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曲折应该历史地反思

——《心路沧桑》创作感言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2007年第七期《观察与交流》刊登

高戈里
（高戈里的博客：http://gaogeli.blshe.com）

                         目录
        一、旧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能不能不信
        二、改造旧军队的控诉运动能不能不搞
        三、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历史曲折能不能不走
        四、改造旧军队的曲折历史能不能回避
        五、曲解中国革命的原因试析
        六、研究旧军队改造史的价值
        七、感喟前辈心路沧桑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里，曾经长期保留了一支非常独特的野战军，这就是由国民党第60军成建制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50军。
    1946年5月，国民党第60军184师于海城起义，在经历了安东整训、石人车站叛变事件的曲折后，我党终于摸索到了以控诉运动为核心内容的旧军队改造之路，进而在随后的兴隆整训中，使该部脱胎换骨成为人民军队。1948年10月，国民党第60军在长春起义后，我党迅速派去了以海城起义官兵为主体的400多名中共党员干部，轻车熟路地实现了数万起义官兵于历史瞬间的灵魂聚变。1950年10月，该军首批出国抗美援朝，打出了国威、军威，获得了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交口赞誉。
    开启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国军”改造史，有着许多难以估量的现实意义。而我对其重要意义的感悟，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
    坦白地说，最初，我只是为了打发闲暇时光，才把工余精力全部投入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的创作。由于远离了“泪血大控诉”的年代，创作前，我耳闻目睹多是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情况，所以，最初的创作曾带着先入为主的成见，企图从最后一章落实起义人员政策走笔，评说前辈们的“左”和“封建主义”，并试图剖析中国的法律文化：情重于法的亲情（阶级）复仇意识，理高于法的“义务本位”观念，权大于法的人治传统思想。
    然而，当我这不知天高地厚的思绪沉浸于当年的泪血环境和荣辱氛围，沿着前辈们的心路轨迹延伸到旧中国的“三座大山”之下时，我却茫然了。
    茫然的我，不能不一次又一次扪心自问：我若当初，又若何？

一、旧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能不能不信

    有关旧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虽然史料有所记载，但是，就像当初的我，许多当代中青年人还是持怀疑态度。一位文化界的朋友甚至如是断言：“咳！‘国军’和‘共军’一个样！”
    截止2007年3月底，在我采访的近两百名历史亲历者中，有116名国民党起义官兵，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19人、士兵83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凡是从旧军队过来的老人，对那位文化界朋友的断言没有不摇头的，甚至一些坐过共产党大牢的起义人员也不例外。
    原国民党暂编第21师中校副团长马占伟告诉我：“虽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喝兵血’，但旧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千真万确！”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人转业到地方后，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3年。然而，在69岁那年，还是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却夙愿！
    对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起义士兵几乎无一不恨入骨髓。云南省石林县的起义士兵符启元、张珩等，说到在旧军队挨打，时至今日，古稀老人依然哽咽难言泣不成声。半个多世纪了，张珩当年被军官用扁担打折了的手指至今不能伸直。老人被泪水浸泡的心灵感受，有两句很值得回味。一句虽然低语轻声，但却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国民党太坏了！”另一句虽然也声轻调平，但却是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不管怎么说，毛主席太伟大了！”
    有人猜测：残酷欺压士兵的，是地方军阀部队。国民党嫡系部队的军官多出自黄埔军校，是有知识的人，不会那么残忍吧？
    哲学家和音乐家故乡的德意志，曾经哺育了“有文化”的法西斯巨魔。背弃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军校也不例外。胡宗南可谓之蒋介石的嫡系，据其所属第7兵团的起义士兵揭发，该部的一些军官残杀士兵更令人发指：
    第55师一位姓朱的参谋主任曾命令直属连连长：“凡是士兵犯了错误，一律活埋！”此人曾在一次处罚士兵时，当场挖出士兵的心脏，挂了两大串。士兵揭发他“常有吃不完的人心”。
    第349团2营一位姓石的排长要鸡奸一名士兵，被拒绝后，石排长竟弄来一根红萝卜往这位士兵的肛门里硬塞！
    据统计，第144师2451名士兵在旧军队期间，有345人被吊打过，289人被捆打过，1238人被棒打过，13人被刺刀打过，677人被枪托打过，1362人被打过耳光，945人被皮带打过，991人被拳打脚踢过，53人曾被打得昏死过去，20人被打得吐了血，22人被打残废，1298人被罚过跪，535人被罚过冻，128人被罚过晒，1302人被罚过挨饿，1人被罚过喝尿，1人被罚过吃地痰，被枪毙未死的有33人，被活埋未死的有24人……
    该兵团的控诉大会开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控诉大会，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召开控诉大会之后，不少人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第473团士兵何思勤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饭也不吃了，谁劝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在控诉大会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时，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恢复了正常。
    对于国民党军内部的阶级压迫，在大洋彼岸，在国民党官方文献中，我们都能找到确凿的证据。
    抗战时期，美军驻华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写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讲述了“好几个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看到，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了。”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白修德1939年赴重庆报道中国抗战新闻，任美国《时代》杂志通讯员、远东首席记者，他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记载：“整个中国都沸腾于征兵拉丁的浪潮中，而征兵之残暴野蛮，冷酷无情，以及贪污舞弊，就算在中国最黑暗的史迹上这也是恶劣透顶的。……当欧洲贝尔逊和布钦华尔德集中营的惨绝人寰的故事传来的时候，那时正是中国这种征兵的高潮。在成都参加壮丁营工作的医生对于德国的这种恐怖手段却并不觉得惊讶，他们说，一切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描写，简直就和他们所工作的壮丁营一式一样。靠近成都的一个壮丁营要接受四万个壮丁来受训入伍，但是在来营途中有许多人就已死了，能够活着拖到训练终了的，结果只有八千人。”
    抗战中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对兵役状况作过一次实地考察，考察结果令他触目惊心：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死亡壮丁与存活壮丁的比例高达11∶1。
    蒋梦麟在其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中写到：“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抗战8年，国民党政府公布的实征壮丁数为1405万人，同期国民党军队减员总数为417万人（含逃亡32万人，不含投降日军后被改编为伪军50万人），抗战壮丁命运之惨，非正常减员数额之大，触目惊心。
    面对国民党军队种种劣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甚至“恶心透了”！
    对此，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一书中有过经典结论：“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

