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说起

马寅初是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解放前历任北京大学教务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山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

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l，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20‰。

马寅初认为这种增长实在是太高了，如此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将有26亿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

1955年7月，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提议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讨论。

按马寅初的说法：“小组会上除少数人外，其余的代表们好多不表示意见，好多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认为我所说的是马尔萨斯的一套，也有的认为说话虽与马尔萨斯不同，但思想体系是马尔萨斯的。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我认为都是出于善意，故我自动地把这篇发言稿收回，静待时机成熟再在大会上提出来。”

反对者包括时任浙江省长沙文汉、副省长周建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委李世豪、纺织部副长张琴秋、文化名人宋云彬、杨思一、冯雪峰等。支持马寅初的包括邵力子和竺可桢。

当时的马寅初除了许多社会兼职，还担任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以饶漱石为主任的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校长。他经常参加由毛泽东或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也经常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和其他方式的座谈会，还列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配有秘书、警卫、厨师，独家住院和与毛泽东、宋庆龄等领导人相同的吉姆车，1955年国家实行工资制度，马寅初是行政三级，与全国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同一级别（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为二级），可见马寅初当时的地位有多高。

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毛主席这个话引起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计划生育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毛泽东传》，第625页）

3月1日下午，马寅初在会上发言说：“我听了两次毛主席的谈话，他对中国人口问题有深刻的了解，也有很正确的地方，他主张我们中国人口控制在六亿左右。”“我们的最高领袖毛主席对人口问题有同样的看法，这是一件可喜的事，他所见所闻远比我广，得出的结论一定更正确，因此我对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如按百分之三的增长率来算，中国六亿人口，十年后有八亿一千万，十五年后有九亿三千万，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那是不得了！那有好几个问题要发生了，第一教育，现在我们就有五六万人不能升大学，还要房子，老师也来不及。五十年后二十六亿人口吃的东西怎么办？上山去开荒？向外发展嘛！那就不能和平共处，我想政治界人士对和平共处也要想想这个问题，要看到五十年以后怎么样？”

为回应马寅初的发言，毛泽东又说：“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能够使他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法。”（《中国计划生育全书》，第131页）

此后，马寅初在许多场合发表和宣传计划生育。

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30‰，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总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

此话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见到马寅初时，严肃地对马寅初说：“不要再说这句话了。”马寅初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马上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公开做了自我批评。后来，他在撰写《新人口论》时，就确实没有再提出上述观点。

6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全文发表于7月5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从10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和控制人口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问题。

事实上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有较大差别。

毛泽东讲的是计划生育，是有计划的生产。是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增加一点，有时候减少一点，是根据社会发展波浪式前进。

马寅初是从唯心主义出发，通过不完全的人口增长数据，用唬人的五十年后26亿人口无法解决粮食、教育、住房等困难，由人多地少的矛盾得出中国要靠侵略人家向外发展的结论。在这个理论下，提出非控制人口不行，否则无法和平共处的结论。

事实证明，计划生育是必要的。中国即使不计划生育，也不会在五十年后达到人口26亿。通过适应社会发展，有计划的控制人口，中国完全可以达到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合理增长。

马寅初被批判是“双反”运动中的必然

马寅初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有名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民主人士，是当时民主派人士与共产党合作的典范。

1958年，党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国进一步展开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改进整个国家工作，促进全民大干劲。

由原来铁道部副部长职位改派到北京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副校长的陆平，在北京大学动员后，北京大学张贴出22万张大字报，并召开“双反”运动誓师大会。冯友兰、翦伯赞、游国恩、王力、王瑶、林庚、周祖谟、傅鹰等老教授受到批判。

树大招风，马寅初作为北大校长并担任众多政府和社会职务，又是经济理论家，它的观点必然会有不同意见。 

3月底，经济系二年级学生朱正直等13位同学给马寅初张贴了一张题为《马老教导我们三大主义》的大字报。批评马寅初“三大主义”，即北大主义、资本主义、个人主义。

4月1日，马寅初针对学生们的大字报，写了题为《我对经济系二年级谈话的内容》的大字报。

4月3日，董玉昇、朱正直等12位学生又张贴了《马老应正视错误》的长篇大字报，指出马寅初的大字报是对学生的“反批评”。具体罗列批评了马寅初三个问题。第一，民族资本家在新中国以来一般都赚了钱，而马寅初“说他们都没有赚钱”。第二，在公私合营中的公、私之间不正常的关系中，本来是私方应该负极大责任的，但马寅初“认为公方与私方负相同的责任”。第三，马寅初代表资本家的利益，批评政府限制上海针织业盲目发展的政策。

