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体育思想与中国体育

　　孙大光

　　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一题词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鲜明的体育观,体现了毛泽东体育思想的核心。60年后的今天,我们以新的思维、新的视角重温这个题词,倍感亲切。它不仅体现了体育的目的和本质功能,也成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指导方针。

　　60年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体育发展方针,像一个不灭的灯塔,始终照耀和引领着中国体育发展的方向。体育为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事业更加蓬勃发展,群众体育进一步普及,人民体质不断增强;竞技体育成就辉煌;特别是进入后奥运时期,体育已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毛泽东体育思想的集中体现。毛泽东体育思想不仅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体育事业的指导思想,也是在新时期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行动纲领。

　　一、深刻领会毛泽东体育思想的丰富内涵

　　毛泽东的一生,有深邃的体育思想,也有丰富的持之以恒的体育实践。毛泽东

　　体育思想的深刻内涵,与其对体育的真知灼见和丰富的体育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他一生中最早正式发表的文章是《体育之研究》,这篇85年前的不朽之作,在今天读起来,仍然能够感到它的睿智和远见卓识。

　　毛泽东体育思想有一条主线,那就是体育关系着国家民族的盛衰和兴亡。《体育之研究》不仅是一篇体育学的论文,也是一篇充满辩证思想的哲学论文。

　　从24岁发表传世佳作《体育之研究》,到新中国建立初期写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光辉题词,这些都深刻揭示了体育的性质、目的以及体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反映了毛泽东体育思想的精髓和本质内容。

　　1916年12月,毛泽东在写给朋友黎锦熙的信中就提出了“德智体应全面发展”、“体弱可以变体强”、“身心可以并完”的辩证的体育思想;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体育是管六亿人民的大事”;50年代初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口号;到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充分揭示了体育在全面发展的教育中的辩证关系和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提出:“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体育运动……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1942年在延安提出“锻炼身体,好打日本”的口号;50年代他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游泳,提倡打球、跑步、爬山、打太极拳等各种体育运动,并多次接见在国际赛场获得好成绩的优秀运动员,号召运动员要向为新中国夺得第一枚国际游泳比赛金牌的运动员吴传玉学习,“要超过吴传玉,要安心终生做体育工作”;毛泽东同志不仅把体育与“打日本”结合起来,并且把体育与发展民众教育、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结合起来,强调体育的人民性和广泛性,同时重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结合。

　　从1965年为徐寅生同志《怎样打好乒乓球》批示,到1971年运筹帷幄,亲自导演“小球转动地球”的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从20多岁自创“六段运动”到73岁高龄还畅游长江30里……透过深邃丰富的内涵,我们看到,毛泽东体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体育文化体系,是指导中国体育不断发展的大体育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中国体育文化经典,是中华文化宝库里永远绽放的奇葩。

　　二、毛泽东体育思想指引中国体育取得辉煌成就

　　1952年,是新中国体育史上值得大书的一年。在毛泽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的指引下,中国体育开始揭开新的一页。6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正式成立;同月,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成立;7月,新中国第一个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11月,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新中国体育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基本确立。60年来,在毛泽东同志光辉题词的方针指引下,中国体育不断发展进步,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新中国建立伊始,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内局面和复杂的国际局势,国家推行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和项目标准》,简称“劳卫制”,掀起了新中国第一个群众体育热潮;1951年公布了第一套广播体操,1954年公布了第一套少年广播体操,广播体操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每天,从学校到幼儿园,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部队,祖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千百万人伴随着收音机里定时播放的乐曲,在音乐伴奏下做广播体操的巍巍壮观的场面,形成新中国一道独特风景线。

　　1959年,新中国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同年,容国团获得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此后中国乒乓球队荣获三连冠;1960年,中国登山队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1971年,著名的乒乓外交,打破了多年中美之间僵持的坚冰,打破了国际反华势力的封锁;1979年,我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席位,创造了著名的奥运模式，中国体育开始走向世界。

　　1984年,中国运动员获得了第一块奥运会金牌;1990年,成功举办了北京亚运会;1991年,中国正式宣布并开始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全面开启了中国体育面向世界的大门,并且锲而不舍,历经10年,两次申奥,终于在2001年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中国体育以全新的面貌进入了新世纪。