二、改造旧军队的控诉运动能不能不搞

    在20世纪的中国，曾经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的阶级仇恨，是由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直接引发的。就社会心理而言，这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与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有着“源”与“流”的必然联系。由此，一些有责任感的中国学者开始反思中国走过的革命道路。
    20世纪末，这种反思引发的思想界争论空前激烈。
    1995年，一位曾被称为“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领袖”和另一位著名学者在境外出版了一部《告别革命》的对话集（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74页），批判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道路而没有选择改良道路，“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
    2000年1月出版的《前沿文化论争备忘录：知识分子立场》丛书汇集了中国思想界这场论战的精华文章，其中对中国革命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试图从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出现的自由主义运动，寻找走“中间道路”的思想资源，并为当年民主同盟“出色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无法获得其实践的机会”，感到由衷的“可惜”。
    无巧不成书，中国共产党改造海城起义部队的过程，恰恰提供了与民主同盟“中间道路”密切相关，并需要中国当代思想家予以理论解析的“实践机会”。
    国民党第184师海城起义后，被整编为“民主同盟军第1军”。中共中央当年之所以同意这一命名，主要出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考虑。但问题又不仅仅于此，据记载，当时确有不少起义军官主张“请民盟来领导这支部队”，一位将领甚至公开宣称：“我们不参加国民党，也不参加共产党，我们是中间派。”
    20世纪40年代，昆明城聚集了一批赞赏欧美民主制度的爱国知识分子，其党派社团以“三党三派”联盟组成的民主同盟影响最大。当时，民主同盟虽然在国事主张上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但在社会理想及实现道路上，其“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
    当年，地方军阀的官佐阶层之所以钟情于“第三条道路”，决非偶然，除了其固有的政治立场，以及顾及“前途”外，根本原因在于改良主义能保全压迫者在“主奴秩序”中的既得利益。
    也正因如此，不少军官虽然在起义后提升了职务，却仍不满足：“当八路只升官，不发财！”
    据士兵吴荣珍回忆，他的连长在军官中属于少数思想比较开明的，但起义后也顾虑重重：“当八路也好也不好。好，就是平等。不好，就是穷。”
    和其他旧军队一样，第184师起义前，相当一部分军官打骂士兵、残杀逃兵十分普遍。有的甚至一边殴打士兵，一边公开宣称：“这叫黑暗专制！”士兵刘绍云所在连队从云南开赴越南受降途中，军官只要发现士兵走不动路了，就用刺刀捅死，再一脚蹬下红河。士兵江源涛亲眼所见，一名士兵因骂了营长，军官便“集合全连实行千刀万剐，先刮眼皮，再挖眼、耳、鼻……”士兵刘家禄在云南路南时，连长曾逼迫他吃逃兵的肉，刘家禄不肯吃，连长就威胁：“你们当班长的不吃，就吃你的肉！”
    基于这种残酷的人身压迫，官长对士兵经济上的盘剥就更不在话下了。
    面对延续数千年的社会基础，别说企望压迫者大发慈悲主动革除维持其统治地位的旧制度是天方夜谭，就是通过外力实施温和的改造，也阻力重重。与后来兴隆整训发动广大士兵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相比较，最初只采取正面说理教育的安东整训是温和的。然而，这种温和的改造却开展得异常艰难。
    在起义将领中，潘朔端、马逸飞虽然思想基础较好，但最初并没有完全掌握控制部队的实权。
    安东整训之初，为了避免“影响部队的整个改造”，辽东军区曾要求起义部队抽调一批军官赴东北军政大学辽东分校学习，但想调的军官就是调不出来，甚至“明知是特务”也调不出来，结果只送去80多名书记官和有文化的士兵。后来再抽调80来人，还是这样。
    要推行八路军那套基于官兵平等原则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也难。不少军官习惯于旧军队的“人事独裁”和“经济独裁”，反对经济公开，强调“绝对服从”。
    军官中的吃喝嫖赌抽等恶习也十分严重。在400多名军官中，公开要求治疗梅毒病花柳病的就有30多人。在参谋处和医务处，抽鸦片的军官甚至公开摆灯。
    最初一段时间，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干部和一些起义军官经常发生矛盾。混成团政治处蒙主任对旧习气严重的起义军官看不惯，合不来，没干几天就赌气回老部队了。为这事，民主同盟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徐文烈、副主任李毅等领导专门对政治工作干部进行了教育：在我党尚未完全掌握起义部队的情况下，稳定军官队伍对稳定整个起义部队至关重要，帮助教育起义军官要有耐心，要讲究方式方法。
