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与歪曲丑化党史倾向　　

　 　

党史问题，一直是左右两翼、草根大众与精英阶层争论的焦点之一，袁腾飞的峥嵘而出，使这一问题白热化。袁腾飞的丧心病狂，标志的是中国卖国买办势力的壮大和猖獗，它令广大国人瞠目结舌。恰逢此时，传出了中央党史工作会议上“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的声音，对广大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草民来说，确实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虽然这也是纪念建党90周年筹划的一个部分。　　

习近平同志讲话之后，党史权威人士石仲泉应邀作客人民网，做了“党史工作不能上纲上线，又须正本清源”的讲话。石氏的讲话，无疑“深化”了国人对此问题关注。　　

这里仅陈浅见，与广大网友交流。　　

　 　

一，肯定还是颠覆党史是当前中国两大阶级生死斗争的一种形式　　

毛泽东主席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概括出来的，为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实，也为後30年的“实践”无情地“检验”，万年不刊之论。　　

党史研究具体问题上，可能是学术争论，但30年来特别是近年的大趋势，也即习近平同志所讲的“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绝不是什么学术争论，它不折不扣是当前以意识形态形态出现的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阶级斗争。否认或回避这一点，不可能将这一斗争有效地进行下去。　　

中共党史，是中国近现代国史的核心，否定了党史，也就颠覆了革命，歪曲颠倒了国史。　　

欲亡其国，先去其史。买办精英颠覆历史的舆论从文革开始，一步步深化，他们要颠覆的不光是毛泽东时代，不光是“过激主义”，也即中国革命，他们要颠覆的乃是中华民族，目的是配合美国霸权殖民主义，用奴化思想为大众洗脑，使中国人民丧失自信，心甘情愿地“融入世界”，“为洋人打工”，“做300年殖民地”不动摇。　　

这一“倾向”，如果说在买办史学的笔下还遮遮掩掩，那么在业已“开放”到海外的先锋精英如余杰、焦国标和周亚辉辈的嘴中，则赤裸裸地“图穷匕见”。　　

　 　

“中共为什么能够窃据大陆60年？”“我的答案是，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是支那劣种，是地地道道的劣等民族！马克思主义只在劣等民族流行。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也只在劣等民族流行。”　　

近代以来中国为什么一直受日本侵略？因为“日本民族是优等民族，中国人是支那劣种”所以，汪精卫卖国选择是“正确的”。可惜，“汪精卫错估了国际形势。他低估了美英的政治军事力量。他高估了日本的军事力量。他虽然正确地认识到了日本的人种优等，但是，他没有正确地认识到美英民族，是更优等的民族！”　　

　 　

这样一个民运先锋，是我们1980年代妖魔化毛泽东、颠覆党史大气候下的“中国人民大学”陶冶出来的高材生！　　

自然，海外美国主子的联手锤炼，也不可或缺。　　

即此可见，以美国为代表的“先进文化” ，“普世的”“更高层次文明”，是些什么玩意！　　

试看今日之俄东，正是此辈之天下！　　

所以，他们就能够如此猖狂地叫嚣：　　

　 　

“将来的民主政府，将会清算共产党反动派，这是必然的。东欧清算了共产党反动派20年！我估计，中国在5年左右，10年内，共产党会垮台。如果是暴力革命推翻共产党反动派，清算过程将会很快，一两年就可以收拾共产党反动派。如果是和平方式结束共党一党独裁，清算共产党反动派，肯定要花很多年，因为立法和审批过程将会很复杂和漫长。但是，无论如何，清算共产党反动派，是肯定的，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问题，只是迟早的事。总的来说，有立功表现的，尤其是在共产党垮台前，就有为人民为民主立功表现的，可视犯罪轻重和立功大小，全盘考虑，作出减刑或免刑，免除处罚，奖励的决定。”　　

   　　

