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升号运兵船被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击中后，开始沉没。 1894年10月6日 《伦敦新闻画报》

　　2014年，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祭。对于这场战争的反思，随着更多的史料挖掘而日益深刻和全面。在这些史料中，也包括当时西方媒体对于甲午战争的关注和报道。通过反观当时的舆论报道，尤让我们愤怒和深思的是，面对一场明明白白的侵略战争，在当时的国际舆论中却鲜见对被侵略者的同情。随着战争的推进，报道的“真相”更有黑白颠倒。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日本还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媒体战。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日本开动全部宣传机器为战争服务，他们允许外国武官观战，欢迎外国和本国记者随军采访。用日本政府首脑的话说，利用媒体公示取得舆论支持，就等于战争胜利了一半。今天，我们再回头看120年前西方媒体对于东亚局势的观察和态度，不仅能丰富我们对于历史的思考角度，也能警醒我们自查自省、奋发图强，绝不让历史重演。

　　大战来袭：以“国际公法”之名

　　1894年8月1日，清政府颁发上谕对日本宣战，同一天，日本天皇也下诏对中国宣战，影响此后中日两国命运至深的甲午战争全面爆发。颇值得玩味的是，清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的宣战书中有一点细节用语十分相似。

　　清政府的上谕里指责日本“逾盟肇衅”，说是日本有了一系列“不遵条约，不守公法”的挑衅举动，中国忍无可忍才付诸武力，对日开战。日本天皇的诏书中则称是中国首先破坏了东亚和平，所以日本挥拳出手，要求臣民竭尽全力对中国作战，不过十分显眼地也加了一个前提，即要求上述的举动“不违反国际公法”。

　　国际公法，是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规则，现代意义的国际公法萌芽于近代欧洲，对此，远在东亚的中日两国原本蒙昧无知。直到西方列强横海东来，先后用武力敲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大门后，两个东亚古国在看到了外面世界的同时，才痛苦地明白了此时的天下已更换了规矩。此后，两国开始了程度和目的都存在着明显区别的近代化运动，在处世行事方面都无法随心所欲，而要时刻惦记着国际观瞻和国际公法，惦记着列强的感受。

　　丰岛海战：被日本贿赂来的“合法性”

　　1894年8月1日双方互相宣战时，之所以都郑重提出国际法，正因为一桩不久前发生的国际法事件还处在争辩之中。

　　就在8月1日之前，甲午战争的战火其实已经由日本真正开启。1894年7月25日，先期得到情报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秋津洲”等三艘优势军舰不宣而战，偷袭中国运兵舰船，挑起了丰岛海战。这场战斗中尤为令人震惊的是，日本军舰“浪速”竟悍然击沉了满载近千名中国陆军官兵的英国运兵船“高升”。此后中日两国围绕着“高升”号事件的责任而产生激烈争辩乃至全面战争，“高升”号事件也成为西方人注意甲午战争的一个重要导引。

　　在尚未对人正式宣战时，日本军舰就敢采取偷袭手段暗算对手，而且竟然击沉了一艘被中国租赁来运输军队的英国商船，此事在欧洲世界引起极大的震惊。与中国北洋海军相熟、曾在北洋海军担任过鱼雷艇部队教习的“中国舰队”舰长英国人罗哲士甚至想要请缨作战，为挂着大英帝国国旗的船只遭到屠戮而复仇，“中国舰队”司令斐理曼特一时间也对日本怒火中烧。当时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曾发了一番很能代表西方人普遍观感的议论：“中国没有得罪任何人，她只是一位老者，经过了若干岁月，渐渐变形消失了活力，现在，当她正慢慢苏醒过来时，却被这短小精悍的日本扑到身上。”惋惜、忿忿之情跃然纸上。

　　日本首先挑起战火后，一方面出于对日本偷袭举动的不齿，一方面凭着对中国的既有印象，西方媒体上出现的战火中的中国军队，往往都是较为正面的形象，在新闻画报上出现的中国军人，多是相貌堂堂、纪律严明。对这场东方战争未来的走向和胜负结局，西方世界在最初时刻并不看好小小的日本。

　　怀着中日间可能会陷入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的预期，在中日互相宣战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列强都选择了带有坐山观虎斗性质的中立态度，一起坐观两个东亚国家的战争。

　　然而战争一开始因为丰岛偷袭而在国际观瞻上似乎处于下风的日本，很快转败为胜。日本政府通过驻英使馆贿赂英国《每日电讯》《泰晤士报》等知名报刊的主笔，撰写观点倾向于日本的文章，以此影响西方舆论。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当时曾向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报告贿赂成绩：“除路透社外，几家主要报纸和电讯社都保证了合作。英国权威人士韦斯特莱克公开表示：根据国际法，‘浪速’舰是对的。在德国，《科隆报》的政治通讯员和友好的《大陆报》，也因此而受到影响。你要提供我约一千英镑的特别经费。”

　　同时，日本在重金贿赂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国际法专家韦斯特莱克点拨下，抓住“高升”号轮船被击沉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细节大做文章，即利用“高升”号被袭击之前，日本军舰曾派出军官登上“高升”号，要求跟随日本军舰航行，而船上的中国陆军官兵拒绝投降一事，诡辩称“高升”号的英籍船长因此已经失去了对船只的控制。所以是中国军队控制“高升”号在前，日本袭击在后，事件的性质就变成了日本击沉一艘被中国军队武装控制的英国船。从1894年7月25日世界舆论大哗，英国政府甚至向日本提出抗议照会开始，到了中日正式开战后一周左右，西方舆论已经在日本的外交努力下发生偏转，比如《泰晤士报》当年8月6日就刊登牛津大学教授、法学博士胡兰德的意见：“许多报纸的愚蠢社论仍然充满‘海盗行为’‘不宣而战’‘对英国国旗的侮辱’‘严惩日本军官’等浮躁文字，实在不可想象。”