4月19日，《光明日报》以“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的方式，选登了两张批判马寅初的哲学和人口论的大字报。

不少的文章提出批判马寅初是陈伯达或康生，其实根据北京大学历史记载，陈伯达只是在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隆重举行纪念建校60周年报告会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及其他学术界人士等应邀参加了大会。陈伯达接受邀请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继续改造北京大学，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为题作了演说。陈伯达在谈到批评不够时说：“那些在解放前已经有系统地形成一套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的一些教授，例如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等人，不经过深刻的批判，或者他们没有进一步进行深刻的系统的自我批判，那就不可能设想，他们能够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其中没有点过马寅初的名。

康生只是在1958年7月16日到过北京大学，参观了物理系半导体工厂、数力系电子计算机工厂和化学系化工厂，没有召集大会作报告。（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第639页）

所以，1958年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双反”运动中受到群众大字报的批评和批判，与陈伯达、康生没有关系。

马寅初参加运动的积极行为导致了批判的深入

马寅初有句话说“《光明日报》不光明”。

1957年4月1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决定，《光明日报》完全由民主党派独立自主来办。由于章伯钧和储安平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先后有了“政治设计院”和“党天下”的发言，被当作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后，11月11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马寅初等举行会议决定正式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的《光明日报》社社长职务和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决定任杨明轩为《光明日报》社社长，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杨明轩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陈此生是著名文化人。

《光明日报》在新开辟的“读书”栏目第3期上以“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的方式，刊登了韩佳辰《“团团转的联系”不是唯物辩证法——评马寅初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和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周家本、强重华《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两张大字报。（韩佳辰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

 

马寅初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再谈我的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一文进行申辩。《光明日报》在马寅初文章前加了一个“编者按”。此后，批评马寅初的文章越来越多。

而5月31日刊发的《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座谈马寅初的学术思想，一致认为马寅初的观点都是错误的》等文章开始以否定态度对待马寅初。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还对马寅初的著作“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做了讨论，着重批评了马寅初的“综合平衡理论”和“新人口论”，“一致认为马寅初在这一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观点、方法都是错误的”。（光明日报，1958年5月31日，第3版。）

6月1日，《光明日报》以“学术动态”综述的方式发表《是无产阶级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学术界对马寅初论著展开辩论》，介绍《经济研究》、《教学与研究》、《计划经济》刊登的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将批判的调门进一步升高。

6月6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论述人口和就业问题的署名文章，该文直接点名批判了马寅初的人口观点。从6月6日到7月8日一个月多点的时间里，又用8天的报纸刊登了16篇评论和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全国各报刊公开发表30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与《光明日报》合计67篇。

即使这样，马寅初的地位仍然没有动摇，经常出现在同内外活动上。在这个全民批判和被批判的时代，上到国家领导人，下到平民百姓，人人都可以拿起笔批判别人，人人都难免被批判。马寅初不仅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还经常预告自己的下一篇文章。

后来，马寅初在《新建设》（1949年8月由民盟中央费青等人在北平筹办的杂志，归《光明日报》社领导）上发表一篇长达五万字的文章，用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来科学地解释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同时以附加声明的方式，公开 “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

马寅初在文中提到“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来示一个范，使我们也可经常学习。”

这篇文章再次点燃了批判的战火。

到1960年，《新建设》、《光明日报》、《经济研究》、《厦门大学》等发表了一百多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

1959年12月19日，《新建设》杂志编辑部给北京大学党委发来了一封公函。要求北京大学党委会澄清马寅初文章中关于“马先生提到他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还作过文章批评马克思。他又说，在那年他以实际行动否定了他自己的阶级。文中还提到自那年起，直到现在，他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

