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来,有些人一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个问题上说毛主席犯了“严重错误”。《年谱》的公开发表，为我们弄清事实真相、还毛泽东以清白，重新确认毛主席是我们党伟大、英明、正确的领袖地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读《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笔记

         写于二〇一四年三月五日至三月十日

　　在毛主席诞生一百二十周年时，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共六卷。我只到今年二月十一日才从书店购得此书。第二天起即利用晚上看电视剧的时间开始阅读。每天看三、四十页不等，今天才看完第一卷。共二十一天时间看完648页。

　　这一卷记述的是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毛主席的事务活动记录。我逐字过目地粗读了一遍，没有细想，更没有认真领悟，但仍有很多感想。兹记述主要的如下：

　　一是感到毛主席的公务工作量是很大的。几乎是没有什么休息时间的。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上午才休息了几个小时。经常是彻夜工作。这样长时期地为国家为人民的事业操劳，几乎完全没有他个人的私人空间，真正体现了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是常人做不到的，是很值得人民尊敬和感激的。解放初期，我还年小，不懂世事。读了《年谱》上这些记载，才深切地感悟到当年我们的欢乐和幸福，是毛主席这一代革命先辈们为我们创造的。

　　二是毛主席对很多重要的工作都是亲力亲为、抓住不放、一抓到底的。此书记载他对建国后继续进军西南、西北，解放全中国(包括对台湾的解放，后因抗美援朝战争影响而没有解放)、对抗美援朝战争(除离开北京到石家庄二个月主持毛泽东选集出版事宜外)、对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对‘三反’、‘五反’斗争等工作，都是他和周总理直接指挥的，绝大多数电报都是他俩直接起草、核稿后发出的。如五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七月七日即电栗裕上京，七月八日即组织东北边防军，派出四个军布防东北地区。八月二十三日听军委汇报分析美军有可能从仁川登陆(立即发电报告诉斯大林和金日成)，十月一日美军过三八线，二至五日中央开会研究决定出兵，八日即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并电告金日成，同日派周恩来、林彪去苏联会见斯大林商谈军事援助，十九日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秘密入朝。这一阵紧锣密鼓地安排过后，毛主席又对入朝后的军事行动作了周密的布置，对选择首战尤其缜密。整个战争期间，不仅有长远和近期战略思想上的指导，而且还有战术谋略、战机选择、排兵布阵上的安排，从兵团、军、师甚至是团一级的位置、走向、出发到达时间等都指挥得很具体、很细致，对敌方的动态了如指掌，有时候还把在北京搜集到的敌方情报告诉在前方的彭德怀和金日成，对敌情的分析、判断都很准确，具有很强的预见性。但他又从不限制前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些从他与前方首长的来往电报的频繁和密集，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有时一天内双方来往的电报都有三、四个来回之多。如五二年十二月七日邓华回国向毛主席汇报朝鲜战场情况时说;“有一次，志司(注：志愿军司令部)凌晨一点发出的电报，到两点就收到了回电，主席真是太操劳了。毛泽东说;兵贵神速嘛!我同秘书说了，凡前线来的电报，随到随报，一分钟也不要迟延。你们是在大炮底下，没有你们在朝鲜，我在这儿也不得安宁喽!”(P634页)这种工作作风是值得敬仰的。

　　三是毛主席对很多工作的思考是很深入的，很细致的。如建国后对工商业者的政策就很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如五〇年四月十二日毛主席在阅读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一份记录稿(注;这不是中央文件，也不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时，写了多处批语。在记录稿谈到‘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处，他批写道;“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在记录稿中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处，他批写道;“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他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在记录稿中谈到‘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处，他批写道：“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在记录稿谈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民争利’处，他批写道;“完全错误的说法”，……等等(P115页)，这些批语说明毛主席对掌握政策是很注意的。对下面的错误认识是持批评态度的。在‘五反’运动后期，他为中央起草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批示时，他电令全国统一按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五类划分，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两类约占百分之五左右。政策是;过去从宽，将来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P512，P514，P517，P521、P524等页)。这样就安定和团结了大多数，保证了生产和经营的正常进行。孤立和打击了极少数。如上海市委报告：“上海‘五反’第一战役中，七十四个重点户终于低头认罪，但由于怕受到严厉处分，无心生产。为此，我们于四月三日召集这些资本家开会，宣布他们‘五毒’罪行是严重的，虽是经过检查斗争才交代，亦作为自动坦白，从宽处理，只退补不加罚，免于刑事处分。如能积极检举，协助检查其他不法工商户，立功赎罪，退补还可酌减。听到政府宣布这些政策后，这些资本家一致感谢政府宽大处理，表示愿意立功赎罪。”(P541页)充分证明了毛主席制定这些政策的威力和效果。

　　四是苏联和斯大林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对中国的支援是很慷慨的、无私的、是全力支援的，几乎是有求必应的。入朝前我军一个军只有各种口径炮共36门，而美军一个军则有1500门。我军还没有空军。也就没有制空权。武器装备是极为悬殊的。故多次向苏联求援。五〇年十月八日派周恩来去苏联会见斯大林后，十二日他们共同回电毛泽东：“苏联完全可以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支援志愿军作战”。(P211页)五一年三月一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要求增派空军掩护中朝后方线及增加运输汽车定货问题，三日斯大林即回电“同意增派两个驱逐机师入朝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作战，增建机场，供给六千辆汽车”，后又增派一个大驱逐机师至安东。(P310-311页)。 五一年六月，又派高岗同志去苏联向斯大林同志汇报请求支援六十个师的装备“已蒙获准”，苏军总参谋部认为中国要求的每个师的装备标准还不够强，必须配坦克，增加火炮，按苏方编制标准当年可交付十六个师的装备，其余的后两年陆续交付(P361-362页)。其他还有几批增援就不再引述。

　　五是从年谱第一卷中看，建国后毛主席的亲友、过去的师长、同学、同事写信给他反映情况、要求工作学习机会、寻求帮助、希望上京会见的很多，他都给予了回信。仅从本书中记述他给以回信的，我估计约有一百以上至二百件之多。每月至少几封，多时一天就有十几封之多。如五〇年五月七日复信十六封，五月八日复信十六封，五月十日复信七封，五月十日又复信十二封。对反映基层情况，提出工作意见的，都表示感谢，如“感谢你的好意，征粮中出现许多弊病，政府已有令纠正，不知结果究竟如何?便时尚祈详举见告为盼!” “惠书及大作收到敬悉，甚为感谢!乡间减租土改等事，弟因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与，请与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持平解决。风便尚祈时示周行”;对要求工作的，一般都是答复：“先生工作岗位，似以在原地为适宜，不必远游，未知以为然否?”“参加工作事，尚望就近设法”，“工作问题，应在当地设法解决，不要来北京”，“望你们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乡问情况可来信告我”，“因京中人浮于事，不易解决”，“我现在难予为助，尚祈鉴谅”，等等，以致引起一些亲友的误解与不满;对革命烈属的回信则多为：“林尉同志死事，极可痛惜，将来自应与全国各地死难同志一同有所纪念”，“周玉麟同志死事，望兄就近陈明湖南当局备案，便与全国英烈一体议恤”;对生活有困难的亲友及他原在一师的语文教师袁吉六的遗属则用自己的稿费三、五百万元(旧人民币)予以支持;只有极个别的人如周世钊、张干(原一师校长)等则请到北京晤面并陪同游览(P128-134等页)。这种不徇私情、严于律已的作风是十分令人崇敬的。

　　六是他的自我批评精神也是很突出的。如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批复外交部的一个报告后批示：“这个文件看过，很好。照发。这个文件在我这里压了近一个月，这是我的不对，但你们不催也有责任，近几日还是你们催，我才从积压的文件堆中清出来看了。”(P437页)又如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海外侨民工作指示草案时批道;“此件在我这里压了很久，近日还是你处催促才清出来看了，这是我不对;以后如积压了文件，请注意催我。”(P444页)

