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亡党二十年后的新发现

    

    3月1日，一场引人关注的会议——《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组部、中宣部、中联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国防大学、解放军总参谋部、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的代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等近20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在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第二十个年头，此次会议让人们再次回想起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苏共最后的日子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以下简称“《居安思危》”）一书的主编、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李慎明指出，苏联是在没有外敌入侵和特大自然变故的情况下走向终结的。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苏共逐渐分裂成三大派：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传统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中间派”和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传统派”主张在苏共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为基本原理，逐步推进苏联的改革。“激进派”则不相信共产主义，打着“反腐败”旗号吸引群众的支持。这两派尖锐对立，“中间派”则在它们之间摇摆。
    1988年6月，“激进派”和“传统派”之间的矛盾彻底公开化。此后，戈尔巴乔夫对“激进派”做出重大让步，增强了它的政治力量和影响力，导致苏共进一步遭到分裂。1990年5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苏维埃，俄语“代表会议”之意，相当于议会），使“激进派”的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苏共党内的分裂更加严重。
    1991年4月23日，戈尔巴乔夫绕过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9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会晤，发表《“9+1”声明》，提出要尽快签订新的联盟条约，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更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取消“社会主义”字样。这一条约从法律上破坏了苏联的统一，改变了其社会主义性质。
    当年8月20日，是新联盟条约签署的日子。8月19日凌晨，“传统派”为挽救苏联、阻止“激进派”上台，决定放手一搏。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通过电台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总统职责，根据苏联宪法的有关条款，由他代行总统职权。接着，他和总理帕夫洛夫等联名发表《苏联领导声明》，宣布在一些地方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随后，苏联军队进入莫斯科市中心，装甲车和坦克占据了国家重要机关、城市广场及交通要道。然而，他们并未对叶利钦等人采取强制措施。相反，其内部此时却出现了意见分歧。
    “激进派”在短暂的惊慌之后，稳住了阵脚，开始发起反攻。叶利钦先是代替在外地休假的戈尔巴乔夫颁布总统令，宣布由俄罗斯政府接掌苏联军队的指挥权。之后，他又向俄罗斯民众发表讲话，在俄罗斯全境掀起反对“传统派”的浪潮。在此情形下，亚纳耶夫等人被迫宣布撤销紧急状态。挽救苏联的行动最终遭到失败。这就是震惊世界的“8•19”事件。
    “8•19”事件后，“激进派”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共浪潮。1991年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受邀会见俄联邦议员。会上，叶利钦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说：“苏共和俄共参加了‘政变’，所以，我现在签署俄联邦总统令，暂停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领土上的活动。”当天下午，位于莫斯科的苏共中央办公大楼被查封。第二天，戈尔巴乔夫被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同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11月5日，叶利钦再次发布命令，宣布完全禁止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境内的活动。至此，建党93年、执政74年、有着近2000万党员的苏共垮台了。
    1991年12月25日晚7时，戈尔巴乔夫在办公室内签署了他辞去苏联总统的命令，并向全国发表辞职讲话。就在他讲话之时，克里姆林宫总统府的屋顶上，那面红色的苏联国旗悄然落下，一面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取而代之……1922年12月30日成立的苏联，就这样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十年写就的专著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后，世界各国纷纷对这一重大事件展开深入的研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也对此进行了颇多研究。
    从1991年开始，我国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著述，从各个方面和不同视角分析苏联解体问题，不过，从苏共兴衰角度进行研究的著述并不多。2000年，社科院设立“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研究”这一重大课题。第二年，该课题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李慎明出任负责人，其他10余位成员也都是该领域的权威专家。一位参与《居安思危》编纂工作的专家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为了写好书，我们对很多曾任苏联高级领导的人进行过访谈，内容都写进了书里。”
    2005年上半年，课题组确定了专著的基本框架。中纪委驻中国烟草总公司纪检组组长潘家华等人获悉消息后，建议课题组先制作一部电视政论片，“看看效果如何”。一年后，一部名为《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的8集党内教育参考片问世。中纪委和中央政法委的有关部门专门发出通知，要求所属单位的工作人员观看。不久，一些省市地的相关部门也组织人员进行观看。
    这部时长约为5小时的参考片，在内部放映时引起了热烈反响。李慎明介绍说，一些单位原打算分两个半天看完，但刚放完前几集，观看的人就一致要求一口气看完。放映过程中，人们屏息静气，很少走动，一些烟民都顾不上到场外“吞云吐雾”。有的单位还自发举行座谈会，畅谈观看体会。后来，该片的解说词公开发表，备受关注，有人甚至不远万里从外地乘飞机到北京找片子、购买解说词。
    李慎明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中组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纪委宣教室的领导同志，都很支持我们制作这套纪录片。我们特意把首映地点选在深圳，因为那里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我们想看看反响怎样，结果反响非常好。这样一来，编纂这部书的同志心里就更有底了。”
    2011年初，经过近10年的调查、撰写，《居安思危》终于面世。该书共47万余字，从苏共基本理论与指导方针、意识形态工作、党风建设、特权阶层等方面，深刻剖析了苏共亡党的原因。山东省济南市某机关的工作人员王文恺看过此书后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我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但此前一知半解。看完这本书后，感觉惊心动魄。苏共亡党的教训太深刻了，书里的很多内容值得我们深思。”
    
