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求是篇”发表了夏宇立先生的《四渡赤水评价考》一文。读后，本人决不敢苟同，愿写出来与夏先生商榷。我是按夏先生行文顺序来回答先生质疑的，因之副标题有“应答”二字。为叙述方便，下称《四渡赤水评论考》为《考》。

    《考》文一开始就提出“四渡赤水”的概念：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土城作战失利，渡江北上入川受挫。为了摆脱严峻的不利局面，1935年1月29日至3月21日，中央红军在川黔滇交界处的赤水河上，由东至西，由西至东，来来回回作了四次横渡，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四渡赤水。
先生把四次横渡称为“四渡赤水”，这与一般军事史所概述的不同，比如权威的《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会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第455页）和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第123页），虽然没有直言四渡赤水的时间下限，但写到1935年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为止，作为“遵义会议”一节即写完，而转入“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那一节去了。因之，四渡赤水的时间段一般划为：1935年1月29日至5月9日，共101天。《出奇制胜•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吴清丽、王计昌主编）第116页，还把时间下限划到了5月12日，“至此，整个四渡战役宣告胜利结束”。也有的学者把下限划到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后，4月1日南渡乌江，把国民党追兵甩到乌江北岸为止，共69天，《毛泽东军旅生涯》（杨庆旺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第328页）就是这样划的。《考》文所举《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聂帅也是这样划的。仅仅“四次横渡”，当然还不是“四渡赤水”战役。其实，《考》在叙述这场战役的“主要经过”的时候，也是把摆脱敌人“追剿”大军的“南渡乌江”和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巧渡金沙江”都一齐作为“四渡赤水前后的大致经过”来列的，可见“四次横渡”不能视为“四渡赤水”战役全程，也不是毛泽东评价为“得意之笔”的完整的军事行动。
我先把毛泽东对四渡赤水的评价出处“考”出来，便于叙述和回应夏先生。

    毛泽东是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谈到这一评价的。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了长征专家徐占权、徐婧编著的《长征中的重大战略抉择》第131页中写道：

    “毛泽东在接见英国陆军元帅、二战名将蒙哥马利时，曾深情地说：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没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查：蒙哥马利曾两次来华，一次是1960年5月24日，一次是1961年9月6日，两次均由陈毅陪同。而两次毛泽东都予接见，第一次在上海；第二次在武汉，这一次，毛又两次接见他。总之，毛与蒙有三次面谈。

    “这次访问让他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在周总理为他举行的饯别宴会上，蒙哥马利说：‘中国人民的命运已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全中国都坚强团结，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桀骜不训蒙哥马利》第300页，李言主编，中国长安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60年还是61年，不管是哪一次都不是问题，我在这里主要用其时间段，说明毛在面对世界反法西斯英雄时，评价自己一生的“得意之笔”这个场景是很合适的；而且，陈毅元帅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的身份在现场，也是顺理成章的。再进一步地说，毛泽东是对自个儿打仗经历的自评，没有必要开会研究后才讲，也没有必要考虑在什么场合由什么人参加，更没有必要顾及由谁传出去才合情合理。作为一个军事家，他完全有自由选择场合来回顾自己的军事生涯，提出自己一生指挥战争中最得意的“作品”，因为这不是象集体讨论《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决议》那样严肃，也不是象决定《政治报告》那样重要。

    这样，由陈毅同志来担任“传达”的角色也就无可厚非了。而聂荣臻元帅又是来自陈毅的转述，然后写入自己的回忆录中。这个评价的链条，就这样接起来了。

    因为是自评，《考》文认为的“象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这样成功摆脱敌军的例子，在各地红军中也不胜枚举”也就用不着去比较了。况且，毛泽东是主帅，三军不可无帅，帅是一面旗帜，虽然同是红军同样都成功摆脱了敌军，主帅指挥的成功战例，自然该高看一眼。

