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胡乔木诞辰100周年，也是他逝世20周年。我既在他手下工作过，也是敬佩他做党史学问的“粉丝”，去年以来就想写点纪念他的文字。今年适逢延安整风运动70周年，无论在学界还是坊间，对延安整风运动都有这样那样的评论。因此，以参与写作《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情况为基础，选这个题目，既作为对乔木的纪念，也是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纪念。

　　一、参与写作《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正式启动，是在1991年6月乔木向党中央打报告提出成立编写组之后，但在此前两年已做了不少准备工作。我个人从1989年1月上旬起就在帮他去美国访问做学术演讲方面的准备。1990年2月中旬，我被通知参加写乔木“回忆录”，但此后半年没有音讯。

　　1990年8月下旬和9月上旬，乔木约我去他家谈了三次。此前，他已布置以前的秘书东生和当时的秘书邱敦红、徐永军在试写一些题目。8月20日的谈话，要我也参加进来，再找几个人一起搞。他讲了写40年代的毛泽东思想的一些想法，并初步安排了几个题目，有皖南事变、六大以来、整风、历史决议案和七大等。还说：1941年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从这时起对毛主席有亲闻亲见，这本书想把那些亲闻亲见和一些想法记录下来，至于能写成什么样子还没完全想清楚。明天开会，还有其他人参加，一起研究分工和进度等问题。21日上午，乔木向我和邱敦红、徐永军谈他写书的初步设想。

　　乔木最初的打算是个较大的计划。他想将对毛泽东的亲闻亲见，从40年代写到50年代。计划在1991年由我们帮他完成40年代的12个题目，1992年再帮他完成50年代的题目，1993年由他本人统改出书。当时定下的40年代的有12个题目，他身边的3位同志算一摊，认了6个题目;剩下的6个题目归我，由我领着文献研究室理论组几位同志，作为理论组的一项任务来安排。他说：先写40年代，从1941年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写到建国前夕。这既不是写传记，也不是写这一段的全部历史，主要写我了解的情况，包括毛主席的重要决策和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要说明毛泽东思想怎样得到具体运用和发展。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能靠搬用抽象的理论，而是靠理论与实际相联系，靠具体的政策。这本书就要把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制定的具体政策和决策写清楚。9月6日，乔木即同我们谈具体题目，讲他所了解的皖南事变和陕甘宁边区建设的情况。

　　这三次谈话后，我们开始看材料，准备写稿子。1990年12月初，我将作为发动整风运动一个由来的《皖南事变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初稿写出，乔木在该月底看完，提了些文字方面的修改意见。此后，还去乔木家谈过几次。一次是1991年3月中旬谈关于皖南事变的稿子，乔木说你的稿子写得不错，很成熟了，先这样，以后再统一改。再一次是3月下旬和4月中旬。他说：准备写纪念“七一”的文章《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个详细提纲，你先为我拉一个稿子出来，要提纲挈领，高屋建瓴，不能太展开。4月下旬，我将草稿给了乔木，他上手后作了大改。6月中旬，乔木将征求意见的修改稿给了我一份。这份稿子改动很大，改后的文章大不一样，有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随后见报的，基本上就是这个稿子。8月下旬，乔木召集郑惠和我，还有他身边的同志一起开会。他先让我们看了他给中央写的报告，希望成立编写组，集中起来写“回忆录”。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几位负责同志都批示同意。乔木希望我们早一点把班子搭起来，并对龚育之、郑惠和我三人的工作作了分工。

　　1991年9月初，我们编写组开始集中。9月6日，他第一次召集全组人员布置任务，确定选题，讲了他的一些想法和思路，初步拟定写40年代的增加3个题目，为15个;50年代的列了22个题目，共37个题目。乔木对题旨逐个作了说明。编写组几个人分工，决定先集中力量写40年代的题目，然后大批转入写50年代的题目;先将他的每次谈话内容整理出来，然后再根据他的要求去构思文章。从成立编写组到1992年9月他去世前的一年间，乔木或在全体范围，或召见少数有关同志;或长时间，或时间较短，共谈话10多次，加上编写组成立以前的10多次谈话，共达20多次。在这些谈话中，乔木对这本书的基本性质和写作要求，作了如下规定：

