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主义者和计划经济拥护者的爱因斯坦

1999年9月，英国广播公司和路透社分别通过互联网在西方国家政界、商界、学术界、艺术界知名人士中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评选“千年思想家”和“千年风云人物”。马克思在“千年思想家”的评选中高居榜首；在“千年风云人物”评选中爱因斯坦居第一，马克思一票之差居第二。

爱因斯坦当选为“千年风云人物”是因为他是最著名的科学家，然而，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作为伟大科学家的爱因斯坦还是一位社会主义者。

“爱因斯坦从大学开始，就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尽管他对无产阶级专政有不正确的看法，说过不认为列宁的方法‘是切合实际的’。还说过：‘不要让复仇的情绪把我们引诱到这样一种致命的观点：以为暴行必须用暴行来对付；以为要把自由的概念灌输给我们的同胞，就必须暂时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暴力只能产生痛苦、仇恨和反抗。’但他对社会主义还是持肯定和赞扬态度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不久，他即表示：‘我尊敬列宁，因为他是一位有完全自我牺牲精神、全心全意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献身的人’，‘象他这种类型的人，是人类良心的维护者和再造者’。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德国工人和士兵于1918年11月发动起义，推翻德皇威廉二世的统治，爱因斯坦立即欢呼这是‘伟大的事变’，对能亲身经历这个事变而感到荣幸。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他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对苏俄的侵略和封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支持和赞扬苏联的反法西斯斗争。1950年3月16日，他在写给纽约大学的信中说：‘我曾努力去了解俄国革命所以会成为必然的原因。’信中肯定了‘苏维埃制度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经济领域内的成就无疑是伟大的 ，而人民已从这些成就中得到很大的益处。’他经常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和不合理现象，1949年5月，他发表了《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外国历史名人传》现代部分上册第4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资本主义社会，常有一些社会改良主义者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但他们还是相信资本主义民主，认为只要搞好法制建设、政治民主就能消除这些黑暗，这反映了这些改良主义者无意摧毁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只愿在政治上层建筑进行局部修补的改革愿望。

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许多小资产阶级改革者痛恨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为所欲为，并对此加以揭露，但他们并不反对产生垄断资产阶级罪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而爱因斯坦对资本主义的抨击和批判却不同，他明确指出，要消灭资本主义罪恶，必须要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教育制度。

曾在加利福利亚大学等多所美国大学任教的劳伦斯.肖普在谈到“由公众对经济运行民主管理的必然性”时写道，“有关这个问题，20世纪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艾伯特.爱因斯坦（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曾在简短的声明中作过最明确、最精辟的论述。爱因斯坦在1949年写道：

我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上的无政府状况，是真正的罪孽之源……。

私人资本倾向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既是由于资本家之间竞争所致，也是由于技术发展和分工愈来愈细，因而鼓励了牺牲较小的生产单位而组成大型生产单位所致。这些发展的结果是，对于私人资本垄断组织及其巨大势力，即使靠民主地组织起来的政治社会，也无法予以有效的控制。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构的成员是由主要受私人资本家资助或者影响的那些政党所挑选的，而这些私人资本家实际上把选民和立法机关隔离开来了。

此外，在现有条件下，私人资本家不可避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着消息的主要来源（报刊、电台、教育）。因此，个别平民要得出客观的结论和明智地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利，是极其困难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也是极不可能的。

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又无明文规定，凡能够而且愿意工作者就能找到工作，因而几乎总是存在一支‘失业大军’。由于失业者和收入低微的工人不能提供有利可图的市场，消费品的生产因而受到限制，结果是生活资料严重不足。技术进步的结果，往往不是减轻了人们的工作强度，而是失业增多。无限度的竞争，造成劳动力大量闲置，也使得人们的社会意识受到戕害。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我认为，人们受到这种戕害，是资本主义最大的罪孽。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也深受其害。向学生反复灌输一种超乎常人的竞争精神，培养他崇拜功名利禄，以为未来生涯作准备。我相信，要消除这些罪孽，只有一条办法，那就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以及一套以社会主义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这种经济下，生产资料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以有计划的方式加以利用。计划经济使生产适合社会的 需要，使能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并将保证每个男女和儿童的生活。对个人的教育，除发扬其天赋才能外，还将试图培养他对同胞的责任感，以代替我们社会中对权力和成功的崇拜。”（肖普《卡特总统与美国政坛内幕》第286、287页时事出版社1980年版）