　　“重庆号”事件后：西方眼里的中国传统印象渐远

　　就在因“高升”号而起的西方舆论对中国的同情心变得越来越不占上风之时，8月间，在天津突然发生了中国士兵闯上英国商船“重庆”号拘捕在船的日本人事件，西方舆论开始批评这种对中立国船只的冒犯行为。继而，9月间清军陆军主力在朝鲜又一溃千里，败出朝鲜半岛，且似乎根本没有再组织有效作战的能力，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开始变得每况愈下，原本一个近代化中的古国，渐渐变为一个“不思进取、政府效能低弱”的颟顸国家。日本则适时地鼓吹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之战”，积极颠覆此前西方人头脑里中国是东亚代表的印象。

　　旅顺大屠杀：被日方颠倒的黑白

　　1894年11月21日，日本第二军仅用一天时间就攻占了有远东直布罗陀之称的中国重要军港旅顺。因为旅顺地处濒海绝地，防御崩溃之后，很多军民无从逃散，日军从21日当天开始了长达四天三夜的大屠杀，中国军民两万余人遇难。很多前往战地观战的西方媒体记者为之震惊，美国《世纪》报刊登的评论显示，西方人因为此事对日本的观感又立刻大步退回：“日本是披着文明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今天已经摘下了文明的假面具，暴露了野蛮的真面目。”

　　旅顺大屠杀事件被西方媒体报道后，日本政府立即进行各种补救措施，最后日本形成了一套解释此事的格式说明，即因为在进攻旅顺的战斗中士兵们发现有战友的尸体遭中国军队的屠戮，因而心生愤恨，所以攻占旅顺后才会发生报复性的枪杀，同时强调在旅顺被杀的主要是脱掉军服、混装为老百姓的中国军人。几十年后日军解释南京大屠杀时，也仍是类似的模式和套路。

　　日本针对旅顺大屠杀的“救火”行动，一直持续到1895年来临，此时日军又踏上山东半岛，作为中国三十年洋务自强运动结晶和象征的北洋海军在威海刘公岛畔全军覆没，清政府的战局愈发不可收拾，最后被迫谈判、签署了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彻底的战败结束了甲午战争。

　　战后：西方舆论一边倒

　　甲午战争后，西方舆论则开始投入胜利者一侧，各类媒体常刊登文章，嘲笑失败者，赞扬胜利者，小小的日本国终于渐渐自信地站到了世界强国的舞台上。

　　1897年2月12日，美国纽约研究生医院的病房中传出一声枪响。曾在北洋海军任职、参加过甲午大东沟海战的美国人马吉芬在这一天自杀。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马吉芬1885年来华求职，从此在北洋舰队中任职，担任过学堂教习、军舰大副等官职，当他于1894年末因为大东沟海战中的战伤归国后，被四周的舆论所困扰。对甲午战争，美国社会舆论和当时的西方舆论一样，是分辨不太清楚战争爆发原委的，只看到了最后的结果。马吉芬愤愤不平地在美国报刊上撰文，并各处演讲，将他所亲见亲历的北洋海军的真实战斗情况介绍给大众。这位喋喋不休宣传中国海军也曾英勇战斗，也不缺乏牺牲的勇气和壮烈事迹的美国人，竟被舆论当作了疯子、狂人，认为是他头部的战伤使得他精神错乱。最后，马吉芬自杀，留下了“主啊，请你不要小看我”的临终忏悔词，穿着一身北洋海军军服，盛殓在铺盖着黄龙旗的棺柩中下葬。

　　甲午战争后，美、英都对发起侵略战争的日本投去青眼，而打了败仗的中国则面临列强割地狂潮的到来。对中日间的甲午战争，大量西方人的观感从一开始即被新闻所牵引，他们不知道也没有兴趣深入研究战争的原因，而只是对平静如水的世界上突然传来了充满铁血杀戮的新闻感到兴奋，为中日韩这个远东火药桶的引爆而议论，所有的是非曲直，被侵略发起者的媒体、外交攻势所模糊，最终落得个胜者王侯败者寇的结果。

　　愤愤不平而报以一死的马吉芬可能并不知道，多年前他到中国求职时，那位上下打量他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早在几十年前就对国际大势有过如此一段感慨：

　　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而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摘编自《甲午一百二十年祭》，马幼垣、杨国强、姜鸣、艾尔曼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

　　（陈悦 海军史研究会会长、海军史专家。著有《北洋海军舰船志》《近代国造舰船志》等。）

　　图片说明：

　　我看到一枚鱼雷从日本战舰发射出来，紧接着日舰的六门炮同时开火，在鱼雷命中目标时，这几门炮已经发射了两轮。鱼雷击中了我舰正中，很可能是装煤的燃料舱……我想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刻从船上跳下海的。我一边游泳一边看着我们的船开始下沉……这个时候日舰一直在不停地开炮……我看到一个装满士兵的小船从日舰上被放下水，我还以为他们是来救我们这些幸存者的，可悲惨的是我完全搞错了，他们把子弹射向正在被淹没的船上的人们。

　　（德国人冯·汉纳根时为李鸿章的军事顾问，日舰击沉“高升”号时，他正在“高升”运兵船上）

　　（图文摘自《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体观察》，万国报馆编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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