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的征文入选作者和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部分专家学者围绕“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这个主题，从党的组织建设、政治建设、作风建设、思想建设等领域多侧面、多角度地探讨毛泽东的党建思想。本网特别编辑摘录部分研讨会发言，与网友共同分享和研究。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是党的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五四大潮中，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和湖南学生运动的实际领导人，积极组织领导湖南反帝反封建斗争，在艰苦探索中，经过反复比较、推求选择，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新民学会成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毛泽东受陈独秀委托，在长沙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利用各种形式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经受五四大潮洗礼，引导新民学会发生质的飞跃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国家四分五裂、民族备受欺辱、军阀混战不已，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忧国忧民的毛泽东，曾投笔从戎支持辛亥革命;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五年半“修学储能”岁月。他受湘学士风和杨昌济老师影响，崇尚“实学”，多次游学考察，“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他关注国内外形势变化，被同学们誉为“时事通”。他读书的目的是立志探求救国真理，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他关心劳苦大众，目睹工人们如嗷嗷待哺的求学情景，决心办好工人夜校。心系社会、苦学砺志的远大抱负，伴随毛泽东的整个青年时代。

　　一、大力支持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对于如何更好地“施展抱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毛泽东在社会实践中，深感应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一起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1918年4月14日，他和蔡和森等发起的新民学会成立了。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要求会员生活严肃、思想进步、有为国家民族做事业的远大志向。他在会务报告中写道：当天，“天气晴朗，微风掀拂江间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学会成立，使与会青年的心情犹如生机勃勃、意气风发的春天;也是毛泽东在一师办成的一件有意义的大事。不久，毛泽东等决定向外发展，组织会员和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蔡和森等出国后，毛泽东即成为新民学会的实际领导人，其思想发展和实践活动都与的新民学会息息相关。

　　1918年夏，即将毕业的新民学会多数会员，对于当下政局混乱的现实感到迷茫;而国内兴起的勤工俭学运动，给大家带来了希望。毛泽东认为新民学会应以一批同志为核心向外开辟阵地，进而联络全国以至全世界同志，共谋全人类解放事业。因此他始终主张出国留学，支持会员和湖南青年到国外勤工俭学。为此，他第一次走出湖南来到首都北京，为赴法勤工俭学生能够顺利成行，与各方协调、为穷学生们筹措路费四处奔走等，做了大量具体工作。直到1919年3月离开北京转道上海，送走两批赴法学生后才回到长沙。次年5月，他在主持上海半淞园会议时，还特别强调会员应分别“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

　　毛泽东是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积极组织者，但是他自己却没有出国。原因很多，但主要是与他第一次到北京后，思想发生深刻变化有关。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毛泽东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期间，虽然生活清苦，但吸收许多新鲜有益的知识，结识一些社会名流和有志青年;参加了新闻学会和哲学研究会及社团一些活动;拜访了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特别是读到了李大钊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大开了眼界。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给北京带来了异常活跃的思想解放和学术自由的氛围，毛泽东切身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振奋和刺激，开始重新思考怎样更好的“施展抱负”问题。毛泽东认为留在国内有三大好处，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不如在现在做了”。　他决定先留在国内研究中国国情，也不排斥以后有可能留学俄国，这样才能谈得上改造中国的问题。这可能成为他以后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契机吧!

　　二、组织领导湖南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使新民学会成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站在反帝爱国运动的最前列，以极大的热情领导湖南地区的斗争。5月下旬改组后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其主要负责人均为新民学会会员;而毛泽东则是“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　在学联领导下长沙各校实行总罢课，提出拒绝巴黎和约等六项要求，很快席卷到全省。在五四大潮的冲击下，为“宣传最新思潮”，学联根据毛泽东提议，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工作生活异常艰苦的一个多月里，竟为《湘江评论》撰写了40篇文章。他在“创刊宣言”中热情欢呼十月革命：“……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民众的大联合》是他的最重要文章，提出社会改造“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也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等的高度重视;但却被湖南军阀视作眼中钉，1919年8月即被查封。