　　七是他对前朝元老（如宋庆龄、章士钊、程潜等）、民主党派（如黄炎培、张澜等）、知名人士（如柳亚子等）、他过去的师长（如原一师校长张干等）等人，都是很尊敬、很客气的，都是亲自出门迎送，尽兴长谈，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有时还陪同进餐游览等。对他们的来信都有认真回复，用词极其恭敬，谦虚有礼，对他们的个人困难都给予特别关照，对他们反映的问题都转交有关部门或地区查实后作出回答或解决。其中尤以黄炎培在这方面的来往书信最多，反映的意见和情况也最多，他每次都亲自回信，并多次将中央或地方、部门的有关内部文件直接转送黄炎培阅读后请他‘掷还’给毛，让黄了解真实情况。这类事情在年谱中每月都有几例。随手翻书就可看到，故不再举例。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才得到了各方面的竭诚拥护和支持，形成了强大的统一战线和力量。他老人家为全党做好统战工作做出了最好的榜样。

　　八是他得知毛岸英同志牺牲消息的情况，《年谱》上是这样记载的：“五一年一月二日，阅周恩来同日给毛泽东、江青的信和他送阅的彭德怀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后，得知毛岸英已在朝鲜牺牲。周恩来在信中说：‘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洞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当时。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牺牲的成千成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P275-276页) “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在玉泉山听取彭德怀汇报朝鲜战争情况，……在彭德怀介绍毛岸英牺牲情况并作检讨时，毛泽东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的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各种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P305页)。”作为一个父亲，老年丧子，这是多么大的悲痛?得此迟到的消息，该是多么的震惊?但毛主席却如此平静，‘事已过去，不必说了’。只到牺牲后近三个月才听彭德怀介绍牺牲时的情况，却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岸英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据我所知，毛岸英四四年在苏联时已是坦克中尉，入朝前在北京人民机器总厂当党总支书记，至少也是营级干部了)，‘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作为国家的最高领袖，这种胸怀是何等的高尚!胸襟是何等的广阔!直到毛主席逝世后人们才从他的柜子里找出一个箱子，里面整齐地放着毛岸英的衣物，说明这几十年来毛主席就是这样深深地怀念他的儿子的。这是多么伟大的爱。伟大的父子之情。他教育和带领一家人投身革命牺牲了六、七位亲人，有谁能比?

　　　读《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笔记

　　写于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九日

　　这一卷记述的是从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五六年九月三十日为止，毛主席的事务活动记录。我从三月六日开始，到三月二十九日为止，共二十四天读完这643页。也是逐字过目地粗读了一遍，没有细想，更没有认真领悟，只是偶有所感就随手记下了一些情节提示和在书上的页码。以备查阅。我读二卷后有较多的感想，兹记述主要的如下：　

　　一是他多次表示不赞成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表现了他贯彻落实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要谦虚谨慎的高尚品质。尽管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会上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并得到全党的确认和共识。建国以后，毛主席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空前高涨，但他却更加谦虚谨慎，对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一直持否定态度。在《年谱二卷》中有多处记载。五三年四月十日，在审阅〈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和〈成立宣言〉两个草稿时，将几处“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删去，并批示彭真：“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P81页)。五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审阅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新闻稿时，删去文内‘毛主席认为’、‘毛主席指出’、‘毛主席的主要意思是’等字样：将一处“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修改为“一致同意上述意见”;将‘主席所指示’、‘主席指示’、‘毛主席指示’等改写为别的文字。毛主席在给该会主任马叙伦的信中说：“如要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请照修改样式为荷!”(P102页)五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审阅肖克报送的中央军委例会通过的三个条例草稿时，毛主席批示;“(一)可以付印。(二)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P104页)五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在审阅修改共青团中央报送的少年先锋队改名的说明草稿时，在说明稿的“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一语后加“和他的战友们”六个字;将“沿着毛主席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勇敢前进!”改为“沿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及其战友们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勇敢前进!” 将“为实现毛主席的伟大理想而奋斗!”改为“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理想而奋斗!”(P153页)五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审阅邓小平等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结果给中央的报告上批示;“此件送邓小平同志，在第四页上‘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其余均同意。”(P226页)五四年四月一日在彭德怀报送的刘伯承关于军事学院学员毕业证件的请示报告上批注：“‘附件’中‘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上努力学习……’应改为‘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努力学习……’”。(P230页)五四年四月十七日在审阅罗瑞卿在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稿上，将“依靠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改为“依靠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删去“我们党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中的“和毛泽东同志”六个字。又删去“这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分得开吗?”中的“和毛主席”四个字。(P234页)五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审阅修改中央批转西北局传达贯彻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报告中删去其中的“西北地区全党同志只是，也只能是相信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思想基础上的党中央”一句中的“毛主席思想”六个字。(P238页)五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草案时，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一语中的“和毛泽东主席”六个字删去。(P315页)五四年十二月五日，在审阅刘少奇同志报送的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讲解问题的通知稿》时，在末尾加写了一句话;“在写文章作讲演遇到需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通知稿中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时，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必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的内容的可能误解。”(P319页)以上这些记载使我深深感动，只要是真金总是会发光的。过去不会因为毛主席反对使用，人们就会忘记‘毛泽东思想’。今天，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八年了，更不会因为现在有些人极力否定和贬低毛主席而忘记‘毛泽东思想’。相反，‘毛泽东思想’将永远留存在人民心中，而且越来越光芒万丈。

　　二是毛主席在解放初期，虽然集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等职务于一身，他也多次强调要加强集中统一，宣布过凡以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未经他看过的一律无效。但他却非常民主，充分尊重其他领导同志。从《年谱》记载中可以看出，凡是他直接草拟、批转的文电，都要先送刘、周、朱、任、陈、邓(‘八大’前任中央秘书长)等书记处书记们阅过征得同意后再发出;凡刘、周等人先审阅修改过再报他审阅的文电，经他修改后也要再送其他领导人阅过再交原报送人参考、酌定后再发出;凡是其他领导人以个人名义在中央级会议上发表的讲话稿等送请他事先审阅修改的文电，他在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后仍退交报告人最后审定。只有军事方面的紧急电报经他审定后即发的也要同时抄送其他领导人知晓。《年谱》中记载的相当一大部分都是这些来来往往的文电交流。其中尤以《宪法》草稿的讨论、修改以及“八大”的政治报告草稿的讨论、修改为甚，真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的送来送去，反复修改。正如他在五六年九月十三日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讲的：“这次文件的起草，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P623页)其次是他主持的会议很多，几乎平均每两天都会有一次书记处会议、或书记处扩大会议，《年谱》只记载有那些人出席或列席，而从不透露会议讨论的什么内容，而且在时间安排上经常是在晚上或下半夜召开的。这充分体现了中央的集体领导机制，而决不是有些人污蔑的是‘毛泽东个人独裁’。还有就是与其他领导人及党政军各方面干部的谈话，有个人单独谈的，也有约请多人一起谈的，也有在开会后留下来谈的。《年谱》只记载谈话时间和谈话对象。除极个别情况外，绝大多数的谈话内容在《年谱》上都没有透露过。这种谈话他几乎每天都会有一次或几次。这充分表明毛主席与其他干部的思想交流很多，能广泛听取各种相同或不同的意见。　　

