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化的道路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

（上篇）

回首晚清买办化衰亡之路

人类社会在近代大大加快了发展步伐。世界各民族和国家都经历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其中之兴衰荣辱，成败起落；或波澜壮阔，或迂回曲折，无不令人感慨万千。如今各国或富强，或贫弱；或已发达，或正发展；似有天壤之别。

有人云：凡崛起者皆因开放，衰落者皆开放不足也，故全球化乃第一发展要务。然细思之，此论谬矣！凡贫弱或衰落之国，并非皆对外开放不够，却多毁于开放中之重大失误。如晚清、民国时之中国，二十世纪末叶之拉美、东南亚、俄罗斯等皆此类也。

日本明治维新是对外开放，晚清洋务运动也是对外开放。其中日本经济主权皆操诸己手，决不开放给外人。而晚清海关、金融、工商产业乃至大宗土产贸易皆由外人掌控，岂非比日本更加开放？然中日之开放何以一兴一衰？一成一败？一荣一辱？皆因日本将发展开放之命运握于己手，而晚清洋务运动则因腐败产生内外勾结之买办权势，将国家民族之命运私授他人主宰。

对外开放，无非扩大商品、科技、文化交流，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互利双赢。但能否互利，还须利益对立之双方意愿能彼此制约，惟此才有最基本之公平，在此公平基础上才会有双方最大的共同利益产生，即有对立才有同一，有公平才有效率（利益）。如商品交换，双方俱各谋己利，自古未有靠对方为己谋利之事。而因腐败导致的买办化开放道路，乃自废自弃国家意志而任由他人意愿主导，他人所谋何人之利？其结果只能利益尽归他人，而成本、代价、风险、屈辱、穷困、动乱、分裂、败亡则留给自己。以此腐败之买办方式对外开放，开放愈甚则衰亡愈速。此乃死路！古今概莫能外。

一国崛起与否，总有其道理依据。任何民族要崛起须先有其主观条件，即要有奋发振作之精神意志。因此须有爱国精神凝聚为国家民族魂魄，还须由教育宣传使其深入人心，浸透每一国民之思想意识，方能有民族崛起之国家精神意志。一国国民之爱国精神愈普遍愈强，其主宰掌握自己命运之国家意志也愈强，也愈能抵制开放中谄媚迎合外人损害民族权益之买办化路线。凡民族自尊心，爱国精神强烈之国，均不能容忍权贵勾结外人而走买办化道路。德国、日本就是例证。虽此二国民族主义过分发展使其走上对外侵略之路，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但凭其强烈民族意识，尽管两国在世界大战中均遭大败（其中德国败了两次），一、二十年后也仍能东山再起。因此，民众的爱国主义是凝聚国家崛起意志之首要精神条件。也无疑是对买办化道路的有力制约。尤其已走上买办化道路及一切受外国欺辱之国，爱国主义更属国家民族最宝贵之精神财富。而抑制狭隘民族主义过分发展害人害己，则是日本等意图对外扩张的富强国家必须正视的历史课题。

买办化道路根在腐败，因此凡是在开放中能有效抑制腐败的社会条件均有利于避免国家发展的买办化路线。

政府权力自上而下有效维持的法纪环境是制约腐败必不可少的条件。任何对腐败的社会制约（包括民意）最终都要落实到政府的法纪条件上来。

任何腐败及其造成的国家民族利益的损失最终都会转嫁给最无权势的民众，由人民群众承受痛苦。因此民众是天然的爱国者和坚定的反腐力量。凡是民意公开表达的程度可有效制约腐败的国家都不可能走上买办化道路。

因此，凡是避免了买办化开放道路的国家，或是存在集权有效维持的法纪，或是民意得以公开表达，或二者兼而有之（这样效果最好）。

中国和日本不同的发展道路

日本国家意志所主导的民族崛起之路

中国和日本在十九世纪中叶同受西方列强欺辱，两国有识之士都主张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富国强兵。但两国却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日本民族英雄高杉晋作在上海亲眼目睹中国饱受列强欺凌之惨状，因而产生强烈忧患意识，励志保国自救。于是回国组织攘夷运动，组成77人骑兵队起事，后夺取了长州藩政权，在人民支持下联合萨摩等藩举行倒幕起义，并联络、拥戴明治天皇号令天下。爱国的武装和人民及有为的君主这三者结合在一起，推翻了幕府，然后大刀阔斧革新――强化皇权，废除封建领地（“奉还版籍”“削藩置县”），研究“兰学”（西学），普及教育，改革兵制，发展军工，“殖产兴业”，建国立银行，君主立宪……

倒幕后明治维新的日本，已完全是一民族主义主宰的国家。不仅政府官员、军队、民众是“尊王攘夷”的基本力量，就连受政府鼓励的商人也大都是曾参加“尊王攘夷”的爱国者。因此其开放改革完全是在为国家民族谋利益，凡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就引进、采纳、保存，反之就拒绝、革除。民族崛起的国家意志无处不在。

明治政府的忧患意识十分强烈，并且锲而不舍。 经过短短一、二十年的努力，日本建立了自己的技术工业体系，不论是军事还是民用工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军事工业还为民用工业制造了大量机器设备。这是真正在富国强兵。

尤其应指出的是，不论是军工还是民用，国营还是民营企业，明治政府都非常重视一个原则：“日本领导者们恐怕日本在经济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而没有引进外资。但是他们认为，通过聘请外籍人员的办法来输入外国技术是没有危险的，于是用高薪聘用了外籍人员。在法律、军事、经济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有聘请的外籍人员。”“大力引进技术、设备而不是资本和商品，或许是日本明治维新与清朝后期洋务运动之间的最主要区别。”（见《盛世之毁》）

这是皇权独揽的国家，却又有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推动明治政府君主立宪而使民意得以表达，（颇得《墨子∙尚同》“一同天下之义”须“得下之情”之真谛。）在野党也常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一再倒阁，迫使政府频繁改组。日本国内也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压迫和社会矛盾，也同样存在腐败。但高度的集权和民意的制约及其所表现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将腐败限制在不可能产生买办势力的程度内，而且使朝野一致认为对外扩张是转移解决国内矛盾的良方。集权、民意，及其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制约了腐败，这使日本避免了买办化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厄运。但是却在国势强盛后使日本缺乏自制而走上对外侵略并最终将带来灾难的道路……（日本民族现在仍还需要吸取足够的教训才能像德国那样成熟起来。）

