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宝华

　　毛主席曾亲笔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字，后来中央党校的同志请人用汉白玉刻好，嵌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的山墙上。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时，中央党校被破坏，老乡悄悄地把这四个字的刻石埋藏起来，直到1948年后，这四个字的刻石才重新放回原来的地方。

　　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概括为“实事求是”。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贡献。多年来，在我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与毛主席的接触中，深深地体会到，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一、中央机关的任务是了解情况制订政策

　　我到延安比较晚。我是在“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中入党的，“七七”事变后回到我的家乡河南去做了三年地下党的工作，1940年，在地方呆不住了，按照组织上的决定撤退去延安。那时，正是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的时候。去延安的路不好过，在西安呆了大半个月，后来跟着南汉宸同志坐汽车到延安，分配在中央党校学习。学了三个月，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离开延安。

　　在延安期间，我在中央组织部做干事，住在杨家岭，经常听到传达毛主席的讲话，但和毛主席的接触机会比较少。中央组织部在杨家岭沟口北边山坡上，从中央组织部山坡上平着走，可以到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把着沟口，往里面去，是中央宣传部，再进去，是党务研究室，党务研究室再过去，就是毛主席的石头窑洞。毛主席搬到枣园之前，住在杨家岭，经常可以看到他在延河边上或山坡上散步，后来搬到枣园，见的就少了。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断绝了对我们的拨款。解放区一方面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另一方面进行了机构精减。这年11月，中央机关召开了经过精减以后的第一次全体干部大会，(我看了看，也就是百把人)，请毛主席到会讲话，会议地点在中央办公厅门口的小广场上。会议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主持。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毛主席，亲自听他讲话。突出的印象是觉得他很朴素，很随和。当时生活已经好转，可毛主席还穿一件有补钉的大衣。他和大家见了面，看到门口有几个孩子，便走过去和他们一起玩。那次会议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毛主席讲话的内容。他主要是讲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他要求，中央机关的干部办事情都要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避免主观主义。他说，“你们可不要小看主观主义，主观主义也是个主义呢!”他说，过去，我们湖南人看到外国人手里提个文明棍，穿的裤子裤缝都是直的，于是断定外国人的腿不会打弯儿，要不为什么裤缝是直的，走路还要拿棍子呢?毛主席通过深入浅出的解释，深刻地说明了主观主义的危害之大。他指出，中央机关的任务就是要了解真实情况，制定正确政策。主观臆断不能了解真实情况。不能了解真实情况，怎么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呢?必须反对主观主义，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毛主席讲话，中央机要室的同志一般都要来作速记。这一次讲话，当时没看到有人作记录，后来也没有看到关于这次讲话的公开或内部资料。

　　二、坚持实事求是要从调查研究做起

　　我在延安期间，听到毛主席反复强调的就是调查研究，实是求是。要做到实事求是，了解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就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他还说我们不了解外国，又不能到外国去调查研究，可是有外国人在延安，应该向这些人作调查研究。他当时讲，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人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柯棣华在前线死了，另外几个人走了)，现在还有个巴苏华，就在延安医院里工作，你们要了解印度的情况可以去找他。要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可以找阿里阿罕;了解日本的情况，就要找日本战俘。那里延安办了一个日本工农学校，前方送回来的日本战俘都在这里学习。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亲自带头，真正沉下去，到农村、到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只有王明这样的人小病大养，他是统战部部长，基本上不做工作。那时中央专门作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干部的决定，还有一个关于非党干部的决定，都是中央组织部作了一番调查研究，找了很多人谈话之后起草的，陈云同志也亲自找了许多比较有名的从大后方来的非党人士谈话。调查研究，当时形成了风气。总的说，毛主席提倡调查研究，对延安干部的提高有明显效果。