    《考》文接着置疑道：

    此外，笔者在研究四渡赤水时，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一方面，人们对四渡赤水倍加尊崇，极力神化。例如，有的将其称为“红军长征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页）；有的称其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是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红军长征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还有那60年代唱红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长征组歌》，其中歌词气势如虹：“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重要当事人不仅绝不恭维，甚而批评有加。

    夏先生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逐个地证明他所发现的“奇怪现象”，然后结论道：

    十分清楚，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期间的军事指挥，的确遭到了众多高层当事人不满和反对。这就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一个被誉为“一生中的‘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一位“用兵如神”的军事统帅面前，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不和谐声音？为什么出现的不是如潮的赞颂，而是恰恰相反呢？难道真是的“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然而，夏先生忘记了一个历史时段问题，无论是博古的牢骚、林彪的批评信件、打鼓新场风波、张闻天对鲁班场一战的批评，还是杨尚昆、刘少奇了解到的“下面”的“怪话”，全都发生在四渡赤水战役期中，整个战役还没有结束，“决定性胜利”的时刻还没到来，人们对毛泽东指挥上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毫不奇怪。但是，随着巧渡金沙江的完成，把40万追兵甩得老远老远之后，问题就清晰了，随后召开的“会理会议”也把“奇怪现象”问题解决了。

    会理会议着重总结了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实行广泛机动作战的经验，批评了林彪企图改变中央领导的严重错误，统一了战略思想，增强了团结，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541页，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会理会议统一了战略思想，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那些“不满和反对”自然就烟消云散，根本构不成对“得意之笔”的否定。

    本人也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对四渡赤水战役，外国人和国民党当事人评价甚高。当红军三渡赤水之后，蒋介石严令在古蔺地区形成碉堡封锁线，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再不歼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蒋介石下了这么大的赌注，而他的将军和幕僚们却常常被毛泽东弄得不知所以，如何聚歼？当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时，蒋介石才手忙脚乱、惊慌失措起来，时任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回忆：

    从得悉红军渡乌江之日起，蒋实际上就以战场指挥官自任，撇开了薛岳的贵州绥署和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薛岳变成了一个侍从参谋，等于一个高级传令军官。蒋有时耳红脸赤骂个不停。每一道调动指挥部队的电令，薛岳非经请示不敢作主。……

    4月5日左右，在贵阳东南几十里地区不断发现情况，贵阳人心惶惶，心神不安，蒋竟步出行辕查勘城区工事，申斥郭思演督责下属不力，玩忽职守。……

    国民党16军53师159旅旅长李清献说：“当时蒋介石却往往为红军所误。红军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敏捷果断的作战行动，常使用国民党军手忙脚乱，莫知所措。所谓‘蒋的嘴，我们的腿’，意思就是说，蒋介石一开始瞎指挥，我们官兵的两条腿就要吃苦头。”

    时任国民党“追剿”军第三纵队指挥官的孙渡说：“我率领全纵队向贵阳以东出尾追，不料红军进至龙里地区，突然回头向龙里前进，……而我部队受到突如其来的遭遇战，搞得手忙脚乱。我在贵阳以东观音山黄泥哨跳车逃跑，几乎被活捉。”

    时为滇军第二旅4团二营八连长的刘国举说：“一般下级军官和士兵怨气冲天，都纷纷议论说：跑来跑去，对红军堵也堵不住，围也不围不着，追也追不上，昼夜奔跑，把两腿都跑肿了，连红军什么样儿也没看到。”

    时为国民党第3纵队第2旅长的恩溥说：“急行军旋磨打圈，有时早晨得令兼程往东，夜间忽奉令兼程往西。纵队司令部就往返瓢儿井3次之多……这一阶段连红军的影子都未见着”。

    （以上引自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的《国民党将士话长征》）

    毛泽东以高超的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艺术，指挥中央红军与10倍于己的国民党军进行周旋，穿插迂回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纵横驰聘于川滇黔地区，巧妙地牵制、调动、打击国民党军，使国民党军疲于奔命。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滇军将领说：“共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中央军将领说：“追，追，追，一直追死自己为止”；黔军将领认为是“磨盘战术，出奇制胜”；川军说共军是“神出鬼没”。从这些当年作战对手的感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高超的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艺术。