晚清买办化的衰亡之路

“明治维新是富国、强兵双管齐下，是真正意义上的‘富国强兵’。洋务运动是‘民富国强’幌子下的官商殷实、国家虚荣、民众贫乏、危机四伏。从国内危机看，实际上清政府和日本两国统治者在剥削民众方面大同小异，真正的区别在于强国或损国，及对外政策。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纪，当清朝的早期洋务运动成果演化为同（治）光（绪）兴盛的外强中干，而邻近的日本却在‘殖产兴业’中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富国强兵’，‘国运相赌’的战争怎么可能避免呢？”――《盛世之毁》

就在日本励精图治富国强兵之时，晚清时的中国却走上了一条买办化道路。这段长达70年的衰亡之路（1840－1911）是我们民族历史最沉痛黑暗的一笔。这是中国由富变穷，由尊变卑，失地赔款，丧权辱国的苦难史。外来的侵略不是决定性因素，不可遏制的腐败所导致的买办化道路才是必然衰亡的内在原因。

1840年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内就存在穆彰阿为代表勾结外国的买办集团，并因此而导致禁烟抗英斗争失败，造成白银大量外流通货紧缩，激化了中国社会矛盾，从而引发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搞洋务运动，买办势力大发展。

但同是搞洋务，左宗棠、沈葆桢、张之洞、刘铭传就和李鸿章等不一样，左、沈、张、刘是爱国者，为国家民族谋利益，所以其洋务是在强国，并大有成就。像左宗棠、沈葆桢搞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厂，张之洞搞汉阳铁厂和兵工厂，沈葆桢、刘铭传经营台湾。都是引进技术和人才，扎扎实实培养人才，消化技术，从基础一步步搞起来。后来北洋水师之精华，其实主要是左宗棠、沈葆桢原福建水师培养的人才。而马尾船厂在遭法军偷袭被彻底炸毁后，因人才和技术还在，所以仍能在三年后造出大型钢甲巡洋舰。

而李鸿章等，包揽洋务，在朝廷和洋人之间充当掮客，挾洋自重，受贿贪污，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培植私人势力，甚至帮洋人吓唬清廷，其洋务都是借公事而谋私利，名曰自强，其实肥私，国家经费大都流入私囊。所以不论搞军用民用，都是质次价高，越搞越不行，最后干脆不如买洋货，洋务运动因何失败？因腐败的买办损国谋私。

可见，洋务运动成败关键不在对外开放程度大小，而在于是靠爱国者搞强国，还是买办搞腐败。这其中有着天壤之别。搞洋务（开放）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以腐败的方式搞洋务。

晚清之所以走上买办化不归之路，在于其始终无法抑制腐败的迅猛发展，腐败加洋务，必然生出内外勾结的腐败成果――买办势力。而晚清之所以不能有效抑制腐败，除封建王朝后期积重难返的腐败宿命外，贪腐狭邪的慈禧长期执政也是重要的政治原因。

太后专权名不正言不顺，况慈禧又是贪鄙谋私之人，因此用人执意唯亲，用贤则是次要，不得妨碍唯亲，否则将大权“旁”落。而贪官污吏也就都将慈禧视为靠山，求得政治上的庇护。慈禧之所以能长期执政，也正是那些勾结帝国主义的买办势力拥戴支持的结果。可以说，慈禧和买办的势力是互为因果，互相强化，他们上下勾结，沆瀣一气，形成朝中最强大的买办政治力量。所以皇帝即使想振作朝纲，用人才，明赏罚，除腐败，则皆无可能。晚清王权受到削弱，封建集权徒有虚名。是其走上腐败的买办化道路，对外屡战屡败丧权辱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一系列微妙的帝后关系，日后进而导致帝党、后党的出现及其冲突，深刻影响到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及其之后的清王朝命运。”（《盛世之毁》）

王权君心尚且委屈若此，更惶论容忍民权民意。上无集权肃纪，下无民意制约，腐败及其买办化发展就如长堤之溃而势不可挡了。

（仅限于腐败上层之间对集权的制约与真正体现民意对集权的制约完全是两回事，因此其绝非“民”主，而是权贵作主。如上层多为贪腐，此权贵作主所制约者则定非腐败，而是严肃法纪所必不可少之集权，因此这种代表腐败上层特殊利益之伪“民主”恰恰是最糟糕的事情。）

买办化道路对晚清社会各方面的影响

买办化发展道路丧失国家主权意志和利益，无疑是通往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奴化道路。看看晚清洋务运动各方面的结果吧：

金融和海关

英国历史学家季南在《1880～1885年间英国在华的外交》中有过如下描述：“英国汇丰银行在1880年就十分确定地赢得了在中国贸易中发号施令的地位。英国很多商行同它有利益关系。同所有的海外银行一样，人们谴责它为了英国人的利益而用不正当的手段操纵贸易。但是，对它主要的批评是它掌管了中国海关收入的特权，并且往往为了它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这些收入。这是造成它压倒一切财政势力的重要原因，使它成为英格兰银行的强大支柱。”

光绪年间，陈炽作《庸书》，对赫德长期把持海关提出指责：“天下事，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易假人者也。乃有非我族类，久假不归，盘踞要津，根深蒂固。海关厘税，岁入三千万，仰其鼻息以为盈虚。引党类数百人，糜工费二百万，渐而阴持朝议，显绾邦交，苟或侵之，颠厥立至。囤钞数以百万，本国家自有之利源，乃一意把持，据为己有。浮标灯塔，行海之耳目，亦习焉不察，举为授之。家资之富，可以敌国……皆诡寄他人，运归本国。阻挠税则，左袒西商。……诡计阴谋，莫窥其际。英君主授以男爵，功在彼国，其事可知。近与越南、西藏立约通商，扶植其弟（赫政），冀稍效劳绩，身故之后，世袭其官。西人之入中国者，尊敬畏服，望若天人，视官吏蔑如也。”

金融和海关堪称经济运行核心枢纽，如此关键部门皆由外人掌管，国家主权意志何在？外人控制了金融、海关，能不以此谋其它控制权乎？

商贸方面

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两次鸦片战争所促成的口岸开放和低关税条约，使涌入中国城乡的国外工业品与日俱增。1871～1873年，清政府出口收入比进口开支多400万两，到1881～1883、1891～1893年，对应数字分别下降为负1800万两和负5200万两，而当时的中央财政收入约每年八九千万两。（见《盛世之毁》）

