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而作

朱永嘉

　　（一）对毛泽东同志的景仰，我毕生一以贯之

　　习近平同志在湖南说了要隆重俭朴务实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日子，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故从今日起分五次刊载本文，以志纪念。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和怀念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这一代人在建国后的成长和经历，都离不开毛泽东同志，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了我们这一代人，所以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始终怀着一种特殊的景仰的感情。我们的一言一行，一辈子都离不开他对我们的教导。我对毛泽东同志的信仰，无论社会上起什么风浪，我时时刻刻都丝毫没有动摇过。

　　我们也记得邓小平同志曾经在许多次讲话中，强调过不能忽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阐述过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他说：“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1949年获得全国解放，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他还强调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对参与起草的同志再一次强调要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历史地位，他说：“中国革命的历程已经证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 他在1980年3月19日讲到起草决议，“第一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在6月27日的谈话中，邓小平同志还说：“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本质上都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追本溯源，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时期，讲到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时，还是应该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研究毛泽东思想，它毕竟是我们最宝贵的思想财富。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不是别人是邓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胡锦涛同志在党成立九十周年纪念大会时的讲话，所强调的近三十年，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论述，仍然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以上这些观念便是我们党这几十年来，从未动摇并一贯坚持的基本理念。

　　目前我们在全党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我们党长期行之有效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我们有过去的历史经验，就是凡是我们坚持三大作风的时候，我们的党就兴旺发达，离开三大作风来说兴旺发达，就寻不到根，找不到源。

　　要改变作风，首先要改变学风。在如何改变我们的学风上，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两点，一点是要研究现状，也就是研究国际国内的现状。其次是研究历史，要研究自己一百多年来的近代史，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现状是由历史发展和演化而来的。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夜，1949年的三月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他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到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现在离开那时有六十多年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的国民经济总量跃居为世界第二，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当然，还有许多新的问题和困难需要我们继续努力。要研究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就必须理解它历史演化的途径，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那就离不开建国以来这六十多年的历史发展，无论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我们都是在特定的国际环境条件下，探索自己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既然是一个探索的过程，那就难免经历各种曲折和失误的地方。邓小平同志把它概括为摸着石头过河，那就难免有踏空和呛二口水的时候。即使是工作上的失误，只要能一分为二地正确地总结它的历史教训，它也是我们党的一笔重要财富。什么失误，总还是既有失，又有得。这是辩证法的二个方面，不能搞形而上学地绝对化地看待历史。前三十年我们是在帝国主义封锁、霸权主义不断挑衅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建国初，我们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在那时帝国主义封锁的条件下，也只能照搬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后来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的群众运动，无非是试图跳出苏联计划经济的框架。这次运动遇到了困难，也犯了不少错误，但也应该看到那个时期也有所得，不能说都是一片黑，为了克服困难，我们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实际上还是不能完全摆脱计划经济大的框架，每年都要在中央召开计划工作会议，安排次年的计划。后三十年与前三十年的不同，那就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个转轨也有一个历史过程。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笔记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保留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因为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的产品还只能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不能对农民采取剥夺的方式，他不同意陈伯达要取消商品的观念。只要承认商品生产、交换和价值法则，那么必然承认市场经济的客观存在。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上，亦还是有一个摇摆的过程。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才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这也就是不断调动群众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的过程。这些年我们国民经济GDP指数那么多年二位数的增长，当然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趋向，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我们也应懂得这是靠利益驱动人们的积极性，也就是亚当·斯密强调的理性经济人，个人利益的追求是他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亚当·斯密的另一条理论，是当每个人在盘算着自己利益的时候，他受着一隻看不见的手去指导，不知不觉地促进社会的利益，那隻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的供求规律。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它刺激着个人的贪欲，贪婪会使经济人丧失理性，而且这个贪欲是一个无底洞，它不是我们现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所能满足的。荀子便说过，“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不能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对个人来讲，私欲的追求不能不有所约束。关于欲望的问题，《孟子·尽心下》云：“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欲望太盛的，很难保全自己，寡欲的人反而能保全自己。故古人用礼仪来约束它。在市场交易中，那也要有市场交易的法则来约束它。孟子在《公孙丑下》也有一段话，分析市场交易的行为，其云：“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从这一段话，可以知道，市场本来是有无之间交易，官吏只是维护交易的秩序。然而商人有垄断市场贸易的利益，于是开始向商人征税，有与无之间交易是平等的，垄断市场的交易便是不等价交换了。有了垄断利润，政府才征税。可见市场经济古已有之。近现代西方的市场交易要讲契约，订立契约要求信用，对企业来讲，它追求的不仅是利润，它还有其应负的社会责任。所以对利益驱动产生的积极性，我们也应有所分析，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既要看到它调动人们积极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它消极的一面。任何事物都是可分的，不是绝对的。