　　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奥运争光计划》、《体育产业发展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颁布,标志我国体育进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其空前宏大的规模、精彩纷呈的竞技、绚丽多姿的文化、海纳百川的胸怀在人类奥运百年史册上书写下浓重的一笔。中国通过举办奥运会,不仅收获了51枚闪闪发光的金牌,还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把中国体育带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们对体育的理解更加深刻,体育不仅仅是一种竞技,还是一种文化,一种思想和一种境界。

　　据统计,目前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有3.4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8.2%;全国有各类体育场馆已近100万个,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0多倍;人均体育场地1.03平方米,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00多倍;60多年来,我国运动员共获得奥运会金牌172枚，获得世界冠军2671个，创超世界纪录1236次。同时,在体育文化、体育产业、体育科教、体育对外交往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60多年的中国体育,是一座极其丰富的宝藏,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这些辉煌成就归功于广大人民群众和历代体育工作者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体育方针指引下的辛勤工作和共同努力，也是历代党和国家领导核心始终坚持这一发展体育事业正确方针的结果。

　　三、毛泽东体育思想是新世纪体育发展和建设体育强国的思想纲领

　　毛泽东体育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因而符合体育发展的自然规律。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60年的岁月丝毫没有磨灭毛泽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体育方针的光芒。历史已经证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不仅是新中国60多年的体育方针,也是新世纪体育发展和建设体育强国的思想纲领,是新时期不变的体育航标。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体育方针,表明了党和政府对待人民群众的基本态度和满腔热忱;体现了执政为民的政府工作职责;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是一致的;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走向是一致的。

　　毛泽东体育思想对现代体育有多方面的启示。在世界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会变革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加速了现代化、信息化、自动化和全球化的进程,给人类生活带来莫大益处,同时也带来更多的现代文明病。科技的高速发展,越来越显现体育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性。同时,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解决后,对体育的需求越来越突出;体育强国的建设需要我们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体育,用世界的标准衡量中国体育。社会发展的需求更加凸现坚持毛泽东体育思想,坚持“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体育方针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

　　几代党和国家领导核心都继承发展和丰富了毛泽东体育思想的宝库,延续和保证了新中国体育事业正确的前进方向。邓小平同志不仅继承了毛泽东热爱体育的传统,亲身参加体育锻炼,还对体育工作作出了许多重要指示。早在1952年,他为西南区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题词:“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

　　江泽民同志1996年在接见中国体育代表团时说:“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对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作用。”1997年他为体育工作题词:“全民健身,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胡锦涛同志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提出:“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这一讲话,为中国体育提出了新的目标。

　　60年的辉煌不是终点,北京奥运会不是结束,而是中国体育的一个新的开始。面对新时期体育发展和建设体育强国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我们满怀信心,乘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东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深入推进体育体制改革,切实发展体育运动,真正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国民素质,让体育带给人民群众更多的健康和快乐,真正成为群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环球视野》摘自2012年6月11日《光明日报》)

　　链接：毛泽东与广播体操运动

　　马守芹

　　近现代中国，“身体变革”成为早期启蒙思想家应对内忧外患的一种诉求，他们大都将新民的身体建构视为解决国难的根本之道。而为了应对新中国初建所面对的压力和困难，在毛泽东时代再次兴起了一场强健身体运动，即广播体操运动。

　　毛泽东以“体”为基础的新民观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从此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激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矛盾一起爆发出来。毛泽东就成长于这样的时代环境中，目睹了国家的贫弱与民众的知识缺乏、智力低下、乃至精神沦落。通过阅读梁启超的《新民说》，毛泽东确立了自己救国救民道路的起点。他非常认同梁启超对中国陷入危亡的分析，并认为相较于最腐败的政府而言，最弱散的国民是更根本的原因，于是提倡“新民”以复兴民族。他说：“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国民个人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即认为“新民”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础。

　　毛泽东早期的新民观主要受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的新民思想的中旨是提高民德、民智、民力，他所建构的国民新形象更注重人的民族性、整体性，认为新民的价值只在救国，而忽略了个人的存在价值。随着自身思想的成熟与革命运动的深入，毛泽东逐渐意识到早期的新民观重公德与爱国而忽视了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等个体性的内容，提出应该建构出“生命至上，突出自我，奉行精神利己主义价值观的资产阶级新人”。他认为这种新人应该遵循生命至上的原则，追求个体的存在和发展，肯定人的欲望，注重人生的幸福，要突出自我，张扬个性。

　　在此毛泽东将“体”作为进行一切活动的基础，并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身体和精神发展到最高程度。

