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新民主主义论》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传播及反响

程美东 裴 植

内容提要：抗战期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不久，就不仅在边区受到普遍欢迎，而且实现了向沦陷区和国统区的跨域传播，并引起巨大反响。在沦陷区，日伪政权在严行查禁、千方百计阻挠其传播的同时，唆使卖身投靠的文人政客对其发起攻击；而在国统区，诸多国民党人也极力地以三民主义的“真理”否定新民主主义，并围绕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性质、革命的步骤论等问题，向《新民主主义论》发起围攻。值得注意的是，少数国民党人对《新民主主义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部分地予以认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更是对《新民主主义论》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同革命的敌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也高度重视进行思想战线的斗争，而通过各种方式实现以中共领袖重要著作为主体的红色文献的跨域传播，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在抗战期间即有着典型的反映和体现。关于抗战期间中共领袖重要著作的传播，近十几年来学界已先后推出不少优秀成果，不过从整体上看，立足于中共“己方”者居多，而对其在日伪及国民党统治区的跨域传播，关注相对不够。近年来，有关伪装书的研究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但这种研究大都聚焦于书刊伪装的名称和发行的技巧，至于其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的影响，以及日伪人士和国民党人如何看待与评价中共领袖重要著作中所阐发的观点和所作出的论断，则较少论及。必须指出，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领袖重要著作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揭示真理和动员群众上，同时也体现在与革命的敌人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展开激烈对战并最终战而胜之上。因此，考察抗战期间以中共领袖重要著作为主体的红色文献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传播及反响，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本文拟围绕这一时期《新民主主义论》向沦陷区和国统区的跨域传播及反响这一中心论题进行探讨，疏漏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新民主主义论》的跨域传播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一个多月后，经过整理的讲演稿先后刊载于2月15日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和2月20日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上，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第一次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部具有严密逻辑、严谨结构和严整体系的著作，同时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红色文献之一。这部红色文献发表之后，不仅在边区受到普遍欢迎，而且实现了向沦陷区和国统区的跨域传播，并引起巨大反响。《新民主主义论》向沦陷区和国统区的跨域传播，可分为公开和变通两种基本方式。在沦陷区，由于日伪政权实行严苛的文化封锁与文化殖民政策，《新民主主义论》很难通过公开渠道打入，因此，党组织较多地借助秘密方式实现跨域传播；而在国统区，以皖南事变的发生为界，此前中共尚可通过公开渠道发行毛泽东的著作，此后，随着国民党政策的转向，中共亦不得不改用变通方式向国统区传播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在内的红色书刊。

(一)《新民主主义论》的跨域公开传播

《新民主主义论》的跨域公开传播仅能应用于皖南事变以前的国统区，多采用设在国统区的印刷厂、书店发行的办法。同时，中共注意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比如，对于国民党的军政机关，中共采取“利用他们设在延安的邮局寄发”的办法。在国共两党关系尚好的情况下，《新民主主义论》借助这些方式在国统区产生了较大影响。1941年，国民党人、复兴社人士张涤非曾撰文写道：“毛泽东近来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发表了一套意见，叫做《新民主主义论》。一月以前，我虽在书店里看到，也未加理睬……直到最近，在友人处重新看到，翻阅一下。”担任过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的陈安仁也介绍说：“毛泽东先生年前，写了一篇颇长的文章，名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登在各报，后来印成单行本，可说是风靡一时，最近由图书馆里，得拜读先生的文章。”国民党御用文人张叔和对《新民主主义论》在国统区的跨域传播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他说：“我们看到毛泽东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是在前年冬天，该书标明是再版，时间为一九四〇年七月，想来初版是在是年上半年，说不定到现在已经又三版四版了。这本书在市面很少见，可是看的人却相当多，因为我们从许多自命前进的书刊上，都见到该书理论和文字之被征引搬用，或师其意、或直用其文，直接间接都在为它宣传、为它作演绎阐发的工作，于是也有一般自命进步的读者，相习成风，似是而非的成了‘新民主主义型’、成了‘新民主主义派’。”

