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前十七年历史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所谓的“五朵金花”：古代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农民战争问题，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今天的一些学者认为“五朵金花”中除了汉民族形成问题以外都是伪问题。严格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政治史。因为，历史学家总是有政治倾向的。关键是什么样的政治，如果是站在劳苦大众一边，那么这种政治倾向就是好的，如果是站在富豪精英一边，那么这种政治倾向就是不好的。将“五朵金花”中的四个问题视为伪问题来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史学研究，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化的做法。

（这是前些时候笔者讨论如何评价毛泽东时代历史研究的一个发言整理而成，主要以五朵金花为中心，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研究进行了一些评价。同时，也涉及到了一些拓展性问题。因全文较长，已经分节陆续发到了察网。现在在经过整理之后再发一遍全文。）

目录

引言：“民国大师”热的背后——一切历史都是政治史

一、一个关于郭沫若的谣言——中国古史分期问题

二、史学界的极“左”与极右——农民战争问题

三、地主都是“好人”吗？——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

四、是西方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吗？——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五、“华夏”与“汉族” ——汉民族形成问题

六、延伸之一——农民战争不反对地主只反对政府吗？

七、延伸之二——古代中国是资本主义吗？

结语、警惕以“中国化”的名义抛弃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方向

引言：“民国大师”热的背后——一切历史都是政治史

当前史学界最流行的观点就是历史要去政治化，不能受到政治的干扰。然而，历史真的能完全“去政治化”，不受政治的干扰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例如，备受当前史学界推崇的所谓民国史学大师钱穆，被视为“不问政治”的典范。然而，钱穆非常明确的强调自己的著作是用来抵制人民革命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像《国史大纲》中就说：“凡于中国而轻言民众革命，往往发动既难，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坏远过于建设。” “就我们东方人看法，则马克思之历史知识实仅限在西方，彼所分别之社会三形态，是否可运用之于中国社会，则确系一大疑问。”

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表现的更为明显，明明是是谈中国古代史，却硬是插入了一段赞扬美国政治制度的话：“若美国在菲律宾亦派总督去管理，是不是美国大总统就要等于英国的皇帝呢？这违背美国立国的精神。美国人不肯这样做，又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才让他独立。这就因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规模，有一个国家的体制，有其立国精神与传统历史，不能随便改。美国人尽管看重东方的商业，但他只可想旁的方法，不能派一总督来管理菲律宾，而把他们开国以来全部历史精神推翻了。所以今天苏维埃说美国帝国主义，其实是名实不相符。”其实，美国在菲律宾长期是派总督去管理的。1899年到1901年美国镇压了阿奎纳多为首的菲律宾独立运动，扼杀了菲律宾第一个共和国，将菲律宾变为美国的殖民地。美国第一任菲律宾总督塔夫脱后来还当了美国总统。一直到二战以后，美国为对抗菲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军武装力量，才扶植以M.A.罗哈斯为首的菲律宾地主资产阶级右翼集团给予菲律宾独立，同时，两国签订贝尔协定使美国保持在菲律宾的经济和政治方面享有特权地位。显然，钱穆的这种做法并不是脱离政治的表现，而是出于亲美反共的政治目的肆意歪曲历史。但是，在当前的学术圈就变成了“没有政治色彩”。

另一位被视为“不问政治”民国史学大师是蒋廷黻，其《中国近代史》因为鼓吹西方侵略促进了中国发展而被很多高校推荐。但是事实上，蒋廷黻和美国与蒋介石关系极其密切，还被蒋介石任命为驻联合国的代表。1950年11月29日，安理会会议讨论美国诬蔑中国的所谓“侵略朝鲜案”时，蒋廷黻的发言完全是在为美国的侵略罪行辩解开脱，并说美国从来没有侵略中国，同时还口口声声说“代表”中国，而且他的发言从头到尾没有一句中国话，都是在使用英语。待他发言完毕，伍修权立即向会议主席举手，要求临时发言。主席对中国代表团的请求给予允许。随即伍修权作了即席讲话，他说：“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讲。”此话一出，全场哄堂大笑，使得蒋廷黻十分狼狈。另一个好笑的地方是，蒋廷黻为美国辩护时甚至以台湾的小学历史教科书上没说美国是帝国主义来作证明，而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依据他本人等“历史大师”的观点编的。这就是“民国大师”的基本逻辑和学风。

为什么钱穆、蒋廷黻这种政治色彩很强烈的“民国大师”却会被视为“没有政治色彩”呢？其实最根本恐怕是当前很多著名学者的政治倾向和钱穆一致，都是亲美反共的。当前的所谓“学术去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只不过是强调和这些学者观点一致的做法就是“没有政治色彩的”，学术价值高的。和这些学者观点不一致的做法就是“政治化的”，没有学术价值的。在现实中，“去政治化”往往成为排斥马克思主义推崇西方资本主义史学思想的借口。如果硬说政治干预学术是卑劣的，那么这种以“客观公正” 的幌子排斥不同政见的做法也比公开强调政治更加卑劣一些，并没有什么值得推崇的地方。说得不好听点，这些“民国大师”和“民国大师粉”不过是“慕洋犬”罢了。

严格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政治史。因为，历史学家总是有政治倾向的。关键是什么样的政治，如果是站在劳苦大众一边，那么这种政治倾向就是好的，如果是站在富豪精英一边，那么这种政治倾向就是不好的。当然，并不是说政治倾向是好的就不需要材料论证。因为历史是复杂的，不管站在哪一方都可以找到无数“证据”，然而，把这些材料组织起来的过程也就是体现历史学家政治倾向的过程。在政治倾向正确的前提下，论证越充分越好，只有政治倾向没有材料论证，其价值就是零。但是如果政治倾向就是不好的，那么价值就是负数，论证越充分危害越大。另外，不管政治倾向正确还是错误，都不能胡编符合自己政治倾向的段子来代替研究。

另外，所谓去政治化的年代并不一定政治色彩就弱些，而所谓强调政治的年代政治色彩未必比去政治化的年代突出，像新中国前十七年毫无疑问是比较强调历史学科政治色彩的年代，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一些自由主义史学家强调历史学科不要受政治干预。是不是自由主义学者控制的历史学科的政治色彩一定比新中国前十七年淡呢？如果我们考察这两个时间阶段的历史研究的中心问题，就会发现恐怕不能这么简单地解读。新中国前十七年历史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所谓的“五朵金花”：古代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农民战争问题，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五个问题都属于古代史，而在改革后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历史研究的中心问题是近现代史，即近现代史研究中革命还是近现代化那种范式更为合适，是否应该用近现代化取代革命——其中自由主义主义者的告别革命论实际上居于主导地位。显然，古代史比近现代史距离现实政治更远。因此就这些学术研究的中心问题而言，后三十年的历史研究在自由主义影响下政治色彩更为突出，所以我们看待历史的政治色彩不能仅看表面，而应该看其实质，即其研究的中心问题。

下面简单谈一谈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研究的中心问题——“五朵金花”的主要内容。一是古史分期问题，即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问题，具体说就是中国何时由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这个问题也是五个问题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发表文章大概350篇。二是农民战争问题，即应该如何评价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中发挥的作用。这个问题也是讨论最多的问题，当时发表论文约2300篇。三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即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是国有还是私有。这个问题在当时发表了150多篇讨论文章。四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主要是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在当时发表文章约200多篇。五是汉民族形成问题，该问题发表文章最少。

今天的一些学者认为“五朵金花”中除了汉民族形成问题以外都是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山东大学一位教授在《假问题与真学术》中所说的：“我们看到，这些命题本身能否成立早已成为问题。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早就被有的学者判为不能成立的‘假问题’。假如‘奴隶制’与‘封建制’只是西欧历史上的经验事实，那么原先轰轰烈烈讨论过的‘古史分期问题’就会化为乌有；假如‘资本主义’只是西方历史的结果，那么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论战可能就会显得多余”。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倒不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并非“五朵金花”之一。而是因为仅以古史分期问题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并未认为其是不证自明的。只不过在经过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次激烈论战后，钱穆等人所持的中国无奴隶社会、无封建社会的观点不仅没有被广大学界接受，而且渐趋淹没无闻。在马克思主义史家看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这些区别已逐渐成为基本常识。

更重要的，判断真伪问题的标准是什么呢？说这些问题是“假问题”又有何依据呢？难道“有的学者判为不能成立的‘假问题’” 就是“假问题”了吗？这其实不过是让“有的学者”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新的权威罢了。何况，一个问题总有两面。“古史分期问题”是“假问题”这一说法也不是不证自明的，这一说法暗含的理论前提就是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现在某些人说中国社会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观点是“假问题”，其实也就是否认20世纪30年代以来社会史论战的成果，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才是正确的。这就陷入了逻辑矛盾之中：你们可以说“古史分期问题”是“假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古史分期问题’是‘假问题’”这一问题才是“假问题”呢？难道只因为“有的学者”们掌握学术话语权吗？

总之，将“五朵金花”中的四个问题视为伪问题来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史学研究，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化的做法。我们探讨这些问题时，应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而不能因为某些掌握学术话语权的人说是“假问题”就真把这些问题当成是 “假问题”了。