大宗商品被洋商控制，在进出口同步增长，贸易逆差与日俱增的背后，更有大宗出口产品逐渐被外国势力控制的问题。在19世纪60年代，东北的皮革、山东的帽辫，逐渐被外商压价收购；英商及其买办还深入蒙古收购驼绒；19世纪70年代湖南湖北的茶价被俄国砖茶商控制；福建六种茶叶的每担收购均价，从1870年的36两下跌到1885年的25两；“湖南煤铁之利，自昔甲于天下……自与洋人互市，洋煤洋铁阑入内地，洋铁洋煤之销路占进一步，则湘铁湘煤之销路退缩一步，以致湖南煤铁不能售出境外，其利皆为洋人所占。”（张之洞《劝开湖南煤矿示》）以胡雪岩破产为标志，1883年之后，以丝绸闻名的江苏一带，其生丝和丝制品均被外商操纵；19世纪80年代后，日本大量收购中国棉花，并返销棉纺织品。（见《盛世之毁》）

新式民用工业

从马建忠《民富论》对织布业的描述可见一斑“光绪五年曾经北洋大臣李奏设织布局。乃事隔十年，仍未奏效。询其所由，则以资本不充，办理者或未尽善。今则重为整顿，十年之内不许他人再设织局。而所设织机不过二三百张，每日开织只五六百匹，岁得十八万匹，仅当进口洋布八十分之一耳。则十年之间所夺洋人之利，奚啻九牛之一毛哉。”

国防工业和买办国防

早期洋务运动期间，创建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新式军工厂，中国近现代国防工业萌芽。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左宗棠、沈葆桢在1866年中国工业和科技近乎空白的条件下创建的福州船政局（马尾造船厂），引进技术、设备和工程人员，经二三年即建成设施设备齐全的远东最大造船厂。一年后造出中国第一艘千吨级木壳兵轮（比日本第一艘自造军舰早十一年）。至1874年共造出各式兵、商船15艘。其中“扬武”号兵舰排水量1560吨，相当于国外二等巡洋舰。1875年，辞退外籍技师自主造船，首制成功“艺新”号炮舰，表明中国人已掌握了近代造船技术。1877年更新技术，开始生产铁木合钩轮船。

左宗棠、沈葆桢同时还创办了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以近代科学技术为主课的新式学校。又于1875年始，分批选拔优秀学生出洋留学，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接受西方科技教育。数十年间，为近代中国海军建设、航运、机器、矿冶、电讯、铁路、外交、教育等领域，造就了一大批卓越人才，严复、邓世昌、萨镇冰、刘步蟾、魏瀚、詹天佑等，是其中杰出代表。

1884年8月，停泊于马尾军港的法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炸毁了船厂。之后清廷委派裴荫森署理福州船政局，由于人才和技术还在，战后船政员工竭力修复，一个月后重新恢复正常生产。三年后造出中国第一艘钢甲巡洋舰“平远”号。

可惜裴荫森于1890年4月被调离，福州船政局从此一蹶不振。

北洋海军创建后，大肆购买外国铁甲舰等各型舰船、及各种枪炮弹药，耗银数千万两，将买办国防发展到极致。“北洋海军基地内外、舰船上下到处都有外国人活动。……众多外国商人和政客，常年‘川流不息地……走向天津的总督衙门’，把‘本国最坏的东西（主要指军火），高价卖给中国’”。（《盛世之毁》）

李鸿章认为造船不如买船，由此停止了江南制造局的造船业务，对于福州船政局继续造船也不以为然。伴随北洋舰队买办经营的发展，中国舰船制造事业日渐凋敝。

中法战争后，左宗棠去世，坚持自主国防路线的军政大员只剩张之洞等少数人。张强调，向洋人买军火，“采办维艰。必须购置机器，自行制造，始可取用不尽，无庸倚藉外洋。” “以银易铁，实为非计。且万一遇有缓急，敌船封口，洋埠禁售，受制于人，购运均无从下手。”于是办起汉阳铁厂和汉阳兵工厂，由于起步较晚，发展过程中又受到国内外种种抨击、制约，张之洞的自主国防发展并不顺利，汉阳铁厂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才正式投产（比日本八幡制铁所早七年投产）。不幸的是，刚一投产即遭火灾，机器损失惨重，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才恢复生产。

洋务运动卓有成效者除左宗棠、沈葆桢、张之洞外，另一靓点是刘铭传继沈葆桢之后在台湾的新政，其建设海防、架设电线、修筑铁路、开办学堂、开山抚番、兴办煤矿、招商兴市、筹划财政，使台湾从蛮荒之地一跃而为先进省份。但甲午战败马关条约将台湾割给日本，沈葆桢、刘铭传经营台湾的成果也随之烟消云散……

除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为超级买办国防之外，当时清朝的绝大多数军工都纷纷走上了买办之路，而这些军火进口却是以“最低劣的枪炮，最好的价钱”成交。即便自造，也只不过向国外购买原材料进行加工。

由于腐败以及不从根本上掌握技术，自造问题更多。如1872年，李鸿章在天津机器局遭到抨击后不久上奏：“所造林明敦枪……核费与购价悬殊，当饬停止。”1887年底，四川总督刘秉璋奏称：四川机器局“铸枪工料，用费已昂于外洋购买价……所铸之枪……比较外洋所购，实已远逊。以更贵之价，铸无用之枪，殊不合算。臣现已饬局将各项洋枪暂停铸造，裁减局中司事工匠……”

 “买办型国防企业的严重亏损，和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的不断增多，使半官半商、亦官亦商双重身份的北洋官吏成为暴发户。……与买办国防相对应，在19世纪70年代后长达20多年的‘求富’的洋务运动期间，清朝国防并没有‘富强相因’，官方在各地总共创办了10个军工厂，数量仅仅比60年代后5年所创建的多一家，所办企业的规模，甚至反而不如以前。”（《盛世之毁》）