然而，随着皖南事变的发生，国共关系骤然紧张，而国民党当局亦不断强化出版审查制度，使得《新民主主义论》在国统区公开传播基本上再无可能。1941年7月，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查禁目录，其中《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和《新民主主义论》均以“触犯审查标准”为由遭到查禁。面对此种情况，中共不得不另辟蹊径，采用变通方式继续进行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在内的红色文献的跨域传播，以便使其声音能够持续地传输给全国各地、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们。

(二)《新民主主义论》的跨域变通传播

唐弢先生曾说：“当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对革命书刊实行封锁、扣留、禁毁的时候，党和进步文化界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采取了一种权宜而又机智的对策：把书刊伪装起来。这种书刊封面名称和内容毫不相干，进步的政治内容，往往用了个一般的甚至是十分庸俗的名称。作为反动统治下斗争的一个特色，尖锐的形势促使革命刊物和政治小册子蒙上一层足以瞒过敌人的保护色，就像战士在前沿阵地用草叶和树枝来伪装自己一样。”

《新民主主义论》的跨域变通传播，其载体和形式主要是伪装书。目前所知，《新民主主义论》的伪装书至少有8种，其中4种有实物为证，另4种虽无物证，但也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前4种伪装书中，第一种以《大乘起信论》为书名，现藏于中央文献研究室。该书以“北京佛教总会印”、修点道人题《大乘起信论》为伪装封面，收录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持久战》两篇文章。第二种以《文史通义》为书名，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在这部“文史类”著作中，除《新民主主义论》外，还收录了《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两篇文章。第三种以《满园春色》为书名，被当代毛泽东文物收藏爱好者张其武发现并收藏。该书“封面右侧大部分为彩色舞女形象，左侧上角有‘热情小说’字样，左侧中间是艺术体‘满园春色’的书名”。这一伪装本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言情小说，如不打开阅读，绝难想到会是政治理论书籍。此外，在书的内容上，印刷者故意将《新民主主义论》的前后内容作了颠倒，从而进一步增强了迷惑性。第四种以《中国往何处去》为书名，现藏于湖南图书馆。此书名意在模仿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虽然它与前3种伪装书的伪装形式不同，但显属借国民党的外衣行传播新民主主义之实，可以收取迷惑敌人而达到传播目的之效。

总的来看，《新民主主义论》的伪装书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伪装书的书名大多与政治无关。除《中国往何处去》外，其余三种都与政治相去甚远，此举可以最大程度地免遭查禁。另外，一本书能否吸引读者，书名十分重要，因此我们看到，不论是《满园春色》《文史通义》，还是《大乘起信论》，都是普通大众在日常生活休闲之余喜闻乐见的通俗读物，这样就保证了一定数量的群众能够阅读到《新民主主义论》，从而达到宣传中共理论和主张的目的。

第二，伪装书的制作和传播主体是中共地方党组织和党员。向沦陷区的广大民众和伪政权官员进行《新民主主义论》思想内容的宣传，是抗战期间沦陷区党组织所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1943年3月15日，中共北方局针对山东的工作作出指示：“对敌占区的宣传工作方面，要特别注意质量，印发《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两书，到敌占区游击区广泛散发，并用一切办法保证送到觉悟知识分子及敌军敌组织的上层分子手里。”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党委也曾作出决定，将《新民主主义论》等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采取改换封面书名的伪装办法，由晋察冀日报社印刷厂印刷，通过地下渠道在敌占区悄悄发行。时任晋察冀日报社印刷厂厂长的周明曾回忆：“《新民主主义论》伪装为《大乘起信论》(北平佛教总会印)……经过刘仁领导的城工部发行到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大同、太原、张家口等地，经过韩光领导的东北工委，发行到沈阳、大连等地，在敌占区散布了革命的火种。”而《新民主主义论》被国民党列入查禁目录之后，“为了抵制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当年的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界人士便采取了‘伪装本’的方式，来出版发行《新民主主义论》”。可见，沦陷区、国统区《新民主主义论》伪装书的制作和传播主体，都是中共地方党组织和党员。