　　在后期的整风审干过程中，毛主席真正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制定了审干的九条方针。好多老同志尤其是从苏区来的老同志，讲起这件事情来都非常感激。苏区肃反的时候，往往抓住以后就杀掉，肉体消灭;在延安审干中，硬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是毛主席坚决主张的，要是依康生的意见是不得了的。讲究实事求是，并且及时纠正缺点和错误，对柯庆施就是这样。柯庆施的事，是康生制造的。审干一开始没多久，高潮还没有掀起来，杨家岭就要开会揭发批判柯庆施，说柯庆施是暗藏的特务。根据是什么呢?在杨家岭大礼堂的二门门背后的墙上有人用刀子刻了九个字：“柯部长是国民党特务”。康生就根据这个。大家都讲，这几个字很可能是康生派人刻的。批判揭发柯庆施的大会是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机关全体干部都参加，接着还开小会揭发批判。柯庆施这个人的嘴比较笨些，说也说不清楚。这件事后来让毛主席知道了，马上纠正，说揭发批判柯庆施是个错案。大约一个多星期以后，就传达下来，说毛主席讲话了，对柯庆施不要批啦。这个印象比较深刻。

　　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一代学风

　　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在这篇文章中，将《汉书》里提到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作了古为今用的解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段话讲得很精辟，可以说，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克服重重困难，最后取得胜利，正是“实事求是”的道理为干部和群众所接受，统一了思想，变成巨大物质力量的结果。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是从延安时期开创的一代学风，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思想路线。

　　在延安时期，重视学习，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最突出的特点之一。那时候，在前方没有学习的条件。毛主席提倡，抓紧在延安这个和平环境中学习，强调高中级干部主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没有文化的工农干部先学习文化知识，动员一批年青入学习技术，1941年初，中央还专门发过一个加强经济技术工作的决定。

　　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邓发是政治局委员，负责党校和中央职工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职工工作委员会也在党校这里)。他是个很活跃的人物。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毛主席有许多重要讲话，毛主席讲了什么，邓发同志马上传达，并组织我们学习。后来我到中央组织部工作，机关也很重视学习。陈云同志是部长，他每个星期要把大家集中起来学习两天，有什么要传达的都是这个时间传达。我们一共16个人，集中在一个窑洞里，围着个长桌子学习和讨论。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组部除王鹤寿、武竞天去参加以外，干事中刘淇生(后做二机部副部长)也去参加了，他回来就给我们讲毛主席讲了什么。毛主席作整顿三风的报告，王鹤寿去听了，他回来后就给我们作了传达。这时候，直接听毛主席讲话有几次，印象最深刻的是，毛主席在会见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那是在杨家岭礼堂，中央招待英雄模范人物。毛主席的这次讲话后来收在《毛泽东选集》里，题目叫《组织起来》(后来大家学习这篇讲话时把它叫做第二个组织起来，第一个组织起来是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有一节题目也叫“组织起来”，也是指把农民组织起来)，主要是号召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要求英雄模范人物起模范作用，即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在这次会上还讲了农民组织互助合作问题，讲了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经营，后来我们到地方上工作，组织农民互助合作，就是拿这个报告去宣传的。

　　我们在延安学习，那是非常认真。从《共产党宣言》学起，硬是一字一句地学。学《共产党宣言》，是译者柯柏年作的辅导，学《反杜林论》中《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译者吴亮平作的辅导。哲学是在我去延安以前学的，我没有赶上，那是由延安一个青年哲学家和培元作辅导的(我到延安以前他在延河游泳时淹死了)。陈云同志讲，学好哲学一生受用不尽。那时候，他是亲自主持学哲学的。

　　从延安撤退以后，毛主席在米脂县杨家沟讲话，题目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1947年底讲的。接着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这时我已被派往东北工作，东北局都及时将这些文件发给我们学习讨论。学习紧密联系实际，热发热卖，这边学习，那边就用上了。有些在工作中一直困扰着你的问题，经过学习，豁然开朗，学习效果明显，解决实际问题。一直到毛主席提出“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时我还在齐齐哈尔，后来到了沈阳，都是这样学的。通过学习，确实把一大批人提高了，从思想水平、文化知识到业务能力水平，都提高了。

