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在新中国：一份书单标示的“精神地图”

　　新中国成立后，告别了戎马倥偬，毛泽东的阅读范围更广了，阅读心态更从容了，阅读目的也更多样了。阅读成为他重要的工作内容和领导方式，是他思考探索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的必要途径，也是他密切人际交流、传达文化素养、抒发个性情怀的重要渠道。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处菊香书屋，是名副其实的书房。外出视察，毛泽东总要带上一批他想读或常读的书籍。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列出要带走一大批书目，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逄先知，把这批书目记在登记本上。这份书单仿佛是一张“精神地图”，布满毛泽东想要去探寻的地方。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博览群书之状和基本阅读范围，从中可看出大概。

　　——这份书单中，有19种马列经典著作，包括《资本论》《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

　　这些马列著作，是毛泽东常读的书。这里只说一下《资本论》和《国家与革命》。

　　毛泽东最早接触《资本论》，应当是在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的时候，当时他多次向读者推荐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到延安后，1941年毛泽东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农村调查》《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等论著，便引用不少《资本论》的一些论断，诸如：“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等等。毛泽东还说：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历史的一致，“模范地表现在《资本论》里面，我们可以从它懂得一点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一致的门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阅读《资本论》，当然未必是通读。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批示印发《资本论》第3卷中论述商品交换的一段话，还起了一个标题，“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在毛泽东的藏书中，有三种《资本论》上面留有他的圈画。一种是193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毛泽东在扉页上写有1867(《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间——笔者注)和1938的一个竖式，用铅笔标注：“在71年后中国才出版”;一种是1939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资本论〉提纲》;一种是人民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大字本《资本论》，共29册。

　　关于《国家与革命》，早在1926年给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讲课时，毛泽东就谈到：列宁这本书，把国家说得很清楚的，“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目前保留下来的一本毛泽东读过的《国家与革命》上面，还写有“1946年4月22日在延安起读”、“内战前夕”等字样，上面有很多圈画。1960年9月25日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还遗憾地说起：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书好。现在许多国家的党不读这本书了。正当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全世界不断发展武器和加强国家机器的时候，他们却散布什么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的幻想。这大体可视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阅读《国家与革命》的着眼点。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普列汉诺夫《史的一元论》和《艺术论》、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大众哲学》等中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理论家的书籍。

　　河上肇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著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经济学大纲》。这两本书，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都读得比较熟，在前书上写下不少批语，把后书列为中央研究组的学习读本。1959年这份书单中写的“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可能是指这两本书中的一本，或其中一本在此后的修订本。河上肇常常修订自己著作的情况，毛泽东是知道的。1960年6月21日他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曾谈到：“你们日本有个教授叫河上肇，他的政治经济学到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之一。河上说，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每年都修改，修改了多少次。”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依据苏联教材，并且还请来一些苏联专家教学。长时间没有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毛泽东一直存有心结，由此推动胡绳、艾思奇主持编写了一部哲学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61年夏天，就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准备定稿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毛泽东约李达到庐山谈话，嘱他另编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还说：“你的《社会学大纲》就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起了很大作用，我读了10遍，还做了笔记。”李达接受这个建议，修改《社会学大纲》，改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于1965年印出上册，供内部讨论。毛泽东收到书稿，又是一番阅读，还在批语中提出，应该改变过去哲学教科书中把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平列的做法，理由是：“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不难推想，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关注和阅读中国人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应有突破苏联哲学体系、在理论上创新的用意。

　　——在这份书单中，关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除一本《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外，只列学科未列作者和书名的，有“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著作”;只列作者未列书名的，有“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立叶、圣西门”。

　　毛泽东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哲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读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述，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1964年2月9日，在同外宾的谈话中，他对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些代表人物作了整体评论，认为：苏格拉底注重伦理学，注意研究伦理学和宪法;柏拉图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大学者，比前面两人的水平高，创立了形式逻辑;康德创立了天文学中的星云学，搞了对立统一的12个范畴，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又同外宾谈到：费尔巴哈是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我是相信过康德的。我也看过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书，看过柏拉图的书，看过苏格拉底的书。

　　研读西方哲学书籍，使毛泽东深切感受到，哲学作为认识工具和理论武器，总是反映和支持着各国的现实需要。对此，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曾有过表述：“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提出新的理论。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虽然都是唯物论，但“各有特点”。如果没有对西方近代各国哲学的了解，他就不会有这样具体的认识。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郭沫若《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赵纪彬《关于孔子杀少正卯问题》，以及“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读中国现当代学术权威的历史、哲学和思想史著作，是毛泽东的一贯兴趣，且多有自己的看法。下面引两段毛泽东的谈话，看看他对这些学者及其专著是怎样评论的。

　　一段是他在1968年10月31日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的：

　　广东的那个杨荣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人，看过他的书，在党校教书的那个赵纪彬，这两位都是反对孔夫子的。所以对这两位的书我都注意看。此外还有北大一个教授叫任继愈，他也是反对孔夫子的。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罗……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天津有个教授叫杨柳桥的书，《老子译话》，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我就很注意这个人。你们上海的，我有两个同乡，一个叫周谷城，一个叫刘大杰。刘大杰有部文学史，周谷城有部世界通史。

　　一段是1972年12月27日的一次谈话：

　　讲历史分期，刘鹗、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王(国维)、罗(振玉)的书值得读。靠乌龟壳、殷墟的发现，震惊世界，国王死，殉葬几千人。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青铜时代》值得看。《十批判书》，看了几遍，结论是尊儒反法，人本主义……历史中有哲学史，其中分派。郭沫若、冯友兰把孔子封为革命党。儒法两派都是剥削本位主义，法家也是剥削，进了一步。杨荣国没有讲清，新的势力兴起，还是剥削。陈伯达、任继愈说老子一派是唯物主义，我看是客观唯心主义。

　　这两段随兴之论，表明毛泽东阅读的中国古代文史哲研究著述，除了1959年这份书单列出的几种外，还有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思想史》、赵纪彬《论语新探》和《关于孔子杀少正卯问题》、任继愈《中国哲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毛泽东读此类书，很关注它们对儒法两派思想的分析评价。对郭沫若《十批判书》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推崇儒家，甚至“把孔子封为革命党”，毛泽东一向不赞成，同时也认为推崇法家的杨荣国，对法家的本质也“没有讲清”。

　　关于老子哲学思想的研究，也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点。上面所引两段谈话，他提到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的《老子今译》，提到杨柳桥讲老子是“客观唯心论者”的《老子译话》，提到陈伯达说老子是唯物主义，是指其1939年发表的《老子的哲学思想》。此外，毛泽东晚年印成大字本来读的，还有马叙伦的《老子校诂》，高亨的《老子简注》等。

　　20世纪初，殷墟甲骨的发现、搜集、保存、考释，开启现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新篇章，被郭沫若称为“中国近三百年来文化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业”。这中间，刘鹗、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的贡献很大。毛泽东比较关注他们的学术成就，尤其爱读郭沫若的《金文丛考》《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等。1974年4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校点注释古籍之难，毛泽东随口说出郭沫若在日本搞甲骨文研究时，在其《金文丛考》上写的几句话：“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说难》《孤愤》。我遘其厄，媿无其文。爰将金玉，自励坚贞”。意思是注释古籍，要联系作者的身世遭遇，就像郭沫若说的那样，屈原受贬才写出《离骚》;韩非被秦国囚禁，才有《说难》《孤愤》这样的名篇;而郭沫若自己，被迫流亡日本，做金文考古研究，实际上是表达“自励坚贞”的爱国心志。

　　——在这份书单中，笼统开列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技术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如讲透平、锅炉等)”。

　　书单中提到“讲透平、锅炉”具体指什么书，不得而知。像《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苏联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这类科技普及读物，毛泽东是读过的。1958年秋天，张治中陪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发现毛泽东在读一本《冶金学》，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读这本书，毛泽东回答：要广收博览。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一枚宇宙火箭，6日他就要了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读物来读。

　　据记录这份书单的逄先知回忆，1951年，毛泽东同周世钊等人说：我想学自然科学，最好有两三年的时间来专门读，可惜现在不现实了。虽不能专门去学，但一有时间，他尽可能阅读自然科技方面的书籍。1958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还专门讲：“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中国科学家的论著，毛泽东读过李四光《地质力学概论》，竺可桢《历史时期气候的波动》和他同宛敏渭合作的《物候学》，席泽宗的《宇宙论的现状》等。读了华罗庚《统筹方法平话》，毛泽东支持他到各地推广“优选法”。对古代的医学著作如张仲景《伤寒论》、李时珍《本草纲目》，毛泽东也发表过一些评论。