二、日伪反动文人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攻击

沦陷区的党组织和党员在敌人的严密控制下，冒着生命危险从事《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文献的运输、发行与思想内容的宣传，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历史学家李平心20世纪40年代初在上海曾撰文写道：“我在上月间看到了一则印刷模糊的通讯，其中刊出了当代一位大政治家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提要，不禁喜狂，因为在简短的提要中，已经闪耀了演讲者天才的光辉，发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真理。”这生动地反映了《新民主主义论》这部红色文献在上海等沦陷区知识界和社会大众中传播的真实情状。

正因为如此，日伪政权深感不安。当时就有日伪文人政客明确认识到：“对共工作，除了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军事斗争而外，尤须展开思想的斗争。”而在当时，“中共的中心思想或指导理论，乃是中共领袖毛泽东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因此，“要认识中共的一切，首须明了新民主主义，要清算中共的一切，首须检讨新民主主义”。

为达到清除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日伪政权统治区影响的目的，日伪反动文人肆意歪曲《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观点，并从多个方面发起攻击。

其一，攻击《新民主主义论》所阐发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种幻想和阴谋。1942年，日本人创办的《东亚联盟》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姚宜园、题为《评〈新民主主义论〉》的文章，武断地污蔑说：“新民主主义是中共战略上的一种工具。在他本身不是像民主主义那样具有本格性、永久性、历史性、必然性，所以它——新民主主义——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而且还是一种幻想。”同年，时任侵华日军特务机构组建的民众团体——新民会的宣传局长，同时还兼任伪政权《新民报》总编辑的陈宰平，在敌伪刊物《中国公论》上发表文章，意在同毛泽东和中共“展开伟大的思想斗争”。随后，为扩大其影响，他又在敌伪刊物《青少年》上发表连载文章，对《新民主主义论》进行了系统“驳斥”。在文章的开篇，他即信口雌黄地写道：“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谈不到‘主义’，谈不到‘思想’，只是一种‘策略’，一种‘阴谋’，因此所谓‘新民主主义’，只是‘新共产阴谋’而已。”

其二，关于“各阶级联合专政”。姚宜园以“联合专政”为由攻击《新民主主义论》。他说：“中共自己知道，社会革命，不是一次两次的实际运动就可以完成的，所以他们要规定一个目前在政治上实际活动的目标。这个目标毛泽东采取了‘联合专政’。如果能达到‘联合专政’，则不难由中共专政。”姚宜园还搬出马克思和列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并振振有辞地强调：“在马克思、列宁的经典上，不见联合专政一名辞。他俩认劳资是对立的，是绝对的，所以说政权有资产阶级的，有无产阶级的，二者绝对不能调和，妥协。”据此，姚宜园得出结论说：“专政是资产阶级专资产阶级之政，或无产阶级专无产阶级之政，或全体主义专大家之政；试问联合各党派，而同时专政，专谁之政?”姚宜园虽然搬出马克思、列宁来反驳《新民主主义论》，但一方面他只是借用马列的名义和机械套用他们的观点，而没有根据中国的国情作出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另一方面，他并非真正懂得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而只是实用主义地剪裁他们的语句和断章取义，难免牵强附会。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时，曾就联合专政的问题亲自作了明确的回答。当时，这位社长向毛泽东请教说：“列宁说专政只能由一个政党执行，而主席先生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由几个政党联合执行，这是不是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毫不含糊地告诉对方：“不能说离开了马列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事实上，当年列宁也曾明确指出：“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联合和并存呢?当然能够。”在这番话中，分明就闪耀着联合专政的思想光芒。因此，所谓“在马克思、列宁的经典上，不见联合专政一名辞”，这一说法本身便是不符合事实的。

