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告诉我，某省2016年召开全省党史工作会议期间，某厅局级领导在会上公开宣称：要淡化长征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宣传长征中的“普世价值”。

在公知和某些领导干部眼中，长征中的“普世价值”是普遍存在的——信仰追求，顽强意志，艰苦跋涉，百折不挠，牺牲精神，团结奋斗，钢铁纪律，等等等等，其他军队也有，世界战争史上也不乏其例，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看看时下的主流媒体，宣传长征的作品还真有这种倾向。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既然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信仰追求、顽强意志、艰苦跋涉、百折不挠、牺牲精神、团结奋斗、钢铁纪律等等精神素养，那么，抗战胜利后，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正当性何在？

毋庸置疑，抗战胜利后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权是正当的。上述问题的症结在于：在宣传长征精神的工作中，无视草根大众物质利益的唯心史观为滑入“普世价值”歧途开辟了通道，进而为否定中国革命的正当性预设了逻辑陷阱。

革命理想不是虚幻的

——追求劳苦大众的物质利益是其本质内涵

中国工农红军的理想为什么不是虚幻的？

中国工农红军追求的理想，其内容，是实实在在的草根大众的“物质利益”，对此，虽然如今的公知和一些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视而不见，但历史上国民党的文武高官却是认账的。

熊蕾，是当年周恩来同志“一招闲棋”布局而卧底敌营十年的中共谍报“后三杰”之一熊向晖同志的女儿，她记述了父亲讲述过的如下一段史实：

有一次，我父亲陪着胡宗南和白崇禧从西安到延安去，碰上前面塌方了，于是他们就只带着司机和警卫，找到一户人家借宿。晚上，胡宗南就跟白崇禧谈心，胡宗南就问：咱们和共产党斗，你觉得行吗? 白崇禧就说国民党往上走，共产党往下走，上层人少，下层人多。连白崇禧都认识到共产党在发动和团结下层人，并认为取得下层人的心，是制胜的关键。可是，你看看我们现在还有谁在走下层的路线? 我们把自己的传家宝给丢了，这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白崇禧和胡宗南谈话的那个晚上，夜里外头下大雨，屋里头下小雨。老两口和媳妇三口人在家待着，白崇禧想解手，于是就拿起一个瓦盆要当便盆，结果媳妇一把夺过来说：我们家就剩下这两个宝贝了，你想用来尿，这不行。白崇禧就在屋里解手，勉强凑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雨停了，我父亲联系上了他们，白崇禧当时对父亲说：穷成这样，不革命行吗?

再看看蒋介石的亲信是怎样说的——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的蒋梦麟在《新潮与西潮——蒋梦麟回忆录》中回忆道：

有一次我在广州碰到孙哲生先生，我说：“哲生兄！你老太爷中山先生提倡耕者有其田，可是你们中山县土地制度最坏了。普通的比较正常的办法所谓五五，是地主得五成，佃农得五成。后来慢慢改为三七，地主得七成，佃农得三成，甚至一九都有，那就是地主得九成，佃农得一成。试问农民生活哪得不苦？他们住在茅屋里边，穷得连粥也没得喝，幸亏中山县鱼产丰富，他们可以利用农闲时去捕鱼，否则叫他们怎么生活呢？”

不少红军战士参加红军的最初动机是为了“有饭吃”，参加红军后踊跃投身“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战争，正是基于草根大众世世代代被盘剥、被欺压的生存状态。

革命斗志不是好战的

——武装斗争是劳苦大众追求解放的被迫选择

主张“淡化长征中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公知和官员，背后秉持的是“告别革命”论，是对中国革命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否定。其代表作，是曾被称为“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领袖”的李泽厚和另一位著名学者刘再复在境外出版的《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其代表言论，是指责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道路而没有选择改良道路，“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