    正如《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作者、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索尔兹伯里所说：“要重新画出毛泽东反复穿越贵州的复杂路线是不容易的。当年蒋介石的指挥官弄不清，今天读者们要弄清也同样困难，甚至红军官兵自己也常常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但现在看来，毛泽东的指挥确是天才”。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姜廷玉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毛泽东以高超的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艺术，指挥四渡赤水作战取得胜利，成为他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之所以成为“得意之笔”，是因为四渡赤水作战，与毛泽东在其他时期指挥的作战是有所不同的。在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指挥红军反“进剿”、“会剿”和反“围剿”作战，是以根据地为依托，并有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而四渡赤水作战，是在失去根据地无后方依托，又经常面对数倍甚至十多倍的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严峻形势下进行的，毛泽东指挥红军经常变换作战方向，转移作战地区，在国民党军几十万重兵之间，避实就虚，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大范围的迂回往来，如入“无人之境”，迷惑和调动敌人，导演了一出威武雄壮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活剧，展现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成为毛泽东独具匠心的杰作。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不再是战役指挥，而是战略指挥，制定战争的战略方针，把握和指导战争的全局，“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虽然，这时毛泽东的战争指导艺术更加成熟，并且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毛泽东更看重他作为战役指挥员、亲自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战，能够发挥出他高超的机动灵活的指挥艺术。所以，他对蒙哥马利元帅说：“三大战役没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可见，四渡赤水在毛泽东军事生涯特别是军事指挥生活的重要地位。

    “四渡赤水”所以被毛泽东看重，还因为它和遵义会议紧紧相连。国防大学教授秦利在《四渡赤水：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文中写道：

    四渡赤水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转折中的奠基之战。

    毛泽东讲到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时曾经说过：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毫无疑义，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也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

    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看，红军长征的胜利，是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折。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党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初期失利取得胜利的重要转折。从这个意义上说，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变被动为主动的新征途，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起点。

    《考》文接着又用“四渡赤水”期间红军人数的巨减来证明这个战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一个根本的原因，除了四渡赤水期间，连续“乱碰乱撞”，打了一连串的败仗、窝囊仗，再就是带来了部队的极大消耗和战斗力的损失。

    这个期间，中央红军兵力的损失，人们很难了解到真实的具体数字。

    其实，这个数字也不难找到，湘江之战后的红军数量一般史书讲“3万多人”，到渡过金沙江时为“2万多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538页），怎么说是“遵义会议之后的四渡赤水阶段，正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又一个损失最严重的时期，甚至可以说，它比湘江之战还要严重”（引自《考》文）呢？说它比湘江之战还严重，未免言重了；更何况，湘江之战是红军在最高三人团瞎指挥下的一次无谓的大流血，而“四渡赤水”却是我方手握主动权的运动战中的正常损失呢！

    此中，《考》文还有一段文字是笔者决不能同意的：

    这回的波折，（指“打鼓新场风波”）既让毛泽东见识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也再一次让他明白了权谋的极端重要性。接着，他以军事紧急、人多议而不决会耽误军机为理由，向周恩来和张闻天提议组成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得到了他们的赞成。这个新三人团的组成，很耐人寻味。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参加三人团，并为负责人，名正言顺，不值得奇怪，并且，周恩来的处世为人，决定了他便于争取，此次关于打鼓新场的最后变故就是证明，因而对毛泽东说，周恩来为最佳人选。毛泽东是组成三人团的提议者，他要参与，是必然的，这也很正确。问题是其中有王稼祥而无朱德，却令人费解。王稼祥并不太懂军事，而朱德则为职业军人，中革军委名正言顺的主席、红军总司令、中央政治局委员，凭着这三个头衔和他的资历、能力和水平，却位列三人团之外。