这是“学术讨论”问题吗？　　

二，党史问题的核心是对毛泽东的态度　　

面对1970年代末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思潮，邓小平曾讲得很透彻：因为毛泽东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他的评价，“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对毛泽东的评价“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和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多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和买办精英无不通过妖魔化毛泽东以歪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他们对毛泽东的妖魔化是逐步深入“与时俱进”的，从文革开始，反修防修、社会主义教育、反右、对胡适思想批判、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从建国后一直追溯到延安整风，到土地革命、 “痞子运动”、“富田事件”、“AB团问题”，一路杀去无不是“左”——或无中生有，或歪曲史实，或肆意夸大，或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总之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对毛泽东主席进行妖魔化。其大者，用阴谋史学诠释中共党史，将党的路线斗争概括为领袖人物的权力之争；其小者，则用造谣污蔑方式进行纯粹的人身攻击，比如“亿元稿费问题”、“身高”问题，以及李锐抛出的所谓“在五一口号中加写‘万岁’问题”。　　

这一切，经过长期积累，才孵化出袁腾飞式人物和结论：　　

　 　

“纪念堂是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的是一个双手浸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天安门广场我从来不去，我开车都起鸡皮疙瘩，四千多万冤魂索命，太可怕了。那个地方就该改成大屠杀纪念馆，那纪念碑也是，把那碑文铲了，死于1949到1978年政治恐怖的人们永垂不朽，应该弄殉难者纪念碑。”　　　

　 　

　苏联亡党亡国以妖魔化斯大林始，教训刻骨铭心。叶利钦下台后斯大林开始回归，这本身就说明斯大林问题绝不什么个人评价问题。当年的“一论”“再论”都说得很清楚，所谓“反对个人崇拜”实质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论断也已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　　

（三）《炎黄春秋》是歪曲丑化党史的旗手　　

谈歪曲丑化党史倾向，不能离开《炎黄春秋》，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妖魔化毛泽东，借此以颠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乃是《炎黄春秋》的基本使命。党内极右大佬与买办代表人物齐集“炎黄”旗下，外有跨国资本声援扶持，近些年无视“保持一致”，肆无忌惮愈走愈远，已经名副其实成为中国大陆上非毛化和歪曲丑化党史的旗手。

这方面的功业人们耳熟能详，大到党内路线斗争，小到《沁园春》、《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的著作权质疑，无不爬罗剔抉、细大不捐，恕不一一列举。

他们也许会说，我们批毛是实事求是，为党史正本清源。

是这样么？

近一两年，“炎黄”与“南方”唱和呼应，掀起了一个为胡YB和赵ZY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却又为何？

胡赵可不是毛泽东“极左”路线的受害者，需要“落实政策平反昭雪”，他们可是改开以后小平当政处理的案件，有中央的合法决议。为胡赵招魂，置现中央于何地？

且看炎黄诸公的夫子自道：

　 　

 “在我们这个党的历史上，接连出现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任总书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幸事。有人说前者是这个党的‘良心’，后者是这个党的‘大脑’。”（李锐：为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序）　　

 “中共现任领导也应该像胡赵那样”（李锐）　　

“改革开放以后，萧规曹随，我们继续遵行毛泽东留下的党国体制。我们又委屈了两位最得民心的高级领导人。”（辛子陵青年政治学院讲演）　　　　　

　 　

显然，翻胡赵的案，是为了重写这一段党史，回归胡赵路线，制造动乱，改旗易帜，分裂国家。

辛子陵对西方政体肉麻吹捧，自搧嘴巴，说明其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是骗人鬼话。

　 　　　

“西方民主制度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创造了一套体制和制度把官员关进了“笼子”，用权力制衡的办法使他们无法为非作歹。　民主是什么?在美国就是人民高于一切，享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表达民意的自由，监督政府和执政党，谁上谁下由人民投票决定;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能向人民发号施令，成为执政党以后，通过施政服务人民和管理国家;人民监督政府，是通过新闻出版自由表达各阶层、各种族、各界别的群众意见来体现的。”　　　

　 　

小平当年也讲得很透彻：毛泽东思想不是一般的思想流派，它“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四，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武器，坚持真理必须旗帜鲜明　　

共产党代表大多数，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他们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高举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　　