　　毛泽东还读了一些外国自然科技方面的书，诸如哥白尼《天体运行论》、施密特《宇宙体系论》等。他读了苏联威廉斯《土壤学》后，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要求领导干部们也读一读，说是“从那里面可以弄清楚作物为什么会生长”。1970年12月18日，在会见斯诺时，毛泽东说：“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1974年，他在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时，又详细谈到：英国的培根信宗教，他的宇宙力学现在被批判了，因为它要用一个外面的推动力，第一次，以后就自己动了。英国的达尔文、莱伊尔、培根都是了不起的学者。英国汤姆生编著的《科学大纲》，由中国很多人翻译出来，我读过那本书。它那里边有一部分讲神学，你们大概不看那一部分。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等佛教经典。

　　就在开列这个书单10天前，毛泽东约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任继愈时，对他讲：你写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当听说北京大学哲学系没有什么人专门研究道教、基督教后，毛泽东提出：那可不好。几百人的一个哲学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他还说：梁启超写的关于佛教研究的文章我看了，觉得他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研究宗教需要外行来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不能有迷信。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在书中论述佛教华严宗的地方，写下大段批语。

　　可以确证的是，对《金刚经》和《六祖坛经》这两部佛教经典，毛泽东读得较熟。1958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柬埔寨佛教代表团时，同陪同的赵朴初讨论了《金刚经》中“佛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这种“奇怪的语言”。1959年10月22日，同十世班禅大师谈话，毛泽东提出鸠摩罗什翻译《金刚经》，对大乘佛教的传播“有功劳”，进而认为，“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人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六祖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1961年1月，他再次同班禅大师谈到：“《金刚经》很值得一读。”1972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毛泽东对他讲：我读过禅宗的书，叫《六祖坛经》，随后讲了禅宗的发展历史。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林克回忆：“毛主席很欣赏禅宗六祖慧能(即惠能)，《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他多次给我讲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学说，更为赞赏他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

　　这份书单中列的“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是他1912年自学时读过的。1959年，他提议把中国近些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和近数十年的逻辑学专著，不管内容如何，都汇编出来。中央编译局姜椿芳等人负责编《逻辑学论文集》，中央政治研究室负责挑选和编辑逻辑学专著。1959年7月，毛泽东审阅了姜椿芳等人编的《逻辑学论文集》论文篇目，觉得是用了功的。这本论文集收录了1953年以来发表的全部逻辑学论文150篇，分为6集。中央政治研究室则从解放前出版的逻辑学专著中，选出11本，出了一套“逻辑丛刊”。其中包括严复翻译的耶方斯《名学浅说》和穆勒《穆勒名学》，还有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金岳霖的《逻辑》，章士钊的《逻辑指要》等。

　　章士钊的《逻辑学指要》入选“逻辑丛刊”，与毛泽东推荐有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章士钊，听说你出版过一本逻辑学著作，能给我看看吗?章士钊回答，这是在重庆时期写的，立场有问题，给你看岂不是对你的侮辱?毛泽东说：这是学问上的事。章士钊遂将《逻辑学指要》送给毛泽东读。三个月后，毛泽东约谈章士钊，对他说：我通读一遍，多年来我读这类著述甚多，许多是从西方转译过来的，你的书却取材于中国古代文史典籍，这在同类书中为仅见，应该把它印出来，为今日参考。章士钊在用文言文写的重印《逻辑学指要》序言稿中，记述了上面这段毛泽东关注和阅读此书的情况。

　　故事还没有完。章士钊对《逻辑学指要》作了不少修改删补，又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于1959年6月7日给他写信说：“实事求是，用力甚勤”，“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毛泽东索性代章士钊拟了一个“说明”：近年以来，关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谬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这段移情作文、移思代序的文字，表明毛泽东对逻辑学研究领域的熟悉，和对章士钊这类老先生的诚心呵护。章士钊正式写的“重印说明”，基本上吸收了毛泽东代拟的内容。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笔记小说(自宋以来主要著作，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

　　毛泽东喜读古人笔记小说，谢觉哉在1944年7月1日的日记中即有记载：“日前至毛主席处，见其衣袋有线装书，问之为《阅微草堂笔记》，他说其文字可玩味。”这年7月28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信中所说《容斋随笔》，是宋代洪迈写的关于经史百家、文学艺术、宋代掌故、人物逸事的笔记性小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阅读此书，不仅在1959年这份书单中有这本书，1976年8月26日，他已进入病危状态，又索要《容斋随笔》，逝世前几天还在读。

　　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读过的古代笔记不下60种。比较著名的有：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干宝《搜神记》、南朝宋代刘义庆《世说新语》、宋朝李昉《太平广记》、张师正《括异志》、明朝冯梦龙《智囊》、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梁晋竹《两般秋雨庵随笔》等。毛泽东喜读常读《容斋随笔》，不知为何，未见有批注，倒是在冯梦龙《智囊》里，圈画不少，对其中的20余则故事作了批语。

　　——在这份书单中，关于中国古代文史典籍，开列有《荀子》《韩非子》《论衡》《昭明文选》《张氏全书》(张载)、《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等20多种。

　　毛泽东读这类书籍，是常态，不必细说。仅以他读《荀子?天论》为例。

　　毛泽东读《荀子》，很注意前人注疏对荀子观点的解释，认为不对的地方，均作驳疑。《荀子?天论》说到“不与天争职”的问题，注疏者引庄子的话解释，“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毛泽东批注：“不对。六合内外圣凡皆应论议，此天文地质学所以应研究也。”再如，《荀子?天论》说到“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注疏者解释为“圣人无为而治也”，毛泽东批注：“六合内外皆在为，而所谓不为，黄老之说，大半骗术。”

　　毛泽东很欣赏荀子的两个思想。一个是“制天命而用之”的哲学观，毛泽东概括为“人定胜天”。1965年6月13日，在同胡志明的谈话中，他还说：“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一个是“法后王”的历史观。毛泽东在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谈话中，称拥护秦始皇的李斯，在“思想上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公、晋文公，秦始皇也算”。

　　在1958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提出领导干部除了马列主义理论外，还要“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学点文学”、“学点文法和逻辑”，等等。1959年的这份书单表明，他履行了自己对他人提出的要求。

　　人们把阅读比作精神的“流浪”。毛泽东博览群书，更像是一个几乎要游遍知识世界各个角落的“游子”。

　　但在每个游子的心底，毕竟都藏着一个“故乡”。“故乡”是出发点，也是行程的归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阅读世界的“故乡”，既有他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有他担负的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领导使命和追求目标，以及沿路碰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难题。

　　八、建设路上：阅读承受之重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就预言，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领导干部会存在“本领恐慌”。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提升干部们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成为党的建设一项突出课题。毛泽东1958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不下10条谈到学习，中心意思是反对不懂装懂、业务稀松的“空头政治家”。他说：“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毛泽东心目中的重大“业务”，是经济建设。这期间，他通过阅读来熟悉“业务”和“学新本领”，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这是全新的历史课题，阅读和理论思考所承受的任务之重，也就可想而知。

　　(一)为“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推荐12本马列著作

　　早在1948年9月，国共两党开始战略决战时，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要为迎接未来的新形势而读书，并说：七大提出读5本，如果5本不够，可以选10本，但不要太多。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筹划建国思路，读书问题也提上了日程。会议期间，毛泽东指定12本马列经典，起名为“干部必读”，发给与会者，号召全党学习。3月13日，他在全会总结讲话中说：“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12本“干部必读”，不是随便选择的，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应该从哪些方面提高干部理论素养的思考。如果把马列经典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分为革命和建设两大部分，七大推荐的5本书，主要体现的是如何革命的内容。此时推荐的12本书，除七大推荐的5本外，增加的书目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国家与革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新增书目，涉及思想方法、国家学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突出学习这些内容，目的是落实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1949年7月1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还说：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而且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这12本“干部必读”，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读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和建设经验，无疑是当时中央领导层借鉴学习的首选。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就表达了这种心情：“苏联人民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中国人民将要走的道路。苏联人民建国的经验值得我们中国人民很好地学习。”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历数中国人向外国学习的历程，结论是：古代和近代这两次学习外国，比起学习苏联的规模和效应，那是差得很远。我们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

　　学习苏联建设经验，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谈到，这本书告诉我们，在列宁之后，斯大林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1953年10月，毛泽东写信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嘱他将12本书中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六条结束语印发给中央有关领导和在京参加全国组织会议的代表，“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此时，新中国迎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也已开始。毛泽东还规定中高级干部普遍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9章至12章。这几章论述的，恰恰是苏联建设时期的经验，包括苏联如何“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实行新的宪法，等等。这些，都是新中国即将面临的实践课题。

