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军“放水”的老蒋是最大的“卧底”？

——兼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感想

北部湾的风

10月21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大会。

习近平强调，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习近平指出：【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80年前那段苦难和辉煌，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长征在我们党、国家、军队发展史上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在历史虚无主义妖风甚嚣尘上的这些年来，自由派中的前朝遗老遗少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对历史的戏说、歪曲越来越离奇，越来越搞笑。尤其是对长征的历史的歪曲和攻击。

有一个公知为了证明红军时代吃皮带是假的，便把自己的皮带放在锅里煮了一天，也没有软化，也没有能吃一口。于是便说以亲身说法，红军那个时候吃皮带是假的。

公知张戎称泸定桥没有守军，还有人称红军跟当时刘文辉的川军达成默契。

冯玮早在2011年6月，就在微博上进行如下宣传：

【小时候老师告诉我“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但现在我都没搞明白：“抗日应该上东北或华北，怎么跑西北去打鬼子?”老师还告诉我有个“抗日小英雄王小二”，但她没说有“杨小二”啊!看到这条微博，我明白了，不仅有“杨小二”，还有“二”的平方!难怪央视有那么多二!】

2013年6月15日，冯玮转发攻击红军长征抗日目的的微博，并强调：【抗日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应当小说读。】

而最搞笑的说法，当数红军长征是老蒋的国民党“放水”的结果的说法了。

在纪念红军长征结束80周年之际，把某些人的“放水”说拿出来把玩把玩，还挺有意思的。

所谓的“放水”说是这样的：

在人们印象中，蒋介石一贯视中共为心腹之患，必欲去之而后快。但政治人物的复杂常出乎普通人想象。比较早提到蒋介石在红军西进时有意放水的是蒋纬国。

晚年，他在口述自传中谈及这段历史时称：“从整体来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

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在东南北三面展开对红军的围困，西面赣州方向却始终未布置有力部队，这固与赣州一带临近广东、湖南的特殊地缘政治相关，但蒋的无所作为仍让人印象深刻。

蒋介石这种明显违背军事常识的做法，动机十分可疑。事实上，他在这一段时间的日记中，记录下对中共真实心理的蛛丝马迹。9月6日，日记写道：“预定：一、进剿至石城、宁都与长汀一线，当可告一段落，以后即用少数部队迫近，与飞机轰炸当可了事。二、用政治方法招降收编，无妨乎。”

以此为基础，1934年底除旧迎新之际，蒋瞻前顾后，在日记中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结合：“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这段话，和前述种种结合看，的确意味深长。

从表面上的实际情况看，地方军阀的做法也似乎与此相吻合。其实地方军阀对蒋介石驱赶红军进入西南诸省，让地方军阀与红军斗个两败俱伤，最后中央军尾随进入西南诸省坐收渔利洞若观火，于是他们也就接力“放水”。

一开始是广东军阀“放水”。

蒋介石对粤桂势力心存顾忌，而粤桂也对南京中央保持高度警惕，在此背景下，中央苏区的存在客观上为双方提供了一个缓冲区域，粤方尤其愿意维持这样一种力量平衡。

在共同战略利益驱使下，中共与粤方之间一直保持接触。

由于沿途没有遭遇重大阻击，11月下旬，红军很快进抵湘、桂边境。在此，蒋介石布置了所谓第四道封锁线，希望湘、黔、桂等省部队在边境地区拦截并消灭红军。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认为这实际是蒋介石驱红入桂的企图：四面堵截，红军定要寻找出路，一旦红军进入广西，中央军就可顺理成章尾随入桂。正因此，让红军尽快通过湘桂边界西进，成为桂系首要目标。桂系制定“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送客”方针。

在蒋介石催促下，桂系作出北压姿态，与掩护部队红三军团第五、六两师展开激战，红五、六两师伤亡过半。湘江战役对红军是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在四面皆敌时，红军虽付出惨重损失，但主力部队得以渡江保全，顺利入黔。

红军进入贵州后，通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1935年4月底转进到云南境内。作为地方实力派的龙云，在判断红军只是过境后，采取保境方针，避免和红军发生冲突。孙渡回忆，早在红军刚刚进入西南时，云南方面就有“若共军既已进入云南，为免除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的预案。

当红军大兵入境后，龙云致蒋介石的电文中明确表示：“职意各部队除追击者继续追击外，其尚在曲、沾、威各县之部队，拟宜暂驻原地，以观匪之行动如何，再行决定。”显然，龙云是以让红军出境为自己最大利益。