剥削阶级无不千方百计遮蔽真相，用虚伪的“仁义道德”或“自由民主”，来掩盖少数剥削多数的实质。　　

资产阶级和平演变也是先从意识形态入手，打着批判“个人迷信”、“专制集权”争取“自由民主”等幌子以售其奸。从赫鲁晓夫时起，到今天的中国海内外的敌对势力，以及“炎黄”“南方”的买办精英，他们挥舞的依然是这面破旗。　　

马克思主义本质是批判的，无产阶级如果不能高举批判的武器，旗帜鲜明地坚持批判旧世界，他们就不能夺取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多年来，中国“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以空前的速度“和平崛起”，将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的血汗工厂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他们用大批判妖魔化阶级斗争理论并将其设为禁区，先解除无产阶级的精神武装，然后对无产阶级实施经济剥夺。　　

办精英面前举着“批左”的旗号，疯狂地颠覆马克思主义，一元独霸，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沦为弱势集体失语，“大批判”什么时候停息过？所不同的，过去是无产阶级旗帜鲜明地杀过去，现在则是资产阶级举着“熄灭”的盾牌气势汹汹地杀过来。　　

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理直气壮地拿起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　　

偌大中国，各式媒体数以万计，“多元”“自由”，居然容不下一个小小的《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必置死地而后快！赤裸裸张扬买办卖国理论，“冰点”之类碰一下，海内外媒体一齐大呼小叫，又是封杀言论自由了，又是“走回头路”了，简直天要塌下来了。《主流》封杀，海内外大小“自由护神”，你们有人出来放一个屁么！　　

学术腐败，美国各式基金明明暗暗称心如意地操控着，只要是贴着“右”和“卖”的标签，无不一路绿灯，成就权威与明星，“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从来不存在什么抄袭不抄袭问题。以名气大者论，如张维迎博士的学历问题，张贤亮的右派资格问题，主流媒体从来不屑一顾。风头作家的剽窃的新闻也层出不穷，从来也不影响他们的继续走红。演艺界的明星，丑闻更是增加知名度的重要方式。而左翼就不同了，他们拿着放大镜找碴，汪晖的抄袭门就是他们刻意导演的杰作，右翼媒体一拥而上，大张挞伐。朱学勤抄袭门爆出后，他们又集体顾左右而言它。是党同伐异，更说明他们在道义上的理屈词穷，不得不出此下招——“不跟我们走，汪晖就是样子！”　　

哪里有什么超阶级的“言论自由”！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骗人的鬼话！　　

阶级性和政治色彩毫不含糊。　　

袁腾飞的言论，对自己的国家和开国领袖如此丧心病狂，任何一个良知未泯的民族都不会坦然容忍。然而在中国，居然受到热捧。即此可见掌控中国话语权的买办精英堕落到何等地步！习近平同志近日讲话，自然是有针对性的，因为是针对他们的，于是就有了党史权威石仲泉就做客人民网发表的高论。　　

石先生的基本观点人民网概括得很准确：　　

　 　

“对党史中的一些不实、不良信息和不正舆论，不要上纲上线，这样不能解决问题；又须注意引导，摆事实讲道理，正本清源。”　　

　 　

两层意思：　　

其一，是将丑化歪曲党史的倾向称为“一些不规范的不实信息”。　　

其二是，解决的方法是“清除”，“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上纲上线”。　　

　 　

石仲泉举的是灭火器。　　

长期以来以妖魔化毛泽东为核心的“歪曲丑化中共党史的倾向”，不折不扣，是买办资产阶级、内外敌对势力颠覆共产党的领导、搞乱分裂中国、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残酷的政治斗争。　　

仅仅是什么“不良信息”吗？　　

回避这一实质，不“上纲上线”，能“正本清源”吗？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大批判，是孤立敌人、教育群众不可或缺的方式。丢掉毛泽东主席的“这把刀子”，“三讲”之类就成了笑柄，“五讲四美三热爱”“以德治国”等等就成空话。　　