　　三是毛主席很重视调查研究，通过多方面的渠道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因而他作出的批示和决策都是有事实依据、切合实际的。这是他能正确领导的基础。其办法：一是通过党政军各方面的报告请示来了解情况，这是主要来源。他多次规定和督促下面定期或不定期向中央报告工作，可以是全面综合的，也可以是某一方面、某一事项的。他通过批转这些报告来指导全党全国参考、效仿，以推动工作。‘三反’、‘五反’、‘农村合作化’、‘城市工商业的改造’等全国性的大事，都是在做出总体部署后通过批转各地经验来推动的。二是他派出调查组调查某些事项向他报告，如他多次派陈伯达等人专题调查某些问题，对他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三是通过他的警卫战士们(除新疆、西藏外，其他各省区的人都有)回家探亲的机会布置他们调查他们家乡最基层的情况向他汇报，他对此特别重视。如五五年七月十九日，他批阅三名河南籍战士回乡调查后写的材料，一个材料反映兰考县一个村缺粮户达百分之五十，他批示：“这个村缺粮，值得重视。”另一个材料反映延津县一个村的调查，实际上现在没有吃的是少数，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他批示：“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再一个是新蔡县一个乡的调查材料，反映该乡连年受灾，粮价上涨，而有些区、乡、村干部的余粮则未卖，农民有意见。他批示;“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邹明发(较富裕的老中农)有三百二十斤余粮，只卖出七十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二十斤，人民有意见。”以上三个材料，毛泽东都批送吴芝圃(注：时任河南省委书记)阅后退还(P401-402页)。四是他亲自下去作调查。如五五年十一月一日晚七时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后乘专列离京南下，沿途调查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情况。十一时五十分到达天津，同天津市委书记和副市长谈话;二日晨七时到达山东德州，同地委书记谈话;十一时四十三分到达济南，同谭震林和省委书记谈话;晚九时十分同济南市委正副书记、市长谈话;十一时五十六分到达泰安，在列车上同地委正、副书记谈话;十一月三日晨一时五十四分到达兖州，同地委书记和副专员谈话;六时四十五分到达江苏徐州，同地委书记、专员谈话;上午九时四十五分到达安徽符离集，同宿县地委书记、专员谈话;十一时四十五分到达蚌埠，同安徽省委书记、副省长谈话;(P463页)十一月四日晨一时四十一分到达滁州，同四位地委副书记谈话;三时到达南京，同江苏省委书记、省长、南京市委书记、市长谈话;七时二十一分到达镇江，同地委书记、专员谈话;上午十时五十四分到达无锡，同市委书记、市长谈话;中午十二时四十七分到达苏州，同上海局书记柯庆施、上海副市长、苏州地委书记副书记、苏州市委书记市长谈话;下午四时二十五分到达上海，游泳一小时后回到专列上。十一月五日晨同柯庆施和上海市其他领导人谈话，并共进早餐。中午下车游泳一小时，下午到达松江，同地委书记、专员谈话;同日晚上，到达杭州，住刘庄。十一月七日，向警卫一中队的七名江苏、淅江籍战士了解农村情况。十日，又向刚刚探家归队的几名战士了解他们家乡的农村情况。”(P462-464页)从《年谱》的上述这一段记载可以看出，他在这前五天时间内边走边谈，不管是白天黑夜，除列车开行时间（还有一次在开行的列车上谈话）外都在找人谈话，与之谈话的对象，从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中央局书记、省委、地委、市委的书记、专员、市长，共约四十多人。到杭州后又在两天内找他的警卫战士共约十来人谈话了解情况。这样高密度、多层次、多地域的调查研究，令人惊讶敬仰，真是前无先例，后无来者。这世界上有那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此紧张忙碌地做过？　　

　　四是他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坚定，最彻底，在事关路线、事关原则的问题上，是非常警觉、十分严格的，但对犯错误的干部又是非常关爱的。《年谱二卷》记载中，有三件曾经震惊全国的大事，他的处理过程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也有很多感受、感悟和感动。

　　第一件事是处理高饶的反党问题。五三年六月一日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财政税制改革报告时，毛主席说：“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社论说到‘公私完全平等’，是绝对错误的。落后于孙中山”。“会议认为，已公布的对税制的若干更正(注：经政务院会议核准的)，在政治上有原则性错误，同时，这一问题事先未向中央请示，也未提交中央讨论，在组织上也是严重错误的。……会议提出，原决定由薄一波准备全国财经工件会议，现决定由周恩来主持。”(P107-108页)五三年六月十三日至八月十三日，“中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利用党纠正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机会，在会内会外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纠正了他们的错误意见，使会议取得预期的效果”。(P113-114页)五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在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提出在他外出期间(注：到杭州主持起草宪法)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刘提出由书记处书记们轮流主持，多数同志不赞成，而高岗一再坚持说：‘轮流吧!’会后又分别找陈云、邓小平，动员他们也赞成轮流主持。会议确定为：由书记处共同讨论解决问题。(P208-209页)这件事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警觉，从十六日到二十四止，毛主席就轮流、分别找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彭德怀、陈毅、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罗瑞卿、杨尚昆、黄克诚、薄一波、刘澜涛、饶漱石等人谈话(每次参与谈话的人数一、二、三、四人不等，各人参与谈话的次数也不等)调查了解高岗的有关情况。并委派陈云同志去高岗南下所到之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代表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要求他们不要上高岗的当。还特意要他向在杭州休养的林彪通报高岗利用第四野战军的旗帜、在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军区负责人如何到处活动的情况告诉林彪，并说;“林彪如果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二十四日下午，他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公开揭露高岗的问题，毛主席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会议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在毛主席外出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主持中央工作。(P208-211页)五四年一月六日，毛主席在杭州审阅修改〈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七日致电刘少奇，说草案已经在杭的同志(包括林彪)修改同意，认为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全会报告请刘少奇作。“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于你的报告宣读完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准备的自我批评稿”，“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P215-216页)。后收到高岗来信说他完全赞同〈决议〉草案，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要来杭州谈自我批评事，毛复信说，开会在即，不必来杭，在京与刘、周、邓谈即可。(P218-219页)一月二十八日与杨尚昆谈四中全会问题，毛泽东说;“会议三天为好，必要时四天，看情况。方针是坚持正面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争取逐步改变环境，决议通过后就会改变。造成不利于其阴谋活动的环境，增强教育、说服力量。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当作一种可能性来争取(P221页)”。二月六日至十日，四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向全会作报告，朱德、周恩来等四十四人发言，会议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P221页)。二月二十八日审阅修改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的讲话提纲时，在提纲讲到‘高岗的黑暗面(个人主义和私生活的腐化)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而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以后，毛泽东加写;“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 在提纲讲到‘高岗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之后，毛泽东加写：“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P223页)。”九月一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通报苏共中央：通报说：“现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最近自杀的事正式通知你们。……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时期，却仍毫无悔改表现，反于八月十七日实行第二次自杀，……可以肯定高岗确是自杀，是服用多量安眠药药死的。……对于高岗自杀事，中共中央决定对外暂不公布(P273-274页)”。《年谱二卷》公开的以上情况，有力驳斥了现在有些人污蔑毛泽东在胜利后排除异已的胡说八道。

　　第二件事是处理薄一波的错误问题。上面所说税制改革的事，就是薄一波干的，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致信周、邓、陈、薄四人，说;“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省市委也未发出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竟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P11页)”。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在财经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提要(草稿)》时，在封面上写道;“财金贸系统的工作同志绝大多数是忠于党与人民事业的”。草稿引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毛泽东在后面加了一句话：“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他对草稿的修改还有(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年谱上是用下加重点号、这里改用下画线标明)：(一)“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总是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个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反对分散主义，决不是偶然的。这次税制上、商业上、财政上所犯的许多错误，向党闹独立性，是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委的错误倾向，是与分散主义分不开的。而修正税制及其他许多违反党的路线的措施，不向中央请示，不与地方党委商量，亦不考虑有关部门的不同意见，而修改税制一事却与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事先取得了协议，这种离开了党的立场的错误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所必然有的结果。”(二)“应该指出，一波同志过去对敌斗争是勇敢的，在各个时期中在他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一波同志能不能虚心接受各同志的正确的批评，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希望他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正确的批评，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另外，稿中凡是说薄一波犯了路线性的错误的地方，毛泽东均将‘带路线性’四字删去。(P147页)八月十二日晚八时，毛泽东出席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并讲话，他说：“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列主义，离开党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我同意少奇、小平两同志的意见及恩来同志的结论所说的，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批判薄一波同志的错误中间，恩来、陈云同志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一)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在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二)统得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次会议提醒了我，要集中统一，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三)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搞起，经过一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十六万亿是虚假数字。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得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人民币，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得早了。应该慢慢来，我也有急躁冒进。(四)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这个问题有反映，我说过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绩，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五)扫盲，我开始是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六)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有一百六十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八百封信都是反映这个问题的，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周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一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这些错误都有我的份。”(P148-149页)在这里，毛主席举一反三，从对薄一波的严肃批评(向党闹独立性、离开了党的立场)到肯定他过去的成绩;从周、陈也说要负责任，到他自己挺身而出为下面分担责任;从税制改革一个错误到他全面检讨自己在经济工作上的六个错误。这种坦荡的心怀和严于律已、平等待人的风范，使我十分感动和敬仰。八月二十七日晚，他同薄一波谈话，薄说现在有些抬不起头，在中央不好干工作，有要求到地方去工作的想法，毛主席劝他;“不要再这样讲了，你还要在中央做工作，你不要以为天塌下来了，你现在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换换空气，看看光明前景。”(P155-156页)对他充满了关爱。