    政治工作干部后来“讲究”起来的“方式方法”，现在说起来还真有点好笑，叫“疲劳麻烦政策”。旧军官带兵特别关注“巩固部队”，因为兵跑光了，自己的官位也就保不住了。但他们又很官僚，不愿深入士兵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针对这些特点，政治工作干部就从关心军官自身利益的角度，来宣讲八路军带兵的民主传统，让他们高兴。一些军官听了虽然同意，但嫌“麻烦”，于是，就把工作推给政治工作干部。军官越推，政治工作干部就越是要“疲劳麻烦”他们，特别是在他们急于去抽、赌、嫖，暂时还无法制止的时候。
    对士兵的启蒙教育也不容易。士兵的奴性根深蒂固，认命，习惯于盲目服从。
    安东整训虽然在起义部队中初步推行了民主制度，争取了部分官兵，但整体改造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当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南满解放区时，我军领导曾预料起义部队可能会“翻船”，于是，在其向北满解放区转移途中最危险的宽甸以东地段，安排四分区的部队作了预先戒备。不料，杨朝伦副师长还是策动1300余人在东满解放区的石人车站叛变了。
    石人车站叛变事件发生后，从反面促使共产党人认真总结了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教训。用温和的正面教育的方法改造旧军队即便可行，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这在战争年代极为困难。要克服困难，就不能不去寻找改造旧军队更有效的方式。
    据记载，为寻找这场政治战役的突破口，早在安东整训后期，徐文烈等政工干部就通过调查发现，多数士兵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无敌意，却痛恨乡、保长和恶霸地主。鉴于初期的整训多从正面宣讲国民党“卖国独裁”、“压迫人民”，结果不但与起义士兵亲身感受距离太远，还与其“正统”观念相冲突，于是改为先从士兵所受的具体剥削压迫讲起。
    不料，我政工干部刚“摸到一些头绪”，“反省诉苦坦白综合性的大会”“正轰轰烈烈起来”，就被国民党大举进攻打断了。虽然，此时已在整编后的5名军、师起义将领中发展了2名中共党员，还争取到15.6%的中下级军官为“进步分子”，但由于对军官争取不够，对反动分子的清洗也不够，“旧制度旧纪律军官压迫士兵，士兵机械盲目执行命令的反动思想传统未打垮”，大规模的叛变还是发生了。
    鉴于安东整训的经验教训，海城起义部队剩余2000余人到达北满根据地兴隆镇后，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改用“倒过来讲”的办法——让起义士兵先控诉家人受乡镇保长、甲长和恶霸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控诉本人在旧军队受长官的欺压，再宣讲国民党政权维护这一旧制度。
    果然，兴隆整训一“倒过来讲”，几乎是瞬间，广大起义士兵就彻底觉悟了。
    自然界的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原子构成的，但它们的硬度却有着天壤之别，原因就在于它们各自的空间结构不同。徐文烈等我军政治工作干部在改造海城起义部队的实践中，发现政治教育内容和形式的排序直接影响教育效果，终于在“倒过来讲”的尝试中，找到了改造旧军队最有效的内容和形式——控诉运动，由此引发了广大起义士兵群众内心深处的那种能够排山倒海翻天覆地的灵魂聚变。
    一位叫谷德贵的起义人员经历了控诉运动后感慨承认：“在安东时，谁最反动，怪话最多，那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就最高。现在呢？谁要反动，谁不进步，谁就被大家看不起！”
    改造滇军的成功经验，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主席曾亲拟电文予以推广。 徐文烈也因此于成都战役结束后，被其他野战军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团请去作了专题报告。后来，西南军区第二工作团改造胡宗南系统第7兵团的实践，又创新出公祭宣誓活动，祭奠起义官兵在旧社会、旧军队里屈死的亲人。据记载，该兵团感天恸地、盛况空前的公祭宣誓后，有92%的起义官兵递交了请求参加解放军的决心书，内有44.1%的起义官兵在决心书上用鲜血签名或按下血指印，有7.3%的起义官兵递交了血书。
    已然的历史有着历史的必然。
    对民主同盟的一些盟员来说，是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及特务暴政，打碎了自由主义的海市蜃楼幻想，才有其接受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对“中间路线”的彻底抛弃。对部分起义军官来说，是受欺压的士兵群众的哭诉，批判了“中间道路”的政治选择，才唤醒了施压者扭曲的灵魂。他们殊途同归，最终都汇集到镰刀铁锤的红旗之下。
    有此殊途同归，不少起义官兵才异口同声评价：“控诉运动好啊，不是人民军队学不去！”