一、一个关于郭沫若的谣言——中国古史分期问题

古史分期问题是毛泽东时代史学界“五朵金花”的中心问题，即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问题，主要讲述的是中国究竟什么时候从奴隶社会演化到封建社会。这一问题在当时主要有“三论五说”几种观点，所谓三论是指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这三种影响最大的观点，所谓五说指的是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东晋封建说这五种影响较小的观点。西周封建论主张中国封建社会从西周开始，代表人物有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这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学界长期是主流。战国封建论认为春秋战国之交，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代表人物有郭沫若、白寿彝等。魏晋封建论认为汉末魏晋封建生产关系得以确立，代表人物有尚钺、何兹全等。李亚农、唐兰的春秋封建说、金景芳的秦统一封建说和侯外庐的西汉封建说比较接近战国封建论，周谷城的东汉封建说和梁作干的东晋封建说则比较接近魏晋封建论。

长期流传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存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斯大林的编造而不是马克思的原创，甚至有人信誓旦旦的说是郭沫若等人按照斯大林的指示编造出来的一种史学观点。其实，斯大林强调人类社会经历过五种社会形态是出现在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篇文章中，后来苏联学者才认为欧亚大陆上的主要民族国家经历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学者认为每个民族国家都必须经历五种社会形态，所谓“斯大林和苏联认为每个民族国家都必须经历五种社会形态”是中国学界明显带有政治色彩的编造。)郭沫若则是在1928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提出了中国也存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因此，斯大林不可能穿越时空去指示十年前的郭沫若去遵从自己的观点。因此，既使斯大林和郭沫若的观点有相似之处，那也只能是斯大林在郭沫若等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主要的国家和民族都经历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而不能说这些学者是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做的研究。另外，苏联学者一直倾向于“民族大迁徙导致奴隶社会演化到封建社会”，如果说魏晋封建论和东晋封建说受苏联影响是可以的，但是很难说郭沫若的理论和苏联有什么关系，称其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两个独立的支派更合适一些。

另一种流行的观点是认为中国历史教科书里始终采用的都是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的原因是毛泽东支持郭沫若的观点，所以中国历史教科书里始终采用战国封建论。甚至有人干脆宣称“郭沫若善于拍马屁受到毛泽东赏识，历史教科书才采用战国封建论”之类。但是这种说法同样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的确，中国从1956年第一个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开始到90年代始终采用的都是战国封建论，这也是郭沫若在当时所坚持的观点。但是，毛泽东在当时并没有支持这种观点。毛泽东在1939年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指出“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显然，三千年前是西周时期，也就是说，毛泽东在当时认为是认为西周封建论是正确的。事实上，在建国初期支持范文澜西周封建论的人(并非范文澜本人，主要是范文澜的学生)经常用毛泽东的论断来攻击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双百方针”，即不能以领导人的个别指示作为判断依据，应该允许范文澜西周封建论和郭沫若战国封建论等观点都存在。后来，“双百方针”才扩大到其他领域。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提出了 “双百方针”，毛泽东还是更倾向于西周封建论，至少没有明确的肯定战国封建论的正确性。

毛泽东明确肯定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是在文革时期1973年。即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郭老(指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这种“肯定”，其实是在批判郭沫若前提下的“肯定”，即所谓“一批二保”。也正是这个谈话发布之后，郭沫若受到了很多批判。所以，因为毛泽东支持战国封建论，历史教科书才采用战国封建论的说法是不可靠的。中国学界中流行的“郭沫若善于拍马屁受到毛泽东赏识，历史教科书才采用战国封建论”云云更是无稽之谈。(附带说一下，郭沫若把孔夫子视为革命者，大骂秦始皇的做法很荒谬。我比较赞成毛泽东主席的观点，但是当时一些人对郭沫若的批判走向了全盘否定郭沫若的成就则不合适，如果在肯定郭沫若的成就基础上批判个别错误观点可能更好些。)

但是，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学界主流长期是西周封建论，《毛泽东选集》也肯定了西周封建论，而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却一直采用了战国封建论呢?这是中学历史教学的客观规律决定的。三论五说中三论的影响是出现较早且比较大的，而战国封建论在三论中最容易理解。显然，商周之际、魏晋封建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三个时期比较起来，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相对最为剧烈，即使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最早接触到中国历史的时候也是能够理解的。而西周封建论、魏晋封建论，这两种说法虽然也有一定论据，但对于非专业人士尤其刚刚学习历史的学生来说是比较难理解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教学大纲采用战国封建论作为统一的说法具有必然性。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部在公布历史教学大纲和历史教科书时也指出：“教科书要求有明确的一致的说法”，“要在教学上(不是作为科学研究的结论)能为多数人所接受。所以，我们接受了范文澜，翦伯赞，在综合大学中国古代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上的建议，暂时采用郭沫若的说法，把春秋战国之际，即公元前475年，作为断限。这样，在教学上就会减少很多困难。”宣称“郭沫若善于拍马屁受到毛泽东赏识，历史教科书才采用战国封建论”的学者们大概根本没有看过这个原始文献。

第三个问题是现在大多数中国学者都否认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很大程度上是这些人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简单化了。他们认为中国的奴隶并不是很多，所以中国并不是奴隶社会，中国的封建割据并不是很严重，所以中国就不是封建社会。这是典型的望文生义。其实，苏联的历史学者从来没有说过奴隶社会就一定是雅典商品化的奴隶社会必然占主导地位，封建社会就必然是封建割据时代。不管我们赞成还是反对，首先必须明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什么意思才能判断中国是不是存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就苏联学者而言，他们所强调的奴隶制主要有雅典的商品奴隶制，斯巴达的军事奴隶制以及东方的宗法家长奴隶制三种类型，他们认为这些类型都属于奴隶制的表现形式，都属于奴隶社会。以此作为判断标准的话，中国上古时代明显是属于宗法家长奴隶制类型的奴隶社会的。关于封建社会，苏联主要的历史教科书中强调封建社会普遍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封建割据时期，第二阶段是封建中央集权时期，第三阶段是封建制度瓦解、资本主义兴起时期。以此作为判断标准的话，中国秦统一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明显是属于封建社会的封建中央集权时期的。(当然，这两个词是否合理可以讨论，但这是另一个问题。)否认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学者往往回避或曲解苏联学者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含义的阐释，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更加重要的是，否认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学者始终拿不出一个像样的替代物。他们或者强调各文明都是独立的，社会性质各个不同，没有什么普遍性的社会性质，或者强调中国古代是所谓的专制社会。但是这两种说法都是难以自圆其说的。首先，就认为各文明社会性质各个不同的观点来说，不仅每个文明具有特殊性，即使是同一个文明的不同区域之间也具有特殊性，如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就有很大的差别，更不要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了。但是，用区域之间的特殊性来否定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普遍性显然是不合适的。至于强调中国古代是所谓的专制社会的说法更加荒谬，其实不过是西方种族主义者“东方专制——西方民主”的二元对立观的中国版。对于西方社会中古后期到近代前期的绝对君主制或无法解释，或沿用“封建社会”，陷入了逻辑上的自相矛盾。相比之下，至少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观点在逻辑上合理得多。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或者说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完全没有缺陷。讨论中主要的缺陷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奴隶社会的起点问题。当时普遍认为中国奴隶社会是以夏朝的建立为起点的。但是以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最早形成的国家应该是小国寡民的状态，只有逐渐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比较大的王朝联盟，如果夏朝的建立是国家产生的标准，那么中国的国家产生的开始就建立了比较大的王朝。这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所以说到八十年代以后很多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的文明史可以再向上推一千年，即五帝时代或曰黄帝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小国。这个说法也是与考古学的进展相一致的，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进步。另一方面，如果按照苏联学者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阐释方式来看，中国确实存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但是，不能说他们的阐释就是一定正确的。因为判断社会性质是否发生了变化基本的标准应该是看社会形态是否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说，某些学者说他们的解释具有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泛化的倾向也是不无道理的。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是，封建社会前期的农奴制和封建社会后期的租佃制之间的差别可能比奴隶制与农奴制的差别更大。所以，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断限是否合理，确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现在有一些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萨米尔·阿明提出可以把传统上的资本主义以前的两个文明社会就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合并成一个社会叫做贡赋社会。这种新观点也可以给古代社会发展形态的探讨以重要启示。但是，即使我们接受这种观点把整个古代文明社会当成一种社会形态，也仍然不能否认古代社会也是有其发展阶段的。比如说欧洲从希腊罗马过渡到到中世纪期间，中国从春秋战国过渡到秦统一期间的社会性质都存在一系列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否是根本性的，是否可以算作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取代了旧的社会形态，也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总之，我们应该明白在古代社会的发展形态里，就是传统认为的奴隶制和封建制之间有一定的区别，发生了社会变革;同时也有一定的共同点，因为它们都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所以区别并不是特别的大，社会变革也有限。因此，我们在探讨社会形态时，应该把这两个方面都考虑进去。这是我们探讨古代社会形态和古史分期的基本前提。

二、史学界的极“左”与极右——农民战争问题

农民战争问题是毛泽东时代史学界研究最多的一个问题。在当时史学界 “五朵金花” 的讨论中，农民战争问题发表的文章数是其他四个问题总数的三倍，是发表文章第二多的古史分期问题的六七倍。（古史分期问题相关论文350多篇，农民战争问题2300多篇。）因此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只有农民战争，宣传“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学只有一部农民战争史”。但是我们只要稍一认真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看待一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仅要看它发表的文章数量多少，更要看文章的质量与作者地位的高低。

