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个时期，现在叫“后冷战时期”。冷战时期是和而不解，后冷战时期是解而不和。后冷战是冷战的延续，我们只是看见个头。革命正在被遗忘，就像拳击手死后的动物农场，变成荒诞的故事。今天重读奥威尔，我想为革命说几句话。

我们这一代是生活在冷战时期。冷战时期，就是奥威尔讲的“和解”。这种“和解”，其实是和而不解，就像电影中的场面：两人同时拔出枪，冷枪顶着热脑门，谁也不肯放下。

冷战的结局是什么？是同时开枪，同归于尽？还是同时扔掉枪，实现全面和解？是一方扔掉枪，被对方打死或束手就擒？还是拿枪的逼扔枪的重新捡起，继续玩前面的游戏？

目前我们看到的，不是前两种，而是后两种。

这个时期，现在叫“后冷战时期”。冷战时期是和而不解，后冷战时期是解而不和。后冷战是冷战的延续，我们只是看见个头。

革命正在被遗忘，就像拳击手死后的动物农场，变成荒诞的故事。今天重读奥威尔，我想为革命说几句话。

（一）革命是逼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阿伦特说，战争是老词，革命是新概念(《论革命》)。“革命”曾经是个神圣的字眼儿，不仅是二十世纪，也是十七至十九世纪。

回首二十世纪，前后两半，对比很强烈：上一半，世界只发生过两件大事，两次大战逼出两次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左翼风靡世界;下一半，是冷战改变世界，世界告别革命，右翼卷土重来。

有人说，革命不合法。我很奇怪，革命还有什么合法？

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有之，请自嗣同始”。

（二）战争与革命有不解之缘。

阿伦特说，“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论革命》)。革命与战争有不解之缘，她说对了。尽管，她关注的是两者都使用暴力，暴力给人类造成太多灾难，让她感受不自由，莫大痛苦(她是德籍犹太人，避祸逃美，思考原点是反犹主义)。

战争是资本主义的DNA。西方的军事传统，不但有五百年的一贯逻辑，还保留了古典时代的野蛮(穷兵黩武，奴隶比例最高)。这是他们的祖坟。

革命是战争的解毒剂——虽然革命也有毒，它们都沾血带污。

抗日战争，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在中国斗法，缠绕纠结，纷纷纭纭，绝非书生所能解，但抗日战争成就了中国革命，这点毫无问题。

（三）要骂革命，先骂战争。

近五百年的西方战争史，绝对是一部罪恶史。原罪可以原到最初的殖民战争，基本方式不变，基本逻辑不变，特点就是霸道(参看拙作：《读〈剑桥战争史〉》)。

战后的美国，打仗成瘾，不打仗不能活(民主、共和两党都打，所有总统都打，除了越战结束后的卡特)。一九九○年到现在，这十八年里，美国一口气打过四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到最后一步，大家想不起越南战争(当年，无论左右，谁都反)。

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很多“文明人”都投票支持过本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就像希腊公民，以为战争是民主的延伸(战争与民主有不解之缘)，正像奥威尔说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西方人的傲慢和自私，几乎毁掉了这个世界。

这四次战争，没有一个干净。反战是唯一的正义。

（四）中国革命，前仆后继，反专制是一面大旗。

中国历史，专制主义很发达，梦被西方打破，乃有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走向共和，是反专制;北伐战争，打倒军阀，统一南北，是反专制;抗战胜利，共产党用武力赶走国民党，是反专制;现在提倡民主化，也是反专制。一切都顺理成章。虽然，反和被反，经常具有对称性，我们的反专制，老是用一种专制反对另一种专制，仿佛交叉感染。这是由残酷的环境所决定。

（五）专制是革命的对立面，但革命也会造成专制。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要特别声明，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权利。欧洲革命后，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因为当时，还有很多复辟活动发生，保守势力也有长期的延续。专制主义，即使在革命成功后，也有很多变种，包括革命的专制主义。

辛亥革命后，中国南北对抗，北方是前清帝制的复辟势力和武夫当国的北洋政府，代表保守势力;南方是国共两党，代表革命势力。由于新旧势力找不到妥协的办法，所有政治势力，全都诉诸武力和强权，被人称为“武化革命”(许倬云)。谁都无法否认，正是因为反专制，不能没有集权，特别是过渡时期。孙中山看得很清楚，中国革命，不能一步到位。在他看来，起码要分三阶段(军政、训政和宪政)，头一段就是专制。马克思讲三阶段，头一段也是专制。