就当年的表面上的结果看，长征时期国民党的“放水”举动都达到了目的，尤其是蒋介石，趁追击之机兵不血刃进入大西南，并使红军陷入长途跋涉的困境中，堪称所谓的“神来之笔”。

“放水”说的最大收效就是贬低红军长征的意义，給老蒋当年的“剿共”没有效果找个台阶下，顺便也給老蒋披上“人道主义”的温情外衣。

下面逐一反驳：

首先，红军吃的皮带不是现在经过工业化加工制成的皮带，而是当年农牧民经过简单初加工的皮制品，以及原本就是准备在路上充饥的皮带。煮熟是能够吃的，这从侧面反映了红军长征的艰辛不易，更折射出红军战胜艰难困苦的决心和意志。

以现在那些养尊处优的公知是无法理解当年的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的那种革命精神的，就像杨靖宇牺牲以后，残忍的日军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也无不为之震惊一样。

关于飞夺泸定桥，有人以历史资料有力地反驳了张戎的鬼话，限于篇幅，在这里不引用相关材料。张戎是“高干子女”。后来她的父亲因支持陶铸被打成反GM，送进山区劳改。张戎因此丧失了她原来的优越生活，开始了她的“苦难历程”: 1982年，她在约克大学取得语言学博士的学位，毕业后，她决定在伦敦定居，执教于伦敦大学东方学系。从她的经历和她凭空捏造泼污M的那些书就可以知道她的那些话是什么东西!

至于冯玮，了解他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的那一系列谬论，就对他否定和歪曲红军长征的历史不会觉得奇怪了，对于他，本人准备另外撰文评论，在这里也不多说了。

下面重点反驳所谓的“放水”说。

在很多网站的论坛和QQ群里面，有一种现象很特别，那就是自由派公知尤其是他们中间的前朝遗老遗少非常痛恨所谓“勾结ZG”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张学良，他们骂张学良是千古罪人，认为假如没有他或者他不这样干，红军早就被灭了，也就没有后来国民政府被推翻那一幕了。

自由派公知最可笑的一个特点就是顾首不顾尾，常常是一边推销能够刺穿任何坚固的东西的矛，一边推销任何锐利的武器也刺不破的盾。

因为假如“放水”说成立，那么前朝遗老遗少们的“千古罪人”的高帽子就不应该戴給张学良，而应该戴到“常公公”头上了。

有人曾经调侃“常公公”，称他是ZG打入国民党里面最大的“卧底”，也有人称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一大元帅、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第一部长。

理由如下：

1924年，常凯申就任黄埔军校校长。他对共产党人悉心培养，为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如陈赓粟裕林彪等优秀将领。但如果是党国的将领，如一期的杜聿明却没有这么用心，以致日后解放战争还打不过学弟林彪，这都是常凯申同志的良苦用心。后来，他为了进一步学习社会主义，将长子尼古拉送往苏联学习，并在后来与苏联联姻。

但由于其自身对社会主义的了解不足，误将国家社会主义也当成社会主义，故将次子送往德意志第三帝国学习，后发现了自己的这一错误，将次子召回。李克农部长曾指示过常凯申同志，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做一些坏事来保护自己。

1927年，由于斗争形势恶化，常凯申同志不得不发动了四一二事变，违心地杀害了一些同志，以麻痹反动派，得以继续潜伏。 后来日军侵华，常凯申指示不抵抗，实际上是故意留出地方以供中共发展。

在整个抗战之中，常凯申将杂牌军拼光，减少了日后共军解放的压力。

常凯申同志明锐地观察到，中国崛起之后，中苏关系必然紧张，有可能发生大规模战争。故将外蒙独立作为战略缓冲地带。

1945年抗战胜利后，常凯申借国共会谈之机与中共领导人毛会见，向毛提供了大量国府重要情报，并与毛筹划日后解放战争的具体方略，在毛的主持下秘密宣誓加入ZG。

解放战争期间，国军飞机多次轰炸陕西，但未伤及毛，这实质上是常凯申有意向飞行员提供错误坐标造成的。后来引起了反动派的怀疑，不得已给飞行员提供了正确的坐标，但巧妙地让轰炸机装上哑弹，既保护了ZG中央，又保护了自己。