买办国防之军队

    腐败的买办国防之军队无疑也是腐败之师，这在晚清历次对外战争中均有充分暴露。除少数爱国将领率军死战外，多数清军将帅腐朽不堪，遇敌一触即溃，甚至未闻敌至即四散惊逃。如中法之战中潘鼎新、岑毓英、唐炯、徐言旭，甲午之战中叶志超、龚照玙等。

    买办化最甚之北洋水师，虽有邓世昌等一批左、沈福建船政学堂培养的爱国将领，但李鸿章重用私党，使大量缺德少才之辈占据水师重要职位。因此其贪污腐败之风也更甚。

当时的英国《泰晤士报》揭露：“旅顺、威海既造炮台，其安置于台上之炮竟有不堪一放者，其经售炮械之人，固俨然显官也。只知七折八扣，售者又因以为利。假如一炮也，报销千金，经手者侵蚀二三百金，售主则以但值五六百金之炮应命，皆不问其为可用否也。”（林乐知、蔡尔康：《朝警记》九，《中东战纪本末》卷四第38页。）

北洋海军生财之道，除接送官员家属、招收自费生，还时常用军舰做走私生意。另一常见之贪污手法则是军官克扣军饷吃空额。“吾闻军营积弊，凡统领以次各武员，向粮台关饷时，有明系十成，而仅发八九成，甚至六七成者，及取阅其领状，则居然十足也。”（原引自蔡尔康：《撤兵议》，《中东战纪本末》卷七第5页。）

　　训练演习则弄虚作假，李鸿章在《巡阅海军竣事折》中自吹：“鱼贯打靶，能于驶行之际命中及远。旋以三铁舰、四快船、六雷艇演放鱼雷，均能中靶。”而官兵战后揭露其真相“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 “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

“北洋海军总督和北洋海军提督的人选，和海军内部的腐败，使千方百计向中国扩张的列强深感有机可乘，竭力向北洋海军渗透。……洋人在北洋海军享受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都高人一等。”（《盛世之毁》）

旗舰“定远”帮办副管驾英国人戴乐尔（另译为“泰勒”）在其著作《中国记事》（Pulling Strings in China）中写道：

　　“此大机器……不依一共同方向而旋转，乃各依其私独之方向而旋转。……效率观点下之纪纲，此机器乃其反面；然此乃极有条理之纷乱，在无事时运行甚顺，绝无其嘎之声，盖膏之者有中饱之利，有亲族之援……

　　“两战斗舰之十寸口炮，其战时用弹力猛烈之四直径弹，其练习用弹为二半直径者。后者库藏甚丰，惟前者旗舰只有一枚，其姊妹舰则有一双。……若以此事直陈于总督……则违反中国一切成规，则将全副机器推翻矣。

　  “盖腐败、中饱及援结私亲诸症，使其手下各组织无复完肤者，其病源皆在李鸿章自身，而彼之染此诸症，且视寻常中国官吏为甚。彼已受啮掣于顽钝之全国大机器中，且习为故常，即有为之指陈，彼亦懵然不省。”

　　镇远舰帮办管带麦吉芬还揭示说：“华舰亦有诸病，炮虽精于陆军，各炮弹中亦实储火药，不若陆军储弹或实以沙泥，然配储不甚多。且药线铁管（每弹必有一药线，储以铁管，轰发时量敌之远近，以为药线之长短，弹入敌军，药线之活力恰到，弹遂炸裂）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皆必败之道也。”（见《盛世之毁》）

以如此腐败之军焉能保家卫国？

经济凋敝破产 人民失业穷困

　　在洋务派成为暴发户的同时，国家的工商业纷纷遭受洋货冲击。较早遭受外商打击的，是航运业，江浙一带，咸丰年间（1851～1861年）两千多艘帆船，到1872年就只剩下四百余艘。

土布纺织业也是重灾区。1887年，在牛庄，三百斤一包的洋纱市价57两，同样重量的土纱却须87两才略有薄利。1890年，在宜昌出售的印度棉纱和棉花，其零售价格竟然差不多。1887年，烟台海关报告：“本省（山东）土纱纺织几乎停顿。”1890年之后，纺织业原本非常发达的江苏太仓一带“乡间几无自轧自弹自纺之纱”。在贵州的偏远地区，“曾经是不可缺少的纺车，都蒙上了尘土，被人们遗忘。一捆捆机器压的孟买纱，似乎引起人们注意到手纺车已经不合时宜了”。

　　其他地方、其他行业，也大多如此。在福建，“自洋钉输入中国，一千个以上靠打土钉为生的手工工人已经不能继续工作了”。在广东，“佛山针行，向称大宗，佣工仰食以千百计。自有洋针，而离散殆尽矣。乡邑妇女，多借纺织谋食，自有洋布，而土布无过问矣。其余纽扣线袜，向之著名专利者，亦冷落无趣，势将坐食。吾粤如是，余省可知矣”。

时人道：“内外穷民之失业无依者，尤如恒河之沙不可计算。”

（以上见《盛世之毁》）

应该指出的是，洋货冲击国内经济，并非仅凭其“物美价廉”，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市场，但由于中国男耕女织的家庭经济成本非常低廉，西方列强大工业生产的洋布居然竞争不过农村落后的手工方式生产的土布，直到洋布凭借在中国内地免税的特权而土布却要处处交税才勉强打开了中国市场。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也指出“自道光二十二年大开海禁，……洋人各货……过关只按估价，每百两加税不得过五两。……迨咸丰八年十一月中西重订条约……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斯乃体恤洋商，恩施格外，较之华人其获利厚矣。……于是，洋商获利，华商裹足不前，迫令纳费洋人，托其出名认为已化，洋商坐收其利……且同一土货，由香港来，则准其报半税；若由粤省来，则不准报子口税，必报厘捐。同一洋货，在洋人则无厘捐，在华人则纳厘捐，无疑为渊驱鱼、为丛驱孓，不独涛张为患，流弊日多，且先失保护己民之权利，于国体亦大有碍也。”

