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信仰制高点上的不朽丰碑

王树增

今年，是伟大的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7月1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从宁夏固原市六盘山机场一下飞机，就来到西吉县将台堡，瞻仰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参观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纪念馆，向纪念碑敬献花篮，并向革命先烈三鞠躬。在纪念馆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面前，总书记不时驻足凝视。

他深情地说：我们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与自然相比，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人定胜天”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挑战科学规律。但是，“人定胜天”在哲理层次上是被实现过的——那就是长征。

1、长征在精神层面上深刻地影响了人类进程

今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建党9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80周年。

笔者的作品《长征》写于10年前，即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时候。在写作之初，同行曾经多次问过笔者：有那么多好的题材为什么不写？说得再俗气一点，有那么多挣钱的题材为什么不写？你写《长征》，有人读吗？当时笔者说了一句很狂妄的话：你写没人读，我写就能有读者。笔者非常感激众多读者所给予的厚爱，同时也有一个刻骨的体会：读者不是爱我的书，而是爱我们这个民族。

当人类社会迈入21世纪的时候，《人类一〇〇〇年》一书由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由来自世界不同民族、国家和学科领域的众多学者，评选出从公元1000年至公元2000年的千年间，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100件重要事件。在一千年的时光中，重大事件不计其数，而评选100件最重要事情的标准是：必须深刻地影响人类的文明进程。

最终，中国的三个事件入选。第一件是火药武器的使用，不是火药的发明，指北宋军队第一次在战争中把火药放在竹筒里发射，它标志着人类热兵器时代的开始。直到今天，不管战争形态发展到电子战还是信息战，只要还有枪、还有炮，人类的热兵器时代就没有结束，这件事依旧深刻影响着人类的历史。

第二件是成吉思汗的铁骑征服大半个欧洲。在当代英语语系中有一个名词叫“黄祸”，就是起源于这一历史事件，现在的欧洲历史学家提起成吉思汗还心有余悸。但是，为什么说这一事件影响了人类的文明进程呢？那是因为在成吉思汗帝国的时代，东西方的文化第一次，也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实现了真正全面的交融，包括技术、工艺、文化，乃至人种。

第三件就是长征。

选这件事，难道是因为诸位专家对中共党史感兴趣？显然不是。那么对于发生在几十年前中国国土偏僻的一角，在战争军事意义上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一次军事行为，他们为何认为其应当入选呢？答案只有一个——长征在精神层面上深刻地影响了人类进程。

这个事件最典型、最极端地折射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无论人类遭遇了什么，哪怕是千难万险，如果想赢得进步，赢得胜利，就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力量支撑。长征所折射出来的精神，是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动力。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留下的是：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及无与伦比的勇敢。一个没有精神的人，是心灵荒凉的人；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是前程黯淡的民族。精神的质量可以改变个人的命运以及历史的走向。

2、双方力量的对比如此悬殊，这在人类战争史上还没有过

 

然而，对于80年前我们的前辈所创造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我们究竟了解多少？理解了多少？作为中国人，我们应当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有理由读懂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长征，这也是笔者写就《长征》的原因之一。

王树增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艰难险阻的远征，是不畏牺牲的远征、更是传播理想的远征。长征翻越了20多座巨大的山脉，其中五座位于世界屋脊且终年积雪；渡过了30多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江；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袤湿地，那片人烟罕至的湿地面积几乎与法国的国土面积相等。

在这一历史事件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当中经受住了最严酷的敌我斗争的考验。长征，是一种流动状态，是一种行军状态，是一种突围状态。或者说得更极端些，长征是一种每一天都要面对围追堵截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我们的人员、武器、生存补给从哪里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如此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还没有过这样以弱胜强的实例。

这就是为什么红军长征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大量的牺牲。笔者作了一个统计：仅以中央红军为例，出发时有12位红军师长，长征过程当中3死9伤。这12位红军师长从中央红军出发的那一刻起，一共只有22条胳膊，因为其中有两位师长是独臂的，在第五次反“围剿”当中这两位师长各自失去了自己的一条手臂。

红军出发后牺牲的第一位师长就是独臂师长洪超，第四师师长，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还没进广东的时候，他第一个中弹倒下了。

在残酷的战斗当中失去手臂的还有余秋里。在滇黔交界处的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打断了他的胳膊，那时候部队正在突围，既没有药品，也不可能坐下来疗伤，只能用绳子把伤臂捆在身上奔跑。3天后敌情缓解了，他才在路边坐下来，自己解开绳子，已经严重溃烂的胳膊就这样直接掉了下来。但是他活下来了，后来还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我们共产党人的生命力是不可思议的。

