布朗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首倡者之一，在全球粮食、能源和环境等领域有独到研究。他所著的《谁来养活中国》一书曾于1990年代中期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　　

布朗的建议不禁勾引起我的一段回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30多年前，农村“赤脚医生”的推行，源由毛泽东主席之前的一个有关卫生工作的批示。撇开“批示”者当时的政治图谋，从当时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看病困难等实际情况看，“赤脚医生”在全国农村的普遍推行，在那个历史时期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是时，我下放在市郊一个贫困乡村“劳动锻炼”，耳闻目睹了“赤脚医生”为当地农民做的许多送医送药治病救人的好事，以及广受农民欢迎的情景，并为此感动写有一首短歌加以赞扬。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以医疗卫生工作而言，用卫生部官员的话说，取得了长足的成就。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比之三、四十年前，看病难、看病贵，特别是农村缺医少药的严重情况，并无多大改观，甚至越发严重引起公众不满。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长达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凯迪网“猫眼”评论栏里，一直把上面提到的毛泽东1965年的那个《关于卫生工作》的“批示”挂在页面上。“批示”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且百分之十五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好了。”如上所述，撇开毛当时“批示”的政治图谋，就事论事这个“批示”的精神或针对性，应该说，不是无的放矢且至今仍未过时。　　

这就要说到改革了。改革离不开国情。中国最大的国情是有九亿农民。共产党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离开了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的利益，就有违党的宗旨。医疗改革也没有例外。毛有过许多离开中国实际的错误，但至少，40年前那个有关卫生工作的“批示”，以及之后推行的农村“赤脚医生”的举措，应该说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是符合中国农村当时乃至今天实际的。　　

不清楚“赤脚医生”后来怎么被夭折了。随之断送了业已初步形成的农村医疗体系。但教训是深刻的。改革当然要扬弃一些阻碍发展的旧东西，但无视甚或轻易否定一些被实践证明了的可以借鉴可以传承的成功经验，例如“赤脚医生”制度，就会犯把洗澡水连同孩子一起倒掉的错误。　　

痛定思痛。卫生部在深刻反思医改、特别是农村医改时，不知是否解剖过“赤脚医生”这只已经断翅了的“大麻雀”？如是，则或许能从中找到医疗卫生“再改革”的正确方向——虽然“学费”可能会很沉重。　　

　 　

请给“赤脚医生”一双“鞋”　　　　　　　　　　——乡村医生对新医改的期待　　

周婷玉　　

　 　

新华网北京11月6日电　在新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许多乡村医生呼吁，加强村卫生室建设，提高乡村医生的待遇，筑牢农村卫生服务网的“网底”。　　

乡村医生以前称为“赤脚医生”，他们在农村走家串户，维护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健康，然而他们自己的待遇、权益却很难得到保障。　　

村卫生室是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最基本的单位，乡村医生是农村卫生队伍的重要力量。《2007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末，全国乡村医生和卫生员91.4万人，与上年相比减少4.6万人。　　

网民“乡村医生”反映，村医担负着农村公共卫生任务，但政府补贴不足；而且为了照顾农民，政府把村级卫生室的收费标准定得极低，收费项目也少，药品利润不多，导致村卫生室运转困难。　　

乡村医生马文兴说，村医担负着防疫、医疗、保健、协助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等工作，在农村辛勤工作，到了晚年不但生活没保障，而且为贫困村民垫付的几千甚至几万元药费也无法收回。　　

“由于村医待遇不合理，养老保险无着落，村医人心思动，后继乏人，部分村级卫生室关门停办，出现了一些村医‘空白村’，这不仅增加村民看病难题，而且威胁到农村卫生服务网底的安全。”网民“乡村医生”说。　　

乡村医生安生强说，近年来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村卫生室就医人数急剧减少，乡村医生的收入更加没有保障，不少乡村医生选择弃医改行。　　

一些乡村医生指出，目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群主要是农村人口及城市贫困人口，为有效地保护农民的健康，政府在对新农合加大投入的同时，还要投入村卫生室的建设，提供一支有效守护健康的农村卫生服务队伍。　　

他们呼吁，新医改解决乡村医生的待遇及养老问题，给“赤脚医生”一双“鞋”，让他们在农村走得更稳更踏实。这样农村卫生岗位才能吸引住人才，才能为村民提供更好的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缓解农民看病难和看病贵之苦。　　

此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中已明确，要支持村卫生室建设，对乡村医生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等任务给予合理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