　　其次那只看不见的手，也就是市场的供求关系对社会生产的调节，但它也不可能自然地长期保持平衡的关系，它总是通过不足与过剩的摇摆来寻求相对的平衡，否则便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亚洲经济危机之后十年，2008年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经济的发展，为了应对世界经济的变局，进一步推动国内经济的增长，我们也不得不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促进内需以稳定增长，这也是一个艰难的历程。无形的手还需要有形的手，即宏观上相应的政策调控。再说利益驱动，对人的灵魂也有它巨大的腐蚀作用。记得亚当·斯密是主张地方政府要公司化，西方的评论对我国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现象抱肯定的态度，在市场经济起步阶段，地方政府公司化，使得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有了来自自身的利益冲动。有一段时间各地招商引资成为时髦的名词，结果往往是权力与市场的结合。官商的一体化，使地方利益与官员个人的利益一体化，反而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分割市场的一体化，滋生腐败和享乐奢靡之风。权力与资本的结合，直接影响到当地的环境问题、劳工问题、征地问题、拆迁问题，直接侵害群众的利益。为了追逐地方和官员个人的私利，往往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钻政策的空子损害群众切身利益。上访的问题，引起截访，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从而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地方政府转化为理性经济人的结果，往往表现为短视，追求眼前利益，把矛盾击鼓传花地推向下一任。地方政府公司化直接影响到政府公共职能的执行，从而把地方政府推向官民对立的境地。与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同时，过去国家统一集中管理的一些部门，如金融、电信、电力、自来水、铁路、航空公司化以后，这些垄断行业通过行政垄断资源而获得垄断利润，这些企业的管理人员的薪酬与国际接轨过程中获取高额报酬，从而使这些部门的相关人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腐败的现象往往集中高发在这些方面，这样客观上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在社会上造成贫富两极分化，从而在一方面出现一批资本的代言人，鼓吹全盘私有化，全盘西方化，从而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在弱势群体这边则出现仇官与仇富的现象，甚至出现个人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而这一切也正是既得利益集团与弱势群体之间矛盾在群体社会心理上的反映。同时，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缺乏有力的引导。这里还有一个如何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当然，这不是靠劫富济贫，而是通过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城市辅助乡村，工业辅助农业，扩大社会保障来逐步实现。这些正是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困难和必须解决的新问题。

　　毛泽东同志晚年反复思索的便是如何加强我们党的建设，如何维护我们党的性质和政权的性质不发生蜕变的问题。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对于文化大革命，他说过：“我没有私心，我想过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他所以发动那场文化大革命，他是担心我们的党蜕变成一个骑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反动政党，我们的政权变成官僚资本主义政权，我们的干部队伍出现权贵资本主义阶层。现在那么多会所、高尔夫球场，明令禁止，许多地方还是偷偷摸摸地干。我们那么多干部出入这些场所，我不知道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与党员干部身份是否匹配。那岂不是毛泽东同志晚年说过的资产阶级就在我们党内的一种表现嘛。(按：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报刊媒体上，阶级这二个字也成了忌讳了，明明是阶级的分化，却非要说成是阶层结构的固化。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也成了忌讳呢?过去我们抓阶级斗争为纲，确实有许多过头的地方，但阶级的差异还是客观存在的嘛。工人阶级也很少讲了，工人成了人力资本，还有什么知识资本，这真是咄咄怪事。也许我们宣传系统的同志，真的把马克思主义常用的词语也丢到九霄云外去了，要知道孔夫子早就讲过“名不正，则言不顺”呀。)

　　毛泽东同志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那么多上访，那么多群体性事件，不是老百姓无中生有地要折腾我们，而是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和党政组织的一些做法，确实有不合理的地方，侵犯了群众合法的利益诉求。只要我们处理了违法乱纪的干部，满足了群众合理的诉求，那里闹事的状况很快就平息了。单纯依靠截访和压制是很难达到维稳目的的，现在信息化的时代，许多见不得阳光的阴暗面的事情是遮不住更瞒不过去，也压不下去的，网络上传布的速度那么快，所以如果处理得不及时，事态反而会迅速扩大。堵不是办法，对于我们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于那些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些阴暗面，还是应该采取公开透明和民主的办法，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事，见光就死，所以还是要通过发扬民主整顿干部队伍、整顿党的作风的办法，通过密切联系群众，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作风，才能改变处处被动应对的局面。如果那样做的话，垮台的是那些腐败分子和极端官僚主义者，而党的组织会变得纯洁，更得到群众的拥戴，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才会更加牢固。对于网络上的那些大V们，不仅要揭露他们丑恶的行径，还要认真批判和清算他们在网络上的错误言论，分清是非，让正气得以发扬。言论自由，不是连是非都不分，让错误的言论任意泛滥。《孟子·滕文公下》有云：“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所以孟子还说：“我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否则的话，把人们的思想都搞乱了，也会引起天下大乱的，所以能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战胜诬民之“邪说”，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对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二）毛泽东论民主