　　(二)两本苏联政治经济学与过渡时期的“经济法则”

　　1953年后，有两本苏联政治经济学著作进入毛泽东的阅读视野，受到格外重视。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苏联科学院组织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1年11月，联共(布)中央为评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召开经济问题讨论会。斯大林根据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于1952年写了《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相关的三封信，当年结集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该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一些规律，涉及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三大差别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于1954年正式出版，后经修订，到1958年出了第三版。第三版前言说，新版“更加详尽地分析了两个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过程及其规律性”，“补充和更换了一些新的实际材料，对许多原理作了某些发展”。

　　很明显，《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互为补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和理论。对正在探索经济建设道路的中国，是难得的参考读物，并且来得很及时。

　　1952年12月，《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译本一问世，毛泽东就批示将其作为在京高级干部的学习材料。这时，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基本结束，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事情。1953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过渡正式开始，在向这个目标前进的过程中，所能参考的，也只有苏联的实践和理论。毛泽东这年为悼念斯大林写的文章，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贡献了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的理论”。强调该书对“基本经济法则的理论”的贡献，是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在思考过渡时期中国经济的性质和应该运用的经济法则。

　　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线。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性质，毛泽东这年7月在一个材料上的批示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个判断有苏联经验为据。那么，实行“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经济法则呢?在7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意见是：要“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很明显，毛泽东这时的着重点，是避免出现立刻“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法则”的“左”的倾向。为此，他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中央政治局要准备讨论一次价值问题，并让陈伯达负责汇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价值问题”的若干文献，印成小册，先送中央各同志阅读。

　　到1954年底，在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法则的关系上，毛泽东思考的重点发生微妙变化。这个变化，在他阅读刚刚翻译过来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体会当中也有体现。

　　1954年11月13日和14日的《人民日报》，连载《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22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文中说：“随着社会主义成分的形成和发展，决定了新的生产目的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也就产生并逐渐开始发生作用”，“在苏联，在过渡时期开始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及其发展法则就已失去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统治地位”。这种论述，大概使毛泽东想到处于过渡时期的中国，应该着重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作用了。于是，11月18日，他致信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向他们推荐《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章译文：“请你们看一下，足见所谓‘在社会主义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在信中还叮嘱：“请伯达将《新建设》及《学习》上讨论过渡时期经济法则的文章看一下，看有无错误。”显然，毛泽东这时候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尽快扩大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和运用范围。

　　理论认识对实践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奇妙。毛泽东当时阅读和运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总体上看，他坚持过渡时期实行“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从而创造性地找到一条社会主义和平改造道路，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当他认为应该承认和运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的时候，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设想，是谨慎的，说是大概要用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的时间;当他强化“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作用”的时候，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也就陡然加快了速度。

　　(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与农业合作化运动

　　在“三大改造”的过渡时期，中央领导层1955年春对农业合作化运动速度和规模，有一些不同意见，甚至出现争论。为了弄清楚基层农村究竟是怎样搞合作化的，搞合作化中遇到什么问题，合作化起来后有什么好处，好的、中等的和差的农业社各有什么特点，毛泽东阅读研究大量报告和通讯，编辑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全书收176篇文稿，90多万字。毛泽东为其中的104篇写了按语，为全书写了两个序言。该书在当时被称为“农业合作化的百科全书”。

　　该书第一稿叫《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编于1955年9月中下旬。毛泽东10月11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谈到：“我用十一天工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你们每个省、每个自治区是不是可以一年或者半年编一本书，每个县搞一篇，使得各县的经验能够交流，这对迅速推广合作化运动有好处。”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中央全会材料印发后，有些省委书记提出，书中的材料已经过时了，应当补充新的材料。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作会议总结时说：《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你们可以带回去，看一看，把你们要增的材料送来，哪些应该抽掉的提出来，应该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按语有不对的地方也提出修改意见。根据各地报来的新材料，毛泽东在1955年12月重编此书。留下原来的91篇，新选85篇。有的篇章，文字太差，毛泽东改得密密麻麻，像老师批改作文一样，又重拟大部分材料的题目，把一些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毛泽东还为其中的104篇材料写了或长或短的按语。最后定名为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于1956年1月公开出版。

　　毛泽东是在兴奋状态中阅读材料，编选此书的。他甚至说，1949年全国解放都没有这样高兴。原因大概是，他原来设想，改造几亿个体经营的农民，变农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没有想到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解决了这么困难的事情。站在今天的角度，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毛泽东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方面，反映了他想迅速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急切愿望，体现了一个大政治家领导运动的气势和风格，他精心写的不少按语，对于农村建设有积极指导作用，是长期有效的;另一方面，编选此书，也确实是人为地加速了合作化运动的进程，特别是按语和序言中对他认为是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不能说是正确的，体现并助长了当时超越客观实际的“左”的倾向。

　　毛泽东一直很看重编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这件事，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调查研究。在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建国后这十一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合作化的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编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有些材料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我调查研究合作化问题就是依靠了那些材料。还有一次是关于十大关系问题，用一个半月时间同三十四个部门的负责人讨论”。

　　(四)从良好开端走向曲折的阅读

　　新中国成立后，怎样搞建设，我们没有经验，开始时不得不照搬照抄苏联的一些做法。对于这种“抄”，毛泽东后来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坦陈：这“是必要的”，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和我国照搬苏联经验的弊病，相继显露出来。实践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为一个紧迫的历史课题，摆在了探索者的面前。但是，中国不仅没有成套的经验和理论可循，对这个问题甚至也没有开展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正如毛泽东1958年11月21在武汉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那样：“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

　　毛泽东下决心去“管”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这件一直困绕着他的事情，是从1956年开始的。理论参考的起点，依然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

　　有件事不是偶然的巧合。在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毛泽东听取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意在全面了解经济建设中带规律性的问题。4月4日，正是在听取各部门工作汇报期间，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是第一本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书，还是应该读的。”在读的时候，“大家要动脑筋，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的问题，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不受苏联已有的做法束缚”。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当时既总结苏联经验，又“动脑筋”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理论成果，就是著名的《论十大关系》。

　　以1956年《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为标志，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出现了令人喜悦的良好开端。经济方面的发展，格外顺利和稳当。但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随着突破苏联模式的信心越来越足，随着赶超英美的发展战略的提出，中国在探索自己的经济建设道路上，不久便进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曲折时期。

　　曲折起伏的探索思考，不难在毛泽东当时的阅读中看到一些线索。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个基本思路是通过提高生产关系的水平来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仅仅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还不足以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已完全建立，生产关系中的“劳动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就很不平等，还有差别。于是，在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会议期间，他反复谈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阐述的“资产阶级法权”(今译“资产阶级权利”)这个概念，认为现行的以工资形式的分配制度，就属于“资产阶级法权”。在8月19日的会上，毛泽东说：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8月24日他在会上又说：搞等级制、薪水制，一是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思想，二是照搬苏联，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

　　上海的张春桥根据毛泽东的思路，写了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1958年9月发表在上海《解放》杂志上。毛泽东读后，让《人民日报》转载，并代拟编者按语，提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在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张春桥的文章后，14日毛泽东还在天津召开了一次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理论座谈会。

　　在这以后，为了说明人民公社的做法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进一步把自己的阅读延伸到中国古代历史。1958年12月在武汉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批示印发《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并写了篇不短的批语，介绍张鲁类似于人民公社的一些做法。诸如，张鲁政权“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总之，张鲁的做法表明，“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五)为克服“共产风”，研究政治经济学

　　事实上，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普遍搞起来后，毛泽东就意识到一些做法难以为继。1958年10月，他视察河北、河南等地农村，发现许多地方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共产风”，搞“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无偿调拨农民的财物，急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理论界也出现了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的错误倾向。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毛泽东开始纠偏、纠“左”。借助的方法，还是阅读。

　　读什么呢?1958年11月上旬，毛泽东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有过说明：“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又说：“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这确实是不得已的选择，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来研究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理论。于是，毛泽东再次捡起此前阅读推荐过的这两本苏联政治经济学著作。从1958年11月到1961年，几乎是逢会必讲领导干部要读这两本书，目的是“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1958年11月4日，毛泽东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直奔主题：“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法不同了。”

　　11月9日，毛泽东给全党县委以上的领导干部写信，要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

　　11月9日和10日，毛泽东又给参加郑州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干部讲解自己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体会：“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方面，斯大林讲了许多理由。”如此苦口婆心，毛泽东说他是“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即说服大家搞人民公社不能废除商品经济，不能刮“共产风”，必须运用价值法则作经济核算。郑州会议形成的两个文件《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和《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基本上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这个思路。