胡宗南，其水平不过一个团长，却被多次赋予围剿毛的重任，都失败。以前很多人认为胡是共谍，其实错了。常凯申很清楚胡的水平，却总是派胡去围剿，用意很明显。

解放战争中，孙立人在开始的时候在东北把林彪打得很难看，常凯申立即将他打压;王耀武被围却不去救，郑洞国投降——这些都是常凯申同志有意为之。同时，将杜聿明从东北战场调到淮海战场，因为常凯申明白，粟裕才是杜聿明的宿命。后来，既不命令杜聿明打，也不命令杜聿明撤回，就命令杜聿明撤离徐州，将杜聿明置于进退不得的境地，以便粟裕歼灭。杜聿明弥留之际曾问郭汝槐当年是不是共党，其实，出卖他的人是他的蒋校长。

常凯申命令傅作义撤到江南，其实就是有意把傅作义往中共推，不然傅作义做个北平王牵制共军还是可以的。

在解放战争中，他让人把国军将领们的家眷送往台湾当人质，用这个巧妙的反间计让很多国军将领与国民党离心离德，于是有260万国军“投G”，按照有理数的加减法，等于白让共军比国军多出520万人，这是他为解放战争作出的很大贡献。

常凯申同志被毛主席任命为运输大队长，为G军提供了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需给养。 渡江战役中，常凯申将黄金美钞运往台湾，断了南京城防部队的念想。同时，此举也是由于他本人三年前目睹了国民党在接收中腐化堕落，为了避免G党重蹈覆辙。

常凯申曾想劝陈布雷投共，为共党送去一个好笔杆子。陈布雷对常凯申是G党惊讶不已，不能接受，自杀。常凯申对此悲痛不已，但成功地将陈的两个孩子送给共党。

朝鲜战争爆发后，常凯申有意出兵朝鲜，但美国识破了他实质是要与志愿军会合的意图而一口回绝。为了掩护常凯申同志，朝鲜战争后国共双方又进行了金门炮战。

毛主席发出公开通告，指示常凯申同志撤离。但常凯申同志想到革命尚未成功，因而拒绝撤离，继续潜伏。

朝鲜战争结束后，常公公情不自禁地仰天长叹，对儿子蒋经国及毛人凤等军事将领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毛泽东的对手，盟国(美国)说我蒋介石不行，可是他们又怎样呢，我看他们西方国家也是一群蠢猪。他们与中共毛泽东比，从哪方面都无法相比!16个国家最精良的军队，30多个国家后勤补给，加在一起40多个国家的陆海空立体军事打击，竟然被毛泽东打的如此狼狈，耻辱啊!看来，反攻大陆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很难实现了!

不过，毛泽东也是中国人的骄傲啊，更是一名奇才。中共有多少能者，我都不放在眼里，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是我的对手，包括诸侯军阀们!唯有毛泽东把我挤到这几个小岛上了。盟国也不是毛泽东的对手，毛泽东打仗是艺术!各方面的领导都是艺术!蒋介石突然把声音提高了八度，是高超的艺术!’他接着又说：‘我们要研究毛泽东!要学习毛泽东!’这就是与毛泽东斗争了几十年的蒋介石对毛泽东的最后评价。”

为此，他差一点“暴露身份”。

他仿效毛主席“延安整风”的经验，并且找毛主席的著作来学习，蒋介石愈是认真研讨毛泽东的一些著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献后，愈发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大加申斥。同时，却又对他的老对手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毫不掩饰地表示欣赏。

他学习ZG，到了台湾以后也搞土改，为以后国家统一打下基础，而最明显的就是在委派李宗仁代总统“投共”探路之后，他也通过陈立夫写文章暗示让毛主席访问台湾，尤其是先后通过章士钊和曹聚仁秘密“通G”，可惜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他1975年清明就光荣牺牲，始终没有能够“归队”，对于他的牺牲，毛主席也表情黯然。

上述这些，如果加上某些人所说的国民党对红军“放水”的说法，就更加坐实了常公公是ZG打入国民党内部最大的“卧底”的说法。

对于常公公这样的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人都不够资格成为某些人心目中的“千古罪人”，那么逼蒋抗日以后又负荆请罪以至于受到蒋介石终身监禁的张学良又怎么能够资格呢?!

自由派人士以“放水”说贬低红军长征的意义，结果是自取其辱!

最后，说到长征，毛主席的一段讲话概括得很精辟：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1个省。请问历史上间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11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11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而从现实的意义上说，长征胜利不仅仅是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更重要的是把中国革命推向全国，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后来的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举行了一个奠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