正如爱因斯坦指出，资本家控制着“报刊、电台、教育”等“消息的主要来源”。这些机构的活动必然是作为实现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来发言的，它们必然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来对事物进行报道或评价。爱因斯坦在1948年10月回答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切尼记录报》的提问时，就对美国的新闻机构表示出悲观的看法。“拥有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那些人”他写道，“拥有制造为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的舆论的手段”。因此爱因斯坦认为人们极不易“得出客观的结论”。有一位郑卫平教授,最近讲,我国应走西方的多党制,新闻自由的道路。也就是说,郑教授希望被爱因斯坦批评,让资本家控制着“报刊、电台、教育”等“消息的主要来源”，使资本家“拥有制造为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的舆论的手段”,从而使人们极不易“得出客观的结论”的“新闻自由”在我国出现。而我国的一些“精英”，乐于充当资本家控制下的西方的“报刊、电台、教育”这些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机构的传声筒，将不客观真实的有关西方“民主”、“自由”、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的“学说”、“理论”在我国大肆兜售，企图使我国人民不能对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不能“明智地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利。”

爱因斯坦根据自己身处实地的对资本主义的观察分析，得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使人民利益受到损害，是造成罪孽的根本原因。因此，他提出，“要消除这些罪孽，只有一条办法，那就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以及一套以社会主义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这种经济下，生产资料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以有计划的方式加以利用。”但是，一些“精英”却与爱因斯坦的上述要求相反，以“向国际接轨”为名义，要我国抛弃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以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靠拢，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而一些“精英”以“明晰产权”之类的理由，要求将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变为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前苏联、东欧地区私有化后果从反面证明了爱因斯坦的判断的正确。而照那些“精英”要求去做，只会使曾在我国消灭的罪孽重新产生。

爱因斯坦指出，“私人资本垄断组织及其巨大势力，即使是靠民主地组织起来的政治社会，也无法予以有效的控制。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构的成员是主要受私人资本家资助或影响的那些政党所挑选的，而这些私人资本家实际上把选民和立法机关隔离开来了”。爱因斯坦从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以及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作出准确判断。指出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方式，因而实际上是把人民排斥在外的。而我国的一些“精英”、“专家”在喋喋不休地谈及多党制、民主政治时，从来不敢涉及问题的阶级实质。他们也否认资产阶级经济上的霸权，决定了资产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他们不敢象爱因斯坦那样指出,西方的多党,就是“受私人资本家资助或影响的那些政党”（除共产党以外）；也不敢象西方有的学者那样指出这些不同政党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不同面具,不同的政党执政,都是资产阶级执政。因此，他们关于民主政治的“社会科学”必然只能是欺骗人民的伪科学。

爱因斯坦身处市场经济典范的美国（按我国的一些经济“精英”的说法,美国的是好市场经济,我国市场经济中出现群众不满情况,是我国是坏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应是搞成好市场经济）,他认为,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造成“社会经济上的无政府状况，是真正的罪孽之源”。他认为“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的市场经济给广大民众带来严重损害：总是存在失业大军；许多劳动大众工资低,消费能力低（即存在贫富悬殊）,限制消费品生产；科技进步不是为人民利益而实施,因此,很多情况下科技进步是作为人民对立面出现（加大劳动强度,增加失业等）；市场经济败坏了社会意识,“使得人们的社会意识受到戕害”,形成“培养他崇拜功名利禄”和“ 对权力和成功的崇拜”（也就会形成对普通劳动大众的轻视）。犹如他不相信美国民主制度能限制经济上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对社会的控制一样,市场经济给人民带来的损害,他不相信通过法制建设之类的上层建筑改良能消除的。也就是说,他不相信有好的市场经济。爱因斯坦掌握了正确的方法论,他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属于上层建筑的法制和道德。所以他不会在存在人剥削人的经济关系时,去讲属于上层建筑的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他认为,经济关系的问题,需用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来解决。即要消除市场经济给劳动大众和社会带来的危害,应该是消除市场经济,实行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的的计划经济。而吴敬琏则提出建立不是“官僚市场经济”的、好的市场经济。

总之,如果仔细地阅读，就会发现，几十年前的爱因斯坦的短文,是对当今“精英”的正确地批判。在立场上,爱因斯坦是站在劳动大众一方,所以他痛斥资产阶级私有制、市场经济给劳动大众的苦难；“精英”们是站在企业家（即资本）一方，则大讲私有制、市场经济这种自由经济（自由剥削劳动者）的好处。“精英”为极少数人剥削大多数人的经济制度辩护,是见不得人的,只能用欺骗。所以,在讲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方面，比起现今我国的“精英”的众多长篇大作，爱因斯坦在50多年前写的这篇短文，告诉了我们更多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