陈宰平认为：“毛泽东所说的各阶级联合专政，实际上就是指的国共两党分揽政权”，在他看来，“这就正是中共的阴谋”。打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可以发现，里面对于“各阶级联合专政”讲得非常明确：“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而是一切革命的人民。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显而易见，毛泽东是从坚持抗战和对“反革命汉奸”作不妥协斗争的角度诠释了“各阶级联合专政”，陈宰平的说法不仅没有根据，而且他作为投靠日本人的卖国者，本身就属于被专政的对象，因而他把毛泽东所主张的“各阶级联合专政”诬蔑为“中共的阴谋”，坚决予以反对，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三，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得非常清楚：“一百年来，中国已逐渐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沦陷区，是殖民地社会；在非沦陷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沦陷区与非沦陷区，都是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中国，沦陷区属于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非沦陷区则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作为投靠日本人的卖国者，陈宰平不承认他置身的地方是沦陷区，因而也就不认同沦陷区是殖民地社会这一定性，而只是笼统地认为由于“英美帝国主义及国内封建残余”的普遍存在，“现阶段的中国的社会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并称“此种理由极为简明，不必多论”。这样的一种反驳和辩解显然是强词夺理和苍白无力的，根本不值得一驳。

其四，关于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战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陈宰平武断地认为：“毛泽东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者，乃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而已”，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应在中国推行”，是否“能在中国推行”?陈宰平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其理由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家阶级在英美的工业商品和工商业资本的压迫之下，并未抬头……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是无的放矢……中国需要合理的方法，整个的提高生产力，而不是先破坏某种生产关系……中国客观的社会条件，是要求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工业产业。”陈宰平的错误在于，他绝口不提在实现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发展生产力，而仅仅表示现在的合理方法是“整个的提高生产力”，这就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毛泽东恰恰看到了“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因此他才提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这显然是基于当时的中国国情而作出的准确判断和得出的深中肯綮之结论。

总之，《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出版，尤其是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沦陷区之后，日伪政权为消解其影响，在严行查禁、千方百计阻挠其传播的同时，也唆使卖身投靠的反动文人对《新民主主义论》发起攻击。然而，面对毛泽东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文字表述，这些日伪反动文人只能装腔作势地叫嚷一番，往往声势有余而说理不足。有意思的是，在这些文章中，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名字时常出现，他们的观点、言论也得到了颇多的引用，或许日伪反动文人试图来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是其生拉硬扯、生搬硬套的做法却太过笨拙，每每贻笑大方。这一方面说明了日伪反动文人学养的不足和思想的匮乏，另一方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列主义在当时中国社会的普及程度以及比之其他思想所具有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三、国民党人对《新民主主义论》的围攻

相对于沦陷区，《新民主主义论》在国统区引发的反响更为强烈，可想而知，铺天盖地的是否定、批驳的声音。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与国共两党迁延十余年敌视、斗争的政治环境有关，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论》所具备的超越三民主义的理论高度和实践定位，也是令国民党群起而攻之的重要原因。有国民党人曾气急败坏地表示，《新民主主义论》“实在荒谬太甚，对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不止作了一种很大的曲解，简直是不可饶恕的污蔑”。

总体来看，在高扬三民主义、贬斥新民主主义的原则下，国民党人从多个方面对《新民主主义论》展开了围攻。

其一，以三民主义的“真理”否定新民主主义。国民党在形式上完成统一后，随即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反动政策推行开来，特别是国共分裂后，国民党更是在这方面大做文章，并以此批评和指责中共。因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三民主义所作的新旧和真伪的划分，使得不少国民党人感到无法容忍。刘子健就“义正词严”地指出：“三民主义有真伪吗?假定有，则孙先生所讲的是真，违反孙先生的一切曲解是伪……三民主义有新旧吗?也没有。因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前，孙先生所讲的三民主义，与宣言以后孙先生所讲的三民主义，精神完全一贯，无新旧可分……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吗?这在孙先生的宣言中，完全没有根据。”曾担任第九战区少将参事的陈安仁也反对将三民主义作新旧、真伪的划分，他说：“三民主义，是具有革命之一贯性的，是具有革命之彻底性的，没有旧新的分别……三民主义，随革命历史的发展，而可以扩大其内容与本质，断无前者伪而后者是真，前者是旧而后者是新的区别。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绝对没有旧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区别。”王一樵则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提出新民主主义，其目的在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以民主主义来代替民族主义，乃至代替三民主义，是以民主主义的文化来代替民族文化、代替三民主义的文化”。其他国民党人如张叔和、戴日镳等人也发表了多篇言论，他们或否认毛泽东对三民主义所作的解释，或指责新民主主义为“歪曲的一民主义”，“是集中主义，无产阶级独裁主义”，等等。