　　第三件事是批评邓子恢的右倾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年谱二卷》摘要引述了他讲话中的重要内容后，写道;“《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不点名地批评了邓子恢和他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农村合作化进度问题上的所谓‘错误’”。(P409-412页)在412页的下面有一条注释;“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为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中指出：”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已经中央同意。”中央认为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这是《年谱二卷》中对毛主席提出的异议和否定。但我却认为：毛主席当年对邓子恢同志的批评不是错误的而是正确的。从《年谱》的记载看，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对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问题有很多次的谈话、讲话、批示、文章，他关于革命胜利、土改完成以后不认真关心农民的疾苦，不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提高生活、农民就不能原谅我们，就要损害工农联盟的思想;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力水平很低、农民还很贫困、没有储粮甚至还缺粮，经不起严重灾荒。依靠个体农民发展生产，必然导致两极分化重新回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先搞合作化再搞机械化的道路是可行的思想;农村最需要的是耕畜、肥料、农药，农机具和水利设施、科学技术等，只有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才有多余的粮食支援国家和城市建设，农民才会有购买力，国家和城市才能发展，工业和手工业的农用产品才会有销路，才能巩固工农联盟的思想;农业合作化是贫农、下中农的迫切愿望，只有且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先把他们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达到上中农和富裕中农的水平，才有可能吸收上中农和富裕中农参加合作化的思想;合作化道路必须贯彻自愿原则和由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逐步发展的思想;农业合作化道路是农民群众的愿望和创造，各级领导必须热情支持，对他们前进中的失误和缺点，要耐心帮助，而绝不应该阻止和限制的思想;等等。我认为当时都是正确的。现在看也还是正确的。《年谱二卷》中有很多记载说明，合作化是受到农民欢迎和支持拥护的，效果也是增产增收的。合作化的进程也是可以比中央原来的发展计划加快的，毛主席经过很多调查研究，对此是肯定和支持的。当年合作化中也有缺点和不足，主要是有些地方违背了毛泽东要暂缓吸收上中农和富裕中农入社的指示、出现强拉他们入社的现象，对他们的耕畜和农机具作价较低，揩他们的油，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因而出现了退社的现象，和叫喊‘合作化化太快了’的声音，当年合作化运动出现‘马鞍型’的错误，就是邓子恢同志和农村工作部指导下代表了这种呼声搞出来的结果。一九五五年五月五日晚，毛泽东听取邓子恢汇报时说：“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邓子恢对这个警告未引起重视，次日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作总结时，未向会议传达毛泽东这个话，仍按照三月间毛泽东同他谈话的精神，说现在根据主席决定，今年一般仃止发展，有少数省份秋后还可以酌量发展。(P369页)。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一日，毛泽东召集邓子恢等农业口负责同志谈农业合作化问题，说邓子恢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邓子恢作了检讨。还说，主席啊!我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毛泽东说，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P396页)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同几个省委书记谈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问：搞合作社主要是依靠贫农，还是中农?什么人拥护社会主义?他们的动态如何?王任重说：“贫农听说合作社要慢一点，感到冷半截，说又要多受几年苦了。富裕中农听到合作社要放慢一点，感到很兴奋，说如同朝拜木兰山。”毛泽东说：“关于合作社的发展，原来我也主张仃一年，在南方不要办得太快。看到浙江、安徽两省都搞了好几万个社，我的主意变了。为什么其他省不可以多搞一些呢?说合作社办得不好，不巩固，刚办起来当然会有许多问题，河北省派了两万多干部下乡，搞了两个月，只有百分之六的社解散了，百分之七的户退出了。各省也要这样做。把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改为三分之一左右是我的意见，实际上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现在已经有的县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并没有什么问题”。(P399页)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日，中央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共开了六次大会，有很多同志发言，如陈云说;“我们应该把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错误，作为教训，来检查各个部门的领导，那末，得益的将是更多的同志，党的工作将得到更多的效果(P447页注1)”。邓小平说;“在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抱有右倾观点的共产党中，确有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人(P447页)”。彭真的发言也讲了“应当知道农民的优点和缺点”、“论述了‘四大自由’”、“论述了合作化的意义”(P448页)。毛泽东在最后作了会议总结。他说;“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的那个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对那一次得到的利益，他们有些忘了。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这次全会的重大收获，就是解决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许多争论”。“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他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承认(P448-450页)。”　既然是当时经过六中全会的大辩论，全党统一了思想，确认邓子恢同志犯了右倾错误，他本人也在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的事，怎么到一九八一年却成了“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呢?怎么能说是毛泽东批评邓子恢的‘错误’不是错误呢?再看五十年后的今天，改革开放就要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就解散集体经济分田到户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结果是‘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十八大”虽然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口号，但要真正实现共同富裕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只能说明党内对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到底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更能说明当年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有英明的预见。　

　　五是感到他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一是他亲自动手为中国人民制订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大法，这是他对中国人民的历史性贡献。毛泽东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离京赴杭州，亲自主持宪法草案(初稿)起草小组工作，一九五四年三月七日回到北京，三月九日宣布起草工作结束。他们搜集了苏联宪法汇编、俄罗斯宪法汇编、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法国1946 年宪法以及中国的一九一三年的天坛宪法草案、一九二二年曹锟宪法、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宪法等汇编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比较，讨论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草稿)，仅在杭州就进行了二十多次修改，真是字斟句酌。而且每稿都送北京请其他政治局的同志们审阅、修改。为此，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了四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陈伯达同志在起草《说明》中说：“宪法草案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条，毛主席都亲自参加了讨论。” 三月二十三日起，又多次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逐章、逐节地讨论修改，再报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多次会议进行讨论、修改，才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获得大会一致通过。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规定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民族地区自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等，确保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最高法律规定上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这部《宪法》虽然经过多次修改、补充，但这些根本性条款，都一直保持下来。始终是中国执政者的最高准则，巩固了中国的执政根基，在法律上保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容改变。虽然目前有一些背离宪法的现象发生，违法事件时有发生，但都是违宪的，必须追究。二是他经过不断的探索和调查研究，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发展主体到改造两翼，也就是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多少坎坷、多少矛盾和斗争，付出了多大的精力，才找出了一条由低到高、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和限制、改造、合营、赎买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的道路。从而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从超英赶美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寻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典范，既不是照抄照搬苏联的现成做法，也不是盲目追随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而是一条快速发展、和谐相处、共同富裕的道路。虽然在实践中产生了某些偏差，但已经纠正或正在纠正，却遭到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攻击和破坏，也被党内某些人加以利用和篡改，籍改革开放的名义，塞进了很多资本主义的货色，搞得面目全非，并取而代之。还自诩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毛泽东开辟的正确道路却反而被污蔑为‘封闭僵化的老路’。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历史和事实都已证明，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都已提高，逐步看清了什么才是社会主义道路，只有毛主席为中国开创的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的意志才是决定的因素，这条道路迟早是要回归的。三是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他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开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结束，共听取了中央三十四个(实际上是三十五个)部委的工作汇报，边听边议，最后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样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文献，为正确处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各种矛盾和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再加上以后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以及其他的一些文章，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这套理论的指导，完全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目前也被党内某些主政者们淡化或抛弃了，他们另搞的一套在现实中越来越行不通，很多事情都不能自圆其说，矛盾百出。最终毛泽东创立的这套理论也是必然要回归的。　　

