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东征总指挥部旧址位于山西省交口县桃红坡镇大麦郊村东山坡上一个叫“城门里”的宅院里。它坐北向南，为三进四合院落，由窑洞式结构和木式结构建筑组合而成。

人们知道长征,但许多人并不知道红军东征。

8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标志着中国革命由国内战争转向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拐点，可以发现，它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挟百战余威主动实施绝地反击的英明之举。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大地的蚕食鲸吞，面对国民党政府对陕甘苏区的大举进犯，共产党人再一次展现出他们开阔的胸怀胸襟、成熟的政治智慧和过人的军事胆识。

东征胜利结束后，在陕北延川县太相寺召开的庆祝大会上，毛泽东在总结东征时指出：红军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而从更长远、更深刻的精神传承角度去审视，东征不只是中国革命的一张传奇名片，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底片。

——编 者

意见不一的决议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是六易落脚点,最后选择延安作为大本营。

1935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虽然率领陕甘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站稳了脚跟，创造了开展革命新局面的条件，但是陕甘苏区这个大本营面临的局势还很严峻：红一方面军只有1万余人，苏区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粮食和工业品缺乏，红军给养困难，扩军很不容易。国民党重新调集陕、甘、宁、绥、晋五省军队对陕甘苏区进行“围剿”，并加紧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

红军和苏区的出路何在？

1935年12月17日，在瓦窑堡会议上，饱尝丧失根据地之苦的许多领导同志，对此曾有过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红军应当以巩固陕甘苏区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发展，寻求与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作战；有的主张往西，向宁夏求得发展；有的主张立即北出五原、包头，与日军争先机，并可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国际支援。

但毛泽东主张红军应当乘全国抗日高潮的形势，东渡黄河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

他在阐述这一主张时指出：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可以进一步北进绥远或东进河北，争取对日直接作战，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抗日战争结合起来，推动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运动新高潮；又可以避免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对峙，有利于同他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可以威胁阎锡山的老巢，迫使其把入陕的晋绥军调回山西，以缓解对陕甘苏区的军事压力；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便于红军扩大兵员，解决给养，建立抗日根据地。最终，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

虽然瓦窑堡会议决议对红军发展的主要方向应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绥远等省的战略方向已经确立，但不少人对东征山西到底是否妥当仍心存疑虑，为此，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为了保卫陕甘根据地，红军东征是“以发展求巩固”的唯一抉择。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6年3月20日至27日在晋西地区的上益千村、石口村、四江村、罗村等地流动中召开扩大会议，史称晋西会议，再次确定了红军“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原则，目前以经营山西为主，也要准备在河北、山西、绥远三省进行运动战。毛泽东特别强调：“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

从东征酝酿到实施行动，都有过不同意见的探讨甚至争论，秦邦宪、王稼祥、何克全对东征都持有不同意见，林彪甚至一度不同意毛泽东东进山西的主张，要率部到陕南打游击。然而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对不同意见虚心听取、耐心说服，通过一系列的会议和电报往来，循循善诱，最后形成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局面，保证了东征胜利。

一首民谣成为战歌

在石楼县县城一角的红军东征纪念馆，巨幅石刻《红军东征歌》嵌入高墙：“密云遮星光，万船乱梭飞，黄河上渡过民族英雄们，摩拳擦掌杀气高，我们铁的红军。……红旗山西飘，同胞齐欢迎，卖国贼阴谋挨了当头棒，抗日救国大家来，工农商学兵”。

石楼县文物旅游局局长曹哲源介绍：东征期间，时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红军于1936年3月10日正式改称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面对士气高昂的东征红军将士，按捺不住胜利的喜悦，在石楼城下的孟家塌村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红军东征歌》。

这首战歌气势雄壮,歌词铿锵,陕北曲调非常悦耳动听。红军东征正值寒冬，大多将士只穿着单薄的外衣和破旧的麻鞋，面对艰难的生存状况和残酷的战斗生活，一首《红军东征歌》的广泛传唱，鼓舞着红军将士的高昂斗志，同时也深深感染了帮助红军渡河的船工队伍和当地百姓。当时，军渡有位老船工叫任永忠，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林弹雨，多次往返运送红军。过河后，他又送儿女参加了红军，然后自己把船卖掉也参加了革命。

《红军东征歌》不仅鼓励红军战士英勇作战，而且还逼真地勾勒出工农红军攻坚克难、势如破竹的伟大英姿，堪称红军东征的史诗。当年，它随着胜利前进的红军，响彻黄河两岸，使晋绥军胆战心惊，望风披靡。后来我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东征回师通电,红军在胜利完成任务后,又高唱着这首歌凯旋陕甘苏区。许多年后，聂荣臻元帅常常会回想起红军东征的那段战斗经历，他说每次哼唱起这首歌，总会情不自禁，不能自已。

东征带来的连锁反应

在总结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时，毛泽东曾经形象地用“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作比喻。红军东征是长征的继续和延伸，是抗日战争的前奏和序幕，它的意义非同小可。

一直致力于红军东征研究的石楼县文物旅游局局长曹哲源，巧用一组数字概括东征的作用和意义：一个东征命令；两支部队（刚开始只有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三场主要战斗（关上、蓬门、兑九峪）；召开四次会议（大麦郊会议、郭家掌会议、晋西会议、赵家沟会议），五十万大洋筹款、物资合计；转战近六十个县（当时的五十余个县，现在按行政划分已逾六十），历时七十五天；扩充红军八千子弟，掀起九州抗日高潮，促成“双十协定”。

红军东征虽然没有实现经营山西、向河北等省作战役跳跃、集中抗日前线的战略意图，但不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延川召开的总结红军东征的军事会议上，毛泽东用四句话来概括东征，就是“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

先说打了胜仗。据资料考证，红军东征在山西两个多月的时间中，击溃国民党7个师、消灭5个团、缴枪2000余支，进一步扩大了陕甘苏区，打通了神木府谷苏区，破坏了阎锡山的经济命脉同蒲铁路。

再说唤起了民众。红军东征期间，帮助所到县、乡、村建立苏维埃政权64个；帮助建立群众自治组织21个（不含恢复的和原有的）；发展地方游击队30多支，使瓦窑堡会议设想的“开辟晋西五县以上地方为初步的苏区”变成现实。

为壮大抗日实力，筹粮、筹款、扩军，是红军东征的重要任务之一。筹粮、筹款是在动员群众打土豪、斗地主的同时进行的，而红军扩军则是在群众对红军有了深刻认识之后产生的自觉行动。在红军东征过程中，扩充红军8000余人，仅在吕梁地区就扩军3000余人，加上通过战斗缴获的大批军用物资，从人力、财力上壮大和加强了红军的力量。

今天，我们回首红军东征的历史，重新审视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从危急走向坦途、从低潮走向高潮特别是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转折的历程时，红军东征除了上述的军事意义，还有更为深远的战略价值和历史意义。

红军东征，一开始行动就是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出师的，1936年2月17日发表的《东征宣言》，4月5日发表的《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阻拦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和东征结束之际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无不是以抗日为旗帜和口号的。所以，东征不仅仅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而且也是积极抗日和谋求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宣示，是中共以抗日求发展政治战略形成的标志。它不仅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的火种，极大地改善了陕甘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的战略态势，推动了山西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为来年八路军再度出师山西，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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