我们可以把古史分期问题和农民战争问题做个简单的对比。就古史分期问题而言，当时主要的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像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都卷入了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而且他们都把古史分期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中心问题进行讨论。而农民战争问题却不是这样，很多重量级的史学家并没有把农民战争问题作为研究重点。比如说在史学五老中只有翦伯赞对农民战争问题讨论较多，其他四人对农民战争问题或讨论较少或没有讨论。因此，农民战争问题发表的文章数量虽然很多，但就其研究的问题、形成的学派、发表文章的史学家的重要性、史学刊物的重要性等方面来看，它的地位不如古史分期问题。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讲，古史分期问题涉及社会的性质。这也是判断古代社会很多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而农民战争问题则主要涉及的是具体的问题，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古史分期问题的。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农民战争问题显然不如古史分期问题更重要，所谓“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学只有一部农民战争史”更是无稽之谈。

可是，为什么关于农民战争发表的论文数量要远远多于其他四个问题呢？其实，这很大程度上和史学研究的门槛有关。古史分期问题涉及到先秦时期社会性质的很多材料，包括像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学，以及上古比较难理解的文献。如果史学家想在古史分期问题中进行讨论，对这些起码要有最基本的了解，否则很难以理服人并成一家之言。而农民战争问题研究门槛较低，因为它涉及的年代相对较晚，使用的文献离现代距离较近，有基本的文言文功底的学者都可以参与进来。所以说那些对史学界影响不大的人物，包括很多中学历史教师都喜欢介入对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

此外，这也和史学界重政治史的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基本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在史学形成的早期时代都是以政治史为主流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像被古代人视为“正史”的二十四史都是以政治史和军事史为中心的。一直到19世纪，兰克史学仍然以政治史和军事史为中心。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加重视经济与社会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兴起以后，20世纪的史学，不管是否赞成马克思主义，普遍更加重视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史学界的政治倾向上出现了和以前的古典史学相反的倾向，即由否定农民战争变为肯定农民战争，但是在史学研究的方法上很多人还没有发生转变，大多数人对经济与社会方面的相关知识了解较少，因此，他们还延续了以政治史和军事史为中心的研究传统。

所以说，农民战争问题在内容、政治倾向上是反古典史学的，但在形式、研究方法上仍然延续了古典史学传统，仍是以政治史和军事史作为史学基本的中心问题。在旧中国，大多数史学家受古典史学的影响，都比较擅长政治史和军事史的研究，因此，在新中国新成立后他们转向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也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史学研究中的农民战争热，非但不是史学研究传统的断裂，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史学研究延续性的体现。

关于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之中，引起争议最大的是翦伯赞的“让步政策”理论，什么是“让步政策”呢？1951年2月，翦伯赞在《学习》杂志上发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提出：“每一次大暴动都或多或少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因为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也就是农民战争引起统治者的警惕，使新王朝统治者采取一系列让步的政策来维护统治，从而促进了社会发展。这一理论在文革时遭到严厉批判。当然，“让步政策”理论在改革开放后也被平反了，甚至被很多学者视为指导历史研究的真理。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让步政策”理论被平反了，就像今天一些人认为其没有任何问题和缺陷。因为，它的视角仍然是剥削阶级的视角。如果将统治者的让步作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体，即使是农民战争引起的统治阶级的让步，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的，并没有真正站在农民角度考虑。其潜在的意味就是，劳动者自身难以直接推动历史的前进，只有通过剥削阶级才有可能间接推动历史的前进。这实际是富豪精英垄断学术话语权的新形式。同时，就农民战争之后的“盛世”本身而言，主要也是由于农民战争中对剥削阶级打击减轻了社会两级分化的程度和土地兼并等社会问题，而不是战后统治阶级的让步。实事求是的说，每个王朝后期统治者都知道这样盘剥下去肯定完蛋，但是剥削阶级恶性膨胀，想让步也不可能。不管翦伯赞本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让步政策”这一理论都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这恐怕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初期的老一代史学家难以避免的悲剧，因为人们介绍先进思想总要有一个过程。所以说，在当时批判“让步政策”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不过，如果说“让步政策”理论比较倾向于为统治者辩护，就因此否认历史上存在过统治者的让步，或者认为让步完全没有进步性，这恐怕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尤其是一些当初批判过翦伯赞“让步政策”的史学家，在改革开放后摇身一变，猛烈批判农民战争，认为农民战争根本没有起过什么积极作用，这是更加令人不齿的跟风行为。在这里面我要特别提到一个人，就是当前古代史领域最著名的那个开创了所谓“王权主义学派”南开大学的学者。他其实原来只是一个大学本科生，因为擅长讲马列，大一就弃学当了助教，但是文革前一直没有什么名气。1966年批判“让步政策”理论的研讨会上，很多人虽然不赞成“让步政策”理论，但是仍然认为存在让步现象，对其应该一分为二。针对这种情况，此人跳了出来，做了如下语惊四座的发言：

【对王玉哲、陈振江同志的发言，我有些不同的意见……当我们观察地主阶级的政策时必须从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出发。孤立地用所谓新王朝的政策同前一王朝的政策相比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新王朝的赋税徭役比前一朝在量上多少有些变化，比如有些减少，就叫“让步政策”，那么，在整个封建时代里以剥削压迫最残酷的年代为准，只要其他时期未达到这种程度，却应该说是相对轻些，这难道都要称它作“让步政策”吗?从地主阶级的本性看，对农民只能实行重赋重徭政策，决不会相反。这种重徭重赋具体量的规定不是一成不变的，这要看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汉承秦弊，在民无盖藏的情况下，汉初的那种剥削已是最大限度了。要知道，地主阶级靠暴力也无法从农民身上搜括到农民所没有的东西……有人讲封建时代的“盛世”难道与“让步政策”一点也无关吗?如果新王朝采取更加残酷的政策能出来“盛世”吗?历史不能假设，如果新王朝仍继其前任的政策，农民也只能再起来反抗。所谓“盛世”，决不是农民的“盛世”，而是地主阶级的“盛世”，地主统治的稳定时期对农民来讲正是黑暗时期……有人讲对“让步政策”要一分为二，一方面晟它是欺骗，是反革命，另一方面又说有“进步意义”，起了“促进作用”。看起来貌似全面，实质是折衷主义。对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但必须首先确定分析对象的性质。不同性质的事物的二重性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反动的东西中找进步，在革命的事物中找反动，这不是一分为二，而是“合二而一”。在反革命的政策中决不可能有进步的因素。】

这个研讨会之后几年，此人因为批判“让步政策”理论有功等原因受到了赏识，从一个只上过一年大学的助教一跃成为文革期间工农兵大学生用的《中国古代史》课本编者，甚至被指定参加“法家著作注释会议”，讨论“以儒法斗争重新改写历史”。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此人又率先跳出来发表了《评罗思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评“四人帮”的所谓“史学革命”》等多篇文章，以最尖刻的语言批判毛的文革，导致其保住了红人的地位，1978年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改革开放开始后，随着中国把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人又是第一个跳出来发表了《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斗争而非阶级斗争。没错，十几年前文革开始时无限拔高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就是他，十几年后率先否定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作用的还是他。翦伯赞等如果看到这一幕，恐怕会被刺激的活过来。著名作家丁玲说，“如今骂我极左的人，都是当年把我打成右派的。”文学界是这样，史学界也是这样。像河北大学的漆侠在文革时期因为赞成“让步政策”理论挨批，改革开放以后又因为坚持农民战争的作用挨批。其实，漆侠的观点没有变，变得是恰恰是当年批判他的某些人。如果翦伯赞不自杀，恐怕也会和丁玲、漆侠差不多。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1986年，那个人提出了所谓王权主义的概念：“从内容上看，中国古代人文思想的主题是伦理道德，而不是政治的平等、自由和人权，当时的伦理道德观念最终只能导致专制主义，即王权主义。随后，其拉拢了一帮门生弟子开创了所谓“王权主义学派”，基本观点就是用“东方专制——西方民主”二元对立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历史观取代唯物史观，丑化中华文明，拔高西方文明，并打着“反思和批判臣民社会的思想观念是向现代社会转型必须重视的大问题”的幌子影射中国共产党，煽动颜色革命。你们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一贯紧跟党中央的学者来了个900度的大转弯？其实也不奇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史学界是一个独立的圈子，党中央就是最高的政治正确，80年代以后随着学术与国际接轨，史学界并入了“国际学界”这个大圈子，西方尤其是美国华尔街才是政治正确，党中央变成了政治不正确。所以无论是当年的紧跟党中央到今天的影射中国共产党，都是这种人擅长跟风的表现。

最近几年，此人在《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发表了《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一文，文中第二部分的小标题为“《矛盾论》有抄袭之嫌”，毫无真凭实据造谣说毛泽东的《矛盾论》抄袭自杨秀峰的《社会学大纲》，实际上杨秀峰的《社会学大纲》大体上反映了上世纪30年代中期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已经达到的水平，跟毛泽东的《矛盾论》根本不是一个水平档次。此人在《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还说“社会主义不够，资本主义补”，明目张胆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宣扬补课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此文对毛泽东表达了刻骨的仇恨，强调“在1949年以后，他领错了路”彻底否定毛泽东、共产党1949年以后的历史及前三十年。