　　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个非常精辟的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讲话，这个讲话非常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我们国家的民主是民主集中制下的民主，不是西方的议会民主，也不是什么三权分立的民主，中国有自己民主制的传统。毛泽东同志讲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这里先民主，后集中，既是一个方法问题，也是一个路线问题，没有民主，便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统一。至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一个方法问题，也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正确的观念从哪儿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群众实践中来的，经过思考、分析和总结，变成正确的理论观念，才回到群众中去实践，经过实践的检验，再使它逐步完善。正确的思想从哪儿来，从群众中来，从实践中来，要发扬民主，便是要让群众讲话，哪有共产党人害怕群众的道理。我们高干居住的干部大院，为什么那么门禁森严?有一次我去拜访一个同志，他住在那个大院，门卫拦在大门外二十多分钟，那天晚上北京起大风，冷风吹得我直发抖，回来感冒了，病了几天，高处不胜寒啊，我又弱不禁风。最后那位同志亲自来接，才放我们进院子。干部及其家属集中住大院，不是一个好办法，那样会使他们的家属和子女脱离群众，派生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家长里短，还会引起不必要的纷争。我们的安全保卫工作，缺乏群众观念，他们不懂得生活在群众中间才是最安全的。鱼儿怎能离开水呢?再说过去革命战争时期，千百万贫苦大众，才是保护我们党的铜墙铁壁。革命胜利了，怎么能疏远甚至害怕群众呢?以我个人的体会来讲，几十年来，我始终居住在群众中，我的大门也经常不关，始终没有不安全的感觉。无论我在位还是堕入另册，我与周围邻里始终能和睦相处，他们随时可以来我家串门，向我提供群众生活中的许多情况和问题，这也是最贴近的社会调查，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们的同志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越有鬼，人家在互联网上一揭发，而且传播得那么迅速，这个事情就更加不好办了。毛泽东同志说：“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还说：“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这里讲的是工作上的是非问题，方法问题，不是个人的品质问题。至于在我们少数干部身上，道德品质败坏，违法乱纪的问题，那更应该放手让群众来检举揭发，一方面经过法定程序的审查，依纪依法作出适当处理。从个人来讲，还应该早日放下包袱，才能轻装重新做人，遮遮掩掩，甚至打击报复举报人，那只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了。另一方面要把这些案例作为反面教材，在干部队伍中进行必要的道德品质教育，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人必需的道德品质，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还算什么共产党人呢?身子正才不怕影子斜。毛泽东同志还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了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是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这个话是正确的，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上经受不起暂时的委屈，又算什么呢?那还说什么五个不怕呢?有一些人所以怕，倒不是为了工作上是非对错的不同意见，而是个人品质上的堕落，贪污受贿，生活腐败，这些问题是见光就死，如果真是这样，那还是早一点放下包袱，求得党和人民的宽恕和谅解，重新做人，那我们还是一定抱着欢迎的态度，回头是岸嘛。相信党，对犯错误的同志还是会讲政策的。如果抱侥幸思想，顽抗到底，那只是死路一条，因为那些事总会留下痕迹，不可能永远瞒天过海吧。还是早一点悔过自新，免得被动，更好一些。

　　毛泽东同志在那次会议上还说：“现在有些同志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毛泽东同志还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二种情况，一种是来自群众。来自是我们干部在联系群众的过程中，倾听群众的意见，对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和官僚主义作风进行自我批评。另一种是我们党员干部在民主生活中依照党的原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这二种情况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都必须是真诚的，从党性出发，坚持原则，不是走形式，放弃原则，做乡愿式的老好人，那就不可能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推进党的事业。

　　在确定党的工作方针和政策，正确面对目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时，如何克服困难，化解矛盾，我们也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达到集中统一。毛泽东同志说：“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的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来说，只是一个加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这是从党的工作方针政策上，也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协商，只有在正确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有效的集中统一。党的方针、政策、路线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毛泽东同志还说：“在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的民主，不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也无法调动千百万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便缺乏基础。我们搞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并与群众切身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也正是为了调动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关于党的建设，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讲，那时我们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是建国以后入党的。我们现在有八千多万党员了，恐怕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改革开放以后入党的。毛泽东同志说：“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他这一些讲话还是非常符合我们党目前的状况，这一次进行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还是从教育入手，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同时也要清洗那些已经蜕化变质的分子，按党纪国法处理那些违纪违法的分子，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敬重。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毛泽东同志说：“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我们在党内党外要形成这样一种气氛，正如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中说过的，“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接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处召开政治局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讲了：“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亲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他对我们全党的告诫，我想这些话是那么精辟，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我们党建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党的生命线，是国家大局稳定的关键所在。要团结，不要分裂，便是不要在党内搞派别性的非组织活动。要搞马列主义，就是要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不能迷失方向，不能背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要光明正大，就是办事要光明磊落，就是什么事都要放在桌面上，公开透明，不要阳奉阴违，不能对同志搞突然袭击，要遵守党纪国法，要遵守会议秩序。能坚持三要三不要，那么我们即使出现一些过失和不足，但不会犯颠覆性的的不可挽回的错误。

　　（三）毛泽东、邓小平谈干部子弟教育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批语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耽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辈，而要完全靠自己。”前三十年我们对干部子弟的教育还是很严格的，他们经过上山下乡的考验和锻炼，他们积叠了社会经验和生活经验。这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红二代嘛，他们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他们是在老一辈革命家耳提面命之下成长的，他们能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他们对工农大众还是有感情的，对党和社会主义还是忠诚的。以后的情况就有些不同了，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11月关于《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那次讲话中，着重讲了党的高级干部要带头反对特殊化的问题，他强调“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我们大家都是从苦里过来的，经历过不少困难时期，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度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太多了，就没有多大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这样搞特殊化，不仅害了自己，而且也害了家庭和子女。他说：“我们有些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到自己的亲属和子女，把他们都带坏了。有少数同志在本单位，在其他地方反映都不大好，很多是由于子女干了坏事，家长背了黑锅。”所以那时中央作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他说：“不要享受那些特殊的待遇，那些特殊待遇往往比工资还多。我们的高级干部，现在并不是工资太高，而是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宽了。这样做要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风气带坏了，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在这个问题上，他要求政治局同志带头，唯有这样，才能在群众面前取得发言权，干部和群众才能信任你们。现在重提这个问题，仍然是非常必要的，许多问题比过去还严重得多，子女和亲属干坏事的情况比过去也严重得多。

