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为三人合影。1946年8月25日，民主同盟招待记者三负责人沈钧儒（中），章伯钧（左），罗隆基（右）。

本文可能“颠覆”你的以往认识哦……政治就是如此复杂。

    章伯钧和罗隆基是右派中最有名的人物，曾被毛泽东称之为“章罗同盟”（亦称“章罗联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期，梁漱溟曾经与他们一起创建了中国民主同盟（前期称中国民主政团联盟）。梁与他们共事多年，交往不断，自然对他们的人品比较了解。尽管当初是为了共同抗日，后来是反对内战，目标是一致的，但梁漱溟不久便感觉到章、罗两位学术味不浓，特别是罗隆基更甚，有着明显的从政谋私的味道。而对这些，梁历来是不屑一顾的。

    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坚持学术研究，谢绝到政府内当官，章伯钧和罗隆基却都在国务院任职，章担任交通部部长，罗在1956年也担任了森林工业部部长。他俩身居高位，却仍然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两个人喜欢吵架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章伯钧是三级待遇，罗隆基是四级待遇，就像这类待遇差别的事情他们也总是计较，以至于在民盟的会议上，两位民盟的领导人也经常争吵。梁漱溟对章、罗借“鸣放”行私的做法早已了然于心，也就决心不来凑“鸣放”这个热闹了。当然，梁漱溟也并非能预料到反右派斗争后期发生的情况，当然也想不到自己的那两位老朋友竟会成为“章罗同盟”。

    与罗隆基共过事的人大都感觉得到这个人的胸襟狭小，而且经常自命不凡。1941年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主要是文教界知识分子，当初是为了促进知识分子的团结，政治主张是反对蒋介石独裁、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1946年1月5日国共达成停火协议后，10日，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在重庆召开，梁、章、罗都是与会代表。梁原来一心只想着从事文化研究，但“大家说：如果爆发了内战，你还能搞什么文化研究工作？这样，我就参加了旧政协。外人或者把我同章伯钧、罗隆基一样看待；其实，我跟他们是不同的。章、罗他们在政治上有欲望，而我没有。”

    旧政协闭幕后，梁漱溟连发两文，决心退出政治圈子，专心从事文化研究。但此时马歇尔急于要民盟出面调停国共内战，而民盟负责实际工作的秘书长一职已经出缺数月，民盟实际上是在空转。因梁漱溟威望高，大家都知道梁只想为国家做实事而无个人私欲，民盟所有的领导层人员，除了罗隆基外，都找了梁漱溟谈话，劝说梁漱溟出任秘书长。著名民主人士鲜英对他说：“大家公推你干，你坚决不干，一切都落空了……你一定不干，岂不是要张表老的老命！表老加入民盟是你拉来的，你要他的老命对吗？”

    张表老即张澜，是当时的民盟主席。梁漱溟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临危受命。此时重庆国民政府迁回了南京，张澜言明他本人暂时不会离开四川。因此，去了南京的梁漱溟就成了民盟的实际当家人。罗隆基之所以在秘书长问题上没有表态，实际上是自己想得到这个实职。顺便提一下，鲜英先生对章、罗两位也有微词，他是这样讲当年的章、罗的：“他们彼此之间更是水火不相容，罗骂章是马路政客，章骂罗是右派分子，各搞小集团，互相诋毁，那时使张澜主席最感头痛的就是他们两个。”罗隆基和章伯钧一直有政治欲望，当有机会时，他们就会极力表现出这种欲望。其代表作就是以民盟名义提出来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可以说是民盟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设计。抗战胜利后，国共都各自提出了建国的主张。民盟也要为中国的未来设计一种既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苏联的新道路，即第三条道路。但是，这种道路没有从中国实际出发，既不符合中共的新民主主义，也不符合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实质上还是一套比较典型的西方式议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的制度。民盟却认为这是引导中国发展的正确之路。罗隆基在旧政协会议后，谈到国共和民盟的各自政治设计时，不无得意地说：“共产党的让步多，蒋介石的苦恼大，民盟的前途好。”他还说自己是“六分反蒋，四分反共”。到了1957年的“鸣放”，“民盟的前途好”的政治设计又想趁机出山。章、罗两人在不同场合都宣扬中国应该实行多党制。当年一家有影响的杂志《读书》的说法很生动：“反右”运动标志了在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的终结。在国共斗争中，民盟实际是主张第三条道路的，“反右”后，彻底没戏啦。当然这个第三条道路在历史上也曾有进步的一面，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愿意与中共合作。这一点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对于这个第三条道路及其主要倡导者，梁漱溟心里一直是清楚的。1980年梁漱溟在和美国学者艾恺谈到民盟时，说他是民盟发起人之一，后来退出了民盟。艾恺请梁就他和民盟的关系作个评论时，梁说道：“我跟其他跟我以外的、搞政治活动的人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几乎都是梦想英国式的政党政治，在议会里头主要是两个大党，这个党上台，那个党在底下……我以外的人都是梦想这个东西。”“我就是说，这个不合中国的需要。”

    反右斗争在当时的情况下肯定是必要的，但扩大化的严重后果也是令人痛心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采取了积极措施，以极大的努力进行了纠正和补救。1985年11月11日，在章伯钧和罗隆基去世多年后，有关方面为章伯钧召开了90岁诞辰的座谈会。其真实的含义是肯定这位保留右派“帽子”的头面人物在历史上的功绩，以全面公正地评价其一生。梁漱溟应邀与会。几乎所有到会的发言者，都从不同的侧面回述了章伯钧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为民族所作的贡献，而没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无人提及其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事情。

    一贯以敢于讲真话的梁漱溟是最后几位要求临时发言者之一。他以93岁的高龄、吐字清晰、没有稿子、不到十分钟的发言吸引着全体与会者。梁漱溟一开头就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甚至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他还说，“我同章伯钧先生都是最初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同志”，“他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未能谦虚、谨慎，以至于犯错误”。“所传的‘章罗联盟’是没有的事”，“这两个人是相争的两面，各有才华，各有本事，但彼此矛盾。”“可惜的是，他们虽然都有长处、本领，乃至对社会、对国家都有贡献，可惜都有缺陷，就是不能谦虚谨慎。”

    最后还有三点要提及的，一是关于最终究竟有多少右派分子未改正的问题。作为对“反右派斗争”作了比较深入调查了解的著名作家叶永烈，在他的《反右派始末》一书中写道：“也真是难得的巧合，经过审查，全国未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加上尚须进一步甄别的，不到五千人，恰恰与毛泽东最初估计的全国‘右派分子’数字相符！”二是关于“章罗同盟”和“章罗联盟”的名称问题。有关资料表明，“章罗同盟”最早是出现在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而“章罗联盟”则出现在7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是报道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在7月3日一次民盟会议发言中的提法。无论同盟还是联盟，都不是说章、罗有个什么正式的结盟过程，而是说他们在政治欲望方面是一致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章伯钧和罗隆基被划成右派以后，很多人，不乏他们的一些至亲好友和长期一起工作的同事都揭发了他们的错误言行。1980年以后，这些白纸黑字的材料大多都成了“不实之词”。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要说真话确实也很难，但是梁漱溟做到了。

                                                        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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