　　——关于书的体例。乔木明确地说：各个题目要写成一篇篇文章，而不是写编年史，也不能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重复。

　　——关于书的内容和主人公的关系。乔木反复强调：内容以回忆毛主席为主，全书以毛主席为主体，是对他的回忆。不把整个中央活动写到书里。因为是个人回忆，一方面，有些我不了解的，没有参与的，就不写;另一方面，有相当多的事我接触过，但详细情况不很了解，这样的事还是要写。这需要通过查材料讲清楚。40年代的题目，这种情况更多一些。个人回忆的成分写多少，要看情况。凡是个人接触多的，回忆可以多一些，但还是以毛主席的活动为主。

　　——关于叙事与议论的关系。乔木指出：我们写的一部分稿子的基本性质应该是文献性质，可以有些议论，但不能太多，太多了就不成其为回忆了。文章主要是把大家不知道的事情介绍出来，体会、议论只能稍微有点穿插，带点题性质。回忆要以事实为主，不能以议论为主。

　　——关于档案材料与回忆材料的配合关系。乔木说：材料来源，一是党中央保存的档案;二是各种公开出版物，回忆录，文章，当时报刊的记载;三是个人回忆。要把这三方面结合起来，仅仅靠个人回忆是不够的。

　　——关于每篇专题的篇幅。乔木说：最早是想一篇只写1万字，现在看1万字打不住，可能要到2万、3万字。看题目涉及的内容，需要讲多少就写多少。

　　乔木过早去世，他的写作计划未能完成，不可能按照原来的设想出书。根据中央有关方面领导批准，将已经进行的工作做一个了结，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名义出版。该书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谈话录”，是他前后20多次谈话的记录。第二部分为“初拟稿”，是按照他生前拟定的题目，并根据他的谈话精神撰写的19篇文稿。无论在“谈话录”还是“初拟稿”中，关于延安整风运动都是重头戏。在“谈话录”中，乔木从大角度宏观地回忆了毛泽东一些活动的具体细节，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情况。在“初拟稿”中，篇幅最大、分量最重、运用史料最丰富、披露许多珍贵档案的，也是涉及延安整风运动的那几篇，占其篇目和篇幅的1/3以上。上述两部分谈及和论述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容，提供了极其难得的背景情况介绍和思想分析资料。

　　二、乔木同志谈延安整风运动的缘起

　　这些年来，对延安整风运动怎么看，一直是评论中共党史的一个热点。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延安整风运动呢?它涉及毛泽东的理念与动机、整风的目的与要求、发动的远因与近因、运动的主流与支流、认知的本质与表象等诸多问题。对有些史实，站在不同立场、持不同观点、用不同方法，会作出不同解读，其结论往往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乔木多层面地分析了延安整风运动的产生和发动。他的谈话和根据其谈话精神初拟的相关文稿，努力还原历史，说明延安整风运动的原委，把握它的本质，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乔木说，整风为什么会产生?这要从当时中国的整个历史背景、党的历史背景来说明。乔木在最早提出写这本书的谈话中就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比较曲折复杂的历史。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来做工作，来解决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要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一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二是中共从一开始就是在俄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产生的，他们一方面给中共许多积极的东西，同时也给中共带来许多消极的东西，造成许多困难。大革命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都与这有关系。在遵义会议后，经过长征的胜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共已经能够独立地按照中国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政治战略。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困难。中共还要接受共产国际领导，这才产生了抗战初期的王明路线。这种教条主义倾向不仅仅是到1938年为止，它在党内的思想影响一直存在，并没有完全解决。领导中国革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还是从教条也就是从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出发?这个问题要解决。如果不经过整风，全党对从中国实际出发来领导中国革命这个问题的认识是解决不了的。“只有把这个讲清楚，整风运动才能讲清楚。不然一般人对整风不太容易理解。”【《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页】乔木的这段话，从根本上说明了整风运动的出发点，也说明了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动机。