中国革命为什么选择武装斗争的道路，这里仍旧引用蒋介石的亲信蒋梦麟在《新潮与西潮——蒋梦麟回忆录》中的回忆来说明：

有一年陈果夫先生在南京和我说，他竭力主张要把南京城里的地，尤其是现在还没有造房子的地，统统由政府收购，来办土地改革。等到开会时，他把计划提出后，竟左右碰壁，大多数人都不赞成。他不明白是什么缘故？后来才知道南京的地，多半早被政府里的大官用很便宜的价钱收买了，所以要他们来通过他的计划，当然是很困难的。我那时与陈果夫先生说：“果夫先生啊！南京的地是老虎皮，你要用强力，才能把老虎打倒，剥下它的皮啊！你跟老虎商量，要想通过剥虎皮的法案，那是办不到的。”果夫先生说：“真的，起初我不懂，后来我才懂。”

蒋梦麟还回忆道：

为了改善田租制度，政府举办全省耕地调查，工作持续了好几年。浙江省采取一种比较温和的“二五减租”办法，……这个减租办法却在地主与佃农之间引起严重的纠纷。减租委员会所收受的讼案多如山积，全省各地普遍发生纠纷，减租办法终于几年后放弃。推行减租最力的沈玄尘（定一）被暗杀，死因迄今未明。

连国民党自己派去搞减租减息的官员都要被他们所依靠的势力所“暗杀”，泥腿子们自己起来争取自身的权利，又怎能不是血腥的？

革命团体不是江湖的

——官兵一致是红军凝聚战斗力的内生动力

在公知和某些领导干部眼中，红军长征中的内部团结也是“普世”的“友爱”，或流行江湖的“忠义道德”。

其实不然，红军内部团结最根本的一条是官兵一致，这是没办法在旧军队中“普世”的。而红军内部的官兵一致，始于井冈山时期对旧军队的政治改造。要了解这一点，有必要展示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关系，特别是展示国民党文武高官的回忆和评价：

国民党昔日的兵役司令官周开勋坦白：国民党“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于抗战期间出任红十字会会长，他视察役政情况后向蒋介石报告：“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先生在亲身经历了被不知道他身世的官长无辜欺压甚至殴打之后，实话实说了国民党军队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人际关系及其后果：常常有些长官动不动就骂官兵，……在部下的面前，中国的长官都是神仙、上帝；在长官的面前，中国的部下都是白痴、笨蛋。……过去部队里面的基本态度很不对，长官骂干部时，不准干部问理由，其实他自己也说不出理由，也因此造成一批干部不知要做什么，因为不知目的何在，如此自然会盲目去做，所以训练出来的军官“忠勇有余，智谋不足”，冤死的人不计其数。

所以，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在1944年的日记中坦言：“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

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的美国主子的评价：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大量引用西方国家的文献及美国国务院档案资料后记载：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断言：“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他甚至痛斥：“中国军官们对待士兵好像对待畜牲。”

抗战时期美军驻华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写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讲述了“好几个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看到，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了。”

抗战期间美国新闻处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格兰姆·贝克甚至记述：“因受困和国民党的腐化而被浪费了的生命，有的因受命反对自己的同胞，或出于谋略，削弱非中央嫡系军队的长官而战死。有的以同一原由在可怕的长途行军中拖死。还有的，则由于国民党政府故意不把应属他们的食物、药品交给他们而致死。……据信，被日本人杀害了的有三百万人之多。而那种浪费了生命的人却约计千万之上。”

当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在华五十年》曾愤慨谴责：“整个国民党的军事系统终于暴露了它亏待士兵的可怕后果。……抗日战争期间，军官们的贪污行为就已经十分猖獗。国家资源日益枯竭，前途已经无望时，这一现象依然如故。”

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同，中国工农红军实行的是在旧军队中无法“普世”的“官兵平等、官兵一致”的建军原则，所以，才能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艰难奋战而不溃散”。

鲁迅说：“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历史上，劳苦大众是在比较中，认同了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给自己带来的生活理想，认同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道路，认同了亲如兄弟的革命队伍。

同理，在当下长征精神的宣传工作中，要避免落入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陷阱，也需要这种历史存在和历史变革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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