　　在11月下旬召开的武汉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材料《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立刻批示印发与会者。11月21日，他在会议讲话中说：现在全国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讲：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家没有看，要拿出几个月时间，请各省组织一下，为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

　　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前期议程依然沿着纠偏和纠“左”的思路进行。毛泽东在会议开幕当天的讲话中，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列为庐山会议要讨论的18个问题之首。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

　　1960年1月召开的上海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读经济学;国庆节以前，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

　　1961年6月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恳切地说：“我这话一直讲他几年，你们作好思想准备，听厌了，我就不讲了。要重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写得比较好，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三十五年的总结。我们才十一年，写不出政治经济学来。这本书里，斯大林讲了两个经济法则：一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一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

　　1961年6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谈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问题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讲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在两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如此密集地阅读推荐两本书，在毛泽东的阅读史上还未曾有过。正是在他的倡导下，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纷纷组织读书小组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过程中的谈话或笔记，都有留存。

　　为了让省部级领导干部能够集中一段时间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央在1960年初还专门举办了自学和讲课相结合的学习班。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在当时日记中，记载了他参加学习班前后的活动和自己的理论思考。为体会毛泽东和高级干部们互动学习研究的气氛，不妨作些引述——

　　1月4日：“今天听一位同志讲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分析得很深刻，确实是高度的理论概括。”1月7日：“这几天，用几个半天读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很有收获。主席、少奇同志讲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开脑筋。”2月16日：“继续由薛暮桥同志介绍第一单元，胡绳同志传达主席的意见(读书的意见)。”2月25日：“打算明天开始写笔记。”3月2日：“学习班正式结束了。文件是读完了，听讲也听了许多，但是消化还是不够。”3月3日：“下午七时半主席找我们谈话……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这样无限反复地认识问题，丝毫不停留。”

　　(六)“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很有文章可做”

　　毛泽东“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前提是他自己作了深入的阅读研究。对这两本书，他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究竟读了几遍，无法确证。可以肯定的是，仅1958年就三次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了不少批注，还留下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解记录。批注和讲解记录，已分别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文集》。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在1958年以前就已读过。1958年第三版出来后，他又读。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还专门组织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研读此书。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党内“秀才”。他们边读边议，逐章逐节讨论，毛泽东发表许多谈话。他的谈话记录，保存下来的有两个本子。一个叫《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将毛泽东的谈话按问题作了归纳，加了小标题;一个叫《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原文顺序，同时印上原文和毛泽东针对原文的谈话记录。《毛泽东文集》第八卷节选了部分谈话记录，分为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四个部分。

　　对这两本书，毛泽东始终以分析的态度来阅读。在评论中，常常指出书里哪些讲得正确，值得注意;哪些不正确或不太正确，应该怎样理解;哪些讲得模糊，作者自己都还没有搞清楚。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不足，毛泽东认为：第一章讲掌握规律，但怎样掌握规律没有提出;斯大林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值得研究;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讲到上层建筑，没有考虑到人;基本错误是不相信农民;计划经济有话没有说完;工农业关系、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没有讲清楚;对于轻工业、农业不够重视;等等。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不足，毛泽东认为：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清楚;书中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书里表达出想用经济力量控制别的国家，对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利;等等。

　　毛泽东阅读和评论这两本书，从头到尾都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涉及中国在建设中哪些搞得对，哪些搞得不对，原因在哪里，今后应该怎么办。例如，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毛泽东就说：“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在读该书的批语中，毛泽东甚至提出，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一贯联系实际读“本本”的理念，在这里又一次得到生动体现。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关键时期。说其关键，是指这段时间是从顺利到曲折的一个拐点，正确的、基本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思路常常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层确实面临甚至陷入一些理论思考的困境。但越是艰难，毛泽东越是执著地探索和思考。研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打开了他的思想空间，在认识上前进不少。他的阅读着眼点，事实上已经不局限于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还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历史课题进行思考探索。

　　毛泽东读这两本书的批语和谈话，从宏观到微观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难得的观点，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发挥，也有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反思与总结，还有对未来进行经济建设的一些设想。

　　从大的思路上讲，毛泽东的阅读收获有：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单靠老祖宗不行，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为现实服务;政治经济学不能不接触生产力;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是管理问题，是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劳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太早;搞建设也要忍耐，不要希望早胜利;我们还没有掌握经济运行的客观法则，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等等。

　　从具体政策上讲，毛泽东的阅读收获有：搞经济计划，我们没有相当充分的研究，未必反映了经济客观规律;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不摸到商品生产规律，会把农民引到敌人那里去;商品生产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限于个人消费品，也应该包括生产资料;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经济体系;将来的城市不要那么大，需要建立许多小城市;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算算土地的价值;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技术一发展，劳动组织和劳动力的分配就要跟着变化;等等。

　　这些阅读中的思想收获，即使今天看来，也非常难得，很有价值。当然，毛泽东当时的认识还带有不稳定、不完备的特点，其思想发展也就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但他在阅读中，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进行理论探索的精神，让人感佩。

　　毛泽东读这两本书，有一个浓郁的心结，就是希望能够写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理论著述。此番心迹，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展露无遗。他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但是，要写出新著作，形成新理论，毕竟不那么容易。对其难处，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有清醒的认识：“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没有实践的充分发展，没有足够的经验准备，要充分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不现实的。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8期)

　　九、政治演进:读书、荐书和编书

　　毛泽东在探索经济建设道路上的阅读和思考，即已表明，在重要关头和重大问题上，通过读书、荐书、编书，来理清思路，提高认识，丰富知识，端正风气，倡导正确方向，是他习惯使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他比较习惯的一种决策方式。在诸多政治问题上的思考和决策，以及推动决策实施过程中，毛泽东读书、荐书、编书的情况，尤为如此。从这个角度讲，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演进，多少也可以从他阅读思考的变化中，看出一些线索。

　　(一)比较中外宪法文献，制定"五四宪法"

　　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史称"五四宪法"，初稿是毛泽东这年春天在杭州主持起草的。

　　1954年1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致电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告诉他们宪法小组的起草工作已经开始，为便于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间讨论宪法草案初稿，他亲自开列一批中外宪法文献，"望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各中央委员从现在起即抽暇阅看"。

　　这封电文开列的宪法文献分属三类。一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包括1918年苏俄宪法，1936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以及罗马尼亚、波兰、民主德国、捷克等国宪法。毛泽东在电文中对这些宪法的评价是，"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新，德、捷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二是民国时期的宪法，包括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1923年"曹锟宪法"、1946年"蒋介石宪法"，推荐理由是它们"可代表内阁制、联省自治制、总统独裁制"三种制宪思路。三是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只列法国1946年的宪法一种，推荐理由是"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

　　以上宪法文献是毛泽东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和政务院办公厅编辑的《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等书中挑选出来的。显然，他事先作了比较充分的比较研究，推荐哪部宪法，均有所考虑，视野很开阔。刘少奇收到毛泽东的电文后，复电说："此间同志同意主席所定宪法起草工作及讨论的计划。即将来电印发给在京各中委及候补中委，并要他们阅读所列参考文件。"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第一次系统阅读研究各种宪法文献，对新中国法制建设意义不小。

　　事实上，在起草和讨论"五四宪法"过程中，毛泽东参阅的宪法文献，远不止上面他推荐的那些，对上述三种类型宪法的评论，也深入许多。

　　据当时在宪法起草小组搞资料工作的史敬棠回忆："参考的资本主义的宪法，有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毛泽东说，这些国家，开始都搞过资产阶级革命，所以还带有进步性，它的民主性还不能完全抹杀。他就举了法国的一个宪法。"1954年6月14日在讨论"五四宪法"草案的会上，毛泽东还说："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

　　关于从清末到民国制定的各种宪法，毛泽东在6月14日讨论宪法草案的会上，作过评论："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比如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

　　在"五四宪法"起草和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多次讲，这部宪法必须体现两个原则，一是民主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原则，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因此，他参考较多的无疑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有的"取其较新"，有的"取其较详"。1918年的苏俄宪法，把列宁写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放在前面，毛泽东受到启发，决定为"五四宪法"增写一个序言。这是新中国宪法的重要特点，目前我们实行的"八二宪法"，经多次修改，依然保留有序言。

　　关于"五四宪法"和上述三种类型宪法的关系，毛泽东也作过说明。他在6月14日讨论宪法草案的会上说："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在讨论中，有人说"五四宪法"是"中国第一部宪法"。毛泽东表示这个观点不妥，并列举了清末以来颁布的8部宪法，认为名副其实的说法应该是，"五四宪法"是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读谈"红学"论著，反对思想文化界的唯心论