买办精英垄断话语权，袁腾飞们可以飞扬跋扈，坚持共产主义爱国爱党左翼却没有一个话语平台，如此不对等，如何实施“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炎黄”“南方”的先锋人物，纷纷“图穷匕见”，打出“改旗易帜”旗号，近年来，他们跋扈猖獗日甚一日，“南方”更以似是而非地傍上奥巴马而得意忘形，不把“体制”放在眼里，有关方面“引导”的效果如何？　　

五，怎样才能正本清源？　　

反对歪曲和丑化党史倾向，正本清源——石仲泉也讲到了。可什么是“本、源”，怎样“正、清”？这与长期被歪曲的党史一样，也颠倒混乱。　　

我们既然是共产党，那么，无产阶级才是我们的阶级的“本”和社会的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我们思想理论的“源”。　　

用形形色色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新思维”、“新自由主义”、“哈耶克主义”、“凯恩斯主义”或者种种时髦“普世观念”，来解构“传统观念”，用被奉为改革的理论大师张五常的话说，“自己的使命是要把马克思主义送入坟墓并在它的棺材上钉上最后一个钉子”——多年来他们就是这样“正本清源”的。　　

一本糊涂账。　　

再也不要“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了。　　

前30年党史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被搞乱了，实事求是，就必须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比如，毛泽东时代不拍封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通过斗争自强，争得了世界多数国家的承认，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连尼克松都纡尊降贵主动访华——这能叫“闭关锁国”吗？　　

比如，文革十年，不光两弹一星上天，而且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在世界名列前茅——这能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吗？　　

再如，谈到“人权民主自由”，马上弯腰曲背自贬三等，毛泽东时代的史无前例的真正属于人民的“四大”，难道真的“从来没起过好的作用”吗？共产党靠群众运动起家，“永远不搞群众运动”，可否用腐败的愈演愈烈的实践来“检验检验”？　　

60年一个甲子，许多重大是非的座标，前后30年已经出现一个大的循环：“反右”由甄别平反到左右颠倒，茅于轼们旗帜鲜明地承认自己“被准确地打成资产阶级右派”以此为荣。建国后的“两条道路”之争，由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到肯定“走资”“补课”。即使出现了苏东崩塌解体，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依然无法正视……　　

这一些，如果实事求是正本清源，那么，“转型接轨”的就失去理论支撑。不依靠“炎黄”精英继续“反左”，改革很难进一步“攻坚”深化——何况叫停也停不下来。　　

然而，如果放手让《炎黄春秋》和袁腾飞们继续“深化”下去，共产党很快就会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苏东式的“终结”结局也指日可待：俄罗斯式的黯然退出舞台为其幸者，如东欧式的“被押上审判台”连续20年遭受清算，亦非危言耸听。 　　

这是一个二难选择。　　

真是“左右为难”啊。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马克思使用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对19世纪中叶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和政局演变，做过极为精彩的分析，在这一科学分析和惊人预见面前，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都变成了可笑的侏儒。《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两段精彩的论述，对我们观察“特别是”年代的历史极有帮助。　　

一段是描绘革命退潮也即“告别革命”年代阶级斗争情势的：　　

　 　

“１８４８年革命的情形却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４月１６日、５月１５日和６月的日子里遭受了失败。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刚刚感到自己站稳脚跟，就把这个麻烦的伙伴抛弃，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支持。但秩序党耸了耸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它还一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并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　　

　 　

一段是论述波拿巴政变前法国资产阶级的尴尬处境的：　　

　 　

“秩序党关于修改宪法的决议表明，它既不能统治，又不能服从；既不能生，又不能死；既不能容忍共和国，又不能推翻共和国；既不能维护宪法，又不能废除宪法；既不能和总统合作，又不能和总统决裂。它究竟是期待谁来解决一切矛盾呢？期待日历，期待事变的进程。它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事变。这样，它就把自己交给事变支配，交给一种力量支配，它在反对人民的斗争中已经向这种力量让出了一个又一个属性，直至它自己在这种力量面前变得毫无权力为止。”　　

　 　

历史老人是否也会将这个二难选择残酷地摆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