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当时，中央红军遭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党内“左”倾领导人坚持其错误领导，无力改变中央红军面临的危局，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险。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进行批评和纠正，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实上形成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从而在生死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由严重失败走向复兴和胜利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转折点，其巨大的历史功绩和深远作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历史的进程。今天我们纪念遵义会议，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回顾遵义会议经过及其影响，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实事求是，是遵义会议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党制定正确方针政策的思想基础，务必坚持。

    　遵义会议是为挽救危局而临时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其主题是批评和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对博古、李德的批评，实际上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会上大家的发言，主要是批评他们的领导和指挥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遵义会议批评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决定取消“三人团”，在军事和组织上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对中央领导层和红军将领触动很大，使他们认识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而会议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让他参与军事领导工作，则直接推动了实事求是在全党的贯彻落实。时至今日，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组成部分，是与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政治地位的上升有着密切联系的。

    　新的历史时期，实事求是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为此，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阶段推进改革发展、制定方针政策，“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都要充分体现这个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坚持一切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同时，我们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对此，我们要牢记于心、付之于行。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既不能超越现实，急于求成，也不能故步自封，落后实际，而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第二，独立自主，是遵义会议的一大特点，也是党领导取得各项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必须继承发扬。

   　 遵义会议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重大问题的先例。遵义会议召开时，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已经中断，无法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这种客观形势逼迫党必须改变原有的工作模式，自主地去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没有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客观上反而有利于党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选择。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磨炼，党已经有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在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卓越领导人；张闻天、王稼祥等曾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领导人，也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中觉悟，认识到固守教条不行，必须改变过去的思维和做法。于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召开并主导了遵义会议，第一次独立自主地作出了战略决策、改选了领导人。历史证明，遵义会议的决定和选择是正确的。由遵义会议彰显的独立自主精神，之后成为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常态。经过长征，随着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党逐渐形成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优良作风。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已经探索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中国也面临着“西化”“分化”乃至和平演变的危险。在这种背景下，党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现阶段，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体现中国人应有的定力和自信心，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这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三，敢于担当，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关键因素，也是党胜利前进和发展的基本要素，应大力倡导。

    　遵义会议前后，面对敌人的重兵围追堵截，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处境极其艰难，危在旦夕。当时，唯有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领导，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生机。但是，当时作为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博古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而是依然延续教条主义的领导。面对危急形势，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没有回避和退缩，而是敢于担当，毅然对“左倾”错误提出批评。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红军攻克遵义后，他们又奋起挽救危局，不仅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而且在会上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指挥错误进行严厉批评和及时纠正，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领导。当时，博古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李德是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和其他与会者不顾个人得失，对他们的错误毫不留情，提出尖锐的批评。这的确承担着很大风险，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气魄。事实证明，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对于党的发展至关重要，有利于及时纠正党内出现的各种错误倾向，从而保证党的领导方向的正确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党内一些人缺乏担当精神。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甘愿做“圆滑官”“老好人”“推拉门”“墙头草”，喜欢“和稀泥”。对于工作中的问题或错误思想苗头，他们不是去直面应对、及时解决，而是明哲保身，极力回避，以至贻害无穷。对此，我们必须要下大力气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领导干部必须要“敢于担当”，把“敢于担当”作为好干部的五个条件之一，认为“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倡导“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的执政理念。这是很有针对性的，其目的就是要求广大领导干部要在工作实践中，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目前，“中国改革经过三十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我们尤其要倡导敢于担当精神，有所作为。

    　第四，顾全大局，反映了遵义会议期间党的领导集体的崇高精神品质，应成为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切工作的重要准则。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能够实现这一转折，一个重要原因不可或缺，就是党的中央领导层普遍能够顾全大局，具有为党负责的高度的政治觉悟、大局观念和责任感。这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领导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从党和中国革命利益与大局出发，超越个人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主导了遵义会议的方向，并深刻影响了与会的其他人，从而形成克服“左”倾错误的合力。即便是受到严厉批评的博古，也能够以大局为重，严格遵守会上通过的决议，并根据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主动交了权。据伍修权回忆，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的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应有的品质。”这保证了中央领导层的平稳过渡，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

    　难能可贵的是，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在遵义会议之后得到了延续。虽然当时毛泽东还不是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但他参与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决策，他的主张和意见大都成为中央的意志和决议。邓小平曾就此指出：“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遵义会议前后，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不顾及职务、权力、名誉、地位，以革命大局为重，表现了崇高的革命品德。正是他们追求真理、维护真理的崇高品质和为党负责、顾全大局的态度，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当前，党中央就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总体规划和设计。这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就要求广大领导干部心怀全局观念，处处顾全大局。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无论做什么决策，干什么事情，“都要从全局看问题，首先要看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否符合全局需要，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要真正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的所作所为真正符合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要求。

    　第五，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遵义会议期间践行党内民主的主要方式，在我们今天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应广泛开展。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党内民主的典范。遵义会议对错误路线的纠正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民主讨论的酝酿过程。之前，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讨论，已经对“左”倾错误有了初步认识和纠正。遵义会议期间，对“左”倾错误的批评和纠正进一步深入。突出的表现是，针对博古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缺少从主观上检查自己领导责任的错误认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发言完全否定博古的“正报告”，批驳其对错误的辩解。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李富春等也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展开批评，从而形成遵义会议集中批评“左”倾错误领导的局面。

    　正是通过发扬党内民主，广泛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遵义会议最后决定了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分工及军事战略上的改变等。这些决定是遵义会议集体讨论的结果，是党内民主的结晶，在根本上挽救了党和红军，影响深远。综观遵义会议全过程，可以看出，它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能够做出影响深远的决定，是和广泛的、充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民主决策达成科学决策的典范。

    　现阶段，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征程上，必然会面对许多复杂情况和问题，也会面临一些突发偶发事件。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除了需要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之外，还应该大力发扬党内民主，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既深刻剖析和检查自己，又开展诚恳的互相批评，触及思想和灵魂。”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更好地应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挑战。

  　  遵义会议尽管已经过去80年了，但是，它所彰显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于担当、顾全大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不朽的，依然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今天我们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不仅要着眼于总结历史经验，更重要的是要发掘遵义会议精神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指导意义，增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信心和决心。如是看，遵义会议意义深远，遵义会议精神长存！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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