　　另外，那时候的延安生活比较单调。毛主席从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提倡开展一些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那时由阿甲，付律衡、陶德康等有名的演员参加，组织了个平剧院。毛主席很关心，不光作了那个著名的批示，还找一些人谈话。每次排出新戏，他总要去看，大家在一起看戏高兴得不得了。有个人叫金紫光，是个作曲家，每到星期六晚上，他就组织几个人敲锣打鼓吹喇叭，号召大家一起去跳舞。虽然战争期间条件比较艰苦，还是尽量组织一些活动，夏天游泳，冬天滑冰，星期六跳舞、看看京戏，过年过节，跳秧歌舞，跑旱船什么的，生活比较活跃。

　　四、东北工业区要出产品出经验出人才

　　1945年日本投降，这是大家政治生活中的大转折。苏联是8月初宣布出兵，日本8月15日投降。毛主席8月13日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作了一次报告，我们都去听了。毛主席讲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主席平时讲话总是娓娓而谈，这次讲话却是激昂慷慨。他在这个报告里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他说，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丢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当时没有想到，毛主席会到重庆去。听到去重庆的消息时，毛主席已经到了飞机场，大家都忧心重重，议论纷纷。毛主席坐的飞机起飞以后，少奇同志、朱老总到中央党校大礼堂作了一次报告。总司令宣布，毛主席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为了争取和平，为了全局，不顾个人安危到重庆去，估计不一定会出什么大的问题，但也要从坏处着想。还宣布了毛主席离开延安以前的决定，他离开期间由少奇同志代理主席。那时候，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9月中旬，我离开延安时毛主席还没有回来。一路上，我们一天到晚打听，担心毛主席的安全。

　　我参加了一个到东北去的干部队。先到张家口。12月，我到了承德。年底，到了阜新，见到林彪，把介绍信给了他，他指示：“跟着三师行动”。1月1日，进了通辽。那时，国民党收编的土匪叫作“先遣军”，在通辽城里，四周围着个电网，不堪一击。后来又随三师到吉林前郭旗。接着是东北七千人下乡，主要是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分日本人搞的开拓地，后来才搞土改，分地主的地。我在那里作了三年县委书记。这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毛主席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东北局提出，以城市为旅馆，以农村为家，不把农民发动起来，站不往脚跟，就死无葬身之地。那时大家是决心深入群众的，过一段时间回到城里开个会，碰个头，马上分头下去。这几年是紧张的几年。一块工作的几个红军干部、新四军干部在战斗中牺牲了，因为我们是处在前线的县。

　　1949年4月份，我到北平参加全国青年工作会议。那时我在黑龙江省委研究室工作，兼青委书记。4月20日，百万大军过江，4月21日毛主席接见。我们坐上大汽车到香山，就在香山大门口外面，毛主席坐着吉普车出来，同大家见面。主持人讲，毛主席一夜没睡了，现在要去休息，只能和大家见见面，不能讲话了，由朱总司令讲话。毛主席同大家招招手就走了。在香山礼堂里，朱总司令讲，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昨天晚上，大军已经胜利过江。这一次见毛主席，连我们都很兴奋，好多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年轻人更是高兴得不得了，不愿意让毛主席走。

　　我在东北工业部工作三年。少奇同志1949年下半年和高岗一起到苏联去，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选派了一批经济专家支援中国建设，派个轻工业部副部长波格达辽夫，作东北工业部总顾问。他带一批人到东北，各个局和公司里都有苏联顾问。东北工业部各行各业都管，一共有10个局和公司。少奇讲，毛主席说了要认真地虚心地学习苏联经验。我们东北工业部那时很认真，每天晚上都要听汇报，你们这个厂、这个局苏联专家提了什么建议，你们怎么执行的，每天要汇报。1949年底1950年初，毛主席到苏联去访问。东北工业部管煤炭的、管电力的好几个人跟毛主席去。毛主席在苏联签订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回来，经过东北，在沈阳给干部作了一次报告。这一次我们都去听了，毛主席着重提出了要建设东北工业基地，东北要出产品、出经验，出人才。当时全国的经济秩序非常混乱，帝国主义封锁，资本家捣乱，上海的物价一天要涨几次。为了使东北的经济不受关内物价不稳的影响，毛主席指示，东北的货币和关内的货币不统一，关内用人民币，东北还是用东北币。这样，东北建设有个稳定的环境，就保证了东北能够出产品，出经验，出人才。东北工业部当时是上下动员，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东北工业恢复比较快，1949年7月1日恢复鞍钢的生产，接着恢复本溪钢铁厂的生产。以这个为标志，东北工业很快恢复了，发展了。