　　 正是对洋商、洋货之超“国民待遇”优惠，造成国内经济大量破产，内部矛盾空前尖锐。从而更促使所有的捐税负担都压在华商、百姓、及国内产业上。

丧权辱国失地赔款 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腐败的买办化道路抵挡不住洋人真枪实弹的侵略和无孔不入的渗透，洋务运动表面一时虚浮“兴盛”，却难挽其形成日衰之国势。弱国无外交，晚清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主要如下：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之后又签定《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1851年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1858年5月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6月中国与英，法，美，俄四国签定了《天津条约》。同年11月中国又与英，法，美三国签定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1860年中英，中法，中俄又签定了各自的《北京条约》。1861年6月中俄《堪分东界约记》。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8年《中美续增条约》。1874年10月《中日台湾事件专约》。1876年9月中英《烟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条》。1881年中俄签《伊犁条约》。1884年《中法简明条约》。1885年《中法新约》。1890年和1893年清政府与英国签定《藏印条约》和《藏印续约》。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896年的《中俄密约》。1896年中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1898年中德《胶奥租界条约》。1898年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1901年清政府同俄，英，美，日，德，法，意，奥，西，比，荷11个国家签定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不平等条约并非都是战争失败的产物。其中有些是胜仗败约（如1874年《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和1885年《中法新约》），有些则纯粹是买办官吏腐败受贿所致（如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1896年《中俄密约》、1896年中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就是崇厚、李鸿章等腐败受贿所致）。

畏洋媚外成风 买办文化泛滥

中国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使中国人成为世上最具自豪感之民族。然慈禧、李鸿章等腐败的买办化道路造成晚清不断丧权辱国，失地赔款。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民族日益沉沦。海关、金融、贸易及主要行业产业尽受外人掌控。

慈禧、李鸿章等畏洋媚洋之心，被上行下效、见风使舵之各级官吏遵循不渝，使洋人在华尽享“最惠国待遇”之利，其掠我之财而日富，且享有特权而愈尊；国人则丧其生计而日穷，困窘屈辱而愈卑。上层社会因之弥漫崇洋媚外之风而丧失民族自尊自信。尤其上层文人之讳言腐败者，将因腐败而导致丧权辱国民族衰亡之恶果皆归咎于民族文化。而此论又洽与日本等欲动摇泯灭我民族自尊自信根基之渗透宣传一拍即合，因而为之鼓噪传播者众多。此等舆论流传扩散，使我传统文化皆成买办腐败之替罪羊。汉奸、买办文化也随之兴起泛滥，形成近、现代植入我文化肌体中之最大糟粕和毒瘤。而日本原师之于我之同样传统文化，则被保存、继承。中国自晚清以来之所以出过众多汉奸，丧失民族自尊自信无疑是一主要原因。

间谍内奸全面渗透  国家毫无防范意志

    凡买办得势之国，必是国家主权意志尽失，对外毫不防范，单向透明之国。晚清的中国已沦为列强一切对华破坏活动的乐园和庇护所。

各国在华势力不仅控制中国进出口贸易，还相互勾结交换情报，商讨对策，逐渐渗透，干预中国政治和外交。曾任总税司的英国人李泰国记载：“这些外国公使，常常在蒲安臣（美驻华公使）家里聚会……在那里，我们一边吸着雪茄，一边讨论过去和现在的对华政策。而且，在每个下午这样的会议后，大家共同散步，还是讨论我们对华的未来政策，应该如何。”

　　“在通过海关、外交官、军队深刻影响中国经济、政治、外交之际，西方国家还通过种种教会活动，广泛刺探中国的政治经济情报，诱导、收买人心。其中，美国基督教教会的成绩特别‘出色’。

美国公使田贝多次强调：‘这些先锋队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文化的情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

通过开设医院，‘医生每天与他的病人接触，很容易把基督教的真谛灌输到病人的脑子里去’；通过开办学校和报纸，‘是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浸润于基督教教义中，才能使人们的内心卑怯，使其在宇宙的创造主面前低头。’

而日本则是在华大量收买汉奸，除刺探情报，进行各方面渗透外，还特别重视收买胁迫有影响文人为其宣传日本“人种优秀”及中国人种、文化“低劣”。

晚清为洋人效命鼓噪之奸细遍布朝野，无处不在。国事对外已无机密，尽在列强掌控中。其间谍及渗透活动等毫无顾忌甚至公开进行。对此清廷不仅不敢微辞，而且还处处为其提供方便。即使与列强开战之时，抓住敌谍不仅不敢审讯，而且款待礼送，生怕引起列强责难。

内外矛盾尖锐 社会日益动荡

在洋货冲击下大量破产之中国商民，还要被迫承受贪官污吏的压榨和各级财政亏空的转嫁。人民生计艰辛，对洋人越发不满。而清王朝不断加剧的崇洋媚外风气，更助长了传教士和教民的霸道。各地传教士和教民相互依仗，‘乡愚被其讹索，孤弱受其欺凌，出入衙门，干预讼事。’‘一切罪人讼棍，具以教中为护逃薮，从中生乱。’‘强占人之妻女财产及人命重案，不可枚举。’”（见《盛世之毁》）

于是各地不断发生反抗教会和教民欺压的教案。1870年天津教案时，曾国藩迫于外国压力，“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屠杀16个中国人强行将事态平息，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国社会反抗教会的斗争。“1876年，四川江北厅和涪陵地区先后爆发焚烧教堂的斗争。中法战争期间，华南和长江沿岸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教会运动。1891年，长江中上游一带数十城市爆发大规模的反教会武装斗争，其中包括著名的大足余臣栋起义。”（《盛世之毁》）

以后人民的各种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始终不曾停止。十九世纪末期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买办集团的代表人物――慈禧和李鸿章

慈禧作为晚清买办势力的总后台和保护伞，贪权营私，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单是几次做寿，就使中华民族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

过四十大寿为不冲其“祥和之气”，对侵略台湾被我军民打败的日本赔款50万两白银。不仅胜仗败约，而且在与日方签定的《中日台湾事件专约》中将琉球人遇害写成“日本国民遇害”，并荒唐承认日本侵台为“保民义举”。为日后日本吞并流球制造了最好的口实。时任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对此评论道：“琉球事件真正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它向全世界宣布，富饶的清朝帝国愿意任人宰割，而不愿意用武力抵抗。”