作为国民党的指导思想，三民主义受到国民党人的拥护实属正常。但是，任何一种主义如果丧失了与时俱进的基本品质，如果不能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来调整、优化自己的立场和策略，那么它只能被请进思想的博物馆。对此，孙中山显然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虽然不曾公开、直接提出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但他有关三大政策的思想主张和表述却是十分明确、毋庸置疑的。首先，关于联俄政策。1924年1月底，孙中山在接见苏俄军事顾问小组时表示：“在现在的革命斗争中，十分需要学习俄国人。”如果说此时的孙中山还停留在学习俄国革命斗争方法的层面，那么到了1924年10月，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他就直截了当地表示说：“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至此，他的思想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变。甚至在其逝世前，他还在《致苏联遗书》中说：“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联俄”的态度十分鲜明。其次，关于联共政策，孙中山也作出过明确指示。1923年，孙中山在批评邓泽如等抨击中共的信中解释说：“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我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则各党员至今仍不明三民主义之过也。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当获悉冯自由等人反对国共合作时，他严肃地斥责道：“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革除党籍及枪毙。”而容许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更是“联共”思维的真实表现。再次，关于扶助农工，孙中山的态度亦十分积极。1922年，他与《日本纪事报》英文记者白莱斯福谈话时表示：“余则确信公共生活若有劳工势力参与其间，其意味当益浓厚”，“凡关于改良劳工情形之运动，余皆赞同之”。根据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虽然孙中山没有以文字的形式提出新三民主义，但在其思想中早已种下了这些与时俱进的思想因子，这些思想因子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有益成分，当然应纳入三民主义的范畴。也正因如此，1925年12月4日国民党中央发表的《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同志之通告》中，白纸黑字地指出：“若本党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联合苏俄，不以占大多数的农工阶级为基础，不容纳主张农工阶级利益的共产派分子，则革命势力陷于孤立，革命将不能成功。”因此，虽然20世纪40年代的国民党人以他们认为正确的三民主义即所谓三民主义的“真理”来反对新民主主义，但其实正是他们而非别人误解了孙先生的本意。

其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意见。前文已经述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界定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于这种说法，国民党人基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发表了不同意见。

张涤非首先发难，他批评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的分析完全是信口开河”。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根本上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其根据是，“太平天国运动用一神教(基督教)代替多神教，可说是我们的宗教改革；洋务运动用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可说是我们的工业革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用民主政治代替君主专制，可说是我们的民主革命；戊戌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用科学哲学代替封建思想，可说是我们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国民革命直接打倒军阀，间接打倒帝国主义，可说是我们的民族运动；统一战争消灭残余的割据势力，强固国民政府的中央政权，则可说是我们的建国运动”。基于这些因素，张涤非乐观地认为，“中国过去虽然是一个弱国，没有日本强盛，军事上毫无准备，但抗战三年，却使日本陷于泥淖，进退不得，打了胜仗还想求和……只要抗战一胜利，中国便变成了头等国家，一切不平等条约当然随之废除，自由独立于世界”。叶青(原名任卓宣)虽然不似张涤非那般天真和乐观，但是在否定毛泽东观点的动机和目标上却与后者并无二致。叶青认为：“‘沦陷区’是战争过程中的暂时现象，现在抗战未停，它底命运并未决定……沦陷区是沦陷区，不能作殖民地看。因此，就是‘半殖民地’四字也没有用底必要。在法律上和事实上，要保护国才是半殖民地。中国不是保护国。而自国民政府统治全国以来，政治上是独立的，与北洋军阀之以东交民巷为北京政府底太上政府者不同。”国民党人在言论中反映出的坚持抗战的决心和意志值得肯定和称赞，但是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分析并非基于客观的立场，其出发点和归宿均以宣扬国民党的革命业绩为目标，进而证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因此，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