　　怎样通过整风运动使全党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解决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还是从教条出发的问题呢?乔木认为，毛泽东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一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风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思想方法，从而懂得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革命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二是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了解在怎样的情况下革命斗争能取得胜利，而在怎样的情况下革命斗争遭受挫折。这样双管齐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从而提高全党认识，统一思想。

　　关于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乔木认为，可以追溯到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在那次会上，毛泽东专门论述了学习问题，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并批评那种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教条主义必须休息。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来抓，从1939年开始在中央机关有组织地掀起了一个学习运动。是年5月，毛泽东在有1000多人参加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演讲。他指出：我们要建设一个有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大党，就要有大批的有马克思主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这就非学习不可。现在中央设了干部教育部，建立起学习制度，要在全国共产党力所能及的地方造成一个热烈的学习大潮，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会后，中央一些部委组织了学习小组，在延安参加学习的干部达到4000多人。

　　乔木认为，这两年的学习运动也有缺点，主要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据他观察，在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后，毛泽东深深感到，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不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与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的认识有关。在1940年12月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决定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时局与政策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了要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政策错误问题。毛泽东说：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的损失大。还讲：遵义会议的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的决议要作修改。乔木说：在讨论毛泽东的意见时，主持会的人不同意修改遵义会议的决议，也有人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只好妥协，没有讲这一时期是路线错误。一些同志表示，以后要专门研究这段历史问题，为党的七大做准备。毛泽东同意对过去的经验教训做专门研究，没有急于统一思想认识。随后开展的整风运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乔木认为，毛泽东所以在1941年发动整风运动，与皖南事变有密切关系。这一年初发生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是毛泽东事先未曾估计到的。这使他不仅思考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而且对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有了深切认识。在头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批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时就批评了抗战初期的右的错误。他说：在武汉失守前，国军溃退，我们可以猛烈发展。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我军可以大发展。这个认识目前只有项英还不懂得，因此军队少，且没有钱花。这就是没有了解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在接到新四军被围遭到惨痛损失的消息后，毛泽东在1941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教训指出：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磨擦斗争的思想准备。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具有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就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党史界对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如何认定有不同看法，作为学术问题还可讨论)毛泽东基于对皖南事变的这一总结，从3月开始，连续采取一些重要措施来解决理论教育如何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开展整风运动的近因。

　　1941年3月和4月，毛泽东将前些年编好的《农村调查》文集加写了“序”和“跋”，付梓出版。他说：出版这些材料的目的，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而在于指出如何了解下层情况，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批评那种“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钦差大臣”满天飞的作风，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在乔木看来，这是为整风学习作舆论准备。接着在5月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讲，就是整风学习的动员。毛泽东指出：研究理论有两种对立的态度，一种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态度。他特别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尖锐地批评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毛泽东讲话的用语之辛辣，讽刺之严厉，情绪之激动，是此前许多人从未感受过的。这个报告在干部中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动。但是当时负责理论宣传的领导人没有理解它的深刻意义，对其没有予以重视，在延安报刊上没作宣传报道，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领导层的这种无动于衷的反映使毛泽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使他决心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在乔木看来，以上就是发动整风运动的大背景和小背景，也可说是整风运动的远因和近因。毛泽东是胸怀中国革命大局的，发动整风运动完全是为着中国革命胜利进行的战略布局。我翻阅了不少档案，没有发现一件毛泽东怎样为了权力来发动整风运动的材料。事实上，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共产国际已经明确指出：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党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因此，根本不存在还要为争夺最高权力而进行“残酷斗争”的问题。那种鼓噪的“整风运动权力斗争论”，是没有任何史实根据的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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