　　1954年，思想文化界出现批判俞平伯"红学"观点，进而批判胡适唯心论观点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发动与毛泽东有关，事情缘起于他阅读和推荐李希凡、蓝翎的两篇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

　　李、蓝的论文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红楼梦》，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毛泽东读后，于1954年10月16日写了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思想文化领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行文化方面的改造，一直是毛泽东很关注也很纠结的事情。1951年放映的电影《武训传》，在主题歌里唱出"大哉武训，至勇至仁"，"行乞兴学，千古一人"这样的"赞诗"，誉武训为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就已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不满。在他看来，把"行乞兴学"的改良主义吹得这样高，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以当时就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到1954年，又冒出两个"小人物"批评"红学"研究领域的"大人物"，却受到"阻拦"的事情。毛泽东借此把文章做大，也就势所必然。

　　毛泽东有兴趣和有理由借此做文章，还因为他对《红楼梦》并不外行。他不仅熟读《红楼梦》，且一向有自己的观点。说来也巧，就在俞平伯1954年3月在《新建设》上发表《红楼梦简论》引起李、蓝著文批评的时候，毛泽东在杭州同随行工作人员也讨论到《红楼梦》，认为这部小说"是讲阶级斗争的"，"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

　　毛泽东也确实读了不少"红学"论著。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也并不陌生，甚至也未必是读了李、蓝两篇批评文章才开始了解的。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出版的俞平伯《红楼梦辨》，毛泽东

　　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画，在全书打了50多个问号。在批语中，毛泽东写有"错误思想集中在本册第六、第七两节"这样的话。在第六节《作者底态度》"《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一句旁，毛泽东粗粗地画了一个竖道，在竖道旁又画了一个大问号;在《红楼梦》"是情场忏悔而作的"一句旁，毛泽东也用铅笔画了竖道，还附加上问号。对第七节《〈红楼梦〉底风格》，画的问号更多，有的一页上就有七八个问号。

　　毫无疑问，无论是批俞之前，还是批俞之后，毛泽东把《红楼梦》当作社会历史来读的倾向，既明确，又是一贯的，同胡适、俞平伯代表的"新红学"不是一路;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更是两样。因为熟悉并且不同意"新红学"及俞平伯的观点，毛泽东自然支持李、蓝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事情就是这样偶然，也是这样必然。

　　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实际上是一封公开信。他在信封上写下的要求阅读这封信的人名有28个，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主要领导人，陆定一、习仲勋、胡乔木等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主要负责人，以及郭沫若、沈雁冰、周扬、丁玲、冯雪峰等文艺界头面人物。如此范围，可知毛泽东把"红学"问题看得何等之重，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何等之大。

　　关于这场批判运动的内容，有一个自然的延伸逻辑，这就是：对俞平伯本人应采取团结态度，主要是批判他在学术上的错误观点;对唯心论观点的批判，不应该局限于古典文学研究范围，还应包括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等方面;由于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反映了"胡适派唯心论思想"，最终主要是批判"胡适派唯心论思想"。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逻辑?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周扬在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的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说得很明确：因为胡适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集中的代表者。他涉猎的方面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各个方面"，"而他从美国资产阶级贩来的唯心论实用主义哲学则是他的思想的根本"，"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占有很大的地盘。不能设想，不经过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具体问题上的彻底批判，唯心论思想可以自然消灭"。

　　接下来，思想文化界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计划草案中，拟定了九个题目：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胡适政治思想批判，胡适历史观点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文学思想批判，胡适《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新旧"红学"的评价)。

　　对胡适派唯心论思想的批判，根本上是一个哲学问题。毛泽东最关注的，也是克服唯心论哲学在新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1954年12月，哲学家李达把自己写的《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和《胡适思想批判》两篇文章寄送毛泽东。毛泽东读后回信表示："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都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思想文化界这场运动，在1955年就结束了。但毛泽东对"红学"论著的阅读和关注，并没有停止。1964年8月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毛泽东说："《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里，把中国近代以来有影响的"红学"代表人物，都点了出来，在同"旧红学"的对比中，认为胡适开启的"新红学""比较对一点"，这多少是对"新红学"的一种客观评价。

　　(三)评价《简明哲学辞典》，思考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不少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比较熟悉苏联哲学家尤金和罗森塔尔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这本辞典1939年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参考资料出版。到1954年，即已增改到第四版，译成中文达67万字，事实上成为一部独立的和系统的哲学辞典。《简明哲学辞典》当时在中国大受欢迎，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难以替代的工具书。

　　毛泽东和《简明哲学辞典》主编之一尤金很熟悉。尤金20世纪50年代初受毛泽东邀请来中国，负责校阅《毛泽东选集》俄文译稿，后又成为苏联驻华大使。毛泽东时常和他讨论哲学，曾开玩笑地对他说，《简明哲学辞典》一些条目，特别是其中的"同一性"条目"是整我的"。

　　1957年1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发表了对《简明哲学辞典》的看法。他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重申自己的看法：《简明哲学辞典》"把同一性混同于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完全是两回事。因而否定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与死有同一性，可以转化。我对尤金说，你这个东西是整我的，他回答不了。我说，既没有同一性，战争为什么转化为和平、和平又转化为战争，如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就是和平转化为战争，战争转化为和平。这两个东西，照形而上学看是完全隔绝的"。

　　经毛泽东提倡，我国哲学界在报刊上开展了关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讨论。1960年11月12日，毛泽东看到当天《人民日报》登载的一篇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讨论的综合介绍，当即要该报把文中提到的几篇不同观点的文章，全部找来给他看。

　　毛泽东当时如此重视"同一性"这个哲学概念，除《简明哲学辞典》的解释确有片面性外，显然还有别的动因。至少，与毛泽东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有关。

　　第一，从思想方法上总结和反思斯大林犯错误的教训。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犯错误的"盖子"后，毛泽东由此探寻斯大林晚年犯错误的原因。在1957年1月27日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提出："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斯大林时期，反革命就只有杀头的一个办法，犯错误的也杀头，偶尔有不同意见，就排除，就抓起来，就斗争，就叫‘反苏’，对立不能统一，不能转化。"这显然是联系苏联实际来解读《简明哲学辞典》中"同一性"这个条目。

　　第二，促进党内领导干部进一步理解和认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怎样避免斯大林那样的形而上学错误?办法就是让正确的东西在同错误的东西的比较和斗争中发展。这是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初衷。但是，这个方针提出来后，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有不同意见，认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科学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贯彻"双百"方针，在国内也有阻力。毛泽东1957年2月曾有这样一个估计：全国地委以上干部，真正理解和赞同"双百"方针的，也就十分之一。在1957年1月27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批评《简明哲学辞典》对同一性的错误解释，正是为了阐述实行"双百"方针的必要性。他说，我们要解释和发展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双百"方针就是要在比较和斗争中发展正确的东西，实现对立面的同一性转化。

　　第三，毛泽东当时在酝酿论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强调对立面的同一性和转化，正好是他思考这个问题的哲学工具。在1957年1月27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专门谈到怎样看少数人闹事的事情，认为研究这个新问题，在思想方法上必须承认矛盾的对立和转化。他说："对闹事又怕，乂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的";"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树立和坚持矛盾同一性转化的思想方法。一个月后，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便吸收了这次讲话的许多内容。

　　《简明哲学辞典》同当代中国政治的瓜葛，还没有完。1959年8月，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让人从《简明哲学辞典》里选出一些条目内容，编成一份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材料，发给与会者。毛泽东还给与会者写信，建议读《简明哲学辞典》，要求在半年内读完，并说："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1959年读《简明哲学辞典》，背景和1957年已明显不同，重点转向了该书对经验主义的批判。这主要是针对彭德怀等人的。毛泽东认为其思想方法属于"经验主义"。抽象看，运用《简明哲学辞典》的观点来反对"经验主义"似无不妥，但把这个帽子戴在彭德怀等人头上，则是误判，显然错了。阅读与实际的脱离，运用书本的复杂性，此为一例。

　　(四)借助人物史传，纠正"大跃进"领导作风

　　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失误，主要是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从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上讲，反映出当时党内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不良风气，诸如，有的遇事不商量，在生产指标上给下面很大压力;有的蛮横压制不同意见，只看"风向"作决策;有的对上不敢讲真话，一味浮夸。这些，都属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毛泽东发现"大跃进"的错误后，下决心从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角度进行纠正，由此阅读推荐三篇历史人物传记。