其三，关于革命步骤论的争辩。如前所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论断。毛泽东的这一论断与国民党的观点迥然有异，因而也遭到了国民党人的围攻。刘子健批评毛泽东“没有把握住中国底特殊情形与中国底历史发展，所以就成了‘空想’，成了‘纯主观的想头’”。而张涤非在刘子健观点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把革命分成两次，‘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办法，并不是毛君个人的新发明，而是马克思创立的‘两次革命论’。在这两次革命论之内，毛君根据史大林的意见，‘分为若干的阶段’，而在每一阶段底下，‘又分为许多小阶段’，一步一步地革去，又可叫作‘阶段革命论’。”

对于中国革命需要几个阶段的问题，国民党人依据三民主义作出了回应，然而三民主义纷繁杂糅的内容加之就缜密性而言无法与马克思主义相比的内在逻辑，使得国民党人对三民主义的理解也千差万别。比如，关于革命步骤论，国民党人中就出现了“一步说”与“三步说”的不同。贾湘客认为，“按照问题的解决，中国的革命历程，事实上已经分成三步：第一步是民族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民权主义的革命，第三步是民生主义的和平转变”。张涤非和叶青则是“一步说”即一次革命论的支持者。张涤非认为，民族问题、民权问题、民生问题在“一个国家之内，虽不必同时存在，却先后发生，有普遍的根本意义”，因此，“在外国，从前要分做几次来解决的问题”，由于中国有了三民主义，“可以用‘一劳永逸’的方式，‘同时解决’”。叶青也认同一次革命论，他说：“一次革命论是三民主义底基础。三民主义本是三个主义，孙先生为什么把他们合而为一呢?依他，欧洲底进化是由民族主义而民权主义而民生主义，分成三个时代，做了三次革命即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当然也有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合一的时候。总之，三次革命是欧洲底历史法则。中国呢?为了迎头赶上，要使三次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孙)。因此三个主义就‘同时并行’(同)了。所以三民主义以一次革命底历史法则做基础，否则没有把三个主义合而为一的必要。”可见，国民党人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在党内尚且不能达成一致，又怎么可能对《新民主主义论》中两步走的构想作出令人信服的反驳呢?

国民党人围绕《新民主主义论》所作的分析和批判，除上述三个主题外还有很多，比如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讨论，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讨论，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讨论等等，可以说，《新民主主义论》的每一个重要内容几乎都受到了国民党人的“格外关注”。这毫不奇怪，毕竟国共两党各有所宗，且彼此的话语体系迥然不同。具体说来，中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并不断丰富和充实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而国民党拘泥于三民主义的教条，将其作为思考问题、评判是非的不二标准。因此，国民党人围绕《新民主主义论》虽然发表了很多文章，但以三民主义对抗新民主主义，很难达到国民党人所期望达到的功效和作用。比较而言，作为国民党理论家的叶青，他撰写的文章无论在理论深度上还是影响力方面都要比其他国民党人的文章更强一些，这当与其人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不无关系。叶青就曾自评说：“我可说是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