　　毛泽东提出的“新民”的具体目标主要有两点：一为改造国民性，提高民众的民主和独立意识，他认为重塑之后的国民性应该是：全体国民具有国家主人意识，自觉、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政治，并具有独立的人格，树立抵抗、竞争的人生观;另一方面就是强调民众体、德、智的全面发展，认为三者关系是相互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在此毛泽东将“体”放在了最前面，认为“体”具有基础性优先地位。“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没有强健的体质作为基础，德智便是无本之源，无根之基。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的注重个体全面发展的新民观中，尤重体质的锻炼。在毛泽东早期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中，他就详细论述了体育与人的关系，认为身体是人从事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并强调一个国家“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除了在思想认识上重视体质锻炼之外，毛泽东个人也非常注重进行体育锻炼，并有自己的一套锻炼方法。毛泽东强调体育锻炼，一要有恒，二要有顽强精神，三是运动方法要少，简单易行，时间不要过久。他曾经融合八段锦、体操、拳击各种运动之长，自创一种“六段运动操”，它包括手、足、躯干、头颈等部位的运动，还有打击与跳跃的动作，使全身获得广泛运动。他每天早起、睡前、课间以及夜里睡不着觉时都要做一做“六段运动操”。1917年，毛泽东所在的湖南一师每天实行上午两堂课后的10分钟课间操，由于操法死板，同学们不愿意参加。恰逢那年死了7个同学，在学友会主办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借题发挥撰写了一副挽联：“为何死了七同学?只因不习十分操!”以此抨击学校当局不重视体育，进而唤起广大师生锻炼身体的自觉性。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以及青年们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等等后来都成为毛泽东的名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著名题词，则反映了他完整而系统的体育思想。

　　广播体操运动的开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当时的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的关口上，人民的体质也整体偏弱。根据史料记载，建国之初，我国人民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婴幼儿死亡率高达20%。而这时，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刚刚起步，全国体育总会还没有正式成立，只有一个筹委会在代行职责，由团中央直接管理。筹委会就在北京王府井南口的一栋小楼里办公，和全国青联在一起，工作人员也只有几名。当时，不仅老百姓没有体育锻炼的意识，国家也没有体育器械，更拿不出钱来建设体育场馆，偌大的北京城，只有一座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正规体育场———先农坛体育场，除此之外，连一个带看台的篮球场都没有。因而，当时国民体质衰弱，精神不振，以致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一个简单的入伍体检就把很多热血青年挡在了军队大门之外。

　　建国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但当时学生的体质状况远不能适应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1950年及1951年，毛泽东先后两次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提出学生健康问题必须引起注意，应采取行政步骤具体解决，并指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后又进一步强调指出：“我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他在接见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时，号召全国青年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这体现了毛泽东对学校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注重儿童及青少年的身体健康。

　　针对这些情况，为了提高国民素质，筹备中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决定，为了配合国家优先恢复经济的整体规划，先不搞大型运动会，而着重抓普及。杨烈关于开展全民健身操运动的报告书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和体育政策下产生的。

　　1950年8月，担任国家体总筹委会秘书的杨烈随国家体总筹委会体育代表团访问苏联，希望学习并效仿当时苏联的体育制度。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代表团考察了苏联的体育发展状况，而苏联的“劳卫制”给了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很大启发。“劳卫制”是个简称，全名叫“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1931年3月14日，根据列宁共青团的倡议，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颁布了第一个“劳卫制”，即通过运动项目的等级测试，促进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以提高身体的力量、耐力、速度、灵巧等素质，按年龄组别制定达标标准。这其中便包括一套劳卫体操。当时，苏联的全民体操运动发展得很全面。他们的体操当中分成3类，一类是卫生操，一类是辅助性体操，一类是器械体操。卫生操一般是早上跟随广播体操或独自进行的一种体操，一般称为“早操”，由8节到12节组成，时间约10分钟到15分钟，分为妇女体操和老年体操两种。“劳卫制”体操和“卫生操”很相似，不需要特殊场地、设备服装或器械，也不需要有事先的技术训练，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健康状况的人都可以做，都能得到锻炼，所以深受苏联老百姓的欢迎。这一独特而且便于大范围推广的运动形式让杨烈深受启发。回国后，体总筹委会确定了学习苏联经验发展体育运动的方针，体育工作要由学校到工厂，由军队到地方，由城市到农村，把重点放在学校、工厂和部队。于是杨烈就建议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动员人们参加体育锻炼，以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她的这个建议，恰好与新中国成立之初，把发展群众体育运动放在首位的思路不谋而合，很快便得到了批准。于是杨烈的同事刘以珍就参照早在日本流行的“广播体操”，编出了新中国第一套全民健身操，在传播途径上也采用了广播的形式，也称为广播体操。