    把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期间的意见、建议、决策作为“权谋”来看，既有违当时处在绝境中的党中央领导人戳力同心力挽狂澜的实际，也有违中国共产党两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颇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毛泽东的错误主要在晚年，而他晚年的错误也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探索中的问题，红军时期和建国以前的毛泽东是思想境界很高的伟人，怎么能把伟人的思想境界权谋化呢？朱德没有进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怎么也说明不上毛耍“权谋”，长征初期的最高三人团也没有朱德呀！如果硬要说：“毛泽东是组成三人团的提议者”而有意“排斥”朱德的话，他还不如“排斥”王稼祥，就性格来说，王稼祥直爽敢言，朱德沉稳宽厚，组成三人团之前两天的“打鼓新场风波”，王稼祥比谁都敢于顶撞毛泽东。如按《考》文所说的话，那恰好证明了毛泽东的境界之高人品之好。

    《考》文对鲁班场战斗也有不同于人的见解：

    当初毛泽东反对林彪、聂荣臻和朱德等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是“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既然打黔军一个师驻守的打鼓新场是“啃硬的”，那么，这里打国民党中央军三个师驻守的鲁班场，又是什么呢？

    四渡赤水研究中心顾问、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员费侃如先生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这场战斗中，敌我双方伤亡都在千人之上。也许有人会问，几天前毛泽东力主不打打鼓新场，这时为何选中鲁班场来啃硬的？根据有关资料和红军战前布置和战斗结果看来，攻打鲁班场是一场在特殊条件下进行的战斗，应该说，鲁班场战斗前，毛泽东已有了从茅台渡口三渡赤水河，用全军佯动，把国民党军引向川南，而后再出其不意，迅速四渡赤水，折返贵州摆脱追敌的战略构想。因此，红军在攻打鲁班场时从东、北、西三面进行围攻，特意在南面给敌留下一条退走通道，其目的是调动、迷惑敌人，而不与敌人死打硬拼。若调动敌人离开堡垒阵地，则在运动中消灭之，如敌不出堡垒，也利于红军迅速转移。这次战斗，红军始终用走中有打，打中有走，退中有进，进中有退，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真假结合，可真可假的战术；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红军手中，想打就打，想撤就撤，行动自动。连撤退时间和路线都在战前策划好了的，一切部署和安排都很有分寸，战斗虽激烈，但章法井然。

    我是颇为赞成费先生的这一评说的。

    《考》文最后说：

    那么，“四渡赤水，用兵真如神”，又是从何而来呢？聂荣臻回忆说：“以后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我也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203页）。

    聂荣臻说陈毅对他说，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这就有些奇怪了，聂荣臻是四渡赤水的参加者，而陈毅却是十大元帅中唯一的一位没有参加长征的元帅，是不知情者，正常情况下，聂荣臻还需要陈毅来说毛泽东的“得意之笔”吗？

    然而，这就是重要信息。人们也正是依据这种信息来感悟。

    所以，在四渡赤水的当时和不太短暂的后来，尽管争议纷呈，但一直没有超越“指挥正确”与否的范围，仍然属于“人间平凡事”，直到那个疯狂的“大跃进”年代出现后，在毛泽东要求对他“搞点个人崇拜”的大背景下，平生“得意之笔”出现了，于是，四渡赤水走上了神坛，并在长征史上留下了印记。