　　同年9月至1920年6月，毛泽东作为主要领导人，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领导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皖系军阀张敬尧于1918年3月主政湘事以来，作恶多端，以武力镇压爱国运动。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于1919年12月18日到北京，先后到总统府请愿7次，还向北洋政府慷慨陈词提出驱张要求;成立了平民通讯社，把张敬尧的罪行大白于天下。经过10个月不懈奋战终于取得了胜利。

　　驱张之后湖南、以至中国如何改造，新民学会如何发展，这是毛泽东思考的重要问题。当时，湖南人民为免遭兵祸要求自治，而取代张敬尧统治湖南的谭延闿等为稳定统治，则打着“还政于民”的幌子欺骗人民。毛泽东抓住机遇，发动领导了湖南人民自治运动。他连续发表《湖南人民的自决》等14篇文章，认为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外强中干。大胆设想：各省立“国”，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国”，一省一省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达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　这是毛泽东屡试“新村主义”未果后，把各种社会改革理想在更大范围内付诸实践的一次试验。然而，这次企图通过和平请愿，实行人民制宪的斗争也遭到了失败。

　　期间，毛泽东还在长沙组织领导新民学会会员实地调查因反对父母包办婚姻自尽的赵五贞事件，发起猛烈抨击封建的婚姻制度的斗争;他连续发表10篇文章，指出妇女的最终解放，必须扫荡万恶的旧社会。在这些斗争中，毛泽东表现出的智慧胆识、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当时，毛泽东的思想探索正处在活跃状态，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还存在着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影响。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曲折过程，时间是1919年底第二次到北京至1920年11月。他曾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即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作者注)特别深的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毛泽东是勇于实践的积极探索者，善于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经过一次次的剖析扬弃，终于抛弃空想社会主义。1920年11月25日这一天，他给向警予等五位会员写了五封信，其中三封信是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着重谈了以下观点：一，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他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要一法。”二，只有取得政权，才能获得民主。必须“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到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三，革命运动必须有正确理论指导。他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他在稍后的一封给蔡和森等的信中强调指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此时，毛泽东对于社会改造已经有了新的思考，他在《通信集》一封来信上加了一段重要按语：“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即“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

　　在新民学会发展的历史上，有三次重要会议。一次是1920年5月上海半淞园会议，对一些原则问题的规定十分明确，对新会员的要求更加严格。会议对新民学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两次分别是1920 年7月的巴黎蒙塔尔纪会议和1921年的长沙新年大会。蒙塔尔纪会议议定“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以蔡和森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萧子升为首的温和派则主张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对于这两派，毛泽东复信指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同时，明确表示“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毛泽东和何叔衡商定于1921年元月1日至3日召开新年大会，着重讨论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采用什么方法和目前如何着手等三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介绍了蒙塔尔纪会议和会员情况。经过讨论，会员们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至于采取何种方法，毛泽东介绍了旅法会友提出的五种方法：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在发言中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毛泽东对各种主义的深刻分析，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大会讨论十分热烈，表决时18个与会者中“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者十二人”，占三分之二。新年大会对于建党建团问题的直接讨论，在新民学会活动中是空前的。大多数会员产生了组党组团的迫切要求。在毛泽东和蔡和森转领导下新民学会的性质已发生了质的飞跃：由一般的进步社团，发展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以后，学会的74个成员中先后加入共产党的约31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夏曦、李维汉、蔡畅等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30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技事业，并同情革命。只有极个别人后来变为反共分子。

　　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的需要，掀起一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此时，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等接触更加频繁，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4月，他从北京到上海，同正在与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陈独秀多次交谈。他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曾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也谈了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毛泽东在北京、上海同当时中国思想界两位巨人的再度会晤，受到了深刻影响和启发，与他们建立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联系，成了他第二次到北京、上海的巨大收获。

　　一、创办文化书社、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努力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夯实思想、组织基础。

　　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返回长沙后，办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创办文化书社。毛泽东认为到要组织革命斗争，首先要推动新思潮的学习和研究，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于是，他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联合各界知名人士，共同发起文化书社。由他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中写道：“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他所说的新思想新文化，是指 “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即马克思主义指引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榜样。9月9日文化书社开业时，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他们努力扩大营业范围，与全国6、70家书报社和文化团体建立联系。经营的书有164种，杂志45种，日报3种，其中有《新俄国之研究》等译著、《劳动界》等刊物。文化书社的迅速发展，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对湖南建党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也体现了毛泽东对新文化新思想将带来新希望的热切追求。文化书社社址不仅是新民学会的主要活动场所，也是毛泽东建党建团及与省外党团组织进行联络的重要场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它又是湖南党组织的秘密联络机关。