　　《三字经》中便讲了，“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故养尊处优不是爱，反而是害。

　　诸葛亮在子弟教育上，有三篇书信，都是佳作。他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这些话今天读来还是很深刻的。淡泊才能明志，热衷于名利，难免狂躁害性，这个教训在个别人身上已很深刻。宁静才能致远，心静下来才能专注于学问，浮躁怎能安心读书呢!才能是从学习中来的，这个学习包括书本和实践二个方面，没有远大的志向是不可能安心学习的。这个远大志向应是为国为民，不是为个人利益。现在我们的干部子弟应酬、聚会很多，诸葛亮在另一封《诫子书》中说：“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置酒待客，礼到以后，便应罢酒了，客人兴高的话，那也以酒饮至醉为止，但不能酒后胡言误事。他在《诫外甥书》中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为人要能屈能伸，无论屈伸，要能忍，不要害怕一时的淹留。要始终志存高远，不要念念不忘个人的恩怨，不要贪财吝啬，不要恋色丧志。为人方面这些起码的修养还是需要的。现在高干的子弟们，都活跃于官商二途。然而志存高远不在家族与个人，而应着眼于国家与民族的前程。

　　故对子女的教育中，重要的是为人品德的教育。我们更要注意到在等级制度和特权观念的影响下，我们这个社会历来有“攀龙附凤”的坏传统，高干的子女，往往成长在众星拱月的状态下，自然从小便有一种优越感。父母忙着工作，也顾不上子女的教育。“玉不琢，不成器”，子女一旦长大，他们在外面干什么，父母并不都知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人不论外商还是内商，要进入市场，都有一个打通关节的需要。那么高干子女便成为他们捕猎的对象，借以走捷径，唯其如此，才能谋取超额利润，这样一部分干部的子女便被拖下水了。这个恶劣的风气对党风和干部队伍是一个严重的侵蚀，问题不仅仅是如此，而是一旦落入海外大财团控制的投资公司的陷阱，成为他们的虹吸管道，借助于你大量吞食中国人民的血汗，你所得到的只是蝇头小利，而且往往让你成为外国要挟我们国家的人质，一旦不听使唤，便在海外报刊公布你们的收入和财产，败坏你父母的清白和声誉，让你里外不是人，而且往往威胁国家的安全或损害国家的荣誉。子女的就业问题，为官者须慎之又慎，一定要果断地切割这类有损于国家声誉和利益的相关问题，这一切不得不引起我们各级领导的关切。所以从严管束自己子女，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一项重要的任务，否则的话，你们不是背黑锅就是与之同流合污，败坏党的名声。如今作为高干子女的官二代，也应严格要求自己，什么事情都得三思而行，可不能让父辈的清名为你们背黑锅，父辈的名声和地位，不是你们用来交换的私有财产。你们应该继承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前辈为人的高贵品质，不是什么其他东西。千万不能以父辈的名声在外面招摇撞骗，否则的话，害人害己。这包括我们高干身边的工作人员，比如秘书和司机。所以我们在进行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时，这也是应有的重要议题之一。否则的话，我们怎么能真正密切联系群众，群众怎么会真正把我们干部当作贴心人呢?

　　（四）关于批判个人主义的问题

　　要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必须与各种错误思潮明辨是非。听之任之，让其自由泛滥，那会搞乱人们的思想。1992年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对具体措施不要去辩论其姓社还是姓资，那是为了探路前进，不等于我们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放弃一切辩论。否则的话，等于放弃了我们的政治思想阵地，听任错误思潮的泛滥，那岂不误国误民，对党组织是思想上的腐蚀剂。这些年来，由于思想工作的软弱无力，已严重侵袭党的组织，助长享乐主义和贪腐之风，这是我们需要注意和改正的一个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是靠管和卡，也不能靠以势压人，而应该是耐心地说理，以理服人。唯其如此，才能改变思想工作软弱无力的表现。比如有人在报刊上公然宣扬要为个人主义作无罪辩护，扬言“个人主义在中国已蒙冤受屈半个多世纪”，主张个人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可分割，主张人性的解放是个人主义的张扬，把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与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人是社会的群体性动物，任何个人不可能脱离集体和社会而孤立存在，如鲁滨逊那样在荒岛上的生活，是理想的生活吗?即使是鲁滨逊，他还需要一个奴仆来为他服务。我们尊重每个公民在宪法规定范围内人身自由和民主的权利，尊重每个公民的人身尊严，但这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之内，自由从来是相对的。在利益关系上，我们主张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作为个人，那便应该为国家、集体承担更大的责任。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讲到喜欢跟党闹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上往往是不正派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他们奉行的原则是，“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今天个人主义思想的泛滥已不仅仅是毛泽东讲话的那个时候的那些东西了，他们更看重的是个人的利益，表现在对金钱和财富的追逐，对个人奢侈享受的追逐。他们是损人利己主义者，败坏了党风、党纪和党在群众中的声誉。他们对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局部服从整体，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早已置之脑后了。我们做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如果自己不能起表率作用，那么你们口头上说的那一套又有谁会来信任你呢?共产党员所以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戴，靠的是他能身体力行，不是力行个人利益的追求，而是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所说的，“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毛泽东同志还号召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同志这些话过时了吗?我说没有过时。这值得我们现在对照自己的言行，看自己距离这样为人，距离这样做一个共产党人还有多少差距。现在我们少数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党的中高级干部及其亲属违纪违法的所作所为，而且授人以柄，丢丑丢到外国去了，由此对党在人民中的威望之伤害，真可为之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何其多也!当我每次看到这些事，几乎抬不起头来。面对这些不法行为，我们又怎能不愤怒地拍案而起呢!