　　六是他对中国的中医药事业有特殊的关爱，保护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历史文化遗产，对十几亿中国人民群众的健康和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年谱二卷》中就有他五次关怀中医药事业的记载。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旬听卫生部汇报时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中西医要团结”(P205页)。一九五四年六月五日，在同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沼谈话时说：“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治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对新来的外国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按摩，连剃头的、修脚的都能做，就看不起。不叫按摩疗法。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P245页)。 一九五四年七月九日，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召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主要有：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首先要弄清楚，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糟粕。在医学上，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中国人口能够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等(P258-259页)。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五日下午(当时在杭州)派汪东兴去朱琏(中医针灸专家，时任卫生部妇幼司副司长)住处看望，并传达指示：“针灸是中医里面精华之精华，要好好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晚上，又与朱琏在留庄谈中医问题。毛泽东说：“巴甫洛失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发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P364-365页)。我想如果不是毛主席当年那么强调和重视，中医药可能早就被西医取代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能够保留到今天并有所发展，我们不应忘记他老人家的贡献。 (完)

　　读《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笔记

　　 写于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七日至五月七日

　　这一卷记述的是从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为止，毛主席的事务活动记录。我从三月三十一日开始，到四月十六日为止，共十七天读完这658页。也是逐字过目地粗读了一遍，没有细想，更没有认真领悟，只是偶有所感就随手记下了一些情节提示和在书上的页码。以备查阅。我读三卷后有更多的感想，兹记述如下：

　　这一卷与一、二卷有一个不同的特点，就是在此期间国外形势的变革较大，发生的事情较多，如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波兰、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提出修正主义路线，以及亚、非、拉的反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等，因此引发毛主席对国际形势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注和思考。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如整风和反右，个别地区出现罢工、罢课现象，人民内部矛盾突显出来，防止‘两个中国’的阴谋和炮击金门，反冒进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因而引起毛主席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也较多。再加上党的‘八大’以后，毛主席开始退居二线，党中央的日常工作都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他只批阅一些特别重要的文件。因此在此期间，毛主席离京外出调查研究的时间比较多，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接触也多，他在外地参加或主持召开的大会、小会也较多，他在外地会见的外国兄弟党负责人和外国政要也比较多。因此本卷记载的内容中有相当多的篇幅都是他在各地的大会、小会上的即席讲话、谈话、插话、参与讨论的发言，以及与外国人谈话的记录等。而且讲话通俗，语随意境，面对现实，思想开朗、追根溯源，重温马列，思绪活跃，理论升华。通过这些讲话，可以看出：当年出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新阶段，深化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伟大探索和思考，而且用创新的理论成果回答了当时中国和世界上产生的很多实际问题，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对以后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变化都留下了伟大的精神财富和思想武器。尽管改革开放以后，对这一时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有不少的质疑、异议甚至否定，但我认为随着时代和历史的推移和检验，其伟大、正确和长远意义必将更加光辉灿烂。从他在这个时期的这些讲话、谈话、插话、发言以及对很多文件的批示中，可以窥见毛泽东的一些思想认识的产生、发展、变化、升华的过程和轨迹，而且有很多内容都是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因而阅读后给我的感觉是兴奋、感悟、亲切和敬仰。既平实近人，又哲理丰富，既耐心启发，又循序善导，决不以势压人，也不强迫命令(因为他已退居二线，他的批示意见绝大多数都是提请中央一线领导最后决定)。毛主席他老人家这种思想作风，使我肃然起敬。

　　我觉得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必须与他当时所处的内外环境和地位相结合，才能公正、公允、客观和真实。用后人所处的时代、环境、条件去苛求前人是完全错误的。读《年谱二卷》我的感想很多，如对中苏分歧后又斗争又团结;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与实践;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对从‘反冒进’到‘大跃进’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对‘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以钢为纲、全面发展’;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纠正‘浮夸风、共产风、平调风’;对他在此期间的理论探讨和思想方法、工作作风等方面，都可以写出一篇专题笔记，实在是想要写的内容太多，难以如愿，因此这篇笔记只写我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这一个问题。因为三十多年来。有些人一直在这个问题上说毛主席犯了‘严重错误’，这是一个不能不搞清楚的问题，《毛泽东年谱》的公开发表，为我们弄清事实真相、驳斥对毛泽东的污蔑和攻击，还毛泽东以清白，重新确认毛主席是我们党伟大、英明、正确的领袖地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我认为，首先要弄清楚产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时代历史背景。从《年谱三卷》的记载看，我认为背景有四：一是五七年十一月毛主席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六十八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毛主席列举了十件事证明世界形势到了转折点(P250-252页)，是‘帝国主义更怕社会主义’，如能争取十五年的和平时期就会更好了。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已进入第二位，从世界政局和国际共运的全局出发，对苏共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赫鲁晓夫鼓吹‘和平竞赛’提出十五年在钢产量上赶上美国的口号，毛泽东经研究后也在会上提出中国有可能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想法(P237页)，在与英共主席波立特会谈时询问了英国的钢产量发展情况，更增加了信心(P241页)，后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他说：“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P251页)。回国后十二月八日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会议上，他分析了中国和英国在钢产量、电力、煤炭(包括资源)及制造业等方面的情况，认为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是可能的(P261页)，这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二是五六年对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的胜利，比原定计划提前几年实现了预期的目标，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的积极性，蕴藏在全国人民心中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迸发出要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激情，这是出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三是五七年在经济工作上的‘反冒进’在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他说：“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没有搞清楚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五十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P277-278页)”。在南宁会议上周恩来和刘少奇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P284页)。这对各级领导干部中产生害怕再犯右倾错误、‘宁左勿右’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四是毛主席多次提出要重视小人物，要解放思想，要破除迷信，更加激发了人民群众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如他在南宁会议第四次讲话中说：“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世界上的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P283页)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列举了古今中外二十几个例子后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P345-346页)。这对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发挥创造才能是极大的鼓舞和动力。