过五十大寿，慈禧醉心于大办其万寿庆典，全力支持李鸿章对法国侵略者一意谦卑求和,极大地鼓励了法国人的侵略野心。并严令海、陆清军在大战将至之际“静以待之”，不作战备，李鸿章等秉承其妥协旨意，在明知法军有可能挑起战争的情况下，仍允许法舰队开进马尾军港，结果法舰队夜间发动突袭，仅一个小时便毁灭了福建海军和马尾造船厂。后战争在左宗棠、张之洞、刘铭传等指挥下，冯子材、刘永福黑旗军，及福建、台湾军民奋勇作战，我方大胜。在乘胜反击的大好形势下，慈禧、李鸿章竟又胜仗败约，丧权辱国。不仅将军队撤回，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而且又给了法国在云南、广西新的特殊权益，就连中国要在这两省修铁路也要与法国商办。

早在中法战争前，当左宗棠、李鸿章等在为财政极度空虚的情况下是否应耗费巨资夺回伊犁而激烈争辩之时，圆明园修建工程宣布开工。中法战争后，紫禁城西侧的三海大修工程开工，合计耗银600万两，其中挪借海军衙门经费437万两。但慈禧仍很不满足。

为筹办其六十大寿，又大修颐和园。在慈禧授意下，醇亲王、李鸿章与大太监李莲英等密谋挪用海军经费，海军衙门因此设进了颐和园。

对颐和园等大兴土木，康有为在1889年上书谏言：“……然臣谓皇太后受天地之眷顾，承祖宗之付托，以四海为池，八荒为囿，天下为家，生民为体。如使复祖宗之故壤，安小民之生业，乐游可也。今安南失，缅甸亡，藩篱尽撤，是家具不完也；奉粤水，江淮旱，小民流离，是骨肉不保也。夫国家无门墙垣屏之蔽，而内以园囿为固；小民无片瓦一椽之栖，而上以宫苑为乐，恐未可遽即安也……臣以为，自娱云者，匹夫之事，非在上之事也。……”结果代转此奏折的徐守仁被永久性革职。康有为慨然离京回籍。

为了颐和园工程，慈禧至少挪、占用了几笔巨款，这几笔款项对甲午战争都有重大影响：

1．国库存款七八百万两。2．直奉铁路经费千余万两。3．“海军报效捐”卖官所得几百万两。4．挪用正规海军经费累计约3千万两。5．李鸿章以海军建设的名义代为募集、储蓄的二百六十万两“生息款”。仅此五项就不下5000余万两。

此外，颐和园建成初期的每日开支约银一万至一万二千两。仅一年花费就超过镇远、定远两艘大型铁甲舰价款之和。当时中央财政年收入约为8000万两，购定远镇远两艘最大型铁甲舰花费约300万两。1891年6月慈禧首次巡幸颐和园后，工程进度急剧加快，为此冻结了全国海军添置舰炮的费用。如此大规模挤占海军经费，甲午焉能不败！

慈禧荒淫挥霍对国家民族造成的巨大损害，比起其作为买办势力总后台所造成的灾难，还算是小巫见大巫。为内填其无穷欲壑，外乞其苟且小安，自然要重用那些投其所好并与洋人关系良好之贪腐买办。因此，尽管中法、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招致朝野一片谴责，慈禧却仍对其恩宠重用有加。正是慈禧与李鸿章这种权力、利益勾结组合，形成买办集团政治上绝对支配地位，酿成晚清中国之巨大民族灾难。

慈禧、李鸿章等知其腐败经不起洋人真枪实弹检验。因此其于外来侵略面前一味主和妥协，毫无抵抗意志。“抗战，总是那么严重掣肘、优柔寡断；议和，总是那么迫不及待、勇敢神速。”（《盛世之毁》）而要真正励精图治，必须清除腐败而损害其既得利益。因此其只想永远与洋人相安无事，好继续苟且腐败下去，洋人要什么就给什么，为了个人和集团的权势、利益，不管国家民族付出多大代价。而洋人也正因窥透了西太后、李鸿章的苟且心理，才步步紧逼，动辄武力威胁，使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李鸿章作为晚清买办势力的总代表，一手造成中国近代多数重大民族灾难。堪称中国近代史之最大卖国贼。

在左宗棠出兵新疆，阿古柏面临灭亡之时，李鸿章公然与英国人及阿古柏勾结，为其向总理衙门游说承认阿古柏政权：“能否准喀酋（指阿古柏）投诚，作为属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免致劳师糜饷，兵连祸结。”这种连朝贡义务都没有的名义上的属国实际上就是独立国。只不过迫于战场形势，用了“投诚”的谦卑字眼。在阿古柏绝望自杀后，英国人和郭嵩涛（李鸿章死党）又提出让阿古柏残部独立成国的建议。左宗棠对此进行了批驳：英国人既然要为阿古柏部众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

1879年4月，日本趁俄占新疆伊犁，清廷忙于备战西征之机，以《北京专约》精心设计之“日本国民遇害”条款作为琉球为其领土之依据，出兵占领琉球，将国王尚泰及其王室成员软禁到东京，将琉球更名为冲绳县。值此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且日本羽翼未丰之际，为强调海防而与左宗棠海、塞防并重主张相争执的李鸿章，在其强调的海防危机降临之际却反无斗志，坐忍琉球之失。日侵占琉球时，琉球国尚世子急赴天津，每早必长跪李鸿章辕门外，候其轿出门，哭请援救琉球。李鸿章却无动于衷。坚持数月之后，琉球王子痛哭而归。

　  1884年5月，李鸿章与法国签订《中法简明条约》，承认法对越南的侵占。法国茹费理总理评价李鸿章道：“我快乐地体验了这位中国的政治家是用和我们自己相同的观点去考虑两国利益的。”李回电：“为难隐衷，两地心照。”李鸿章的怯战妥协心态更坚定了茹费理的侵华野心。在《简明合约》中约定清军撤兵时间为三个月，李鸿章私下承诺提前两个月完成，却隐瞒此承诺不报朝廷，企图私下完成。一月之后，法方借口清军未能全部撤军，进犯谅山，重开战端……

中法即将展开海陆大战之际，李鸿章不仅“张夷声势，恫吓朝廷”，“保位贪荣，因循畏思”，而且当清廷令北洋水师调“超勇”、“扬威”增援福建时，李鸿章以“北洋海军轮船皆小，本不足敌法之铁甲大兵船”为由，拒绝参战。9月中旬，法舰队再犯台湾，占基隆。在其后淡水战役中，法军遭重创，转而封锁海峡、围困台湾。刘铭传电请李鸿章派北洋舰队增援，李鸿章却仍以“法舰毁闽船不过数刻，万难与敌”为由，按兵不动。