三、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历史曲折能不能不走

    当代思想界的一些知识精英对中国革命责难最多的，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
    最初，我也曾把有关起义人员落实政策的历史问题，统统归咎于中共“左”的错误。从局部看，起义人员中的“冤假错案”确实存在，但若整体评价冠之以“左”，势必远离了历史本质的真实。若要求“是”，就能不能回溯“泪血大控诉”的历史环境。这是打开改造旧军队历史迷宫的钥匙，也是起义官兵“心路沧桑”的精髓。
    我采访过的一位原国民党军上校团长，在起义两年多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因追究其既往的历史罪恶，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这事，我询问过许多人：当年的共产党人是不是“左”了？
    开始的回答，几乎是异口同声对中共“左”的讨伐。可是，当我介绍了这位上校团长的历史罪恶，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后，人们的回答即刻发生了改变。
    包括起义人员在内的老人都说：“处理得不重！”
    中青年人则多表示：“不好说。”
    不少中国人习惯于非此即彼二元分离的思维方式，喜欢于把“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简单化为“一个西瓜切两半”，由此评断复杂的历史事件，推断“好人”与“歹人”，的确“不好说”。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设想一下：那位上校团长起义前，曾两次领受过共产党的“宽待俘虏”政策，但他返回国民党军队后，却要毫不留情地虐杀解放军战俘、残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甚至对自己手下的连长也敢干出“杀夫霸妻”的勾当。
    对这样的起义人员，谁敢把他留用于人民解放军部队，或在新生的地方政权中安排个一官半职？放他回家也玄。他的家乡刚解放，匪患未平，土地改革运动尚未开始，他回去后，能不能成为家乡贫苦农民翻身解放的“障碍”，能不能被暴风骤雨的群众运动埋葬，都不能不有所顾忌。
    起义部队的人员成分太复杂了，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在政治承诺与政权稳定的两难选择中，最初，对这类起义人员，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而是把他们集中起来“管训”，继续组织学习、改造。
    导致少数起义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直接历史原因，是朝鲜战争。面对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侵略威胁，面对蒋介石集团倚仗美国的支持跃跃欲试要出兵朝鲜“反攻大陆”，为维护劳苦大众来之不易的翻身成果，中国共产党当年选择镇压反革命运动来巩固新生政权，是迫不得已的。
    也正是在这历史关头，鉴于外敌压境、国内匪患未平，“各大军区尚有未经处理的起义与投降军官大约3万余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基于“政治上的需要”，发出《对起义与投降军官处理办法的指示》，要求“对这些人，应在实现我军政治诺言及安定社会秩序两个原则下，根据不同情况按量才选用，组织生产，资遣回乡，长期管训及惩办首恶之方针，分别予以处理。”
    然而，“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在泥沙俱下的历史大潮中，必要的全局性的阶级斗争常常蕴含着必然的局部错案。由此，才有了“拨乱反正”时期“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历史曲折。
    我曾采访过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说到落实起义人员政策，老人最初也来气：“我们这个党呀，就是‘左’！”
    可当我问到：“你们当年改造旧军队，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老干部望着天花板，过了好一阵子，才自言自语地反问：“是啊，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改造起义部队的安东整训、兴隆整训和九台整训，老人是亲历者，对当年石人车站惊心动魄的大规模叛变事件，有过刻骨铭心的记忆。
    历史进程总是曲折的，不存在无崎岖与坎坷的坦途。在旧中国，即便自由主义的“改良道路”走得通，也不能不付出社会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在相当长的“改良”过渡期内，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亿万劳动群众继续习以为常地面对地主恶霸扎进齐开文父亲胸膛的那根血淋淋的梭镖，数百万国民党士兵继续麻木不仁地面对长官殴打林家保、黄金明、田文富的那根杀气腾腾的扁担或青冈棒，就像美国《黑奴解放宣言》发表整整100年间，广大黑人民众依然要继续忍受残酷的种族压迫那样！
    在中国现代史上，“知识分子立场”就是这样一种博弈于“帕累托优势”（“帕累托优势”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博弈论著名定理，它有一个帕累托效率准则：经济的效率体现于配置社会资源以改善人们的境况，主要看资源是否已经被充分利用。如果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要想再改善任何人，都必须损害别人了，这时候就说一个经济已经实现了帕累托效率）下的无情选择。
    面对无情的历史选择，人们完全有理由设问：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的知识精英，如果能回归当年，也被“国军”用一根绳子捆去当壮丁，整日挨打受骂，其改良主义大旗还能打多久？
    航空工程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墨菲定理”：凡是有可能出现差错的地方，迟早会出现差错。
    在中国共产党改造旧军队的过程中，有的“差错”可以预料，但难以避免。
    这其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最先、最强烈要求追究个别起义人员历史罪恶的，不是中共干部，而是觉悟后的广大国民党起义官兵。
    经历了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泪血大控诉”后，由于无可避免地引发了“夺过鞭子揍敌人”的阶级仇恨，不少起义部队的广大官兵都曾纷纷要求共产党枪毙几名罪大恶极的军官，以平民愤。胡宗南部第30军一位姓杨的副师长，起义前曾经利用职权鸡奸了89名部下，在控诉运动中，义愤填膺的受害官兵甚至强烈要求把这位杨副师长裤裆里的那个玩意儿割掉！
    尽管，自改造海城起义部队起，中国共产党就对开展控诉运动作出了“不准打人”的纪律规定，但由于派入的政治工作干部政策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甚至是文盲，一名指导员要负责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队，更由于有着几千年奴性传统的底层民众难以发动，而控诉运动激发出来的义愤又常常带有爆发性，众怒难平，所以，打人的事情很难完全避免。
    有的“差错”，事前难以预料。
    最典型的，是个别起义军官离职返乡或被资遣、复员回乡后，正赶上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面对家人被斗、家产被分，本人对过“土改关”又缺少思想准备，于是，被群众运动的大潮吞没。
    还有一种“差错”，则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稳定全局的政治需要。
    国民党各部队编制序列都有政工系统，高级政工人员均由国民党中央直接委派，其职能带有特务性质。但是，具体到个人头上就不同了。在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60军政工人员中，确有特务分子，但也有曾泽生军长为了抵制国民党中央对杂牌部队的控制而掺进去的“沙子”。还有一些青年学生于长春被围困期间，为了“找碗饭吃”才当兵干政工的，没干多久就随军起义了。
    然而，在历史转折的大潮中，要准确区分敌友，谈何容易？国民党军队中有受嫡系排挤的杂牌军，杂牌军中有归属国民党中央的政工系统，政工系统中有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青年学生中又混杂有学生特务。政策松了，会给革命事业带来隐患；政策紧了，则会扩大伤害面。
    基于复杂的政治背景，国民党第60军起义后，为了防止特务分子煽动叛变，原国民党政工人员被迅速调离，送军政大学，边组织学习，边甄别考察，以确保部队的稳定。全国解放后，对这部分国民党政工人员的甄别有了结果，问题严重的人被留了下来，不是服刑，而是继续“管训”；问题不大的人，被资遣回乡。
    解放初期对这些起义的国民党政工人员的处理是温和的。对他们处理的升级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原来留在黑龙江的一部分接受“管训”的人员，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被资遣回乡的人员，则因其有“特务嫌疑”的历史，被当地群众“管制”。
    西方现代管理学有一个“容错”原则，承认局部错误难以避免，在此基础上设计“容错程序”。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开展的阶级斗争不是纯“意志”的产物，它决定于当年客观存在的阶级状况和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在这难以逾越的历史阶段，局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所难免，合理的“容错”也就成为历史前进的必然代价。
    也正是在特定时期合理“容错”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才产生了思维和行为的惯性，推动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愈演愈烈到非理性的极端。
    面对哺育赤县神州的母亲河，如果有人站在若尔盖草原，指证黄河之水向西流，如果有人站在花园口大堤上指责当年黄河决口害中原，似乎，我们不能说“这不真实”，但是，这仅仅是表象的、局部的真实，而非本质的、整体的真实；如果有人叹息黄河九曲无常，没能“直济沧海”，这也确实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是，这种愿望却是主观的、学究的、脱离实际的。
    评说中国革命辉煌与曲折的历程，何尝不是如此？