    夏先生在这里照旧用“权谋”观点来看待毛泽东，认为毛泽东选中“没有参加过长征的元帅”陈毅来自评四渡赤水，同时又认为毛泽东是想对他“搞点个人崇拜”才有此自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其一，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毛泽东的威望是非常高的，即使有“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在前，毛泽东在人民心目中还是第一伟人，勿须再以此来加强“个人崇拜”的分量；其二，陈毅同志即使在“文革”那样的非常时期，也是个敢讲真话的人，他传达给聂荣臻的定然是心里话和真话；同时，陈老总既便没参加长征，对我党的历史也是了然于胸的，他如不赞成毛的自评的话，也不会转告聂老总而引起二人共鸣；其三，聂荣臻决不会盲从到毛说“得意”就“得意”的程度，作为亲历者，“我也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他确实才思过人”；《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第74页还写道：“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握兵权，他以过人的胆略、不同凡响的指挥艺术，虚虚实实，声东击西，极大地调动了敌人，使一支只有三万人的红军纵横于几十万敌军之间，最终取得了主动。敌人被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搞糊涂了……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其四，聂元帅回忆录的写作时间是“以垂暮之年孜孜于此”的一九八三年，写“序”的时候为当年五月五日（战士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聂荣臻回忆录》），这时毛泽东已经辞世七年，党的拨乱反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了四年，聂帅照旧坚持引用毛主席自评的话和照旧要写上“值得我们很好学习”，可见聂帅对四渡赤水是毛泽东一生的得意之笔的评价是赞成的肯定的。其五，按《考》文考究毛的这句话“从何而来呢？”——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203页——2005年，已经是网络为代表的言论自由时代，这时间对毛的批评之声还少么？不仅聂帅，包括党和军队和其他负责人，如果不赞成毛的这句话，都能够有机会站出来说话的，毛逝世后直到今天，既有颂毛的也有贬毛的，也还有骂毛的，一点也不奇怪，可为什么没有别的高级领导人或是亲历者站出来否认毛这句评价的话呢？

    我还认为：毛泽东对自己一生中得意之笔的定评，也不是随口说的，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共和国建立之后，又打了抗美援朝和印度边界反击战，除珍宝岛之战外，后来再没打过大仗，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回顾自己一生的军事行动，觉得生死存亡在毫发之间的而又是指挥若定奇谋迭出的时期，还是“四渡赤水”。此后，再也没有见过毛泽东自评自己一生得意之笔，也没有谁再传出另外的得意之笔，可见毛的严谨和对自己自评的负责任。

    同是一支红军队伍，在遵义会议前后却是完全两样的作战状态。同是面对蒋介石追堵围歼，在遵义会议前后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应对方略。毛泽东从来反对不顾实际情况的“硬碰硬”，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既要大踏步前进，也要大踏步后退，调动敌人，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兵不厌诈，声东击西，忽东忽西，出敌不意。“四渡赤水”就是这些战术灵活运用的天才之作。

    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最近一次会议上说：像四渡赤水这样的战例，在中国战争史上极其罕见。能够称之为天才杰作的，在古代恐怕只有《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借东风”和“空城计”了。
对四渡赤水的评价，是经过历史的沉淀之后而作的总结。当年，红军将领并不是这样认识的。他们对四渡赤水在军事指挥上的运用之妙，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最初是很不理解，甚至公然反对。

    红军将领转变认识，真正“服”毛泽东是在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建立了新的根据地，站稳了脚跟，进行历史反思，回过头来看，才深深感到四渡赤水在军事指挥上是个折转点；才承认毛泽东的军事谋略在党内无以出其右。不仅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者们服了，连行伍出身、什么仗都打过的军事指挥员们也服了。萧华写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是对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指挥红军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的生动总结，反映了经历过长征艰难困苦的那一代人发自内心的由衷感佩。

    2010年11月20日《文摘报》载秦铁《父亲博古在遵义会议后》一文，也完全印证了石仲泉老师的以上那一段话，该文写道：

    “如果说父亲早期还对自己的指挥权被剥夺有一些想法，到了后来，他则完全信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发自内心地支持他。当张国焘要带着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时候，还曾经找过我父亲，反复强调说遵义会议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但是父亲没有动摇。”

    “四渡赤水”之战，是在十分艰难曲折的斗争环境下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红军战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得意之笔，它包含着极其丰富深刻的政治、军事、思想内涵。因此，我不赞成夏宇立先生的《考》文观点，提出来与先生商榷，以期得到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