　　我还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出现，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强烈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意志表达，是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生产力适应生产关系后所释放出来的强大活力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性的新生事物。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柯庆施同志在上海党代会上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一九五八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风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都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P272-283页)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特别是去年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光明的前途。几亿人口，精神发扬起来，许多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群众觉得做得到”。“十五年赶上英国，我看完全可能。我们这个民族现在的热情、热潮，就像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出来。为了达到目的，就要有一股干劲”。 “要革地球的命，要搞技术、搞工业、农业技术、要来一个革命”(P289-291页)。在这种社会变革和思想舆论引导下，全国各地确实出现了很多新事物、新现象、新成就， 一片欣欣向荣、奋发上进、你追我赶的新局面。五月十八日，他读到国家计委报送的〈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的报告〉，立即写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给予鼓励(P352页)。五月二十一日，他在中南海试坐了国产第一辆东风牌小汽车(P357页)。五月二十二日，他接沈鸿(时任煤炭部副部长)来信，建议我国自己制造万吨水压机。五月三十一日，即接邓小平报告：中央经济小组已批准投资八至十亿元进行试制，并调沈鸿任机械部副部长负责此事(P358、364页)，五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同志提出建立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建议，在现行教育、劳动制度之外，另行建立一种半工半读的教育、劳动制度，还建议把职工家属和农村妇女及半劳动力也组织起来，以与生产劳动相结合(P360页)。五月三十日，中央决定将全国各省区划分为七个协作区，成立委员会作为协作区的领导机构(P363页)。六月七日，他接冶金部报告，说华北地区今年可完成产钢八百万吨的能力。到六二年全国要达到产钢六千万吨的能力(P367页)。六月八日，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直录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P368页)。六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一九五八年钢产量比五七年翻一翻，搞一千一百万吨(P371页)。六月二十二日阅薄一波关于五八年经济形势和五九年展望的汇报。该汇报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生铁、钢、原煤、铜、铝、原油、水泥、化肥、金属切削机床、棉纱等都将超过英国的水平’(P373页)。同日，阅农业部六月十一日《关于‘二五’农业发展规划要点》说;‘到一九六二年时，耕地面积发展到十八亿亩，粮食产量为八千五百亿斤，棉花产量为八千五百万担’。同日，阅冶金部党组六月二十一日的报告说：‘最近多数大协作区召开会议确定明年钢产量，明年钢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吨，而一九六二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P375页)。六月二十五日，接邓子恢报送的夏粮增产的数字：‘二十二个省市统计加估计，今年夏收总产量达到九百五十一亿斤。去年是五百九十六亿斤。按夏粮推算，今年粮食总产量可突破五千二百亿斤。增产可达二千一百亿斤或一千五百七十亿斤’(P377-378页)。六月二十六日，阅一机部关于重型机械制造、自由锻造水压机制造、关于冶金设备制造、关于电站设备制造、关于石油设备制造、关于氮肥设备制造的几个报告(P378页)。七月一日，他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报导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作《七律二首、送瘟神》。七月三日，阅赵紫阳六月八日在从化县检查工作写给广东省委的信后，他在批示中说“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注：即早稻)每亩能收三百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两百斤增长百分之五十，何况还有三百五十斤到四百斤的希望”(P382页)。七月七日，阅谭震林同志六月二十五日在华东四省一市农业协作会议上的总结中说：‘农业生产大跃进是大有希望的。去年华东四省一市粮食总产量只有七百一十五亿斤，今年可能达到一千二百多亿斤。比去年增加五百多亿斤。这就是说，华东四省一市平均每人一千斤粮食的任务原先设想要三年到五年内完成，现在今年一年就可以完成了，就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每人平均两千斤粮食这个任务，不需要五年，可能是三年，至多是四年就完成了’。这篇总结于八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发表，题为《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丰衣足食》(P384页)。七月十四日，阅湖北省粮食厅工作组文章《农业合作社办食堂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有很大促进作用》，该文介绍湖北省京山县合作乡一个合作社办食堂的情况后说：‘办食堂对促进生产、改善生活有四大好处：节省了劳动力，扩大了社员的收入;节约了粮食，节约了燃料;减少了社员开支;有利于发展生猪生产。’此文也在《红旗》杂志以题为《八一农业社的食堂是怎样办好的?》于以发表(P386页)。八月四日，他离京南下在河北省徐水县视察了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看了农业社社的俱乐部、粮食加工厂、供销社、医院、猪场、缝纫工厂、幼儿园、幸福院和食堂，到农田看棉花、黍子、玉米、谷子、红著等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又到徐水县城视察细菌肥料厂和铁工厂，他对徐水县实行劳动力组织军事化表示赞赏(P402页)。八月六日，他视察了河南新乡王屯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七里营人民公社，在七里营看见挂着的‘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看了敬老院、幼儿园、面粉加工厂、滚珠轴承厂，接着，到田间，走进棉田，称赞棉花长得好，并同社员一起给棉花打顶。面对一片丰收景象，毛泽东说：大有希望!随后在专列上对省地干部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个群众所喜欢的名字。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公社的内容，有了食堂，有了托儿所，自留地的尾巴割掉了，生产军事化了，分配制度变化了，一个小并大，一个私并公，乡社合一了，人民公社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比合作社高了一级(P403页)”。八月七日，他又去看了襄城县的郝庄、梁庄、薛元、五四等四个农业合作社的烟叶、谷子、玉米的生长情况和干部试验田。八月八日到商丘道口乡看了中华农业社的架秧和不架秧的两种试验红著的生长情况，以及这个社试种的水稻(P403页)。八月九日，他到山东省兖州同省地县社四级干部谈话时说：“河南在并社，河南从下面来的压力很大，要省委下决心。你们可以去河南看看(P404页)”。八月十三日视察了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听了天津大学关于勤工俭学的汇报，还听说天津六十多所中学也建立了工厂或生产车间时，他说：“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不仅学生要搞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机关干部也要办点附属工厂。不然光讲空的，脱离实际(P406页)”。以上这些，就是他所接触到的五八年出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过程，这也是亿万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创造历史的生动体现的一个部份，表现出中国历史上亿万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过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顶天立地、当家作主的精神风貌。确实是一片‘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景象，确实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实际上这是一股历史发展的洪流，竞相迸发，汹涌澎湃，万马奔腾，势不可挡。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决不是那一个领导人凭主观愿望或乌托邦式的空想就可以鼓动出现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总是会有反复、有曲折的。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入高潮以后，逐渐出现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刮‘浮夸风、共产风、平调风’的错误，却是毛主席最早发现的，当时全党绝大多数干部都头脑发热，竞相攀比，虽然他已不在中央第一线直接领导和指挥，但他还是苦口婆心地进行教育和纠正，才使得这两个错误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得到缓解和改正，这都是有历史证据、有案可查的。现在却有些人把全部错误的责任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说他‘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且三十多年来一直不断地污蔑他、丑化他，这是极不公平、极不公道的，是违背历史真实的，是完全错误的。通过阅读《毛泽东年谱》，使我们能从中找到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大跃过和人民公社这两个新生事物正在奋发向上、即将出现高潮时，他毛泽东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必然是站在人民群众的前面去促进它、领导它，而不可能站在后面去指责它、阻止它。这也正是毛泽东在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提出当年要紧急动员、努力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的缘由，他说：“我看一千一百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注：六月十八日，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决定，当年要产钢一千一百万吨)。六月间，我问王鹤寿(注：冶金部部长)，钢是否可能翻一翻?问题是我提出来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P417页)”。因此，他在会上号召：“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P426页)。在对待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上，他也同样地是采取热情支持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决不给泼冷水，而给予耐心指导的方针。这也是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建议中央要通过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缘由。八月二十四日，他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人民公社决议作为草案发下去，每一个县搞一二个试点，不要一下子都铺开。现在不搞人民公社不行，不搞会犯错误(P422页)”。八月三十日，他又说：“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群众自发的，不是我们提倡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八届二中全会没有料到，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搞起来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他们就是有那么个趋势，想要干起来。但是条理化，说清楚道理，那就需要我们，需要我们在座的同志们，需要各级党委，需要中央。现在我们作了个决议”。北戴河会议以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以大炼钢铁为重点的全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

