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香港特区《亚太防务》杂志报道，中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美国情报机构曾秘密对中共及其解放区进行了一系列渗透活动，涉及中国国民党当局乃至苏联，其精彩程度不亚于谍战大片。

寻求与中共合作

　　早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军情报人员便经常以“使馆武官”的名义在中国各地进行情报搜集工作。当时罗斯福总统曾指派陆军上校威廉·多 诺万领导独立的情报协调局，负责研究一与中国联合对抗日本侵略的可能性。这一工作少不了中国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军统的协助，它在全国有300多个工作 站，美国有意利用蒋介石的情报网从事对日情报工作。

　　为提升情报搜集和分析能力，在罗斯福的要求下，1942年6月13日，美国情报协调局更名为“战略情报局”(OSS)，专门从事敌后作战和情报 搜集，它在远东战区的主要工作是搜集日军信息并进行研究，同时在日占区进行破坏活动。1943年，美中签署“特殊技术合作协议”，在34个项目，中进行合 作，共同对抗日本侵略。根据该协议，“中美技术合作所”(SACO)正式成立，美方负责人为海军上校马里·梅乐斯。

　　此后，美国战略情报局便开始在中国各地广布情报网。1944年10月，阿伯特·魏德迈被任命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在华情报工作取得迅猛发 展。最初美国在华特工仅106人，到1945年增至1891人，特别是纳粹德国投降后，美军将更多人力派到远东工作。1944年10月至1945年9月， 美国在华情报工作由陆军上校理查德·赫普勒直接指挥。

　　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华总部设在云南昆明，当时由陈纳德指挥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第14航空队驻扎于此，因此战略情报局在该航空队参谋处情报科的基础上 成立了独立的情报处，并在美中合作协议之外自由行动，不受军统负责人戴笠的节制。罗斯福总统之孙、海军少校昆廷·罗斯福被任命为美国战略情报局驻重庆代 表，充当该局与魏德迈之间的联络官。

　　美国一方面与重庆国民政府合作，另一方面也认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对美国对日作战有帮助，因此美方应与中共建立联系。在罗斯福总统的 强烈要求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美方在中共边区设立机构。1944年7月，美国在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延安派驻军事观察小组，这就是著名的的“迪克西使团”， 它由16名军官和士兵组成，负责人为包瑞德上校，另有包括罗慕雷中校在内的5名战略情报局成员，以及谢伟志、卢登等两名外交人员，这两人的正式头衔为美国 驻华使馆秘书。

　　迪克西使团的任务是调查中共武装的战斗力、中共对日情报工作、中共领导人背景、中共将采取的行动以及评估苏联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影响等。该使团 从1944年起就与中共高层进行秘密会谈，讨论双方的军事和政治合作。根据美方1944-1945年的情报评估，中共最大的战略目标是在中国东北展开对日 游击战，并与南下的苏联红军合作控制满洲。

　　二战期间，美国在华情报机构中出现了强烈主张与中共合作的声音，除上面提到的谢伟志和卢登外，还有在华工作多年的外交官卡尔逊、戴维斯及华盛顿 的范宣德等人，尽管如此，白宫的对华政策仍倾向于支持蒋介石。据中国台湾地区《中国时报》报道，美方之所以将驻延安代表团称为“迪克西使团”，是因为“迪 克西”是指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脱离联邦的南方叛乱各州，就此而言，华盛顿没有否定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

在华大建情报网

　　1945年初，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当苏联同意对日宣战后，美国在远东的作战计划便作出重大调整，美国与中 共交往在军事上显得不再重要。此时华盛顿的当务之急是准备进行登陆日本本土作战，美国在华情报人员的核心任务是配合美军登陆日本。

　　1945年，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华工作范围因战争需要扩大，美军在浙江省和陕西省设立分处，前者负责对华南日占区进行情报活动，后者负责搜集盘踞 满洲的日本关东军的情报。远在华盛顿的战略情报局长多诺万高度重视在华行动，他曾三度来华视察，并拨出3700万美元作为在华人员的活动经费，而战略情报 局当时全年的经费预算不过5700万美元。然而，当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完全出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预料，赫普勒上校在发往华盛顿 的密电中竟表示：“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我)甚至来不及穿上裤子。”

　　日本投降后，美国驻华情报单位的工作对象逐渐改变。1945年9月20日，美国新总统杜鲁门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并将该局人员并入国务院，另有 超过9000名海外特工并人国防部，缩编为“国防部战略情报组”。1945年11—月，这个新机构的驻华总部随着魏德迈领导的参谋部从昆明迁往上海。为扩 大其工作范围，美方在北平(今北京)、天津、青岛、南京、沈阳、广州、香港、汉口及台湾等地设立分处。赫普勒上校下台，改由戴兰尼中校接替其在华工作。