　　（五）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

　　1961年蒙哥马利来访时，曾当面对毛泽东提出过“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不会。从那时起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国外许多人有蒙哥马利那时的想法。毛泽东那时是这样回答蒙哥马利的，他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你们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好几百年。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还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毛泽东同志这个话是对的，改革开放以来这几十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因为我们人口多，人口红利使我们经济总量上发展比较快，如果按人均算，我们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还有很大的距离，要在人均水平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许还得花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还得埋头进行我们自己的建设。在国内建设的问题上，我们还得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勤俭治国，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愿意而且必须努力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的经验，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不能照抄照搬，必须有分析地有批判地学，还必须要结合我们的实际国情，发扬创新精神，使我们的经济建设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国内建设的问题上，我们还得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方针，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愿意而且必须努力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的经验，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不能照抄照搬，必须有分析地、有批判地学，还必须要适应我国国情地学，同时要发扬创新的精神，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们没有对外扩张的欲望，毛主席晚年还借明朝初年朱升给朱元璋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把它改成“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深挖洞，是为了备战，这个备战，是防御外来的侵略，那时是为了防止国外霸权主义的突然袭击，是为了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安全，不是为了称霸或者争霸。我们没有在海外驻军，但是也不允许他国占领我们的疆域，无故挑起事端。我们不怕有事，也决不主动惹事。这个方针我们是一贯的，我们的先辈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的后辈也会同样如此。我们不仅这么说，而且言行一致，不像某些霸权主义者那样，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是不结盟主义者，我们决不拜任何国家为盟主，听从别人的指挥和调遣，来反对任何第三国。在这个问题上，希望有关方面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不会去挖别人的墙角，也不希望别人来挖我们的墙角，我们希望国与国之间能建立和平合作的伙伴关系，来共同发展经济。我们希望与周边的邻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也不希望别人来挑拨离间，这对谁也没有益处。由于中央的不懈努力，这一年多来，我们与邻国的关系，总的说来是不断向好的方面发展，虽然也有一些矛盾和摩擦，但都在可控范围之内，也是可以合情合理地处理好的，这会为我们国内建设创造一个安定祥和的外部环境。

　　（六）毛泽东谈宪政问题和五四精神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学习和研究中国的历史，他强调我们的许多同志，“对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历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还说：“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毛泽东这些话是1941年说的，七十多年过去了，好似也是对我们现在说的。确实我们有一些同志对自己中国的历史，对近百年史，对党史似乎一无所知，或者所知甚少，所谓希腊、罗马，说穿了还不是洋教条嘛。现在我们党内外的知识分子，确实有不少人把洋教条奉为至宝，借以唬人。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像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好好学习历史中国的，学习近代中国的历史，学习我们的党史。

　　譬如说，关于宪政问题，也是大家目前议论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谈，问题是怎么谈。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政是讨论如何具体实施宪法规定的那些基本准则。宪法不是挂在墙上给大家看的，它是要付诸实施的。如何实施宪法的规定，那就是宪政要讨论的问题。1940年2月20日，在延安召开了一次宪政促进会，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题目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他说：“我们今天开的这个会，叫宪政促进会，为什么要”促进“呢?如果大家都在进，就用不着促了。”那是因为有的人躺着不动，不肯进步，这个情况，在我们一部分同志身上也有反映，所以还得促进一下。他还说：“这个‘促’字是哪里来的呢?是孙中山先生那儿来的，是在他的遗嘱上写的，‘促其实现，是所至嘱’。他要促的是国民革命嘛。”

　　那么宪政是什么?毛泽东同志的回答很简明，就是“民主的政治”。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的民主政治，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式的所谓民主政治，也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式的民主，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讲宪政，是应保障和实施我们的宪法，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原则，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目的。我们现在宪政规定了国家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我们的民主是协商民主，在所有制问题上规定了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个多种所有制，是在公有制以外，还包括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和私有经济，以及海外在国内投资的外资经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手段，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的宪法还规定了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这个权利包括公民人身和尊严的不可侵犯，这个自由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形式的自由。当然这是在宪法和法律规范之内的自由。所谓宪政，就是通过民主的方式保障全体人民有依法治国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让民众通过民主的办法，监督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如何依法行政，也就是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及各种等级观念、特权思想，揭发我们干部队伍中的各种腐败现象，并与那种顽固官僚主义者作斗争，约束政府的各种行为如何合法合理，不侵害公民的权利，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所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像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防止我们的国家机器演化为压迫人民的专政机关，也是为了保持为人民服务的传统和本质，那就要进一步发扬人民民主，说到底就是要上下结合，党中央采取的各项措施要与群众路线结合起来，动员群众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奢侈之风进行监督，才能真正解决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要怕家丑外扬，丑事兜出来以后，才能打扫卫生，那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这是我们应该提倡的促进宪政的活动，而这个活动，在本质上便是防止我们国家蜕化变质的根本办法，放手让老百姓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不仅天塌不下来，而且还是于国、于民、于党的大好事，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谁害怕，证明他心中有鬼，那里总有一些见不得阳光的人和事。当然这决不是依照西方的那些模式来推行宪政运动，问题是我们一些知识分子，一谈宪政，满脑子都是照搬西方的模式，那不正是毛泽东同志批评的那些从欧美回国的留学生，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的东西，而且从希腊、罗马谈起，此风于今为烈。正是值得我们吸取的教训，在讨论宪政问题上，它是值得注意的另一种倾向性问题。