                               问题出在苏共内部

    苏共在只有35万党员的时候，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并执掌了全国政权，却在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之时丧失执政地位并被解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李慎明说：“尽管苏联解体有着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苏共的蜕化与变质。”
    《居安思危》一书认为，苏共从其领导人赫鲁晓夫（1953年9月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起，就开始逐渐蜕变。1961年，赫鲁晓夫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错误理论，并在党的纲领中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列主义的核心理论。
    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正值世界观形成的青年时期。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苏共历史的做法，以及其“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理论，都深刻影响了戈尔巴乔夫。多年以后，他曾说：“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同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在马克思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马克思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因此，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背离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他明确表示，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方针是要倡导“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更是要让苏共放弃其苏联政治体制核心的地位，把国家权力中心从共产党手中向苏维埃转移。
    1990年7月，苏共在苏联解体前举行了最后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从此，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以及意识形态多元化，正式成为苏共的指导方针。各种反共组织趁机建立并发展壮大，开始用各种方式同苏共展开斗争。此后一年内，苏联出现了大约20个联盟一级的政党，加盟共和国一级的政党更是冒出了500多个。它们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了促使苏共下台和解散的力量。
    因此可以说，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是苏共亡党的重要原因之一。
    《居安思危》也首次提到了“特权阶层”对苏共的腐蚀和影响。
    苏共的特权阶层，是从勃列日涅夫（1964年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上台后逐步形成的。这一阶层几乎全都是党员干部。勃列日涅夫为了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逐步推行事实上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促进了特权阶层核心力量的形成。1980年发生的一件大案，说明了当时苏共特权阶层力量之强大。一位侦缉人员买了一批鲱鱼罐头，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的竟是价格昂贵的鱼子酱。经过艰苦的调查，案情终于大白——原来，苏联渔业部的一批官员与某公司达成秘密交易，把索契和阿斯特拉罕两地生产的鱼子酱装入贴有鲱鱼商标的罐头运往国外。负责销售的西方公司用买鲱鱼的价格买下，然后倒手销售，并从巨额赢利中拿出一部分，为苏方参与者存入瑞士的银行。这种倒卖活动竟持续了10年之久！此案给苏联造成了数百万美元的损失，涉案人员遍及渔业部副部长、外贸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等部门，人数多达300余人！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特权阶层“追求”的已不再是单纯的金钱利益。这些人开始谋划长期霸占特权并传至后人。他们发现，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党员身份，都已失去了利用价值，而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使其既得利益合法化。因此，在苏联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些原本高唱共产主义赞歌的人，毫不犹豫地撕下了面具，全力推动苏联向全盘私有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前进。可以说，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革了苏联共产党的命。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和平演变”，也加速了苏共亡党。美欧国家对苏联的颠覆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长期进行“宣传战”和“攻心战”。除了“美国之音”，美国还在西欧设置“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每天用6种语言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众宣传西方社会的“成就”、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同时否定苏共的革命历史，无限夸大苏联的社会问题，把苏联人民的不满情绪引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利用人员交流，腐蚀苏联下一代。1956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同苏联进行大规模“人民对人民交流”的构想。事实证明，美国人通过大量吸引苏联年轻人赴美留学，成功培养了一批亲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力量。第三，利用非政府组织，在苏联内部制造破坏性力量。1984年成立的“美国争取民主基金会”，长期接受美国国会的拨款，在苏联“用于开展民主运动”。第四，利用经济手段，使苏联陷入困境。2007年，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施瓦茨在《胜利——美国政府对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中透露，为了搞垮苏联，美国政府一方面大力推进同苏联的核军备竞赛，逼迫苏联消耗大量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压低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使苏联的外汇收入大幅减少，经济陷入困境。第五，利用“人权”、民族关系等问题，支持和扶植苏联社会内部的反对势力。