革命也会造成专制，有什么奇怪？法国革命革出一个拿破仑，中国革命也革出一个袁世凯，道理一样。陈伯达写过《窃国大盗袁世凯》。袁世凯是历史上的王莽吗？不是。他和蒋介石一样吗？也不一样。当时，很多政客都想推他出来当皇帝。

拿破仑是个复杂人物，他是个“革命皇帝”——革命革出个皇帝，太讽刺。拿破仑的专制，一般叫“波拿巴主义”，这就是革命的专制主义。当时，“极权主义”的概念还不存在。

革命的专制主义也要反。

（六）革命是为了什么？

西方革命，有个深入人心的概念，革命是为了自由。阿伦特说，自由才是衡量革命的唯一标准(《论革命》)。她说的革命，太干净，一不能沾暴力，二不能沾专制，这样的革命哪儿找？

现在的世界，革命革伤了，革命革怕了。大家都说，英国革命好，美国革命更好，法国革命糟，俄国革命更糟。美国远离欧洲大陆，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白人畜奴，有人替他们干苦活，独立之后，什么君权教权、阶级矛盾，全都可以绕过去，多好。但这是特例，全世界没有第二家。

阿伦特说，革命不是造反叛乱、以暴易暴，而是秩序的重建：法国革命，无法无天，革命革到不自由，不如美国;美国学英国，光荣革命不流血，先为自由立规矩(与保守势力妥协)，所以没有混乱，没有导致新专制。这是先自由，再解放。她甚至从语源上考证，革命的本义就是复辟(《论革命》)。一句话，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才是真革命。

有趣的是，中国的革命之父孙中山说，中国革命是因为自由太多。庄士敦(溥仪的英国老师)闻之，大惑不解(《紫禁城下的黄昏》)。他为什么不解？就是因为有上面的定义。

孙中山说的自由，是清室逊位后，中国面临的权力真空和无政府状态。在他看来，没有权威，不能结束这种混乱局面。我国的革命，用阿伦特的标准衡量，肯定最糟。但即使这样的革命，也是追求新秩序。

（七）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

革命，求自由而得专制，是很多人害怕革命、远离革命的原因。但真正的革命和战争类似。没有高度集权(哪怕是由议会授权)，就没有战争。没有高度集权，也没有革命。不流血的革命，就像不流血的战争，好是好，就是太少(认真讲，是根本没有)。

权力集中就一定不好吗？答案似乎很肯定。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体制，福利国家的计划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镇压敌对势力，不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大部分都与战争和革命有关。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把所有的集权都搅成一锅粥，统称为极权主义，特别是等同于法西斯主义。

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西方统称为“民族主义”，他们的逻辑是，义和团是“民族主义”，八国联军才是“国际主义”)。虽然在欧洲革命的谱系中，这种革命没有位置，流血太多，代价太大，但统而观之，通而观之，仍然很伟大。这不是国共两党哪一个人的功过问题，而是这个民族的功过问题，整个上一代人的功过问题(功过往往在一块儿，人不是蛋糕，没法拿刀切)。

（八）中国革命，不容诋毁。

当年，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有个共同体会，让他们刻骨铭心：西方列强一向操纵落后国家的政变和内战(今天也如此，特别是美国)。它们支持的都是“弱国中的强者”，认定强者才能代表利益和秩序。这是西方列强的游戏规则。强者经常换，但几乎毫无例外，全是各国的保守势力。

革命的老师并不支持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为什么会“一边倒”，道理很简单：北伐，只有苏联支持;抗日，最初也只有苏联支持。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长达四年，英、美都在看热闹。

早在抗战胜利前，美国就已看出国民党的腐败(他们考察过延安，有对比)。战后，机会均等，命运的天平更倾向国民党，但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自己丢了天下，为什么？

一九五○年，自由主义作家林语堂曾抱怨，“为什么苏俄在亚洲有能干而有效的工具为他们服务，而美国却只有像蒋、李承晚和菲律宾总统这类s.o.b.(狗崽子，son of bitch的缩写)合作？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谜团”。

其实，这不是什么谜团。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自由世界”的代理人，他们代表的并不是本国的民主，而是强国在海外的利益。从巴蒂斯塔、吴庭艳到本·拉登和萨达姆，向来如此。我们还没有发现过另一种解读。

二十一世纪，时光逆转，历史倒读，好像什么都可以翻案，但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

中国革命，不管是谁，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所有人的愿望有共同指向，一是摆脱列强瓜分，二是结束四分五裂。先解决挨打，再解决挨饿，其他问题慢慢来。

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巍然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一百年来，所有为中国革命捐躯的烈士(从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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