　　这些年来，还有一股风气，许多人借着五四精神，大谈什么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其实他们背离了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五四运动最本质的精神是反帝反封建，是反对北洋政府去签订屈辱的巴黎和约，所以触发青年学生火烧赵家楼的激烈行动。冲进去火烧赵家楼的有一位便是我的老师周予同先生，他在课堂上与我们讲过他这一段光荣的经历，之所以要火烧赵家楼，就是为了反对北洋政府对外的屈辱和卖国，这才是我们要发扬的五四精神。与五四运动相联系的是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也说：“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他还说：“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新文化运动中是有二股思潮，提出科学与民主这个旗帜的不是别人，是陈独秀，他后来接受社会主义思潮，成为共产党发起人之一。至于另一股思潮，便是以胡适为代表，走向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页，大家就分道扬镳了。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至于陈独秀晚年，他离开革命道路以后，思想返潮，那是另一回事了。我们不能背离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基本的历史面貌来妄谈什么五四精神是文艺复兴和新启蒙运动，而且要弄清楚在不同时期提倡这个精神，是对着什么而言。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冲着北洋政府而来，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讲五四精神讲宪政，一方面是冲着国民党政府，另一方面是讲青年如何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问题。那么在今天一些朋友们讲五四精神时，强调文艺复兴和新启蒙运动，是冲着什么而来呢?如果冲着我们过去工作的过失而来，我们还表示欢迎，但也有一个度。如果是冲着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冲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而来，那就值得人们深思了。有一些人过去曾经是我们同志或者朋友，历史上受过一点委屈，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透露出对毛泽东同志有一种刻骨的仇恨，对社会主义制度极尽诋毁之能事，对马列主义经典的贬斥无所不用其极，对西方反社会主义的学说，则捧上了天。这种倾向就值得人们注意了，他们无穷无尽地诉共产党的苦，诅咒社会主义制度，什么恶毒的语言都敢露骨地讲。对这样一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严肃地、理直气壮地批驳他们的谬论，肃清他们的流毒，揭露他们的险恶用心，将其公之于众，不让他们的言论有市场。这是意识形态领域你死我活的斗争，对这种言论熟视无睹，是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冷漠无情的表现，这决不是政治上的宽容大度。现在我们一些年轻的党员，没有经历过那些艰苦的岁月，也没有好好学习党的历史，对这种反动的思潮分辨不清其是非，反而以之为时髦，故往往与这种思潮为伍，这就更值得警惕了。因为只有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某些人才能乱中获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不敢正面与这种错误思潮交锋。许多问题的是非，要在辩论中才能分得清的啊!只靠管、卡、压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蒙哥马利写过一本《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他在西方和苏联的关系上，希望取得“和平胜利”，希望苏联有一个“巨大的变革”，使之变成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现在他们取得一部分胜利，从地缘关系上讲俄罗斯仍是是他们对立的一方，从叙利亚问题及棱镜门事件上，就有了充分的表现，俄罗斯毕竟是一个大国，问题不仅在意识形态上。现在的霸权主义者对我们也希望能取得“和平胜利”，更希望我们变独立自主为听从他们指挥的“盟邦”。也许在当今给我们提倡什么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朋友，正是顺着这股势头而来，让我们也来一个全盘西化。这可能吗?我们怎么不懂要灭掉一个国家和民族，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抹掉他们对自己民族和文化的记忆，这个可能吗?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会这样吗?这不可能。反之它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中国历史，学习中国近代史，学习中国共产党这么多年的历史，必须将其放到更紧迫的地位上来。