　　但另一方面，毛主席对这两个新生事物又是持特别谨慎的态度的。如他在五八年十月二日接见六个国家的代表团时说：“中国究竟有没有大跃进，我本来也是不相信的。今年在武汉有一次会议，我们的一些省委书记在那里开会，那时正在大搞小型水利工程。我问他们，究竟有没有大跃进?他们说确实有大跃进。我说你们看见没有?那些人说，他们可是看见的。确实有大跃进。那时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这个问题。我那时候怀疑这个口号，我说是不是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他们都不赞成。他们提出一些材料，拿出一些图表给我证明。从那一次会上我才去掉这些怀疑，是否完全去掉了呢?还没有”(P453-454页)。十月十七日，在天津干部俱乐部开会，他在谈到徐水县的供给制时说;“供给制是可靠的保证，天有不测风云，你遇到大水、大旱、连旱三年怎么办?遇到瘟疫怎么办?在谈到徐水县的幸福院时说：鳏寡孤独进幸福院可以，我就不愿意进你的幸福院，幸福中有不幸福就不好，一天净是见老人，看不见青壮年，是不是好?(P468页)” “幸福院不幸福，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老的去了不舒服，就活得短了，不如跟子女在家，多活些年嘛!(P472页)”十月十九日，他写信要陈伯达和张春桥带团去河南逐平县嵖岈山卫星公社(注：即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宣布成立，六月十二日在《人民日报》一版上放了一个小麦亩产3821斤的‘卫星’)调查七至十天，每人带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边调查，边读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P468页)。十月二十一日，他听刘子厚(河北省委书记)汇报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带七十名地市农村部干部在徐水县调查三天的情况汇报，刘子厚说：“徐水县实际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他们已经公布了说是全民所有制，究竟如何提法为好?”毛泽东说：“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你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就好。是徐水县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徐水全县一个社，下面十六个社，统一多了，如何发挥十六个社的积极性?看来将来还要权力下放”。“社、大队、队三级，每级都要有点权，没权不利于发展生产，当然权不能太大了”。“把猪都并在那里，就不实事求是了。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么一套。苦战三年，才只搞了一年嘛!要搞百把年，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 (P470-473页)。。十月二十六日，他找吴冷西、田家英谈话，派他们去河南修武县(一县一社)和七里营公社调查，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下去不要张扬(P478页)。十月三十日到石家庄，同省地市干部谈话，他说：人民公社搞得怎么样?只是搭起架子吧，食堂办了没有?是在一起吃饭，还是打回家吃?打回家去不冷了吗?食堂里做不做菜?一个食堂，一个托儿所， 两个事情要注意办好。搞不好影响很大，影响生产，饭吃不好就生产不好，小孩带不好，影响下一代。要叫孩子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睡得好，要了解他们的心里状态。每个人民公社都要种经济作物，如果只种粮食那就不行了，那就发不出工资。山区可以种核桃、梨，可以养羊，拿到外面去交换。吃饭不要钱都实行了吗?(梁双壁答：已经有五个县实行了，计划在十一月份全部实行。)人家不要求实行，你计划实行怎么能行?一家五口四个劳力，一家五口只一个劳力，这两家就不同了，恐怕要照顾一下劳动力多些的。现在是社会主义，价值法则还是存在的(P481页)”。十一月一日，他在邯郸听河北省委和四个县委书记汇报后说：“是搞钢铁、棉花、小麦重要?还是孩子重要?这是涉及下一代的问题。托儿所一定要比家里好些，才能看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要不吃冷饭，吃热饭，要有菜，菜里要有油有盐，要比在家庭、在小灶吃得好，这样农民才欢迎吃大锅饭。再就是休息问题，下个命令，要休息，要睡够。不让休息，人民会不满意的。组织军事化，有些地方强迫命令，打人、骂人、捆人，还有辩论人，辩论成了一种处罚。这是对敌人的办法，不要敌我不分(P484页)”。这些记载，都证明了毛主席在这两个高潮到来之前，就提醒各级干部要防止出现错误倾向。

　　在十一月二日至十日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一些人提出：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以取代农业发展钢要四十条，毛泽东当场指定吴芝圃(河南省委书记)负总责，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湖北、安徽、山东省委书记)、史向生(河南省委副书记)参加并在会议上起草。后来汇报时吴芝圃说，议了两个题目;一个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一个叫‘中国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时间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七年。毛泽东说;“建成社会主义，这好。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人们的想法是一回事，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又是一回事”，当场否定了他们的第二个题目。他们提出一九六七年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是：钢的年产量达到四亿吨，机床一千万台，煤四十亿吨，粮食亩产由原来农业发展纲要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分别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叫‘新四、五、、八’。毛泽东说;“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三年之后。不要把苦战三年放在这十年之内，从一九六一年算起，我看还是让苏联去赶美国，我们不过赶英国而已”(P488-489页)。在六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更替吴芝圃主持新四十条的起草工作，他说;“现在他们搞了一个新四十条的草案，这次会议原来的目的不是搞这个，是搞人民公社的性质问题，我派了陈伯达等人去作调查。又请来几位省委书记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一来，他们题目变了，许多人说，是不是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我昨天晚上，跟河南同志商量，他们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只要四年。我们在北戴河写了少者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这个东西我总是动摇着，究竟能不能办到?能不能把农业办的跟工厂一样?产品能够调拨，积累能够调拨。河南说四年，我看四年比较困难一些，我给你们加一倍，八年。山东范县说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看他那个时间太短”。当邓小平说应有一个标准，有高标准、低标准时，毛泽东说;“标准就是鞍钢，郑州的砂轮厂”。当毛泽东说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个我们不要冒险。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你们去议一个标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的供给制还是有共产主义因素的时，毛泽东说;“是呀，还是讲因素，要扫除障碍，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至于那一年准备好，到时候再看”(P492-493页)。在七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说;“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大集体，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社会主义有两种所有制，即全民的与集体的，两者混同起来不利。现在不少干部认识模糊，如果谁说这不是全民所有制，谁就是右倾。全民所有制的集中表现要能调拨，不能作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调拨，就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商品了。不完成公社的工业化、农业工业化，产品不可能丰富，不可能直接交换，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现在的生产关系还是小集体到大集体、由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取消了自留地，经营范围扩大，教育、公共食堂、带小孩都由社会负担，废除家长制，吃饭不要钱，这是大变化。但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一个社、一个县范围内的变化，与社外无关。对全国来讲，还不是根本的变化。公社的性质是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它的主要作用是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同时又体现政权需要保留部分的作用。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不是偶然的。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又大又公，有利于实现两个过渡，也是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基层单位。徐水县是独立王国，许多事情没有和省委、地委商量，省委、地委对它没有办法。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做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报，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要有个商量，领导机关要清醒”(P496-497页)。在九日的会议上，他在谈到指标问题时说;“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要搞四亿吨钢?到一九六二年搞多少吨?(李富春;搞一亿吨。)剩下五年就增加三亿吨，怎么增法?这个纲要那一年公布?(李富春：明年看吧。)我看明年至少看一年，后年是否能公布?这个东西我们内部很需要，没有个目标，没有个方向，是不行的。但是纲要在内部一公布，一传就传出去了，主要是钢、机床、煤、电四项指标吓人。过去我们提的是在十五年或更者更短一点时间总的产量赶上英国，现在提按人口平均赶上英国，是不是还加一个更多一点时间，到那个时间办不到到怎么办?” (P497-498页)在会上，他还就城市办人民公社问题、发展商品生产问题、两个过渡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标准问题，以及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等，从理论到实际，发表了很多重要意见。并口头和写党内通讯，号召干部要读几本马列主义原著，提高理论水平。

　　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说;“我有一些想法，请大家斟酌斟酌。第一，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现在我们乡级以上的各级干部就是要过渡得快，抡先于苏联。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符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第二，十五年规划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这次可以议一下。十年之内需要不需要四亿吨钢?可能不可能搞到?没有把握。任重同志，你给我那个说明不解决问题。四十条传出去很不好，那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谁也不相信”。“第三，这次会议的任务，是为全会作准备”。“第四，划线问题。划线如何划?要不要划?北戴河会议有点急躁就是那个少则三四年、我是受了河南同志的影响。这个东西恐怕办不到，那个时候就搞全民所有制呀!只好改一下。(彭真：农村公社化了，工业化了，向全民所有制转得太慢了，到农民很富了再转也不利。刘少奇：农民穷一点好转。在北京讨论的时候，我的意见是达到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就发工资，达到一批转一批。彭真主张两年转完，发工资。)就是这个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了。(刘少奇：如果这个时候不搞，他什么东西都搞起来了，再发工资，那就很难包了。彭真：搞慢了不利。)照刘少奇和彭真两位的意见，是趁这个穷来过渡，不然他不想过渡了。这个问题今天不讨论”。第五，消灭阶级问题，第六，商品经济问题，“第七，减少任务问题。水利建设，还有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恐怕也要考虑一下。谭震林、廖鲁言同志搞的那个文件，要求全国今冬明春和明年夏天水利工程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还说一定不可少。去年冬季到今年秋季是搞了五百亿土石方，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比五百亿土石方要多差不多三倍。我看这样搞下来，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中国五亿农民，十分之一就是五千万人。如果死了五千万人，那个时候至少我的职要撤掉，你们都可以不撤。那不是撤职问题，我这个头也没有了。你(指曾希圣)是想搞多的，你搞也可以，总是不要死人，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现在才搞到八百万吨钢，就是六千万人上阵，明年三千万吨钢，要多少人上阵?值得考虑。这三千万吨钢，还联系到焦煤、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任务，煤、电、油、运输、化工、森林、建筑材料、纺织、造纸。我们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先少搞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会有断弦的危险“。”第八，人民公社整顿问题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河北同志讲他们现在已经有百分之七八(注;七八十?)的社分配搞得比较好，我是怀疑派。我说如果十个里头有一个人民公社真搞好了，就成功了。不然，这个东西要垮的(P519-523页)”。在二十三日的会上，他又说到指标问题，他说：“恐怕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即把指标降低。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如果一千八百万吨搞不成，我看还要缩小，先搞一千五百万吨。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的降下来(P526页)”。这次会议是为全会作准备的，故没有作结论。，