　　第二件事是发起成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8月22日，毛泽东同方维夏、彭璜、何叔衡等联络社会各界，召开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筹备会，通过了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发行集个人和集体研究成果的《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考察和提倡赴俄勤工俭学等重要事项。 9月15日研究会成立。会员们发表了不少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毛泽东还将一些重要论文推荐给有影响的报纸转载。俄罗斯研究会在湖南青年中影响很大，曾先后介绍过任弼时、萧劲光等6位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后赴俄留学。肖劲光回忆说：“那时，我们参加俄罗斯研究会不久，毛泽东是俄罗斯研究会的书记干事。我们是通过在船山中学学习的伍岳，找到船山中学校长贺明范的关系加入俄罗斯研究会的。后来，也是通过他办手续去上海的。到了上海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

　　毛泽东通过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等组织，引导会员和一些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夯实了思想基础。

　　二、列入全国组党计划的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毛泽东的筹划下建立的。1920年初，毛泽东经过实践斗争，认识到单靠个人力量绝不可能实现社会的改造，更不可能撼动旧社会的根基;应当切实地研究中国情况和问题，把有着相同志向的人结合成“一个高尚纯洁勇猛精进的团体，组织‘联军’，共同作战”。当时虽还未提出建立共产党，但他已经有了建立一个能担当改造中国大任的坚强组织的设想。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酝酿筹备期间，李大钊、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深刻启示，两地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先进分子的活动对他的重大影响，回到长沙后的毛泽东，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的实际情况，在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同时，对于建党工作“不张扬，不标榜，不图形式，不务虚名”，而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采取“潜在切实”、注重“打基础”、“找真同志”的方针。特别是1921年的新年大会，“关于主义争辩甚厉。……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　使新民学会“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成为共识。这一切，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萧子升在晚年回忆中说：“1920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衷于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

　　长沙筹建共产党组织一开始就列入全国组党计划。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毛泽东与陈独秀等取得密切联系。据周佛海回忆说，1920年夏他回到上海，见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共商组党时，提到计划“预备在一年中，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李达在回忆各地筹建党组织时也提到：“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负责。”

　　1920年11月左右，毛泽东收到了陈独秀、李达来信，接受正式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委托。他们还把上海发起组、上海机器工会的组织情况和《中国共产党宣言》起草等情况告诉毛泽东。期间，毛泽东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参加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陈独秀因赴广东就任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来长沙。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筹建时，从未在新民学会会员中公开过，但是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新民学会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的，时间约是1920年11月间。不久，毛泽东写信告诉蔡和森：“党的一层陈仲甫先生已在进行组织”。

　　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毛泽东领导下，组织严密，步调一致，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在革命斗争中显示出坚强的战斗力;同时，他们脚踏实地，奋发进取，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实际工作，取得了良好的业绩，得到中央和党内同志的充分肯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毛泽东在实践斗争中表现出的魄力、智慧和才干，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领导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第一，深入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全力办好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特别可贵的是他们通过不断探索和斗争实践，会员间的通信和讨论，使学习和研究不断深化。1920年10月，毛泽东受湖南《大公报》委托任罗素长沙演说记录员，并负责记录整理。以后，他在给会员通信中，对罗素的所谓“用教育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的观点进行了深入批判，对社会改良主义作了彻底否定：“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其一，通过教育改造社会是不现实的。因为资本家掌握着教育权，并且有法律、军队保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其二，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而无政府主义要求“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结果必定“难以终其局”。　毛泽东在看到蔡和森1920年9月阐述成立共产党及国际组织之必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长信之后，非常高兴。1921年1月21日他在复信中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字不赞成。”这些通信、讨论，大大提高了党员对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在这些原则指导下，长沙地区的建党活动蓬勃发展，取得了良好业绩。