　　一是阅读推荐《明史•海瑞传》，提倡"海瑞精神"。

　　1959年，毛泽东在多次中央会议上宣传海瑞精神，即敢讲真话、说实情的精神。他专门把《明史•海瑞传》推荐给周恩来、彭德怀等人阅读。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高级干部很不勇敢，不肯尖锐。无非是怕穿小鞋，怕失掉职务，怕失掉选票。我就讲透这些人的心事，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接着，毛泽东把《明史•海瑞传》的有关内容讲了一遍，总结说：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就很不客气，我们的同志有海瑞那样勇敢?毛泽东讲海瑞精神，不只是一般性的倡导，还借此对自己在发动"大跃进"过程中很少听得到真话进行反思。在这次会议上，他还说："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

　　二是阅读推荐《三国志•郭嘉传》，推崇"多谋善断"。

　　毛泽东这期间阅读推荐最多的是《三国志•郭嘉传》，目的是希望领导干部做事情、订计划，既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又要善于集中不同方面的意见，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像曹操和郭嘉那样"多谋善断"。

　　1959年3月2日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几乎原原本本地把《郭嘉传》的内容讲了一遍，总结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毛泽东这样讲，是要求领导干部不要陷入"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制定决策要多商量，发现问题赶快纠正。

　　一个月后，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又讲《郭嘉传》的故事，然后说：此人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值得我们学习。毛泽东由此联想到"大跃进"运动中，一些领导干部不是多端寡要、好谋无决，就是少谋武断、独断专行，于是，进一步解释说：多谋就是要听取不同意见，没有多谋，就不可能有善断。人们对事情的判断有三种情况：正确判断，武断，断得不及时。要当机立断，不能犹豫不决。反对党内的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一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讲到郭嘉事迹，说1958年经济计划搞乱了，要像郭嘉那样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等。

　　三是阅读推荐《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呼吁"民主纳谏"。

　　郭嘉和曹操遇合，也是谋与断的结合，既成就了郭嘉，也成就了曹操。但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领导团队的决策者和谋划者，都能像曹操和郭嘉这样幸运遇合。最典型的悲剧，就是项羽和范增。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目的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1月30日的大会讲话中，谈到《史记》记述刘邦善于纳谏而取得胜利，项羽不听意见而失败的一些情况。他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接着详细讲了《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郦食其求见刘邦的故事，最后归结为："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比较刘邦、项羽不同领导作风的成败，针对的是"大跃进"运动期间一些领导干部不讲民主，不肯纳谏的作风。毛泽东在讲话中直面现实，提出告诫："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

　　(五)编选《不怕鬼的故事》，应对多事之秋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对中国来说是多事之秋。在国内，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国际上，由于中国在西藏进行平叛，中印关系随之紧张，西方世界掀起反华浪潮，中苏友好关系这时候也开始解体。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来应对这些挑战，渡过难关，是毛泽东当时考虑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从1959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经常讲古代笔记小说中的一些不怕鬼的故事。5月6日，他向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介绍了西藏分裂分子武装叛乱和中印关系的紧张情况，随即把话题引向不怕鬼的问题：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中国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编成一本小册子。

　　说干就干。毛泽东让胡乔木落实这件事，任务交给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到这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编成。这部书稿从古代笔记小说里选了几十篇和鬼魅斗智斗勇的故事，短则几十字，多也不过千字。毛泽东读了书稿，选择部分故事在一个会议上印发。此后，他又让何其芳进一步精选充实书稿，遂成70篇，共6万多字。因是文言，每篇又相应做了注解，还写了一个序言，说明为什么编选这样一本书。1961年1月4日，毛泽东约何其芳谈序言的修改。何其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完序言，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又作了多处加写。其中有一句是："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在序言末尾加写的一大段话里，毛泽东把他提议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现实意义表达得格外直接："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

　　《不怕鬼的故事》于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付印前，毛泽东批示把清样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周扬、郭沫若看，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版时，又指示将序言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把全书译成几种外文;出版后，又推荐给参加整风的干部们阅读：如此大张旗鼓地推荐，显然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现实政治斗争和思想教育的工具。

　　毛泽东当时说的"鬼"，有两层含义：一是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一是国内的困难和障碍。《不伯鬼的故事》所倡导的，就是坚定意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和毛泽东这期间写的诗词中说的，"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可为互证。

　　当然，面对各种鬼魅压力，不是只讲"不怕"就能管用的。从毛泽东历次谈话和对《不怕鬼的故事》序言的修改来看，不怕"鬼"的精神，有这样一些内含：怕"鬼"没用，越怕"鬼"越多;只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就一定能战胜各种各样的"鬼";不怕"鬼"，进而打"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注意争取和改造"半人半鬼"对象。

　　(六)研究西方政要著述，把握国际局势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在各种场合谈论西方政要著述的情况多了起来。这大概与他更多地关注东西方冷战格局，开始考虑调整国际战略有关。阅读国际材料和西方政要的著述，可以及时研究西方政要或学者的观点，正确判断和把握国际局势。

　　毛泽东读法国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从中了解到戴高乐对待英国和美国的态度，很欣赏他敢于和英美"闹别扭"的勇气。戴高乐1958年竞选法国总统，毛泽东这年6月提出戴高乐"登台好，还是不登台好"这个问题在中央领导层讨论。他对讨论作的结论是："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他喜欢抬杠子。他从前吃过苦头的，他写过一本回忆录，尽骂英美，而说苏联的好话。现在看起来，他还是要闹别扭的。法国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这个判断，与当时国际国内多数意见不同。那时，国际评论说戴高乐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但毛泽东从戴高乐《战争回忆录》中看出他的民族意识很强，有独立意志，敢于反对美国的控制和干涉，这对推动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有好处。戴高乐上台后的政策，证明这个判断是对的。

　　1960年1月，英国前首相艾登的回忆录一发表，正在外地集中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毛泽东，找来《艾登回忆录》中译本翻阅，随后对读书小组的人评论说：艾登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大骂杜勒斯，说艾森豪威尔也是坏人，写了不少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关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争吵。帝国主义国家当局的回忆录，很值得看看。这年5月，毛泽东会见英国的蒙哥马利，又说：我读过艾登的回忆录。他讲到美国在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时候，英国希望印度参加，来对付美国，美国坚决反对，说如果英国要印度参加，美国就要蒋介石和日本参加。艾登在回忆录中说，他想不通蒋介石怎么能同尼赫鲁相提并论。从毛泽东的这些阅读引述，可看出他总是敏锐地把握西方各国的内部动向和他们有关中国的政策。

　　蒙哥马利1960年访华，给毛泽东的印象不错。在他走后，毛泽东找来世界知识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蒙哥马利《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来读。该书的主要论点是：西方虽取得对德战争的胜利，但在政治上输给苏联;西方战后在同东方的全球性斗争中实际遭受失败;未来的斗争已转为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西方必须改变策略，承认东西方关系中的某些"现实因素";争取一个"友好的中国"应该成为西方政治目标之一。毛泽东在这类重要内容处作了不少圈画，还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读，说是"很有意思，必读之书"。蒙哥马利1960年6月9日在出席一次宴会的演讲中，称赞中国革命对中国是有益的，西方国家必须找出办法同共产主义共存，在共存的同时，西方国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保存基督教文明的基础。毛泽东读到这个演讲材料，批给江青，让她研究蒙哥马利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研读戴高乐、艾登、蒙哥马利等人的著述，毫无疑问，对毛泽东此后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国际战略思想，是有影响的。

　　毛泽东还细读过美国将军马克斯韦尔•泰勒的《音调不定的号角》，注意到他关于美国在核战争和常规战方面的策略。泰勒担任过美国陆军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国驻越南大使。1963年7月会见古巴一个代表团时，毛泽东评论：泰勒在朝鲜和我们打过仗，他写的《音调不定的号角》，大家有机会最好看看。在这本书里，他批评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过去不重视常规武器战争。又要打原子战争，又要打常规战争，叫喊打原子战争，但又不打，这就叫做音调不定。

　　1965年1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再次谈到读泰勒《音调不定的号角》的体会，他说：我们也研究美国的军事著作，泰勒那本《音调不定的号角》，"是不大赞成核武器的。他说，在朝鲜战争中没用过，在中国解放战争中没用过，他怀疑以后的战争能够用这种东西制胜。他要争陆军的人数和用费，但是同时说也要造核武器，二者平行发展……他代表陆军，要争取陆军的优先权"。这番评论，足显阅读所起的"知彼"效用。

　　毛泽东还读过尼克松的《六次危机》，1972年会见尼克松时，称赞他写得不错。毛泽东逝世前已经说不出话来，依然关注当时日本自民党的总裁竞选，曾敲了三下木制床头，表示要看参选者三木武夫的书，工作人员随即找来上海出版的《三木武夫及其政见》，捧着给他看。对国外政局的关注和思考，伴其一生，哪怕已经无法清楚表达自己的判断和决策。这或许就是战略家的本色。