还有一位独臂将军——贺炳炎。长征途中部队向云南行进时，在两省边界上遇到一队国民党军的阻击，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的警卫员冲他喊：师长，你负伤了！他还不高兴地说“你喊什么喊”，低头一看，自己半个身子都红了，一条胳膊已经被打断了，流血过多人一下子昏迷了。战斗结束后，部队进了一个小村子。贺龙询问他的卫生队长，贺师长的命还能不能保住。卫生队长说要把胳膊锯了，也许能保住性命。于是，他们在村子里的一个打麦场上，架起一口大锅，里面煮了两根老百姓锯大木板的锯条。卫生队长和卫生员们抬了个大凳子，拿根绳子把贺师长抬过来捆在凳子上，什么麻药都没有，就这样踩着贺师长的身子锯下去。贺龙当时都不敢看，锯完了才回过头，从凳子底下的一摊脓血里扒拉出一些东西。以后在长征的路上，每次做战斗动员时，贺龙都从怀里掏出手巾打开，说：同志们，这里面是你们师长的骨头渣！贺师长最后活下来了。

3、“如果要念一遍倒在湘江边的红军将士的名字，我会从黄昏念到黎明”

湘江战役，是长征当中最为严酷的一场战役。湘江战役不是发生在湘江的宽阔河段，而是发生在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那里河面很窄，冬天的时候可以涉水而过。笔者曾多次勘察过战场，依然无法想象那条不宽的江水里和江岸边能倒下数万人之多——红军长征出发的时候有8万多人，过了湘江只剩下3万多。

如果我们念一遍那些倒在湘江边的红军官兵的名字的话，会从黄昏念到黎明。尽管其中一部分官兵的名字我们并不知道，而且也永远不会知道了。

笔者曾经在十多年前勘察战场的时候，在附近的农村碰到一位80多岁的老汉。当问他知不知道这儿曾经打过仗时，他回答说记得，但是不敢看，打仗时附近乡亲都跑得远远的。打完仗他回来看了一下，只记得那条江是灰色的。当时的红军军装就是灰色的，这意味着江面上漂满了红军的尸体。

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到了一个鲜有人提及的名字——陈树湘。34师师长陈树湘，是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一位红军师长。

34师是负责后卫的。湘江战役作战的惨烈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为保证中央机关过湘江，陈树湘率部死守阵地阻击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当主力部队和中央机关终于过江之后，34师陷入重重包围，最后全师官兵绝大部分阵亡。

笔者后来读到34师最后一次的师党委会记录，上面只有两条：第一，把所有的电报和机密文件烧掉；第二，如果谁还能活着出去，3个月以后井冈山上再见。当时的红军官兵，包括一些高级干部，都不知道长征要走到哪里去。在他们心目中，只有一座高山，那就是井冈山。

最后的时刻，陈树湘师长腹部、腿部中弹，负伤被捕。当时湖南的军阀头子叫何键，杨开慧也是被他杀害的。何键给前线湘军将领打电话：“把这个红军师长给我活着押到长沙来，这是了不得的胜利。”湘军官兵连夜抬着陈师长，沿着田野小道赶往长沙。突然，后边抬担架的那个士兵，脚下踩着什么东西差点滑倒。原来，陈树湘师长躺在担架上，用手撕开自己腹部的伤口，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扭断而死。

这位被当地老百姓称为“断肠英雄”的人，如今就葬在道县，长眠于湘江边上。道县的坟墓中埋着的他的骸骨，然而是没有头颅的。据档案记载，他的头颅当时被割下来送到了长沙，放在木笼子里挂在小吴门的墙上示众。笔者相信，那颗头颅死都不会瞑目的，因为那颗头颅的面前是一条小街，叫瓦屋街。他就是瓦屋街人，那里有他的家。在这条街上一个破门板的后面就躺着他多病的母亲。陈树湘师长竟是以这种方式和母亲最后相见，那一年他29岁。

在敌我兵力如此悬殊的战争中，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党所领导的红军官兵，之所以能够战胜强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心中拥抱着信仰，是信仰的力量使他们无惧于任何强敌。

在长征初期，最早出发的方志敏的部队红十军所属各部队在指定地点会合了。不久，在撤离根据地的突围行动中，方志敏被捕。国民党告诉他，只要肯在认罪书上按个手印，高官厚禄应有尽有。面对这些，方志敏却在监狱中写下了一系列的文章，如《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在《清贫》中他这样写道：我愿意吃世界上最粗鄙的粮食，我愿意住世界上最简陋的茅屋，我愿意奉献我的一切，就是为了受苦受难的广大民众，能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这就是信仰！最后，方志敏被秘密枪杀了。

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他临刑时的照片：披着一件棉大衣，满身都戴着铁链。这个形象，在我们心目中就是一座信仰的丰碑。

长征的时候一部分干部被留了下来，其中大部分很快都牺牲了，瞿秋白就是其中之一。枪决瞿秋白的一位国民党上校留下的档案中这样记载着：押着“这个共产党的匪首”向刑场走去的时候，他一路一直在唱着一首歌，我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原来他是在用俄语唱《国际歌》。《国际歌》唱的是什么内容？“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行刑时，他走到一块草地边，坐在地上，面对着枪口，坦然说了四个字：“此地甚好。”