　　第二，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使其成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1920年10月，毛泽东收到北京、上海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即筹划建团工作。当年建团工作骨干、一师学生张文亮在日记中写道：11月19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11月21日，“会见毛，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12月2日，“泽东来此。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并嘱咐多找真同志。”12月15日，“接泽东复信，……‘应努力团结一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的问题你可努力在校发展团员’。”12月16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12月27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日记中多处记载了毛泽东“找真同志”、“中坚分子”的嘱咐，表明毛泽东始终贯彻积极慎重、注重质量的建团工作方针。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1月13日正式成立，有团员16人，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郭亮、肖述凡、夏曦等都是团员。7月份发展到39人，其中有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团委还分设学生、劳工、教育三个委员会。到1923年团员发展到700多人，成为全国团员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

　　第三，到工人中去开展宣传组织工作。毛泽东于1920年秋开办了湖南一师民众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向工人进行启蒙教育。在毛泽东争取帮助下，湖南劳工会先后创办了两所工人夜校和其他学校。毛泽东等还经常深入到长沙各工厂进行调查，组织工人开展斗争。李达在回忆中共一大时写道：代表们在住所交换各地经验，认为“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

　　由于长沙地区党组织做了大量扎扎实实的工作，形成了许多地区所不曾具备的充分条件，党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为湖南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作出了重要贡献。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发起组关于召开党的一大的通知;月底，他和何叔衡作为一大代表，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大会正式宣告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它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

　　二、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建立党的基层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使湖南罢工斗争得到迅速发展。

　　中共一大闭幕后，毛泽东回到长沙开始建党初期的革命活动。他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以这种形式来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在他起草的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和《创立宣言》中写道：“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自修大学培养了湖南34县和外省4县的200多名青年。学校开办仅两年就被赵恒惕当局封闭。同时，在毛泽东积极组织领导下，中共湖南支部于1921年10月10日成立，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等为委员。接着，他着手在基层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他换上粗布短褂、穿上草鞋，深入工厂矿山，同工人交朋友，宣讲革命道理，启发工人觉悟，吸收先进分子入党。他还在自修大学等学校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期间，他两次去安源，于1922年在安源建立了全省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到中共二大召开前湖南已有党员30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区委员会。同时，他还领导了湘区团组织的建设工作。

　　一大闭幕后，党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长沙成立了湖南分部，毛泽东任主任。在领导工人运动中，毛泽东首先解决了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的工人组织——湖南劳工会的改组问题，把它引导到指导思想正确和斗争目标明确的轨道上来。1921年12月25日，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省学联，发动长沙举行万人示威，反对“共同支配中国”的华盛顿会议。此时，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到桂林途经长沙时，毛泽东在文化书社接待了他。后来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报告中说：“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这些青年组织总的说来实际上并没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什么贡献。只有长沙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联合会，这个工会组织于1921年底举行了罢工。”　毛泽东还指派党的干部到基层，建立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建立了长沙泥木工会等20多个产业工会，1922年11月成立了统一的工人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他和中共湘区委员会先后领导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特别是安源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绝无而仅有”的成功范例，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期间，湖南工运罢工达10次，胜利及半胜利有9次，失败的1次，“大引起社会注目”。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共湘区委员会成为全党领导得力、组织严密、工作业绩突出的地方党组织之一，获得了党内的高度评价。经过两年工人运动的锻炼，毛泽东已是老练的革命家了，他杰出的领袖才干也由此脱颖而出，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说说：“就地区来说，我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中共三大，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在党中央领导岗位上开始了新的征程。

　　综上所述，毛泽东从立志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决心从根本上改造这个社会的爱国青年，经过五四大潮和斗争实践的艰苦磨练，在反复比较中选择科学社会主义，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筹划下，建立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一批先进青年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和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书信讨论，意义重大，在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勇于实践，是个不懈奋斗的实干家，在短短的两三年里，他办成过多少件大事，写下过多少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和书信，他的身影多少次出入过工厂矿山，结交过多少位工人朋友、跟多少人促膝谈心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和精神，又付出了多大的精力和心血!然而，他又是善于学习研究，不断探索的思想家，他关注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重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他不断地剖析自己，在认真的自我批评中吸取失败教训，使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并得到升华。今天，我们研究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体系时，都可以从他的早期建党思想的实践性和独创性中找到源头和深刻启示，并至今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仍然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在他们早期的建党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严肃的科学态度和积极开拓的实践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学习的。

　　(刘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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