　　第一套广播体操颁布当天，中央人民政府就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推广活动，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卫生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等9家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并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上午10点准时播放广播体操，届时人们就会和着节拍，整齐划一地做同样的一种体育运动，场面蔚为壮观。很快多家电台也都开始播放广播体操，其声势越来越大。为解决当时国内一些地区收听不便的问题，人民广播器材厂还加班加点，先后供应了3800张广播体操唱片。中央和各地的人民广播电台还纷纷邀请当地教育、卫生、工会、青年和妇女组织共同商讨，组织了“广播体操推行委员会”。此外，一大批“广播体操骨干分子训练班”、“广播体操传授站”、“广播体操推行小组”也纷纷建立。广播体操运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如火如荼地展开，出现了万人齐做操的盛况。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卢元镇曾这样形容当时的广播体操热：“一到点放广播操，商店里的顾客和售货员一块儿做操。在火车上，正好停靠在哪个站上了，大家都下来在站台上做操。甚至就在列车上，大家都站起来做操。”从1951年12月1日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各地广播电台，都先后举办了广播体操节目。事实证明，广播体操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凡是经常做广播体操的人，都感到体质增强了，饭量增加了，精神好多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1954年7月份，第二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了。此后，每隔三四年推出一套新的广播体操就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

　　从1951年新中国第一套成人广播体操颁布开始，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先后颁布了8套成人广播体操。1951年第一套的动作最简单;1954年第二套增加了下肢动作;1957年第三套成为当时风尚;1963年第四套增加了少数民族语言版，动作更加成熟;1971年第五套增加了模仿生产劳动和舞蹈形象的动作;第六套颁布于1981年，增加了民族风格乐曲;1990年5月8日推出的第七套，设计难度增大，由当时最著名的体操运动员李宁做模特，制作挂图;而1997年推出的第八套为了便于普及而降低了难度。此后广播体操不断融入射箭、健美操、武术、踢毽、游泳、保龄球及现代舞等时尚运动的基本动作，突出了“健康、欢乐、时尚”的风格。

　　开展体育锻炼，增强国民体质

　　近代因战败和民族危亡情绪而带来的焦虑，不但使国权这个概念在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有关身体改造的运动。维新变法的启蒙思想家们，将这种对民族命运的担忧和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希望，与国民的个人身体素质联系起来，构成了近代国人对身体关注的思想基础。这些都决定了近代中国“新民”的目标是为了“新国”，“国家”成为身体忠诚的唯一对象。从这一角度来看，广播体操运动是新中国初期，面对百废待兴局面所进行的又一次身体改革。

　　广播体操的历史是中国群众体育运动的缩影，蕴含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有人评论说，广播体操是一种现代身体文化和现代公民政治的雏形，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肩负了锻炼身体、继续革命的历史使命。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同时又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还处于弱势，“瘦弱”、“愚昧”、“贫病”的中国人形象还存在于西方人的头脑中，为他们所轻视。在这一环境下，“身体”便成为一个体现人民权利和国际地位的符号与工具。“因为亡国压力所形成的身体改革形式，它的威力甚至凌驾于新文化运动对个体身体解放的鼓吹和要求，成为当时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身体诉求之一。”于是饱受百年欺凌的中国人将希望寄于全民健身的体育运动之上，人们迫切地想通过健康的身体素质来展示新的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因而此时的体育宣传多呈现出较强的政治倾向性。

　　广播体操成了中国对外展示国人新精神面貌的重要窗口，每一位来华的外国人都被万人齐做操的壮观场面所震撼。今天，虽然“万人齐做操”的场面很难见到，但在校园里、工厂里、公园等场所中依然可见做广播体操人的身影。

　　毛泽东时代的广播体操运动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借助“身体”的展演方式建构强化了新国民意识和身体素质，并将一种积极上进、坚韧不屈的新中国人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国家、一个健康有力的民族正在不断觉醒，不断崛起。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83期，摘自2012年第9期《文史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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