四、针对《新民主主义论》的另一种声音

中共推动《新民主主义论》等红色文献跨域传播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广大民众了解、掌握党的理论和主张。从抗战时期知识群众发表的文章看，党在这方面显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之后不久，便有开明人士给予了高度评价：“最近有人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听起来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它在实际上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它不但结束了过去很多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争论，而且更重要的是给我们这个复杂无比特殊的中国式的革命或抗战建国，指出清清楚楚的前途来。”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阐扬，在国统区、沦陷区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不少人提笔撰文，阐述自己的新民主主义观。哲学家陈垦认为，“单纯的介绍西洋文化与整理中国国粹是不够的，不能胜任地配合这大突变的革命时代”，而要建设与革命时代相符合的文化，就“要求融化西洋的进步文化作为我们自己的血肉；扬弃中国的民族文化遗产，把它推进至较高阶段而以之充实世界文化的内容……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却就是我们所祈求的新文化的内容”。活跃于上海知识界的李平心在研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新民主主义文化不是布尔乔亚包办的资本主义文化，也不是劳工层主持的社会主义文化。它在性质上是布尔乔亚性的民主革命运动的一环，是以反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为出发点，然而它决不是让布尔乔亚(资产阶级或市民层)的意识形态支配整个文化运动，这里，劳工层(劳工阶级)的意识形态参加了文化运动领导的中心，然而尽管如此，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性质上还没有超越布尔乔亚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范围，还不能看作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化运动，还需要建立各种革命的、进步的文化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统一战线。”事实上，如果我们将文中的“布尔乔亚”改为资产阶级，那么这段文字表达的意思几乎就与《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内容完全一致了，这也反映出李平心对毛泽东这篇雄文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理论应用于实践是其目标和追求。何逸清认真思考了上海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具体路径，他认为，“中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是今天文化运动的总方向”，而根据上海自抗战以来成为孤岛的实际状况，在上海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就需要完成“发展上海的文化运动”“组织上海文化界的统一战线”以及“适合上海此时此地的环境与要求”三项任务。而黄药眠则主动把新民主主义理论运用到文艺工作中，冀以推动文艺工作的发展进步。他认为，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思想背景的文艺应当具备三重扬弃：一是“个人主义的扬弃，更多的强调文艺之社会的意义”；二是“贵族气质的扬弃，更多的注意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三是“形式主义的扬弃，更多的着重于内容”。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进步知识分子一经掌握科学的理论，就主动地以之指导具体的实践，由此得出的宝贵经验和产生的示范效应，无疑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跨域传播大有裨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国民党人在其批判《新民主主义论》的文章中，也表达了对《新民主主义论》的部分认同。比如，贾湘客对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就给予了肯定，他说：“诚然，在沦陷区是殖民地社会，因为它已经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去了；同时有些沦陷区，虽经国民政府十余年来的苦心经营，已渐从殖民地社会，转变过来，但这次为日本帝国主义抢夺过去，一切新兴民族资本，付之东流，买办阶级与日寇侵略势力，又复萌动，当然也变为殖民地社会了。”陈安仁在这一问题上也与毛泽东的观点有几分相似，他认为：“在中国百年来，足〔是〕受帝国主义之压迫的，它本身的地位与性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与性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之人民，是大群之弱小民族，是大群之被压迫民族。”国民党内批判《新民主主义论》最为卖力、有着理论家之名号的叶青，更是明确地表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名称下对于民生主义的了解，比他在三民主义名称下还要多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他肯定‘中国底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底路’……说得很对，殊堪称许”。

五、结语

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论》能够走出边区、实现向沦陷区和国统区的跨域传播，与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各级党组织的努力密不可分，但更根本的还在于这部红色文献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前瞻性和重要思想理论价值。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在他看来：“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与政权构成的最基本部分。”因此，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并明确了实现此一目标所必须依靠的力量，这就可以使中共获得最大公约数基础上的民众认同，而民众的认同也就意味着民心之所向。作为与日伪政权和国民党的思想主张针锋相对的科学理论，新民主主义学说受到沦陷区和国统区当局的“围剿”是非常正常的，但正如毛泽东所言，“还是比赛吧。谁把共产主义比输了，我们共产党人自认晦气”。然而历史事实却是，面对形形色色的反动人士的群起围攻，《新民主主义论》等红色文献不仅没有丧失阵地，反而在群众中的影响愈益广泛和深入，就连日伪政权和国民党中的一些人也不得不承认包括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内的中共的思想理论所具有的巨大吸

引力和影响力。日伪政权头目王克敏曾说：“北京的学生，今后没有生存之道，只有参加共产党”，“新民会……到底没有力量克服现代学生的思想”；而国民党的著名理论家叶青也无可奈何地表示：“看见他在《解放》第九十八和九十九两期合刊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觉得他有相当的进步。声明一句。人家底东西，如果不是理论，我不能说是理论；如果是理论，我不能说不是理论。赞成与否由主观决定，是否理论乃一客观的事实……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他们的言论相信是基于实情、发自内心，而这则更足以证明《新民主主义论》成色的充足和分量的厚重。

(本文作者程美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裴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作者简介：程美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裴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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