　　(七)在中苏论战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阅读推荐30本马列著作

　　1963年，中苏两党就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列主义的论战进入高潮，国内则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情，虽分属内外，但实际上互有关联，都是为了防修反修。根据形势需要，毛泽东这年提出中高级领导干部要学习30本马列原著。

　　1963年5月，毛泽东审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导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在加写的一段文字中提出阅读马列著作的事情："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随后，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拟出"干部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目录"，报毛泽东审定，最后确定30本。其中，马克思的8本，恩格斯的3本，列宁的11本，斯大林的5本，普列汉诺夫的3本。

　　有一点颇为蹊跷。30本马列著作中，包含有普列汉诺夫3本讲历史唯物论的书，分别是《史的一元论》《论艺术》《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这是毛泽东提议加上的。尽管列宁曾经称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毛泽东也讲过普列汉诺夫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有功劳的，相当于中国的陈独秀;但在中苏论战、防修反修的背景下，把普列汉诺夫纳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行列，似乎有些扦格不通。事实上，人民出版社当时出版的供批判用的内部"灰皮书"中，就有上下两册的《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普列汉诺夫受此"待遇"，与他后期和列宁发生分歧，曾受到批判有关。不知道编译者是否清楚，毛泽东1963年7月11日召集宣传教育部门负责人开会，布置马列原著阅读计划时，专门讲："书目中还应有普列汉诺夫的著作。"

　　在7月11日这个会上，毛泽东还说：要有计划地进行，在几年内读完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大字本，译文要校对一下，要为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注解的字数可以超过正文的字数。要有办法引起中高级干部读书，有的人没有读书兴趣，先要集中学习，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就行了。如果有200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

　　对这个阅读计划，毛泽东抓得很细。1963年8月4日，他为印制大字本马列著作写信给周扬，特别嘱咐：封面不要用硬纸，《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这样的厚书，应分装四本或八本，以方便干部阅读。1964年2月15日，他在中宣部就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一事的报告上，又对陆定一作出批示：三十本书，大字，线装，分册，"每部印一万份、两万份或者三万份好吗?我急于想看这种大字书"。

　　实施30本马列著作阅读计划后，毛泽东又开始落实为这些马列著作"写序，作注"的设想，目的是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把学习的精要有针对性地提示出来。为此，他于1965年3月把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等人召集到长沙，专门研究"写序，作注"之事。毛泽东当时建议，先为《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等六本书写序，六人一人一篇，《共产党宣言》的序由他亲自来写。这年11月，毛泽东乂把原班人马召集到杭州，继续讨论。由于姚文元此时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局骤变，毛泽东注意力转移，这个计划也就搁浅了。

　　十、心智交流：书香润物细无声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重大决策和重大问题上的读书、荐书和编书，关涉全党和全国的重大实践活动，具有政治上的考虑和突出的针对性。他的日常阅读，则既有工作需要，也是个人兴趣，还是和他人作思想交流的重要途径，三者相融，不分彼此。书香如春雨，润物细无声。所润之"物"，既是毛泽东的心智，也有他人的心智。

　　(一)面向统战人士的情感通道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接到一些民主人士和老知识分子的来信，其中不少是谈论学问之事，有的还把自己的著述寄给毛泽东，希望得到评价。通常情况下，他对寄来的著述，总是收读后作一回信，私下里表达一些自己的看法。看起来是个人交往，实际上把阅读和做思想工作融在了一起。

　　柳亚子是民国时期的旧体诗坛领袖，又是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几度写诗给毛泽东，毛泽东几度奉韵应答，既有"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劝说，又共享"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的喜悦。此番唱和，既是诗人情趣，文化对话，也是政治沟通的有效渠道。

　　参加过戊戌变法的张元济，多次给毛泽东写信，先后寄来其诗作《积雪西陲》《告成诗》《西藏解放歌》以及所著《涵芬楼烬余书录》等，毛泽东一一复信，称其"积雪西陲一诗甚好"，"解放歌具见热忱慷慨"。

　　爱国将领陈铭枢，把自己的《论佛法书》寄来请提意见，毛泽东"略读"后回信："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看了原国民党将领张治中的《六十岁总结》，毛泽东立刻致信："一口气读完了"，"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

　　文字学家杨树达来信，批评中国科学院在审査其《耐林庼甲文说》时有官僚主义作风，要求毛泽东看一下他写的该书自序。毛泽东回复："惠书收读。序言已看过。并将大函转付科学院方面，请他们予以注意。"山东大学教授高亨把自己的《周易古经今注》《墨经校诠》《老子正诂》等研究著述和词作《水调歌头》寄给毛泽东，毛泽东回信："高文典册，我很爱读。"

　　对老先生的长篇巨制，毛泽东读得最细的，是章士钊达100万字的《柳文指要》，并关注该书的修改和出版。毛泽东读此书稿，在其"跋"文中写下批语："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读过一遍后，毛泽东还想再读一遍，给章写信催要已经退回的上部，并说："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毛泽东不仅自己读，还把《柳文指要》推荐给康生读，并附信告诉康生这部书稿在学术上的贡献和缺憾："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取得成功的一个"法宝"，就是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党外许多具有深厚文史素养的民主人士和老知识分子交往频繁，他的阅读优势，也就转化为一条别有洞天的通道，通向这些统一战线领域的朋友们内心世界，成为和他们沟通思想、密切感情的重要方式。

　　(二)指导学术讨论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读报纸杂志，很注意一些带有学术倾向性的文章。看到合适的，他总是推荐，甚至修改，或为其他报刊转载代拟编者按语，以期在思想界学术界发生影响。这类阅读，事实上是他指导和促进理论学术建设的一个具体途径。

　　1956年2月，周谷城在《新建设》上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引起学界讨论，大多不赞成周的观点。毛泽东关注到此事，找来一些文章阅读，发现《教学与研究》1957年初发表的王方名三篇文章和周谷城观点相近，遂提议把王方名三篇文章汇成小册子出版，还转告周谷城说，你的观点并不孤立。为了推进对逻辑问题的讨论，毛泽东又亲自出面邀集哲学界一些教授名家，在中南海开了一次座谈会，让大家畅所欲言。

　　1957年初，在推动文艺界贯彻落实"双百"方针的过程中，毛泽东在不同报刊上，读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李希凡对这篇小说的评论文章，读了钟惦棐《电影的锣鼓》，读了陈其通等四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读了姚雪垠的散文《惠泉吃茶记》和范瑞娟生活随笔《我的丈夫》。对这些引起争论的作品和文章，他批示印发给一些人阅看，或在会议上发表自己的观感，有鼓励，有建议，有辩护，有批评，态度鲜明。这种做法，对活跃文化界气氛，产生不小影响。

　　1957年春，毛泽东从《光明日报》上读到李汝祺《从遗传学谈到百家争鸣》一文，随即让《人民日报》转载，并把题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代拟编者按语，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这对推动科学界贯彻"双百"方针是起了作用的。

　　1959年2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一文，毛泽东读后，深有同感，多次宣传该文观点。私下里还和老同学周世钊讲，为曹操翻案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但周世钊认为曹操人品不好，不该为他翻案。5月10日，毛泽东专门致信周世钊："上次谈话未畅，历史唯物论观点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史学界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曹操等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深入讨论。

　　1960年11月，毛泽东从《光明日报》上读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些教师写的《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提出让《红旗》杂志予以转载，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作者们写信说，"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些教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又写出《再谈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1961年第9、10期合刊上面。

　　1964年7月，毛泽东读到姚文元《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和金为民、李云初《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商榷》两篇争鸣文章，遂让中宣部把两文合在一起印成小册子，发给来京参加京剧现代戏会演的人员阅读。毛泽东还为这个小册子写了一个按语："文艺工作者应当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准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1965年7月，毛泽东读到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真伪驳议》手稿。郭沫若此前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提出传世的《兰亭序》书帖，不是王義之真迹，乃后人伪托;高二适不同意，认为传世的《兰亭序》确实是王義之真迹。毛泽东得知，大概是碍于郭沫若的名声，有人不主张发表高二适文章，随即表示：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同时致信郭沫若："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高二适文章在这年7月2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学术大讨论。郭沫若写《〈驳议〉的商讨》一文答辩，发表前也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清样上改正了一些错排字，有的地方还做了批注，复信郭沫若表示，"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