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些是其自己思想发展的产物，不是跟风跑，因为我们无法看到人的内心。至少要是其本人看到了我的这些东西，他是肯定不会承认的，还会说诽谤啦，造谣啦，扣政治帽子啦等等等等。但是我还是希望，如果今天的年轻人有志于史学研究，应该坚持自己的主体性，发现自己的个别观点错了可以改，但是最好不要整个历史观有相反的大转变，尤其不应该出现和史学圈子流行的时尚一致的大转变。不过，如果仅仅为了名利，上面提到的紧跟史学界“政治正确”的跟风研究的确值得学习。

我们再回到农民战争问题。近年来攻击农民战争的史学家经常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实际上否定农民战争算不上什么“学术创新”。中国古代的史学（特别是“正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否定农民战争作为中心问题的。正统的古典史学家在农民战争身上泼了无数脏水，相关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现在的史学家不过是把这些东西拿来重新包装一番，就成了所谓“学术创新”。相比之下，肯定农民战争才是史学创新。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哪怕是在像鲁迅这样比较激进的人士中，否定农民战争也仍然是政治正确。肯定农民战争的价值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有的，这无疑是前无古人的创新行为。

那么，农民战争究竟是该肯定还是否定呢？我认为是不应该轻易予以否定的。因为，造反在古代社会是有很大危险的，是满门抄斩的大罪。但为什么农民们还要造反，甚至是不惜牺牲自己和亲人的生命呢？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他们就是不造反也活不下去了。就如同陈胜吴广起义中说的：“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即农民战争发生的前提是劳动者受到的剥削压迫严重到活不下去的程度。史学家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指责劳动者不应该造反，其实就是屁股完全坐在剥削者一边，不顾劳动者的死活了。这种给富豪精英当奴才的史学研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此，新中国史学肯定农民战争的总方向是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毛泽东时代史学界关于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也并不是一点儿问题都没有，突出的问题就是前面说过的偏重于政治和军事层面，对于农民战争相关的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研究的较少。其实，农民战争就好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说，像早期的农民战争，如汉代的黄巾起义，晋代的孙恩、卢循起义等大都是以道教作为号召的，后来的农民战争则受到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多，从农民战争发动时的文化因素也可以透视出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化。另外像清朝前期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其领导人王聪儿是年轻的妇女，这也体现了当时的妇女地位尤其是民间妇女的地位并不是现在史学界宣传的那么低，否则王聪儿是不可能成为这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领袖的。所以，在未来的史学研究中，关于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进行深入发掘，农民战争仍然有巨大的研究价值。

三、地主都是“好人”吗？——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

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也是毛泽东时代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也就是在战国时代到清朝前期中国的土地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的问题。在这方面的相关争论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全国有论，就是从战国时代一直到清朝前期中国的土地所有制都是以国有制为基本形式，其理由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在整个古代社会，即使是一些人一定程度上拥有所谓土地所有权，包括官僚、贵族等等，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也无法抵制过国王或皇帝的决定权，如果是国王或皇帝想要处置他们的土地，地主官僚也是无法反抗的。所以这一部分人认为，在整个古代社会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都是国有制。代表人物是侯外庐、郑天挺。

第二种说法就是私有主体论，主要理论是在战国时代就逐渐由封建制的私田取代奴隶社会时期的国有公田。此后，无论是秦汉的授田制、曹魏的屯田制、两晋的占田课田制、西魏到隋唐的均田制，这些土地制度虽然是国家对土地的干预，但是都没有改变土地私有的实质。所以总的来看，整个封建社会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都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代表人物是胡如雷、邓广铭。郭沫若和范文澜事实上也赞成这种观点。

第三种观点介于前两种之间，这种观点认为，从战国秦汉的授田制一直到西魏隋唐的均田制是以土地国有为主体的，而从唐代均田制瓦解到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实现了向私有制为主体的转变，之后的漫长时期都是以私有为主体的，也就是说封建社会大致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土地所有制以国有为主体和私有为主体两个阶段。代表人物是华山。

个人认为，想要弄明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首先要明确“国有”和“私有”概念的区分。“国有”和“私有”是相对的概念而不是绝对的概念，即使在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号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如果是在战时或一些特殊情况下，也是可以由国家征收财产的，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要给予一定的补偿罢了，我们能够以这些理由否认他们财产的私有性，认为这些财产都是国有的吗？因为国家主权本身就带有对财产的干涉权，而在古代社会，国家主权与财产权的区分并没有这么清晰，既使是私有制也必然会有更多的国家主权的干涉在里面。

所以，我们不能把私有制设想为一种绝对的不受任何干预的私有制，当然这种私有制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样的既使是国有制也往往有一些私人代理人通过管理权来侵蚀国家所有权的现象。所谓“国有”和“私有”的绝对对立是近代以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派生物，也就是说是富豪为了取得自己通过财产支配社会的权力而进行的一种观念的建构，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并非历史的真实。在古代社会判断土地是国有还是私有的标准，只能是土地是否可以转让或曰买卖，土地“国有”和“私有”的对立只是在这个层面上才有意义。

如果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就会发现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争论中，第一种观点是最不合理的，因为它混淆了主权与所有权。第二种观点合理性是最高的，因为第二种观点把封建土地私有制视为一种有限的私有制，这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汉书·食货志》指出商鞅“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范文澜认为,从鲁国“初税亩”,“用田赋”到商鞅“开阡陌”都是形成和承认了土地私有权,“战国时土地私人所有制已经确立”。郭沫若说,商鞅废除井田制,承认所有的土地可以私有和买卖,“战国时代,土地国有制已经破坏,土地私有制占了主导地位”。应该说，他们这种把春秋战国后土地可以转让或曰买卖视为土地私有制形成的标志的做法是比较合理的。

虽然古代社会尤其是唐以前的时期，国家的干预非常多，但是即使是在唐以前的时期，国家的干预也没有达到取代私人所有权的地步。以唐代均田制为例，均田制下政府虽然进行了一些土地分配，但总的来看政府分配的土地都是一些无主荒地，这种分配也是以不触动私人所有的土地为前提的。如果把均田制下整个社会的土地所有制视作一个体系。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国有土地处于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体系的边缘，体系的中心仍然是土地私有制。同时，均田制的调节也只是体现在每次战乱后的暂时性而不具备持久性，更具有持续性的仍然是私有制。

现在的一些学者突出战国秦汉授田制的作用，认为史籍中仍存在国家授田制的若干重要线索，后来出土的云梦秦简中也有秦在商鞅变法以后仍实行国家授田制的重要资料。田昌五等主编《秦汉史》认为“为田开阡陌封疆”是指“按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或十万顷的标准，以县为单位计算出土地总面积，除去山泽道路邑居，其余的耕地按良田一夫百亩的标准授予农民。授定之后，设立阡陌封疆，不许私自更动。”袁林《论商鞅田制》也认为，商鞅变法后实行土地私有制的说法不能成立，而是完善严密的田界系统，设立阡、陌、阡道、陌道，使随意改为田界变得十分不易，既保证了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又保证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其实，就目前战国秦汉出土竹简来看，这一时期土地买卖是大量存在的。授田制应该类似于唐代均田制，是国家在不触动私人所有的土地前提下的调控，而非普遍国有制。否则，我们也难以解释这一时期的土地兼并与农民战争。

到了宋代以后，国家的干预比唐代以前少的多，土地的私有性质也更加明显，像明代皇帝也不得不建立私人的皇庄来进行土地兼并。显然，如果土地普遍具有国有性质，那皇帝就没必要建立私人的皇庄了。所以宋代以后更难以说是国有制。因此，总的来看第二种说法是最合理的，第三种说法的合理性介于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

近几十年来，很多学者提出了另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古代是自耕农所有制，几乎不存在地主，还出版一系列否认地主对农民实行了剥削的“学术著作”。像人民大学一位学者的《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一书先证明地租都是“主产物”，“田头地角”不算，因此只有40%，然后说“佃户以拖欠、求让、偷割私分、压产、反退佃、辞佃、罢种、逃租及转佃、恃强、构讼、交‘湿谷’‘瘪谷’，直到暴力反抗和有组织的斗争等等方式争取尽可能多的所得；而且他们的努力显得相当有效，‘地主实际取得的地租只占与佃农约定租额的七八成左右’，因而，‘实际地租率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30%左右’”。总之，地主都是老实巴交的善人，佃户都是既无赖又凶恶的强者。按他们的逻辑，共产党和国民党搞得所谓“二五减租”（又叫“三七五减租”，就是把50%的地租率减低25%，达到37.5%地租率的标准），其实是提高地租，是地主欢迎佃户反对才对。这也代表了当前中国历史学界的倾向和水平。