　　1952年初我到北京来参加编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我是东北工业部的秘书长兼管生产和计划。编“一五”计划，东北是大头。陈云、富春同志亲自主持(富春从东北调来任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也是中财委副主任)，中央其他领导人都非常关心。朱总司令经常去参加会议，听汇报。到1952年，我国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到了解放以前的最高水平。这一段陈云同志真是费了劲了，他硬是用了一年时间把物价稳定下来，主要是上海。

　　五、对苏联的援助不要要求太高

　　1952年上半年编了“一五”计划。1952年8月，我跟着以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到苏联去。总理是团长，团员4个人，有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王鹤寿、陈郁、刘亚楼、罗舜初、宋劭文等是顾问，我们这些人是随员。这个代表团有百把人，各行各业都有人去，我当时是东北工业部的代表。稍后，东北工业部撤销，王鹤寿任重工业部部长，我又算重工业部代表。我们在苏联呆了整整10个月，直到1953年6月才回来，周总理去了后，依据毛主席的意见，向斯大林讲了我们面临的形势，包括抗美援朝的形势和我们要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定，要求苏联对“一五”计划给予援助。苏联人要研究一下，总理就回国了，把我们这些人留下。接着苏联召开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总理又去，谈了谈，又回来了。苏联十九大后人员变动比较大，估计他们顾不了我们的事，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以后，才开始分别谈判。苏联计划委员会有14个副主任，我们就分成了十几组，分别对口谈判。我当时负责冶金这个组，他们专门有一个副主任管冶金。与他们谈判时，他们一天到晚追问我们的矿产资源，我们答不上来，因为我们的地质工作太粗糙，条件太简陋，只有国民党给我们留下的十几台钻机，就是东北有一点，底子也很薄。苏联援助的项目基本确定以后，派宋劭文回国汇报，他那时是中财委秘书长兼计划局长。宋助文汇报时，毛主席亲自听了。他回去给我们讲，毛主席很高兴，说，苏联已经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了，不要要求太高，可以签字了。举个例子说，当时我们没有经验，总想一口吃个大胖子，第一个五年内提出要修一万公里铁路，而那时全国铁路一共也就是三万公里，是从清朝到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期修了几十年才修起来的，我们五年就要修一万公里，苏联人听了认为做不到。所以谈判时卡冈诺维奇问我们，你说要修一万公里，铁路器材谁给?你们需要多少机车，多少车皮，你这些机车、车皮谁维修?电动机车少，主要是用蒸汽机车，每个车站都要有上水设备，风、水、电气，这一套东西，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一时答不上来，最后商量下来，把计划砍掉一半，改为修五千公里，这时苏联才答应，觉得差不多。协定于1953年5月15日签字，当时苏方的谈判主持人是米高扬(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贸部长)，卡冈诺维奇(是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交通部长)、卡维尔(他是贸易部第一副部长，留美学生，后来曾到中国检查苏联援建项目)参加;我们这边是富春同志主持，宋劭文、钱志道和我参加，我是管重工业方面的，钱是管军工的。签了协定，完成了任务，我们就动身回国。