北京大学公开发表了《新建设》编辑部给北京大学党委会的公函。并在“编者按”中说：“最近《新建设》和《光明日报》陆续发表了批判文章，许多作者均指出：马寅初是在坚持他的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假学术讨论之名，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马克思主义进行政治上的进攻。现在马寅初先生又写出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现将马寅初先生《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全文登载，并附《新建设》编辑部给党委会的一封信。希望全校师生讨论。”这种作法等于是把马寅初抛给了群众，北京大学掀起了批判马寅初的高潮。

而校办秘书韩苹卿揭发，说马寅初在商务印书馆有股票68000元，在上海闸北火力发电与自来水公司有股票约20000余元，每月还收取房租160余元。揭发马寅初在土改中对政府没收他的土地表示不满。马寅初在会上对韩苹卿的揭发也未置可否，并在第二天住院治疗。从此以后，北京大学就再未有关于马寅初的消息了。

3月28日，国务院决定免去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从马寅初事件的整个过程看，只是知识界开展的对其理论观点的论战。所谓的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纯是无中生有。而且北京大学档案馆根本找不到康生、陈伯达的策划鼓动开展对马寅初“批判”的证据。

马寅初后来并没有离开政坛。

马寅初离开北京大学以后，继续履行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和职责。

1962年1月还到浙江嵊县视察。1964年年底到1965年年初参加了两会期间，还是大会执行主席。还以83岁高龄由上届政协委员改任常务委员。

1965年8月7日，参加了周恩来主持茶话会欢迎李宗仁。

马寅初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1972年还有周恩来对马寅初治疗方案的批示，以及周恩来逝世后马寅初到医院向遗体告别，都说明马寅初还享有正常的待遇。

1977年5月1日，马寅初参加了有华国锋出席的游园活动。1978年年初，马寅初96岁仍被安排任全国政协常委，并出现在全国政协大会的执行主席名单上。

马寅初平反的政治逻辑

1979年7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来到马寅初家说："今天我受党的委托通知马老：1958年以前和1959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你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79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党委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15日，马寅初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

这种平反很模糊，是他的人口论正确还是当年学术界不应当对这位权威人士的理论进行争论，是批判他的人错了还是马寅初的经济理论本身就有缺陷。

在这次事件中，发起批判的是几位学生，后来许多知识界名人也加入了。马寅初也加入了论战，并且不时的挑起战火。这种争论或批判其实是一种学术之争，只是由于其政治身份而被人为向政治上靠拢。

马寅初是一位经济学家，一位有名望的学者。他致力于用经济学知识诠释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既是本分又得心应手。人们批判或争论的不是该不该控制人口和要不要实行节制生育，而是批判马寅初人口论所体现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

他始终不认错可以说是一种坚持，也可以称之为顽固。其它在运动中许多著名人物都结合自己的问题做过检查。如朱光潜的《最近学习中的几点检讨》、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茅以升的《我的检讨》、李宝震的《我的反动思想危害了人民教育事业》、罗常培的《从三反运动中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既然他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和承担后果。

马寅初人口理论提倡的是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然而他被平反以后，又紧跟形势支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种转变其实是改变了他原来的人口均衡理论，这种行为本身是对他曾经的理论坚持的否定。

从这一点看，马寅初有专业精神，却不是个有坚持的思想理论家。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为稻粱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始终担当。

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后来转化成国策，长达30年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使得中国人的家庭模式、人口结构和生育率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带来了许多社会经济问题。

即使在马寅初提出人口理论时，党和政府没有批判马寅初，康生、陈伯达也没有插手过批判活动。除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和辩论会以外，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也主要限于民主党派和学术界的一些报刊。从中央到地方党委主办的机关报刊则基本上没有参与和介入对他批判活动。

他的计划生育观点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肯定，他并非因“新人口论”罹祸。如果批判马寅初是错误的，岂不是说当年批判他的众多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都是错的，这种政治逻辑经不起深究。

历史看，马寅初的人口论立论不错，提出控制人口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论据错误，以人口3%的增长率计算人口没有依据，而新中国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仅为2%多一点。结论荒诞，中国人多地少会侵略别人，无法与人和平共处。

有人批判马寅初的经济理论和哲学思想，也包括他的人口理论。没有人打倒他，他一直享受着曾经的待遇。所以给马寅初平反真是有些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