地主里有没有善人，当然有。但一个人也许会背叛自己的阶级，一个阶级永远不会背叛自己的利益！解放前人均三十多岁的平均寿命只是一个冰冷冷的数字，而其背后却是一起又一起血淋淋的人间悲剧，成千上万婴儿饿死，成千上万的女儿被卖进青楼。而当时的很多有产者们甚至还拿出了自己积蓄来接济贫困的百姓，可是他们救得了一时，救得了一世吗？更遑论那些趁火打劫霸占穷人田产霸占穷人妻女趁机放高利贷的恶霸们。就像那些替黄世仁叫屈的文人说的那样，黄世仁的大部分行为是合法的。合法就是对的吗？有产者们制定的法律和社会秩序必然是站在保护他们阶级利益的立场之上。即使是所谓的善人，也同样对劳动者进行了体制性压迫。土改中的地主损失的只是土地和舒适的生活，而劳动者却不再对饥荒有恐惧，不再对未来没有希望，不必再担心到了灾年就要卖女儿去青楼，不必担心换不上高利贷就要上吊自杀。因此，土地革命和历史上农民战争对土地和财产的再分配是难以否定的。某些学者否定土地革命和历史上农民战争对土地和财产的再分配除了暴露了自己帮闲文人的特质外，其实是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

值得深思的是，古代社会的主流观点虽然敌视农民战争，但是并未否定土地兼并的灾难，诸如“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之类的资料是很多的。现代的很多历史学者却连这些东西也一概不认，统统说成是文学式的夸张。文学界则更为严重，不像历史学界对地主阶级的评价还有争议，从90年代的《白鹿原》到今年的《软埋》，歌颂地主豪绅几乎成了至高无上的政治正确。中国历史上，好像还没有那个时代如此公开的吹捧豪绅。如果说优秀传统文化丧失了，恐怕传统文化中批判富豪的人民性一面丧失了才是真的，而不是现在一些人鼓吹的乡绅文化丧失了。君不见，很多地方黄世仁刘文彩式的乡绅早就复活了。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今天古代史研究的一些专家往往喜欢对封建社会国家的力量持批判态度，认为封建社会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起到破坏经济的作用，其实总的来看，封建社会虽然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但仍然存在着国有制与私有制的斗争。一般来说，国家干预的主要特点是抑制兼并、抑制豪强，如前面所说的授田制、均田制都有这个意味。从这个角度来说封建社会的国家干预应该是比较有利于劳动人民生活的。胡如雷的著作《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里就提到了这种观点。而他的这些观点在60年代曾经受到批判，认为是对封建国家进行辩护。其实，这种批判是有一些扩大化在里面的。因为好与不好只是相对的概念，判断封建国家的干预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只能和没有国家干预，“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情况进行对比。如果干预和不干预通通都否定，反而丧失了批判的深刻性。

同样，今天人对封建社会国家的力量的批判也是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的，其实是通过否定历史上封建社会国家的干预来否认今天的国有经济、宏观调控，为私有化、私人资本，富豪权贵力量的膨胀鸣锣开道。而今天很多学者反对土改，反对农民革命，也不过是因为他们在现实中站在了有产者的立场，本能地想要保护自己的利益罢了。也就是说，古代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表面上看上去和政治关系不大，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跟现实社会，尤其是和现实的经济与阶级状况有关系的。今天的人否定历史上封建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积极性，否定地主所有制及其剥削，实际上也是一种现实政治的产物，而非历史的真实。

四、是西方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吗？——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也是毛泽东时代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要走向资本主义的前提是在社会封建社会内部必然产生一种雇佣关系，只有这种雇佣关系的扩大才会带领中国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在毛泽东时代，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本身是没有争议的，普遍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具体的时间却有很大的争议。当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时间的说法有很多，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主要有两种，一种就是中晚唐时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其主要依据是当时有的家庭里有“织机五百张”并雇佣大量的人，而第二种说法也是最流行的就是明朝中后期的时候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主要依据就是当时苏州的丝织业普遍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制度。这两种说法，在当时的影响是最大的。

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就是一个伪问题。中国的封建社会就好像一个铁皮蛋一样，不管怎么孵也不可能孵出小鸡来。他们认为西方的整个文明特质，是能实现西方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根本原因。他们一般认可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观点：“这一重大差别的根基，在于新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它复杂多样、适应性强，摆脱了束缚欧亚大陆其他所有文明的传统枷锁。结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西方，而且，如培根所预见的那样，当革命的新社会的有力的扩张主义降临时，改变了整个世界。”而中国本身的文化和社会体制，就已经表明中国不可能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不管发展多少年都不会产生出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所以说，它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是西方给中国送来了资本主义近代文明。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的争论呢？

首先，关于资本主义萌芽是个伪问题这种说法是很难成立的，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内的规律的，不能将西方人所谓的近代工业文明视为是西方民族特色的产物，这种观点本身就带有浓重的种族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色彩。一个更致命的问题是，这一理论带有明显的先验的色彩。譬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就有大量这种内容：“在人口和贸易量方面，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同中国、印度或中东的城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由于拥有日益增长的自治权和政治力量，它们显得十分独特。恰恰因为它们再从头开始，而且处于政治上支离破碎的欧洲而不是坚如磐石的帝国的结构中，所以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区所没有的。”既然中世纪西欧的城市经济水平不如中国、印度或中东的城市，凭什么说中世纪晚期这些城市里面的工商业是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印度或中东的城市就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呢？

就目前来看，越来越多的史料表明，是工业革命导致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差异，而不是说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差异的导致了工业革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也不得不承认工业革命前西方经济某种程度上落后与东方：“限制欧洲与亚洲的贸易的另一原因，在于难以找到能在亚洲市场上出售的物品。这问题从古典时代起就有了；那时，罗马帝国为支付中国丝绸和印度纺织品而耗尽黄金。16、17和18世纪时，情况还是如此，亚洲仍然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而欧洲则勉强地用金银去支付它所想要的亚洲产品。”尤其是近年来流行的一些全球史著作像是《白银资本》、《大分流》等等，以大量的数据文献对中国和欧洲进行对比后发现，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落后于欧洲，甚至很多方面领先于欧洲，是工业革命才导致中国和欧洲之间差距的出现。因此断言中国不会发展出资本主义、不会发展出工业文明，是有倒因为果的嫌疑的。所以说，毛泽东时代认为中国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这种观点是可以成立的。

关于唐代中晚期和明代中后期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这两种观点，哪一种比较合理呢？应该说是后者更为合理一些的，在这里我们应该明确的就是，关于社会的发展其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差异的界限。我们之所以说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是说在这之前一直没有雇佣，而是说以前的雇佣关系只是处于偶发的不普及的状态中。所以说，唐代时候的偶发现象“织机五百张”这种只是个案，还很难证明唐代真的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而在明代中后期出现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在苏州丝织业整个行业都普遍出现，这是有比较大规模的支撑。所以说明代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代是比较合适的，这也是毛泽东时代史学界的主流说法。

但是，我们并不能说毛泽东时代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是没有问题的，主要的问题是对于资本主义的界定，过于强调定性，而忽视了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突然的过程，而是一个渐进生成的过程，实际上在中世纪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可以参考《共产党宣言》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论述。其认为从中世纪的城市到工业革命前，都属于资本主义的发育期：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按照这个标准，人类整个中世纪的商品经济其实都和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中晚期的变化和明代中后期的变化这两次商品经济的发展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唐代中晚期就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也不是完全不可以，那就要说明代中晚期资本主义有进一步发展，而说明代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更好一些，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唐代中晚期社会经济的变化对于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奠基作用。

同样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导致对于古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和社会发展水平，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有一定的低估。像比如说金日成的老师、人大教授尚钺认为清代的时候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和封建制度瓦解阶段，就遭到了当时学术界的批判。其实，这种批判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即使当时封建制度已经开始瓦解，但是并没有完全瓦解，在欧洲也是工业革命才导致封建制度的完全瓦解。鸦片战争前，中国当然没有进入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未必没有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无论是明清时期规模巨大的商帮，还是当时的手工业发展水平和雇佣关系，都较之西方社会并未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说西方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和封建制度瓦解阶段，而中国社会没有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和封建制度瓦解阶段的话，恐怕是难以服人的。所以尚钺认为在前工业革命时代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已经开始瓦解，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这不应该有太大的政治错误。当时的人认为他背离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论而批判他宣传“明末清初由封建社会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主张明末清初的时代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这其实是不太合适的。

但是，尚钺的论断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他在《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的序言中强调：“不拘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或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发展线索上，以及从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继续和发展上，以一八四〇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时间划一个分界线，都是不很妥当的，而且有着斩断历史发展线索的毛病。”其实如果回到《共产党宣言》原典中，是工业革命才创造了现代资产者，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最早的机器工业的确不是自发产生的。何况一八四〇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确实打断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因此，尚钺以清代的时候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和封建制度瓦解阶段来否定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做法的确是不妥当的。

另外，我们也不能矫枉过正，如果将明清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定位过高可能会低估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差异。如果完全否认明清时期的中国较之欧洲的制度有落后之处，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而欧洲比较顺利的过渡到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就变成了纯粹偶然性的问题。这恐怕也是不太合适的。个人认为，社会形态与社会发展水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新社会形态诞生后在发展水平上未必领先旧社会形态。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苏联、中国等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形态上领先于西方国家，但在发展水平上尚有较大差距。因此，工业革命前中国在制度上有一些落后的方面，同时有较高的发展水平不但不足为奇，而且恰恰证明了社会历史的多面性。

