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决议》各时期版本

　　用什么样的文化武装官兵，培育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关系军队灵魂、性质、宗旨、力量、前途与命运，是建军治军的大问题、深层次问题。《古田会议决议》的一个重大价值和意义在于：在我军历史上，首次系统完整地分析和回答了这个问题，论述了克服各种不良习俗和错误思想，用无产阶级文化武装官兵的极端重要性，阐明了人民军队文化建设的任务、途径和方法，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信仰之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从文化层面思考回答我党建军治军之道的开篇之作

　　我党对人民军队建军治军规律的探索与思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过程。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虽然提出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等要求，但其重点是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党的二大、三大看到了农民的巨大作用，对于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由于“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因而缺乏这方面的认识与实践。

　　国民革命时期，特别是从参加黄埔军校建校治教开始，经过东征和北伐，我党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伐军各军担负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到1926年12月已达1500人左右。这一时期我党的军事活动，主要围绕建设由国民党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和进行国民革命战争展开，对于如何建立和建设由我党直接领导的人民军队，虽然作过初步尝试如创建叶挺独立团等，但总体处于重视不够、认识不够的状况。

　　我党真正认清建立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并自觉探索建军治军之道是从创建红军(最初为工农革命军)开始的。从1927年8月至1928年夏，我党先后发动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100多次武装起义。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和文化上改造成为坚决听党指挥、具有高度思想觉悟、组织纪律和战斗力的强大人民军队，成为这一时期我党探索建军治军之道的中心课题。三湾改编则着重从组织和制度层面为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新型官兵关系、增强部队团结统一和战斗力、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和制度基础。

　　《古田会议决议》着重从思想和文化层面思考和回答了这个问题，为把我军真正建成人民军队奠定了深层根基。要看到，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仅要解决组织和制度问题，还要解决深层次的思想和文化问题。再好的组织框架和制度设计，若没有高度的思想认同和文化支撑，在执行中也会大打折扣甚至落空。我军建军之初，“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军队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等原因，小农文化、小资产阶级文化、封建文化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文化在官兵中有较大影响，并集中表现为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毛泽东把红军内部思想和文化的斗争概括为“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强调指出，唯有坚决斗争，彻底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才能担负起中国伟大革命给予红军的任务。《古田会议决议》坚持和发挥了毛泽东这一思想，全面系统地分析了红军党内存在的八种错误思想及其根源，提出了纠正的途径和方法，为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设强大人民军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文化基础。

　　创立和发展我军先进文化的奠基之作

　　《古田会议决议》在分析批判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观点、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这八种错误思想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为我军先进文化的创立、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核心框架、思想基石和文化底色。完全可以说，我军在长期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以战略战术原则、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念及其相应的政治道德思想、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等为主要内容的军队先进文化，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是对这些重要观点的丰富、发展和深化。这些观点主要有：

　　“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观点。《古田会议决议》分析批判了“军事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单纯军事观点，明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以此为基础，我党和军队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如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军队要听党的话，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政治原则，是我们军队的军魂，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问题上，我们要头脑特别清醒，态度特别鲜明，行动特别坚决，决不能有任何动摇、任何迟疑、任何含糊等等。这些思想深刻回答了“我军听谁指挥”的问题，展示了我军先进文化内蕴的坚定政治立场。

　　“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观点。《古田会议决议》分析批判了“红军职能任务”问题上的单纯作战思想，强调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以此为基础，我党和军队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如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唯一宗旨和最高准则;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一切向人民群众学习，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军队要贯彻以人为本的建军治军理念等等。这些思想深刻回答了“我军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展示了我军先进文化内蕴的根本价值追求。

　　“注意调查和研究”的观点。《古田会议决议》分析批判了“根本思想方法”问题上的主观主义思想，认为主观主义在红军党内的存在与发展，对革命非常不利，明确指出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以此为指导，注重社会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以此为基础，我党和军队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如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要反对本本主义，坚持“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反对本本主义的主观主义态度，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实事求是态度;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中国革命能够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等等。这些思想深刻回答了“我军如何认识和实践”的问题，展示了我军先进文化内蕴的鲜明思维特色。

