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精兵简政的六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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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为了稳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应对日军的疯狂进攻，我们党在抗日根据地积极主动开展符合局势变化的军政建设。精兵简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对于精兵简政，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而对其所具有的历史特点至今尚乏人总结。实际上，作为一场成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变革，精兵简政在具体实践中经历了漫长的摸索过程。这个过程特点极为鲜明，并颇具独特之处，大致说来可主要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主动性强。抗战时期精兵简政是在敌后根据地日渐缩小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中共在“鱼大水小”的情况下为了克服抗日根据地严重的财力困难、维系抗战局面而主动提出的精简机关、休养生息的应对之策。毛泽东曾指出：“‘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其实，面对如此严重的困难局面，在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之前，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从军队着眼开始了局部摸索，而且在精兵简政提案提出之际，中共中央更是同步下发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要求主力部队适当采取精兵主义，减缩编制。由此可见，精兵简政是中共中央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对困难一致主动探索的新路。尽管当时的精简尚处于摸索的初级阶段，思路尚未明晰，但由其高度重视的态度已足可看出我们党谋求发展之道的主动性。

二是主题鲜明。精兵简政的主题就是“精兵”与“简政”。按照1942年9月15日《抗战日报》社论《贯彻精兵简政》的说法，所谓“精兵”，“就是要把我根据地内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的抗战力量配备得更精干”；所谓“简政”，“并不是减少政事、减少工作，相反的，是要加强政事、加强工作，使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提高，此外则把某些不适当的工作加以调整，某些文牍现象、繁冗事务加以淘汰，使执行起来灵活、机动、切实，收效大，而人民又容易了解、接受”。在鲜明的主题指向下，精兵简政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对此，1942年1月13日《晋察冀日报》指出：“只有干部质量提高，每个人站得住岗位，而政才能简，工作才能头头是道。也只有行政机构精干，工作制度健全，干部才能更发挥才能，胜任愉快。”因此，精兵简政不应使工作减少，而是要使工作正规化、系统化，提升对工作的要求，推进各方面的建设。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执行精兵简政方针时，抓住各自的工作中心，“减少一切不必要的事，少开空头会议，少作主观命令，少作不合实际的工作布置”。同时，还要建立正规化的工作制度，正确使用干部，使机构灵活健全，手续方便快捷。

三是目标明确。精兵简政的目标是我们党在精兵简政逐渐开展过程中思考总结出来的，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主要有五项，即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1942年12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毛泽东撰写了一篇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他强调指出，“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如果我们把这五项要求在党的、政府的、军队的各个系统中完全实行起来，那我们的这次精兵简政，就算达到了目的，我们的困难就一定能克服，那些笑我们会要‘塌台’的人们的嘴巴也就可以被我们封住了。”

四是波及面广。这主要可从横向、纵向和任务三个方面来说。就横向而言，精兵简政所涉及的范围既有军队系统、政权机关等主体部门的精兵简政，亦有群众团体与教育等部门的精兵简政。就纵向而言，可从以上几个领域来分论：就军队系统来看，既有正规军、游击队、民兵等不同层级的精兵建设，亦有部队各机关勤务与荣退人员的精简与安置；就政权机关来看，既有边区、行署、专署、县、区、村等不同层级机关的精简，亦有各机关人员在精简之后的多元安置；就群众团体来看，既有农、工、青、妇等不同团体的精简统一，亦有自中心区、县一级到区一级群众团体整体编制的“瘦身”；就教育部门来看，既有学校之间的合并与教师、杂务人员的减少，亦有针对师范、中小学等不同层级教育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以适应抗战局面的摸索。就任务而言，更是铺开了一张网，即不仅关系着抗战能否取得最终胜利，而且关系着人民负担轻重和根据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局势。精兵简政最初就是为了有效减轻人民负担、坚持长期抗战而提出的，是在仅靠发展生产难以解决困局的基础上的节流之策。因此，提倡节约、反对浪费也就成为其题中应有之义。

五是阶段性强。关于抗战时期精兵简政分为几个阶段的问题，通常的看法是陕甘宁边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都经历了三个阶段，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则经历了四个阶段。然而，在各抗日根据地精兵简政中，三阶段、四阶段固属事实，五阶段也同时存在。即便是同一根据地内部，阶段划分也不一致。如陕甘宁边区一般经历了三次简政，亦有四次简政者，神府即属此例。1943年3月16日《抗战日报》“神府讯”即明确指出：“神府精简工作，根据裁并缩减的原则，前后共进行了四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普遍经历了四次简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一般经历了四次简政，亦有五次简政者。山东抗日根据地一般经历了三次简政，亦有四次简政者，而且各地在历次精简的时间上亦相差较多。需要说明的是，各地精兵简政之所以划分如此多的阶段，并非主观为之，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

六是过程曲折。这主要体现在精兵简政推行过程中的调适与修正上，即各抗日根据地在具体实践中都针对所出现问题对精兵简政之策作了切合实际的修正，使之最大限度地适合自身情况。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所以开展四次精兵简政，就在于此前精兵简政存在一定不足或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进行补正。据《（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简政与整风总结》（《晋察冀日报》1943年5月22日）显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次简政始于1942年1月，主要是从量的方面减人，缩小各级政权编制，其中区级编制大为缩减。第二次简政始于1942年9月，主要是边区一级缩减较多。这两次简政，主要是作了“减”而没做到“简”，文牍事务依然繁重，事务主义与文牍主义倾向仍相当严重。第三次简政是在前两次基础上进行的，主要是从组织机构与工作领导方面实行简政，成效远超前两次。第四次简政是第三次简政的继续，中心在于“改进领导，进一步贯彻简政”。经过四次简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面貌焕然一新，各级组织机构大为缩减，文牍主义和事务主义倾向基本肃清，领导力得到提升。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特点均系就抗日根据地总体而论的，具体到不同的抗日根据地而言，亦呈现出一些不同之处。比如，由于精兵简政首倡于陕甘宁边区，并继而推广到华北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做法对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自然具有一定引导作用。当然，这种根据地之间的影响是多向交互的，其他抗日根据地对陕甘宁边区亦会有影响作用。毛泽东就曾专门针对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精兵简政的实施情况写就著名篇章——《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号召各地向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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