　　六、敢想敢说敢于，一切经过试验

　　“一五”时期，从传达中听到的毛主席的讲话，还是实事求是的。

　　1958年大跃进，是从南宁会议批判反冒进开始的。成都会议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成都会议讨论了计划、财政、金融、物资、商业等的体制改革问题，形成了好几个讲体制改革的文件。1958年8月召开北戴河会议，我作为冶金部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结束以前，毛主席专门找我们谈了一次。当年完成1070万吨钢，冶金部的部长王鹤寿向毛主席拍了胸脯，他是想借毛主席的威望把钢铁搞上去，后来王鹤寿专门检讨了这一条。毛主席又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找在一起开会，王鹤寿、刘彬和我都参加了。当时刘彬是冶金部副部长，我是办公厅主任主要管建设和计划。毛主席找我们这些人在他的会议室里详细地询问了1070到底可靠不可靠，一个人一个人地问。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接着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已去世)行不行，说可以。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还问了太原市委书记(他那里有个太钢)。太原市委书记姓麻，问行不行，说可以。毛主席开玩笑说，你姓麻，隋朝大将有个麻叔谋，与你有什么关系?后来又一个一个地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大家都说行。问到刘彬，毛主席说，你这个模样我好像见到过，刘彬说，我是刘英的弟弟(刘英是张闻天的夫人)。毛主席说“怪不得眼熟，你管什么?”刘彬说“我管生产，我是冶金部副部长。”主席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我当时心里打鼓，估计会问到自己，得作些准备。后来问到我，说“你做什么呢?”我说我先在东北工业部，后来去苏联谈判，回来在钢铁局。毛主席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我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先进单位)，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别人讲得简单，只是拍拍胸脯，我讲了十面红旗，毛主席很注意听十面红旗是什么。问到王鹤寿，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当时是八月，到年底只有五个月时间。最后问到薄一波同志，他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不赞成1070，可是又不好说不赞成。他讲了什么呢?他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毛主席说，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上年是535，翻一番是1070)，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主席的思想是留有余地，这是他一贯的主张。当时他要秘书马上通知胡乔木，明天见报。这一次谈的时间不短，总有两个钟头。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有些不放心，所以专门开了这个会，结果大家都说行，而且报的数字超过1070，所以毛主席相信了，并在报纸上发表了。他对陈云说，1070看来还是可以的。陈云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和我去谈了一次。“究竟怎么样，你们算个细帐给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细帐，在我这里你们算个细帐。”我就把当时他要求的数字，现有的基础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有多少，能生产多少，生产能力都打了折扣;原来炼钢设备能生产多少，新建小转炉能生产多少，这也是按公称能力打了折扣算的，今后五个月我按四个月算。这样算了细帐，陈云认为，看起来是有希望的。后来毛主席与陈云同志谈话时，陈云说，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帐，看起来是有希望的。陈云同志说话向来是很慎重的。

　　这一次毛主席的谈话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拉。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后来总理在批评这几个部长时就讲这一条。

　　1070有个背景，就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后，毛主席窝了些火，要超英赶美。那时说，你苏联比我们强大，你超过美国去，我们选的对象是超过英国。

　　大跃进前，毛主席做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工作。他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同时又说要一切经过试验。毛主席讲了两条，不是一条。现在大家只说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忘了毛主席说的一切经过试验，是只讲一面。

　　1958年8月初毛主席去北戴河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冶金部的同志坐下来作检讨，我说，大跃讲问题，是我们在那里唬弄毛主席。农村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业也是这样。鞍钢的党委书记就写了一首诗登在鞍山日报上：“人有多大胆，钢有多大产，坐八百，看一千。”现在鞍钢生产八百万吨不成问题，但三十年前坐八百看一千，确实有些浪漫主义。后来毛主席在党内通讯中提出，他和农村基层干部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农村基层干部犯了浮夸、共产、平调这些错误，他要负责任，而且写了检讨，要求发到全党。少奇同志把它压下来没有发，我参加了他主持的西楼会议。少奇说，毛主席的威望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全党的，毛主席写了检讨，发出去有好的影响，也有副作用，以不发为好，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事后来看，不如发了，发了容易统一思想，毛主席都检讨了，大家还不认真地去检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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