　　(七)毛泽东同志是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马列著作

　　在我们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为了怀念他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应该继承他一辈子勤奋读书学习的精神。毛泽东同志从青少年时代、战争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直到晚年病重乃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最多的时间是花在读书学习上，在工作之余，吃饭时也会拿着书，躺在床上拿着书，通宵达旦地读书，眼睛视力看不清时，让人念给他听。相比之下，我们现在有一些同志，空闲的时间忙着打高尔夫球，上会所吃喝玩乐，借机到处公费旅游，甚至公款出国旅游，这就不是什么好的风气了。为什么不多花一点时间在读书学习上呢?毛泽东同志读书学习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仅认真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而且在读书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重新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最早是在1938年开始阅读此书，1954年又重新阅读，而且在书上批了不少红线。毛泽东同志读书有一个特点，他喜欢在书上圈圈划划，并在天头上写批语，他强调读书一定要动笔。上个世纪60年代时，人民出版社还为毛泽东印了《资本论》的大字本，还有他批划的痕迹。70年代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外宾的书房里，还有翻开着放在一边的大字本《资本论》，说明他不时还翻阅这本书。毛泽东同志为什么反反复复地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呢?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早年我在学生时代也曾经尝试读《资本论》，我的老师陈守实先生指导我，要我先读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工资、价格和利润》，对市场经济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去读《资本论》，这样就顺了。我是这样开始慢慢读《资本论》的第一卷和第三卷。我也读过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那时叫《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虽然他有许多很精辟的观念，但与《资本论》相比，在论证的逻辑结构和严谨程度上远远不如《资本论》那样一丝不苟。我是在监狱中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来了解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搞市场经济应该懂得《资本论》，市场无非是资本与劳动力一起在那里摸着石头过河，总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总要产生周期性危机，所以要有政府来制订市场交易的规则，要有税收来调节分配的不平衡，政府的职能是市场的仲裁者，不是市场交易的参预者，同时还要通过教育克服利益驱动对人们思想的腐蚀。如果要作譬喻的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鸟笼和鸟的关系，而是制订交通规则和设置红绿灯，控制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避免交通事故和堵塞，出现堵塞如何疏导，出事故如何处置，对一切违反交通规则行为的处分，目的是为了保证道路的通畅而已，同时教育人们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唯其如此，才能利人利己。做交警还是一件挺辛苦的事，决不是靠罚款来创收，那就背离设置交警的初衷了。毛泽东多次阅读过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这本书，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批注批划过的有四个本子。毛泽东在1958年曾建议大家读这本书，他曾分析这本书的许多观念，他强调必须保留资本主义留下来的商品生产、价值法则和市场经济，批评陈伯达要消灭商品生产的观念，不懂得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承认它在客观法则上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他主张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要求大家好好读书，要求从中央到省、市、地、县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都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1960年1月在上海工作会议上又号召大家读这本书。在1960年初，毛泽东同志还读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他要求大家每人每本读它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他读这二本书是理论联系实际，是为了解决我们当时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读这二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在承认商品交换，也就是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处理好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农轻重各部门经济之间的比例关系，如何保持国民经济平衡发展以及保持收入和分配的均衡，这是计划的长处。它的缺陷是没有市场经济那样通过利益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我们经济的发展，既需要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也需要顶层设计的引导，更要通过思想教育克服利益驱动的盲目性和消极因素。

　　毛泽东同志号召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是自己带头，组织人一起集体读。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参加的读书小组，每日有半天，坚持二个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下册社会主义部分，逐章逐章地读，边读边议，理论联系实际，对教科书上的东西抱分析的态度，有肯定，有分析，也有批判，这是我们学习理论应有的态度。

　　在经济学方面，他带头读《资本论》，因为《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经典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不是读一遍就完，而且反复读，放在身边随手翻。在国家学说方面，他提倡大家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是他几十年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读了又读的几本书，晚年，在林彪事件以后，他还号召大家读这几本书。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有三点很值得注意，一是强调只要各国家和民族的差别还存在，那么各国的工人运动和发展必然有不同的差异，它的发展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二是国际国内各种矛盾发展过程中，斗争和妥协是相对的，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妥协，妥协不是投诚，这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暂时的妥协是为了在将来一定条件下共同能取得更大的胜利。三是在革命高潮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运动，那时成为革命家并不难。问题是在胜利以后，也许要花很大的气力，才能把各种投机分子和腐化堕落的分子清除出去。列宁的这些论断，都为我们党的历次整风运动所证明，这也是我们今后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八)毛泽东同志如何读史以及如何古为今用

　　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聪明智慧，也都是从中国古代历史上许多典故中来的，故他在讲话中，经常喜欢引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来教育我们干部。1959年3月郑州会议讲话时，为了解决公社化运动中刮共产风，纠正左倾错误，他讲了曹操听从郭嘉的意见，先打吕布，后打袁绍，并且推荐大家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郭嘉劝曹操急攻吕布，他认为袁绍是“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故见机迟，因而应集中力量消灭吕布以后，再来对付袁绍并不为迟。曹操接受了郭嘉的建议，先消灭了吕布，然后又在官渡取得对袁绍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是用袁绍的“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所以失败的教训，来教育我们的干部，那样的话就见事迟，得计迟往往丧失战机。他说：“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不要寡断，能够当机立断;端不可以多，但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都在混混沌沌之中。”他还强调“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后来，在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工作方法的十六个问题》中，就有二条，第一条是多谋善断。其实多谋就是发扬民主，多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善断就是集中统一，也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二个侧面。当机立断，那是要善于判断形势，抓住时机，争取胜利。因为机不可失，贻误了时机，那就机不再来了。在当时所以强调这一点，那是因为共产风的结果，是全国各地普遍的瞒产私分，如果不及时狠刹一下共产风，当时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强调“当机立断”。曹操所以能取得胜利，他能抓住形势，当机立断，先破吕布，后在官渡之战打败袁绍。还有后来曹操在征讨袁尚和三郡乌丸时，认为乌丸“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猝)然击之，可破灭也”。而且他还强调，“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趋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曹操接受郭嘉的意见，“乃密出卢龙塞，直至单庭”，打败了乌丸，北方边疆从而稳定下来。曹操在赤壁之战失败以后，就怀念起郭嘉来了，当时郭嘉已经去世，曹操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至于“善于观察形势”那一条，便是“当机立断”的前提。至于“留有余地”与“波浪式前进”，也是由多谋善断派生而不可或缺的部分，毛泽东在那个时候讲那个故事，是把古今沟通起来，读史的目的是古为今用。毛泽东同志这些谆谆教诲，对我们处理当今国际国内重大事务，还是非常有益的。