四、改造旧军队的曲折历史能不能回避

    旧军队改造史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个缩影。从国民党第60军到共产党第50军，又是改造旧军队的典型范例。然而，当我涉足这尘封已久的历史时，有人却劝道：“控诉运动就不要写了。写了，有些起义人员不高兴。”还有人则提醒：“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情况也不要写了。写了，有些共产党干部不高兴。”
    如果听劝，只有放弃创作，因为回避前者，将掩盖改造旧军队的历史必然，回避后者，将掩盖改造旧军队过程的艰难，而这两者又结构了旧军队改造史的完整过程。
    中国人习惯于整体思维，其长处是善于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但相随的思维定势容易以偏盖全，把对立面的辩证关系简化为“一个西瓜切两半，吃一半来丢一半”。“为尊者讳”，就是由此而生的“戒条”。
    改造旧军队是一段震撼心灵的不朽历史，半个多世纪的尘封，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可以简化为一个“讳”字——为国民党起义人员“讳”，为中国共产党“讳”。
    其实不然，已然的历史有着历史的必然。就像太极图，“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
    “国军”改造史被尘封半个多世纪，曾经是政治斗争的策略需要。
    解放战争期间，对改造起义部队的控诉运动是不能大张旗鼓宣传的，因为那时策反工作的重心在国民党军队的上、中层，而国民党军官对中共策反工作抵触情绪最大的，是“共军要兵不要官”的传言。曾泽生率部起义前请求不要“编散部队”，陈明仁率部起义前提出“不能在整编部队后进行清算和斗争”，都反映了对改造工作的误解。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威胁，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承诺和政权稳定的两难之间作出被动选择，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追究了极少数起义人员的历史罪恶，加上“解放台湾”政治攻势的客观需要，宣传旧军队改造史依然不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共和国从极端的阶级斗争中解脱出来，进入了“拨乱反正”的年代。据军事法院的工作人员说，当年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工作本着中央“易粗不易细，易宽不易严”的文件精神，几乎是“一风吹”。在长春起义部队中，血债累累的，有特务背景的，起义时作为“反动分子”被先行扣押的，甚至破坏起义未遂的，基本上都落实了有关政策。此时的大局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宣扬旧军队改造史仍不合时宜。
    历史发展是辩证的。回避旧军队改造史的合理性是一个动态过程，当执政党了结了“落实起义人员政策”这一历史“债务”之后，其合理性也随之消失。
    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情况作为“拨乱反正”的成就公诸于世了。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网站披露，中央统战部、中央调查部、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民政部、总政治部1979年1月9日的《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被中共中央批转后，“全国共认定了45.4万多名起义、投诚人员的身份，为其中的15万人在政治上平了反，为因追究历史问题而被错误判刑的10多万人撤销了原判，为8万多人重新安排了工作或者办理了离休、退休手续，为1.5万多名原来没有工作、又无子女赡养的人，定期发给生活费或给予社会救济，为原国民党省、将级起义及投诚人员、起义有功人员提高了工资级别，为被错杀者或者在服刑期间死亡的人的家属在经济上作了抚恤”。
    以“拨乱反正”姿态出现于“新时期”的“国军史学”、“国军文学”和“国军影视”，也活跃了起来。一些作品在肯定“国军”抗战历史功绩的同时，或抹杀或回避或忽视了“国军”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
    如此以国民党官兵抵御日寇之事，遮蔽国民党政权欺压人民之史，其客观的舆论导向之实，不言而喻。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继续淡化、回避改造“国军”的辉煌历史和曲折历程，必然欲盖弥彰，在人们“文过饰非”的抱怨中，铸成适得其反的错误，进而动摇中国革命的道义根基。
    更为重要的是，旧军队改造史存储了一组可以解读中国革命史的密码，这就是必须把中国革命的曲折和挫折放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反抗、艰难的阶级解放和民族独立这一20世纪的历史大背景中去认识。
    章太炎曾说：“欲亡其族者，必先诬诋而灭其史。”
    立国正史，人间正道！

