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Theodore White)是著名的美国记者，以分析报道美国总统大选而闻名，著有四本，并获普利策奖。然而白修德的记者生涯却是从中国的山城重庆开始的。抗日战争期间白修德作为美国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的记者在重庆生活了若干年。他曾深入过山西游击区，报道过河南大饥荒，跟蒋介石谈过话，和周恩来喝过酒。抗战结束后他返回美国，出版了《中国的雷声》，在书中揭露了蒋介石政府内部的腐败。许多年后目睹了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后，再回忆四十年代初的重庆，他深感“美国方式”给亚洲带来了悲剧。在《中国的雷声》一书中他写下了下面的话：

　　“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个政府象重庆的国民政府那样彻底地被“美化分子”所渗透。也没有哪一个政府(也许后来的南越政府除外)如此彻底地被美国的理念、援助和指导所毁灭。就整体而言，并不能说这个政府中的男男女女们是被美国人所招募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一群美国理念和方式的追随者。半个世纪之前，传教士们开始动摇古老的中国传统观念，教会学校和学院使美国的影响进一步加深，发愤图强之心和对现代化、西方化的渴求促使人们追求美国人的知识，技术和文化，仿佛美国人知道世界上所有生活的真谛。

　　“这种渗透是从政府的最高层，从总统开始的。魏斯理学院毕业的蒋夫人说服蒋介石信了天主教。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有奥柏林和耶鲁的双重学位，外交部长是耶鲁1904年毕业生，教育部长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立法院长孙科博士具有哥伦比亚和加利弗尼亚两所大学的学位。新闻部长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中国银行行长，后来的行政院长宋子文是哈佛1915年毕业生。这份长长的美国毕业的中国政府高官的名单还可以一直数下去，从国家卫生官员到盐务官员，到外贸官员。外交部的驻外使节更是清一色的长春藤名校毕业生。驻华盛顿的是康奈尔和哥伦比亚的毕业生，驻伦敦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驻巴黎的顾维钧不仅在哥伦比亚大学拿了三个学位，而且还编辑过那里的校报，如今他又增加了一份新的骄傲，他的儿子进入了哈佛大学的克里门生体育俱乐部。我本人的哈佛学历在中国比在波士顿还更吃香。我后来组织了一个中国的哈佛俱乐部，其中有一大批蒋介石重庆政府中的高官，即使在华盛顿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这么多哈佛毕业生。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一场悲剧。我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弄明白，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的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简直就是缘木求鱼。这批人生活在英语之中，彼此说的，想的，梦的都是英语，只有蒋介石不懂英语。”

　　在白修德看来，蒋介石政府中这些有着耀眼学历的高官们就象是一台现代电子仪器的面板。每当你按动一个按钮，面板上都会有一盏彩灯发出美丽的光芒。然而那彩灯背后的线路究竟是怎么连接的，天晓得。只有当你反复地按过许多次按钮，发现除了彩灯闪耀之外再不会有别的反应后，你才明白过来，原来那面板后面的操作系统根本就不工作。

　　在重庆时白修德曾多次采访过孔祥熙，印象最深的一次话题是关于几年间上涨了一百多倍的物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什么通货膨胀”!孔博士这次没有打哈哈，他咆哮着说。“你们美国记者就喜欢说通货膨胀，中国根本没有通货膨胀!有人愿意花两万块钱去买一支钢笔，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通货膨胀!他们发神经，就是这么回事，他们根本就不该去买嘛”。 一个王朝的丧钟那时候就已经敲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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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中华民国高官学历一览，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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