战至后来，清军海、陆均获大胜。法舰队镇海之役遭重创，孤拔伤重身亡。陆战方面，清军连获镇南关、谅山大捷，法军兵败如山倒。3月30日，法茹费理内阁垮台。李鸿章却迫不及待地促使清廷委任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在巴黎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与抗战决定的优柔寡断大相径庭，此胜仗后的败约以惊人速度签订，并于4月7日就传达到前线。

“清军将士‘拔剑砍地，恨声连连’。……有人做诗抨击：‘十二金牌事，今日复见之。黄龙将痛饮，花目忽生期。’‘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盛世之毁》

早在甲午战前的1888年，李鸿章秉承慈禧意旨，每年从海军军费中拨出200万两用于修颐和园。李鸿章还出面动员各省督抚为“万寿山”集款。所搜刮260万两“购舰设防”款，存放天津生息，其利息全部用于颐和园工程。1891年后，海军添置舰炮军备的费用全被冻结，用于修颐和园。当时李鸿章直接控制的淮军钱粮公所，实际上有800万两现银积存。李鸿章不愿动用淮军私产购买战舰军备。此外，李鸿章的另一位亲信李凤苞，仅在订购“镇远”、“定远”的一次订货中，就大肆“侵蚀肥己”60万两之巨。

1886年1月，兵部左侍郎黄体芳上奏，指出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拥兵自重，不适合担当筹练海军重任：“今既奉命会办，设遇海氛，仍踵故智，拥兵自卫，……（所用）皆贪诈卑污之辈，遍布海军，一旦有警，祸甚噬脐，悔之何及……是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威，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此奏折写于甲午战前8年，所陈忧虑，在甲午战争中均应验。但此奏折引起慈禧震怒，黄体芳以“妄议更张，迹近乱政”罪名，被降两级调离。）

在甲午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李鸿章还为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为发动战争作最后准备的实地考察提供大量方便，对其奉若神明，殷勤接待。请其参观军工厂、军事设施和军队。

在甲午之战中，李鸿章把北洋水师当作私家卫队，在辽东危急时禁止北洋水师增援辽东，又禁止北洋水师出海作战，致使朝廷花重金建立的北洋水师被倭寇捂在港内全歼。两国交战之时，李鸿章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为牟取暴利居然盗卖弹药给日军。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通过上海候补道张鸿禄向日本军队出售大米等粮食。李鸿章还对清军抓获的间谍明显袒护，不仅不杀，还以杀了要赔钱为由，送给他们路费，释放回国。

甲午败后，日本其实战果有限，况小国劳师远征，也已无力再战，迫切需要一个条约巩固战果。而中国乃一大国，民众抗倭热情高涨，完全有力量与日本长期作战。而慈禧、李鸿章却毫无抵抗意志，一意苟且。日本之所以指名要李鸿章前去谈判而拒绝其他谈判代表，是因其认定唯此一贯卖国通敌之权臣才能使其获最大成果。李鸿章果然不负日本所望，使其在谈判桌上得到了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不仅赔巨款2亿两白银，还割让了台湾和辽东半岛。（后在俄、德、法干预下，辽东才得以用三千万两白银赎回。甲午战争对日赔款加上利息共计3亿4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日本当时全国年度财政收入的6.4倍。加上向英法俄德借巨额外汇的利息，清政府为这场战争实际支付了5亿1167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8千万两的6倍多。）

李鸿章不仅是甲午战败之罪魁，而且将战场敌我一时胜败给予了最大程度的放大并使之固定下来。

李鸿章1896年访俄时，与俄私订出卖中国东北利益的《中俄密约》并接受巨额贿赂。“密约签订后，维特（沙俄财政部长）和李鸿章订下私人协议，只要《密约》能够顺利执行，李某便能得到300万卢布（约合190万美元）的酬谢。 国内有人对李鸿章在当时寄给总理府的电报中数次替俄国恫吓清朝感到迷惑不解，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李受了贿，怎能不吃里扒外？据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德米特里·乌赫托姆斯基回忆录《对清国战略上的胜利》记载：‘《中俄密约》签字后的第二天，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与乌赫托姆斯基、总办罗启泰在一份向李鸿章付款的协定书上签字。协定书规定，头一个１００万卢布在清帝降旨允准修筑中东铁路后付给，第二个１００万卢布在签订铁路合同和确定铁路路线后交付，第三个１００万卢布则等到铁路工程全部竣工后才支付。这份议定书并没有交给李鸿章本人，而是作为绝密文件由俄国财政部收藏起来。’这笔钱作为一个专项基金存在华俄道盛银行，归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名字就叫‘李鸿章基金’。据记载，俄方先后三次给李鸿章、李经方父子支付款项，其中一笔是俄国专使吴克托穆亲王到北京交给李鸿章的。据《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记载，李鸿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国170.25万卢布的贿赂（有李鸿章派人提取款项存条和当日提款的记录）。据《我所知道的李经方——北洋杂闻录》记载，由于没有得到俄方许诺的全额款项，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曾抱怨说：‘俄国人花小钱办大事，最不讲信义，老爷子为了他们挨了多少骂，最后跟打发要饭的差不多’。” （见林治波文章《历史上的李鸿章》）

1898年李鸿章又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沙俄为此贿赂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张荫桓各５０万两银子（《红档杂志有关中俄交涉史料选译》，页210）。整个东北因这两个条约便实际上落到了俄国的控制下。

李鸿章卖国一生究竟受贿多少？除两次受俄国巨额贿赂曝光且有据可查外，其余具体事项恐只有天知道。但时人皆传“宰相合肥天下瘦”，及留美洋务要员容闳说李“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则此卖国巨贪之胃口可见一斑。

慈禧李鸿章主导的买办化道路使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终于引发义和团等人民反帝爱国斗争。本已对列强百依百顺的买办统治集团摄于人民反抗的声威，只好壮起胆子对列强宣战，但却又对列强刻意作出不得已而为的姿态并随时准备在形势不利时镇压民众。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慈禧政权立即变任民拒洋为媚洋剿民，甘当列强镇压民族反抗的走狗。而慈禧政权的买办内奸性质最符合列强利益。因此列强很乐于保存慈禧政权以更有效地为其担负起镇压人民反帝运动并榨干中国财富之“重任”。而慈禧买办政权只要能不被列强清算并保住其地位，宁可充当其刺刀下的傀儡并不惜为此而交换掉任何民族利益。结果辛丑条约中国赔款4亿五千万两白银，加利息共计9亿8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十几年的全部财政收入。列强可在京、津、山海关地区驻军，而中国则必须拆毁大沽、京、津炮台。该条约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谈判代表，又一次为慈禧买办政权的利益而完全满足了列强的所有要求。