还有，我们应该明确，西方制度上的领先与落后，也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比如，就中国和西方的发展路径来看，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中国保持了国家的统一。如果说英国和欧洲大陆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不会成功，工业革命也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不过进入工业时代以后，对于工业经济下的人口规模有了新的要求：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加强，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生产的分工越来越精细，掌握工业技术的人口规模也不断扩大。所以，中国的这种情况，对于短期的发展或曰引发工业革命是不利的，但是从长远来看，随着工业化的扩展还是有利的。这一点我们在研究资本主义萌芽和到近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时也应该考虑进去。

另外，在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中，这种先定性再讨论的方式，其实隐含的意思也就是把资本主义萌芽视作是一种纯粹进步的东西，而对于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估计不足，这也是当时讨论的一个缺陷。而马克思主义对商品经济从来不是抽象的肯定，而是在批判前提下的肯定。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的：“随着商品生产，即不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交换的生产的出现，产品必然易手。生产者在交换的时候交出自己的产品；他不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将会怎样。当货币以及随货币而来的商人作为中间人插进生产者之间的时候，交换过程就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产品的最终命运就变得更加不确定了。商人是很多的，他们谁都不知道谁在做什么。商品现在已经不仅是从一手转到另一手，而且是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生产者丧失了对自己生活领域内全部生产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商人也没有得到。产品和生产都任凭偶然性来摆布了。”“这时，用不了多久就又发现一个伟大的‘真理’：人也可以成为商品；如果把人变为奴隶，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

当然，对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估计不足的问题虽然在毛泽东时代的史学界已经存在，但还不是特别严重。那个时候讨论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进步性时，多多少少都要提一点消极影响，只不过讲得还是少了些。现在这个问题在史学界变得非常严重了，商品经济发展几乎变成了历史研究的政治正确。我希望未来的史学研究能够打破这种局面，有一种批判意识和人民性的立场。也只有具备了批判意识和人民性的立场，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成果才能具备正能量。

五、“华夏”与“汉族” ——汉民族形成问题

“五朵金花”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所谓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也是在毛泽东时代讨论最少的一个问题。不过，今天的学者们在质疑“五朵金花”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质疑也是最少的，很少有学者认为汉民族形成问题是一个伪问题。那么，质疑的少就证明汉民族形成问题具有普世性，在每一个时代都能够得到学界的认同吗？恐怕未必是这样，相反，恰恰是汉民族问题可以说是五朵金花中最具有“伪问题”特质的一个问题。

所谓汉民族形成问题也就是中国的民族尤其是作为中国主体的汉民族形成于何时。在1953年的时候，苏联学者叶菲莫夫提出中国应该和其他半殖民地国家一样，民族形成于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的范文澜在1954年发文反驳，认为中国的汉民族在秦汉时期就形成了。另外，还有以杨则俊为代表的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形成也是汉民族形成和以康拉德为代表的清代资本主义兴起封建社会开始瓦解时期也是汉民族形成的时期这两种观点。而这几种观点都是有内在缺陷的，范文澜先生的观点的缺陷尤为明显。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讨论汉民族形成的前提是对于民族概念要有一个统一的定位，但实际上这些学者对于民族概念的定位并不同。严格意义上说，民族并不是天然就有的，也不是说自古以来直接就形成了的，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是到近代或者至少说是到中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才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而古代的那些部族和现代意义的民族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说在中国古代社会普遍流行的是华夷关系，而在这种华夷秩序下的“华夏”观念和现在民族界定有很大的区别，华夏与夷狄其基本的特征并不是像现在这样泾渭分明，华夏可以变为夷狄，夷狄也可以变为华夏，其基本的标准就是看是否接受了华夏文化，比如说华夏人如果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并且接受少数民族的文化，即使他在血统上上没有发生变化，普遍意义上也不再把他视为华夏，如果要是周边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接受了中原文化，那么中原人也不再视其为少数民族而视其为华夏，这种观念和现代意义上的的民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汉民族形成问题另一个致命的弱点，是它实际上具有一种先验的味道，就是认为任何地区的人类都要经历“民族形成”这一阶段，而且汉民族形成或者说历史上所有民族的形成是具有进步性的。然而真的是这样吗？恐怕未必如此。

大体说来，从古代到近代人类社会经历了由古老的部落血缘认同到中古时期的文化认同以及近代社会在利益构建基础上的民族认同这几种认同。上古时代的人类主要生活在部落当中。原始社会末期到文明时代初期，部落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对于部落以外的人不视其为人，进入古代特别是到了中古时期以后，各国普遍出现了一种用文化认同取代血缘认同的趋势，像中国的华夏文化，欧洲——西亚文化圈中的伊斯兰教、基督教文化，这种用文化的、宗教的东西取代上古时代的部族的血缘认同应该说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因为它打破了部落血缘的界限，把对人的认同建立在超越血缘关系之上的文化水平先进与落后上，这有助于社会进步的。然而从中世纪后期开始，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所谓的市民或者形成中的资产阶级，追逐利益的欲望越来越巨大。与此同时，传统的、宗教的、文化上的对不择手段追逐利益束缚逐渐显示出来，文化圈的体制已经不再适合历史的需要。于是，资产阶级就采用了复活古老部族国家的方式为自己的掠夺提供合法性依据，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民族。在这种现在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其实是充满了种族主义的杀戮以及奴役的特点。而且，在定义民族过程中掺杂了过多的私人利益因素，像比较典型的如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人为构建的产物。因为美国人很多是英国人的后裔，如果继续英吉利人的民族认同，那么，他们独立就成了分裂国家，就没有了合法性。于是，想摆脱英国统治自己积累财富的当地富豪便可以打出美利坚民族已经形成的旗帜，进而脱离英国也就具备了合法性。因此，民族很大程度上只是话语权的问题，而不是现实社会中真实的存在。

事实上，“民族形成”的意义仅仅在于资产阶级兴起时期便于掠夺以积累资本，在工业革命以后，其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所以，“民族形成”就好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卡夫丁峡谷一样，把很多中古时期文化认同的优势都抛弃掉了，实际上较之中古时期的文化认同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退步而非单向度的进步。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华夏认同本来就优于汉民族的民族认同，完全没有必要依靠西方民族国家形成的标准强行给中国套一个“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帽子。

那么，中国是不是完全没有经历过类似于西方“民族形成”这一阶段呢？我们应该怎样解读中国的社会认同的发展呢？大体说来，元代时开始恢复建立起古老部族认同基础上的四等人制，这种民族分化政策使中国的文化圈认同受到损害。明代是中国最富有民族激情的一个王朝，从朱元璋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已经出现了民族意识觉醒的趋势。倭寇的出现则从另一个层面体现了从文化圈瓦解和民族国家逐渐形成的趋势，这与欧洲基本同步。但这一趋势却在清代被打断了。因为清代是少数部族建立起来的政权，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不可能通过鼓励能引发满汉对立的民族意识来实现民族国家的建构。当然，在清代也有一些类似于元代通过民族分化政策的措施，不过越到后来就越倾向于通过恢复文化认同取代民族认同以维持其统治。这让中国没有出现由于民族认同取代文化认同而导致的像欧洲式的长期的分裂与混乱局面，在很大程度上还继续保留了在古老的中华文化基础上的一种认同。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各民族普遍由文化认同转向统一的国家认同。虽然辛亥革命前后一度仿效西方进行民族构建，但是由于其引发的隔阂与混乱很快被历史所淘汰。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通过共产主义这种新的、统一的、阶级而非民族的意识形态，整合了各地区人民，使得中国保存了相对统一的版图。应该说，新中国是建立在阶级的、国家的认同基础上而非民族的认同基础上，从而跨越了“民族形成” 这个卡夫丁峡谷。

也就是说，中国古代虽然也出现过类似西方“民族形成”这一阶段的发展趋势，但总的来看，并未经历过“民族形成”这一发展阶段，而是实现了在古老的文化认同基础上直接过渡到阶级的、国家的认同。所以强调汉民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用今天的人为标准强行套历史的这样一种情况，这在“五朵金花”里其他的那个几个问题中都是不存在或者很少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民族形成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

另外，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障碍，就是如果强调汉民族的形成，那么少数民族的形成应该怎么判断呢？强调汉民族的形成是否会削弱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导致民族矛盾的激化呢？就目前阶段来看，强调阶级的、国家的认同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仍然是目前阶段的一个主要课题，而不是强调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强调这种汉民族的这种排他性的认同，本质上说对于这个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我们应该超越其中汉民族认同的狭隘的构建意识。

最后，我再简单说一下所谓全人类普世价值的问题。在未来社会的确有可能实现超越阶级的、国家的认同而实现一种全人类的认同。但是，实现这种认同的前提和基础则是消灭阶级和国家的消亡。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国家对国家的压迫，所谓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就只能是这种压迫的辩护士。狭隘的民族主义其实也是分化这种阶级的、国家的认同有助于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国家对国家的压迫。所以，现在很少有学者认为汉民族形成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并不是因为其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西方资本主义史学的普世性，恰恰是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原理而接近于今天史学界流行的西方资本主义史学。像从伪满洲国到近年来美国的“新清史”就都是通过强调满汉“民族对立”以鼓吹“满州独立”。 大概当时的学者也逐渐发现“汉民族形成问题”并没有能跳出西方这种用狭隘的民族主义解构国家以推行殖民主义的理论陷阱，所以讨论了几年后就偃旗息鼓了。