　　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汉召开八届六中全会。他在三十日的会上说：“北戴河时一股热情，提出明年搞三千万吨钢，现在来看，当中至少有一千万吨是主观主义的。事非经过不知难呀!我现在泼点冷水，但要注意不要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P537页)，全会最后通过的决议中，一九五九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到二千万吨，粮食一万零五百亿斤(P544页)。一九五九年二月一日，他在主持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总结说：“现在看起来，经过去年这一年，已经展开了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我们曾经提过一些不适当的指标，包括我自己在内，这在武昌会议上已经纠正了，就是由三千万吨钢减到二千万吨。还有些指标也定得不适当，脑筋发起热来，想得很多，头脑里有一些胡思乱想”。(P581页)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他在二十七日的会上说;“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应该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我以为主要的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P603页)”。“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除了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外，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和行政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员必须加以缩减。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个重大问题。争人力，是目前生产队同社、县和县以上国家机关的重要矛盾之一(P605页)”。在二十八日的会上，他又说;“这几个月一股‘共产’风潮，引起他们瞒产私分。中央、省、地、县、公社为一方，几亿农民跟他们的领袖队长、小队长为一方，两方面顶牛，绝无例外(P607页)”。三月一日上午八时，他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及与会各同志，信中说：“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的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觉得我的道理有些不妥”，“二月二十七、二十八两天的记录，极有味，极有益。其中有许多批评我右倾和倒退的意见。”建议继续讨论(P612页)。在同日下午的会议上，他又说：“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全国农村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大炼钢铁中的献宝，什么破铜烂铁，都无代价地拿走了。放‘卫星’今年要尽量节制，现在有什么‘体育卫星’、有什么‘诗歌卫星’，还有什么‘收购卫星’、提款‘卫星’。现在有些同志还在想共产主义(柯庆施：大家心里都想早一点搞才好。)早一点好，我也赞成。但是你越想搞就越搞不好，你越不想搞就搞成(P613页)”。在三月五日，最后一次会议上，他说;“人家都没有饭吃，你天天搞共产主义，向富队去共产，这怎么行?这是抡产主义。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至于一平、二调、三收款，根本就是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会影响军心的。头一天，我这炮一放，我说，什么瞒产私分，完全必要，这是我们政策造成的结果。明明是我们以及在座诸公叫他们瞒产私分的，是我们的政策要他们这么搞，叫他们磨洋工，叫他们外逃。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P622页)”。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规定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队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方针(P624-625页)。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陆续阅批了湖北、河南、安徽、湖南、广东等省召开六级(省、地、县、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参加人数有五六千、上万人不等，也包括一些持观潮派和算账派思想的人，将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一竿子插到底，据安徽省委报告;“到会人数为一万零三百七十二人。地、市委书记会议，全部同意主席指示，没有一个人表示异议。县委书记百分之八十以上感到主席的指示及时、英明，但有一部分同志还有不少的顾虑(P628页)”。三月十五日，他又以《党内通信》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我到武昌已经五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注：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总之，要按照群众的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究是行不通的(P634-635页)”。三月十七日，又再次写《党内通信》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P636页)。三月二十日，他在南昌听江西省委汇报六级干部会议情况时说‘七千人还差不多，生产队要来三个，管理区也来三个，下面人少，上面人多，对立面就不强。开会有一种办法，就是要有对立面。以后要用这种办法，不能光听一面之词(P640页)。”三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工业指标时，他说“农村支部书记、农民向我们提出了问题，并且很明显，瞒产私分，搞粮食风潮，我们才开郑州会议。所以，真理总是来自群众，上面的命令不大行得通，就是中间的那一两级作梗，我们的办法叫做上下夹攻中间层”。“工业是不是也这样搞?过去在工业中群众路线推不开，是不是这样一个问题?把工段长、车间主任、车间支部书记作为一个基层对立面，这部分向上面攻，我们就向下面攻，中间那些不适合情况的思想，脱离群众的观点，就可以挤掉，把这些人就教好了。城市是不是可以搞有工段长、车间主任、支部书记占优势的会议?一年开两次，把大问题提出来，夹击区委同厂一级的党委。这样才有检查，才有所谓群众监督。总而言之，事情都是群众在那里决定的，我们这些人是群众的领袖，你得老老实实替他们服务，这叫为人民服务(P652-653页)”。同日，他又以《党内通信》给中央各部委、市委和省委书记们写信说;“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化头脑才能松动，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的，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至极(P653-654页)”。同日，他在阅陶鲁笳报送的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中说到：‘各县所有公社对于郑州会议所提出的所有制问题和‘十四句话’展开了全民讨论’时，他批注：“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竿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全民中去。他们怀着无穷忧虑，怕天下大乱，不可收拾。这个鬼的名字叫‘怕群众’。”在报告中写到‘主席提出的旧账要算、要处理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是群众的一个迫切要求’处，他批注;“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该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P655-656页)”。

　　以上就是《年谱二卷》记载的毛主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主要思想观点。从五八年初支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到五月上旬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算是造舆论和思想发动的阶段;从六月七日冶金部报告说到一九六七年钢产能力可达六千万吨，到六月十八日政治局决定当年要产钢一千八百万吨，算是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从四月间河南省逐平县嵖岈山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成立，八月七日毛主席视察了七里营人民公社后说了“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和七月初湖北应京山县办第一个农村社食堂为标志。算是拉开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序幕，八月十七日北戴河会议后，这两大运动即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形成发展阶段，但这个‘放马由缰’、‘各显风骚’的时间不到三个月;十一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有些人进一步提出要搞‘新四十条’和四亿吨钢和‘新四、五、八’的目标，毛主席就开始泼泠水：十一月末在武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主席提出八个问题‘请大家斟酌斟酌’，明确提出反对实现共产主义的穷过渡，明确反对‘新四十条’是‘务虚名而招实祸’，明确反对大搞水利建设，发出这样搞会‘要死五千万人’的警告，随后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他批评‘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有点头脑发热，胡思乱想’，要求全党保持头脑清醒。五九年二、三月间，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他更明确指出根子就在‘一平、二调、三收款’，严肃批评了‘浮夸风、共产风、平调风’，他宣称要代表五亿农民说话，要坚持‘右倾机会主义’到底。会议终于接受了他的意见，搞了一个‘十四句话’的方针。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他仍一直坚持不懈地为贯彻落实郑州会议精神而奔忙不息，虽然他不好在第一线直接指挥，只好用《党内通信》的方式，多次写信表达他的忧虑和关注。真是殆精竭虑、费尽心机了。

　　纵览以上过程，那里有一点是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的影子？当年的严重错误确实是存在的，但出自于党内那些头脑狂热的人和理论水平低下的人，这些人弄虚作假放‘卫星’，好大喜功搞跃进，一平二调搞共产，强迫命令害人民，好像建设共产主义可一蹴而就，好像真理就在他们手里，他们形成了强大的阵营，诬蔑毛主席等少数真正拥有真理的人是‘右倾’、‘倒退’，如果不是毛主席力挽狂澜，真不知道当时的中国会被他们酿成什么严重恶果。感谢《年谱》的编著者们用历史记录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毛泽东的形象，一个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榜样，一个让全国人民特别是八亿农民感恩不尽、难以忘怀的伟大领袖。有力地驳斥了说毛泽东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了严重错误’的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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