                                20年后再反思

    苏联解体后的20年，继承其衣钵的俄罗斯人，感受到的是无尽的灾难。俄罗斯学者根据大量数字得出结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使俄罗斯经济和社会发展倒退了几十年。一个权威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当今66%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76％的人认为苏联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地方；72％和80％的人分别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李慎明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一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曾痛切地对他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以自己的沉痛灾难为代价，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个别超级大国绝对没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苏共垮台时，我也抱着欢迎的态度。但多少年来，这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我常怀负疚、负债、负罪之感！”
    那么，作为外人的中国人，应当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在撰写《居安思危》一书的过程中，李慎明和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之骅等10多位专家，为了获得一手资料，曾多次往返于中俄之间，付出了很多心血。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对他们进行了独家专访。
    杂志：为何要花费这么长时间编纂一部关于“苏共亡党”的书？
    李慎明：1991年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期。很多人以为，历史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接下来，人们发现，美国开始“张着大嘴吃世界”，对全球实施“新殖民主义”。美国的富足，多是建立在掠夺他人的基础上。
    2000年，苏联解体近10年时，全世界都在学美国模式。结果又怎样呢？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坐收渔翁之利。比如，很多韩国企业都被美国收购了。苏联解体后的10年，也是世界大动荡的10年。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格局？世界将往哪里走？苏联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弄清楚这些问题，有利于我们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这涉及我们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问题。这本书正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读“苏共亡党”这个历史事件的。
    杂志：书中提到了“苏共特权阶层”。这是一群怎样的人？
    陈之骅：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历史，是一段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史。苏共党内的特权阶层来自党政干部队伍，具有专业知识，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只考虑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追求享乐，不重视理论修养，逐渐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的目标是建立有利于自己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他们最终成了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原动力。
    杂志：“8•19”事件是不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转折点？
    陈之骅：这个事件不能说是转折点，因为那时苏共垮台已经不可避免。我们将了解到的一些内幕写进了书里——戈尔巴乔夫对“传统派”搞“8•19事件”是知情的，因为他当时觉得，无论哪一派倒掉，都对他无害。但看到叶利钦没倒台时，戈尔巴乔夫只能不认账，处理了试图挽救苏联的人。
    杂志：在苏共亡党20年后出版这本书，有哪些现实意义？
    李慎明：我们党推进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党的建设。二者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要搞好“五位一体”，首先要搞好党的建设，要借鉴苏共的教训。事件已经过去20年了，有些事情看得越来越清楚，可以为加强我党的建设提供很多启示。只有把党建设好了，才能把重要思想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中。
    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是邓小平深刻总结我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反思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教训后，得出的十分重要的结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与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所谓的“普世价值”等各种思潮划清界限，防止各种错误倾向和教条主义干扰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杂志：从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中，我们应吸取哪些教训？
    李慎明：首先，要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反对各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其次，必须坚持把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人手里，高度重视培养年龄结构合理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再次，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党内监督。此外，也要警惕国外各种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阴谋。西强我弱的局面有可能长期存在，两种社会制度将长期并存，有合作、有竞争，同时会激烈较量。我们在警惕西方对我运用“硬实力”的同时，也要警惕其对我运用西化、分化的“软实力”和“巧实力”，尤其要警惕其“软实力”中的“金融操纵”、“意识操纵”、“非政府组织渗透”、“信息干扰”等新武器。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93期，摘自2011第7期《报刊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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