总之，汉民族形成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今天人的一种构建，而且这种构建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现实社会中民族意识的强化和民族矛盾的激化。所以说，范文澜十分重视的汉民族形成问题在理论上和在实践层面都是弊大于利的。前面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的翦伯赞提出的让步政策说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五老另一位的郭沫若所提出的孔子与马克思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显然也是有问题的。后面有我们有机会讲授思想史那时候还要讲到侯外庐的思想史也有一些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现象。这一切都表明，尽管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未来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有巨大的探索空间，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六、延伸之一——农民战争不反对地主只反对政府吗？

近年来有一种观点非常流行，就是农民战争不是反对地主的，而仅仅是反对政府的。除非地主是带有身份性的官僚地主，否则的话并不会成为农民战争的针对对象。这种观点乍一看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实际上是没有多少依据的一个伪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农民战争也好，其它的一切革命行动也好。只要是革命，中心问题就是夺取政权。既然中心问题是夺取政权，那么在斗争过程中所指向的第一目标就必然是政权，或者说是政府。但是这些革命并不是凭空发生的，而是说它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而且也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继承了以往阶级斗争基础上发展起来。

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生革命呢？主要还是剥削阶级剥削得太残酷了，导致劳动者生存不下去了，因此就会进行反抗。一开始的反抗是经济斗争，比如说在封建社会里边儿，往往体现成农民抗租，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就是工人罢工，这些无疑是直接针对剥削者的。但是，后来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而且往往在这些经济斗争中，政府占到了剥削者一边，使得劳动者感觉到只有夺取政权，建立一个新社会，才能够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处境。这样，经济斗争也就上升成为了政治斗争，最终就爆发了革命。其实这个发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很多著作中都论述过，年轻一代的史学家可能没有读过，但是老一代的肯定是知道的，应该是故意装傻。

而且如果要是按照这些历史学家的逻辑说，农民战争就是反抗政府及身份性的地主恐怕也未必正确。因为参加农民战争的也有很多官僚的身份性地主，而且除了秦末农民战争和元末农民战争这两次有族群性反抗色彩的农民战争以外，其他的农民战争最后结局往往是官僚的身份性地主摘取了胜利果实。最为典型的是隋末农民战争，李渊父子原来就属于是关陇世族这个大贵族大官僚集团，最后借农民战争夺取了政权成为最大的受益者。那些中小地主在农民战争中，或者说整个战争中受到的冲击往往很大，很多连生存都没有了保证，更别说从战争中获得利益了。具体官僚地主和非身份性地主哪一个在农民战争中受到的损失更大，恐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可靠的量化的分析，一切观点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猜测而已。

不过，他们的观点也不是说没有可启发之处的。最大的可启发之处，就是往往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中，或者说劳动者的革命斗争一旦发展到最高的阶段夺取政权，也很容易被政权这个幌子所欺骗，忽视了对社会的改造和对剥削阶级的打击。而往往剥削者也借机把政权当作为一个出气筒抛给革命者去破坏，而千方百计的保住自己已生产资料为中心的经济利益，以求在新政权的框架下能够继续享有剥削者的地位。这个就使得农民战争为代表的很多革命变成改朝换代的工具，是劳动者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工人阶级革命创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工人阶级革命之后，都是没收了原来剥削阶级的财产，或者改造了原来的剥削阶级。真正建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剥削阶级没有复活的可能了，因为传统的剥削阶级的观念仍然存在。因此，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的斗争就主要反映在了意识形态领域。如果是意识形态领域被剥削阶级占领的话，那么其仍然会复活，只不过不是旧的阶级的复活，而是新的掌权者变成了新的剥削阶级。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就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中国毛泽东到习近平的历届领导人都颇为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附带说一下，政权是有阶级性的，阶级社会的政权无疑总体上是倾向于剥削阶级一边的。但是，政府也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这在中国古代来说，往往在前期会政府或多或少的对剥削阶级进行一些限制。特别是西汉，和明朝这两个农民战争领袖所建立起来的政府，在前期都曾经采取过一些打击豪强，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这当然不是说他们在本质上是一个代表劳动者的政府，不过多多少少也发挥了一点儿调节社会平衡的职能。但是到了后期，政府基本就变成了富有的剥削者所统治的工具，不再限制豪强，而完全站在豪强一边，到了这个时代农民战争也就该爆发了。可是，往往农民战争一爆发，特别是规模大到一个难以控制的情况下，那些豪强地主们就把政府当作一个留给农民的出气筒，企图在战争中保持自己的地位。

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特别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之后。剥削阶级可以说这一套手段就玩儿得更加溜了。像现在西方国家实行的所谓民主选举制度，也就是让政府承担一个出气筒的功能。每隔几年就换一届政府，但是不管哪个政府上台，都不可能对这个社会进行任何的根本性的改造，不可能触动原有的剥削阶级的利益。这实际上就表明政府的相对独立性进一步下降了，剥削阶级对于政府的操控进一步上升了。但是这样一来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政府更替的过于频繁，改朝换代的成本过于低廉。一旦连续很多届政府都没有改变劳动者的生活状态的话，那么恐怕这种欺骗性的出气筒功能也就维持不下去了。

像前几年，美国所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华尔街，而不再企求通过选举改朝换代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近几年来，美国西欧等很多国家传统政党以及传统政治人物普遍得不到民众的信任也是这种危机的反应。这较之这些国家通过普选制给予劳动者获得普选权也只不过过了100年左右，还不到中国古代王朝一般具有的二百到三百年寿命的一半。不过，虽然说这种情况有利于劳动者认清西方国家政权的本质，但是这样一来往往又会导致在社会上流行一种对政治的厌倦感，把斗争局限在经济斗争的水平，这同样是不利于劳动者的地位根本改变的。因为政权问题的确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对待社会的改造，实现劳动者的当家作主，必须是以劳动者取得政权为前提的。

美国当代著名后现代主义史学家、历史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海登•怀特说：“我期待着未来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如此强大，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该如何面对？知识分子的职责是什么？现在已不是19世纪，而是21世纪，知识分子履行职责变得很困难，大多数知识分子最终投降了，接受了现实形势。这是一些历史学家常做的，他们原原本本地给你展示事情为何如此，而我们需要激进的历史书写方式，告诉我们事情如何有可能变得不同。资本主义太过强大，我们还无法反抗它，而官僚制是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原因，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你无法真正成为社会主义者，至多只能是无政府主义者。”

也就是说，无论是对于占领华尔街这种经济斗争也好，后现代主义这种文化斗争也好。其实都是资本力量太过强大这种情况下的一种低级的反抗形式。劳动者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是阶级斗争的最高的形式，但并不是最终形式。最终形式还是在夺取政权以后，通过对社会的改造消灭剥削阶级，来实现劳动者当家作主。如果要是仅仅停留在夺取政权这一步，那么，所谓革命也不过就是剥削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就像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夺取政权 “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七、延伸之二——古代中国是资本主义吗？

现在很多人认为在战国以后的时候，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已经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市场经济，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关于战国以后社会形态和商品经济发展状况，其实在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就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一些讨论。一部分人认为在战国以后的时候就属于资本主义的早期形态，但是绝大部分人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因为实际上在简单商品经济阶段，国家对市场的干预确实是比较少的。但是这种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少并不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恰恰是不发达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就当时来看，土地所有者仍然是当时社会的一个主要的力量，工商业者可以说在当时经济中的地位是不可能与土地所有者相提并论的。

我们如果要是单纯观察古代的商品经济发展状况，那么很容易得出古代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结论。比如说像商代的时候，连国家的名称都被称之为商，国人即被称之为商人，显然体现了当时商业地位是比较重要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又出现了像陶朱公为代表的大量的著名商人，还有什么挥汗如雨，接踵并肩之类的成语来形容当时商业集市和城市的繁荣。因此很多人就得出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导力量的结论，还有不少人认为是秦汉以后，或者说是商鞅变法以后重农抑商的政策，导致中国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夭折。然而如果要是我们稍微仔细的考察与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没有多少道理。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自然经济是经济的主导形式。这并不是说自然经济发展是当时经济落后的表现，而是说自然经济是和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因为古代的商品交换存在着很高的成本，并不像现在交通运输这么便利。诸如粮食是这一类的基本的消费品虽然也存在着一定的商品化现象，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其运输成本要比销售的价格还要高得多，所以不可能是成为主要的商品。当时主要的商品是一些贵族的奢侈品，这些奢侈品交换价格很高，因此经营它的人普遍比较富有。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它们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而恰恰说明其在经济中的地位并不高。一个例子就是古代后期的时候流行的一句话叫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就是说国家安定的时候古董的价值是很高的，而国家混乱的时候黄金则是主要的保值手段。如果要是在繁荣的情况下，经营古董的商人他身价肯定少不了，但是哪一个国家能够把经济的命脉放在古董上面？