　　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讲民主集中制时，还讲了一个典故。他讲刘邦与项羽，一个是刘邦与郦食其的故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其事云：“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郦生因言六国纵横时。沛公喜，赐郦生食，问曰：‘计将安出?’郦生曰：‘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夫陈留，天下之旻，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于是遣郦生行，沛公引兵随之，遂下陈留。”这是说明刘邦虽然先踞而后恭，最终能够接受正确的意见，这是刘邦取胜的原因。项羽则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他身旁有一个长者范增，提了许多正确的意见，他都不能接纳，结果陈平用了离间计，把范增活活气死，而项羽最后落了一个霸王别姬的结果。毛泽东同志批评一些地方的第一书记，听不进不同意见，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而是霸王，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如果这些同志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这是毛泽东同志用历史典故来生动地讲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在每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都喜欢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自己寻找有益的启示。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以后，六月间，毛泽东同志到了武汉，他在那里读《南史·陈庆之传》，毛泽东在那篇传的天头上，批了“再读此传，为之神往。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武昌。”陈庆之是南朝梁武帝时的将军，南北朝对立，北魏比南朝强。当时毛泽东关注的不仅是《南史》的陈庆之传，他还关注韦睿传，韦睿也是梁武帝时的名将。他在此传的批注中写了：“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他在这篇传上，作了许多批注，若“躬自调查研究”、“以众击少”、“机不可失”、“以少击众”、“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仁者必有勇”、“不贪财”、“将在前线”等，这些都是赞扬韦睿善战、廉洁、谦让、团结友军的赞语。在《南史·曹景宗传》上，他亦作了批注，称“景宗亦豪杰哉”。曹景宗善战，但亦贪财好色，梁武帝用其能战，非用其贪。毛泽东在批注中称：“曹孟德、徐世绩、郭雀儿、赵立郎亦用此等人。”这是战争时期如何用将。《孙子兵法》云：“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将领亦各有特色，军队亦各有长短，如何用长舍短，使诸将协同，才能辅国于周全。《孙子兵法》上还讲到“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以治待乱，以静待譁，此治心者也”。故两军相争，谁心理上占优势，谁便能取得更加有利的条件。那几年的中苏论战，我们便是在心理上争上游。如果心理战你崩溃了，那面临的将是兵败如山倒。故在心理战上，千万要认真对待。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候读《南史》这些人物的传记，是因为这时南朝处于齐、梁交替时期，梁武帝如何识将和善于用将，通过善用这些能战的将领扭转北强南弱的局面。毛泽东读这些传记时，是思考如何应对珍宝岛战役以后，苏联在远东地区陈兵百万的局面。那年的8月27日，中央军委命令东北、华北、西北地方的军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作好最坏的打算，但还是要争取避免战争的可能性。直到10月21日，中苏开始边界谈判，局势才缓和下来。1969年6月以后，他读《南史》那些将领的传记，是总结梁武帝如何善于调兵遣将，扭转北强南弱的局面。毛泽东选择这些传记，当然不是第一次读，过去都读过，是因为形势相关，他挑选出来再读。如今再回顾这一段毛泽东读史的历史对我们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仍富有深切的现实意义。

　　林彪事件以后，1972年3月，毛泽东重读《晋书》，他选择了《晋书》中四篇传记：《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要政治局同志一阅。这是与淝水之战相关的人物传记，这一战役，东晋以少胜多，打败了苻坚百万大军。这些历史人物，都是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起过，要大家如同谢安那样冷静沉着地应对北方边境的百万大军，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也讲了谢玄是能征善战的勇将，在淝水之战中起了关键作用，讲了桓伊善于团结人，能调和君臣之间的矛盾，而刘牢之则是反复无常的反面教员。毛泽东还经常推荐一些传记给政治局的同志阅读，如他曾推荐《史记·郑当时传》给总理看，关于郑当时，史称：“每朝，候上之间，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在太史公曰中引翟公言，“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人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总理看了，说自叹不如。实际上这是告诉总理，既要提拔新人即新干部，也不要冷落了如邓小平同志那样的老干部，这就为许多老干部复出创造了条件。同时还告诉我们，维护党的团结，便是维护党的生命。

　　毛泽东运用这些历史典故来教育干部，都是因事因时信手拈来的，并不是临时去找的。这是他长期阅读中国古籍，阅读二十四史，阅读《资治通鉴》达十几遍，在这个过程中积叠下来的文化素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他都读过许多遍，他在晚年对《晋书》尤为关注。他还阅读大量古典文学作品，诗、赋、词、散文、小说，他都非常熟悉，许多唐诗和宋词他都背得出来，所以才能运用自如。1975年5月3日的深夜，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结束时他还和大家讲起古代三国的故事，他让叶剑英同志背诵辛弃疾的那首《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实际上毛泽东同志对这首词非常熟悉，词的最后一句是“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是曹操的话，要后继有人啊，寓有深意。社会主义事业和江山的传承，何尝不是如此，如何才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我们应该学习、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通晓中国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神，我们要学习西方一切先进的文明，但不能数典忘祖，冷落了我们优秀而又光辉的历史文化传统。

　　(九)结语

　　我们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作为后辈，我们只有继承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为中国人民一辈子尽心尽力“甘为孺子牛”的精神，继续他曾经终身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牢记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我们决不重复当年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我们要把这个教训代代相传，现在我们仍在进京赶考的途中，一定要交出一份好的考卷来。曙光就在前方，我们应当毫不动摇地继续踏着革命前辈们为我们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向前。(全文完)

　　按：本文到此已经全部结束，在连载过程中不少网友跟帖，对于单纯的人身攻击我不予置理。还有一些网友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和问题，对此我抱欢迎态度，容我认真加以思考，过一些时间再作答复。

　　——朱永嘉搜狐博客http://zhuyongjialun.blog.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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