五、曲解中国革命的原因试析

    如今的中国，否定中国革命的人并非个别，探究其形成原因，对正史立国很有必要。
    与一些中青年人不同，说到旧军队改造史，亲历者们几乎无一不在整体上给予肯定，即使是坐过共产党大牢的老人。
    我曾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采访过一位耄耋老者，虽然，他二十四度春秋是在共产党的铁窗和劳改农场里度过的，但这位原“国军”上校还是坚定地认为，国民党不能救中国，因为“国民党是悬吊在半空中的，没有基础，完全从个人利益出发”，不像共产党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老人甚至把共产党领袖的照片与父母照片并排挂在堂屋墙上，并盛赞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决议。
    对此，有人主观地认为，老人的这种人生态度是劫后余生的人格扭曲。
    其实不然，从总体上看，不同年龄层的人对旧军队改造史的不同评价，也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任何人对历史的评价，都要依赖本人记忆库的现成贮存，而对记忆资源的检索、提炼和使用，则受制于记忆规律。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记忆受“序位效应”影响很大。所谓“序位效应”包括“初始效应”和“时近效应”，就是说，最初和最临近的事情最容易记忆。
    中国现代史对中青年人来说，留在“初始”记忆中的，是完美的理想主义教育，发生“时近效应”的，多是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批判，而受制于思维惯性，其历史观很容易延伸至对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的全面否定。老年人虽然有着与中青年人相同的“时近”记忆，但他们多数人“初始”记忆烙印在心中的，却是“泪血大控诉”的人生感受。
    认知上的规律，也支配了不少天真的“老外”。一位华侨告诉我：“在国外，你讲中国的‘旧社会’，人家根本不懂，也不信。因为在他们眼里，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执政，就像美国的共和党取代民主党、英国的工党取代保守党、法国的左派取代右派一样，社会制度不会有什么变化。”
    “老外”不懂旧社会，除了政客刻意的舆论误导，有其历史成因。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移民大潮中，移居国外的，有几人是翻身解放的工农群众？即使少数“奴才”随主子出逃，他们又掌握了多少知识分子特有的“话语权力”？
    随后的移民，受“时近效应”的支配，向“老外”讲述的中国国情，多是共产党执政后的失误。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大历史，便自然而然地在“老外”短浅的视野里消失了。
    对于否定中国革命的某些学者来说，他们除了缺少超越当代人恩怨得失和视野局限的“大历史观”，以及缺少辩证的思维方法外，还有着更深刻的主观原因，这就是“知识分子立场”。
    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不少媒体、网站围绕如何评价国民党抗战作用等问题，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抓壮丁”的真实性。
    著名作家流沙河先生在某报刊登的讲话强调：“拉壮丁有没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不到万分之一。”许多著名网站和论坛上大量转载、转贴并广为流传的《流沙河的抗战回忆：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甚至宣称：《抓壮丁》“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是“诽谤旧社会”！
    对于流沙河先生的断言，我曾在《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驳兵役科长之子流沙河的抗战回忆》 一文中有过专门批驳，这里关注的是其断言的成因。
    据北京大学中文系赵祖谟的《〈理想〉的背后——诗人流沙河走过的路》，流沙河的父亲“余营成是一个小地主，曾在国民党金堂县政府任军事科长，土地改革时被判处死刑”。
    县政府军事科专司兵役工作。据金堂县第三任军事科长邹浚哲著文记载，该县征调壮丁“纯粹以权势来定，都是强征的无势无钱的贫苦百姓，或估拉过路苦力、小商和游劫散兵”，“强拉买卖壮丁成风”，“贫苦民众惨遭蹂躏无处哭诉”。
    从常理上看，情感生成于交际圈子，视野受制于生存环境，存在决定意识，我也不例外。
    我对旧军队改造史认识上的变化，得益于我对不同阶层起义人员的全面采访。最初，我接触的多是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情况，考虑问题自然站在“落难”军官的角度上，而一旦采访到广大士兵群众的“泪血大控诉”，审视历史的立场就不能不发生位移。
    “知识分子立场”是一个历史话题，由此出发，我们不难设想：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狂飙般地扫荡傲视民众、鄙视劳动、轻视实践的千年积习，时下知识界、文艺界的“精英”中，又能有多少人能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草根民众说话？
    也不难推断，当下教育界精英删去《包身工》等课文背后的历史观与山西“窑奴”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
    对中国革命史的曲解，还折射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价值观。东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反向的：西方人奉行“权利本位”，主张义务服从于权利，高扬“工具理性”的旗帜，更关注个人的权利；东方人奉行“义务本位”，主张权利服从于义务，高扬“价值理性”的旗帜，更关注整体的利益。
    差异的文化在交流中，有融合，有冲突，也有渗透。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量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我国思想界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然而，“阴在阳之内”，我们在借鉴西方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同时，西方借助其“话语霸权”的势能，也在影响着东方的“知识分子立场”，并通过思想界的争论，企图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走向。在当代中国，评价历史，相对而言，有人只注视贵人、文人的“自由”状况，无视草根民众的生存状况；研究现实，有人只重视“金领”、“白领”阶层关注的“权利平等”，漠视 “蓝领”、“圆领”（农民和下岗工人）阶层企盼的“事实平等”，就是一个例证。
    用西方的道德准则去度量中国民众的心灵感受，用西方价值取向的函数关系去求解中国社会历史变量的函数题，又如何不推导出错位的题解？
    远离劳苦大众的自由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评价是荒谬的，但自由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作用却是复杂的，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否定性评价之所以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僵化理论和极端实践的报应。真理，只要陷入单一的理论环境，就必然要走向极端。
    正是从“思想生态”的意义上，应该肯定自由主义在新中国思想史上的历史贡献。
    也正是在此“思想生态”的环境中，我们才有所感悟：批驳对中国革命的曲解，不能局限于形而上层面，堕入任西化理论“忽悠”大众的学理陷阱，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旧中国草根小民备受欺压的生存状态，以及底层民众翻身解放艰难的启蒙过程。