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古代社会的时候也存在商业文明。比如说，很多人认为古代希腊就是一个商业文明的典型。实际上这种可能性是几乎没有的，原因还是我们刚才所说过的成本问题。如果要是古代希腊真的像传说中那样靠葡萄酒和橄榄油换取大多数粮食的话，那么其进口粮食的地区，就是从新月沃地到尼罗河流域的东地中海文明为什么自己不去生产葡萄酒和橄榄油呢？这些地区很多地方也是地中海气候，如果要是生产的话要比用大量粮食从希腊进口成本低得多。当然不能排除古代希腊存在着一些用葡萄酒和橄榄油换取粮食的贸易现象，但是不太可能说大多数粮食都是靠进口的，这在农业社会根本就不现实。之所以会出现古代希腊商业文明的这样的一种历史书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人的幻象。因为关于希腊的系统书写，主要是在工业革命以后的十九世纪历史再发现的产物。那个时候的英国大多数粮食是靠进口的，所谓希腊并不是真实的希腊，只不过是十九世纪英国的一种古代史写法罢了。

其实，先秦时代的重视商业也好，秦汉以后或者说商鞅变法以后的重农抑商也好，对于经济的影响都是有限的。就像汉代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重农抑商的王朝，但是恰恰是重农抑商的文景之治之后出现了商贾膨胀扰乱经济的状况，这在先秦时代反而不明显。因此，这种重农抑商的作用显然也是有限的。同样的道理，商代的时候很重视商业贸易，但是也不可能说让商业贸易取代农业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我们在考察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时候，必须要把古代商品经济放在当时农业社会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衡量，不能就商品经济谈商品经济。单纯说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而不看当时的社会整体状况，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至于商品经济相关的资本主义问题，应该说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是产生于工业革命。在农业社会的商品经济确实是后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母体和渊源，但是恐怕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资本主义本身。当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来说基本的特征是雇佣，但是并不等于说雇佣就是资本主义。必须得达到一定的规模，特别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达到一定的影响力才能算是资本主义。而达到这个规模的前提就是工业革命，没有工业革命是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古代社会的商品经济和商人对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确实是工业革命才发生的社会结构的质变。《共产党宣言》的原文是这样的：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这很长的一段话里边，关键是最后一句“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也就是说，我们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其实是由于工业革命以后现代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形成后代人对它的追溯产生的。工业革命前那些工商业主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叫做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早期资产阶级。但是，只有工业革命以后才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资产阶级。如果要是没有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只能算是旧的生产方式中的一个非主流因素，在西方世界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

如果要是我们继续往前追溯的话，那么，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也都可以追溯到农业社会的商人。《共产党宣言》还是追溯到中世纪，《资本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一直追溯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商业产生开始。像《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说：

【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进一步又发生了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于是劳动产品中日益增加的一部分是直接为了交换而生产的，这就把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提升为社会的生活必需。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在此以前，阶级的形成的一切萌芽，还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分成了规模较大和较小的生产者。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双方都进行剥削。在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可以使他们的产品的销路扩展到遥远的市场，而自己因此就成为一个居民的最有用的阶级的借口下，一个寄生阶级，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级形成了，它从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上榨取油水，作为对自己的非常有限的实际贡献的报酬，它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相应的社会影响；正因为如此，它在文明时期便取得了越来越荣誉的地位和对生产的越来越大的统治权，直到最后它自己也生产出自己的产品——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为止。】

但是其实这种追溯的意义不是太大的。而且我们应该明白古代社会和工业革命以后是不同的，古代社会的商人的往往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破坏力量。就像恩格斯所说的“一个寄生阶级，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级形成了”。古代社会商人不仅不从事生产，而且其囤积居奇等做法也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转。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的作用主要是为工业革命开展积累资本上，过分宣传古代商品经济的意义不合适。

结语、警惕以“中国化”的名义抛弃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方向

今年4月，山东大学那位把“五朵金花”说成是假问题的教授又做了一个《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之路》的演讲，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要“把中国‘中国化’”。这话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要是仔细看看它的内容，就明白了他的所谓“中国化”是怎么回事。

他的演讲啰里啰嗦的非常冗长，但是，中心内容不过以下两段而已：

【众所周知，近30年来，中国史学界的主流倾向是厌弃理论、厌弃史观。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远离历史理论、历史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有的历史理论、历史观，大多是从西方引进的，与中国历史本身有较大距离，甚至格格不入，也就是说对中国独特的历史道路没有解释力，何况，这些东西在西方学术界也早在20世纪前期即被抛弃。因此，要想恢复历史观、特别是中国史观的权威地位，就要重建一种基于本土经验的中国史观。而且，重建这种基于本土经验的中国史观的条件和基础已经具备。自“文革”结束以来，从上古到近代，一方面，中国史研究领域里的几乎所有知识点，都被学者们深耕细作过了，都被透彻地重新研究过了，也都被或深或浅地解释过了，并形成了一系列有颠覆性的局部认识;另一方面，历史学的整体面貌却依然陈陈相因，依然在前三十年所形成的基本认识上打转转，中国史的整体叙事框架根本没有改观，这是值得反思的。

当然，笔者也不能不在此郑重指出：如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在“闭关锁国”中实现、中华文化的再起和繁荣不能在“自言自语”中完成一样，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范式的铸造，也不能关上大门在自己家里进行。一个有别于自由主义范式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必须在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中，并汲取了自由主义学科范式的所有精华之后才能建构出来，也才能最后走向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中心主义”固然必须抛弃，“华夏中心主义”尤不可取。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看来只能在“它山之石”与“本土之玉”的中间地带形成。】

显然，这位教授所说的反对从西方引进的历史理论，并不是反对所有的西方理论，仅仅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已，因为“这些东西在西方学术界也早在20世纪前期即被抛弃”。在这位教授的眼中，史学界近三十年来清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清算还不够，必须进一步清算才行，因为现在虽然自由主义理论在史学界的圈子里占了绝对优势，但“历史学的整体面貌却依然陈陈相因，依然在前三十年所形成的基本认识上打转转，中国史的整体叙事框架根本没有改观，这是值得反思的”。对于反共的自由主义理论不但不能清算，而且还应该继续大力引进，因为“一个有别于自由主义范式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必须在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中，并汲取了自由主义学科范式的所有精华之后才能建构出来”。

实际上，新中国前三十年从来没有忽视过本土化的理论，包括历史学界也是一样的。我前面已经说过，新中国前三十年占主导地位的史学界两大流派，是郭沫若为首的战国封建论派和以范文澜为首的西周封建论派。而当时以苏联为代表的国际上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认为中国是魏晋时期才变成封建社会，但是他们的解释框架并没有得到中国的认可。正如前三十年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前三十年史学界的主流派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当然，前面说了，这个流派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还需要进一步发展。（比如说，这“五朵金花”里边儿没有政治制度史，也没有思想文化史。这表明前三十年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还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以后有机会我会继续说这个问题。）但是，绝对不应该把他们的研究基础说成是从西方引进的理论，而简单地抛弃其研究方法和成果。

这位学者是不是对此一无所知呢？恐怕不是，因为他在演讲中也说了，“中国共产党人，甚至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命题，毛泽东对教条主义和对‘言必称希腊罗马’倾向的清算，堪称淋漓尽致”。而且在他不久前的一些讲座里谈到前三十年的人文社会科学时也说过，“从1949年到1979年，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们完全向西方关上了大门，这个关门本身是不是本土化大家可以讨论。也就是说从1949到1979这30年怎么概括这个趋势，我们可以讨论，当然我有个人的看法，我个人认为从1949到1979这些年也是一个本土化的趋势，但是这个本土化是和中国另外的思想流派联系在一块的”。既然他知道前三十年本身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是本土化的，为什么却还把前三十年当作全盘西化的靶子，而不是把后三十年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呢？显然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其强调“中国化”是假，抛弃马克思主义是真。可惜的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自打耳光的情况。

实际上我们如果要是再往前推一下，在1988年《河殇》流行的时候。山东大学的这位教授可并没有站出来高呼“中国化”来抵制这种全盘西化。相反的，此公发表了《对现代文明的抗拒与排斥——从建国后农民战争史研究看民粹主义的社会思潮》一文，宣称：“民粹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仍时隐时现，但不断深化的改革和开放，将在不久的将来永远把它彻底埋葬,通过历史研究来排斥现代文明的现象也将随之消失。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是同时不可避免的”，和《河殇》一唱一和，鼓吹所谓“现代文明不可抗拒”。

然而在1989年以后此公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大力鼓吹所谓新儒学，且近几年来愈演愈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恐怕就和我前面提的那位南开大学教授一样，是政治正确的产物罢了，并不是此人真的相信什么中国化。其实他本人也在演讲开头隐晦地提到了这一点：“十八大之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同中国社会一样，所发生的一个最为重大的变化，就是‘西方化’进程渐趋终止，延续了近30年之久的‘西方化’发展取向得到坚决扼制。如同人们所观察和感受到的，近若干年，整个中国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学术气候，的确正在发生深刻变迁，整个中国社会的语境正在被重构，整个中国本身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迅跑。”也就是说，公开的推崇自由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不太受待见了，所以要打出“中国化”的幌子，以反对西方化为名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推崇自由主义普世价值。

当前，人文社会科学要中国化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共识。但是，不同的人所说的中国化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提倡的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建设、改革经验与传统文化的精华，吸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朵金花”等研究成果，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另一种则是以某些学界的人物为代表的，打着反对西方化的名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而进一步和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接轨，并且结合少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腐朽部分，建立起一个没有马克思主义影响因子的剥削阶级文化。我们需要警惕后一种以“中国化”的名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动向，坚定不移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建立起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和各种中国化的社会主义人文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