历史证明：买办之实质，即有权势之内奸。自古未有内奸专权而国家不衰亡之理。即使如中法之战获胜，李鸿章、慈禧尚且力促胜仗败约，丧权辱国。更何况战败乎？

慈禧和李鸿章乃贪腐权势之代表，因此其与买办化衰亡之路如影相随，互为因果，互相强化。慈禧和李鸿章作为买办化道路的现象决非偶然。

何为慈禧？贪恋权势，名不正言不顺，该退不退，名退实不退。靠勾结贪腐奸佞为私党以保其权势者即慈禧也。但凡政治环境有利于结奸腐私党而保其无名分之最高权势，则必出慈禧。有慈禧则贪腐必不可救，且其开放也必走买办化之路。有慈禧则李鸿章之辈必得势也。

何为李鸿章？勾结外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之买办权臣权即李鸿章也。有买办则必有李鸿章及为其歌功颂德者现世。

爱国主义对买办化道路的斗争

爱国志士扼腕怃心 怀悲报愤 孕育巨大历史变革风暴

中华民族乃天下最具自尊心之民族，晚清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苦难，深深刺激了众多爱国志士。墨子云“非士无以虑国”，民间爱国士子、江湖侠士怀悲报愤，盟誓救国雪耻，为之奔走呼号者不乏其人。从郑观应《盛世危言》、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孙文《上李鸿章书》等皆可见当时爱国志士之普遍忧愤心情。

郑观应《盛世危言》愤然叹曰：“彼族人贪如此，中国之弱如此，天时人事之循生迭起、相乘相迫又如此，而谓我中国尚可墨守前规，不亟亟然早思变计欤！此天下有心人所为扼腕怃心、痛哭流涕而长太息也！”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大声疾呼“今兵则水陆不利，财则公私溃竭；官不择才而上下鬻官；学不教士而下患无学。此数者，人皆忧之而痛恨也……”“上下内外，咸知天时人事，危乱将至，而畏惮忌讳，箝口结舌，坐视莫敢发……窃维国事蹙迫，在危急存亡之间，未有若今日之可忧也……有心者叹息而无所为计，无耻者嗜利而借以营私；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积火将燃而寝薪为乐，所谓安其危而利其灾者……”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则泣血谏言革除弊政以筹自强。

尽管爱国义士民间豪侠泣血呼号此起彼伏，王公贵戚买办权臣腐败苟且却依然如故。巨大的历史变革风暴不可避免要席卷全国了。

爱国主义未能凝聚为统一的政治力量是其未能制止买办化道路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民一向有深厚的爱国传统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之所以未能避免买办化道路及半殖民地厄运，是因所有爱国力量未能结合成反对帝国主义及与其勾结的买办统治势力的统一战线，反而互相排斥、抵消。早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就有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其规模声势虽浩大，但由于其号召民众之思想武器与中国传统文化尖锐冲突，因而不能广泛而有效地凝聚民族精神，并吸引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反而在与代表传统文化的地主武装（湘军等）的冲突中失利，从而使清政府得以苟延残喘并勾结帝国主义对其镇压。英勇的义和团运动虽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但反抗方式过于落后陈旧，在政治上也未能识别买办统治集团的内奸实质，结果被买办集团出卖并勾结列强将其残酷镇压。而统治集团中的爱国力量以及意图振作的君主――光绪皇帝，却都始终未能与民间的爱国力量相联系，相呼应。因此，中国爱国者虽众，但作为政治力量却是分散的，缺乏配合甚至互相排斥、抵消。远远比不上日本明治天皇与倒幕起义的各藩爱国军队及爱国民众的紧密结合。这也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光绪、康有为、谭嗣同等的维新变法不仅缺乏民众支持配合，而且所依赖的军事力量仅仅是貌似 “爱国者”的将领袁世凯，这与日本倒幕起义时 “尊王攘夷” 的爱国军队有很大差别。结果与人民爱国热情相隔离的军队很容易被野心家控制利用，出卖其君王及其变法运动。

   

爱国主义永远是凝聚民族力量最宝贵之精神财富

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无疑使中国成为世上最值得自豪之民族。即使某些贪官权臣，也未必就毫无民族自尊心。（如北宋亡于金时，朝中权奸也有羞惭而自尽者。）但大国缺乏小国（如日本）之危机感，认定国大地广，根深基后，有承受腐败之本钱，靠洋务运动搞些西式枪炮，大国仍会是强国，些许腐败无妨大碍。一些官员正是躺在大国“盛世”虚浮的神话里日渐腐朽而泯灭掉其爱国心。

而官场腐败的一般发展规律――结党营私，朋比为奸，又尽可能将贪诈无耻之徒往社会上层聚集，此物以类聚法则自然要排斥正直之士。腐败其根在上，因此腐败越甚，上层越无耻，也越缺民族良心（官怕洋人之缘由）。这也是为何中国如此强烈之民族精神未能形成国家崛起意志，抑制买办化发展的重要原因。

但无耻之徒越聚上层，民族自尊精神也越积社会底层，在人民的土壤中蕴藏培育着民族崛起之勃勃生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瓦德西拳乱笔记》）而在义和团运动以前，此惊天地泣鬼神之民族精神列强是看不到的，他们更多的是看到官员和上层的贪婪无耻，这也是其所以轻视中国人之处。而义和团运动所爆发出中国人民排山倒海的伟大力量和英勇气概，令所有列强为之震惊，具有如此英雄气概之民族如何征服之？义和团尽管一败涂地，但其表现的伟大民族精神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也正是此民族精神激励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百年，最终于1949年彻底推翻了勾结在一起的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历史证明：像中国这样具有强烈爱国主义传统的民族决不会容忍任何列强及其买办走狗势力长期骑在自己头上，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已入买办化歧途的国家和民族最宝贵之精神财富。也是摆脱买办化道路之首要精神条件！

                                     杨芳洲   2007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