　　由于情报搜集和分析的必要性，1946年1月22日，杜鲁门总统指示将战略情报组等特殊单位并人中央情报调查组，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它的主要工作不仅是搜集1946年5月3日前驻扎在满洲的苏联红军的活动情况及苏联在亚洲的军队部署，同时也负责监视中共武装的动向。当时该机构奉命对中 共内部进行渗透，同时也对英法等盟国在亚洲的情报网进行渗透，例如美国对在香港的英国军情6处(Ml6)所属的情报机构进行过调查。

不是中共的对手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负责人赫普勒就要求魏德迈提供飞机;向满洲及朝鲜半岛紧急空降特工。赫普勒强调此举必须 在苏军抵达前完成，空降的美国特工必须立即渗入日本关东军指挥部，先行建立一些永久性的情报工作站，夺取各种重要文件，同时敦促日军及伪满高级将领和官员 向国民政府投降，而这项行动的借口是“抢救囚禁在满洲的盟军战俘”。由于该行动的每个特遣分队均以“鸟”为代号，所被称为“多诺万鸟”行动。

　　1945年8月16日，一支由7个人组成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特遣分队空降在满洲最大的城市奉天(今沈阳)附近。同年9月中旬，他们在完成解救当地 盟军战俘的任务后，丝毫没有撤退的意思。当时苏军奉天警备司令科夫通·斯坦科维奇(国民党文献称之为“高夫通”)少将对他们的行踪了如指掌，因为这些美国 特工在当地的活动威胁到苏联的利益，于是斯坦科维奇向其发出“必须在48小时内离境”的通牒。该分队被迫于10月5日搭专机返回北平。

　　1945-1949年，中国内战如火如荼进行之际，美国政府决定全面支持蒋介石，将过去其所搜集的有关中共的各种情报和信息交予国民党当局。此 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受到蒋介石的委任，在中国各地战场上从事空中侦察和摄影;协助国民党军作战。至于由陈纳德所率领的第14航空队，变为中情局在华特别空运 部队，专门负责为国民党军从事空运工作，并多次在中共解放区空投特工。

　　1946年4月，苏联红军撤出沈阳后，美国情报单位终于有机会在中国东北建立情报网。沈阳的美国情报站由辛洛伯领导，其代号为“海外研究第44 分队”，设在城内一家美国公司宿舍里，外面悬挂着美国陆军联络组的招牌。后来美国在沈阳设立领事馆，各种秘密情报行动便在领事馆的掩护下展开，例如 1947年美国派驻沈阳的总领事哈伯德就是一名中情局官员。中情局还在长春、安东(今丹东)等东北城市设有分处。这一时期，中情局在华的大部分工作站均以 “美军联络组”为名，依靠来自美国第7舰队的补给和支援，这些工作人员后来有不少人挤人中情局总部，成为重要官员。

　　值得一提的是，借助中国东北情报网，美国特工不仅向中共解放区进行渗透，还企图混入苏联驻华机构，甚至经中国东北向苏联远东及蒙古国、朝鲜等国 渗透。然而，中情局的驻华特工普遍没有前辈那样的工作经验，他们中一半是从美国本土“空降”来的官员，如哈罗德·雷特、胡戈·雷德蒙，另一半是刚从大学毕 业的青年，如纽顿、麦尔等，难以应对情报战能力极强的中共。1948年解放军控制东北全境后，中情局在当地的特工无一漏网。1949年11月，被捕美国特 工在沈阳接受了人民政权的公审。

　　在与中共的较量中，中情局低估了这个具有丰富革命和游击战经验的对手。由于中共多年来致力于地下工作者的训练与培养，建立起几乎无所不在的情报 网。他们不仅打入国民党的各级情报机关，甚至连美国驻华机构和中情局在华工作站中都有中共的地下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地下党还进入美国驻重庆使馆， 那里是美国负责对中共进行情报战的中枢机构。

　　有专家指出，在对美情报战中，中共之所以能占上风，主要归功于周恩来。早在建党之初，周恩来便一直负责地下情报工作，其助手包括叶剑英、王炳 南、李克农等中共要员。周恩来早在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时便成立“特务工作处”。回顾中共派遣地下党前往国民政府和美国中情局渗透的历史，最成 功的是潘汉年、熊向晖、阎宝航等人，他们为中共情报工作立下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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