陈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腿部负重伤，没法走路，也留了下来。在中央红军转移之后，陈毅在山里整整坚持了3年之久。没有给养，没有药品，国民党天天搜山，几乎每天都与死神迎面相撞，还跟死神聊聊天。但是他在如此艰苦的岁月中留下了许多诗篇。其中的《梅岭三章》写道：“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信仰——要为大多数的穷苦百姓服务，要把自由带给劳苦大众。还有这样的诗句：“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我死了到地狱之下还要召集我的部下，与黑暗的旧世界斗争到底，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在笔者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一首诗歌，当数叶挺将军的那首《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这就是信仰，如果没有这个信仰，长征是不可能走下来的。

4、以如此一往无前的精神来面对自然考验的，唯数长征

长征中经受的另一种考验，是大自然的考验。以前说到长征，无非是说吃树皮、吃草根，但仅看到这些是浅显的。与自然相比，人的力量如此渺小，但长征却是哲学层面的“人定胜天”的真实写照。长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唯一一个能够以如此一往无前、大无畏的精神来面对自然考验的壮举。

我们党和我们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经受住了苦难的极端考验，雪山草地、茫茫征程，绝大部分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仅从草地来说。现在的草地真是漂亮，高速公路笔直通过，鲜花盛开。那里的纪念碑很多，在红军当年走过的地方，沿途都能看到一些纪念碑，包括在黄龙、九寨沟等著名景点。

但是在长征的时候，那里没有人烟。过草地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吃的，只能吃草。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大部分来自福建、湖南、江西等地，而对于川西的草地植被，他们根本不熟悉、不认识，于是很多人因误食而中毒、甚至死亡，却没有办法医治。

参加红军的彝族战士

于是红军的政治部门作出决定，没有命令不许随便吃草，并专门成立了一个试吃小组，只有在小组成员试吃之后，没有过敏或中毒现象出现，生命健康没有受到影响，其他红军官兵才能吃这种草。要参加试吃小组有一个条件，必须是党员。笔者猜想，当他们误食某种植物倒下的那一刻，应该是没有遗憾的，因为他们以自己的牺牲挽救了战友们的生命。

曾有不少读者问起，长征时期为什么那么多小红军生生死死都要跟着这支队伍走？他们到别的地方也能活，而跟着红军队伍走恐怕会饿死，在战争中也会伤亡。笔者回答道，那些目不识丁的小红军，跟他说马克思、列宁恐怕没什么用，因为他不识字。但是他心里明白，他生下来就是穷苦的孩子，他生下来就不是“人”。当他参加了这支队伍，他第一次感觉到了做人的尊严。

在这支队伍当中，官兵是平等的，吃的一样，穿的一样，牺牲的姿态都是一样的，而且牺牲的往往是他们的上级，他们的楷模都是党员。当看到那些冲锋在前的师长、政委们牺牲倒在地上的时候，当看到那些试吃野草的党员倒在地上的时候，那些目不识丁、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小红军，生生死死都要跟着这支队伍，哪怕明天死去。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笔者在书中写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叫郑金煜，是红2师4团的一个小通信员，江西石城人。在长征途中，他除了背着自己的干粮之外，还背着锣、鼓等宣传工具，沿途做宣传工作，跑前跑后，大家都非常喜欢他。有一天大家没见到他，才知道他生病了，所谓生病其实是饿的，最后病得无法走路。他的政委杨成武把马让给了他，他在马上坐都坐不住，最后战友们只能用绳子把他捆在马上前进。

将要走出草地的前一天，他突然在马背上说，我想见政委，我有话跟他说。他对跑过来的政委说：“政委，我不行了。在政治上我是块钢铁，但是我实在是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我要死了，我看不到革命的胜利了。”说完这句话，他就死在了马背上，那年他17岁。“在政治上我是块钢铁”，这句话格外动人。

张生荣12岁参加红军，15岁随队伍长征，并参加了艰苦卓绝的湘江之战、强渡大渡河等著名战斗。红军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时，张生荣是红一师特务连的司号员，就是他吹响的冲锋号。图为张老展示他当年强渡大渡河吹起战斗号角的姿态。柳军摄影。

在和平年代，我们在追求道德，追求人格，追求政治素养和信仰这样的精神需求时，必须做到像钢铁一样坚定。这样，在面对种种复杂的社会考验时，我们才不会失去自己的方向。

笔者坚信信仰的力量，作为一个人、一个个体，如果你拥抱自己内心的精神价值，获得成功的几率会得到很大提高；作为一个民族，永远坚守自己崇尚的那份精神价值，永远拥抱着自己的那份信仰，我们民族的复兴和昌盛终究会到来。因为，我们民族的主心骨还在，我们信仰的旗帜还在高高飘扬，因为长征永远在我们心中！

（作者：王树增，著名军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