　　“注意阶级利益、党的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观点。《古田会议决议》分析批判了“个人与阶级和党的关系”“个体与整体的关系”问题上的个人主义思想，认为红军党内存在的个人主义，或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考虑问题，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或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或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或过多考虑个人享乐，不愿意过物质匮乏的斗争生活，表现为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离队思想等种种倾向，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于革命和斗争极为不利。以此为基础，我党和军队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如红军是工农的军队、党的军队，是一个有集中指挥和统一训练的武装集团，必须把阶级利益、党的利益、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才能创造铁的红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是共产主义精神，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革命军人要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处处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做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我们要坚持和发扬等等。这些思想，深刻回答了“我军追求和践行什么样的道德”的问题，展示了我军先进文化内蕴的基本伦理原则。

　　探索和揭示我军先进文化传播规律的经典之作

　　文化是群体的思想和价值观，标识的不是个体而是群体的精神状态。也就是说，知识、观念、价值观、精神只有被群体所认同、接受并成为自觉行动甚至生活方式，才能成为一种文化。《古田会议决议》的一个重大文化贡献在于：不仅分析批判了红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先进观念和思想，而且还围绕“如何传播这些先进观念和思想”，使之成为红军官兵的思想共识、价值认同和精神家园即成为一种文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思考，准确揭示了红军在这方面存在的现状及问题，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全面系统阐述了我军先进文化传播的对象、形式、方法及组织等内容，多方面多层次深刻揭示了我军先进文化传播的规律，为大力传播先进文化、推动先进观念和思想进入官兵头脑、心灵和行动，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与政策基础。《古田会议决议》在探索和揭示我军先进文化传播规律方面的历史性贡献主要在于：

　　深入分析阐明了我军先进文化传播的基本对象。《古田会议决议》阐述的传播对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军队党员干部。他们是领导力量、中坚和骨干，在中国革命战争和红军建设发展中发挥着引领和带头作用。二是军队士兵。他们是从事革命战争的主体力量，是红军建设发展的基石。三是广大群众，主要包括工农群众、城市贫民(中小商人与学生)、游民等群体。他们是革命军队的深厚力量源泉，是推动中国革命的根本力量所在。

　　深入分析阐明了我军先进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古田会议决议》针对不同的传播对象，着重阐述了三种不同的传播形式。一是对党员干部主要采用“教育”的形式。强调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二是对士兵主要采用“政治训练”的形式。要求围绕19个方面的内容，“很艺术地编制课本，作对士兵的训练材料”。三是对广大群众主要采用“宣传”的形式。阐述了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群众。

　　深入分析阐明了我军先进文化传播的手段方法。《古田会议决议》在阐述三大传播形式的同时，还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手段方法。与党内教育形式相适应，提出了18种方法;与政治训练形式相适应，提出了8类方法，各类方法中又有若干更为具体的方法;与宣传形式相适应，提出了10种方法。这些手段方法，是在深入分析红军在这方面存在的缺点与不足，系统总结成功经验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为解决红军思想和文化建设问题，促进革命事业顺利发展而服务的，在目的归旨上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是与不同的传播对象、传播内容、传播形式相配套相适应的，在目标指向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包括谈话、上课、讲故事、演讲等口头传播方法，传单布告报纸杂志书籍等纸质传播方法，上门板、捆禾草、群众集会以及开会等行为传播方法，在种类结构上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规定得非常明确细致，如关于上政治课的教授法，就列出了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由近及远、说话要通俗、以姿势助说话等十方面要求，在具体运用上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深入分析阐明了我军先进文化传播的组织保证。《古田会议决议》认为：“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宣传队若不弄好，红军的宣传任务就荒废了一个大的部分”。强调指出要从理论上思想上纠正一些官兵把宣传人员看成是“闲杂人”“卖假膏药”等轻视宣传工作的错误观点，把宣传工作真正作为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改造宣传员成分，纠正把火夫、马夫、俘虏兵甚至吃鸦片者等水平和成分差的人塞进宣传队以至于宣传队成了“收容所”的错误做法，从地方政府选派进步分子和从各部队士兵中挑选优秀分子参加红军的宣传队。要求在全军各级健全完善宣传机构并明确规定了红军宣传队的人员编制、组织关系、主要任务、人员选拔、费用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为提高我军先进文化传播的质量效益，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总之，《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军先进文化建设发展史上的一部经典文献，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极其丰厚而珍贵的文化遗产，它所确立的文化分析方法、先进文化观念以及对文化传播规律的深刻见解，不仅深深影响着我军文化建设和思想发展的前进方向与历史进程，而且对当代中国军队建设发展也有诸多文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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