六、研究旧军队改造史的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反映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百万大军起义、投诚的书很多，但是，如何消化改造这些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史料鲜见，专题的史学研究和纪实文学基本上也是空白。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改造旧军队的实践呈现如下特点：
    一是改造量大：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共消化、改造国民党军起义投诚188万人 。这绝不是个小数，美国2001年“9·11”事件时的现役军人总数也不过才140万人。
    二是改造能力强：对昔日的战场对手，派去一名指导员，就能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派去几百人的工作团，就能改造几万人的一个军或一个兵团。
    三是改造全面、迅速、彻底：对旧军队的改造，包括对官兵和眷属的全体改造，包括组织、政治和思想的全面改造，重心在于思想改造。改造之初，起义官兵多有抵触，一经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几乎是瞬间，他们就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
    四是用起义官兵滚动改造起义部队：以改造滇军为例，解放战争初期，30多名老红军、老八路改造了海城起义的第184师；两年多后，他们带着几百名海城起义官兵又改造了长春起义的第60军；又过了一年，再带着几百名海城起义和长春起义官兵又改造了蒋介石嫡系第20兵团和“哈儿师长”范绍增袍哥武装。
    昭示这段尘封半个世纪的史实，有着许多不可低估的社会价值。
    今天，不仅知识界有人否定中国革命，就是在党内，一些职务或学历不低的人也认为：若无西安事变，国民党会把中国建设得比现在好！
    国民党能不能救中国，国民党起义官兵最有发言权。
    张官迎在国民党军队里是管后勤的上校兵站支部长，采访中，开始，他不满某些文艺作品过分丑化国民党官兵，讲了不少滇军将士英勇抗战的事迹，还讲了抗战期间安恩溥师长因为发现部队没给老百姓上门板、捆铺草，而鞭打营、连长的故事。可是，当我提出当代部分中青年人的这种认识时，老人的态度猛然急转：“不对，不对，不对！国民党哪能救中国？国民党净祸害老百姓！抗战也是绷面子，部队是私人的财产，将领净打保存实力的小算盘。不对，不对，不对……”
    曾任国民党第182师副师长的李佐听了以后，笑得几乎气都喘不过来了，半晌，才大惑不解地问了一句：“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老人提醒我：众叛亲离的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政治上，其党政军警官员与当地封建地主阶级之间已不再有天然联系，经济上，他们把大陆几亿人民的巨额财产裹挟到了小岛，基于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才得以进行台湾式的改革和建设。
    也正是因为起义官兵的亲身经历和切腹感受给后人留下了认识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独特视角，那位曾断言“‘国军’和‘共军’一个样”的朋友看了本书后，才有了天壤之别的历史观转变：“这本书很有说服力，很有震撼力，看了以后，确确实实感到中国共产党太伟大了！”
    中国共产党对旧军队的改造，还映射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徐文烈曾经这样评价国民党军官：“旧军阀军队是以私人为中心的部队，军官特别喜欢讲感情，不论哪一级，只要你把主官关系搞好了，取得他对你的一定信赖，一切工作就谈得通，行得通。感情搞不好就阻碍重重。”
    “不讲感情”，“不要亲情”，曾经是国民党诋毁共产党的一个经常性的话题。当年的共产党人在改造旧军队的过程中，也确实猛烈地批判过“只讲‘同乡’、‘亲戚’、‘故旧’等封建拉扯的坏习气”。如今，就在当代一些共产党领导干部都“痛改前非”称兄道弟认“干亲”的时候，一位前“国军”团长却固守着半个世纪前曾经煎熬过他的道德原则。
    他就是李峥先。老人于近九旬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消息被媒体披露后，哈尔滨一位67岁入党的退休教授出于敬佩和仰慕，千里迢迢要认李峥先为“义父”。面对人之常情，曾为亲情所困更渴望亲情的李峥先，却执意相劝：“不行，不行！我们现在都是共产党员，党内是纯洁的同志关系，做同志不是更好吗？”
    从文化传统的角度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道德准则“本是同根生”。在国民党军队，做人的第一要义就是“讲义气”，要想“吃得开”，就得把袍泽之情、团体利益放在首位。在共产党内，“高于一切”的“党性原则”是人民利益，个人的权利也排在后面。也正是基于“同根”的道德坐标系，许多起义官兵才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小义”，认同了共产党无私的“大义”。
    然而，“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当年批判旧军队“特别喜欢讲感情”，李峥先认同了“大义”，却付出了“灭亲”的代价；共产党人则在“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党性原则下，把党内斗争和阶级斗争推向了极端。如今拨乱反正，为“人情”“正名”，却又难以遏制“私情”泛滥。
    面对当今共产党内严重的“徇私”问题，我请教经历沧桑巨变耄耋之年的李峥先：“共产党会不会像当年国民党那样垮台？”
    老人的回答是坚定的，坚定得令我这个党龄长于他多年的晚辈自愧弗如：“不会，不会！为什么？共产党‘一雷天下响’，谁能做到？只要共产党的大旗不倒，共产党就不会垮台。共产党的力量在人民群众中！”
    华夏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只要中国人的价值取向还是“义务本位”，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中国共产党旗帜上昭示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大义”，就一定能汇聚亿万人民群众对历史无以抗拒的推动力。也正是基于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感知，我赞同著名作家张贤亮的一个认识：中国人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
    研究旧军队改造史还有着社会科学上的意义。
    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可谓之群星璀璨，让人目不暇接，其中行为科学的创立占有里程碑地位。当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为了探讨如何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选择西方电器公司的霍桑工厂为实验基地，进行了照明度实验、福利实验、访谈实验、群体实验等一系列实验，其间，差点宣告失败。整整九年后，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精英们才恍然大悟：金钱，不是刺激工人生产积极性的惟一动力。人，有着更重要的追求。
    行为科学创立后，由此开端，1933年，心理学家梅奥提出了“社会人”的人性假设；1954年至1960年，马斯洛、阿基里斯、麦克雷戈等学者提出了“自我实现的人”的人性假设；1965年至1974年，薛恩、莫尔斯和洛希等学者又提出了“复杂人”的人性假设。
    然而，就发掘人的能量而言，无论是发掘的广度、深度，还是能量转换程度，“山姆大叔”的心理学实验都远远无法与中国共产党改造百万国民党起义官兵的伟大实践相比拟：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就有了“支部建在连上”和建立士兵委员会等深刻理论和成功实践；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于昔日的战场对手中，培养了上百万忠诚的革命战士，其中不少人成为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后，于同时代西方凤毛麟角的大心理学家才敢涉足的领域，又一展才华！
    可惜，一方面，由于政治偏见或文化差异等原因，当代西方现成的理论难以从心理学、社会学上全面、彻底地解释中国那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难以解释百万国民党起义官兵几乎是瞬间的灵魂聚变；另一方面，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却久久尘封，有关史料几乎无人抢救，有关文献似乎无人整理，有关文物收集、收藏和展览也几乎为零。

    （另注：著名本土企业管理学家周大江先生的《党史商鉴》，将《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列在《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大辞典》之后，为4本“引用的主要党史资料”之一。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版）