　　(三)调査风物历史的别致途径

　　毛泽东生前有一个强烈愿望：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他把这个计划称为"学徐霞客"，大概是读《徐霞客游记》得到的启发。为此他作了充分准备。1964年夏天在北戴河定下出发日期，派出了打前站的人。但8月5日发生美国轰炸越南北方的"北部湾事件"，中国受到威胁，抗美援越势在必行。6日早晨，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所谓"我的行动"，即指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之事。

　　"学徐霞客"，是实地调查研究，了解黄河、长江沿岸的地理气貌、风俗民情和历史材料。虽未能成行，但毛泽东喜欢阅读各地的方志，调査研究各地民情、地理和历史，起到的作用，和"学徐霞客"计划类似。事实上，在毛泽东看来，阅读本身就是对历史和现状的调査方式。读方志，是毛泽东到外地考察经常做的一件事情。新中国成立后，据可査的材料表明，毛泽东看过的方志书，不下30部。

　　1952年10月30口到开封的当晚，便找来《河南通志》《汴京志》《龙门二十品碑帖》阅读。1958年3月4日下午一到成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阅读，几天后又读了《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在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又批示印发了一批书籍和文章，包括《都江堰资料》《成都由来》《武侯祠》《杜甫草堂楹联集》《司马错论伐蜀》。1959年6月30日到庐山，清晨略事休息，便借阅民国时期吴宗慈修的《庐山志》，随后又让人找来吴宗慈编的《庐山志续志稿》，在书上作了一些眉批。庐山会议期间，和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谈到《庐山志续志稿》，认为：这部书写得很好，对理解现代历史有参考价值，蒋介石的庐山谈话都记录下来了，当时梁实秋有意迟到，名单最后是梁实秋，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也有爱国的一面，在学术上有才华。随后，毛泽东又讲起历史上"下轿伊始问志书"的典故，说：南宋大儒朱熹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轿前迎接，他下轿开口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谈此典故，实际是借古人之事，来解释自己喜读方志的原因并引起大家读方志的兴趣。1965年5月21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途经湖南茶陵，提出要看茶陵县志，当时茶陵未新修县志，只好找来1870年版的《茶陵州志》一读。

　　外出考察，毛泽东不仅喜欢读当地方志，还习惯找来一些前人吟咏当地的诗歌作品来读，甚至亲自编选一些反映地方特点的作品集子。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就亲自编了两本小册子，一本《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一本《诗词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印发与会者。毛泽东在会上专门介绍："我们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要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我们可以解决钢铁的问题，煤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拿一点时间来谈谈哲学，谈谈文学，为什么不行呢?"让与会者阅读有关当地历史、地理和诗歌著述，意在让会议的气氛活泼一些，思路开阔一些，思想解放一些。1965年初冬在杭州，毛泽东让田家英为他借来一批古人吟咏西湖的诗词，浙江省委政治研究室由此编选一本《西湖古诗集粹》，收录从唐初到清末100位诗人的200首作品，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很感兴趣，认为可以出版，并把书稿交省委负责同志转给了出版社。

　　诗与历史，诗与地理，在毛泽东的阅读中，互相激活和印证，成为他熟悉掌握各地历史和地理的重要途径。

　　(四)表达期待的良苦用心

　　毛泽东在会议上公开向领导干部们荐书，目的是倡导或纠正某些风气。他私下向一些人荐书，也属常态，用意却更为具体，往往是根据特殊情况，希望对方能从所荐之书中有所领悟和借鉴。

　　先说向亲属荐书。这类事颇为频繁。1954年夏天，毛泽东第一次到北戴河，在那里给李敏、李讷写信，让他们读曹操的《观沧海》，大概是想让孩子们通过此诗，和他一样感受北戴河观海的壮阔。李讷1958年曾生过一场病，毛泽东写信让她读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说"这里有意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1960年12月，他把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向他们推荐《史记•苏秦张仪列传》，还把这篇传记的内容原原本本地讲给他们听，最后归结为："人没有压力不会进步"，希望他们善于接受批评帮助，树立干一番事业的志气。1963年，他写信给李讷，推荐《庄子•秋水》，说读了这篇文章，就"不会再做河伯了"，意在避免像其他千部子女那样"翘尾巴"，完全是一副情细理微、循循善诱的家长模样。

　　对身边工作人员，毛泽东则鼓励他们多读理论书。1957年8月4日，毛泽东请秘书林克给他找列宁的《做什么?》和《四月提纲》，在信中特别交代：要多读点理论书，理论书不容易读，但要培养兴趣，"如倒啖蔗，渐入佳境，就好了"。1960年，他让人找来好几本冯契写的《怎样认识世界》，送给在身边工作的青年人，希望他们懂得一些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他还把自己阅读过的一本《怎样认识世界》送给机要室的一位青年，对她说："冯契写的这本书，我看不错，值得一看，比较通俗易懂，是适合你们青年人读的，个别处有错误也无妨"。这位青年拿回书一看，上面有毛泽东许多批注。

　　对在中央工作的一些笔杆子，毛泽东不是简单地荐书，而是和他们互动学习，要求更高。1953年，《学习译丛》刊登一篇题为《评罗森塔尔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文章，认为辩证法讲"对立的统一"概念，是黑格尔表述方式的残余，应该用"对立的斗争"这个概念来代替。胡乔木看到后，推荐给毛泽东读，毛泽东读后说，"我认为这种批评是错误的"，随后又把这篇文章批给陈伯达看。1958年4月，毛泽东把班固《汉书•贾谊传》中的《治安策》推荐给田家英读，并在信中说，这"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都是经常写政论的人，毛泽东向他们推荐"切中当时事理"的古代政论，期待之意，不言自明。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部队将领文化程度不高，毛泽东多次向他们推荐《三国志•吕蒙传》。关于推荐的初衷，毛泽东1958年9月同张治中说得很明白："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吕蒙传》。"，毛泽东还常常针对部队一些将领的具体情况，向他们荐书。比如，李德生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时，毛泽东和他第一次谈话，就开了一批书目给他，特别让他读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该书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可以先读有关华北部分，意在让李德生熟悉辖区地理形貌。对许世友这位传奇将军，毛泽东当面说他的特点是"厚重少文"，劝他读《红楼梦》，意在磨磨性子。

　　(五)个性化的研究兴趣和人文情怀

　　毛泽东读书，常常是出于个人的研究兴趣和人文情怀，不一定与工作，与现实问题直接相关，至少不是有意要从中寻求什么联系。比如，他研读专业学术刊物《文学遗产增刊》上面有关李白、王维、《琵琶记》《汉宫秋》的论文，批注清代纳兰性德的词，批注孙髯翁写的昆明大观楼的长联和阮元对这副长联的修改，详读朱熹《四书集注》，背诵《昭明文选》中的一些华彩篇章，等等，明显是个人的情趣和爱好，就是喜欢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

　　按个人兴趣阅读，有时也聊作消遣。1972年，毛泽东给旅居北京的老同学周世钊送去清朝梁晋竹的《两般秋雨庵随笔》，附信说，"旅夜无聊，奉此书，供消遣之用"，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把一些笑话类的书，诸如《笑林广记》《历代笑话选》《滑稽诗文集》《幽默笑话集》等，印成大字本来读，也属这种情况。当然，这类阅读，既可了解世间风俗百态，也可实现精神上的宁静致远、从容鉴思，是一种看似闲适、实为有用的心智建设。

　　毛泽东休闲式的阅读研究，有时也别有深意存焉，或为抒发一种心情，或牵连工作上的一些思考。比如，刘少奇曾在一个会议上谈到，自古以来官员出外做官，都是不带家属的。举的例子是唐朝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首诗，说明贺知章老了回乡，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他了。毛泽东觉得，这个讲法恐怕不妥，就回去翻书，作一番详细考证。1958年2月10日给刘少奇写了封不短的信，详述自己的考证过程，最后得出结论："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为引用诗句的妥与不妥，在"睡不着觉"的时候，详细考证，写长信论述，确为一桩异事。也只有毛泽东这样对阅读研究有特殊爱好，并把个人兴趣融入工作的政治家，才可能为之。

　　毛泽东私下里做这类考证研究，有时候甚至也不是为了和人交流，纯粹是为吐一吐心中的感慨。他读清朝项家达编的《初唐四杰集》，一时兴起，在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旁，写下1000字左右的批语，考证出王勃写《滕王阁序》时的年齡，在24岁至26岁之间。由这番考证，连带出一些感慨："青年人比老年人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毛泽东还说："由王勃在南昌时年龄的争论，想及一大堆，实在是想把这一大堆吐出来。""吐"出来的这些感慨，事实上把阅读研究中的个人兴趣和人文情怀，甚至和他挥之不去的政治情结，融在一起了。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北京 10017)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