七、感喟前辈心路沧桑

    面对父辈的沧桑心路，面对前驱的旷世奇功，面对至今闲置的珍贵遗产，作为晚辈，我不能不油然而生一言难尽的心灵感慨。
    中国革命历史的辉煌与曲折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整，不但决定于我们民族完整的根性，还决定于我们民族完整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翻开一部前辈泪血凝写的中国革命史，不难看出，层层叠叠阻挡中国人民翻身解放滚滚洪涛东行流向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把历史洪流逼向险象环生百折九曲回湾的，还是这三座连为一体的大山！
    200多年前，美国《独立宣言》郑重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种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了损害这些目的的政府，人民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
    可是，在中国千千万万个“齐开文”（起义士兵齐开文的父亲是个佃户，仅仅因为将地主已经开裂的锄头用断，在发生争执后，被地主用梭镖捅死。见高戈里《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6章第1节“洗心革面的改造”。另见《起义官兵泪血大控诉2：地主盘剥血泪多》，高戈里的博客：http://gaogeli.blshe.com）的亲人被土豪恶霸的侮辱、残害的年代，美国政府及其喉舌为什么不替几万万劳苦大众讲讲“人权”？凭什么维护那个腐朽的制度？凭什么阻挠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伟大革命？
    当国民党军队中千千万万个“罗珠成”（罗珠成在给某军官当勤务兵时，仅仅因为丢失几两大烟土，就差一点被军官杀掉。在旧军队，罗珠成还亲眼目睹了军官强迫逃兵所在连队全体士兵活剐逃兵的惨剧。见高戈里《一位“国军”勤务兵的故事》，原载《青年作家》1998年第11期。另见高戈里的博客：http://gaogeli.blshe.com）被官长克扣粮饷、毒打、残杀的时候，美国政府及其喉舌为什么不替几百万士兵讲讲“人权”？为什么不“制裁”那个腐败的政府、残酷的军队？凭什么支持国民党政府反人民的内战？
    是美国政府“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延长了中国的内战，致使中国劳苦大众流淌了更多的腥血酸泪！
    1946年10月，在石人车站，杨朝伦等就是因为倚仗美国后台老板，才把一千多三迤子弟拖回深渊，以至于多少人流光了死无葬身之地的一腔污血，多少人淌不完愧悔当初的满面眼泪！
    1947年6月，在吉林市，义薄云天于旧军队的陇耀师长，就是因为掂量了在对垒两军力量对比的天平上压着的“美援”筹码，才踌躇于光明与黑暗的岔路口上，以至于日后说起无谓丧命流血的家乡子弟，总有止不住的泪水滴洒衣襟。
    1948年12月，在吉林九台，高汝云连20多名士兵叛变，就是因为相信了“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回东北”的传言，4人才送掉性命！
    20世纪50年代初，当美军坦克碾向中国边境，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以原子弹相威胁时，中国人民不得不以自己几十万优秀儿女的血肉之躯“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数万参加抗美援朝的国民党起义官兵之所以同仇敌忾，舍死忘生地拼出汉江50昼夜阻击战等辉煌战绩，就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决不让美国鬼子把国民党弄回来！”
    论激励作用，这话，绝不亚于1775年打响列克星敦枪声时，北美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口号：“不自由，毋宁死！”
    面对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一如既往的威胁、干涉和侵略，亿万刚刚脱离苦海的中国人民敢不“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能不滑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深渊？
    中国人民选择的革命道路没有错，只是在该转折的时候，朝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方向上“多走了一步”。
    许多饱尝“阶级斗争扩大化”苦楚的国民党起义人员始终无悔义举当年，这绝不是忍辱偷生蝇营狗苟。
    为什么？
    因为马克思主义化的“大同”理想对价值取向偏重人生责任的炎黄子孙，有着不可抗拒的感召力！像华夏大地百川归海，这感召力，能将亿万甘冽的清泉、高悬的飞瀑、阴沟的污水、恬静的小河、咆哮的山洪，汇聚成烟波浩渺一往无前的滚滚洪涛，携石裹沙，绕过高山峻岭层峦叠嶂，穿过礁岛险滩荒原旷野，历尽跌宕起伏蜿蜒曲折，向着理想的“大同”目标奔涌不息。
    聚集在毛泽东旗帜下的中国人民，正是在这汹涌澎湃的历史大潮中，荡涤了世世代代逆来顺受的奴性，凝聚了全民族曾一盘散沙的人心，挺起了一百多年来被几百个不平等条约压弯了的腰杆，建立了使帝国主义不敢再欺辱我们的强大国防，奠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得以腾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正是基于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包括起义人员在内的不少前辈以超越自我为代价，来认同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人民安康并让子孙后代永世景仰的人格境界。
    这，也是那些沉溺于小我得失和小资情调者永远无法理解的人生情怀。
    我们会深刻反思自己的历史，特别会深刻反思自己“多走了一步”的历史，但决不割断历史葬送我们民族的前途。
    改革开放以来，在赤县神州生机盎然的土地上，一批又一批有志振兴中华的精英学者，从社会科学、史学、文学、艺术、文化等多视角，探寻苦难祖国为“九九归真”实现“大同”，历尽“八十一劫难”的真正原因。
    寻觅前辈们的心路轨迹，反思中国革命的泪血历程，回溯时差几十年的历史原生态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幕幕完全陌生的历史画面。我们不能用今天建造三峡电站的科学思想和技术条件，去苛求两千多年前伟大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更何况，都江堰水利工程有着三峡电站无可比拟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崇高境界。
    同理，反思历史也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历史局限和历史作用。
    当前，某些作品在论及中共历史上“左”的错误时，或停留于对主观指导的批判，或沉溺于游离历史大背景的“人性”剖析，缺少对历史环境全面、系统的客观展示，更缺少对历史本质的深刻挖掘；另一类作品在肯定国民党军抗战功绩的同时，或抹杀或回避或忽视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即对内残酷的阶级压迫。这在客观上会误导人们对中国革命史的评价，进而动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道义根基。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一旦被否定，势必影响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正常走向，并有可能使我们再次付出泪血代价。
    因为，在当代中国，一方面，被新自由主义者奉若神明的资本的本性依然是攫取剩余价值，而不良资本所有人和资本不良所有人又常常通过依仗权贵榨取草根小民的泪血，来实现其资本的积累与增值；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旗帜过去曾经今后也能够聚集亿万底层民众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而不同阶层的利益之争一旦白热化、规模化，毛泽东生前担忧的“血雨醒风”，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祭奠无数前辈的亡灵和泪血，应该向使我们付出泪血代价的帝国主义政府及其喉舌“讨个说法”，但重要的是借以巩固无数先驱者用泪血浇注的共和国大厦，更重要的是，决不能让我们的后代重蹈浸透了前辈腥血酸泪的覆辙！
    反思中国革命的泪血历程，还将有助于为全人类的文明事业发掘东方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
    改造旧军队，中国共产党对昔日战场对手潜能的苦心发掘，百万起义官兵于历史瞬间展示的灵魂聚变，在一部世界史上，空前绝后，举世无双！
    梅奥、马斯洛、麦克雷戈等学界泰斗若还活在人世，真该来到这片值得正直的社会科学家开垦的沃土地，为全人类汲取历史的思想营养。我敢说，其社会价值、其历史意义、其学术收获，决不会在当年著名的“霍桑实验”及以后的一系列实验之下！
    在《心路沧桑》一书中，我并不是要着意渲染什么，也不试图回避或掩盖掩饰什么，我要奉献给读者的是一部尘封半个世纪的真实历史，以及由此组成的许许多多真实的故事。
    回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起义部队的争取和改造，我自度，以个人阅历和水平，难以驾驭这一重要的历史题材，无论记述的广度和认识的深度，都颇感力不从心，但有一点是明确而坚定的——我所叙述的真实历史，是反映历史本质和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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